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三章 内在关系哲学
【36】
一
马克思的学术关注点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研究这一社会的过程中他自然地运用了社会关系，他的词汇反映了他在研究中所揭示的真实社会联系。然而，仍然有待解释的是，马克思何以能够把社会要素当作涉及物质对象的关系来思考。因为在他的讨论中，机器、生产出的实际物品、工人的身体等，都是这种或那种社会关系的成分。例如，我们了解到，“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1]（1904，270）。按照先前给出的定义，每个这样的成分本身也是一种关系。据此，马克思也把事物当成关系除非这个结论能够得到辩护，否则，我所给出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解释将不得不被彻底改变。通过把相关的依据集中起来，并探索马克思实践的广泛的哲学史基础，我将在这一章尽力提供这种辩护。
多数现代的思想家会坚持认为，离开事物就不能有关系，正如离开关系就不能有事物一样。按照这种常识，事物是构成每种关系的基本条件，而它们自己却不能被分析为关系。然而，只有在马克思正在做的事被歪曲成试图将一种关系的条件说成是居于事物之间的东西时，这种反对才适用于他。但马克思正在做的事并不是要试图将“在……之间”和“在一起”具体化。相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关系”本身的意义就已经被扩展到可以包括相关联的东西，因此，这两个词语都可以被用来在它们独特的联系中互相表达它们的含义。
没有人否认，事物是通过与包括具有物质和社会特征的人在内【37】的其他事物间的时空联系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把事物作为关系思考，仅仅是为了使这种相互依存成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对社会要素所做的那样——事物本身的内在部分。因此，我面前的这本书表达了，并因此按照这种模式，相关地包含着一切，就像在我的房间里亮着的一盏灯，它照耀着使这一独特工作成为可能的我的社会的社会实践和组织。事物的存在条件被认为就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并且体现在它刚好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事实之中。在每一种新思想总是被重新加温的旧思想的思想史上，这种观点一般作为内在关系哲学而被提到。〔1〕
把内在关系哲学归于马克思有四种依据。第一，他发表过使他站在那些把事物当成关系的人一边的论述。例如，他指出：“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2]（1959b，103）马克思还把人（毕竟，人不仅有身体还有社会意义）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3]（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646）。在别的地方，他说：“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4]（1958，202）马克思能够把人既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当作物，是因为他把每一种事物都当成一种关系，在这个事例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恩格斯的评论通常还要更加明确，正如他主张原子“只不过是一种关系”[5]时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221）。
固然，马克思也讲过——尤其是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被认为是事物的社会关系。然而，不难把这些例子解释为区分两种关系的努力，他把其中之一（与通常的用法是一致的）称为“事物”。我在此提出的观点并不要求马克思不再论述“事物”，而只要求事物也被当作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揭示事物存在的论述可以用关系观来解释，而解释他把事物当作关系展现出来的论述，却不能像给前者以通常的自立性那样轻而易举。
第二，即使马克思把事物主体当作关系的直接论述是不明确的，他把人和自然（或其物质成分）当作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关系的论述也不是这样：“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6]（1959b，74）同样，当他断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他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7]的时候，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关系显然不是外在的关系（1959b，156）。更确切地说，个人被认为是处在与他或她的对象的某种集合之中，他们实际上是相关地互相包含的，这要求每一个人都被当作一种关系来思考。
当马克思宣称他把“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作“自然史的过程"[8]来看待（1958，10），或把“人本身的自然力”与所谓的“自然力"[9]一起纳入自然力（1973，488）的时候，同样的内在关系从另一面被展现出来了。除非我们给予马克思一种把事物当作关系的观点，【38】否则，那些把人作为自然的某种延伸以及把自然作为人的某种延伸而揭示出来的论述（我仅仅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只能被当作比喻或当作诗歌的言辞来加以理解了。〔2〕
第三，如果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事物和社会关系之间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界线，那么，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释他在物质世界里看到的是哪种相互作用，以及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世界之间是如何联系的。马克思是按照因果模式来认识自然的发展的吗？他对在经济和宗教中寻找原动力提出过明确的反对，在这里，仍然需要解释的东西正是所谓的原动力处于其中的关系[10]（1959b.68——69）。在他记述的他在两个物质对象之间看到联系的杰出例子中，他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坚持是显而易见的。“太阳”，他说，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1]（1959b，157）太阳对植物的影响，我们多数人都倾向于对它作因果解释，而马克思却认为它是太阳本身的一种“表现”，是太阳表明自己是什么的一种手段，并且，按照这种方式，是太阳的一部分。
为了阐明这一点，马克思补充道：“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2]（1959b，157）由于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所以，每个物质对象，都不仅仅只是它的任何一个显而易见的或易于分离的部分。作为自然存在物，太阳和植物在它们自身之外有它们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属于彼此的，并且是它们各自的概念所表达的全部含义的一部分。〔3〕
能够证明马克思坚持内在关系哲学的，不仅是把对物质现象的因果解释附加到马克思头上而产生的困难，而且—一正如我已指出的——是把关于自然界的常识与他的社会关系观结合起来所引起的问题。悉尼·胡克（Sidney Hook）提供了引人注意的批评者的案例，他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对此他给出了一个较好的解释）与自然对象明确地割裂开来。胡克声称，“马克思的总体是社会的并受其他总体的限制”，而且“对马克思来说存在无数的整体而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整体”（1962，62）。这引起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如何解释物质世界对社会现象的影响。例如，当遇到生产方式包括机器和工厂（物质对象）以及人们使用这些对象并在他们自己之间相互合作的方式（社会关系）问题时，我们如何解释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其他社会领域所发生的东西的论断？前者体现了一种强调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通常介入其中的解释；而后者体现了这个论断的因果解释，因为这是一种物质对象通常介入其中的解释。〔4〕
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走向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胡【39】克动摇在这两种性质相反的解释模式之间。在必须作出选择的压力下，胡克最终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中决定选择因果解释论，而马克思的历史观被宣布为一种“一元论理论”，即把生产方式当成了决定所有重要社会发展的惟一因素（1955，37，36）。在最后的分析中，把马克思主义分割成独立的整体完全使胡克不可能运用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大量洞见来解释他所知道的确实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是要忽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胡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了的事实。我只是指出了他在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余地，甚至很可能造成了这种发展。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认为我有正当的理由把内在关系哲学归于马克思，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马克思与滋养他的哲学传统彻底决裂。黑格尔、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都探讨过事物和/或术语的，使它们在整体（拥有不同的名称如“物质”、“自然”、“上帝”等等）的内部关系中表现出特色的意义；并且，根据马克思的大量笔记来判断，这些都是青年马克思极为慎重地研究过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1932，99—112）。
人们之所以假定马克思不可能接受过内在关系哲学，主要是因为内在关系哲学在当前是如此的声名狼藉，因此，寻找表明马克思接受了内在关系哲学的根据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在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把他置于这种传统中的根据方面，我愿意充当原告的角色。然而，我此时想要表明的是，如果马克思从其直接的前辈那里继承了这种观点，那么举证责任就属于那些相信马克思抛弃了这种观点的人，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权知道他用来代替这种观点的关于事物和社会要素的观点——一种原子论者的观点。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经济决定主义”的解释中所应用的，或某种完全不同的没有名称的东西，如阿尔都塞的论断或其他观点。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和下一章中，我将简要概述内在关系哲学的历史并回应一些“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批评使各派作者甚至不能严肃对待马克思可能分享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
二
内在关系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并于近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首次获得了显著地位。斯宾诺莎自己的这种哲学观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定义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由于只有被认为是整体的自然能够独立存在，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它就是惟一的实体，斯宾诺莎称为“上帝”的正【40】是这个统一的自然。这个惟一实体的所有成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看成是它的外在形式，看成是它的存在“方式”，从而被看成是决定着它们个体特征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体现。对于强调总体的斯宾诺莎来说，部分完全是形容词性的（1925，1和2部分）。
另一方面，莱布尼茨把重点放到了部分上，并且几乎没有注意他所看到的，反映在每一部分中的整体。在他看来，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实体存在着。通过断言他称为“单子”的这些实体拥有个体属性而没有广延性，莱布尼茨反对把我们通常所认为是事物的东西当作实体的基本要素。不管我们对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奇异思想建构有着怎样的理解，在他的论述中，清楚地凸现出来的是存在于每一个单子和宇宙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可以声称，不存在如此完全或如此独立的术语以至于它不包括关系并且对它的完美分析不会导致其他事物甚至其他一切事物，所以，人们可以说相关的术语清楚地显示了它们所包含的结构”（1966，195）〔5〕
一个世纪以后，黑格尔大概是最早阐明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含义，并详细构建它所包含的完整体系的人。在这方面，他受到了他的直接前辈康德留给他的具有僵局性质的帮助——像哲学领域常有的情况那样。后者已经有力地论证了事物至多具有我们所借以认识它们的那些属性，但又发现这个结论是不能被接受的。在确信事物所显露出来的要多于我们实际的感官认识（对他来说，实际就是某种幕后的东西）之后，康德发明了朦胧的“物自体”，即在经历事物的所有变化之后仍保持不变的东西。
黑格尔在康德的第一个结论，即事物会因为对其属性的考察而分解面前表现的胆怯要少一些，但他认为，决定性的任务是要表明必须如何理解这个结论。暂时不考虑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内容，他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整体的背景或“绝对”，以把康德的问题和答案都置于其中。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被考察的事物就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的总和，而且，通过这些性质（单独或一起存在于事物之中）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它也是整体的一个具体表现。虽然黑格尔着手对整体的各部分进行区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体系的独特性在于用来保持我们对整体的认识的各种方法。他的丰富词汇从这个任务中获得了其多数特性。例如，当黑格尔把事物说成“决定”“要素”或“现象”的时候，他想要表明的是某种部分的和未完成的东西，某种其全面分析要求把它当作包括了比直接被看到的要多得多的属性（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如此）的东西。
在把每个事物在与整体的关系中的同一性确立为绝对的表现方式的过程中，黑格尔改变了康德所使用的同一性的观念以及真理本身的观念。数学等式（1＝1）作为理解同一性的方式被可以称为【41】“关系等式”的东西取代了，在这里，讨论中的实体被认为与它相关地表现的整体是同一的。对黑格尔来说，“本质上自我联系是同一性的形式”，这里“本质”指的就是这种被扩展了的关系（1965，211）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同一性显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小的、简单的事物具有的与整体的同一性比大的、复杂的事物要少。对于多数现代哲学家而言，这一命题显然是荒谬的，但黑格尔不仅接受它而且把它当作用于构建其他观念的核心论点。
因此，他断言真理“就是整体”（1964，81）。如果事物与它们所表现的整体或多或少是同一的，那么，我们对事物所能作出的说明就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这取决于我们对整体所能进行的确切说明中有多少是关于事物本身的。如果每个事物与整体之间关系同一，那么关于后者的所有正确的东西就是该事物的全部真理；如果不完全同一——指所有我们关于具体事物（决定、要素等）的说明——就是部分真理。当黑格尔宣称知识“只有以系统的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的时候，他自己为他的现象学事业记录了这一解释的实际影响（1964，85）。〔6〕要叙述关于任何一个事物的认识就是要描述它所在的系统；正如黑格尔总做的那样，就是要把每个部分当作整体的一个方面呈现出来。黑格尔又回到了康德的两难困境，他一方面否定被考察的事物背后“物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肯定事物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而比它自身所表现的要多得多。
这是黑格尔哲学中被马克思当作唯心主义而批判的那个方面吗？我认为不是。为了论述观念，黑格尔构建了这里所描述的框架，把我称为“整体”的东西描绘成了“绝对观念”或“理性”。马克思的批评总是直接反对黑格尔选择应用这个框架的方式以及他首选的主体，而从未反对他的要素的相关联的性质或与之相伴的系统的事实。〔7〕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批判的是，通过概括行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从而从现实世界中创造出“绝对观念”范畴，黑格尔从这个范畴中创造了现实世界，即人们的实际思想。通过把各种个人的思想描绘成由它们本身导致的概括的生命中的要素而给这些思想赋予了神秘的意义。
在颠倒了观念与其概念的真实关系之后，黑格尔因此颠倒了观念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对自然而言，要实现绝对东西的内在演变是不可能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东西，而只能成为人们关于它的观念的一种外化和滥用。未曾明确地讲过观念创造物质（关于这一点存在相当多的混乱），但把现实的发展呈现为观念领域所发生的一切的结果和反映，这就是黑格尔所表达的总体印象。马克思正确地指出，黑格尔的错误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3]（1904，293）。简而言之，反对【42】黑格尔给观念和它们的概念赋予的角色，与接受容纳这些观点的关系框架，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费尔巴哈（Feuerbach）——从他那里，马克思接受了其对黑格尔的大量批评——所做的正是这一点。〔8〕而且，事实上，在批评了黑格尔著述中如此之多的内容的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观所表示的沉默，雄辩地支持了上述解释。〔9〕
马克思的哲学反叛从他拒绝接受观念的独立发展开始，在这个拒绝中他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这里，这种拒绝导致了这样的研究，它表明社会变化一般要先于黑格尔关于观念的自负的历史。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为了理解观念与现实世界，需要给予最认真的研究的，恰恰是被黑格尔归入无孔不入的“绝对观念”背后的“物质”关系。然而，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马克思在强调社会要素的过程中，并没有抛弃他最初借以认识社会要素的广泛的内在关系哲学。一个新的兴趣点以及他在研究中揭示的现实关系，自然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概念也被纳入了这个关系的框架。
每当一个要素的任何系统所有的属性被质疑的时候，马克思一般都依靠黑格尔的词汇，这完全是很平常的事（尽管很少被论及）。例如，“同一性”、“抽象”、“本质”和“具体”都被马克思用来指称存在于部分中的整体的某些方面，正如它们被黑格尔使用的那样。这些术语，它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晚期的与早期的一样——大量存在，用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得到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样清楚的是，早先归因于这两位思想家的对含义的不平常的理解方式，是他们共同的关系观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拒绝认同观念的独立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整体概念在其所代表的系统中不再起核心作用，而是以绝对观念的形式为黑格尔充当了它的独特表述的源泉。整体仍然是所有关系的总和以及在每一个关系中所表现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它几乎无助于说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现实世界太复杂、太分散、在细节上太不清晰，以至于整体不能作为其中发生的任何事件的充分解释。一个结果就是，黑格尔给出了种类繁多的术语，试图在其中把握整体——“绝对观念”、“精神”、“上帝”、“一般”、“真理”——而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术语（除非我们选择按照这种意义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历史"，指阶级历史），可能这一区别至少部分地造成了对马克思没有主张内在关系哲学的确信。然而，在根本上刻画了这种观点的根本特性的是部分（无论什么部分）之间关系的内在性，而不是作为整体来澄清这此关系的整体的作用。在同一传统中，有些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给他们当作整体的东西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而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莱布尼兹和马克思，却没有如此。
【43】当然，包含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变化和发展观与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对应观点有重大区别。黑格尔预见到作为历史最终结果的和解是自知的世界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只能是任何正在发展的东西的更大的观念形式的自我发现。个人降到了被动地位，惟一的例外是他或她参与了严格说来是属于世界精神的知性的思考。
甚至在马克思以前，由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就用人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来作为主体了。在这个学派的早期著作中，无论有多么不严密，他们是按照革命活动的观点来理解和解的。由于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激进运动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于1843年采取了使他们更有名气的“批判的批判主义”，主张和解是通过“正确的解释”，通过开始理解世界的人们而发生的。〔10〕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是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发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早期观点：如果人是主体，那么，使他自己，与被理解为是他的对象（实际的或潜在的）的世界和解的方式，将会积极地改变世界。变化成了人改变自身存在的问题。个人已经从发展的被动观察者（如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使其日常生活得以发生的行动者。
即便从这一简短的概述中也能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继承的黑格尔传统太复杂了而不允许仅仅是加以简单的描述。黑格尔对马克思而言从来都是重要的，例如，正如列宁1914年写笔记时所认识到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4]（1961，180）〔11〕对于那些争辩说马克思在1842、1844或1848年与黑格尔决裂了的人，我的回答是，不存在这种决烈。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加入那些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派——具有它的唯心主义偏见的内涵、先验的行为和形而上学的装模作样——的批评者的行列。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给出的选择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用“理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来表示在具体事件或条件方面的解释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期，一直回到其大学时代，是否曾经同意过黑格尔的任何理论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理论赋予世界精神和观念以一种马克思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角色。〔12〕然而，当涉及到有关借以思考任何和所有主体的形式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决定时，马克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关系观。
那么，实际上所有论者都已经注意到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如果我们排除黑格尔的具体理论（这是马克思总在否认的）和内在关系哲学（这是马克思【44】总在接受的），这个发展就只能包括马克思借用的，以及他新引进的概念的含义。由于把注意力转到了现实世界，马克思给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废除了其唯心主义的内容。这种剧变不是一会儿就能完成的，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完成，而且也需要时间。
同样，由于逐渐将他关注的主要领域从哲学转到了政治学再到经济学，马克思所揭示的信息和关系成了这些相同概念所表达的含义的一部分——并且有时是主要的部分。我已经注意到，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在其研究中被扩展了，而且它们具体的准确意义是由与思考中的问题有关的东西所决定的。但马克思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实际事件与他对它们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正是在马克思的概念的发展着的含义中——它反映了他的体系，但没有改变其关系的特征——我们能够最好地观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逐渐的疏远。这一发展始于作为学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阅读，并记录了马克思最初的不确定，但一切关于“决裂”甚至是“阶段”和“时期”的说法严重扭曲了它的性质。
三
马克思从来没有解决过他给内在关系哲学赋予唯物主义内容所引起的特殊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他研究黑格尔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以及政治活动的紧迫要求从未允许他开始这项工作。假设说马克思能够成功运用自己的关系观，但他却把对它的详细阐述和辩护放到了次要地位。这一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恩格斯完成的，特别是在恩格斯的物理学著作中，但更直接地是由德国的制革工人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完成的。“这是我们的哲学家”，马克思将狄慈根介绍给第一国际海牙大会时如是说（狄慈根，1928，15）。〔13〕但是，尽管得到了恩格斯的进一步称赞，狄慈根的著作相对而言仍然鲜为人知。〔14〕然而，狄慈根的观点为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安东·潘内考克（Anton Pannekoek）清楚地阐明了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论证了观念是如何“被周围的世界创造”的，而狄慈根表明了“周围世界的印象是如何被转变为观念”的（1948，24）。〔15〕
由于要小心用一位思想家所说的东西来支持对另一位思想家的解释的危险，我将把我的论述限制在马克思在赞扬狄慈根的成果时不能忽略的那些方面。与黑格尔一样，狄慈根确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通过作为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属性而显示出来的。因此，“任何被从其前后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事物就不再存在了。（1928，96）狄慈根宣称——用几乎与黑格尔同样的话—“一般即真理”，意味着关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理包含着（因为其内在关系）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1928，110）〔16〕但是，与从这些基础出发在【45】每个部分中研究整体的黑格尔不同——与马克思也不同——狄慈根的研究目标是部分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因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表明，决定把整体的哪些要素当作部分这个初始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可以合理追问的是，这种观念所假定的统一体是否不排除他们声称在其中看到了这个统一体的那些独立结构本身的存在。这在本质上是个性化或“抽象”的问题，并且成为任何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绊脚石。
狄慈根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是他对个性化中会发生什么以及确实发生了什么的说明。他问道：“在我们的抽象观念之外，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实际的要素？二分之二，四分之四，八分之八或无穷的独立部分构成理智从中形成精确要素的物质。这本书，它的页、它的字母或它们的部分——它们是要素吗？我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1928，103）他的回答是，现实世界是由感官能够感觉到的无穷性质组成的，这些性质的相互依存使之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如果我们是通过将关系观应用于社会要素，继而应用于事物而开始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也适用于性质。因为把这些性质联系起来的过程在个别性质与整体之间的任何一个点上都可能被阻止，所以，把后者分割为被称为“事物”的独特部分的方式是无穷的。一个结果是，在这里作为一个事物出现的东西可以被当成那里的某个其他事物的一个属性。每种性质可以被当成一个事物，而每个事物可以被当成一种性质。这完全取决于在哪里划分界限。可能性是如此之多。〔17〕
实际上所发生的，即从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无定形的多样性”中建构有具体大小和性质的要素，是人脑的事。用狄慈根的话说就是，感觉世界的完全相对和暂时的形式充当了我们大脑活动的原材料，以便通过对一般或相似特性的抽象而成为适合于我们意识的系统的、分类的或有秩序的东西。”（1928，103）世界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形式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但它们也被说成是具有允许我们从中加以概括的“相似特性”。“精神的世界”，我们了解到，“在感觉的现实中”寻找“它的材料、它的前提、它的根据、它的起源和它的边界”（1928，119）。在这个现实中，相似的性质导致了一种单一的观念，因为它们在事实上是相似的。这也决定了概念使用上的广泛赞同，尤其是指那些物质对象的概念。然而，只有当我们给这些相似的性质提供一个概念的时候，它们才能变成一个独特的存在并能从其所属的庞大的相互联系中独立出来而被加以思考。
因此，根据狄慈根的观点，整体显示在一定标准的部分之中（有些思想家寻求在其中重建整体的关系），因为这些是人们已经通过【46】个性化或抽象在其中实际地打碎了整体的部分。个性化的理论问题被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成功解决了。他们没有把正在做的当作使部分从内在相连的整体中得以个体化来看待，这一事实当然是另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狄慈根自己也没有关注的问题。他满意地指出，在运用现实感官材料的过程中，使人们在世界中看到具体“事物”的，正是他们的抽象活动。我们了解到，甚至精神也是从思想的真实历程中抽象出一定的共同性质的结果；当我们将它们当作精神”时它们变成了某种分离的东西（1928，120）〔18〕
狄慈根对个性化问题的实际回答表明了结构何以能够存在于内在关系哲学之中，这被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宣布为不可能的事。〔19〕然而，如果说个性化不是一种主观的行为，而是由自然本身中存在的广泛的相似性决定的行为，那么，在这种自然的相似性与我们的概念所表达的结构之间就存在着即使模糊却也是必然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对任何概念形式的研究，无论是否以内在关系哲学为基础，教给我们某些关于现实世界的东西的方式（不幸的是，这不能被迫使——像许多人坚持做的那样——超越了所有概念形式的共同之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开始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更重要的关系予以强调，这无论如何与其把每个部分当作相关地包含着它与其他一切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的观念是没有冲突的。有些关系是首选的，而且，可能出于特定的目的被认为构成了一个结构，这个事实不会比任何其他以现实相似性为基础的个性化（概念化）行为更令人吃惊。
狄慈根给马克思帮的大忙将表明如何在关系观的基础之上，在接受外部世界的现实（也包括感官感觉的一般的确定性），与主张人的思想的概念活动决定我们在其中理解世界的准确形式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马克思对狄慈根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这种平衡，而他自己抽象新的社会要素的实践更是这样。然而，由于强调了第一方面（在对其唯心主义的反对者进行的批判中）而忽视了发展第二方面，所以马克思使他的认识论向被误解成一种“无知的现实主义”敞开了大门，而且这种信念正是普遍地、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标准来理解马克思的概念的原因。〔20〕
四
我在这部著作中至此所遵循的推理线索可以概述如下：要么马克思表示了他似乎表示的意思（常识和日常语言强烈地显示出来的他所表达的意思），要么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做了，那么，他的许【47】多论断就显得片面并容易被篡改。而且，他常常写下了全然是胡说的句子，并且他聪明得足以在描述任何具体状况时避免他自己的理论。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对普遍被当成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解释的同时，保卫主人的努力在每一点上都是易受攻击的。
然而，如果马克思在使用相同术语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示我们通常表示的意思，那么，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有责任既提供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又在常识之外给他们的解释提供另一个基础。声称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无论我们将其理解为什么），而又不弄清马克思何以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用词汇，这是不够的。在完成后一种任务方面，我遵循这样一种思路：从马克思对概念的实际使用，到他论述概念的方式，到他将它们看作社会成分的观点，再到他将社会成分看作关系的观点，再到他把关系作为含义的用法，最后到他对充当这些实践的必要框架的内在关系哲学的信念。
除了将马克思置于这种传统之中以外，我还试图指出，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所分享的关系观是不能被丢弃的。然而，主张它能够被辩护绝不等于在为它辩护，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并且是读者应该牢记的一个区别。我们必须考察针对这种关系观的主要批评（第4和第5章），考察它是如何与马克思方法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抽象方法相联系的（第5—9章），继而考察马克思是如何将这一哲学应用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的（第6、8、和12章）。只有在此之后才可能对它的价值作出公正的评价。
注释
〔1〕 马克思除了把事物当作关系的独特观点以外，在将整体当作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其每个部分之中的东西来看待方面就没有如此非同一般的东西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1880年的著作中说：“对任何一个事物（无论有多小）的完全认知都将需要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这是一种庸俗的陈词滥调，不是落到地上的麻雀而是它降落的遥远的条件要在银河里，在我们的联邦宪法里，在欧洲的早期历史里被找到。”（1956，216）然而，我仍然不能相信，詹姆士称为“陈词滥调”的东西曾真是如此普遍，或者如果它过去是，那么它现在也是，或者如果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那么对多数有关的思想家来说它曾不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假设。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通过概括每个部分中的这些关系而更进了一步并且——正如我希望展现的——完全渗透在他的工作之中。
〔2〕 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注意到了马克思有时把自然纳入了人之中，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的形而上学的背离和一个被批评的机会（1962，97—99）。
〔3〕 恩格斯（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广泛的研究是马克思非常熟悉的）从来没有给出过我们通常当作因果解释的东西。他的立场反而是“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5]（1954，307）。这种相互作用在概念上截然不同的部分之间是不会发生【48】的，因为正如恩格斯告诉我们的，“黑格尔叫做交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的物体”[16]（1954，406），通过论述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变化，据说与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体呈现出来是同样的事情。
〔4〕 我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例如，在试图理解马克思设置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与相应的劳动人口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方面。除非物质生产资料被当作与使用它们的人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两者的分配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部分并对完全的相互影响留有余地。假如这样的话，将会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诱惑导致对这种关系做因果解释，并发现生产资料的分配造成了人口的分配，然而马克思本人却把后者与前者的关系描述为“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17]（1953，17）。这在英文版中被误译成了“实际上是相同事实的另一种用语的东西”（1904，286）。我正在提供的解释通常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理解Verhaltnis（关系）的翻译者所隐藏的。
〔5〕 关于莱布尼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最清楚的论述，请见他的《单子学》（1952）。
〔6〕 只有在系统的形式中才能显示出来的真理只能用连贯一致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某一场合，黑格尔甚至把真理等同于一致性（1965，52）。这种探索真理的方法留下了头号逻辑问题，即要“研究思想的形式，触摸它们把握真理的能力”（1965，52），概略地说，就是在我们的每个概念的全部真理系统中有多少得到了实际的说明（使之处于显要地位并成为意识的对象）。
〔7〕 表示这一区分的典型叙述是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18]（1959b，150）
〔8〕 对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说过：“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断言当作主体，而把这个主体当作对象和原理，我们因此只需颠倒玄思的哲学以获得被揭示的真理，纯粹的和原原本本的真理。”（1959224）在费尔巴哈进行的颠倒中，内在关系哲学仍然没有被改变。
〔9〕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必须注意，这也包括他赞成的评论）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讨论体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59b142—17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701—12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970，128—142）。我还要加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78—83）中对“思辨结构的秘密”[19]的批评，因为这可能是关于黑格尔核心哲学错误的最清楚的论述。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专门论述黑格尔的篇幅，但马克思的立场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总的来说，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多数论著都是早年所写并且时常是针对那些接受了最坏的黑格尔的思想家而写的，所以马克思的态度显得比真实情况更具有否定性。后来，他在给朋友（恩格斯，库格曼〔Kugelmann〕，狄慈根）的信中经常提到他想就黑格尔方法的积极价值写些东西，但他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我自己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的粗略和片面的论述，能够通过阅读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64）和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68）得到补充。
〔10〕 青年黑格尔派总是给人批判的批判主义者的普遍印象，其中一个印象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中对他们的抨击和胡克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63）中的普及的研究所造成的，这个印象在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eLellan）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1969）中得到了纠正。
〔11〕 推测一下这种晚期对黑格尔的热心将会在列宁主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中造成什么修正是有趣的，这部著作写于——按照列宁的观点——“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0]（1961，180）的时代。
【49】 〔12〕 在马克思写于1837年的一首诗中，当时他只有19岁，康德和费希特（Fichte）的专心于思想世界与他自己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心形成了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932，42），正是必须在这种背景中来理解马克思为何再三引用给他父亲的信，该信写于同一年，其中他讲到过与黑格尔的世界观的“进一步接近”。
〔13〕 马克思对狄慈根的热心不是绝对的。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他谈到了狄慈根送给他的一份手稿中的“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他清楚地表明，尽管如此，这一著作仍然“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21]（1941，80），由于这些评论针对的是狄慈根著作的手稿并寄给了狄慈根，所以，它们影响了出版后的著作，这不是不可能的。
〔14〕 恩格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22]（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350—351）恩格斯对狄慈根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明确的，与马克思一样，他首先看到的也是狄慈根著作的手稿。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抱怨说，狄慈根对辩证法的应用“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但是，“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被评价为“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23]（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252）。
〔15〕 这是他们的关系的本质。人们是否接受潘内考克的论断是另一回事。
〔16〕 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附有对“同一性”的使用以表达我所谓的“关系等式”（狄慈根，1928，111）。
〔17〕 狄慈根进一步问道：“难道每个事物不是一个部分，每个部分不是一个事物吗？树叶的颜色不如树叶本身是一个事物吗？……颜色仅仅是树叶、阳光和眼睛的反应的总和，所以树叶的所有其余内容是不同的相互作用的一个集合。按照与我们的思想天赋剥夺树叶的颜色属性并把它作为'事物本身’而分离开来的同样方式，我们可以继续剥夺树叶的所有其他属性，而且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会夺走形成树叶的一切。颜色根据它的性质正如树叶一样是一个物质，而树叶正如它的颜色一样是一种属性，正如颜色是树叶的一种属性一样，树叶是树的一种属性，树是地球的一种属性，地球是宇宙的一种属性。宇宙是物质，一般的物质，而所有其他物质与它相比都只是具体的物质或属性。但这种宇宙物质揭示了如下事实即自在之物的本质，与它的表现不同，只是精神或内心事物的一个概念。”（1928，103—104）应该回忆一下正是狄慈根对“作为由思想造成的一个事物的自在之物"的说明被恩格斯说成是“卓越的”。
〔18〕 尽管狄慈根对经验主义者关于感觉是被动的并且我们的精神只是记录了外在现实对其产生的影响的信条进行了坚决的攻击，但他对个性化或抽象方法的说明仍然是局部的。与语言的联系是不发达的，并且物质需要和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对抽象方法的影响需要加以说明。当然，这个问题的许多相关成果在狄慈根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能够实现的——例如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并不总是得到了最好的利用，
〔19〕 正是因为假定这种关系的观点在容纳结构方面的无能，阿尔都塞才丢弃了他如此之多的工作都指向的结论，相反，在清楚地阐述了把社会要素从马克思主义中隔离出来的不可能性以后，他争辩道，马克思通过使“整体的结构”（一个先前未使用过的概念）最终决定任何部分的特征和发展而促成了哲学的革命（1965，166）。按照我的观点，在试图从每个重要的角度重构整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正在建立——如果我们坚持这个表述的话——与其分析中存在的重要要素一样多的整体结构。例如，被理解为资本的存在所必需的相关【50】条件的整体，与被理解为工人的异化等所必需的相关条件的同一个整体相比，具有某种不同的结构。我们的起点的不同导致了角度、其他要素的大小和重要性，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的适当性等方面的不同。阿尔都塞的根本错误在于误用了结构的概念，与黑格尔误用观念的概念的方式极为相同，即，在考察许多具体事例（在此就是整体的各种具体结构）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概括被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然而它被说成是决定着使它得以产生的事例本身。阿尔都塞事实上混淆了结构与复杂，以至于当马克思把社会整体说成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24]（1953，22）时，阿尔都塞将其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构造的、既定整体”（1966.198）。这个从集合体的观念到结构的观念的转变（表面上微小但具有严重的后果）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找不到任何根据。
〔20〕 在狄慈根之后，内在关系哲学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的追随者，同样也被其批评者，忽略了。尽管大量的论者提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关系的因素，但是，据我了解除了海曼·A.利维（Hyman ALevy）的《现代人的哲学》（1938）之外，不存在对包含它们的哲学进行的专门而又全面的研究。所以，解决由这种关系的观念引起的问题的继续努力就留给了像F.H.布莱德雷和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海那样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例如，可参见布莱德雷的《现象和实在》（1920，25—34以及572—585），其中对“关系”概念进行了特别好的讨论。尽管有专业术语造成的麻烦，但怀特海的著作（与布莱德雷的著作一起）是解答关于物质性质关系观点的最显著尝试。特别是《自然的概念》（1957）和《过程与实在》（1929）。
【5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页。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页。
[4] 《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2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版，第309页。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56—57页。
[7]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7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90页。
[1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6页。
[1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19页。
[14] 《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995年版，第328页。
[16] 《自然辩证法》1984 年版，第29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37页。
[1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75年版，第71—76页。
[20] 《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5年版，第56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4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5年版，第18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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