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有产精英、谋士文集 -> 《中共之兵运工作》(中联出版社,1946年11月)

第三章 中共兵运工作之对象



一 对国军部队


  中共的兵运工作,开始在北伐时期,当时第三国际曾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建立组织”,其目的在瓦解本党之革命武力,同时争取官兵扩充其自己之实力,潜伏武装力量于我大后方为扰乱之准备。在中共华中局《关于友军工作的指示》中,曾指示工作的对象说:
  “友军工作的中心目标,也就是工作主要对象,是向着国民党政治领导最弱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一环,最容易在整个链子中个别的突破”。
  “友军工作是向着对现实,对政府,对国民党抱有不满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部队,最容易离开政府与国民党的领导,最容易受共产党宣传的引诱,用各种机会去建立秘密组织,并且有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站到中共的方面,(非中央嫡系的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等)”
  “友军工作要向着某一阶段(也许是很短的阶段)中,政治上,军事上起重要作用的部队进攻,因为这样部队中,如果做出成绩来,可以引起政治的军事的很大变化,甚至于主要的变化”。
  “带地方性质的部队,受中央歧视的部队,不被国民党信任的部队,处境艰难的部队,最多的具备以上特点”。
  上面工作中心目标,是“政治上最弱的一环”,也就是所谓“非嫡系”部队,与某一时期中政治上军事上起重要作用的部队,以及地方部队,等,便是中共兵运工作的中心目标。

二 对所谓“杂牌”部队


  中共所谓之“杂牌”部队,是指素质不良,训练较差,编组欠周密的部队,以及其他地方部队,非中央直系下的军队而言。中共以此种部队有机可乘,兵运工作的主要力量乃集中于此。下面两个中共文件,可以看出中共对“杂牌部队”工作的动向,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共对政府整军复员工作的破坏阴谋。
  中共陕北高干会议决定,对政府整军计划破坏的阴谋是:
  “国民党自整编其军队后,其内部已显露出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潜伏着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队与杂牌军队的洪沟,我们不否认杂牌军队在抗战期内,确是表现了他们英勇战斗的精神,可是在敌寇投降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无疑的是在整编的前提下被遣散了。在国民党大后方的都市,都有被遣散的无数的官兵,在那里酝酿着对国民党统治派的斗争心理,如军官队与宪兵团及地方团队的冲突,这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因此,我们的工作动向,也要由瓦解国民党的武装运动,掉转方向,对这些排挤掉的军官们施以工作……我们不要忽视这些人,他们才是我们最优良的工作基础,只要抓紧了他们的心理,不失时机,和不吃亏的把握领导他们,一定会掉转枪杆,朝着他们身后的敌人——国民党统治派开枪,但我们领导这一工作,须认清环境,首要的撇开任何党派与政治工作的立场,以免暴露了身份,一事无成。我们很单纯的是为了他们鸣不平,引导他们向我们的路线上走,但是这些虽然对国民党不满意,可是对共产党也不十分好感,因为他是受了顽固派与国特传统的训练,我们这一工作,应前后互相应用拉打的方式,去向他们进攻……”。
  中共华中分局在关于争取西北军工作指示”(三十五年一月)中说:
  “一、目前,国际国内政局虽似存转机,(如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将在重庆举行,美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赞成中国和平团结之局面等),但反动派对我解放区之大举进攻,并未停止,反而更甚。因此,要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组织解放区自卫战的继续胜利,给蒋以更大打击,必须推动大后方反内战运动更广泛开展,给蒋以更大压力,特别要发展邯郸起义运动,争取高树勋第二第三之不断出现,把蒋介石内战阴谋,作一釜底抽薪。这是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极有力因素。
  二、“目前因争取杂牌军,特别西北军发难起义的最好时机。西北军过去在大革命时代,有过一段光荣历史,在抗战过程中,亦起了一定作用。但民国十六年郑州会议,冯玉祥反共以后,便屡遭蒋介石之摧残压迫分化瓦解。现在已弄得七零八落,四处流荡,无家可归。打了仗得不到补充,许多高级长官变成“空军”司令,下层待遇极苦,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更驱使西北军(如高树勋、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李兴中、以及伪孙良诚、郝鹏举、张岚峯等)北开,作为反共第一线兵力,企图贯澈其借刀杀人之故智。这更使西北军感到前途危险,内心苦闷,而另寻出路。目前西北军正处在双岔路上,是服从蒋之命令,与我军作战,以自取灭亡,或被蒋编遣拆散?还是与我合作,拒绝内战命令,以保存实力,寻求生路?这是目前西北军将领的共同心理。特别开来反共前线的西北军,这个问题更立待解决,再不容许他们徘徊观望了。同时蒋此次把西北军大部集中于津浦陇海,(如冯治安两个军在徐州,刘汝明两个军、李兴中两个军亦有向徐州开拔之说、此外孙良诚在扬州、郝鹏举在徐州、张岚峯在归德、这些西北军部队人数在十三万以上)。西北军驻地背靠我军,又有其他杂牌军,(如桂军东北军等)夹杂着,而蒋之嫡系队伍又极少,力量甚薄弱,因此这是西北军发难起义另寻出路千载难逢之良机,亦是我争取西北军共同合作的最好机会。全党全军必须抓紧时机,把争取西北军中共之兵拢工件作为粉碎蒋介石内战阴谋及争取自卫战胜利的重要步骤,不能等闲视之。
  三、目前我党对西北军工作的总方针,是争取西北军发难起义,与我携手合作,共同制止内战,维护和处,实现民主,因此我们对西北军的方针,已不处停留在争取西北军起义投我,服从我之指挥,遵守我之法令(当然这是要说清的),我则给三大保证等方针上面,我们的新口号是:协助西北军图存!重建西北军独立系统!恢复西北军光荣历史!使西北军在联共反蒋,为收主建国之下,成为中国人民民主建阈的第三种力量。这个方针,正适合目前西北军将领之要求,因西北军将领目前正普遍感到蒋之阴谋,想另找出路,但又不了解我之政策,怕我们并吞他,不习惯我之生活与各种制度,今天我提出帮助西北军重建之方针,正适合他们要求,他们一切怀疑顾虑,将为之涣然冰释,积极兴奋起来,与我们一道来干,如果今天再有第二个高树勋出现,我们便可帮助西北军组织高级指挥机关,其影响所及,将使西北军纷起响应,同时必引起蒋对西北军更大怀疑,如此中国政局即将引起大的变化。蒋之内战阴谋将不攻自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将被迫终止,联合政府亦将提前实现。这对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事业,是有莫大意义的,对西北军将领怕我力量小,抵抗不了蒋之进攻,因而不敢靠我的心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帮助西北军重建,使西北军在联共反蒋建国的口号下,成为中国人民民主建国的第三种力量,这是我党今日最适合时宜的正确方针。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正确运用这个方针,是推动两北军发难起义的最有力因素”
  “对其他杂牌军,如东北军、桂军、川军、应同样进行联络工作,并与西北军工作互相推动,争取东北军四川军的起义,是有极大可能,而且也很重要,因此也应极力注意”。
  上引两文件,使吾人认识如下两点:
  第一、所谓“杂牌”部队,中共认为“虽然对国民党不满意,可是对共产党也不十方好感”,并认为他们受过“传统的训练”,所以在工作上是不以真实的政治面目相向,而是采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应用一拉一打的方式进攻,使被利用者上其圈套而不自觉,或自觉而无法摆脱,不得不被利用。由此可知,目前一部份投匪将领与部队,其自身已发生问题,中央未对之适切注意,复因整军复员处置不当,乃予中共以可利用之机会。
  第二、中共自觉其生活方式工作制度不为他人所习惯,乃企图在军事组织上建立第三重力量,说明中共并无容纳异己济之气度,有利时拉之,不用时打之,纯系一时利用,这种利用是一时的军事投机,包含了绝大的矛盾和危险性,待被利用者觉悟,和反正条件具备时,将给中共以打击。

三 对国重复员官兵


  自抗战胜利结束,整编统编国军方案公布后,国军即按期实施整编,中共不惟借口未予实行,反到处扩军,吸收我方复员人员,形成我遣彼收之矛盾现象。下面是中共阴谋和活动的事实:
  (1)贺龙于本年七月七日在石门关(晋北)伪警备司令部召开各县区政委政治指导员生产科长参谋课长等开会,对军事部门曾决定:(一)饬各级军事负责人员,嗣后对国军所有退伍编余官兵,应竭力争取,并设法煽动国军叛变;(二)对政府方面政界裁汰人员及无业知识青年积极争取。
  (2)延安最近派员携带密令赴西安一带活动,对西安军官总队方面尤其注意。密令内容为:(一)政府欲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共党须于各地造成军变,以刺激政府。(二)发动军官总队学员向政府,1.要求八年抗战额外待遇,2.要求无职军官(收容军官)应一律十成待遇,3.要求于最短期间给予适当工作。
  (3)陇东合水县西华池之共军警七团,近对我复员返里之青年军无职业者,极力拉拢。七月十日在西华池召集秘密会议议决:如青年军自行投诚者奖洋若干万元,由人介绍者奖洋若干万元,并竭力向我方宣传,企图诱惑复员之青年军。
  (4)中共近在澳门方面进行吸收复员青年军,凡参加者可获一百万元之安家费,另发本人五十万元,惟一切证书证件均须缴交中共收存,如中途变志,则中共予以处分,并杀害其家属。
  (5)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吴玉章,于十月七日自重庆致电中共驻京代表团:报告谓: “重庆国民党登记失业军官已达二千六百余人,因国民党办事机关腐败,对于所登记之失业军官,尚无具体办法安插。中共方面现已拟就两种收买办法:一种系将有战阵经验及懂得机械化之军官与技术人员收买,每人分发十五万元,令其向各地解放区军区报到候用。另一种系对国民党不满之军官,令其仍听候国民党调遣任用,中共方面负担其家属费用,作为情报人员。现已派员分头接洽,希望驻京代表团转请延安允准。”等语。
  从以上事实可知中共对复员人员的争取工作,多注意在军官总队和复员青年军上面。除挑拨他们向政府作各种要求外,主要仍在吸收为他工作,或用金钱收买。复员军官及青年军,大部受过相当训练,富有作战经验及学术技能,今一旦复员,精神上多受激刺,生活亦成问题,最易走向极端,同时又因缺乏训练与领导,乃被中共认为绝好的工作对象,在各地设站收容,积极拉拢宣传活动。

四 对土匪与帮会


  中共对土匪工作,原则上在吸引其下层群众,对上层领袖则认为流氓意识浓厚,缺少革命性。但土匪之组织,具有特殊性。以领袖个人为团结中心,一失倾袖即形瓦解。因此,中共进行匪运。一面笼络其领袖人物,一面进行下层工作。然土匪常与帮会有密切联系,故中共最近对内地之帮会工作亦甚积极,中共认为如帮会工作做好,各地之散匪在帮会关系下,就易于控制。中共进行此项工作,常利用退伍军人及有帮会身份之党员,从事联络宣传,乃至领导行动,扰乱后方治安,响应中共军事行动。
  中共四川省委会曾于九月十七日,在渝举行中级干部会议时决定:“军运、社运、匪运要配合起来做”,“要展开党的散布”,“匪运工作仍应加强注意全川各点线工作的配置”。这就是说,四川匪运工作仍要扩大与深入。川省有复员青年军范某,近接由陕北刘本初(余泽洪之旧部)寄来一函,内称:可乘此天灾人祸民心浮动之际,在后方各地——尤其南六一带(川滇黔交界)——吸收动乱份子,积极扩大匪运工作,其办法为利用帮会作支干,大量收容游惰及失意军人政客,相机勾通南六各股匪,并至各县插花地带,凭滇黔大山脉集中力量,作有组织之活动等语。可见中共进行匪运和帮会工作活动事实之一斑。
  综上所述,可知目前中共兵运的动向,一面在煽动所谓“杂牌部队”旧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叛变,另立军事组织系统,以配合中共武装作乱之阴谋,一面鼓动吸收我复员官兵,特别是注意军官总队及青年军之煽惑与收容,同时自中共叛乱全面行动后,对第一线国军及后方治安部队,采取全面宣傅煽惑行动,达到“不特在前线作战之国民党军队会兵变,连在后方负治安之国民党军队亦会发生问题”。
  九月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公开号召国军“罢战怠战”,在分述高树勋藩朔端“反战起义”后,总结说:“如果我们综合起来一看,各地国民党军官兵实行罢战的,不仅有西北军、滇军、东北军、川军等“非嫡系”部队的官兵,而且也还有国民党当局嫡系部队的官兵,不仅有陆军的官兵和空军人员,而且还有海军人员(渤海海面“长治”号一个班乘汽艇投八路军)和枝术兵种的人员(兰封战役中装甲兵团教导纵队一团一营一连〔原文为“」连”,应系误作。当时中共对于此事件的报道中,记载张剑萤隶属“一连”。《装甲兵团张剑萤少尉控诉蒋介石卖国内战》,《人民日报》(邯郸)1946年9月5日,第2版。 ——录入者〕张剑萤少尉驾驶坦克投解放区),甚至特务头子戴笠亲手训练的武装“交通大队”王一藩,亦整队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来”,“目前这个运动刚在开始,它将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和更自觉的运动”。
  中共这种狂妄的宣传,说明其兵运工作正在向着所有的国军武装力量全面活动,无论国军力量的削弱或士气低落,都是日前中共所努力争取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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