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郑州

　　正是寒冬的夜晚，郑州街上，几乎断绝行人了，凌楚藩来到扶轮学校。我们相见之下，双方都有一点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面，也许感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特从远道来访，过于突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几个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触到正规的铁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兴奋，又存着莫大的希望。
　　我们先谈了一点关于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才向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凌楚藩很感慨地说：
　　“铁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点，但也有限，象我这样的工匠，也算是经过了十磨九炼，在工作上负技术责任，还要带几个学徒，指挥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时间照规定是十小时，轮流值班，有时还要加班，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十一小时左右。我们的待遇，是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级工匠的工资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很长和工龄。在一百个工匠中难得有一两个。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现不好，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在工人福利方面，也是虚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厂各处都设有福利机构，用人很多，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郑州已经当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生活还过得去，不过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觉得没有甚么前途。机器工人，就是机器的奴隶，前途还有甚么希望呢？”
　　我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是相当懂事而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对人的态度也很热情，就对他说道：
　　“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马上站起来很兴奋地说：
　　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从那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干甚么呢？“
　　我说：“我们先计划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
　　他接着说：“我们还可以计划把江岸总段的工人也组织起来。”
　　我问：“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
　　他说：“我有个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我同他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我，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
　　于是就决定先就郑州江岸这两个总段作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他负责，江岸方面由他介绍几个朋友同我们联系，组织活动由我们负责。谈到这里已到晚上十一点半了，话还没有谈完，他提议工我们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们再商谈一次，他再约一两个伙伴来同我们谈谈，作出初步决定。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作总算是找着门路了，很感愉快。
　　第二天下下七点多钟，凌楚藩同他的伙伴王宗培、刘文松来了（刘文松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了工贼）。他介绍我们见了面，坐下来，凌楚藩开始说：
　　“我们昨夜谈的话，我已同他们（指王、刘）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夜所谈的意见；郑州方面暂由我们三个人负责联络，江岸方面也找出几个负责的人来，先把这两个总段组织起来，将来各站的组织，由江岸向北发展，由郑州向南发展，先把郑州南的各站各厂组织起来，再由郑州向北发展，长辛店方面原来有个工人补习学校，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组织。”
　　我说：“北段的组织可由中国劳动组会合书记部北方支部负责进行，我们可以分头进行。”
　　王宗培是个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过，他对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刘文松是个火车司机，河北人，家住在郑州，经常在车头上工作，他对全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也谈了一些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工人的福利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凌楚藩知道扶轮学校那个同志同我们的关系，便邀请他帮助他们做些联系及文书工作，他当时答应了。但后来他因为教书很忙，对他们的帮助不多。
　　谈到最后，请他们写几封介绍信，好到江岸接洽，还告诉他们，准备次晨早车南下。凌楚藩说：
　　“坐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到江岸时刚放工，便于找人。明天我来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写好，明天带来。”
　　我们愉快地握手告别。
　　在我们准备上车前，凌楚藩、王宗培都来送行，交来他们写的介绍信，凌楚藩说：
　　“你到江岸接近黃昏时候了，刘家庙的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里除了车站，街上没有电灯，夜晚找人是很困难的，我到车上去找一个熟人带去就省事多了。”
　　上了车，找定座位，凌楚藩到车前车后寻了一下，带来一个加油的工人，介绍给我们作伴。他两人把我们安顿好了才走下车厢，站在车厢的窗子外，凌楚藩还叮嘱到江岸见甚么人说甚么话，王宗培也带口信问这个和那个的好，列车要开动了，我们在窗口又紧紧地握手道别，我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车开出了车站。那个加油工人走到车厢里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据说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刘家庙，他把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谈了很多。他耳朵有点聋，问他的话，他很少听得见，所以只好让他自由自在的说，他说甚么就听甚么，无论他说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听起来都是很新鲜的。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真有点为工作前途担心。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了江岸车站，冬天的季节，又是农历下旬的时光，没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车站，转弯抹角，对面不见人，如果不是凌楚藩想得周到，走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真是两眼漆黑，寸步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