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结束语
1950年5月7日，史沫特莱在美国报纸上最后一次成了头条新闻，大量报道试图对她在英国似乎神秘的环境下死去一事作出解释。联邦调査局原先的一名特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热心成员、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Harold Velde）指控“共产党人”谋杀了她。他断言，史沫特莱就要被传回美国公开向她的委员会交代她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北京的新政府发言人作出相反的指控：华盛顿应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悲惨死亡负责。朋友们则归咎于冷战气氛，也有人提出了自杀的可能！
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上，人们缅怀史沫特莱作为新闻记者和为中国、印度及其他地方被压迫人民奋斗的战士的业绩。埃德加·斯诺，哈罗德·艾克斯，史迪威将军的遗孀和其他人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悼词。《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讣闻，都集中于1949年公开发表的威洛比将军的指控，说史沫特莱是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正因为有这种指控，没有一个史沫特莱的直接亲属参加追悼会或致悼词。
史沫特莱临死前不久曾预言朝鲜或越南的战争将会使美苏在亚洲形成军事对抗。她死后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触发了由威斯康辛州资历较浅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疯狂的反共歇斯底里浪潮和政治迫害运动。史沫特莱常常作为一名阴谋削弱美国政策和让共产党在中国掌权的女人被人挂在嘴边。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指控道：
在促使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垮台和我们的敌人获胜方面，史沫特莱以她的写作和演说起了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揭露她曾经作为同佐尔格间谍网有联系的苏联间谍进行活动。
作为史迪威将军的朋友和顾问，艾格尼·史沫特莱影响了那位将军的态度。马歇尔将军作证时说他又受过史迪威将军的影响。对远东局势迷惑不解的美国人不必感到内疚。马歇尔将军和史迪威将军所显现的糊涂，部分起因于并不糊涂的史沫特莱，为报纸和公众心理的混乱提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
尽管有科尔伯格这样一类的说法，联邦调查局1952年6月27日还是结束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这份报告在承认缺乏党籍证据之后得出结论说：“既未有发现此对象代表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未发现有关美国陆军部在佐尔格案件中所称她在远东从事间谍活动的进一步事实。”
1954年10月11日最后归档装进联邦调査局史沫特莱案卷中的一份材料，是询问一名美国士兵的军事情报报告。这名士兵在朝鲜战争期间曾被中国人俘虏。这份报告说，曾有人向他宣读《大地的女儿》中的片段，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来“教育”他。这充分表达了史沫特莱在极右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她是个不忠诚的美国人，她甘愿揭露美国制度的弱点而使她成为共产党能用来损害美国的一个工具。
有关史沫特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简单工具，或是象弗瑞达·厄特利所称的天真的共产党同路人的指控，以它令人不安的全部复杂性，模糊了史沫特莱的政治生命和道德信仰的真实性质。从她在1919年为社会党的《召唤》工作的那些日子起，史沫特莱就懂得了政治鼓吹是新闻工作的心脏和灵魂。史沫特莱作为一名工人记者，认为用她的政治观点说明事件是她职务的一部分，而不管那些当权者持什么意识形态的立场。所以，在20年代，她大声疾呼，反对共产国际阻挠在印度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联合阵线的立场。在40年代，她支持中国援助理事会向国民党提供医疗援助。最有重要意义的是，在30年代中期，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曾拒绝她的入党申请，恰恰是因为她的个人主义。此外，假如她在政治上曾被利用，她就会很清楚这一点并且接受获得一个辩护士头衔的可能性。1936年12月，她每天从西安广播，反对国民党关于绑架蒋介石的宣传，她知道能够指望什么。
到史沫特莱遭到麦克阿瑟将军僚属的攻击时，她非常清楚，只要她公开谴责苏联和美国共产党，就能够挽救自己。，虽然她非常痛恨苏联的某些政策和藐视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傲慢态度，但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对史沫特莱说来，40年代末期的冷战词藻似乎是20年代末期英国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故伎重演，是一种企图掩盖建立美利坚新帝国的烟幕。1950年，史沫特莱不相信殖民主义已经受到致命的一击，她对美国放弃美国革命的反殖民主义原则感到极度失望。此外，史沫特莱目睹总检察官帕尔默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对布尔什维克的袭击，知道政治上无辜的人民由于成为右翼不分青红皂白的意识形态攻击的靶子而会受苦。
实际上，史沫特莱一生中与共产党出于现实需要的联盟，动机是复杂的，而且问题和问题各不相同。她还经常公开反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正如她1948年和1949年表示支持铁托时那样。尽管她认为暴力是一种最后的手段，仅仅在民主程序遭到破坏以后才能采用，但她接受共产党的先决条件；只有暴力的威胁才能导致权力再分配、帝国主义的结束和社会不公平的矫正。
忠诚是史沫特莱一生中遇到的最麻烦的伦理问题。够有趣的是，从她刚开始工作时起，她选择为之战斗的团体都不情愿接收她作为自己的成员。甚至在她死后，这种接受也是犹豫的。总之，她缺少作为团体成员的主要资格，即缺少对某人或某事不加鉴别地公开表示效忠的意愿。她一再被斥为异端，因为她不愿接受把任何人归入敌人的分类法，只要她认为那个人有良好的动机和道德原则。她为林可胜、鲁迟主教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这样一些人辩护并拒绝谴责她的美国、印度和中国的朋友而付出了政治代价。她坚持为自己作出决定这种至高无尚的权利，使她成了所有团体和组织的肉中刺。虽然她当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但她公开批评包括毛泽东和孙逸仙夫人在内的她不喜欢的一些个别人物。虽然她赞成节制生育和印度民族主义，但她不把妇女或印度人作为一个群体而加以理想化。
20年代的精神分析疗法帮助史沫特莱把愤怒转变成有创造力的奋发精神，但未能完全治愈她青年时代贫穷和作为妇女而经受歧视所造成的创伤。在个人关系方面，她一贯坚持，无论是朋友或是情人都必须准确地按她本来面目认识她而不顾风险。在她一生中，保护人和赞助人总试图使史沫特莱成为又一个伊莱莎·杜利特尔那样的人物，即，可以被塑造成上流社会人物的下层阶级姑娘。但史沫特莱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独立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最终也不清楚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是保护人还是被保护人。史沫特莱在接受分析治疗之后，决定不让个人关系在职业上或政治上使自己受到损害。她的女权主义的重点在能给妇女以更大自由与权力的节制生育之类的事业上。
史沫特莱极端的斗争精神使她追求妇女解放的努力显得极为困难和充满矛盾。她试图以放弃男女相互依赖解决她自己的性爱冲突的努力，是以某种孤独为代价来实现的。但这种立场——与她三四十岁时拒绝放弃性爱欢乐有关——不仅对一般公众而且对同她一起工作的多数妇女来说，使她成了令人难堪的自行其是的人物。
史沫特莱一度曾被形容为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她永远与之战斗的毒龙”的世界里。容易冲动，常常不谋策略，总是一刻也不肯安定。她的行为近乎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精神抑郁不振或是感觉到不安全时，身体也常常会垮。但同样常见的是好象刚过一夜，她就能从颓唐反转为奋发，以蓬勃的精力应付体质上和政治上的挑战。于是她就成了最快活的人：唱牛仔歌谣，背诵粗俗诙谐的打油诗，组织舞会，在园圃里不要命地劳作。
从卷入印度民族运动最初的年月开始，史沫特莱就理想化了献身信仰而受苦受难的人。1949年，虽然她被追捕和陷于孤立，甚至被大多数自由派朋友抛弃，但是在她认为曾被别人称作她偏执狂表现的行为被右翼的攻击证明为正确时，她便得到了某种满足感。这种攻击变成了自我完成的预言的一部分，使她更加坚信：为摆脱贫穷和愚昧的斗争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自己变成了一个为献身主义而受苦受难的人。
史沫特莱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忠诚产生于30年代她曾在其中生活过的游击队里见到的民主精神。而当年的民主希望在80年代尚有待于完成的事实，一定会使她深感失望。人们不知道她对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象史沫特莱自己一样，她的许多亲密的中国朋友——例如，独立而自尊的知识分子老舍和刘良模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陈翰笙、周立波和丁玲——终于在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指责共产党内缺乏民主的时候被指控为不忠而受到了惩罚；有希望的迹象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认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政策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
直到生命终止，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始终是一名自任的战士，为贫苦无根的人民斗争的自由战士。她也是一位热情的园丁，一位无家可归“小鬼”的母亲式人物，一个曾经在汉口组织人力车夫运送伤兵的女人。她曾在中国投身于诸如医疗救护之类实际工作的同时，她还向富人和特权者的良心发动进攻，用下层阶级的脏话、蔑视和忿怒对他们恐吓，笼络，款待和侮辱。史沫特莱对个人狂热的战斗性和创造性的利用，能够唤起象她的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蚀刻版画中穷人的形象所唤起的那同样一种令人苦恼的情绪。象珂勒惠支和埃玛·戈德曼一样，她不把穷人和工人阶级浪漫主义化，从不美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她的亲密朋友大多来自中上层阶级。也许正是她能跨越阶级界限而发出一种激进信息的成功事实，最使科尔伯格和周以德这些院外援华活动分子感到恐惧。她一生最后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她相信，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与穷人的利益相对立，在中国和印度如此，在美国也绝对如此。
贯穿她整个一生，在她的著作和公开言论中，她自己承担的任务是让人们了解贫穷和愚昧的绝望而无止境的恶梦。她的目标就是推翻这两条毒龙。她的一生是一场战斗，没有休战没有妥协，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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