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六章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前很久就开始去国外旅行。1966年，我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去了保加利亚，同年11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时，东德正在实验新的计划和管理方法，采用激励机制，给企业更大自主权。在两天时间里，我们听讲座，抽空游览柏林。
即便在战争结束二十年之后，来到这座城市也让人神伤。眼前的柏林让人陷入了回忆。被摧毁的房屋和纪念碑、帝国总理府原址的空地上成堆的瓦砾、勃兰登堡门和象征着战后世界划分的柏林墙赫然在目。在门的右边、墙的后面矗立着已经消亡的那个帝国的国会大厦。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昏暗颓败。但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城市、企业和村庄——与普通人相见时的气氛都显得友好，尽管并不特别热情。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有几件事情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德累斯顿，我们参观了城市的戏剧艺术遗迹。这座城市在战争就要结束时遭到盟军的空袭轰炸。与这场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累斯顿美术馆欣赏《西斯廷圣母像》时的美妙体验。
星期日，我们在科特布斯区参观了索伯斯拉夫人社区，他们很久以来一直住在下萨克森。参观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像所有旅游者一样，我们登上人工划桨的游船，桨工是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索伯斯拉夫妇女。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但有些事却显得有些离奇：健壮的男子闲在那里，而妇女们在用力划桨。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运河里游船如织。我们发现人们对我们讥讽挖苦，嘘声连连。我们立刻要求离船上岸。
我们的行程中包括波茨坦。我们参观了盟国领导人在战争胜利后开会的地方——无忧宫。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谁坐在哪里，还说一个记者从斯大林坐过的椅子上削了一块下来作为纪念品，当然还讲了杜鲁门[1]在会上的举止，特别是他接到关于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电报时说的一句话：“婴儿诞生了。”
我们在民主德国的时候是乌布利希[2]当政，五年后被昂纳克[3]所取代。即使在当时，昂纳克在我们代表团离开之前对我们发表讲话时已充满了自信。
我们的参观访问结束后，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对民主德国的改革经验引起高度重视。
我对保加利亚的访问是按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与保加利亚帕扎尔吉克地区之间的联系项目进行的。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成立25周年庆典。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大会，发表讲话，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永恒的友谊。我们还商谈了业务事项，包括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保加利亚的地方政府拥有比我们更大的自主权力，因为我们连蝇头小事也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不久将担任地区党委书记的德米特里·茹廖夫[4]在出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确实对差异感到大吃一惊。后来，他出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1974年，我再次访问保加利亚，去了索菲亚、普罗夫迪夫，参观了希普卡纪念碑，还访问了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在两次访问之间，这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建了许多新住宅区，特别是独栋住宅、工业建筑、温室和道路。葡萄和蔬菜种植采用了新的方法，到处是如海的鲜花和花园。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我认为保加利亚选择了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在寅吃卯粮，不久将为此付出代价。
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是最为困难的一次出访。代表团成员有托木斯克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5]、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6]和苏联教育部副部长祖拉夫勒娃。我们计划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未来交换意见。在我们访问时，这个国家有17个青年组织，都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就政府如何赢得该国青年人信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想要完全撇开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这个国家的形势来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说我们感到不舒服或不高兴并不足以描绘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到人们谴责和拒绝这次行动。
布拉格处于一种半瘫痪的萎靡状态。我们的（捷克）同事认为不可能带我们去会见工厂工人。事实上，他们自己也避免这样的会见。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与基层打交道。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先要分析形势，然后才会下基层。”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可讲给基层民众听的，而且还害怕他们。
学生节前夕，我们在布尔诺。东道主鼓起勇气带我们去了一个大工厂——斯布若约夫卡军工厂。当我们来到工厂时，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工人们对我们的问候不予作答，故意转身而去。这是一种可怕的感受。工厂党委的大部分委员很不赞成苏联的行动。我们发现，这个工厂的工人在1968年8月支持杜布切克[7]政府，军队被派到工厂里来镇压他们的抗议。1969年8月，布尔诺发生了更多的反对政府和苏联干涉的群众抗议活动。总之，形势是紧张的，我们代表团得到了武装人员的全天候保护。
在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对城市的景观感到震撼。事实上，市中心的所有房屋都有弹孔痕迹，墙上都涂有反苏涂鸦。代表团受到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斯拉维克的接待。会见在一开始显得平和，但当我方有人回忆列宁虽然赞成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坚决反对在党的建设中实行类似方式时，这位第一书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早上，没有任何党的领导人来接我们。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熟人来救了我们。中午时分，我们登上德文山，这里埋葬着为解放斯洛伐克而牺牲的苏军士兵。我们默哀向他们表示敬意。这是一个温暖的晴天，山下多瑙河波光粼粼，可以看到远处维也纳教堂的尖顶。我离开布拉迪斯拉发时，头脑里思索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种忧心忡忡的感觉。
1970年代，我还去过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受到所在国共产党的邀请，或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或前往度假。
度假的时间要比访问的时间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国家和人民的生活。
所有的这些出国旅行，无论方式如何，我都十分感兴趣，因为国外的信息十分难得而且都是经过筛选的。报纸、刊物、图书和电影受到严格的控制，无线广播受到干扰。苏联旅游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准许去东欧国家。如果有人想去西方旅行，就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思想审查。“铁幕”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一种比喻，它成为了现实，其中起作用的有“另一方”，也有我们一方。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离开斯塔夫罗波尔是一段令人十分痛苦的经历，这样说毫不夸张。说心里话，我热爱这片土地，它的草原、深谷、树林，当然还有丘陵和高山。我和我的家人一有时间就会到那些地方去。我最喜欢的地方有阿基兹、多姆贝、皮亚季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和热列兹诺沃茨克。我们与这片土地已经密不可分。有人也许会认为那片占边疆区总面积44%的干草原没有什么用处。干旱对农民来说肯定是灾难。
但在春天、初夏和秋天，草原上的景色美不胜收：那些色彩、气味、恬静和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到5月初，从萨尔斯克、卡尔梅克草原方向直到伏尔加草原都铺上了一层宛如地毯似的天蓝色郁金香。更多的时间是冬季，嘎斯越野车也会陷在雪堆里动弹不得。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还有许多小河，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惬意的地方坐在芦苇丛旁读书，甚至还能钓鱼。马内奇湖及其支流都消失在沙地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北方候鸟喜欢来的地方。
夏天的晚上，我和赖莎喜欢到斯塔夫罗波尔外面的森林地带去。6月，这些森林周围环绕着麦穗的海洋。我们喜欢倾听鸟儿在夜晚歌唱。尽管这不是音乐会，但我必须说比今天的许多音乐会要动听许多。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草原上度过的。斯塔夫罗波尔市坐落在斯塔夫罗波尔高地上，其最高点是海拔831米的斯特里扎蒙特山。有一种味道很苦的哥萨克传统药物所需的17种草药都生长在这座山上。
我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斯塔夫罗波尔。每个人都有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对我而言，在世界地图上、在整个地球上，这个地方就是生我养我的普利沃诺耶村。我在村里长大的那座棚屋已经不在了，踪影全无；那里离萨尔斯克草原的边缘只有几码的距离。
当我撰写我的第一部回忆录时，我急于用语言来表达记忆中我长大的院子和房屋，这些记忆已经深入到我的内心和灵魂之中。一次，我重返普利沃诺耶村，来到村子的边上。那里的土地已经耕种，生长着谷物和青草。我们家的棚屋不见了，我儿时的奇幻院子也不见了……
在村里的墓地，我的爷爷安德烈和外祖父潘捷列伊、祖母斯捷潘尼达和外祖母瓦西里莎以及他们的子女们都葬在那里，我父亲和母亲也葬在那里。我母亲比我父亲多活了18年，在莫斯科去世。我答应将她安葬在父亲的身旁，我在1994年兑现了我的诺言。母亲在复活节前夕离世，葬礼在村里的小教堂里举行，这座教堂是村里在我的帮助下建成的。
现在我再去普利沃诺耶村，已经有许多人不认识了，但我与他们的母亲、父亲、祖父和祖母很熟。小辈们已经长大成人，这就是自然规律，而我自己已经79岁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这么长。同时，我还没有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我。“我的日程”已经由“上天”决定，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久。但我相信我们应当把今天当作我们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就是为什么我急于要写完这本书。实际上，自赖莎离世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头脑里开始动笔写了。
对于伊琳娜和她的第一个丈夫阿纳托利来说，离开斯塔夫罗波尔似乎不像我们那么痛苦，但这也许是我的误解。莫斯科在召唤他们；从他们的低声交谈和不耐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已经飞到了莫斯科。他们已经在医学院学了四年，现在他们希望能在莫斯科医学院完成学业，获取学位。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那些年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是农业、工业，连度假村、教育、卫生和文化都与我休戚相关。
我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集体事业并且推广新生产技术，这些举措大大有利于发展。到1990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经不存在任何亏损的农场。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账户余额达到1000万卢布——1500万卢布。
……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正值斯大林去世之后国家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我直接卷入其中。我将那段时间称为我的“小规模改革”。这检验了我的力量，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重大责任。所有这些给了我信心，决定了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后所做出的反应。
在我们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那一天，赖莎和我决定与这座城市道别。我们上了我们的汽车，驾车穿过市中心的历史街区驶入新市区，城市在这里突破原有的市区界线向森林伸展。我们接着驶向“俄罗斯森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对那里了如指掌。赖莎与我一样热爱大自然。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大自然总是能给我带来救赎——我总是能消除我的不安、愤怒和疲劳，恢复心灵的平静。对我而言，大自然绝不仅仅是我生活的环境。我总是能感觉到心中与大自然的天然联系，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造就我的不仅仅是人和社会，还有大自然。
1992年，全球论坛邀请我出任国际绿十字会的创始主席，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认为这并非出自偶然。驿动的内心无疑发挥了作用。全球论坛在里约热内卢与一个联合国主办的环境保护峰会同时举行。从1993年至今，我一直在着手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从中获得的乐趣一点也不比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少。有什么样的事业能够比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而将生命奉献给保护自然的事业更加崇高呢？
[1] 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1935—1945年任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1945年1—4月任美国副总统。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
[2]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3] 埃里希·恩斯特·保尔·昂纳克（Erich Ernst Paul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1928年加入德国共青团。192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1931年期间在苏联接受培训。1931年回国，并开始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1月流亡法国，同年8月秘密回国参加抵抗运动，12月4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37年被判处十三年监禁。1945年3月越狱逃走。1946—1955年任自由德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50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起任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书记。1961年发起建造柏林墙。1971—1976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9年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76—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989年被迫辞职。1990年被捕，随后因病获释。1991年流亡苏联。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迫回国。1993年因病获释，随即流亡智利。1994年在智利病逝。
[4] 迪米塔尔·亚历山德罗夫·茹廖夫（Димитъ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Жулев，1925年5月26日——2008年5月26日），1944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参加了游击队。1969—1972年任保共帕扎尔吉克和布拉戈耶夫格勒区委第一书记。1971—1990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72—1986年任保加利亚不管部长兼驻苏联大使。1987—1991年任驻英国大使。
[5] 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 Кузьмич 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6]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帕斯图霍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стухов，1933年10月10日——2021年1月19日），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1964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4—1977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7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7—198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6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驻丹麦大使。1989—1992年任驻阿富汗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8—1999年任独联体事务部长。
[7]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傀儡政权建立后回国，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9—1951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特伦钦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米斯特里察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5年任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58—196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迪斯拉发省委第一书记。1960—1969年期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副主席、主席。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69年苏联领导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其逮捕被押回苏联。后在两国斡旋下获释回国。1969年被解职。1969—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81年被迫退休。1989年积极参加天鹅绒革命。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发起成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2年因车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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