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一
1999年6月5日，大阪的一位初中校长因拒绝在一次毕业庆典上悬挂太阳旗（Hinomaru flag）和歌唱“君之代”（“Kimigayo”）遭到了“野寇崽”[1]（Yakuza）一名成员的刺杀而严重负伤。同年2月，另一位广岛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因不堪忍受教育部和该校老师相互冲突的压力而自杀了，教育部命令他在毕业庆典上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而该校的老师却力劝他不要这么做。虽然在学校里对这种旗帜和歌曲表现出这样的尊重在1989年就成了强制性的事情，但在过去两年里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也只不过是各种行政处罚。而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似乎是较小的文化争议的东西却变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论战，并给一些参与者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这是一次奇怪的论战，因为，在那些反对强制性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的人毫不犹豫地给出他们的理由——其中主要的是这种象征与1945年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实践之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政府，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起初却对是什么使他们突然引发了这一危机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在现在采取行动？这种交流的不平衡性，连同实施它的过激方式，使许多外国观察家们将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日本的神奇（exoticism）。但神秘的事物，即便是日本的，一般也都能得到解释。我将通过对日本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揭开其政治的神秘面纱，因为我相信，只有在这一国家的独特要求中，我们才能找到其政府行为的原因。
二
日本国从来都不容易理解。例如，在13世纪，日本处于一位天【194】皇的统治之下，这位天皇实际上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天皇及其朝臣的傀儡，而他们又要依次服从一位军事独裁者或幕府将军的命令，这位独裁者自己又完全处在他的摄政者的控制之下。那种歪曲直接经验事实的戏剧至今仍在上演。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著作之一勉强开始认为这是“日本权力之谜”（范·沃尔费恩〔Van Wolfercn〕，199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能不能对此做出有效的解释呢？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典型批判把政府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工具，而贬低了官僚的作用。它一般认为只有公开的政治机构才是国家的部分，并认为民主制度和实践，如宪法和自由选举，是其主要的合法性源泉。对多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而言，这种方法是相当好的，但于日本它却是极为不够的。把日本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区分开来的是：（1）选任政府相当软弱；（2）高级国家官僚控制着选任政府和企业部门；（3）政府和企业的大量高级职位被已辞官的官僚所占据；（4）许多基本的政治职能是由那些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行使的；（5）国家（包括其体制和行为）的主要合法代表是天皇制度，它是从日本封建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
三
对第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它一直都在使遇到它的例证的人感到震惊。在就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后不久，沃尔特·蒙代尔（waltcr Mondale）就说：“在国会里，当你看到官僚也在参与辩论、回答质疑、准备修正案、准备预算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选任机构相当弱小的社会。”（克里斯托弗〔Kristof〕，1995，37）在他担任美国参议员时，蒙代尔个人大约有50名职员（众议员大约有25名）为他提供作为一名有效的立法者所需要的信息和专门知识。而他的日本同行只有1名或2名相关的职员，即使是内阁大臣也多不了几个。美国的新任总统要任命数百名高级文官，而且按照其任命方式，这些人首先要忠诚于他。而日本的新任首相只任命几十名官【195】员。由于缺乏达到非常充分的程度的途径，所以，每周一次的内阁会议只需要10到15分钟，并且主要议程是不经审查就批准内部的官僚已经做出的决定，这就不令人吃惊了。1955年以来，国会仅仅修改过一次由文官提交给它的预算案。首相（平均每两年一次）和大臣（平均每年一次）们的走马灯似的更换也对选任政府成为形式而非实质的权力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0年4月初，小渊惠三首相因中风而失去工作能力以后，是他的内阁官房行政长官青木干雄，一位文官，担任了看守内阁首相。在小渊惠三首相去世以后，也是青木干雄在选择森喜朗为继任首相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幕后作用。选任政府对官僚的依赖可能在1994年村山富市首相任上达到了最坏的地步，他试图要官僚清除其官邸中的蟑螂：并为他买一台实用的电视而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自己操持这些事，并为必要的条件改善而买单。
过去，在讲授关于苏联的课程时，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讲共产党，一个星期的时间讲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正式的政府可能连这种程度的关注都没有得到。日本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这里要除开这种情况，它的权力的最终来源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个政党（或其一部分），而是高级国家官僚，尤其是财政部、贸易与产业部（MITI），以及国家银行中的官僚。有人提出了质疑，既然事实上日本文官的规模还不到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的一半，那么，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只能表明，它的相当大的权力更为集中，并且受到各种监察和制衡削弱的程度更小。例如，存在着一个被财政部控制的影子或独立预算（zaito），它的规模是正式的政府预算的2／3。来自于邮政储蓄系统和公共补助资产的资金完全由该部官僚自由决定而花费在对其有利的政治活动上。当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前，这一简短的强势部门的名单中还应包括国防部。
做出如下比较或许是有好处的：日本的官僚不是其领衔政治家的正式顾问。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行政机关和政治机关之间自由流动或竞选官职，而这些在法国都是存在的；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国会中任职（如在德国所发生的），或者服务于总统委员会（如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都是不同国家的官僚影响政府的方式。日本的最主要的官僚不必做任何这样的事，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是政府。这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区别开来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并且很少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认识到官僚的权力范围或弄清了它对其余日本社会的全部意义。
四
与官僚对政治家的控制相匹配的是它对企业部门的统治。即【196】使是主流学者都认识到了日本企业与政府行为之间非同一般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的作用超出了制定有利的法律、提供所需资本和专门技术的范围，而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计划力量，为经济的所有方面谋划战略和确立重点。决定日本企业现状的主要是国家的官僚，而不是工厂的所有者或其善于经营的经理和工人。日本的政府部门不是仅仅告诉企业家们应该干什么，而是完善了老黑手党给人以不容拒绝的提议的策略。他们称之为“行政指导”。如果个别企业家被证实不服从他们，官僚们会有一整套办法来迫使其服从，从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到提供或拒绝提供许可证、补助金、贷款和税收优惠。但事实上往往不需要实施这种威胁．
实际上，官僚与企业界之间的冲突可能比官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要少，所以，需要解释的日本之谜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资本家能够如此充分地与国家进行合作。有人提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的高级文官对其私营部门行使了同样的权力。但如果这样看，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由于选任政府事实上处在中立地位，所以，与他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不同，日本的主要官僚在充当他们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强制执行者和战略家方面完全没有了竞争对手。
日本企业家对“行政指导”的轻而易举的默许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起源时期。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而上台的下级武士建立丫有利可图的垄断企业，然后廉价卖给了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其中主要的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家族。是私有化而不是资本积累造就了日本最初的财阀。与西欧不同，在西欧——一般地说——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又依次先于为其利益服务的国家而产生，而日本似乎将这一过程颠倒了。希望赶上那些刚刚迫使它开放港口进行贸易的专横的外国人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成就，新的日本国家创造了资本家，其方式与欧洲封建国家创造骑士和贵族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1〕
从开始的时候起，日本国家就竭尽全力地保护其经济产儿，确保他们的成长与繁荣。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又怎么可能不“合作”呢？起步较晚的日本资本家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敌对的国际经【197】营环境，及其对国外原料来源的越来越大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解决经营问题的团队（国家）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家官僚的战略领导的依赖。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顺从（他们更喜欢称之为“一致同意”），因此，官僚在私营部门的关键的高层人士的提拔中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选择首席执行官（CEO）的过程中，许多银行都带着简短的名单来到了贸易与产业部（MIT1），而后者则从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偶尔地，尤其是近些年来，也有一些首相和主要的企业主试图减少他们对国家官僚的依赖，但似乎收效甚微。官僚对日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持续控制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概括高级官僚、企业和银行首脑，以及政府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相反，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如果官僚确实统治着其他两个集团，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且，如果资本家没有实现统治，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资本主义？
五
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即大量的高级官僚在从文职部门辞官以后都在企业部门和较小程度上在政治部门占据了领导地位，这往往发生在他们45到55岁之间。在日本，人们直到生命的相当晚的时期都保持着积极的状态，这给了他们又一个20年左右的时间追求其新的事业。这种实践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法国可能是个例外）区分开来的第三个特征，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日文中为之有一个专门的说法：“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或“下凡”（尽管——如果有人担心的话——总是软着陆）。今天，有数千名前任上层官僚在私营企业、银行、企业协会和公营企业中担任会长、主席、主管和经理等职位，而且通常是在他们此前作为国家代理人所工作的相同领域。〔2〕这是日本企业团体中的精华。在美国，国防部或许有让其退职的官僚加入私营部门的记录，但这里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新雇主赢得军用合同。几乎从来没有过初出茅庐的生意人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事。
为了强调这一区别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补充的是，在与其股东的关系中，日本企业的经理或主管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具有大得多的权力。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持股，并且他们的普通股与债务之间的比率要比美国企业低得多——于是对公众为其提供资本的依赖也要小一些。因此，国家官僚对企业的影响被各【198】种市场力量减弱的程度要比美国低。而且，企业里留意来自于官僚的“行政指导”的最主要负责人，本身可能就是前任官僚，并且该负责人通常就是来自于他现在对其做出响应的那个部门。
政治部门的情况仅仅是这种乱伦的程度稍微小一点而已，因为，战后所有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中的多数都是沿着官僚的路线进入政治部门的（随着一度处于支配地位的自民党〔LDP〕的衰落所做的重新调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过程，尽管1980年以来其例外稍微有所增加）。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数量上没有如此之多，地位上没有如此之高（法国可能又是个例外）。
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日本重要官僚中的多数，如果不是马上的话也是直接地，并作为个人，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就中获得了利益。这种中年改行的普遍的和系统的特征也意味着，他们知道，他们作为政府官员所做的决定将决定着他们未来在私营部门中的“职位”，以及随之而来的运气。在从国家官员到资本家的转变被预先如此清楚地知道的地方，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成了官僚的利益。至于日本的重要企业家，其中许多都是前任官僚，由于知道现在的高级官员队伍的发展轨迹，所以，他们能够确信国家部门所做的决定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
但是，如果日本如此之多的重要资本家都是前任文官，而其多数重要的文官都是未来的资本家，那么，把他们都看成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仅仅是被暂时的劳动分工所隔离一而不是不同阶级的成员，似乎具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推理也能应用于选任政府中的前任官僚，他们也从大企业的慷慨赠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这三大集团的共同教育背景（1993年，88％的财政部高级官僚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毕业于其法学院）、频繁的联姻以及高度的正式交往（在“人情社会”里，它把高级政府官员与其已经退职的前任联合起来，这些前任中的许多人都在相同领域的私营部门中掌握着领导职位），也为超越其同样明显的差别而强调他们相同的阶级性提供了理由（范．沃尔费恩，1993，146）。如果有人在官僚的卓越才智中看到了重要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始于幼儿园的良好学校教育的高昂费用（事实上离开它就不可能进入东京大学）也证明了较好的官僚职位被非常成功地限制在少数特权者的手中。
六
正是这种根据使日本问题方面最富有洞察力的作者之一卡雷【199】尔·范·沃尔费恩（Karc1 Van Wolfercn）能够断言，日本的高级官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他称之为“管理者阶级”（1993，146）。这一称号突出了官僚作为未来资本家和政治家的孵化器的非凡作用，但却掩盖了表面上非常不同的机构的行为导致的支持企业的范式，以及导致这一范式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显然对这些人的更为恰当的称呼应该是“资本家”。〔3〕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资本的人格化并执行资本的命令，这里的资本被理解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或用来创造更多财富的财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把财富用来满足需要，或伺候上帝，或扩大民用或军用力量，或获取荣誉和地位。具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仅关心自己的增长。那些掌握财产，以这种方式利用财产，并使自身从这一过程中受益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者）属于同一资产阶级集团。只是在日本，一些资本家在形式上是国家机构的部门中工作，而另一些却在形式上是私营机构的部门中工作，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把自己的人生在这两种部门之间进行了分配。根本的事实是他们都是作为资本的化身在起作用，以他们现有的地位所允许的任何方式为资本的（因此，也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都在为增加剩余价值而工作，并在实现这一目的时获得实质的利益，尽管在他们是官僚和政治家的时候，这还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当然，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资本家，他们担任了高级文官和重要的政治家，却无须放弃其资本家的角色。美国最显著的例证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ekefeller），他是资本家，也是大使和副总统。但多数这样的人物，在他们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例外，而且都是从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开始的。在日本，这种事业范式要普+遍得多，而且企业财产往往是后来才有的。因此，表面上是国家控制着资产阶级，这似乎是我自己在本章开头所采取的观点，也是通常被引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日本不适用的原因，但一旦按照这种方式重新确立各原则之间的界限，它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把某人作为某个阶级的成员区分开来的性质毕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获得。阶级的成员资格在发展，正如阶级本身在发展一样；一个人可以逐步变成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在日本，资产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成为资本家的过程是从他们进入国家官僚机构【200】开始的。认识到日本的高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把他们作为这个阶级（现在）在国家官僚机构行使职权的部分而区分开来。但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企业和政府首脑的那种程度的顺从。我们同样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私营部门的资本家偶尔也在履行政府的职责——正如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起草意在限制它自己行为的法律时的情况——而不会突破心理防线从而妨碍我们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思考。在日本，国家部门内外的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完全没有他们个别的权力机构形式将会使我们确信的那样清晰和固定。〔4〕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达到某种非历史的分类，其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可以流动，而在于解释整个社会的运行和运动，这就允许甚至是要求确立和重新确立阶级界限时的一定的灵活性。〔5〕为了把握日本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我认为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进行扩展，以包括高级官僚和执政党中的重要政治家。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通常被允许在整个阶级中起带头作用，那只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认识到了，那些现在就职于国家部门的人，对作为整体的阶级的利益有着最好的概观和最清醒的关注。他们的观点不会为一个具体企业或工厂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经理和主管身上的情况那样），或者为一个政党或派别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政府首脑身上的情况那样）。没有这种暂时的分心事物的羁绊，官僚们处在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普遍利益和长期利益服务，以及每当必要时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进行调解的最佳地位上。（从其作为调解者的工作来看，国家就可能表现得似乎是中立的，如果不注意它总是同一阶级中处于上层的一个派别的话。）
对于其真正的角色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反对的，而且在激进分子反复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多数人来说，把它们联系起来总好像是第一次。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忽视了牢固支撑其正在学习的东西的思想范畴。而这种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的特殊情况提供这样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就是“集体资本家”。日本的今天仍然是一个幕府时代，但其将军不是一个军事人物，而是集体资本家，它在官僚、企业和政府的职能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造就了明治维新的武士阶级拒绝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正如此前成功的反抗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是选择了使他们自己加入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行列。但在他们能够成就这一点之前，他们不得不创造资本主义和他们能够成为其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建立这一新的，以他们自【201】己为其统治阶级的核心的社会形态方面的成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工程的伟大壮举之一。在许多根本的方面，而且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所有那些变化，日本仍然继续在这些奠基之父所设计的模式中运行。
七
第四个把日本与其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是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所行使的基本政治职能的数量。这种实践当然可以在别处找到。就日本来说，突出的表现是这种事例的巨大数量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为了确定这些职能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家的职能是什么。仅仅认识到国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运作之地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了解这种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为什么被使用。在所有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控制着剩余产品的阶级或阶级集团需要全社会的帮助，以便使其获取剩余产品的手段合法化，并对反对者予以镇压。因此，所有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从事着镇压与合法化的事务。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下，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还要求从国家那里获得另外两种帮助：资本积累方面和价值实现方面。第一方面涉及保障作为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根据的条件——社会的、法律的等等——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以及创造那些不然他们就不会在那里存在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第二方面主要是发现、建立和保护市场的问题，以保证所生产的东西得以销售出去。因此，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行使如下四种职能：镇压、合法化、积累和实现。如若不然，则完全意味着它的统治阶级将不能作为统治阶级而继续存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有效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问题；而且，资本家将不能再生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本身所需要的条件。
把这些职能确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以后，就有可能考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行使它们中任何一种职能的团体。这里的国家只不过是这些团体的总和，甚至它们中有些还从事着非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时既是国家的部分又是其他某种组织的部分。
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至关紧要的不是政治组织的这种或那种性质，或他们拥有的权力，甚或一个阶级的特权地位，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在的具体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要求。其过程是从整体出发向内进展的。于是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作为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是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整体的本质。马克思把国家称为社会现有结构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马克【202】思和恩格斯，1975，199）。在其他地方，马克思还说：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78）。
正如我们在这些引述中所看到的，国家可以被视为这个整体即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但也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方面，以及这个阶级所做的某种事情。一个把我们带人了“资本的逻辑”领域（它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整体内部将结构与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个则把我们带进了资本家的阶级利益领域（它把人们在这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他们的活动联系起来）。两者共同代表着同一复杂关系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因此，国家在做什么以及它做这些事的具体形式，与统治阶级是什么以及它的利益要求什么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国家叫做它的统治阶级的“专政”，而不管它所包含的民主的程度如何。这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对专横，以及国家与其统治阶级之间外在联系的揭示，而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是统治阶级显示其政治本质的一系列组织形式（关系是内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进行统治而需要的东西中的最重大的部分，是阶级本身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所有从政治领域（即政治学）开始来认识国家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其本身包含在带有它的名称的生产方式之中的统治阶级角度来认识国家的各个部分，我们也能够避免迷失在部分之中和误把其意识形态的伪装当成现实。就日本来看，尽管官方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认识到，选任政府没有统治权，民主没有给公民以任何权力，管理者不仅仅在管理，以及公开的政治组织并没有做全部的政治工作。我们还被给予了一种灵活性来重新确定通常被当作国家的东西的界限，以便包括各种完成基本政治任务的机构和团体。
如果询问一位热心的经济学家公司的边界是什么，他会在今天给出一个答案，而几天以后在他解决其他问题时又给出另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统治阶级的问题以及——通过扩展——解决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机构等方面的问题。由于需要马上予以关注或更多地予以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并且由于可以用来解决它们的手段变得或多或少，所以国家的界限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普遍的看法所反映的，国家仍然是根本的社会权力贮藏室，但它不必在每一个社会中都由相同的一系列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也不必固定或局限在其政【203】治角色之上。国家的各种要素完全没有必要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不论在功能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如此。实际上，对统治阶级来说，以其他的方式构建国家通常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日本的选任政府如此软弱，而有着广泛权力的官僚从来都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日本国家被迫纳入了许多其他组织以行使日本的资本主义要求它行使的所有职能。主要的企业协会是这些组织中较重要的组织之一（通常由前任官僚管理），它参与经济的计划和协调，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的实现。（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经团连〔Kcidenren〕，被普遍认为是商务部第一部长。）另一个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军事部门，它在日本仍然占据着150个基地，并且拥有镇压内部动乱的合法权力。考虑到殖民政府总是其殖民地国家的一部分，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年里日本已经非常接近于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这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再有一个是天皇制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在合法性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是：主要的媒体、教育组织和教育基金会、宗教组织、主要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Rcngo），以及又一次如我所望指出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野寇崽”。
如果国家不是局限在具体的地理空间或一定组织形式的范围之内，而是包括了所有为统治阶级履行基本政治职责的机构，那就不难将这样的奇怪混合物——连同选任政府、法院、警察、军事力量，当然还有官僚一起——当作日本的国家了。当然，这并不排除对如下问题的认识，即在这些机构之间（和事实上每个机构内部）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争论；或者，其中之一的官僚具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或者，甚至下层阶级也能够偶尔利用这种混乱在国家的一些比较遥远的前哨取得较小的胜利。日本的政治权力在如此之多的机构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官僚机构中，分配给它们内部不同的并且通常是相互竞争的部分），这一事实导致了这样的抱怨，认为责任的缺失困扰着日本的国家。但是，如果国家——部分地通过这种职能的分配本身——已经如此成功地为其统治阶级进行了服务，那么，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提出抗议和施加反对压力的中央的缺失，或许应该被认为是其主要的力量之一。
八
在这一政治的古怪性质——异常软弱的选任政府，同时与资产阶级合为一体的高级官僚的非凡权力，以及基本政治职能在许多明显的非政治机构中的分配——的集合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可能是，日本国家极其需要给出自己的合法性，极其需要给出一个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服从这个国家，即便他不同意它的政策。没有这样的理由，再多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204】不能保证这个国家没有被推翻的可能。
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认识到国家属于在社会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但由于是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君权神授论的统治下运作的，所以人们都普遍认可这是理所当然的方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处在相似的关系之中，但由于它不能同样地诉诸宗教，所以，要把他们的利益与普遍的利益等同起来就困难得多。在这些条件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就国家而言，就有必要使自己显得分离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并平等地关心所有公民。表面上的中立往往可以通过把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分开，并吸收那些本身并非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的人们行使前一种职能而得到实现。但如果从资本主义中获利最多的阶级也制定和实行其得以获利的规则（与国家仅仅受到资本家的重大影响或仅仅遵循资本所固有的客观逻辑截然不同），那么，这些规则及其实行的偏见性特征就极为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最典型的情况是，资本家仅仅是成功地取代了土地贵族而成为似乎独立于所有阶级关系之外的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日本——这里，本身也是资本家的最主要的国家官僚做出主要的经济决策——这一过程是极不完全的。这有助于解释日本国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行动的能力，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其面对根本批评时更大的软弱，及其对有效的合法性的特大需求。有些读者或许会发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一本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竟然赋予合法性问题以如此关键的作用，而合法性问题往往与韦伯的（Wcberian）分析有关，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普遍规则，合法性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并且解决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
在美国，政治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源泉是《宪法》（特别是最高法院对它的解释，当然，最高法院本身也是《宪法》的产物）、自由选举（如现在那样）和——在次要的程度上——总统办公室（既是主要的场所，又是国家统一和权力的象征）。多数美国人都接受我们的政治权力对我们进行统治的正当性，因为我们选择了他们——通过采用《宪法》和投票，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这两种途径。〔6〕这些合法性的源泉对日本国家都不适用。在日本，《宪法》是在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由不知名的外国人起草并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并且，尽管与我们自己的选举一样“自由”，但这里的选举选上台的却是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权力的政府。〔7〕日本国家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它的合法性，而且它这么做了。有些合法性来自于一种普遍的信念，相信实际上掌握着权力的官僚们完全是身边最【205】聪明的人，而且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于国家的利益。有些合法性来自于国家在帮助建设繁荣的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功，当这种经济仍然繁荣的时候。按理说，日本政治中有如此之多的内容反映了存在（或人们认为存在）于美国的东西，而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美国仍然是民主的典范，这种事实也有助于为日本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媒体、学校、重要的协会和宗教组织也通过夸耀日本生活中的协作方面，以及假装不存在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而对此有着些许的贡献。但是，即使在所有这些手段的影响被累积起来以后，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合法性赤字。现在进入对天皇制度（及我们的第五点）的讨论。
讨论天皇制度在日本国家中的作用之前，我想对我通常将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可能造成的一种误解提出批评。我相信，美国不会比日本有更多的民主，而只有不同的民主，或——更加与我的陈述要旨保持一致——不同的不民主。如果说美国有为具有真实政治权力的岗位进行的选举（日本则没有）的话，日本却有不止一个政党，包括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重要的竞争者参加选举（美国则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只是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两个部分）。日本还有更高的投票率，这是又一个用来衡量民主程度的通用指标。然而，作为资产阶级的专政，美国的和日本的民主都同样只代表它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同样关注于隐瞒这种偏见。所以，无论它们在怎样行使这些职能方面有什么差别，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在道德上超过了另一个。
九
尽管在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小撮人统治着的，而且没有一个人选举过他们。他们的决策给一个阶级带来的利益要远胜于给其他阶级带来的利益。日本人民知道这一点，并且多数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知道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接受呢？为什么他们要赞同呢？人们听到的最多的答复往往是，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意即他们要么在文化上要么在心理上，要么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这样。但是，这将会把自身就极需解释的东西当作主要的解释而提出来。日本的文化或心理中的这一方面来自哪里呢？是谁从中获益呢？它是如何运作的呢？而且那些受益的人如何利用它来帮助他们应付其最为紧迫的问题呢？我们不排除文化或心理（或者，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接受任何一个的具体形式），并且不拒绝在全部的解释中给它们一个地位，但上述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研究的理性方面，转向了人们对为什么他们自愿遵循已经确立的权威给出（或能够给出）的那种说明。
【206】日本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得到大众的授权。这是日本的传统军事统治者幕府将军将更受大众欢迎的天皇作为傀儡保留下来的原因。1868年明治维新——它是由仅仅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的下级武士中的少数人完成的——以后，合法性危机变得尤为严重。当时，同样重要的是统一所有日本人的要求，以显示反对近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勒索的共同阵线。（回忆一下分裂在使印度向英帝国主义打开国门中的作用。）加强日本人民与天皇之间的联系必定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想方式。
日本新的统治者是从把天皇由京都带到东京（政府的中央）开始的，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他们所有的决策。他们使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的神道教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给天皇本来就已经受到大众欢迎的日本人民之“父”的角色增添了神圣性。随后，在1873年，他们颁布了国家本质的教旨（Kokutai），并且宣称，天皇本身体现着国家的愿望。据说天皇知道日本人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对他们有利，包括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政府配置的新的政治安排是作为天皇的礼物而呈现出来的，是他完美的智慧和仁爱的表现，期望着人民对它的永远的感激与忠诚。所有对国家本质教旨的批评都成了非法的东西，并且国家本质教旨不久就成了学校和军队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几乎没有根据可以表明，在国家本质教旨颁布以前，天皇就已经被看作这样一位仁爱的人物，或者他们已经用后来所显示的那样强烈的感激对它的假定的仁爱做出了反应。（本质先于存在论者关于日本的例外的文化和心理解释不过如此。）通过使国家的神道教和国家本质教旨牢固地处于恰当的位置，日本真正的统治者的合法性被确保了大约一个世纪。
1945年，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终结——或者，它走向终结了吗？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裕仁天皇向日本人民宣布，他不是神，他至少应负部分责任的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天皇在日本人民中的两个支柱——他的假装的神性和他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绝对正确——一下子消失了。盟国也是极为谨慎的，没有在新宪法中给天皇任何政治角色，只是把他作为“日本国家和人民统一的象征”提了一下。这一身份本身据说得“自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意志”（海斯〔Htayes〕，1992，282—283）。尽管不知名的官僚在日语的译文中成功地将这里的“意志”（wi11）翻译成了“综合”（integration）——使天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比麦克阿瑟设想的具有了更多的歧义——但多数学习日本战后政治的学生都把天皇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时代错误，认为他【207】甚至不如英国君主那么重要。（例如，与其英国同行不同，他在任命大使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而且他也无权审阅国家的文献；法律也无须他签章。）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依我看，天皇仍然是现在形式的日本国家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于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使用权力过程中的严重倾斜来讲是这样。纵使他的地位发生了所有那些形式上的变化，天皇继续在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做着《宪法》和自由选举所做不到的事，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合法性来源只能小部分地做到的事。天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和日本国家最显著的象征，天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通过诱导人们对社会共同体（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而属于它）和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他们作为公民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而属于它）的情感尤其是忠诚的转移，来使他们接受现存的政治安排及其不公平的结果。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作了重要的区分：在社会共同体中，为了满足所有团体的需要，劳动分工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且由此产生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某个团体与其他团体之间的高度认同，及其对他们为其本身的幸福所做的贡献的感激；而在政治共同体中，一个阶级为了追求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对其他每个阶级行使着权力。马克思也把后者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与前者不同，它既不属于每个人，也不会平等地为他们服务[3]（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91—92）。然而，对那些控制着政治共同体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不同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展示天皇横跨社会和政治两种共同体的形象，日本的统治者希望在大众心里将二者合而为一，在实际上将日本人作为人的要素与建立在他们之上的统治形式相混淆，从而达到使人民以前者引起的方式对后者作出反应的目的。
天皇成就了这一非凡的功绩，不是通过他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而仅仅是依靠他是什么（或被当作什么），以及人们所赋予的作为日本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他们与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那么，一旦他担任了国家元首的职务——所使用的实际头衔没有所表现的联系的本质那么重要（因此就有了《宪法》中的实际词汇的相对不重要）——所要求的就只是中心的一个小的转变，以便误把国家当成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化身，当成它处理世事的必要手段。这样，国家中的公民权就仅仅是每一个个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已经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化，并且属于某个人的与属于其他人的是相等的。遗憾的是，对于实在太多的日本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非日本民族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对数代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208】的歧视就是明证），以及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日本民族的人就是他们“种族”的叛徒。
“state”的中文意义是“国家”，日本使用这种意义，它表示国家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建构，并把国家元首放在家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了强化这种联系，日本的《宪法》甚至提到了父亲在家中的特殊作用。当然，在利用这种类推中，天皇将比总统处在更好的位置上。例如，美国总统能够是父亲般的，但他的党派性和暂时性使他把自己当作每个人的父亲呈现出来，或假装平等地关心国家所有成员，成了不可能的事。“burcaucracy”的中文意义是“官僚”，日本也使用这种意义，它同样显示了天皇的合法化作用的重要性。其原意是“为天皇或上天服务”，其中，天皇完全代表着日本人民的利益。今天官僚应该为人民服务。天皇不再与人民平等，但仍然被许多人看成一种父亲（具有其所表现的全部公平和仁慈），对他的统治的完全和公开的顺从，很容易被误解为对官僚正在为每个人而不仅仅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做好事的确信。
没有其他王室家族能够像日本天皇的家族那样具有古老的渊源，而且，在大众心里，很古老的通常就是自然的。作为日本人民假定的父亲，处于一种应该可以回溯两千多年的关系之中，他不需要宪法的认可来施加我在这里所赋予他的那种影响。由于他所要求的那种遵循永远不能被获得，而只能被给予，所以，或许正式权力的缺乏甚至在实际上有助于他完成他的任务。因此，当古斯巴达的一个国王莱克格斯（Lycurges）想要他的人民采用一部新宪法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退位，以使得无人被迫接受他将要给他们的东西。他相信，只有那时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对新宪法的完全支持。同样，天皇对人民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如何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意识的影响，也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即在他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强加他的意志时显然能够达到的程度。独立于所有派系之外，对具体的政府政策没有任何的责任，并且缺乏推行其观点（如果他有观点的话）的权力，在他的这种凌驾于政治斗争之上的地位方面，天皇已经被他的控制者蒸馏成了纯粹的对日本人民福利的关怀。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战争的直接后果中，天皇对他既非神也非绝对正确的承认，连同反军国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共和思想（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兴起，使他很难重新获得战前已经建立的，作为秩序的主要立法者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第一个十年中所经历的【209】政治动乱有很多原因，但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一个原因是，离开传统中由天皇制度所提供的帮助，政府的政权就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合法性。随着美国的占领在1952年的正式结束，日本的官僚统治者开始以其在当时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范围内所能使用的一切方式来重新确立天皇的权威。其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再次将天皇当成国家元首。这涉及通常使天皇在各种礼仪场合作为国家元首而活动的努力——在对《宪法》的违反中——以及给学校施加的把关于帝国主义制度的比较传统的思想引人教学计划的压力。只有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日本名义上的民主政府赋予如下行为的重要性：要学生唱代表着仍然处于天皇统治下的国家的国歌。
我对日本政治的论述是否太重视天皇了？毕竟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现代的日本人会说，他们对天皇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我认为，这种声明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对外国人作如此声明的话。多数日本人同样会说他们不信神道教，但同样是这些人中有许多会在修建办公室或房屋之前背诵神道教的祈祷文。在日本，宗教信仰可能已经衰落，但各种各样的迷信仍然存在，并且存在得很好。所以，在几乎无人认为天皇是神的同时，他作为日本人民之父的地位却相当安全；而且，由于至今依然盛行于日本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对他履行国家的主要立法者的职责来说绰绰有余了。
十
在一个越来越理性的世界里重建非理性的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人们依然相当清楚他们的国家在过去为维持这一传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时候。现政权反对对天皇制度的批评的第一道防线是完全傲慢无礼的行为，以及在可能的时候，拒绝承认它。执政党甚至连听到这种批评都不情愿，这一点，近来在冲绳地方官的（正式）集会上，当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在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演讲中谈到“野蛮的天皇制度”时，造成了程序上的危机。由于保守的多数人试图要他收回“污蔑性的评论”并予以道歉，所以，造成了立法议程中断了五天。这位代表拒绝了，并且，最后他也只是从会议记录中删除了唐突的言辞。
第二道且无疑是更有效的防线是直接的镇压。它会有巨大的帮助，如果那些倾向于批评帝国传统的人害怕镇压的话。在日本，这种使人民害怕的任务是由“野寇崽”完成的，后者对任何公开反对天皇制度的人实行恐吓、殴打，甚至杀害。那个刺杀未能在毕业庆典上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初中校长的“野寇崽”成员因为过于兴奋而道出了他的动机。“我要所有的日本人，”他说，“尊重太【210】阳旗和君之代。如果我杀死了那个校长，而且被大众传媒报道了，那么，它将充当对那些反对在学校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组织的警告。”（Japan Press Weekly，1999—06—12，21）谁能怀疑这种警告产生了效果呢？
这不是任何官方的政府代表能够同样系统地并因此同样有效地干得了的事——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国家假装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干不了。政府的卷入也将会显露出，天皇作为公认的国家元首与超出法律范围的暴力有关，而且这也将损害天皇被假定的中立，更不用说他的仁爱了。但是“野寇崽”，由于它与日本极右派的诸多关系，及其有名的荣誉观，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并能以使政府逃脱多数谴责的方式来完成它。〔8〕当然，在日本，除“野寇崽”外，也有一个极右派，但两者之间的重合比在其他同样有极右派和犯罪组织的国家中所能发现的重合要大得多。日本的“野寇崽”简直比黑手党的较大变体更大。“野寇崽”在镇压对天皇的批评中所享有的巨大自由，以及它在经营其更加传统的犯罪企业中享有的不寻常的自由，离开了积极的政府承认是不能存在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为关于“野寇崽”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的更加实用的观点进行争辩。鉴于“野寇崽”大量地介入了建筑业，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格外的高支出（近来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或许也能被看作为“野寇崽”所提供的服务支付的部分报酬。〔9〕同样的看法也能用来论述许多“野寇崽”控制的公司从国有或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获取高额贷款（现在尚未偿还）的轻而易举，它促成了（在尚待确定的程度上）已经困扰日本十多年、依然在显露中的金融危机。
“野寇崽”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那时，他们为地方的保守政治家干着暴力活动，压制着工人的动乱，并充当政府的间谍和暗杀者，他们甚至在1895年的一次事故中杀害了韩国的王后，引发了与该国的一场战争。毫无疑问，“野寇崽”与日本新的官僚统治者都出身于前朝的下级武士的事实，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密切勾结变得更加容易。他们的合作延续到了20世纪，受害人——通常是应政府的直接要求——的范围被拓宽，包括了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寇崽”还帮助日本军队掠夺被占领的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方，强迫中国人接受毒品，重演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政策。
战后，由于引入了共和政体的宪法和民主选举，一个新的时代【211】开始了，但“野寇崽”的政治作用似乎并没有减少。从1945年以来就主导着选举政治的自民党主要是用辻嘉六（Karoku Tsuji）的钱建立的，而辻嘉六喜欢称自己为“日本的阿芳斯．卡蓬（AI，Ca—pone）”（卡普兰〔Kap1an〕和迪布罗〔Dubro〕，1986，67）。儿玉良雄（Yoshio Kodama）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直是自民党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也与“野寇崽”有着广泛的联系，正如好几个首相及许多内阁大臣一样。1963年，在自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争吵中，一个“野寇崽”首领的联盟十分关心他们的政党身上正在发生的事，以至于给所有的自民党议员送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停止竞争，因为这只会给左派带来好处。
但或许没有任何东西比1957—1965年间任自民党秘书长的大野绊睦（Bamboku Ohno）在为神户的新任教父举行的招待会上，向2 500名“野 寇崽”成员发表的演讲更好地揭示了“野寇崽”与政府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演讲中说：“政治家与那些走武士（野寇崽）道路的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责任和人的感情的忠诚……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在武士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引自卡普兰和迪布罗，1986，82）就最近复兴的对天皇的尊敬与“野寇崽”武士的态度有关而言，大野的祝贺似乎是相当值得的。
在美国，确保人民对《宪法》和最高法院表现出恰当尊重的是僧侣似的律师阶层。离开这种尊重——有与天皇制度有关的同样多的神秘东西的帮助和支持——《宪法》和最高法院就不能完成其合法化的工作。因此，只有世界上全部律师的2／3在美国工作才是适当的。在日本，这种作用是由“野寇崽”发挥的，它的规模是美国黑手党的四到五倍，这也是适当的。就关系到合法化而言，“野寇崽”就是日本的律师。而且，就“野寇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其所需要的重要的镇压因素而言，这也使它有资格——按照我所确立的标准一被包括进来而成为日本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十一
总而言之，日本的统治阶级非常成功地把自己的统治由一种政治制度转变成了另一种政治制度。除少数将军以外，日本没有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战后清洗。许多具有极恶劣战争记录的人物继续在官僚机构、选任政府和企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一个甲级战犯甚至在美国的军事占领结束后不久就成了首相。所以，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其在战争时期的大量暴行作出全面的道歉，以及它是如此地【212】留恋那时所使用的国旗和国歌（而德国和意大利都已经采用了新的国旗和国歌），这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外国人一直都在为此感到奇怪。〔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旧制度的领导人一有机会就要重建它的要素。但是，人们如何才能把妖怪装回瓶里呢？美国占领者把天皇从政治领域排除了，废除了军队，使选举过程民主化了，打碎了财阀，为工会赋予了权利，并且在学校废除了民族主义的课程和仪式。
统治阶级的回答是，尽可能迅速地，并在不可缺少的“野寇崽”的帮助下重建天皇的权威。然后，用天皇提供的合法性来重新整合他们从美国人那里继承的社会现实。最终，天皇又一次成了国家元首（除名称以外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而且，鉴于即将颁布的新《宪法》，甚至这一点也可能被修改）；军队被重新命名为“自卫队”并居于世界上最强大的五个军事力量的行列；民主的选举过程因为多数权力仍然保留在非选任的官僚手中而被绕开了；财阀把它们的名字，由Zaibatsus改成了Kercitsu并与从前一样，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多数工会变成了公司协会，并且通常由公司经理充当主席，还有由此产生的所有其他变化；学校逐渐地但确定无疑地被迫采用了更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课程，连同通常与它相伴随的仪式和象征。然而，因为近来的经济低迷，以及人民对其日益恶化的条件的不满与日俱增，所以，国家使其资本主义议程合法化的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因此，政府加剧了在学校和公众中广泛助长天皇权威的努力；而有人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对，他们既对这一过程已经给他们造成的结果表示反对，又正当地对它即将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感到害怕。
“天皇之战”最近的连珠炮是由森喜朗首相在2000年5月15曰发射的，他在神道教圣地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神的国家。”（Japan press Weekly，2000—05—20，8）神道教圣地协会是一个一直致力于使所有内阁大臣都对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被埋葬之地靖国神社（Yakasumi Shrinc）进行官方参拜的组织。对于首相来说，森喜朗民族主义的进发是第一次。所有的反对党派立即要求他收回并予以道歉。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政治前景的另一个迹象是，在自民党的一次竞选讲坛上（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了修改日本《宪法》的呼声。尽管自民党没有对具体的改革作出详细说明，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想引进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使天皇成为正式的国家元首，而这将会继而成为各种民族主义宣传的开端。关于天皇制度的斗争似乎将要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
【2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日本的投降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官僚们清楚地知道，当他们坚决拒绝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美国开始的要求——并坚持虽然剥夺了其宪法权威但仍然要保留其王位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补救没有能够达到合适浓度的蛋黄酱时，人们往往在其中一小部分中下工夫直到成功。然后，逐渐地将这一部分混入其余的混合物中，直至所有的蛋黄酱达到理想状态。官僚们知道，天皇，并且只有天皇，能够在重构日本社会的过程中起到部分的补救性的作用，而且他们已经据此取得了一定进展。
十二
如果合法性问题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那么，丧失合法性的政治就应该受到比已有关注要多得多的关注。从本质上讲，要使一个国家丧失合法性，就是要使人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它被一个阶级为了该阶级的利益而控制着，它是一种阶级的专政，而且它所说和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旨在掩盖这一点，或者，偶尔地，是它的身体上濒于死亡的一部分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合法性的丧失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进行：（1）国家在服务于资本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它的四个主要要求——镇压、合法化、积累、实现——时所采取的行动，变得对其他阶级的利益如此有害和如此露骨，以至于需要被掩盖和合理化的东西完全压倒了为这些目的所确立的手段（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证）；（2）充当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机构或团体或条件丧失了其提供这种服务的部分或全部能力。
就日本的情况来讲，共产党内外的激进分子都一直在积极地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然而，相对来讲，他们很少注意去努力削弱那些在多数普通大众的眼中使国家合法化的力量，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权威。这里的原因无疑是很多而且复杂的，其中，对来自“野寇崽”的报复的恐惧必定是最突出的。以这里所作的分析为基础，对所有合法性来源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批评，依然应该被给予比现有水平更高的优先权。国家致力于重建天皇制度的长期而又谨慎的努力，不仅证明了它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了这一还没有被尽可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合法化权威的脆弱性。因为日本经济处在严重低迷状态，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会趋于恶化——失业、破产、工人自杀（许多是因为失业），以及过劳死（如此重要以至【214】于日文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词汇：karoshi），所有这些都在增长——所以，资本家对天皇在维持现状中的独一．无二的贡献的依赖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过。威胁在于，一旦人们认识到他们一直都在被反复地欺骗和操纵，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突然袭击其刚刚崇拜过的对象。离开天皇制度提供的合法性，日本这个统一体会很快因已有的裂缝而四分五裂。
虽然不能为践行使合法性丧失的政治提供一全套策略，但我不得不指出，天皇与“野寇崽”的联系要想成功地为合法性的目的服务，就只有仍然保持着含糊性并显得是一种意外，是这些罪犯的非理性的爱国倾向的结果，而不能被认识到是基本的国家职能所提出的一种有组织的要求。而一旦使这一联系明确化和使其必要性被理解，原本是这一制度的优势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主要的障碍。在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新儒学关于智慧和仁慈的天皇的观念中，没有与犯罪组织相勾结的余地。于是，日本的激进分子应该鼓励每个人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用“野寇崽”来镇压所有对天皇的批评？或者，更为尖锐的是，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尽力回答这一问题将会使人们沿着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丧失合法性的道路走出很远。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是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它是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问题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人们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性质问题（民主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日本国家仍然使用一个传统的封建组织来提供其绝大部分的合法性这一事实，可能使某些人认为，这一古老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自己的立场是，日本显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国家显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能够利用一种主要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来行使其基本的职能之一。日本所需要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为天皇制度的民主改革而斗争能够被证明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注释
〔1〕 尽管非同一般，但并不是惟一的。例如，恩格斯谈到过他那时的俄罗斯国家“养育”着一个资产阶级（巴尔汗〔Bardhan〕，1984，35）。
〔2〕 与那些需要额外的力量使他们在与统治部门之间的关系中保持势均力敌的中型竞争者相比，最大的银行和公司所雇佣的前官僚要少一些，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减损我们关于“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的惯例的一般观点或我们赋予它的作用。
〔3〕 当然，如何描述其统治阶级的性质的问题只是更大的，如何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制度的问题的一部分。威廉·塔布（William Tabb）列举了一些近年来被使用过的更为醒目的称号：“独裁的多重性”、“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放任导向的干预”和“计划市场”（1995，14）。因为资本积累和拥有主要生产资料的人与在其中劳动的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占有优先地位，所以，我可【215】以毫无困难地把日本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会妨碍我认识它的许多不同的性质。
〔4〕 虽然其发展程度远不及在日本，但是这种问题…据《纽约时报》…甚至在美国也能见到：“许多国家和地方官员与企业活动的关联正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难分清政府终止和私营企业开始之处。”（New Youk Times，1985一12—09，7）
〔5〕 请参见我的著作《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中的“马克思的‘阶级’用法”。
〔6〕 因为总统选举和最高法院在为美国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方面的作用。所以，2000年乔治。W．布什在佛罗里达选举中的成功行窃，以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使政府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只是阿富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支持政府的急流，使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合法性的丧失所造成的危险。
〔7〕 因为其独特的来源，所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认为，日本的《宪法》对大部分日本的政治和学术团体而言是一个禁忌的话题（Daily Yomuiri，1994-12-05，3）。
〔8〕 日本国家总是用最严厉的镇压支撑其合法化的努力。最后的将军赋予了武士阶级以将“以非期望的方式”活动的平民就地杀害的权利（凯斯特勒〔Koestler〕1960，210）。
〔9〕 建筑业方面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请参见麦考马克〔McComack〕，1996，33。
〔10〕 美国政府没有对它自己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用燃烧弹轰炸东京中的战争暴行道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幸的是，多数正确地批评了日本的道德愚钝的人并没有对美国的同样的缺点予以足够的关注。
[1] 日本的黑手党“野寇崽”的译法请参见张双利译《政治科学是什么？它又应当成为什么？》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译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19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