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十分孤立，因为我不会说德语。我正在学习，我能说Ich habe einen hund，等等……这是一个星期取得的出色进步！我能战斗，却学不会“当地人”说的“furren”语言。
　　我在精神上孤立。我订了一份《召唤》，临走前给达斯留下了一张5美元的汇票。请对我在这里的消息保持绝对沉默。我在这里是非法的，德国当局担心和自由国家发生分歧。恐怕我将不得不继续以我告诉你的名字（艾丽斯·伯德（Alice Bird））行动和写东西。分手以来我一直在想念你。由于你不在这里，你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全又回到我的心上。我认为你是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唯一能够容忍我的许多缺点和怪癖的人。你是唯一真正理解（我）的人。我一直把你和拉比尔的诗句联在一起记在心里，他说，“朋友，听我说，谁爱谁才能理解。”

　　维伦德拉纳什的经历，是印度秘密革命运动的缩影，他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运动在国外的最出色的战士。他比我年长将近20岁（原文如此），却具有战刀般犀利无比的头脑。他清癯瘦削，肤色较深，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两鬓已经斑白，面部常常略带怒容。他很容易被认为是南欧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在我看来，他有点象雷，象电，象暴雨，无论他在欧洲或在英国什么地方逗留，对于英国人，他都近乎雷、电、暴雨。他对征服了祖国的那个岛国怀有无限的仇恨。^[1]
　　他感情生活的根基是在封建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德拉巴邦奠定的，又加上了他在英国、欧洲和近东所受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教育。他是名门之后。他的家族是著名的婆罗门家族，出过不少诗人、歌唱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他的教育受之于父亲、穆斯林学者和几位英国家庭教师。他会说印地语、英语、一点德语和穆斯林世界上流社会用语，波斯语，他母亲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是妇女解放的鼓吹者。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不断听到穆斯林们以轻蔑的口吻议论他的母亲，这在他心灵上引发了一种始终未能平息的反感。他思想感情上的这类冲突使我想起印度南方的一座印度教庙宇——历代各种文化运动的博物馆。^[2]
　　从维伦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一天起，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就汇合到一起了。我是一名美国劳动妇女，一个畸形商业文明的产儿；而他，受过英国古典教育，有一颗有教养的复杂得象个迷宫的婆罗门头脑，是印度高种姓贵族子弟。尽管他憎恶英国的一切，他更蔑视一切以金钱为权衡标准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而感情的根柢却深植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壤中。
　　我是否爱过他，说真话，我至今也不清楚。我记得在我离开维伦许多年以后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时谈到，使我感到吃惊而又气愤的是，维伦依旧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一旦他陷入险境，我想，我会光赤着双脚跑遍天涯去营救他。可是，要我和他一道生活，哪怕是一天，我都不愿意。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又一次证明具有疗治创痛的伟大功效。至于他爱过我，这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我或是别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在莫斯科，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她（布卢尔老太太）穿着镶花边的上衣、丝绸花裙子；戴着长串的彩色珠子，耳环、戒指，等等……而她又和一个白痴厄尔·白劳德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小白脸，他（穿着）从市场上买来的浅蓝色俄式工作服；把一长条黑色缎带当腰带系。然后，便带着他那婴儿的白皮肤、牙刷似的漂亮小胡子，在莫斯科摆出一副堪萨斯矿工代表的架式！哦，老天保佑！可怕！我简直恶心得说不出话来。我最讨厌的就是女里女气的男人。其次就是听他们说他们代表矿工，恰好我又知道他们连距离矿山一千英里以内的地方都没有到过。而布卢尔老太太则装作是从西部到马萨诸塞州五六个团体的代表！

　　我们读到的有关俄国的许多情况只不过是想象和愿望。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遇上陷入阴谋和监狱的危险。监狱里挤满了在革命时期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柏克曼之所以能留在（监狱）外面只是因为他们享有国际声誉。而他们也处于软禁之中，他们预料任何一天都可能入狱，说不定现在已经进去了。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为这类事情辩解，就是恶棍和无赖。然而他们却为之辩解——为之辩护……如果我不被驱逐、或关起来、或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我就要小小地狂欢一番。每一个人都把他以外的每一个人叫做间谍，在俄国，在暗地里，每一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下。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在所有在场的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但是对于胡安·迪亚斯和我则不然。在他说出的每一字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憎恶的威胁和无耻。有一次我遇上了阿南德从他到我扫视的疑惑目光。我内心有什么在颤抖。他会发现的——他的敏感足够发现任何事情！
　　“我反对这里提出的第四点”，我说，同时站起来发言反对胡安·迪亚斯提出的决议案。阿南德听着，接着就表示支持我的反对意见。他刚一说完，胡安·迪亚斯就跳了起来。
　　“我反对外国人影响我们的运动。我不仅反对外国人，而且还反对女人和妻子影响我们的成员。”
　　我站了起来，气得脸色发青。“外国人！你不反对外国人来帮助挽救你们的人的生命吧！妻子！不许你污辱我，胡安·迪亚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妻子而出现在这里的，我的身份是同志，是同事，我要求以这样的身份对待我！”
　　阿南德也怒不可遏：“我们这里不谈妻子，迪亚斯同志，也不谈外国人。我在我们的运动里已经多年，这正是第一次有个人竟然胆敢暗示我不能为我自己思考问题。我反对决议四，象这里没有和罗杰斯同志结婚的其他同志一样。除非你，迪亚斯，为这次污辱性的发言道歉，我就退出会场。我这样要求，并不因为是一个丈夫，而因为是革命者。”

　　印度工作已经彻底毁掉了我的健康。在这里要比在美国艰难一千倍。在这里，我没有象在纽约那样的社会联系和知识界的伙伴。印度工作和疾病使我无法学习德语或其他任何东西。这里的印度人对妇女和外国人抱有苛刻的偏见。他们照例对工作漠不关心，而对有效率的人员心怀嫉妒……
　　这里有个卑鄙的人，他毫无根据地散布流言蜚语，好象我写到美国去的每一封信都有许多人阅读。我知道（达斯）的深厚而诚挚的友谊，我也有一种类似的与个人私情不相干的情谊回报他。但是有一些印度人却专爱背后议论而使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请求你把我所有的信看过后一律烧掉。这里有人专爱从美国朋友处搜集“新闻”，然后加以歪曲而一再传播。要对付真假掺半的谎话或谣言是毫无办法的。

　　今年的德国处境可怕，特别是劳动群众的处境。他们严重营养不良，以致肺结核在获得丰收，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间。做马克的投机成为资本家们时兴的室内游戏已经有几个月，因而食品上涨了25%至100%。我一直住在一些工人的家里，他们靠煮土豆和抹着猪油而不是黄油的黑面包以及变质的啤酒度日。在一家旅馆里，生火的女侍晕倒在我们房间的地上，原因是精疲力竭。后来我们和她交谈时得知，她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挣95马克——大约相当于50美分。她住在旅馆，和所有其他的女侍睡一个房间——个又小又脏的小房间。她们还能领取食物——衣服由自己购买——要从每月95马克中支付！这意味着她们全都变成妓女，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在街头游荡，有时也在旅馆内“拉客”。
　　当然，由于德国在经济上孤立无助，英国便在政治上轻松地为所欲为。非常可怕的是眼看着一度是独立国的德国竟会屈从英国每一个古怪的念头，或是每当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说出一句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法国的话，或是作出这种暗示，便会满怀希望而欢欣鼓舞。这里有一些显要的德国人说，他们不知道还能有多久，任何一种反英宣传，不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进行的，都会被禁止……
　　对于一场革命的一切希望都逐渐暗淡下去，德国的工人阶级似乎正在进入“印度化”的阶段，其结果将导致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奴役。曾经有几个月，一场革命似乎已经确定无疑。但是现在，奴隶制倒更有可能。工人阶级对于一场革命已不再有实在的阻力，而协约国太强，俄国又太弱。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印度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才能永远粉碎英国的脊骨而解放欧洲大陆。这已不再是只和印度有关的一个民族问题，已纯粹是国际性的……
　　当我们回到德国，（恰托）就被德国政府勒令离开这个国家。是英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这样做的。因此，从9月以来，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是在非法状态下生活。我们的住所遭到了可敬的警察突然抄查，我们已一连几个星期从旅馆到旅馆，从住家到住家，不断变更住址，而从不知道过了一夜将到哪里去过下一夜。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局里一直工作到半夜，然后出去找一家廉价旅馆。经过几个星期的这种生活，由于风湿性心脏病，我已坚持不下去而垮了下来。后来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我们受到英国间谍夜以继日的跟踪，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试图抓住他们，设法让他们由于从事非法警察活动而被捕。我的丈夫一而再地收到要他小心点的警告。然后是大约两星期以前，他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曾和一些朋友一起到一家伊斯兰餐馆去喝巧克力，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失去知觉躺在地上了，他一醒过来就上吐下泻不止。我们请的医生说，是有人给他吃了砒霜，而且是大剂量的，所幸是引起了呕吐。有几天他病得非常厉害，但是已经康复。但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两个英国特务带着（万能）钥匙来到我们的住处，打算闯入我们和一位小老大太住的房间。未能得手之后，他们走了，但是过后又来了。那位小老太太出去追他们，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说，他是想租一间房间，并要求进去看看她的房间。她拒绝了，说，她没有房间可以出租，她这一生也从来不曾有过可出租的房间。她不懂英语。她说，那两个人是外国人，他们说一种她听不懂的外国话。但是两个人全都穿着军用高筒皮靴和军大衣。
　　后来我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白天工作非常勤奋，努力建立能够在德国留存下去的某种东西，而在夜晚，就到我们能去的地方去……我们不再受到警察的干扰，他们对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英国间谍却搅扰得我们日夜不宁。

　　我嫁给了一个在十多个不同方面表现出革命性的艺术家，一个象猫一样神经质，总是在动、从不休息，永不疲倦、精力超过我十倍的真正的高度兴奋型男人，一个瘦削而多毛发、舌头有如剃刀、头脑象着了火的地狱的男人。多么好的一对。我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他总是把灰耙拢来让它重新燃烧。他怀疑接近我的每一个男人——和所有来自美国的男人或女人。我的神经崩溃使他安静了不少。有一次在我就要失去知觉时告诉他：“让我安静一会，让我一个人单独呆着；如果我不能有完全的自由，我就要死在你的眼前。”但是他总会时不时地发起火来。而他经常是在冒烟，我觉得我就象一个生活在火山口上的人。然而爱一个不断折磨你的人是可怕的。而他有使你神魂颠倒的魅力，他爱你，他什么也不愿听，除了你爱他，永生永世活在他身边！我们成了彼此的欢乐的地狱，我可以保证，他正在很快地苍老，恐怕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使我痛苦。

　　有一次。有几个著名的印度男女来到柏林，我丈夫要去会见他们。正好同一天晚上有几个美国朋友邀我去看戏。我丈夫很生气，因为我要和那些美国人一起出去——尽管他和那几位印度人已经有了约会。我不理睬他的反对，还是去了。但是在剧院里我并不舒服，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未能和我丈夫取得一致。于是在第一幕演了一半时，我便起身离席，并决定去找我的丈夫，告诉他由于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那出戏我也看不下去。我高高兴兴赶到他约定会见印度来客的那家旅馆。我走进门去，就看见他正站在那几位印度人中间。我跑步来到他的身边，高高兴兴，面带笑容。但是他非常尴尬，把我拽到一边对我说：“瞧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明白这会让我为难？我不能把你介绍给这些人，他们认识我家里人。我怎么能把你介绍给他们？”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问他，“你的家里人，为什么你就不该把我介绍给认识你家里人的人们？”他说，“哦，这不可能，你必须走开。”他把我带到门口，我就上了大街。我回头看去，只见那几个印度人都正在背后盯着我。他们以为我是个大街上的女人，是个妓女，或是个……
　　就这样，我在柏林街头走了好几小时。最后，回到家里，默默地躺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我听见我丈夫回来站在我的床边，看看我是否睡着了。后来，听不到任何动静，他也就睡了。
　　当时有一个美国姑娘和我们住在一起。第二天，我起不了床，我丈夫出门以后，她来问我什么缘故。我忍不住便对她说了。她怒气冲冲地找到我的丈夫，责怪他。他走进房来，插上门就开始责问我，为什么我要象对这位女朋友那样在外人面前说他坏话。我说，我心里不痛快，非常难受，我必须把我的烦恼找个人说说。他指责我，并且打他自己的头，他指责我以往所有的“罪过”。最后，为了求个太平，也因为我病得厉害，唯恐神经病再一次发作。我说：“我为提到那件事抱歉。昨天夜晚我当然不该到旅馆去找你。你是对的；你不可能把我介绍给那几个印度人。她们是那么漂亮的女人，穿着印度丝绸衣服，我却穿得这样寒酸，而且，我出身于劳动阶级，而你，有个妻子在英国。我很抱歉，当时没有想清楚。”
　　然后，他说，“对，现在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过错，今后能有不同的表现。现在问题算解决了。”
　　就这样，算是有了太平！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三年来……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从不曾顶撞过他一句。我帮助了他；我借钱来养活我们两个。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洗衣物，熨衣物，擦地板，做饭、洗碗碟。一切事情都是我做，从给他补衣服、洗衣服，到借钱和让我自己背上将来许多年也还不清的债。与此同时，他在免费为这里的印度人提供服务，而我却不得不付钱甚至付邮票钱。他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商人或学生到处找房子，他帮助他们选购东西，他还要办公事。他在开饭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家来，每天每天都有额外的两三个人，我不得不每天每天牺牲我那一份饭食，因为他要招待他的客人。有些日子我吃不饱，因为印度的好客风尚要求必须喂饱客人。但是我不得不为这些人做饭，而他们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从不为解救印度而动一动手。我的生命已经献给印度，而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我还要坐在一边听他们议论“所有的欧洲女人都是妓女”。然后从清早直到深夜，我要在门铃和电话铃响时回答那些上门或是打电话要我丈夫还钱的讨债人。而钱，他并没有拿过，拿钱的是别的印度人而他答应还，因为他说，“这关系到印度的荣誉”。但是不得不还这笔钱的是我。“印度的荣誉”见鬼去吧！它来自我的身体，而我从不曾有过一秒钟的休息和安宁，总是在做好家务的同时还要为额外挣点钱而写文章。耳朵里听到的除了要钱还是要钱。我丈夫就成天为那些印度人打电话，那些印度人又总来我们家打电话——他们可以不必付电话费。月复一月，我还不得不应付电话费，这笔费用上升到数百马克一个月，而电话则常常由于欠帐而被切断了线。这只不过是问题的经济方面而已。

　　我们正和一对穆斯林夫妇住在一起。这是那位做妻子的离开深闺的第一年。这些天真无邪的深闺妇！她对性的了解要比最无拘束的美国妇女多。而且，有这样可悲的见不得人的习惯！她常常贴着钥匙孔偷听隔壁房间里的男人们说些什么，而且，似乎认为我能理解这种行动。她，这位天真无邪的女人，患有淋病，那是她丈夫从妓院带进她那可爱的深闺的——这位丈夫相信，女人必须藏身深闺，以防止残酷外界对她的侵害。而她则认为，淋病就有点象伤风咳嗽那样的毛病。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是在他们搬进来以后，他们之所以搬进来，是因为她是一个和我们很贴心的年轻人的姐姐。那位把病传给她的老先生却笃信伊斯兰教，每天要按照最纯正的穆斯林方式祈祷五次。他而且常常大骂西方道德败坏！其余的时间他就吃鸦片或是静坐默祷。
　　这一切对于我都是大开眼界。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谢天谢地，他们要搬走了，就在五天之内。

　　你问我为什么不“到维也纳去一趟请教一下弗洛伊德”。为什么不建议我到天国去和上帝在一起喝一杯茶呢？我告诉你，那是远远不可能的。弗洛伊德要收费；到维也纳去也要花钱。而且，走这一趟还必须有我恰巧没有的护照……
　　我现在好些了。大约两星期前的一次可怕的发作让我在半昏迷状态中躺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又开始工作了，我似乎正日益陷身于忙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每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左右、下午三四点钟，我总觉得喉咙发紧、头发晕。昨天，是我第一天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这种感觉又回来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在求治于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不知其名），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在德国有点名气。他对我的病情，除了有关我私生活的若干问题以外就不愿多有过问。在找他找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睡了一觉。但是他说，他治不好我的病，只能偶尔在必要时提供一点支持。所以，在我的病情恶化时，我就跑去找他，然后在一起做一次广泛的交谈。他用催眠术以减轻我一部分痛苦，但是现在催眠术又自动起作用了……我的精神分析医师一直竭力劝我根据自己的某些经历写一部小说。但是这个念头在我写出了文章以后就由于一起意外事件而打消了……有一次他犯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学上的错误，使我不得不避开他，至今有一个月，除非我病得十分严重，我是无法勉强我自己重新去找他的了……
　　请来信。很抱歉写了一封信完全是谈我自己的信。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推心置腹而不至于一夜之后便把我的痛苦拿去当作街谈巷议的笑料，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作为起居室里的谈资。

　　你5月20日的来信今日收到。我读得很有兴趣。这是你写过的最“老成”的一封。你在信里所说的，并不象你似乎以为的那样，当然没有任何一句会冒犯我。有一两处确实使我生气……（但是）仅仅是因为我的自我由于长时期受折磨而非常敏感，而且，也因为你的话说得对。然而我此刻仍然生气的是你说，我被我的自由永远有限这个观念迷住了心窍。也许我在这一点上过分敏感。但是一定也承认，人们爱做的一件事是摆出高人一头的架式，影响别人，以确立自己的权威。而这类人中的男性，经过几百万年的支配地位，已认为支配是男性特征的一部分……我常认为，自由比幸福更可贵，除非二者也许只是同义词。请相信，在谈到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并不是在胡思乱想。那件事月复一月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意外。我打了值得打的一仗，但是失败了。我现在有病。我的神经崩溃每月至少发作两次，每次要虚弱无力地在床上躺上一个星期。我正在接受高日光疗法和高频电疗。
　　我已不再去找那位给我治病的精神分析师。我不想准确地说为什么。只能说，他已经变得太关心私情了。

　　我向往那座小岛。那是一座孤立的小岛，我们将在那里独自生活、划船、写作。卡琳本人比我大得多。她53岁。你不曾听说过她么？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是《危险年代》和其他许多著作的作者。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在她来到柏林的时候，我们交上了朋友，结下了一种奇特而有趣的友谊。她并不老，尽管有了一把年纪。我有个想法，她要我去是想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抄下”许多东西去写一部小说！真的！……格奥尔·布兰兑斯（Georg Brandes）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我将会见到这位了不起的男人，卡琳很聪明，表面上看是个轻浮的女人。她喜欢胡说八道，但是似乎能够深深下潜到所有女人的心底。她看了看我便决定，我应该成为她一部著作中的下一批牺牲之一。此后她就象条蚂蝗一样叮紧了我。我当时非常疲倦而又有病，不可能使人发生兴趣。但是她比看上去还要聪明，我敢保证，她知道女人为什么不舒服……在这里，就在柏林，我帮助她办妥了离婚。她现在离开了那个男人。那男人比她年轻得多。他利用她的名声和社会联系，而且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他是只耗子。我不想用骂人的话。

　　我此刻正在巴伐利亚，这里是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夜里我常被军事口令声和士兵们（保皇派）的脚步声惊醒，他们正在丛林和山地进行夜间训练。这种使得一部分人去杀戮另一部分人的秘密训练，令人不寒而栗。受训的都是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那个阶级。在萨克森也有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在那里夜间受训的也是工人，不过领导者却是共产党人。有时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到处都在进行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人们为了一种思想而准备去杀他们的同类？那种思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想要利用它作为掌权工具的那些人的。我们只是在等待着有一天两派开始互相屠杀。两派都坚决反对消极抵抗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够血腥，或是不够残忍。
　　不必寄钱，除非纱丽已经售出。我已明确决定，不论怎样，不到维也纳去，因为那里的花销要比在德国高10倍，而我没有钱。我希望到了9月或10月就能好到足以让我在10月进柏林大学去把我的烦恼淹没在工作中。我要把出售纱丽所得用在这方面，而不是拿去付给精神分析师。当然，如果有绝对的必要，我一定回柏林去一两个月。但是我不能同时兼有一切。在柏林现有两位除兰克和弗洛伊德以外最好的精神分析师（亚伯拉罕博士和艾廷贡博士），绝对必要时，我将设法到他们之中一位的门下就诊。我在柏林有一份冬季工作，每月4镑（约合20美元），再为印度报刊写点小东西，就也许可以使收入达到5镑。用这笔钱将刚好够我维持生活，我还计划在大学里每天听一两小时的课。我曾试图在瑞士找工作并到那里去，但是我找过的人都告诉我，由于存在着失业，外国人是不能在瑞士领取薪金的。于是我便放弃了瑞士。
　　我将在柏林以我自己的名义取得护照，我也将单独生活。一位朋友正为我在离城一小时远的地方找一间房。恰托已同意我的计划。面对着是让我彻底毁灭或是完全分离的抉择，恰托说，他将放弃要求我关照的一切权利，等等，并将给予我在一切事情上的绝对自由；他不会提出哪怕是一项要求或个人请求。根据这种条件，我将返回柏林，走我自己的路，而不必再忍受他无穷无尽的嫉妒和怀疑。你一定会认为，那些都是我的想象。而我一直面临着的不止是死亡，而是比死亡更糟的：疯狂。无论如何，我尚未彻底痊愈。甚至现在，一点极其细小的事也仍然会使我连续几天心烦意乱，而且，已经有几个星期，不服用强烈的安眠药我就不能入睡。

　　请为我这样做——绝不要再寄任何钱，除非是纱丽已经售出。我会拒收，并将立即退回。我已决定绝不再接受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哪怕是一分钱。我不能总是象现在这样觉得自己象一条寄生虫，因为不属于我的钱我也接受。我的健康已经好转。但是我对生活已失去了热情。我以为，我将再也难以重新鼓起热情了。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埋在工作里，带着一个死去的心走完人生的旅程……
　　我正在浪费生命，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别无道路可走。我31岁了，却仍然是一个愚昧无知、缺乏教养、发育不全的动物。

　　本星期在这座城市的几个地区发生了许多店铺被抢的事件，全国大多数城市出现了骚动，许多城市在打真正的巷战。抢劫和骚动，被认为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动分子都同样有利。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局势传播他们的信条；君主复辟分子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当他们读到生活费惊人高涨的消息时冷笑道：“这种局势在恶化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在人民大众意识到他们建立一个共和国是犯了错误以前，还会更糟。我们还要略微再等一等。”但是多数城镇居民都疲惫不堪，由于捉摸不定的前途和多年来长期神经紧张的折磨，而对发生什么都已经毫不在乎。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