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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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1888—1938）

　　1888年9月27日（俄历）生于莫斯科。父母亲当时都是小学教员。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用通常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我，4岁半我就会读能写，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热衷于有关自然史的书籍，凯戈罗多夫、季米里亚捷夫、布雷姆是我喜爱的人物。狂热地搜集甲虫、蝴蝶的标本，经常养着小鸟，还爱好绘画。同时逐渐对宗教抱嘲讽的态度。我5岁前后父亲任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我们在这里住了4年左右。这段时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一定程度上是贫乏的，无书可读。但总的气氛是迷人的外省边区城市生活的气氛。我和弟弟“自由”得多了，摆脱了合理化的教育，“走上了街头”；生活在花园、田野，熟悉花园里毒蜘蛛的每一个小洞。培育“人面蛾”、捕捉黄鼠等等。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梦想就是获得《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其他类似著作。然后我们又回到莫斯科，父亲约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贫困。我时常搜集骨头和瓶子，卖两三戈比的钱；抱着旧报纸到小铺去换半个铜戈比。这时候我进入市立小学二年级学习。还需要指出，我父亲生活得毫无条理，却很懂得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的是海涅。这个时期我简直什么书都读。海涅的诗我能倒背如流。背熟了科齐马·普鲁特科夫的作品。还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遍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趣事我可以说一下，在这个年纪我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以及科尔什的《古代文学史》。这种非系统的阅读（“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时造成了一些怪事。例如我记得，读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之后，我在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期间成了西班牙人的热烈拥护者。在科尔什的影响下热衷于古代生活，不免抱着某种鄙视的态度看待现代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经常同所谓“市井少年”交往，然而我决不为此感到后悔。玩“半拐子”、“击木棒”、“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大约就在这时候或稍晚些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同宗教彻底分手了。顺便说说，这是以相当淘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同那些崇敬圣物的孩子们打赌，从教堂含来了“圣体”，胜利地把它吐在桌子上。这里也有些趣事。这时候我偶然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这时候我对自己是不是反基督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我从《启示录》中知道（顺便说一下，我因读《启示录》被学校的神父严重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必定是个荡妇，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不是个荡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异常贞洁、热爱劳动、极端爱孩子、有高尚美德的妇女，这自然使得她非常难堪，因为她怎么也无法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小学毕业时我是“第一名优等生”，但有一年时间没能进入中学学习，然后预习了拉丁语，通过了考试，上中学二年级学习。在中学（莫斯科第一中学）期间几乎全拿五分，虽然从来没花什么力气，从来没用过字典，总是匆匆忙忙地“抄”同学们的“话”，在老师上课前五到十分钟才“准备”功课。在中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组织“小组”、出版“杂志”等等，起先完全是天真无邪的。像常有的那样，我们也经历了写作活动的阶段。然后开始阅读非法著作，接着是组织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组“学生组织”，最后终于决定投身马克思主义阵营。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熟人使我产生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这时1905年革命到来了，到处都有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积极参加了。1906年我正式加入党，开始地下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我同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科得科夫壁纸工厂发动了罢工。考入大学后，主要是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地点，或者是在课堂讨论上对某一“可敬”的自由派教授进行某种理论“袭击”。
　　1908年我被遴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年我被选入其下一届委员会。这时候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常的偏爱，并且读遍了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然后获释，接着又被捕。然后我被保释，但是1910年当整个党的莫斯科组织被破获时，我也被捕（这时我在合法机构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好几个月，被驱逐到奥涅加，为避免被法庭判处苦役（用于我身上的是第102条），于是逃往国外。我在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期间一直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即不曾是“召回派”，也不曾是“调和派”）。在国外开始了我的生活中的新阶段。最初一段时间，我通常是住在工人家中，而整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如果说我在俄国获得了一般知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相当专门的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国外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更多知识。其次，我认识了列宁，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第三，我掌握了数种语言，并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在国外也真正开始了我的著述活动（《真理报》上的通讯，《启蒙》杂志上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我到处都竭力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听了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的课，于战争前夕被捕，被驱逐到瑞士；然后历尽艰辛到达瑞典（中途曾在纽卡斯尔被捕），在这里同亲密的朋友皮达可夫一道在图书馆紧张地研读，直到被捕（所谓霍格伦案件）。接着有一段时间住在挪威（直接参加了“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但不久被迫秘密赴美。在美国任《新世界报》编辑，参加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等等。革命后取道日本回俄，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被孟什维克逮捕。抵达莫斯科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一直站在左翼（在国外时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仍任此职。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超过任何人。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目前我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编辑以及著作家、讲师、党的鼓动员、宣传员等。
　　主要理论著作有：1.《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2.《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的批判）；3.《过渡时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改组的基本规律作理论分析的尝试）；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理论文集《进攻》（反对柏姆—巴维克、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弗兰茨·奥本海默等人）；6.《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为批判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而对再生产过程、市场和危机理论所作的分析）。通俗小册子中流传得特别广的有：《共产主义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纲领》等。处于独特地位的有历史著作《从沙皇制度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后一著作把苏维埃政治制度条件下经济政策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同城乡关系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理论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具有次要意义的小册子、杂志文章等。许多著作，主要是通俗小册子，被译成欧洲和亚洲各国文字。

郑异凡译

布哈林续志

　　布哈林是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十月革命后除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的短时间外，一直担任《真理报》的主编，1924年起担任《布尔什维克》主编，1919一1929年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后，布哈林接替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是共产国际的第一把手。列宁在政治遗嘱中称他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他帮助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用“非常措施”，动用刑法用强征的手段对付广大农民，布哈林同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和时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托姆斯基一道，反对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向农民征收“贡款”，反对用暴力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反对超高速度的工业化，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逐步缓和，等等，为此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斯大林利用所控制的多数击败布哈林，布哈林等人被定为“右倾集团”，1929年布哈林被解除《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起任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4年8月，布哈林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获得热烈欢迎。1934—1937年任《消息报》主编。1935年参加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据布哈林本人说，宪法从头到尾都是他起草的。
　　1937年2—3月中央全会期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同时被捕。关押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布哈林写了三部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此外还有一些诗作。1938年3月13日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15日被枪决。
　　1988年2月4日获平反，1988年6月21日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