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
——“工人反对派”的首领，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女大使
（1872—1952）
第一个参加政府的妇女和第一个担任国家全权代表与特命全权大使的妇女。
我出生于1872年，是在一个地主贵族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我的父亲是俄国的将军，按血统是乌克兰人。母亲是芬兰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我在彼得格勒和芬兰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作为家里的最年幼者，而且是父亲的唯一的女儿（我的母亲是第二次结婚），我受到我们那个具有宗法习俗的人数众多的整个家庭的特殊关怀。家里不让我上旧制中学，因为怕我在那里接触“不良分子”。16岁时，我通过了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的考试，开始上私人讲习班并且听历史、文学等学科的教授们开的课。家里也不让我上贝斯土热夫女子学院。我主要在著名的文学史家维·彼·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直接指导下学习了许多东西。他认为我具有文学才能，所以竭力鼓励我走新闻记者的道路。我很早就结婚了，部分原因是要对父母的意志表示反抗。但是，三年后我就带着我的年幼的儿子同丈夫弗·柯伦泰（我出嫁前姓多蒙托维奇）离婚了。
这时我的政治信念已开始形成。我参加了一系列文化教育团体的工作，当时（九十年代中期）那些团体带有为地下活动作掩护的性质。例如，当我们在当时著名的“教材流动博物馆”工作时，我们就同被关在什吕谢尔堡的犯人建立了联系；我们在教育团体中工作，给工人上课，从而也就同工人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通过组织募捐晚会，我们为政治性的“红十字会”筹集了经费。
1896年是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年春天我访问了纳尔瓦和有名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厂，那里的12000名男女纺织工人的受奴役的处境，给我以触目惊心的印象。当时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更多地倾向于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访问了纳尔瓦之后，我就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来。当时相继出版了两种最早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刊物《开端》杂志和《新言论》杂志，阅读这两种杂志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自从访问纳尔瓦以来，我拼命探寻的道路终于找到了。
1896年在彼得格勒爆发的有36000人参加的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对于澄清我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同叶·德·斯塔索娃以及其他许多刚刚参加外国工作的同志们一起，组织了募捐和援助罢工者的工作。无产阶级在受到充分的奴役又毫无权利的条件下，觉悟程度日益提升，这一鲜明的事例使我坚决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来了。不过，我还没有在这一领域中进行过著述活动，也没有积极参加运动。我认为自己太才疏学浅了。1898年，我写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关于心理教育方面的，题为《从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看教育的基础》。这篇文章于1898年9月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该杂志当时还具有教学方面的特色，但后来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坚定的合法机关刊物之一。编辑是阿·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那一年8月13日，我出国去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
在苏黎世我进了大学，跟赫克纳教授学习。他的一本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的第二版使我很感兴趣。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我在研究经济规律方面日益深入，我也就随之而越来越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我的教授和导师变得越来越右，并且离开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他在其著作的第五版中已成为真正的叛徒了。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当时在德国党内，由伯恩施坦首先发难，出现了一种实行公开的、实际的妥协的倾向，一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即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我的可敬的教授追随和吹捧伯恩施坦，而我则坚决站在“左派”一边，迷上了考茨基，攻读他出版的《新时代》杂志；我亦迷上了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特别是她的小册子《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她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伯恩施坦的迁就妥协的理论。
我按照教授的建议并且带着他的介绍信，于1899年去伦敦“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似乎它一定会使我相信，真理在机会主义者方面，而不在“左派”方面。我有开给韦伯夫妇“亲启”的介绍信，但是在跟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之后，我就明白了，我跟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于是我就不要他们的指导而开始了解英国的工人运动。不过，这种了解恰恰向我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它使我认识到：英国现存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改良主义者想用工联主义策略或者借助像“托因比纪念馆”、“民众馆”、合作社、倶乐部之类的一些著名的“社会改良团体”（在工人宿舍中建立的一些文化组织）来医治社会矛盾，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更加相信“左派”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了，不过我没有回苏黎世，而是回到俄国来了。我同地下工作者建立了联系，我想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且参加斗争。
当我1898年离开俄国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整个先进的部分即大学生，都怀有“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除了别尔托夫[1]之外，就是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当时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一些年轻的力量——伊林（列宁）、马斯洛夫、波格丹诺夫等人，从理论上论证在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活动中形成的革命策略。我怀着美好的希望回来，以为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但是，1899年秋天，俄国的情况已与一年前不同了，已经发生了变化，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秘密马克思主义联姻的蜜月已告终结。合法马克思主义已公开地转到维护大工业资产的方面去了。“左”翼则已转入地下，更加坚决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马克思的迷恋，被一种同样热烈的对“伯恩施坦主义”、修正主义的迷恋取代了。尼采及其“精神贵族”开始成了时髦。
[1] 普列汉诺夫。——译者注
我记得很清楚，为了给政治性的“红十字”会募捐，曾在叶·德·斯塔索娃的父亲的住所组织过一个晚会。司徒卢威作论述伯恩施坦的报告。听众是经过“挑选”的，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但司徒卢威的报告仍然获得了同情，甚至充分的赞许。只有阿维洛夫一个人起来反对司徒卢威，那个时期的所有的明星和“名流”都支持司徒卢威。我讲了话。本来人们是不想让我这个无名之辈讲话的。对于我非常激烈地维护“正统派”（左派），人们普遍地表示不赞成，甚至愤怒地耸耸肩膀。有人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胡闹——竟然反对像司徒卢威和杜冈这样的公认的权威；另一些人认为，类似这样的发言是为“反动派”效劳；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已经“说漏了嘴”，应当做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在这个时期，我为《科学评论》杂志写了一些反对伯恩施坦、论述阶级斗争的作用、保卫“正统派”的文章，但书报检查机关用红蓝铅笔一挥，说我的文章不适宜于发表。
于是我就决定在经济学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我同芬兰的联系很密切。当时芬兰人民正在经历博勃里科夫总督统治的黑暗时期，即遭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的时期。这个小民族的独立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被粗暴地破坏了。芬兰人民和俄国专制制度之间正在进行斗争。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完全同情芬兰。我在芬兰看到了一股日益增长的、但还没有被人意识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我指出了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的迹象，指出了要同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亲瑞典人的、亲芬兰人的，还是赞成青年芬兰运动的政党——针锋相对，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的芬兰，同时我同芬兰同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帮助他们筹集了第一批罢工基金。我论述芬兰的一些文章于1900年在德国的经济杂志《社会实践》、《科学评论》杂志和《教育》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有一篇文章——具体统计分析的文章——登载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同时，在1900-1903年间，我为自己的论述芬兰的大部头经济统计著作汇集了资料，这部著作用的是书报检查机关认为无害的名称：《芬兰工人的生活》。当然，在这些年里，我不仅仅是从事著述和科学研究工作，我还要搞地下工作，不过多半是在外围：在涅瓦关卡外成立一些小组，起草传单，保存和散发秘密书刊等。
我于1901年出国。这一次，我在巴黎同考茨基、罗莎·卢森堡、拉法格以及在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建立了私人的联系。《曙光》杂志刊登了我论述芬兰的一篇文章，没有署名；考茨基的《新时代》杂志也刊登了我的文章，用了爱琳娜·马琳这个笔名。从那时起我就同外国的一些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03年初，我的《芬兰工人的生活》一书出版了，这是一本对芬兰工人状况以及芬兰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经济分析的书。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的，它得到了地下工作者的同情，但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表示不满。
1903年，我在由大学生在达吉亚娜洗礼日[1]组织的公开集会上第一次发表演说，我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对立。1903年夏，曾再次出国。这是俄国农民起义的时期；南方的工人也发动起来了。我在国外心潮澎湃。两个敌对的势力日益尖锐地交锋了：一个是正在向革命进军的地下的俄国，另一个是要顽固地保持政权的专制制度。以司徒卢威为首的“解放社”则持中间立场。我的许多亲密的朋友跑到“解放社”分子那边去了，把他们视为“实际的力量”，认为纯洁的社会主义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乃是空想。我只好同不久以前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分道扬镳。在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争论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是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而是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在两个营垒中我都有朋友。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它的不妥协性和革命性，比较符合我的心意，但是，普列汉诺夫个人的感召力使我没有谴责孟什维克主义。
[1] 达吉亚娜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受难者，她的洗礼日即俄历1月25日是俄国大学生的一个隆重的节日。——译者注
我于1903年从国外回来以后，不参加党内的任何一个集团。党内的两个派别利用我充当鼓动员，去写“传单”和完成其他日常任务。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我走上了街头。我曾同示威者一道走向冬宫。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情景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异常明亮的一月的阳光，一张张轻信人家的诺言等待着佳音的面孔……排列在冬宫周围的军队发出的带来灾难的信号……皑皑白雪上的一摊摊血迹……皮鞭，宪兵喊“抓住”的声音，死的，伤的……被击毙的儿童……当时党的委员会对1月9日的罢工抱怀疑和谨慎的态度。许多同志在专门组织的工人会议上企图说服工人不要举行罢工，认为其中有“挑衅”和陷阱。可我认为“应当去”。这次发动是工人阶级自行决定的行动，是培养革命积极性的学校。而当时我则是被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群众性行动”问题的决议迷了心窍。
在一月的那些日子之后，地下工作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彼得堡出版秘密报纸（我不记得它的名称了），我不仅作为新闻记者参加了它的工作，而且还作出版方面的技术工作。我那个时期所写的一些传单中，一份反对“缙绅会议”和主张立宪会议的传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我一直同芬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积极地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联合行动。
在俄国的女社会主义者当中，我是为女工的组织奠定基础的人之一，我为女工组织了一些会议和倶乐部等。同时，从1906年起就捍卫这样一个思想：女工的组织不应脱离党，而在党内必须设专门的局或委员会来维护和代表女工的利益。我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到1906年，但在工人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问题以及关于工会的作用问题上同他们发生了分歧。1906至1915年间，我属于布尔什维克派，而从1915年到现在，我是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党员。我曾于1908年逃离俄国，因为有两个针对我的刑事案件：一是由于我把纺织女工组织起来了，二是由于我在《芬兰和社会》这本小册子中号召实行武装起义。从1908年末起到1917年，即到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止，我过着政治流亡生活。在国外立即加入了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党，而且作为鼓动员和著作家曾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和美国（1915—1916年）工作过。
大战时曾在德国被捕并被驱逐到瑞典，由于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又被逮捕。虽然如此，在大战年代，为了反对第二国际而维护齐美尔瓦尔德的联合、为了维护国际主义，我在挪威、瑞典和美国（应美国社会党内的德国人团体之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还以秘密的办法为俄国进行了工作。1917年回到俄国以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第一位女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之前，我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逮捕。十月革命前不久，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坚决要求下获释。十月革命时，我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当时我赞成由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在第一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内阁中，我担任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从回到俄国的时候起，我就从事女工组织的工作。从1920年起任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在担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期间，我发布了一些对母亲和儿童实行保护和保障的法令。
从1923年5月起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从1924年3月起任驻挪威外交使团代办；从同年8月起任苏联驻挪威特命全权公使。
我在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有:《芬兰工人阶级状况》（1903）、《阶级斗争》（1906）、《第一个工作日程表》（1906）、《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1908）、《芬兰和社会主义》（1907）、《社会和母亲》（600页）、《谁需要战争》（销售了几百万册）、《工人阶级和新道德》。此外，我还写了论述两性问题的大量文章和短篇小说，以及主要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劳动妇女解放的各种鼓动书籍。
杨彦君 译
柯伦泰续志
1917年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上，柯伦泰是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她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位女部长——社会救济人民委员，也是第一位女大使。1920年，根据她的倡议在俄共中央下设妇女工作部，担任部长。1921年党内工会问题争论中她是“工人反对派”主要成员，起草了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主张把全部国民经济交生产者代表大会管理。后被迫放弃“工人反对派”的纲领。
1922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22—1926年、1927—1930年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1926—1927年到墨西哥工作了一段时间，1930—1945年任驻瑞典公使和大使，对改善苏联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因病离开外交工作。
柯伦泰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在两性关系上曾支持十月革命后流行一时的“一杯水主义”，但仍强调两性间需要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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