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135】
一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社会学、J，I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学科中已经持续了中十多世纪，但这种争论在政治科学中却锻少见。不仅在盎格鲁．檄克逊国家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极少的，甚至在大陆国家也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使解释这种缺乏特别困难的是这样的事实，许多政治科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学科进行的批评的如下实质，即他们的学科解决的是表面问题而且一般偏重于对社会现状的研究。例如，对政治科学家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查显示，2／3的人“赞成”或“强烈赞成”该领域的许多学术成果是“肤浅的和琐碎的”，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只不过是些过于琐细的分辩和术语”（索米特和坦嫩豪斯〔Sommit and Tanncnhousc〕，1964，14）。政治科学研究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比对那些正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更有好处，这种信念虽不如上面那种普遍，但也正在急追而上。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为经验的发现提供解释的理论中，而且存在于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思考和交流研究课题及其结果的概念（它们自己植根于理论中）本身之中。例如，由对现存政治体系合法性和永恒性的权威假定引入政治科学中的曲解尚需加以充分探讨。在许多方面，最不重要的偏见（或偏见的各部分，因为它们总属于一个思想体系）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之初就接受的价值。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但至少在这里读者要有所警惕。
众所周知，对偏见的指责是说出来容易但论证难，而且当这种【136】指责建立在一种错误信仰的基础之上时，它们一般也不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我们的同行中几乎没有人把他们自己当作公务员。窥察到政治科学领域所盛行的偏见的政治科学家们，通常为自己没有能力分析这种偏见而感到不安。同样，多数指责本学科的琐碎性的政治科学家（不管是不是同样一些人）也只是在同样的问题上做得更多，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还可以研究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用什么理论、概念、技巧）。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它将为研究与解释提供必要的方法，以便既研究和批评政治生活，又研究和批评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描绘政治生活的模式即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
为什么尽管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政治科学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却还没有出现？其根源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多数成熟著作都在集中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即使除开关于法国和英国政治的论文，以及早期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中论述国家的文章也要比通常认识到的多得多。尤其是《资本论》中包含的一种国家理论，但是，与其中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这种国家理论从来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在他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允许的情况下，马克思希望能够进一步展开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是看马克思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而是看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宏伟计划，那么，国家在他解释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就会重要得多。
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多数追随者错误地按照他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不同社会领域关注的不同程度来确定它们的不同影响。他们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著名论断所作的标准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决定了所有其他领域的性质与发展，那么，在后者中的活动就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被推论出来。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充满了对这种解释的警告，但似乎收效甚微。在马克思更为杰出的早期追随者中，只有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完全拒绝作为认识国家的框架的经济决定主义。然而，国家在指导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为积极的作用使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变成了首要的研究对象。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有：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1976）、马丁·卡努瓦（Martin Carnoy）的《国家与政治理论》（1984）、鲍勃·约瑟夫（Bob 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1982）、约翰·爱伦伯格（John Ehrenberg）的《无产阶级专政》（1992）、保罗·托马斯（Pau1 Thomas）的《相异的政治》（1994）、埃伦·米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避开阶级》（1986）、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的《马克思的政治学》（1981）、埃里克·奧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的《阶级、危机与国家》（1978）、小奥古斯特·H．尼姆茨（August H．Nimtz Jr.）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的突破的贡献》（2000）、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的《资本主义、国家【137】结构与马克思主义》（1980）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cl Kolko）（尽管他自己可能否认）的《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
如果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正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微不足道，那么，选择研究政治的学者不被这一理论所吸引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发展史也促成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兴趣。与经济学和社会学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的一种努力而产生不同，政治科学的根源在于法理学和治国之术。不是在政治过程与其他社会过程的联系中研究政治过程的运行，因此政治科学很少超出政治过程本身的界限。其目标一般都围绕在如何使现存的政治组织更加有效。在政治科学中人们看不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可以看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的——一基本传统、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以及一贯的基本思想体系。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政治科学一直都是那些不断寻求制度内的改革和进步的人——自信理解了权力的现实——的领域，并吸引了那些同样具有实际头脑的学生。
政治科学能否在即使存在所有这些障碍的情况下，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放呢？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解政治做出了基本的贡献，但要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一些马克思的理论由以发展的辩证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上述那些不满意的政治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才能够看到，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供他们学习，以及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他们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学习。因此，我相信，当今政治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问题和理论问题中优先解决方法问题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就两者能够被区分开来而言的。因为，只有在掌握马克思的假设，以及他用以构建其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的手段、方式和技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发展和在必要时修正他的论断。并且，这对于在大学任教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重要，只有明确这种方法，我们才能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尚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他们与我们使用的相同语言掩盖了我们的不同方法之间的真正差异。
因为具有了优先选择权，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联系起来的努力就把重点放到了马克思的方法上。但是，简单回忆一下在马克思方法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他的国家理论中的那些要素是有好处的。无论是思考政治还是任何其他社会要素，我们都必须强调，马克思所关心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更具体地说，他想弄清楚（并解释）事物的现实状况从哪里来、它如何保持连续性、什么是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事实是如何被掩饰的、现在向何处去（包括可能的替代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影响这种过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寻求的是在政治领域里回答这些问题，但他是以阐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138】特征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生活的其他领域的理论没有区别）。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按照上述方式，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有：（1）国家作为一种与单个生产者无关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包括现实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合作的性质；（2）从属于阶级统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对国家形式和活动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帮助再生产这些关系中的作用；（3）国家形式和活动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影响；（4）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国家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以及经济系统的需要对国家的非正式控制；（5）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使现存制度和实践合法化与镇压反对者中的作用；（6）国家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的条件；（7）政治被普遍地加以理解的途径，这种政治思想的社会根源，以及它在帮助国家发挥其特殊职能尤其是镇压和合法化的职能中的作用；（8）内含于上述论点、被当作历史趋势的一种国家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国家形式包含着对社会力量，即寻求废除国家本身的基础的力量的公共控制。
我现在不能给出马克思不得不对上述每一个问题所做的论述（他的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但是，即便是把它涵盖的内容列举一下，也能体现出它所涉及的一些方法问题。在几乎每一个事例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都涉及寻找一个制度的内部关系，以及描述这种制度对其有关部分的影响的问题。如果对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定的理解，那么，许多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就会显得含糊和矛盾。那种似乎把国家当成经济“原因”的一个“结果”的论述，与阐释所有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论述，两者之间就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给上述困难提供了一个实例。另一个实例是马克思把国家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发展看成其现在形式的某种部分的方式。第三个实例是通过前两个实例揭示出来的，它证明表达这种联系的概念与日常使用时相比，至少具有部分不同的意义。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上来，才能消除这些困难以及其他相关的困难。〔1〕
二
多数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讨论都要么集中于他的哲学，特别是由恩格斯概括的辩证法的规律，要么集中于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运用的叙述策略。这样的考虑，即使是准确的，也是很不均衡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对那些有兴趣在他或她的工作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是毫无帮助的。大量的论断和步骤都被忽略掉了，【139】而且它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建构和阐述中的地位也被弄得模糊到了极致。在力图弥补这些过失的过程中，我可能已经屈服于与此相反的过于系统化的错误，这也是下文中读者应该牢记的一种危险。
在我开始之前，必须进一步说明两点。第一，我没有对马克思事业中的不同分期给予太多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没有发生过变化，而是因为这种变化，如1844年，即他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那一年与他的晚年之间确实发生的变化，是比较小的。虽然如此，我还是选择强调他的后来所谓的成熟著作，而从其早期著作中选择的几个事例都与贯穿他的事业始终的方法的某些方面有关；第二，下面概括的方法是马克思系统研究资本主义所运用的方法。因此，这一方法的所有因素都能在《资本论》，即在他为创作《资本论》而做的工作以及最后的成果中找到，而只有一少部分被用在他较短的、较偶然的著作之中。在某一特定著作中，这一方法中有多少因素被使用，还取决于马克思运用他的方法的技巧，而他的技巧和风格（这是通常与方法相混淆的又一个问题）都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
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什么呢？广义地讲，它是马克思理解现实和说明现实的途径，包括他为了研究和叙述的目的而组织和利用现实的所有途径。这种方法有五个层次，代表实践中五个连续的阶段：（1）本体论；（2）认识论；（3）研究；（4）思维重构；（5）叙述。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许都能按这种途径进行分类。所以，马克思方法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有这些阶段，而在于马克思非常清楚有这些阶段，当然，也在于马克思给每一个阶段赋予的特点。
本体论是对“存在”的研究。作为对“现实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它涉及马克思关于世界的本质和结构的多数最基本的论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当然相信世界是实在的，它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且无论我们是否体验到，它都是存在的。但是关于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联系、如何与它们都从属的整体发生联系的问题都仍然有讨论的余地。马克思本体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如下观念，一是把现实当作由内在相联的部分构成的总体，二是扩张这些部分以至于每一部分在其全面的关系中都能代表总体。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作为原因、条件和结果与其他一切事物——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都认为，要不是依据这种联系的话，世界就是很难被理解的。马克思在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这种相互依存方面更进了一步，使得事物存在的条件成了它是什么的一部分。例如，资本就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资料，而且包括了使这些资料得以像它们那样产生和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个模式。在涂尔干（Durkheim）站在另一端要求我们把社会事实理解为事物时，马克思却把事物理解为社会事实或关【140】系，并能够在头脑中通过这些关系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将它们扩展到总体的程度。这是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内在关系哲学的东西的又一种说法。
哲学上有三种根本不同的总体观：
1．原子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从笛卡尔（Descartes）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cin），把总体看成单个部分的总和，无论这种单个部分是事物还是事实。
2．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谢林（Schelling），或许还有黑格尔，以及许多现代结构主义者那里是显而易见的。它认为同一性属于独立于部分之外的总体，并断言总体完全支配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历史的主体就是整体先在的、自主的趋势和结构。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供说明，而且那些不“符合”的事实，要么就被忽视了，要么就被当成了不重要的残余。
3．马克思的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通常被混同于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整体在结构上与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事件、过程以及现实世界的条件——是相互依存的．从任何主要的部分来看都是如此。〔2〕
在这些部分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过程中，第三层意义上的整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其在早期阶段的内在可能性变成现实。通过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我们向后可深入现在的起源，向前可看到现在可能的未来，因此，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是这个世界首要的显著特征，并且在任何研究中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由于这种相互依存是结构性的——即植根于相对稳定的联系中——所以，同样的相互作用给予了这种整体相对的自主性，使它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与它的体现其有序性和一致性的部分发生关系。
这些关系共有四种：（1）整体塑造部分，使部分在这一特殊整体中更为有效（例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通常情况下，就是这样获得它所需要的法则的）；（2）整体根据这种作用确定每一个部分的含义和相对的重要性（只有把资本主义法则作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的要素，它们才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这些法则与它们向这一结构所作的贡献是同等重要的）；（3）整体通过部分而表现出来，以至于部分可以被看成是整体的一种形式。有了这种内在关系，当我们考察整体的任何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整体，尽管只是看到了一个侧面。这就好比我们从围绕着一个庭院的许多窗户中的一个向外看这个庭院一样（因此，对任何一个包括着其前提和结果的资本主义主要法则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4）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如上所述的关系造就了整体的结构和含义，使整体成为拥有自己的历史、结果和影响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正是后两种关系的存在将前两种关系从它们同样适用的形式主义的总体观中分离出来了。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所看到的，整体中两个或更多部分之【141】间的关系，以及一个部分与它自身（它自身在过去和未来的形式）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辩证法规律的东西，意在指出这些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以下规律最为重要，即“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未注明出版日期，26—27）。现在来解释这些规律将被证明是走了太长的弯路。在这里，注意一下它们作为按照内在关系来理解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性质的概括所具有的特征就足够了。这些概括对它们所开启的研究之路尤为重要，我们将在后面联系马克思方法中的相应阶段对其进行讨论。
三
建立在马克思本体论基础上的是他的认识论，或他如何认识并在思想中组织他所看到的东西的方式。如果说马克思的本体论提供给他的是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这样的观念，那么，他的认识论给他的是他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观念。他的方法的这个阶段依次由四个紧密相连的过程（或一个单一过程的四个方面）组成：感觉；抽象（马克思如何将被观察的事物分成不同的要素）；概念化（将被抽象的事物转变为用来思考和交流的概念）；推理（抽象对他的信念、判断和行为．一包括未来的感觉和抽象一的影响）。
对马克思来说，感觉涵盖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所有途径。不仅有五种感官的活动，而且包括了各种精神和情感的活动，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的活动使我们具有了各种性质（既有身体上的物质性质，又有情感和思想上的性质），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性质。
实际上，我们所感觉到的总要在某种程度上多于（或少于）和不同于所直接看到或听到的东西，这与我们的知识、经验、情绪、面．临的问题等等有关。之所以会产生不同，其原因在于将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无数属性转变为有意义的个体的抽象过程（有时被称为个体化）。抽象不仅给我们选择问题设置了界限，而且给我们用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要素本身设置了界限，决定了它们与其他属性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如果正如我所说的，一切事物都是内在相联的以至于每一事物都是其他一切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必要确定该事物的终止之处和其他事物的开始之处。因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所以被抽象的要素在上述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关系。它们之所以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特殊性，是因为马克思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使之暂时如此。目的的改变通常会导致从同一总体中抽象出某种不同的要素来。例如，资本可以被理解为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142】有时被加上了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有时这个抽象被扩大了，以便包括这些核心活动和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与马克思当时关注的问题保持一致。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在对待抽象时，既不关心甚至也不明白这些把它们与整体联系起来使它们具有了相对的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关系。因此，在后者的头脑中，“自由”脱离了使一些人能为所欲为而其他人却不能如此的条件。如此放弃观察，更大的背景就容易被忽视，或者即使被看到了也被当成无关的东西而摒除了。当然，马克思也运用抽象来进行思考——这是必要的。所有对整体的思考和研究都是从把整体分成可以控制的部分而开始的。但是，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关键在于，这种分离的过程是否是理解整体的一种手段，以及是否能在它所要求的并以其为前提的背景中构成一个整体，或者，关于一个独立要素的抽象知识能否保持它自己的‘独立’，并在它自身中成为一个目的。”（1971，28）与他所批评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他所抽象的是他继而就要进行研究的要素（而不是现成的），而且知道要素与整体间的必然联系。
马克思的这种程序的优势有：第一，他能够——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控制任何要素的大小以便与其具体的问题保持一致（尽管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人的许多共同经验和问题都意味着，马克思的抽象与其他人的抽象之间存在着比这里所揭示的更多的相似性）；第二，他能够更容易地抽象出不同的性质或性质的集合，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提供“新的”研究和学习主体（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的事例）；第三，研究人们的抽象成了马克思认识其余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他们做出的抽象是真实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尤其是他们作为社会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知识和利益的产物。
接下来的概念化过程绝不只是给抽象出来的要素取个名字而已。给抽象取名还能够使我们在该名字所属的语言系统中理解这个抽象。在马克思那里，这意味着通过已经赋予有关概念的意义——尽管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来扩展它的意义。同样，由于存在着内在关系，任何概念的意义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的结构直接成了通过其他概念来思考和表达的东西的一部分。从内在相联着的整体中分离出一个部分的工作是由抽象过程完成的，而不是——像许多人会认为的那样——由概念化的过程完成的（尽管前者通常被抽象为后者中的一个阶段）。概念化的特殊贡献是，通过给抽象一种语言形式而使之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而且更容易交流了。如【143】果说离开抽象的概念是空洞的，那么，离开概念的抽象则是无言的。
马克思自己成就的特色有时是通过引入新概念，如“剩余价值”，而实现更加充分的理解，从而体现出来的。例如，恩格斯将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与拉瓦锡（Lavoisier）在化学中的贡献进行了比较。普利斯特列（Prlestly）和舍勒（Scheele）已经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这是一种新的要素。他们分别将其叫做“无燃素气体”和“火气”，表明他们仍然局限在燃素化学范畴的范围以内，燃素化学把火理解为从燃烧体中分离出的某种物体。拉瓦锡给这种新的空气取名为“氧气”，这使他能够把燃烧理解为与燃烧体化合的氧气。把氧气抽象成燃烧体之外并与火不同的某种物质，这样，氧气就能在燃烧过程中与燃烧体一起发挥作用。
与此十分相同，依据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也并不是认识到现在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存在的第一人。其他人都把它看成了来自劳动的利润、地租和利息。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社会主义者批评了这种分配的不公平。但他们“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2]（马克思，1957，14—16）。对事实的陈述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法，马克思却将其看成是问题，并且，他主要是通过重新抽象其中的主要要素并将其称为“剩余价值”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给利润、地租和利息的来源及其与工人的持续关系确定名称的过程中，“剩余价值”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贯穿于这些显然不同的经济形式之中的共同脉络。运用这一新的概念，马克思能够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中所有主要的范畴，正如拉瓦锡从“氧气”这一新的概念出发对燃素化学中的范畴进行的重新思考一样。
概念化过程与抽象过程之间的联系使下面这点显得清清楚楚了，也就是说，使马克思的抽象具有特色的灵活性同样适用于他的概念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沿着一个由其前提和结果构成的连续体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含义，这取决于马克思对资本进行的抽象中那个相应要素的大小和成分。一些批评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注意到的那些灵活的定义，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抽象及其背后的内在关系的本体论才能被理解。
作为马克思认识论的一个部分，并与感觉、抽象和概念化密切相联的是推理的过程。马克思相信，判断、态度和行为都不能脱离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包括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利益）及其许可的实际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将什么看成对错的问题，而且是用于思考的范畴所固有的解释框架的问题。在内在关系哲学的帮助下，【144】马克思把这个框架扩展到了与人们有关的生活本身。因此，任何一个群体相信什么和做什么，都与该群体对两者的理解和辩护方式，包括所用的范畴，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的总和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独特推理。马克思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判断和努力都同样是他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也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范畴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与过去和现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从来不做以忠诚于某些外在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劝诫，而是通过让人们接受他的解释框架来争取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3〕
四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马克思方法的下一个阶段是研究的阶段。马克思正在寻找什么与他如何理解他的发现对他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正在寻找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和一致性，是它作为历史的特殊总体的存在。无论马克思目前的主体是什么，他的更大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无论他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从事研究，社会这一主体总是被他牢记在心。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力图探究本身也被看成关系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它们相互依存的主要轮廓。因为这些关系的逻辑特征就是内在关系，所以就可以依次在每一个关系中或在它们之间被找到，这时的每一个关系都是被当成某个更大整体中的独立部分来思考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马克思既经常改变他由以出发的角度（因而也是他的视域），又经常改变进入他的分析的要素的范围（包括它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的含义）。因此，例如，资本（一般是“资本”的核心观念）充当了揭示资本主义复杂性的一个角度；劳动充当了另一个角度；价值又是一个；如此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被研究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达到它的角度和方法（而且随之解释的重点）则是不同的。
葛兰西（Gramsci）更加直接地关注政治科学家而且完全把握了马克思的例证，他在《狱中札记》中研究了犬牙交错的社会关系、阶级、市民社会、政党、官僚和国家，以揭露他那个时代同样多的关于社会的片面观点。马克思方法的主要优势是，它使马克思（以及葛兰西）能够发现主要的影响，而不会像在定义狭窄的静止的要素之间寻找关系时可能发生的那样，看不见遍及复杂之中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同样，在探索每一种社会关系内部的发展时，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使用的概念的变化预示着这种转变）被最充分地把握住了。注意葛兰西对社会阶级和官僚如何导致政党，以及政党如何能够导致国家的敏感性（1971，146—149，155，157—158，191，227—228，264）。
【145】为了与他所断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保持一致，马克思在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研究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向后追溯它的起源和向前探询它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它们是现在的基本部分，而且对充分理解现在的任何事物的运行方式是必要的。〔4〕同样，为了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及——在较次要的程度上——阶级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优先关注保持一致，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总是限制在他们所属的阶级范围以内。马克思相信，只有当人们作为阶级成员在社会中活动时，他们才能对社会是什么、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产生最大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大”问题以及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关键时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不否认（或甚至完全忽略）人们作为个人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成员，而不是作为阶级的一员所具有的同一性的前提下，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他们作为阶级的活动，以及阶级斗争中对立阶级的相互作用，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有些人把他的方法称为“阶级分析法”。如果不被用来弱化物质条件在马克思分析中的作用并被辩证地加以理解的话，这种部分的和片面的称号可以是很有益处的。
马克思也断言，辩证法的规律所包含的变化与相互作用的模式是普遍的，它们往往充当了宏大的框架，从中我们可以找寻具体的发展。数量向质量转化的规律使他能够通过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的增大或缩小来敏锐地观察社会因素是如何改变其表现和／或作用的。因此，例如说，货币据说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作为资本而起作用。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使马克思敢于为了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对立面而考察它，并在面对明显的对立时探询是什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以这种方式来看，资本主义中的富有与贫穷就是对立的，尽管它们是同一关系中相互依存的不同方面。
通过矛盾而发展的规律无疑在辩证法的规律中是最重要的。构成任何复杂有机体的过程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并且常常是以不一致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被当成具有内在关系的趋势（即是说，作为相互的因素并存于同一整体之中），其中一个过程的进步都要求另一个或几个过程为它让路，于是它们就成了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会深刻地改变总体。为找出总体中的矛盾而考察总体，这是一种寻找冲突根源的方法，这种根源甚至可能在冲突完全成为现实以前就显示出来了。矛盾通常是以集合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的统一以及重要性的等级同样也是马克思的研究主体。
马克思的任何一种研究都是为了理解那种注定要保持其不完整性的谜一般的问题而寻找足够的素材。为了尽力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行，马克思采取了一种策略以及一系列优先考虑的事物以帮助他的研究。例如，他以研究资本、商品和价值这样的社会【146】关系为开端，在与具体总体的显著联系中，这种社会关系是大量存在的。他还选择英国作为关注的重点，把他那个时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成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室。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再生产总体存在的条件的主要是物质生产，并且在所有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中主要是经济要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一般都通过考察经济的，尤其是生产的条件和实践，来开始他对任何问题和任何时期的研究。有关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样被放在首要位置和中心地位，他最为注意揭示的矛盾是经济矛盾。如果我们原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抽象出他的方法是为了集中于这种方法的某些确定方面，那么，为了弄清他是如何使用这种方法的以及他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法，就有必要反复温习他的这些理论。
实际过程与用来理解它们的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在某一个场合，马克思把资本描述为“经济范畴的批判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以批判的方式解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转引自鲁贝尔，1957，129）。继而，《资本论》同样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如何被“专家”理解的著作。正如已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对任何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注意周围的并且是表现在他们特有的描述和解释中的更大的环境。一般来讲，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直接的表现当成了全部的真理，把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当成了逻辑上独立的东西，这种东西独立于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之外，而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给这种东西赋予了含义。在探究这种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在不断揭示着这些思想的本质，这种本质通常与反映在现象中的真理相矛盾。例如，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工人按时间获取报酬的事实被用来表明，以工作时间的总数为基础的工资代表了给劳动的全部报酬。通过揭开劳动与它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包括通常被用以解释这些条件的像工资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得以表明，工人拿回的仅仅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
马克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名誉很少被人质疑，即便是他的敌人也是如此。他相信，要批评任何主体，就应该较为详细地了解这个主体以及他人关于它的著作。为了阅读用俄文写作的关于地租的内容，他甚至在晚年学习俄语。那时的所有信息来源和收集有用信息的技术都得到了他的重视和利用——政府报告、调查、问卷、小说、报纸——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不乐于接受现代社会科学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然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就很清楚，马克思将特别关注的【147】是，哪种信息值得收集、收集这种信息的各种技术所蕴涵的假设、研究一个主体会如何影响这种信息的收集，尤其是被使用的概念（解释框架）对于在其帮助下所认识的任何东西的影响。例如，对于典型态度的调查，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反映在提出什么问题、如何提问、提问的对象（普遍表现出的对社会阶级分化的冷漠）之中的倾向性，以及被偏爱的答案中反映的条件（是这样的条件，其中的变化通常会带来另一种答案）。他可能也会确切地说明，由于存在普遍的错误意识，没有问卷能够揭示出我们的社会在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马克思会忽视态度调查——像他的如此之多的后继者们不幸的做法那样——而是他利用态度调查时具有的高度限制性和批判性。〔5〕
五
马克思的本体论宣称世界是内在关联的整体；他的认识论则打破这一整体，将其分成了相互联系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在他的概念的含义中可以得到体现；而他的研究通过探究这些部分之间的联系而给整体填充了各种细节。随着这些过程的完成，接下来的是马克思方法的第四个阶段，即思维重构阶段。在思维重构过程中，马克思用以开始的、真实但由于没有被认识而显得没有特色的整体，转变成了他理解中丰富的、具体的总体。当然，通过在研究与叙述之间插入一个思维重构阶段，我意在表明，马克思对其研究结果进行整合时所做的自我厘清以及最初的推论，与我们在他的已出版的著作中看到的分析并不十分相同。这至少引出了三个关键问题：（1）如果不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又在哪里找到这种早期的“理解”呢？（2）这种理解是如何与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理解相区别的呢？（3）这种早期的“理解”在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如何？
马克思对其正在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作了大量的笔记，其中绝大多数都介于仅仅是把他在材料中看到的摘录下来与写作他打算出版的著作的初稿之间。这就是马克思为弄懂一件事而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虑，为他自己，也可能是为在他的基础上阅读的恩格斯。尽管有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材料需要马克思加以筛选和组织，但他显然觉得这是不容忽视的一步。他没有力图出版这些手稿，但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其中有两部最重要的被出版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59b）——最早出版于1931年——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73）——最早出版于1939年。我所说的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其依据主要来自于这两部著作，一部来自于1844年，他26岁的时候；另一部来自于1858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没有将写于1846年、初版于1929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进来，因为它是马克思想出版却因找不到出版商而没有出版的著作。
【148】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所谓区别的著作，但在探究实际上已出版的与未出版的马克思（无论早年还是晚年）之间的区别方面，他们却没有做过认真的努力。然而，每一个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人都会发现，这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例如，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观要比任何已出版的著作多得多。马克思在写作他知道自己将是惟一读者的著作时，也要比写给别人看时更多地运用与辩证法有关的词汇。至少这些方面表明了，马克思自己理解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或发现有用的），与他认为别人要理解这个世界或被他的理解说服所需要的，并不十分相同。
有了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区别，这些没有出版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历史的最全面、最准确的论述呢？是到他写给自己看的著作中寻找，还是到他写给工人和普通大众看的著作中寻找？在做出回答之前，还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非常清楚他的一些著作的难度，特别是对工人来说，同时，他不仅希望他的分析被理解，而且希望被接受和被遵照执行。而且，他的著作远不是一种枯燥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对他的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他如何组织自己的陈述，强调什么舍弃什么。以及事例、论点，甚至是所使用的词汇等等都有影响。至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将使我们在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中去认识（而不是消除）异化理论、共产主义观，以及辩证方法对他自己理解世界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已经出版的著作代表了两个方面的联姻。一方面是他自己对世界的真正认识（以及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他采取的叙述策略，他运用这种策略使自己的观点简单化和清晰化并使其他人——其多数几乎不懂政治经济学而且对辩证法懂得更少——相信他的观点的真理性和重要性。我不打算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是“根本的马克思”，但我希望这里的讨论能够证明，为了达到对“马克思真正意味着什么”的准确理解，这两部著作是多么的不可缺少。它也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不要因为马克思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简短论述——各方都使用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认为他在任何领域的论断都只有惟一的一种意义。他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他阐述这一点的策略部分又是什么？
马克思思维重构的另两个方面也值得在此一提。其一，使他的重构获得成功的不仅是所有主要的部分都被联系起来了，而且是他在每一个部分中都能够一眼瞥见起作用的整个系统。例如，如果马克思研究美国议会，他将不会——像多数政治科学家那样——对知【149】道“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感到满意。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必然会包括以下内容：作为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和活动相互作用（对所有这些方面的回应，但实际上只是对经济结构的回应）的社会—政治现象的议会的历史，议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议会与异化的关系，以及作为公民，其日常活动有助于再生产这些作用和关系的人掩盖这些作用和关系的手段，等等。在脱离总体（或将其放到稍微大一点的抽象即政治中）来理解议会的正统政治科学家那里，这个立法机构在保障资本家的利益中的作用，及其通过这种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马克思的思维重构中，议会被理解为体现在这一立法机构中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规则的制定方式，而且，在这个形式中表现出的总体的其他各个方面从来不会被忽视。
其二，在马克思重构的总体中，有很多“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很多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产物，但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矛盾。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突出矛盾是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在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的相互作用中将它们都囊括了进来。这个矛盾被一些人重新表述为“资本主义不断增多的社会性与其持续的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米利班德，1969，34），或者，应该如何组织生产与现有的技术和文化条件下能够如何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威廉斯〔Williams〕，1968，26）。但每个这样的重新表述都只表达了它的意义的一部分。由于这个矛盾体现了所有资本主义重要矛盾的一致性，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关系就显示㈩，马克思对这一制度的复杂理解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它是马克思的研究所取得的最一般，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成果，即在其内在运行中理解的资本主义，并且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重构的每一个部分之中。
无论何时也无论何人，只要他看出资本主义生活的事实中存在着一种范式，那他就朝着马克思的思维重构迈出了第一步。在有人因小偷小摸而被监禁了好几年时，以石油消费补贴形式存在的大的盗窃活动却得以存在；在有人忍饥挨饿时却有土豆被烧毁；在住房短缺期间却允许公寓空置；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时却让机器生锈；在技术并不如此要求时，却让城市居民窒息而死或饮用污水。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是，后者认为多数社会问题是相对独立的和偶然发生的，并企图一个一个地解决它们。由于不理解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150】内在相联的各个部分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他们不会在有可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层面即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他们不得不在谴责和失望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激进主义者”称号的人普遍认识到，被自由主义者当成是互不相连的许多绳子的松散末梢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生活如此之多的必然的（或至少是极为可能的）方面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然而，在他们的理解中，通常会遗漏掉把具体事件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协调起来的结构（本质、规律、矛盾）。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如何造成了一个特定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把这一制度的要求（其核心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应用于相关的人和过程的那些内在联系的功能。否则，资本主义，作为我们面临的两难问题的答案，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启示意义的抽象。我们有必要以螺旋式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调和：思维重构中的每一个成功都会促进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会反过来使总体进一步具体化；等等。这里表明的马克思方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必要的重复，以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方法的发展，所有这些同样要求读者们保持警惕，防止我自己逐一阐述它们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曲解。
六
马克思的叙述——他的方法的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是一个关联地包含在其每一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说指导马克思的研究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实践如何产生，以及它们的形式本身是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的问题，那么，指导他的叙述的答案所寻求的是，在说明这些形式的过程中重建这一系统（此时包含于他的思维重构中）。尽管通常被混淆，而且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被混淆得最为严重，但理解（comprehension）与解释（cxplanation）是不同的功能并涉及不同的技巧。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思维重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会拒绝这样的解释，即集中于较早的条件的解释，或把现实降为几个经验的概括的解释，或构造理想模式的解释，或满足于把事实简单分类的解释。每一个这样的解释都采取了把两个或更多抽象联系起来的形式，但更为丰富的背景却仍然没有被触及。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对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惟一充分的解释，但这是被当成一个具体的总体来理解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用来指称其叙述目标的比喻是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他相信，“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就会达到成功了。他还补充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1958，19）。因此，马克思的目标就是运用他的研【151】究所揭示的“各种要素似乎属于一个先验的结构”的方法把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根据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的评论以及马克思自己常常对《资本论》所做的修改（每一份草稿和每一个版本都包含着重要的修改），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仍然只是马克思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就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他还在计划着修改《资本论》。
马克思主要用两种方法来重构体现在他的理解中的具体的总体：探索现在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它们形式的变化来展现其作为一个系统的部分的历史发展。在呈现它们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经常变换角度，使他所揭示的关系依次作为每一个关系的一部分而表现出来。重复的负面影响可以由词汇的变化来部分地抵消，这些词汇总是随着角度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更多地更为详尽地是在揭示经济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内部的相互作用时被显示出来的。同样，矛盾在构建总体中的独特作用可以通过马克思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反映出来。
在马克思通过社会关系的不同形式来说明它们的发展时，矛盾和经济因素同样占据着优先地位。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马克思也相信解释任何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呈现现在的事件和制度，他把历史当成一个过程的表现：发展就是内在相联的形式的增长，趋势_出现在过去并指向未来——与其自己丰富的表现一样，也是现在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的一部分。
由于马克思在实践和思想之间所看到的内在关系，它们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另一方中反映出来。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明既要反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变化，又要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资本论》中有大量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引用，既是它们体现其自我理解的体系，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这也使马克思能够将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作为这一发展的批判性结果——无论是如何的不完善一而提出来。他的理解与他所引用的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那些理解属于同一个总体。
马克思对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叙述——像揭示它们的研究和把握它们的思维重构一样——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而进行的。资本主义中主要的、最独特的社会关系被分析和揭示为，在它们自身之中包含着这一具体总体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和运动。马克思坚持认为，决定叙述顺序的应该不是一种关系的历史表现，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系统职能的重要性。例如，对资本的分析就要优先于对地租的分析。这一建议是提出容易而遵照执行难，因为马克思自己的提纲和对《资本论》的许多修改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开【152】始的——资本、货币、价值和商品（这可能只是表明了，这四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共同占有头等地位）。
在马克思力图从每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解析资本主义的同时，他通过综合由这些不同角度所得到的对这一整体的单方面认识来重构这一系统。源于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除了由价值等等表现出的同样的相互依存以外，还具有其他的重点和表现。在阐述关于这个整体的每一个单方面的认识时，马克思同样会针对处于其边缘的各方面的作用提出一定的论断，随后，当这些同样的方面作为其他关系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完善这些论断。例如，市场的作用，在《资本论》第1卷考察价值时被提出来，在《资本论》第2卷讨论流通时仍然未被深入地讨论，而在《资本论》第3卷就融人了价值关系之中。因此，依靠他叙述中的“不断接近”的方法而接近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这种依存体现在他对每一个主要社会关系的认识之中（斯威齐，1964，11）。在主要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得到分析的意义上讲，马克思在任何一部著作（即使是3卷《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要在综合的基础上给出结论，这不仅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伦理，而且——正如我先前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确实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单单《资本论》就渐渐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
我们还能在马克思的概念获得更完整含义的方式中看到综合的过程。鉴于可交流性的要求，在著作开头所使用的术语表达的是日常观念，或离人们很近的一些东西。那些用指称人类状况中比较明显的性质的概念表达出来的比较一般的抽象，或马克思所说的“简单范畴”，能够起到最好的交流作用，而且它们还被用来帮助解释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即“复杂范畴”。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我们会直接而又迅速地涉及这种复杂范畴的含义。例如，按这种方法，“劳动”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随处可见的一种简单生产活动的同义语而使用的，后来被用来帮助解释“商品”、“价值”和“资本”这样的概念。
一般来说，尤其是在一部著作的开头，被分析的社会关系都是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而揭示它们的工作是在更狭义、更一般的抽象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在叙述的过程中，起初具有明显含义的简单范畴自己也会开始显示出具体范畴的特征，因为随着它们所处的条件被揭示出来，它们的含义也扩展了。在《资本论》开头作为一般抽象出现的劳动，逐步体现为生产活动的一种历史的具体形式，即只有在资本主义中才会存在的那种完全抽象的、异化的生产【153】活动。所以，在简单范畴可以提供帮助以便有可能对复杂范畴进行分析的同时，它们本身也在被合成为复杂范畴（能够进行它们自己的分析，能够依照它们的次序充当观察具体总体的窗口）。
复杂范畴的含义可以在整个系统内扩展，而简单范畴又会很快变成复杂范畴，所以马克思不能为复杂范畴或简单范畴给出适当的定义，而只能给出“暗示”（或单方面的描述）和图像。这种“暗示”和图像在读者自己想象的帮助下可以扩大为一个关系，这使马克思显著的隐喻与他的写作风格一样成了他的方法的一部分。把我所说的“暗示”当成完整的定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对新的暗示的介绍常常会显示出与此前的说法之间的矛盾。例如，“资本”的含义是否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4]（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33），“被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5]（马克思，1958，10；1959a，794—795），或者，“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劳动的客观条件”[6]（马克思，1953，488—489）？答案当然是“资本”的完整含义包含了所有这些暗示，以及《资本论>>中在它们特殊的相互关系中被把握的更多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想马上给出完整的定义只能是自取失败。
在马克思方法的所有这些阶段中，极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反思的是叙述的辩证法。毕竟，我们在交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总体的思维重构中所涉及的问题一直都只是被部分地解决了。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在尽力反对对他主要工作的不断修正。对于这种误解，马克思本人曾经抱怨过。如果说现在这种误解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严重了。鉴于这种情况，我倾向于认为，许多众所周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如经济决定主义和各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对于向那些满脑子充满实证主义的听众（指西方社会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全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第一步。在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特殊影响的过程中，要在要素思考与过程思考之间、在运用外在关系与运用内在关系之间进行转换的话，或许在事实上就要求这种解释策略。当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使这种畸形的和／或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叙述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或以马克思思维重构的真理自居。〔6〕
七
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试图展示给我们的是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主义的镜像，以及这一总体的逻辑特征，他在叙述中所采用的技巧（包括语言的使用）就变得比较清晰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要把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注入的方法都提炼出来。关于他的国家理论，我们现在理解了马克思所断定的以下关系的逻辑特征，即【154】政治组织和实践活动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实际运转与使其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我们还能理解被当作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这些关系的总和与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资本主义系统之间的联系。能够显示马克思方法的作用的关于国家理论的详细重述，只能专文另写了。在这里，我只是局限于略述他的方法并简单说明它的作用。
从上文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理解他的理论论述的途径，也是完善他的理论论述以便对他以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思考的途径。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在资本主义中形成的那些主要过程的运行，并将一切变化都包含在其包容性概念的含义之中。现在（以及一段时间以来）所要求的是对这一具体总体的新的思维重构，这种重构既尊重马克思的著作，又明智地尊重现代学者的研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与马克思本人的努力一样，它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很好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在其各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马克思说过，他想“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7]（1967，253）。我们至少也应该如此。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请特别注意我的以下著作：《异化》（1976），第29—30章；《社会的和性別的革命》（1979），第2章和第8章（第4部分）；《辩证法探究》（1993），第3—6章；《政治学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2000）和本书第12章。
〔2〕 对不同总体观的这种区分首先是卡雷尔。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1976）中提出的。然而，他与我对这里举出的第二和第三种总体观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
〔3〕 对这一推理过程的进一步讨论，请见第4章和我的著作《异化》（1976）。
〔4〕 请见本书第5章和第9章以了解关于马克思研究过去和未来的方式的更加详细的说明。
〔5〕 制作辩证的调查问卷的努力，以及关于如何进行有关阶级意识的辩证研究的讨论，参见我在《辩证法探究》（1993）中的论文“如何研究阶级意识……为什么我们应该研究”。
〔6〕 系统的辩证法是对马克思方法的一种新的诠释，它过于强调叙述这一阶段，并过于强调《资本论》第1卷是这一方法起作用的地方。对它的批评，请见第11章。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003年版，第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8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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