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直抒己见，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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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直抒己见，1927—1928

　　1927这一年，史沫特莱开始相信，过不了一年左右，英国就会对苏联作战，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扩展到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域。6月29日，史沫特莱通报弗洛伦斯，“我正在为……印度新闻界写稿，以对抗英国人的反俄宣传，因为……一旦新的战争爆发——最迟不会超过一年——（我们希望）印度将为本身的自由而斗争，整个亚洲将最终获得自由。”
　　在柏林，史沫特莱可以看到，德国的政治生活正在走向危机：法西斯运动在取得进展，但是德国共产党也在取得进展。当然，她比较同情共产党人，但是她在好几方面和他们有尖锐的分歧。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过于简单地把工人阶级美化为充满无私理想主义的做法使她恼怒。她自己在美国西部的经验已经使她确信，这种态度荒唐而且有利己的性质，而贫苦人民的各种问题并不会在一次成功的革命之后立即消失。她在8月号《新群众》上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她之所以参加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而且还因为，这几乎是可能条件下和美国生活和思想距离最大的一场运动。”
　　她深信，为了消除教育匮乏和经济贫困的创伤，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心理学问题。^[1]在蒂拉·迪里厄及其左翼友人的影响下，她在1927年1月写的《现代评论》上断言，真正的人民剧院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个别人的灵魂中，象在群众之中一样，都同时潜伏着为社会的和反社会的两种本能，而反社会的本能得不到创造性的宣泄和应用时，就会爆会发为公开的或隐蔽的反社会行动——表现为残暴、犯罪，甚至战争。剧院作为消耗这种能量并使之升华的一种设施的潜在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剧院能够使每一种情绪都有机会以某种艺术的和创造性的而不是邪恶的方式表演出来。当人类有机会以创造性的方式表现其内心的一切时，则战争，连同其戏剧性的吸引力和为各种无法无天行为提供的机会，就无法影响群众。

　　史沫特莱和共产党人的不一致，还在于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能自行解决妇女的地位问题。简言之，史沫特莱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感到鼓舞，而对共产党的领导却怀有矛盾情绪。6月29日她告诉佛洛伦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我参加了一个‘Arbeitsgmeinschaft’……我们的领导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据我自己认为，就共产党而论，我依旧是脱离政治的，我永远也不能加入这个党。我越来越仅仅对经济行动发生兴趣。但是我也必须知道别的事情。”
　　1927年5月，史沫特莱在《现代评论》上评论那位建立了德国第一座女子体育馆、创办了德国第一家妇女杂志《Die Frau》的海伦娜·郎格（Helena Lange）的一篇文章中，批评那种拒绝在革命的工人阶级内部谈论“妇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哲学。使得党员们大感恼火的是，她断言工人阶级妇女“不可告人的羞辱”——她们被工人阶级男人当作私产或泄欲奴隶的那种处境——必须加以暴露和认真解决。显然，她的关切植根于个人经历而不是意识形态。大约同一时期，她写信对玛格丽特·山额说：

　　你涉及了一个比多数人所了解的更为实际的问题——男人在性交中的速度问题。很少有几个女人会坦率到能够说出，当男人心安理得地睡着了的时候，她们常被撤在一边忍受神经上的紧张，在痛苦中通宵不眠……造成这种情况的男人方面的原因，你并没有充分论述……有一个原因是，许多男人是在妓女那里开始其性生活的，而妓女总要尽快地结束这种事情。我听说，她们常对一个男人说：“天哪，你还没有完事！”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男人需要想的只是他自己——绝不是女人。在为士兵开设的妓院里——象大战后莱茵河上的那种——每一名士兵和妓女在一起的时间只分配到15分钟……于是，体面妇女就得到了从妓女处获得其性训练的丈夫。这种训练象梅毒一样要命。这是妓女对于那些自以为优越的“体面”妇女的报复。（日期，只标出了：1月13日）

　　史沫特莱和奈夫博士的合作，使她进一步领会到铸成一种性特性的复杂因素。在对获取权力和满足性欲这两种本能要求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了解之后，她对恰托的同情和对一般男人的理解都加深了。她承认，在她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背后，有着敌意和怨恨，她甚至认定，男人的任务更为艰难；因为分享要比取得困难。但是他同时还相信，男人们也象殖民国家一样，如果不是处于暴力的威胁之下，是不会放弃支配地位的，如果连恰托这种至少在理性上是接受两性平等观念的知识分子都不敢放弃他追求支配的本能要求，工人阶级男人们的妻子能有什么样的机会？总是对那种通过政治改良实现缓慢进步的思想缺乏耐性，史沫特莱赞成激进的——而且是个人的——行动。在1927年12月27日写给山额的一封信里，她建议，工人阶级的妇女利用自己的性别作为武器：“我本人会拥护利用节制生育的方法，利用生育罢工，利用革命改变社会形态。”
　　在精神分析学的鼓舞下，史沫特莱曾试图对美国大众谈论性的特性问题。但是她讨论性问题的坦率方式和她自己感情生活中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常，在多数美国编辑看来，都太惊世骇俗而容易为出版物招谤。她在6月29日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写道：

　　我有一篇文章不久将发表在《新群众》上（“人不是用木头做的”，1927年8月）。这是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曾经投寄给《民族》的“这些现代妇女”专栏。他们不敢发表而把它转给了《美国信使》。但是（《信使》的编者H. L. 门肯（Mencken）——据《新群众》的来信说——同样胆怯，他说，邮政局对他监视得太严。于是这篇文章又转给了《新群众》，他们说，如果我愿意给他们，他们愿为引起的后果斗争。但是，甚至他们也要求删去“同性恋”一词，并把一整段文字换掉。我已经同意。与此同时，我收到了《民族》的来信，来信说，他们不可能不把这篇文章改得柔和一些再加以发表，（因为）“我们的读者，尽管是进步的，也自有其确定的局限。”接着，（《民族》的编者）奥斯沃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又好心地往下说，“请允许我说，我认为你的文章，是我所读过的最不平凡的而富于人情味的文件之一，其坦率，其启迪性，其动人的文字，都值得称道。”可是她如果真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发表……？为什么门肯也不？好吧，还是在它刊出时请你自己读一读，看你是否觉得维拉德只不过是恭维我。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写的，那样直率得露骨的一篇文章。无论如何，那些印度人总是要利用它来攻击我的。我所想的是，美国在这类事情上落后得令人吃惊。

　　随着史沫特莱变得更加直言无忌，她和印度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而导致了和拉伊帕特·拉伊的公开争论。史沫特莱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是：一定要使得拉伊那样一类有现代头脑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相信，明确立场的时刻已经到来。照她看来，他们的抉择，不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印度殖民地现状的保持不变；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以及，最理想的是，那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放弃他们的上层阶级地位以换取独立和社会公正。
　　反帝大同盟成立不久，史沫特莱就开始致力于实践其主要目标之一：让中国的消息进入印度的报刊。国民党已经在柏林设立了一个新闻处。她依靠这个消息来源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报道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在广州、汉口和上海的活动；印度革命家哈尔班特·辛格（Harbant Singh）击毙上海印度巡捕的头子；70名印度巡捕投奔广州的革命政府；一“整旅”印度军队由于不可靠而从中国被遣返。显然，这些文章的用意在于暗示，同是英帝国主义牺牲品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应该为摆脱英国人的奴役而团结起来（这种信息并没有被地方自治机构内的英国情报人员所忽略，他们开始严密侦察，是谁在印度收受和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
　　读过这些专为印度读者所写的文章，会给人以闯入了一场家庭纷争的感觉——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史沫特莱是印度的离了婚的儿媳，尽管仍然强烈拥护她先前丈夫的许多观点。她是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国内领袖如甘地和拉伊等人和流亡海外的侨民领袖如恰托帕德雅亚等人之间的冲突中选择立场。印度境内的领袖们觉得，流亡在外的那些人脱离了印度内部的现实而接受了外国价值观念和思想过重的影响。流亡国外的领袖们则觉得，国内的那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更广大的国际力量在起作用。在1929年8月11日和18日两期《人民》周刊连载的题为“印度革命运动在国外”的文章中，史沫特莱试图论证“国际主义”观点的优越，但是她以侮辱性的居高临下的语言削弱了论辩的说服力。例如：“印度（境内的）领袖们由于他们所受的英国教育和依靠英国人对世界事态的解释而几乎全都中了毒。印度的流亡分子，由于生活在许多国家，都可以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止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局势。但是多数印度领袖都对他们心怀恐惧——不通过英国那副扭曲的眼镜去看世界，就不可靠，而且不体面。”她还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已使“头脑尚未僵化的”印度人修正他们的看法。
　　在一篇分五次连载，题为“英国对亚洲的战争计划”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断言，英国认为俄国对她在印度和中国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而印度和中国所产的原料则为英国工厂所不可或缺。作为英国和苏联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证据，她列举出以下情况：英国人袭击了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并因此而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在英国报刊上加强了反俄宣传；英国人支持在欧洲的前沙俄军官，一个流亡的沙皇政府总部就设在英国，英国支持在中国的沙皇军队；以及，英国正在修建空军基地、军用营房和穿过开伯尔山口通往阿富汗的军用铁路。史沫特莱敦促印度、俄国和中国以对抗英国或其他有可能威胁他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那些相信共产国际可能是为俄国帝国主义效劳的阵线组织的人，她写道：“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较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绝对地无知……（他们）不可能摆脱他们自己的偏见，去设想一种其生命所依存的原则将使帝国主义成为绝不可能的经济制度。为了替自己那种以恶意怀疑一切的无知辩解，他们就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腐朽现象。”
　　在印度，史沫特莱振振有辞的抨击不啻泼在火上的汽油。她先前的老师，《人民》周刊的出版人拉伊帕特·拉伊，作出了愤怒的反应，10月13日他指出，史沫特莱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可以告诉印度人。他说，他们从200年前就已经懂得，英国利用印度作为她在东方的，既是防守的，又是进攻的战争基地，英国统治印度并非出于博爱的动机。至于俄国人，他说，他不相信他们是象史沫特莱所声称的无私的朋友。他问道当俄国在世界上取得了和大英帝国同样大的权力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谈到史沫特莱对印度境内地方自治主义的抨击时，拉伊说，印度人知道得很清楚，地方自治主义对于真正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毒品。但是，他反问道，以一个阶级有组织的战争去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地方自治主义？显然，她刺痛了他：“史沫特莱女士错了，如果她以为我们全部都是孩子，连起码的政治学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从优越的地位写文章，可以称呼我们为叛徒、懦夫和傻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一类。只有我们才明白，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的资源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史沫特莱女士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发动一场反抗英国人的起义而使得我们头颅落地，粉身碎骨吗？如果我们有些人死了，印度就会多了一点自由或幸福吗？”
　　11月17日，恰托的弟媳卡玛拉德维·恰托帕德雅亚（Kamaladevi Chattopadhyaya）在《人民》上发表的一封信，甚至对史沫特莱采取了更加敌对的态度（从而肯定了史沫特莱认为恰托家的人由于她出身劳动阶级而鄙视她的想法）。在拒绝那种把苏俄当作印度问题的答案的主张时，卡玛拉德维称艾格尼丝为共产党人，并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国外的印度人）未能看清这些共产党人朋友，他们通常不是由于缺乏成为资本家的机会而把无可奈何装作是出于崇高动机，就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扮演表面上的共产主义者以消遣或自娱。”
　　显然是卡玛拉德维对她感觉到的史沫特莱对她丈夫的兄长和其他国外印度年轻人所具有的影响力甚为不悦。1927年恰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一年后跟着加入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位高足、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甘加迪利·阿迪卡里（Gangadiri Adhikari），他相信史沫特莱和恰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成印度唯一的希望是对的。大约同一时期，恰托的妹妹苏哈西妮·恰托帕迪雅亚（Suhasini Chattopadhyaya）也成了共产党人。然而印度共产党仍然很小，很难对印度内部政治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卡玛拉德维认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是浪费精力的一个理由。但是卡玛拉德维与史沫特莱分歧的关键性意见却是哲学上的：“认为体力和脑力的均等机会将解决苦难问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至少共产党人所解释的那种是如此。如果人人学会读书写字，人人吃饱肚皮，世界并不会变作天堂。幸福可以从我们学会保持生命的神圣时开始。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说，运动给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带来了安慰和解救。”史沫特莱并不相信天堂会和共产主义同时到来。但是，由于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她把甘地主义有关“爱”和“生命的神圣”的观念，看成是不赢得争取生活基本必需品的斗争就不能加以纵容的高雅情趣。
　　双方的反应都动了感情，因为彼此都击中了对方最脆弱的部位：史沫特莱理解政治现实的能力受到了诘难；拉伊和卡玛拉德维则被指控为地方主义和不愿牺牲他们的特权身份和地位。但是这种三方对撞只是再一次重申了各自先前的目标。拉伊想要印度被给予自治领地位，以便进行渐进的改良，这种改良将允许他保护他在旁遮普的印度教选民免受他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四周围穆斯林社区的侵害。卡玛拉德维想要实现独立而不必丧失生命和牺牲道德理想。史沫特莱要的是印度和一切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实现得越快越好而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对于她来说，眼看着别人被贫困和无知所束缚是不可容忍的。拉伊，好象能够理解史沫特莱对她的事业的深情承诺。史沫特莱高度重视拉伊对她的意见，但是她有权比她的老师“走得远”。而在这个时候，她只能把卡玛拉德维有关生命神圣的谈论看成是应付真实问题的虚伪搪塞。
　　史沫特莱得到好几个人的辩护，其中包括阿査里雅（M. Acharya）和恰托大姐的儿子贾亚·苏利雅·纳伊杜（Jaya Surya Naidu）。在12月15日那一期的《人民》周刊上，拉伊试图以示歉意的一篇文章来结束这场争论：

　　我的评论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釆取比较温和的调子。我和史沫特莱女士相识至今已有十年，我从不怀疑她的真诚。她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动的人。她是一位天生的革命家，而且具有一位革命家的智力、倾向和习性。她为生存和荣誉而不懈斗争的生平，又増强了这种倾向。就其个人而论，她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她是一个能够为了朋友和事业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妇女，凭我个人的了解，我可以说，金钱对于她不具有诱惑力……
　　我们都无所爱于我们的枷锁，史沫特莱女士是知道的。我们在依照我们的知识、能力和良心而工作。史沫特莱应该知道，我，作为一例，一生别无所事。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遗憾，如果我伤害了她。我本来应该知道，那样一些话出自于我是不能不伤害她的。这件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

　　1928年1月29日，史沫特莱作出了最后的辩驳，在《前进》（加尔各答）上的一篇长得异乎寻常的文章中，她为她早先那些文章为了促使印度领袖们投入行动而使用的尖锐语调辩护。到了这时，她在那场争辩中一定要压倒对方的个人意气已经消失，因为她已参加了对于凯瑟林·梅奥（Katherine Mayo）所著《印度母亲》一书的批判，这本书当时正在美国受到大肆张扬的吹捧。由于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基督教徒和英国人在关心印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梅奥似乎是在为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提供理由，从而冒犯了所有各种政治派别的印度领袖。（例如，她指责种姓制度的弊病而不提公认的贱民的领袖甘地不仅在不断地谴责这种制度，而且还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他倡导的主张。而且她没有说，象尼赫鲁家和恰托帕迪亚雅家这样一些开明的家族已经作出努力，不仅提高他们家族内妇女的地位，而且破除童婚、深闺制和终生守寡之类的社会积习。）尼赫鲁和甘地全都严厉批评那本书。拉伊帕特·拉伊则为《人民》周刊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甚至发表专论逐点驳斥那本书的论点和歪曲。由于事关重大，史沫特莱对那本书大叫大嚷的口诛笔伐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拉伊对于能有一位美国妇女活动家参与对梅奥的斗争这一点尤为感激。拉伊对于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就是在史沫特莱第一篇有关《印度母亲》的评论在《新群众》上刊出以后发表的。
　　1927年12月，史沫特莱正在和她的印度伙伴们激战的同时，接待了来访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山额和她的丈夫诺亚·斯利（J. Noah H. Slee）。史沫特莱除为他们作好必要的生活安排之外，还为玛格丽特洽妥两场演讲。第一场规模较大，由德国女医务工作者联合会主持，这个女医生的团体正为反对通过拟议中的一场禁止堕胎的法律而斗争。山额的第二场演讲是在中欧印度人协会和中国学生联合会联合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在他们相聚的十天内，史沫特莱还给山额和她的丈夫介绍了好几个著名的德国朋友：德国第一座女子体育馆的创办人海伦娜·郎格博士；曾为山额一部新书的德译本写过序言的前国会议员阿德勒·施赖伯（Adele Schreiber）；同意为山额下一部著作画插图的凯绥·珂勒惠支；保障母亲同盟的理事海伦·施特克尔博士（Dr. Helene Stocker）。
　　巴卡尔和史沫特莱在她的公寓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圣诞。她仰面朝天，肚子上放着一只热水瓶，平躺在床上，由于感受到一种尚未确诊的病痛。有一个情况来源说，巴卡尔曾建议结婚，但是史沫特莱拒绝了，因为她知道，那将毁了他的前程。无论如何，1928年初，巴卡尔在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学业之后便回印度去了。他们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山额在返回美国以前，敦请史沫特莱为在德国尽快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而工作。1月中旬，约瑟芬·贝内特也来到柏林参加史沫特莱的计划，她是史沫特莱在纽约参加印度人活动和节制生育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也是山额的亲密助手。在考虑应该如何组织一个诊所方面，史沫特莱决定成立一个工作顾问委员会，完全由专业医务人员组成，因为他们具有献身事业的精神和支持工作的政治信念，抵挡得住不可避免的公开反对声。尽管节制生育在德国不算非法，但是天主教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在努力使之成为非法，而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得到的支持只是象征性的。听从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博士（Dr. Hans Kollwitz）的劝告，史沫特莱去求助于里夏德·施缅克博士（Dr. Richard Schmienke）——一位共产党员，柏林劳动人口集中的诺伊克伦（Neukolln）区卫生专员，他已经试着在萨克森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因为这个区选出的民意代表大多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可以指望只遇到极小的阻力。施缅克读过山额的文章，想要按照山额的纽约诊所的模式建立第一个柏林诊所。但是在1928年2月，他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只是一个性病治疗诊所内的三间空房。史沫特莱不愿意让公众把节制生育和性病联系在一起，因而拒绝了这种帮助，但是她毕竟赢得了施缅克的承诺，使他答应进一步寻找场所和地区内的女医师组织来帮助这项工作。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史沫特莱曾和德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史沫特莱与之交往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一批都非等闲之辈的艺术家、医师和各种专业工作者。2月21日，在共产党的一个大型阵线组织，自称在德国拥有三万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协会的集会上，她用德语发表演说，介绍印度的劳工运动。演说结束时，听众全体起立，自发地唱起了《国际歌》。这是一种醉人的情景。法西斯运动可能已在德国发展壮大，但是在史沫特莱看来，共产党人也在前进。据她体验，把自己的时间和才能最慷慨地用于帮助德国穷人和劳动者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各种专业工作者。
　　从12月开始，包括山额来访整个逗留期间，史沫特莱一直在为健康不佳而挣扎。1月的某个时间，她的精神分析医师奈夫博士把她的病痛诊断为阑尾炎，建议她动手术。但是史沫特莱，由于囊中羞涩，并且害怕麻醉，而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作为一种代替办法，她开始按照特殊的食谱进食，服用阿托平以控制疼痛的发作。^[2]到2月末，史沫特莱承认她的病痛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而吁请山额向她的丈夫要一些钱以便实施手术。3月2日，史沫特莱由约·贝内特陪同，接受了一次手术，割掉了阑尾，修整了子宫。甚至在实行了直肠麻醉之后，史沫特莱还挣扎着不愿使用乙醚，直到最后贝内特使她平静下来。术后，史沫特莱又经历了四天前术后发烧，并由于心脏四周疼痛而十分难受，为此，她接受了“电浴”和热敷。凯绥·珂勒惠支曾到医院来探望史沫特莱，她们曾试图翻译山额的一份手稿，但是史沫特莱过分虚弱而未能获得多大进展。珂勒惠支却为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好几幅速写。3月16日，史沫特莱终于出院，两天以后，约瑟芬写信告诉山额：“她这一生确实为了应付贫困，健康不佳，而且，我相信，几乎还要为了应付神经失常，而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现在，她的情况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果然，到了4月，史沫特莱似乎又浑身是劲。她又在大学同时讲授两门课程，每星期三个夜晚步行到一些学生的家里去进行家庭授课，并且。还要完成她自己著作的最后修定和润色。当约·贝内特患了重感冒，史沫特莱先是在她家里充当着护，然后定时到医院去看望她，直到她病愈。到5月末，约·贝内特已经完全康复，不久便到巴黎开展节制生育的工作去了。史沫特莱将在8月初到巴黎去和她一起工作一个月。
　　原计划于6月1日开业的柏林诊所，由于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而不得不延期。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的一项决定是，诊所不该以玛格丽特·山额的名字命名，因为，那会促使君主派人士、天主教徒和国社党党员把它当作外国资助的机构加以攻击，而这一诊所的顾问班子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事实，则如史沫特莱7月7日向山额所解释的那样，有可能使山额在美国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史沫特莱知道，山额在纽约已经由于她谋求得以访问俄国节制生育诊所的邀请而受到批评。）7月7日，在得到了一位社会民主党显要人物库特·本迪克斯博士（Dr. Kurt Bendix）最后一分钟的帮助之后，Beratungstelle für Geburtenregelung（节制生育诊所）终于开业。
　　在1927—1928年那个冬天的某一个时期，史沫特莱就作出了作为一名记者到中国去的政治性的也是事关个人命运的决定。在节制生育诊所开业前一天夜晚，她曾在柏林大学发表了题为《亚洲的反抗》的演讲。她相信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摊牌不久就要发生已经有了一个时期。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舞台，她希望能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史沫特莱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她领会到一种使命，她认为要承担这样一项使命独有她最合格。
　　反帝大同盟的成立已经在促使印度国大党采取步骤去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建立直接的正式联系，国大党方面的所有各种企图，从国大党和国民党交换代表到向中国人派遣救护和医疗队，全都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自从反帝大同盟成立以来，史沫特莱一直集中精力于使更多的中国消息进入印度报刊。但是英国人的新闻检査机构扣发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报道，例如有关中国工人针对英资工厂发动罢工的完全支持工人的报道。这种新闻检査在史沫特莱看来已足够证明英国人认为这类报道有煽动性，他们唯恐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火星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她决定以她自身发挥触媒作用把两大民族主义运动联结起来的行动对抗英国人的意愿。她的计划是到中国去为印度报刊发新闻写消息，并帮助把印度人安置在条约口岸，和南京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史沫特莱已在柏林的中国民族主义侨民社会内结交了一些朋友。而作为印度事业的一名活动家，她已经学会怎样逃避英国人的邮件检査和在印度报刊上发表文章。现在她必须设法把自己弄到中国去。
　　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份护照。为此，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 Roe）花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去收集她父亲和她的接生医师出具的宣誓证词，和厄内斯特·布伦丁提供的离婚证明。这些，再加上她的海员证、约瑟芬·贝内特和罗本人的宣誓证词，终于算是条件齐备。罗在7月的第一周内就把她的护照交给了她。她的第二个问题是财务问题：她打算作为特约记者在中国为《法兰克福报》和几家美国和印度的报刊工作，但是她需要有钱支付旅费和维持到达后的生活。这个问题是由一位新结识的美国朋友、曾在1921到1923年担任过密歇根农业学院（今密歇根州立大学）院长的戴维·弗赖迪（David Friday）帮助解决的，他给了她一笔贷款，足够她在中国过一年，并且在那里，他希望，建立一个节制生育诊所。6月下旬，她又得到另一条好消息：吉尔伯特·罗为出版《大地的女儿》和科沃德·麦卡恩（Goward McCann）谈妥了一项合约，但是，必须再作一些修改。
　　为前往中国而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同时，史沫特莱到巴黎和在那里从事节制生育工作的约·贝内特一起度过了整个8月。9月初，她乘火车从巴黎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她把她的书翻译成德文的尤利安·冈帕兹（Julian Gumperz）一道紧张地工作了六个星期。^[3]1928年10月16日，并写信对卡琳·米凯利斯说：“你将发现这本书改了许多。有关谋杀的部分已被完全删除……我不知道你对现在这种样子会有什么想法。”她说，冈帕兹已经把这部分翻译成德文，并且将为在其他欧洲国家出版作出安排；在提醒米凯利斯记住她要为这本书写评论的许诺同时还告诉她，冈帕兹会把英文版和德文版最初的样书各寄一本给她。
　　史沫特莱于10月27日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柏林，行前授权尤利安·冈帕兹代表她在欧洲处理一切事务。同《法兰克福报》达成的安排已确认她为该报驻中国的记者。就她那本书作出种种决定现在已成过去，前往中国所需的护照和签证已在手中，史沫特莱的思想转向留在柏林的一些散乱的头绪。
　　史沫特莱兴致勃勃的心情在柏林由于收到约瑟芬·贝内特的一封信而消失殆尽。来信说，在史沫特莱8月访问之后，警察曾来找她，进行询问。她开始为她前往中国途中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担心一路上会受到英国特务的侵扰。史沫特莱确信，苏格兰场仍在跟踪她。她在10月30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山额，山额本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槟榔屿，英国当局都曾详细询问过她和史沫特莱以及印度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关系。史沫特莱请求山额在她万一失踪或被捕时给予帮助。富有喜剧意味的是，她具体指示山额，必要时和她的律师和朋友吉尔伯特·罗取得联系，甚至说明应该怎样向他付酬。她请求山额，当她居留中国期间发生意外时通知罗，把她的一切，包括她那本书的版税，全都转交给冈帕兹先生，按照这位先生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处理。
　　怀着现在已经转向中国的思绪，史沫特莱此后六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穿越苏联的旅途上度过的。在莫斯科中途下车的短暂逗留期间，她会见了孙逸仙夫人。尽管1921年以来各方面情况的普遍改善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她关注仍然流浪街头的大量孤儿。她访问了孤儿院，并就孤儿问题为《民族》写了一篇文章。史沫特莱花费一周的时间在莫斯科观光，之后，便在1928年11月底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列车。
　　正当史沫特莱还在火车上而尚未抵达中苏边境的时候，在印度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英国情报机构增强了对于她的行踪的关切。1920（当为1928之误——译者）年11月17日，史沫特莱的朋友兼老师旁遮普之狮拉伊帕特·拉伊由于两周前在一次非暴力游行中受伤而在拉合尔死去。被认为导致拉伊之死的伤害是由警官桑德斯（J. P. Saunders）造成的。旁遮普的年轻人渴望复仇而要求处死那名警官。11月末，当史沫特莱还在穿越俄国的火车上，桑德斯被击毙在拉合尔警察总部门前的台阶上；杀手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激进锡克族革命者。

^[1] 史沫特莱自己的精神分析医师奈夫博士所在的柏林研究所，是研究工人阶级，特别是退伍军人的，心理学问题的先驱机构。

^[2] 史沫特莱还患有某种妇科疾病，一度争论过在割阑尾的同时切除子宫的利弊。她和朋友中的几位女医师商量过，在听说妇女做了这种手术常常“变得肥胖……而貌似女太监”之后，便决定不做了（1928年2月14日，史沫特莱致山额）。

^[3] 尤利安·冈帕兹是一个自立而富有的德籍美裔公民，曾在哈雷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并在那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冈帕兹迁居柏林，出版了一份反战杂志《反对者》（Der Gegner）。这种经历导致他想到办一个出版社，以便为“广大群众”提供价格低廉而有价值的好书——第一批布面平装本书。马利克出版社那些印制精美的平装版左翼和进步著作（例如，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曾使德国出版界大吃一惊。在政治上，冈帕兹通常站在德国共产党一边，但是他从未真正加入过党。1928年，他刚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的一年间，对美国农村的和经济情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在撰写一篇有关的博士论文。史沫特莱叙述她在美国农村地区成长过程的自传稿，似乎非常适合冈帕兹的趣味和政治观念，史沫特莱对此人的尊敬和好感都增长得很快（参看1928年8月21日致山额和日期仅仅标作“法兰克福，星期五”的致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件）；除了翻译工作之外，史沫特莱和冈帕兹还合作为英语读者撰写过一篇有关德国当代美学流派的文章（《现代评论》，1929年2月；同时，《综览》，1929年2月1日）。关于冈帕兹，请看海德·马辛（Hede Massing），《这种欺骗》（纽约，1951），43—65页；和1976年的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