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前言

　　我们没有费多少时间便明白了为什么至今未能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传记问世。即便是关于她生平的一些最普通的情况，包括她的出生年月，都一直是个谜。她写过6本书，这些书不难找到；但她还写过好几百篇文章，发表在世界各地报刊上，却从未被汇集成册；在便利的学术性图书馆内也找不到通常可供查阅的现成的个人通信和文件集。为了完成必要的最基本的探索研究，我们花了14年时间去汇编史沫特莱的著作，收集她的信件，追踪并访晤她往日的朋友和仇敌，以及，搜索情报部门的档案。本书附录的材料目录是这些资料来源的详细交待（较次要的来源在注释中说明）。
　　为了努力做到从各个可能的方面来观察史沫特莱，我们沿着她的足迹走遍了美国，绕了世界一周，到过欧洲、印度和中国。中国这部分的工作尤为困难，特别是在1973年刚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时。但在几次旅行和自1979年至1981年我们在北京居住两年之后，史沬特莱生平拼板图的中国部分就开始落实到位了。到最后，我们共会见了活跃在30年代的32位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人，我们相信这是自1976年以来，对这方面最集中深入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欠的情实难还清。在寻找史沫特莱资料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感谢材料目录中列出的我们会见过的所有人。他们之中有埃莉诺和索伯格·布伦丁（Elinor&Thorberg Brundin）、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 Lennon）、艾诺·泰勒（Aino Taylor）、伊丽莎白·史沫特莱（Elizabeth Smedley）、路易·艾黎、陈翰笙、托尼·威利森（Tony Willison）、密尔德里德·普赖斯·科伊（Mildred Price Coy）和戈宝权，他们都给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帮助。弗洛伦斯·豪（Flovence Howe）、保罗·劳特（Paul Lauter）和女权出版社工作人员，以及玛里琳·杨（Marilyn Young）最初给我们的鼓励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感谢的美国研究机构包括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费尔斯通图书馆（普林斯顿）、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胡佛研究所（斯坦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际出借服务部，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和东南亚困书馆（伯克利）。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大学档案处建立了史沫特莱专档并感谢奥斯卡·伯兰（Oscar Berland）在研究中的帮助。我们还对以下海外机构深表谢意：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新德里，亭·穆蒂宅所），国家档案馆（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新德里），上海市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和北京），公务档案处（伦敦）和德特·孔格里格图书馆（哥本哈根）。对于促成一次南亚之行，1977年秋至1978年冬提供的一份赴印度的富布赖特研究奖学金是非常宝贵的，以后两年内，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会补助金计划给予的夏季补助金也同样宝贵。1978年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帮助我们安排了真正展开我们对中国方面情况研究的关键性采访；资中筠和张克久（音译）对访问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写作方面，我们特别要感谢下列全部或部分阅读了各阶段手稿的人士：琼·詹森、贝恩·利意、夏洛特·弗思、埃莉诺·比迪安、F·麦克拉肯·费希尔、比尔·鲍威尔和卡伦·伦纳德。苏珊·钱伯斯和琳达·格罗夫对日文材料出色的翻译弥补了我们在这种语言上的不足。没有丹尼尔·C·卡尔霍思智力上和感情上的支持，那1500页原始手稿可能仍旧搁置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琼·詹森也给了我们感情上的支持，让我们分享了她关于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洛雷因和弗兰克·卡迪什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场所，贝蒂·柏克则在打字方面帮助了我们。手稿的最后提炼加工则得益于吉纳·坦可的难以估量的编辑才能，我们真希望能更早些发现他。在加利福尼亚新闻大学方面，我们要对玛丽琳·施瓦茨、简-埃伦·朗和希拉·莱文致以特别的谢意。当然毋庸赘言，上述人士中没有任何人应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责。
　　我们想以感谢海伦和赛勒斯·麦金农来结束这篇前言，他们对他们孙儿们的照顾得以减轻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对自己耗时费钱的史沫特莱癖所感到的内疚。最后，我们感谢我们的孩子丽贝卡和赛伊，他们忍受了我们关于艾格尼丝的无休无止的谈论和我们在全世界对史沫特莱老朋友们的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