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
　　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共有二千余辆，人力车工人约有六千人左右。我们得着罢工消息以后，先派郑凯卿化装一个人力车工人去调查情况，接着在大智门迎宾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们用《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找着了人力车工人的一个活动分子樊一狗。
　　樊一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苦人。我们在人力车停车的街口上遇着他，把他请到迎宾旅馆房间里，请他把罢工的经过告诉我们。
　　据他说：“老板如果再加租，就不能生活了。一辆车子分三班，每班不过五个钟点，生意好，一班可以拉得一块多钱，生意不好，不过几角钱。现在每人每日要交五角钱的租钱，老板还要每班加二角租钱，这样下去，只有不干！”
　　他说到这里掉下泪来！我们安慰他说：
　　“你不必伤心，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步，你们可以向老板直接交涉，向他说理。第二步，可以到工部局去告他们，把反对加租与罢工的理由向工部局提出来。我替你们找一个义务律师，先作合法斗争，再看情形定办法如何？”
　　攀一狗马上转忧为喜，带着兴奋的表情说：
　　“先生！我们是苦力，谁也看我们不起，你们这样热心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有劲了！世界上真有好人啊！我们先到茶馆去喝一杯茶，告诉了我们的弟兄，再去找律师好吗？”
　　为了不便在群众面前暴露身份，我们只好辞谢了他的好意，我说：
　　“不必到茶馆喝茶了。下午一点半钟你们推出两个代表到后花楼大同旅社隔壁皮业公所左二巷五号施洋律师事务所来，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分别后，他去找他们的伙伴，我们就去找施洋，说明来意。施洋同我们虽然是熟人，但是此时他还不是同志，我们知道律师是要钱的，所以答应照他的规定折半给他公费。施洋笑说：
　　“如果谈公费，不仅不能折半，而且还要加倍，因为这是一个劳资沖突的问题。我接受这个案子，就是代表人力车工人向资本家说话，可能要到工部局去打官司，比到法院打官司要麻烦些。不过在正义与人道的观点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人力车工人是穷人，你这个新闻记者（我当时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我这个律师也是穷人，只要有机会，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说甚么公费呢？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
　　他的语气之间，充分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义愤！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们就把同攀一狗接谈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案件。
　　到了下午一时半，攀一狗同袁诰成还有一个同伴共三个人来了。攀一狗是一身褴褛，腰弓背驼，头发胡须都斑白了，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头子。袁诰成不过三十多岁，身强力壮，身穿一件皂色棉布袄，头戴一顶黑布瓜皮帽，不高不矮的身材，黑胖的脸蛋，没有胡须。另外一个同伴：看来是个青年，据说他曾在法国做过三年华工，这个人倒是能说会道，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他们初进门来，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和施洋同他们握了手坐下来，双方作了介绍之后，就请他们把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及要求的条件说一说，他们仍推攀一狗代表他们说话，攀一狗把情况摆完了之后，袁诰成紧接着说：
　　“律师先生！我们真忍不住了，我们对老板是一个铜板的租金也不能加了！我们要就这次罢工当中提出减租的要求，哪怕是减一个铜板，也叫我们服气，要不是这样，我们就罢工到底，车行也只好关门，我们橫竖是穷人，他们那些老板们就穷不起！”
　　袁诰成愤恨之气，溢于眉宇。另外的那个小伙子也讲了很多理由。施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说：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照法律的规定，我们要签一个合同，你们还要给我一个委任书，我们把合同、委任书签定之后，明天我就用书面通知各车行老板，并要到法国工部局去备个案。”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最后我们又对他们三个代表说：
　　“罢工是反对加租的武器，团结又是罢工的武器，你们一定要团结，要把罢工支持到胜利，你们对于团结把罢工支持下去有把握吗？”
　　他们一致答应说：“困难不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劝告弟兄们暂时咬紧牙关，找点零活，再大家相互间通挪一下，大概十天八天还不至于发生问题；今天已经是罢工的第三日了，罢工一日，我们的生活固然很困难，车行老板的损失也很大，听说他们很着急。”
　　于是我们替他们拟了一个罢工的宣言和汉口租界全体人力车工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发车行老板联合压迫人力车工人造成罢工的事件。第二天汉口各报把这两个个文件都发表出来。施洋律师向各车行老板提出书面的通知，我们又找了两家通讯社和我的几个老同行写了几条“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的第三日”的新闻报道，这样就把人力车工人罢工的事件，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有利的印象。
　　这一来，车行老板就被动了，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得不出面同施洋律师作仲裁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人力车工人罢工的阵容良好，秩序井然，巡捕房也了解这是一个劳资冲突的问题，对人力车工人方面没有施行甚么压力。车行老板在这次的罢工运动中是走的下风。但是在谈判中斤斤较量，关于租金的增减问题，就是减一分钱或是增一个铜板（当时三个钢板约值一分银元）都争执到一天半天，因此就把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
　　罢工支持到第九天的时侯，巡捕房对双方提出警告，限期复工，同时人力车工人限于穷困，车行老板也感到损失不小，谈判到最后的关头，双方才同意以下条款：
　　（一）车行老板取消加租。
　　（二）在原租金内，每日每班每人提出二分钱作为人力车工人的福利费，实际上每日每班每人缴租金四角八分（等于减租二分）。
　　（三）人力车工人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车行老板不得不干涉破坏。
　　（四）在罢工期间，车行老板应负担人力车工人每人每日的饭食费二角，作为资方对劳方的损失赔偿。
　　这几个条款凭律师作成议定书，双方签字以后，写成一式三份，劳资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巡捕房备案，以资信守。租界人力车工人才宣告复工。
　　这一次的罢工运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我们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却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在启蒙时期的工人运动，很不容易发动一次罢工运动，尤其是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更难。这一次罢工，开始是人力车工人的自发运动，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参加进去以后，提出了合法斗争的方式，整理了罢工运动的阵容，团结了斗争的力量，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先把资方那一向对人力车工人居高临下的气焰压倒，使巡捕房对人力车工人罢工立于第三者的地位，就分散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壮大了罢工运动的声势，才有可能把这一次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以至胜利。第二，工人团结是罢工运动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有计划的宣传教育，工人的团结，尤其是人力车工人的团结，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罢工坚持到十余日，六千多人力车工人都能忍饥受饿，同仇敌忾，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也就是罢工胜利的保证。第三，当时的政治坏境，工人还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武汉也没有任何工会，在这一次劳资协议的条款中把“人力车工人组织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坏”列为一款，得到资方的签字，得到巡房准予备案，人力车工人工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胜利，为武汉各种劳动组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人力车工人复工以后，大家欢欣鼓舞，在资方赔偿劳方的损失经费项下提出了五千元，作为建筑人力车工人工会的经费，在大智门附近法租界对面租了一块空地，把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会所建筑起来，工人的工会设置在自己斗争得来的房屋里，这在武汉也算是首创的，为工人运动树立起一个胜利的榜样。
　　人力车工人工会聘施洋律师顾问，他们都很爱戴施洋，都称施洋为“施先生”，到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吸收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力车工人工会的工作，就由施洋负责指导，一直到他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牺牲为止。而施洋的名字则永远存留在武汉每一个人力车工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