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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布莱希特和东德政权
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的态度是和他的反法西斯经历和德国法西斯对它的长期迫害不可分的。布莱希特一生最主要的经历便是他遭受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他对法西斯的斗争。早在1933年希特勒乔装打扮登上德国政坛，实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一党专政之前，布赖希特已经成了当时还未执政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在1933年之前，布莱希特已经发表了反战的“死兵的传说”这样的诗、出版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剧本《在城市丛林中》（Im Dickcht der Stadte）、《屠宰场的圣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ofe）及《马哈哥尼城的兴起和衰落》（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并把高尔基的描写工人阶级觉醒的小说《母亲》改编成了剧本。
1933年2月27日夜晚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次日，布莱希特出于他的政治敏感，立即携全家（妻子魏格尔及儿子斯推芳）离开德国，从此开始了他15年的流亡生活。两年以后，1935年希特勒德国的内政部取消了布莱希特的国籍，理由是他“违反了对帝国、对人民的忠诚和责任而危及了德国的利益”，从此他便成了一个无国籍的政治流亡者。布莱希特最初流亡到离德国不远的国家，因为他要尽可能在近处关注德国政局的发展和变化。最初，他经布拉格到维也纳，因为魏格尔有奥地利国籍，而且双亲当时还住在维也纳。接着从维也纳抵瑞士，再从瑞士去巴黎，由巴黎应丹麦女作家K.米歇爱丽丝（Karen Michaelis）之邀于1933年6月抵丹麦，并在丹麦菲英岛买了住房。1938年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在维也纳居住的魏格尔双亲——布莱歇特的丈人和丈母都是犹太人，他们最初拒绝流亡，最终被纳粹德国逮捕，关入集中营，并在那里被杀害。布莱希特眼见欧洲战火向东向北蔓延，丹麦已受希特勒的威胁，不得不于1939年举家离开丹麦，流亡瑞典斯德哥尔摩。1940年4月瑞典也处在希特勒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布莱希特全家得到了友好的芬兰女作家H.乌奥利约基之邀，迁到了芬兰赫尔辛基。在芬兰仅一年多，芬兰也不太平了，布莱希特全家又不得不携带全部作品草稿和写作用的资料再度流亡。这一次，布莱希特从芬兰到了它的邻国苏联，从列宁格勒抵莫斯科，再从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特快列车，花10天时间到达海参葳，然后，出于经济的窘迫，从那里乘船，经过14天的海上漂泊抵达美国。可见在纳粹法西斯迫害下，布莱希特过着真正颠沛流离的政治亡命者的不安定生活。因此，布莱希特一生所面对的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来自他自己祖国的法西斯势力。因此，布莱希特对法西斯的切齿痛恨既来源于他对人类和对德国的爱，也来源于他切身的经历。同时，今天对法西斯采取什么立场及昨天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出过多少力并作出多少牺牲也成为布莱希特判断一个国家、党派、个人的重要标准。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布莱希特必须考虑他的去向和归宿。他考虑这一问题的第一出发点便是：这个地方（城市、国家）应最能发挥他的潜力、有对他说来最合适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以便他开展他的戏剧革新事业。从1941年抵达美国以来，生活现实证明他在美国，事业上并不成功。布莱希特很喜欢侦探小说，他读了很多侦探小说，也看过很多美国电影，但是几年来他根本无法适应好莱坞的需要。他不能以剧作家的身份，依靠编撰故事或编写好莱坞需要的剧本生存下去。虽经几年的努力，但布莱希特在美国基本上是个不出名的作家。因此，美国决非布莱希特战后想久留之地。布莱希特是1947年10月31日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前往巴黎的。在离美前一天，10月30日，他受到了在华盛顿举行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他的传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促使它的活动日益频繁。冷战的战场虽主要集中在柏林，但美国决心要消除苏联因战胜德国法西斯而在美国产生的影响。为此，它掀起了战后反共浪潮，阻止、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凡不符合美国价值体系的言论和行动均属“非美活动”。1947年“非美活动委员会”首先开始调查美国电影界的“共产主义渗透”。官方认为，制作反法西斯电影只不过是“共产主义渗透”的障眼法，其目的是要把好莱坞变成一个红色意识形态的基地。“非美活动委员会”认为好莱坞有19名可疑分子，布莱希特便是其中之一。布莱希特在美数年，好莱坞根本没有拍摄过一部他写的脚本的电影，因此它其实不能归入好莱坞剧作家之列，何来好莱坞剧作家“非美活动”这一“罪名”？1947年10月30日布莱希特按要求去华盛顿听后传讯，传讯的内容主要涉及布莱希特在电影界的活动、写过什么电影剧本、卖给什么电影公司、是否共产党员、有否发表过革命诗歌与剧本等、详细问及布莱希特的剧本《措施》的内容、有否去过莫斯科、有否在美国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有否与苏联驻美代表接触……传讯结束当天，布莱希特在他的《工作笔记》里除记录了传讯的一些内容外，最后记下了如下几句话：“审讯是过分客气的，最后并未提出控告；我过去和好莱坞几乎没有关系，我也从未介入过美国的政治，我前面几个人在传唤时不予以回答，这一切对我都是有利的——18人及律师对我的陈述也很表满意。”[1]他对自己终于过了传讯这一关，颇为欣慰。布莱希特在传讯的当天口袋了已装着次日去巴黎的机票，因为他要离开美国是1947年的春天他获得了瑞士的出入境签证后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并非传讯后的突然决定。他对战后美国的最后印象是，“战胜了法西斯的人自己成了法西斯。”[2]这样，布莱希特战后的去向便只可能是欧洲一处了。
那么欧洲哪一个国家是他最合适去的国家呢？
1947年11月1日布莱希特由美飞抵巴黎后，只准备在巴黎稍事停留。他当然首先关注在巴黎的戏剧演出。那时在巴黎，人们谈论的是加谬（他的《瘟疫》）、萨特（他的《安提戈尼》)以及热内，没有人提起布莱希特。在巴黎，当时甚至戏剧专家也不知道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这个词儿。但法国的存在主义戏剧不仅风行法国，并且在战后德国的西占区也非常流行。很显然，法国作为战胜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对战败的的德国起了支配作用。布莱希特到巴黎只能做到了解战后欧洲的戏剧状况，无论从哪一角度来分析，他都不可能做到：在巴黎展开他的戏剧革新事业。布莱希特在巴黎特别注意到：战后的巴黎戏剧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依旧是传统的幻觉艺术。他在抵达巴黎的第三天，就观看了纪德改编的卡夫卡的《审判》，他在当日的《工作笔记》里便写下了对这次演出的评价：“代替表现迷惘的仅是迷惘的表演；企图用恐惧感染观众。”[3]布莱希特尖锐地指出：情绪感染在舞台上依然在主宰着一切。
布莱希特在巴黎听说安娜·西格斯（她在政治上、文艺上的观点与布莱希特十分相似）要从东柏林前来巴黎，便推迟了他去瑞士苏黎世的行期，以便从西格斯处了解柏林的政治和文化近况。安娜·西格斯是1947年4月从墨西哥流亡归来的，她此次到巴黎为的是看望她在巴黎大学的孩子。安娜·西格斯不仅向布莱希特介绍了政局（东西柏林日益对立），还介绍了柏林当时的戏剧状况（依旧用古典戏剧传统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方法来清除法西斯意识的鱼肚），还对他讲了许多东柏林戏剧界他熟悉的人是，如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f）、布许（Ernst Busch）、批评家哈利希（Wolfgang Harich）等都盼着他回去。听了西格斯的介绍后，布莱希特深知：去柏林实现他的戏剧革新事业对他来说同样困难重重。但究竟布莱希特作何打算，我们也许可以从当时她给他的长期的密切的合作者和亲密的女友——露特·贝劳（Ruth Berlau）的信中大体得到结论。布莱希特在1947年11月5日给她信中这样写道：“我从安娜·西格斯那里得知了有关柏林的情况。极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一个人或几乎一个人，那么在那里便没法存在下去。”[4]布莱希特在20年代初，只身闯到柏林，就是因为势单力薄，无功而返，只能重回到慕尼黑。这次为了站稳脚跟，他要先加观察，再进柏林。有一个助手帮他交际、搜集信息、出主意、一同商量、整理材料是很重要的。因此他在同年11月3日给贝劳的信中又提到：“根据西格斯所说的一切，你在柏林将是极其必要的！”[5]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布莱希特大抵已决定重返柏林，但他不想草率行事，他还要从旁观察，这观察的地点即在瑞士的苏黎世或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克劳斯·福克尔（Klaus Volker）在他的《布莱希特年鉴》中写了这么一句话：“柏林依然是他的目标，但他心里清楚，必须在德国之外有个寓所。”[6]“在德国之外有个寓所”是直接引语。那么何以他打算去柏林（东部苏占区），又要在外国有一个寓所呢？我认为这大抵涉及到他对东德政府的态度。布莱希特要了解世界、要把他的戏剧实践的范围扩大到外国，因此他必须要经常出国。这里“在德国之外有个寓所”便可理解为“除德国之外还有一本护照”。这里不仅仅是为国际旅行的方便（东德政权到1972年才为西方和西德所承认，因此持东德护照很难出入西方国家。此外，东德政权也严格限制东德居民前往西方），也为了自己行动和创作等各方面的方便，不必完全受制于东德政权。
布莱希特与西格斯谈话的次日便前往苏黎世，他在那里从1947年11月5日一直呆到1948年10月。这一年里，布莱希特先尽量多地了解苏黎世的戏剧状况，广泛结交戏剧界人士，关注自己的作品在当地的上演，并努力寻求在瑞、奥两国有个寓所的可能性。布莱希特认为瑞士国土太小，加上瑞士人很保守，因此他很难把那里作为他戏剧改革事业的根据地，再加上布莱希特禀性高傲，瑞士剧场稀少，除了苏黎世之外，几乎无具有欧洲水准的剧院，因此他也很难在小小的瑞士找到他恰当的位置。布莱希特一年多在瑞士的观察是他回柏林进行戏剧革新事业的准备。他观察的结论是：1.“这里人们得从头开始！”[7] 2.要用他的叙述体戏剧（编剧结构和表演方法）来革新欧洲戏剧，他还只能迈出很小的步子，因为战后的欧洲依然是传统戏剧观念统治着戏剧舞台。
自从1935年希特勒德国剥夺了他的公民资格后，布莱希特一直是个无国籍者，他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这使他往来西方国家困难重重，而当时的东占区还时不是一个国家，无法给他国际有效的护照。在此，解决护照不是什么政治或伦理的问题，它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实际需要问题。
就在1948年，布莱希特少年时代的同学、著名舞台美术设计师卡斯帕·奈尔（Caspar Neher ），当时也正好在瑞士。他为布莱希特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把布莱希特介绍给奥地利作曲家封·艾能姆（Gottfried von Einem），奈尔请艾能姆为布莱希特申请一张奥地利护照。布莱希特也写信给艾能姆，希望他助一臂之力。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封·艾能姆，我和卡斯帕在一起，我们谈到了艺术节，[8]看起来这一切似乎是可能的。我现在知道一件等价物，它对我来说比任何形式的预付工资更有价值，这也许就是避难，也就是说要一本护照。要么这件事当然可以不必公开地进行……您了解，我不知道这方面的合法途径。可是对我说来一本护照的确是太重要了。我不能呆在德国的某一部分，而因此对另一部分就意味着死亡。也许您真的能帮助我？”[9]这封信表明了两点：1.他将应邀去参加奥地利萨尔茨堡的戏剧节，并为戏剧节工作而不要求工资，但希望给他奥地利护照。2.他希望有奥地利护照，不希望只有西德或只有东德护照，因为他是属于全德国的。布莱希特考虑护照问题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除此之外，他的妻子魏格尔是奥地利人，作为丈夫的他目前又正出于无国籍状态，因此他申请奥地利护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艾能姆为了布莱希特能及时参与戏剧节的节目，因此立即弄来必要的表格让他填写，布莱希特填完表格后，附上给萨尔茨堡州长和教育部长的信，信中说明他希望加入奥地利国籍的理由：“我渴望奥地利不在于客观原因，而是因为我50岁了，我希望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精神劳动，它能为此给我合适的气氛，这就是奥地利。......我要强调，我只想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想为一定的政治意识服务，或甚至于成为这种政治意识的代表人物。出于一定的原因，我拒绝恢复我的德国国籍。”[10] 1949年4月21日布莱希特给妻子魏格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申请奥地利国籍的理由：“这样一本护照对你对芭芭拉（他们的女儿——笔者）至少可以成为出境旅行的证件。现在的前景乐观，我必须尽可能到更多的德语国家的舞台上去，那是我们就能够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工作。”[11]
从布莱希特的全部创作看，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全部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和剥削本质，因此他选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居住和活动的根据地，是符合他的政治信念的。但东德的护照的确不能使他方便地去西方国家。当时一个东德公民要去西方国家旅行，必须获得西站区军事当局认可的盟国旅行社的“临时旅行身份证”，要得到这样一张身份证却要经过严格的歧视性的种种盘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东德公民要去西方国家旅行还要经过东德当局的种种麻烦的手续。正因此，布莱希特到了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他已在东德定居了一些日子），他仍不想申请东德国籍。1950年4月萨尔茨堡州政府终于颁发了给布莱希特的奥利国籍的证明文件。到了1951年10月，奥地利掀起了反对布莱希特入籍的新浪潮，这一浪潮说明布莱希特确是当时普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但这一浪潮只是对已经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布莱希特表明一种态度，实际上对他已经无可奈何了。反对浪潮指责说，让布莱希特这位东柏林“官方作家”加入奥地利国籍，是官方不负责任的举动，又说布莱希特很可能是打入西方社会的一名危险的特务。“而我们竟让他进来”等等。最后，为布莱希特入籍出力的封·艾能姆成为众矢之的，他被取消了萨尔茨堡戏剧节理事会理事之职，并对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1948年10月22日布莱希特应当时东德“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之邀，与妻子同抵东柏林访问。欢迎十分隆重，贝歇尔（Becher）、阿布施（A. Abusch）、雷恩（L. Renn）等或在边境上或在柏林火车站迎接布莱希特夫妇，并把他们安排在东柏林一家豪华饭店下榻。布莱希特是夜间抵达柏林的，因此，次日一早他就急于从饭店出发前往帝国大厦。沿路可见，可谓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垣残壁，战后三年多的柏林到处仍是废墟。布莱希特不忘与所遇路人交谈，发现他们头脑中的精神“废墟”一点也不少于所见的物质废墟。他这才发觉，德国人还没有从这场战争灾难中吸取教训。而这一切正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双重任务（清除废墟，建设德国，清除头脑中的“废墟”，掌握新观念、新思想）。在布莱希特抵柏林次日，文化联盟为他举办欢迎会，皮克（后来的民德首任总统）也出席并致词，到场的还有苏站区军事行政当局最高文化委员、对布莱希特著作十分推崇的亚历山大·顿姆希茨（Alexander Dymchiz）等。布莱希特从这盛大的欢迎和热烈的接待中预感到未来的东德政权对他的戏剧改革可能的支持。晚上在德意志剧院他看了哈依(Julius Hay）的《权利》（Haben）。哈依是30年代流亡时期被布莱希特斥之为“莫斯科帮的人”，他和卢卡契的文学观点如出一辙。布莱希特在他的《工作笔记》“1948年10月23日”这一节中写下了他对此剧观后的评价：“糟糕的演出，歇斯底里的痉挛，完全非现实主义。”[12]可是这个剧本的演出却得到东德评论界极高评价，比如评论家哈利希撰文认为此剧不仅真实而且正确，是最佳的现实主义戏剧云云。布莱希特从中获知东德评论界及文艺界的美学观点与他的观念还相当对立，这意味着他要在柏林从事戏剧革新还有相当的阻力和困难。即使德意志剧院总监、著名导演朗霍夫对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也缺乏理解，但是他要争取布莱希特到他的剧院来，为的是“兼收并蓄。”以繁荣剧坛。
布莱希特抵达柏林后，积极参加文化联盟举办的活动。文化联盟是东占区文化界人士组织的全德性的反法西斯文化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反法西斯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复兴德国文化，并期望得到东西两个占领区团结一致共同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东西方的冷战到了1947年秋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延展至文化领域。这时，文化联盟的活动在西占区已遭到禁止。当布莱希特1948年秋抵达柏林时，冷战形势更加严峻，他在这一时刻抵达柏林并积极参加文化联盟组织的“柏林和和平”的活动周，说明他对东占区政权还是充分支持的。布莱希特的支持出于他对苏联及东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者（两党于1946年4月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二战中为战胜希特勒法西斯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的认识。他认为东占区是要战后的和平的，是要肃清法西斯意识的流毒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布莱希特在政治上是站在东占区政权一边的。H.卡拉赛克（H.Karasek）在他论述布莱希特的著作中说：“人们必须同意福尔克对布莱希特和东德关系的描述。他的结论是：布莱希特和东德不一致的地方是，他要求东德更多共产主义，而不是更少的共产主义。”[13]这一立场随着布莱希特迁居柏林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坚定。东占区即苏占区，支持东占区即支持苏联。布莱希特是辩证地观察与分析事物的。所谓“辩证地”即“不是片面地”。布莱希特对苏联、对斯大林是有他的看法的。布莱希特1943年7月19日在他的《工作笔记》立即下了这样一段他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看法的书：“读了苏伐林的令人沮丧的有关斯大林的书。职业革命家转化为官僚主义者，革命政党转化为官僚集团，由于法西斯的出现，这更给人以新的启示。德国的小资产阶级集团试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某些机构（连同意识形态一起）试图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法西斯主义身上看见了它扭曲的映像。不是它的好的方面，而是它所有坏的方面。”[14] 30年代布莱希特亲眼目睹苏联肃反的扩大化和政治恐怖，他也亲身经历苏联文艺政策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专政给文艺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且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策略失误。但是遭到法西斯残酷迫害的布莱希特也明确地意识到：击溃德国法西斯和组织法西斯复活的主力正是苏联，这便决定了他对苏联的基本立场。面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失策，这位一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作家基本态度是：“发号施令的社会主义总比没有社会主义好。”[15]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始终抱积极支持的态度。东占区1949年10月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东德政权在政治上甚至文化上大抵受苏联的影响，甚至制约。因此，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的态度和对苏联的态度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上布莱希特认为苏联和东德政权将成为反对法西斯复活的保证。与此同时，布莱希特视政治上、经济上处处与东德政权为敌的美国保护下的西占区为新法西斯复活的土壤。因此，布莱希特最后迁居东柏林，不仅仅是看到东柏林给他提供戏剧革新事业的可能和条件，还因为东德的政治体制和他的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布莱希特在他的散文集《考艾纳尔先生的故事》（Geschichten von Hern Keuner）中已经说明他何以最终选择东柏林定居的理由（考艾奈尔指的是他自己）：“比起A市来，K先生更喜欢B市。他说，在A市人们爱我，但在B市人们对我友好。在A市人们使我有用；但在B市人们需要我。在A市人们请我坐到桌子旁，但在B市人们请我进厨房。”[16]
1948年12月，布莱希特为东德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有如共青团）写了鼓舞性的诗篇“建设之歌”，从中再次表现出他对东德政权的支持态度。布莱希特的诗歌充满朝气，完全不同于战后的许多绝望的、悲观的听天由命的作品，这两首诗的饱满激情也大异于布莱希特惯有的冷静、启发和诱导的风格。诗中，布莱希特已把东德称为“我们的国家”了。“建设之歌”经过德骚的配曲，风行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东德青年之中，它到处为人所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
1948年11月德意志剧院在布莱希特的指导下排练的《胆大妈妈的孩子们》在1949年1月上演，此次演出实际上是东德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什么是真正的布莱希特演出风格。演出获得空前的成功（虽然也引起两派的激烈争论），这一成功加强了布莱希特迁居柏林的决心。因此1949年2月他已致信还在美国、与他志同道合戏剧观念相近的皮斯卡托，希望他能来东柏林任职，共商戏剧革新大计。同年2月布莱希特曾返回到苏黎世，料理迁居柏林的许多事务。他在写给魏格尔的信中，不仅提到由她主演的“胆大妈妈”的成功演出在苏黎世的反响，而且还提到：“到了柏林后，这里已极其乏味了。”[17]这句话表明：柏林的活动和逗留使布莱希特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满足。他还写信给魏格尔说“我将尽可能快地回来。”[18] 1949年5月布莱希特返回柏林。1940年留在瑞典的书和家具运到了柏林后不久，布莱希特夫妇便和安娜·西格斯在柏林同住一栋房子。
1949年5月统一社会党作出了一个决定，为布莱希特提供用他的方法演出他的剧本的专业场所。在讨论过程中，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渥（后来的东德第一任总理）这两个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尤其支持布莱希特的戏剧革新计划。
但是当时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后来任东德党的第一书记）并不喜欢布莱希特的艺术。因此，他虽然支持，却不像皮克和格罗渥提那样充满热情。东德执政党对布莱希特事业的支持自然使他对东德政权满怀感激之情，他不仅先有了剧团（Berliner Ensemble柏林剧团），而且不久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剧场（Das Schiffbauerdamm Theater 造船工人大剧场）。皮克对作家和艺术家非常尊敬，他从不以领导者身份对文艺工作者作“指示”、发号施令，而总是和他们一起探讨。他接近艺术并非因为文艺可以作为政治的工具，而是因为艺术可以给人健康的娱乐，启发人们积极的思考。因此当1949年10月皮克被选担任第一任总统时，布莱希特专门给他发去了一封贺信：“亲爱的威廉·皮克同志，为了表达我对你的任职的喜悦，请允许我为你献上一首小诗。你比诗人能更好地成为我们的代言人。致十分衷心的问候，海莉也向你致意。你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
布莱希特献给皮克的诗叫“致我的老乡们”。不论皮克在台上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他都习惯于用“我的老乡们”开始他的讲话。全诗以皮克的第一人称向战后的同胞们作情真意切的演说。布莱希特尊敬20至30年带的德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为反希特勒作出了牺牲，正是德共在希特勒上台前一再告诫德国公民：“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也正是大批德共党员为了反希特勒而被纳粹杀也不卷入战争。他的语调并不含训斥，只有恳切的警告。我们从这首诗中不仅看出了布莱希特对皮克——这位德共老党员的尊敬，也看到了他对德共的尊敬。同时我们也毫无疑问地可以把这首诗看做布莱希特拥护东德政权的真诚表示。
除了在政权上积极支持东德政权之外，作为文学家的布莱希特对东德的支持更体现在对东德文化建设的关心和参与上。
布莱希特当时非常关心建设艺术科学院，对此他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对于后来艺术科学院的理论刊物“内容和形式”（Sinnund Form），他也倾注了很多精力。自1950年以来，几乎每隔两期就有他的文章，在当时的东德文坛他是惟一定期在该刊发表作品的撰稿人。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的根本看法（这位敏感的作家及作为被领导者的他，自然感受到东德政策贯彻中的缺点和错误），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1953年6月16日至17日事件的态度上。关于这个问题还要在下文详细交代事件的经过及布莱希特当时的活动和反应。我们将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布莱希特的态度进行研究和评论。还需一提的是：布莱希特写了以当时的东德著名劳动模范范嘉勃（Garbe）的事迹为基础的剧本。这个剧本后来虽没有完成，但他这一创作充分说明他对东德政权的支持态度。自从布莱希特定居东德后，他非常注意东德公民意识上的新觉醒和新变化。当时东德文坛反映工人阶级的作品绝少，其中有个叫卡尔·格律恩贝克（Karl Grunberg）的剧作家写了个剧本《钢水奔流》（Golden fliesst der Stahl）。由于编剧技巧上的明显缺点，布莱希特本可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他看了演出，并于1950年12月给该剧导演写了一封热情赞扬和肯定的信：“首先是你们解决了我们戏剧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表现工人。你们用艺术技巧谴责了对社会有害的态度，赞许了对社会有益的态度。剧本的艺术性和一些场面的人情味（如逮捕基梁）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
布莱希特从报上读到了锅炉工嘉勃如何在炼钢炉不停产的情况下不仅用原本需要的一半时间（约两个月）把炼钢炉修好的事迹，立即请助手整理有关材料，并亲自结识了嘉勃。1951年布莱希特开始创作有关嘉勃的剧本，多次请嘉勃一起讨论并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关嘉勃的剧本最终因剧团迁址的大堆事务和其他创作计划而没有完成。从这一剧本的创作动机来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布莱希特对东德社会主义建设和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变着主观世界的东德建设者的深切关注。关于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分析，我们还应从他对西德政权的态度来加以补充。
布莱希特40年代末回到东德到1956年去世，是战后东西方冷战日益加剧的年代，柏林又是冷战的前沿阵地。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每个有头脑的德国知识分子被迫要对时刻发生的政治事件表示明确的态度。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已是客观存在。德国的西占区完全依附西方，1949年西占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在第一任总理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政府完全向西方一边倒。它不承认东德政府，并且处处遏制东德，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西德文化界人士和东德在文化领域里的各种交往。布莱希特非常关心德国战后的统一，并且深信德国将和平统一（虽然他不可能预料到1990年德国是如此完成了和平统一）。他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德国将来统一，大家知道，它必将到来，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到来，——那么它将不是通过战争。”[21]布莱希特深信文化具有的力量，他相信德国可以通过保卫德国文化艺术的人道主义传统完成战后德国的和平统一（这一思想的正确与否是另一个问题）。1951年西柏林席勒剧场重新开幕，后来屈服于行政当局的命令，不得不遗憾地收回邀请，并说，行政当局派人监督，即使他们自己购票入场也将被驱赶出来。从此之后，连东西柏林的交流都成为困难。东西方的对峙和东西德国的敌对状态使德国在战后不久又立即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处在冷战最前哨的柏林的布莱希特认为正是西德想武装并吞东德，正是美国在重新武装西德，在复活军国主义，阻碍德国的和平统一。为了对西柏林席勒剧院的开幕式不准东德艺术家出席表示抗议，布莱希特于1951年9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致德国艺术家和作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要战争吗？回答：如果我们为战争而武装，我们就将战争。德国人将打德国人吗？回答：如果他们相互不讲话，那么他们就会相互射击。”[22]他在信中提出：给书籍、剧院、造型艺术、音乐和电影以完全的自由，但是不能给美化战争、宣传战争不可避免及导致人民相互仇恨的作品以自由。最著名的就是这封公开信的结束语：“伟大的迦太基打了三次仗，第一仗后它还强盛，第二仗后它还可以住人，第三仗后它已荡然无存。”[23]这最后一段后来印成传单格式到处散布，使这句名言在全德国家喻户晓，起了极大的警示作用。当时许多德国人的讲话、文章都引用了布莱希特这句名言。我们可以说，布莱希特用他的笔直接参加了政治生活。他积极反对冷战、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在政治上站在东德一边，为德国和平统一尽责尽力。布莱希特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遗余力地反对把德国重新绑上战车，努力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因此，1955年他获得了国际斯大林和平奖金。获得国际斯大林和平奖金一事是安娜·西格斯（当时她正在莫斯科）打电话告诉他的，也是西格斯、阿拉贡和费定推荐她的。次日，布莱希特去剧团时就把这一非正式消息非常兴奋地告诉了剧团里的几个亲密合作者，获奖的正式消息两天后才公布于报界。他对这项荣誉是这样评价的：“在我看来这一奖金是至今颁发的所有奖金中最崇高和最值得追求的”。[24]在授奖大会前，布莱希特仔细地研究了上届和平奖金获得者西格斯和贝歇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因为他对自己的授奖答词极其重视。布莱希特专程去莫斯科参加1955年5月25日的授奖大会，在会上他致辞说：“和平是所有人道活动、所有生产、所有艺术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一生为他们的生存相互斗争……已经赢得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人民则已有了极好的和平的地位……进步已不再是一种优势，认识已不再是一种秘密，而是人人可以获得。人们充满喜悦和希望地而不是充满惊慌和恐惧地欢迎新的发明。我经历过二次世界大中，现在到了我临近老年之际，我知道一场可怕的战争又在重新准备。但是世界的四分之一已经得到了和平，在世界的其他部分社会主义思想也已在传播”。[25]这段讲话充分表明了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和当时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和立场。授奖大会之后，布莱希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看到您的手中已有我在莫斯科的讲话，这篇讲话是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谈论世界和平。这不是一般仅涉及某个作品的斯大林奖金，而是国际和平奖金，相当于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诺贝尔奖金，去年它被授予理查·卓别林。”[26]布莱希特在此信中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再次表白他对获奖的喜悦。
1956年1月11至12日在东柏林召开了第四次的德国作家代表大会。布莱希特在会上作了简短但受到广泛关注的发言。这篇发言又一次明确表示他对东西两个德国的立场和态度。他说：“德国的大部分还一直生活在资产阶级野蛮的泥潭里，这个泥潭越来越满。”[27]在这篇发言中，布莱希特把东德人民称为“新世界的建设者”，并号召作家“学习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的智慧”。
布莱希特去世于1956年8月，因此他经历了1956年2月的苏共20大，并读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一向关心国际工人运动的布莱希特对此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冷静。早在30年代他就能不受“个人崇拜”的干涉，客观地评价斯大林。他一面看到斯大林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措施和方法，一面看到在他领导下苏联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布莱希特和东德剧作家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的谈话说明了他对批判斯大林一事所抱的态度。他认为苏联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深刻变化是不能否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不能攻击。他还反对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诸于世。[28]这似乎不像出之于一个以无情揭露矛盾为己任的布莱希特之口。但是他这样说是处于他的忧虑，即社会主义的敌人将会利用它来攻击、危害社会主义。尽管当时人们都在谈论社会主义的缺点，但布莱希特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是坚定的，他认为一个“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也比没有社会主义好。他对哈科斯这样说：“我有一匹马/这匹马斜视、瘸腿、生疥癣。/有个人走过来说：‘这匹马/斜视、瘸腿/您瞧，它还生疥癣。’/他说得对。它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没有别的马/没有别的。/最好，我/尽可能地少想/想起它的缺点。”[29]上面这一段话，虽是布莱希特研究家及德国文学史专家密腾茨威（Mittenzwei）1984年5月访问东德剧作家、布莱希特生前的学生和朋友彼得·哈克斯时，哈克斯对密腾茨威说的，但我们从布莱希特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多次表白过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确信：这段话和布莱希特历来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布莱希特这一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他对东德政权的态度。虽然东德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它终究建设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这正是他惟一的选择。布莱希特的一个“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也比没有社会主义好的观点，是纯粹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的。“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危害是不少的，它破坏了老百姓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认识，它也许会带来老百姓不要社会主义的后果。此外，一个“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终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民有权利要求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一个“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我们从布莱希特的所有言论中还可以看出：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是缺乏认识的。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更没有从人的彻底解放（物质、精神、意识各方面的）来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简单化地把推翻资本主义看成为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后必导致战争和法西斯。他的追求核心其实是追求和平和反对法西斯。
布莱希特对西德的态度和对东德的态度恰恰形成对立。他认为西德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在重新武装。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最终必和侵略连在一起。1955年5月9日之后，西德已属北约成员国。次年，西德恢复了义务兵役制。1956年7月布莱希特在“新德意志报”发表了“致德意志的公开信”，反对东西德国恢复兵役制。虽然公开信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它再一次表明了布莱希特的反战立场和他在政治上与东德政权的一致。
上述种种事实已可说明布莱希特在政治上和东德政权的一致。他是保卫东德政权的，那末在文艺政策上他是否和东德政权一致呢？他是否捍卫东德的文艺政策呢？
[1]B. Brecht： Arneitsjournal-1942 bis 1955.491. Herausgegben von W. Hecht, Suhrkamp Verlag, 1974
[2]W. Mittenzwei： Das Leben des B.Brecht，Band II S. Auflbau Taschenbuch Verlag, 1907
[3]Brecht： Arbeitsjournal 1942 bis 1945. S. 492
[4]Brecht： Briefe. 1913-1956.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G. Glaeser。
[5]同上。S.528.
[6]Volker： Brecht-Chronik S.138 DTV-Verlag，1997.
[7]Mittenzwel： Das Lenben des B.Brecht. Band II, S.247. Auflbau Taschenbuch Verlag，Berlin1997.
[8]指萨尔茨堡一年一度举办的戏剧节。
[9]Brecht：Briefe 1913-1956. S.566 Hrsg. und Kommentier von Glaeser. Berlin und Weimar.
[10] Mittenzwei：Das Leben des B.Brecht. Band II. S.271.Aufbau Taschenbuch Verlag，Berlin，1997.
[11] Brecht：Briefe 1913-1956. S.567.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Glaeser.
[12] Brecht：Arbeitsjournal 1942 bis 1955. S. 526，Suhrkamp Verlag 1974.
[13] Helmuth Karasek：B. Brecht，S.158. Campe-paperbeck，1995.
[14] Brecht：Arbeitsjournal 1942 bis 1955，S. 380，Suhrkamp Verlag 1974.
[15] K.Volker：Brecht-Chronik，S. 151，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1997.
[16] Brecht：Prosa 4 Bande，Band I. S. 375. Berlin und Weimar 1973-1975.
[17] Volker：Brecht-Chronik，S. 155.
[18] 同上，S.154.
[19] Brecht：Briefe.1913-1956.S.590.
[20] Brecht：Briefe.1913-1956.S.614.
[21] Brecht：Gross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Hrsg . von Hecht usw.Band 23. S.416. Suhrkamp Verlag.
[22] Brecht：Gesammelte Werke. Band 19. S. 495. Suhrkamp Verlag，1967.
[23] Breche：Gesammelte Werke. Band 19. S. 496. Suhrkamp Verlag，1967.
[24] Brecht：Briefe.1913-1956.S.687.
[25] Brecht：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Band II. S.246. Berlin und Weimar 1968.
[26] Brecht：Briefe.1913-1956.S.707.
[27] Brecht：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Band II，S. 369.
[28] Mittenzwei：B.Brecht，Band II，S.652.
[29] Mittenzwei：B.Brecht，Band II，S.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