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米尔加，伊万·帖尼索维奇——先后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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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尔加，伊万·帖尼索维奇

——先后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遭镇压

（1892-1938）

　　我于1892年生在里夫兰省一个农场主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非常有知识的人。我记得父亲讲过的无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他很喜欢这些神话故事。按父亲的政治信仰来说，他可能属于民主主义启蒙者一类的人物。
　　1901年卡尔波维奇枪杀国民教育大臣博哥列波夫一事唤醒了我的革命良知。1901-1903年是我的世界观转变的年代。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尽管我的家庭中充满着自由的和自由思考的气氛，9－10岁的我却坚持十分强烈的宗教的和保皇的观点。记得在博哥列波夫被刺以后，我们家里举行了类似节日的活动，只有我一个人根本没有参加。我觉得学生杀害大臣是极其反常的事情。但我天生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在当时社会民主主义学生团体的影响下，我相当快地通过大量阅读当时的书籍重塑了世界观。在1904—1905年，我已经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革命的追随者了。我们地区和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促进了我以后的进步。我的父亲随同当时社会的左倾化而左倾，并在革命事变中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1905年底，在革命消灭了乡公所的时期，父亲曾当选为我们乡革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他被沙皇政府侦缉队枪杀了。1907年1月，当我在专科学校学习时，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还在学生时代（1909-1910年），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形成了。
　　我同警察发生第一次冲突是在1907年，由于参加了五一游行，我先受到搜查，后来被拘留了几小时。我第二次被捕是在1910年，那是由于在莫斯科剧院广场上参加了学生为反对同列·尼·托尔斯泰之死有关的死刑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坐了一个月的牢便获得了释放。1911年春天我在列福尔托沃区搞党的地下工作。同年7月再次被捕，坐牢3个月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达3年之久。1914年从那里回来，战争已经开始，我立即进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15年5月，这时又被捕并流放到叶尼塞斯克县，流放期为3年，二月革命后从那里回来。将近5年的流放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大学。流放时除了研究历史和我党的策略外，我主要攻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那时我以为摆在面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方面的。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我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到1920年为止。十月革命期间，我任在芬兰的俄罗斯人苏维埃区域委员会主席，并以这一身份最积极地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活动。1918年初我参加了芬兰革命。随着国内战争开始，我奉中央委员会之命转而从事军事工作。我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参加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人、邓尼金、波兰人和弗兰格尔的斗争。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从事经济工作。从1921年到1923年，我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燃料管理总局局长。1923年秋被任命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蔡恺民译

斯米尔加续志

　　斯米尔加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1921—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其下属燃料管理总局局长。1923年起任国家计委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院长，讲授苏联经济政策。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斗争中支持托洛茨基，虽然并不同意他的劳动军主张。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并流放4年。1930年与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别洛博罗多夫一道宣布脱离托洛茨基主义，得以恢复党籍，返回莫斯科，再次进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任国家计委副主席。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斯米尔加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被捕，判10年徒刑。1938年春被押解回莫斯科，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遭受严刑拷打，但拒绝招供认罪。1938年3月12日以“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组织”罪被判处枪决。
　　1987年4月3日获平反，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