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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1908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5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里诺夫卡的村庄。[1]他的父母亲，谢尔盖·尼卡诺罗维奇·赫鲁晓夫 （Sergei Nikanorovich Khushchev） 和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赫鲁晓娃（Aksinia Ivanovna Khrushcheva），与前来村庄里阿恰吉尔教堂参加洗礼的教父母们一样，都是贫苦的农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一直生活到1908年，那年他家迁徙到了乌克兰东部产煤的尤索夫卡镇。在他最后五年所写的数千页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他头14年的生活着墨很少。“他从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儿子回忆说：“他不准备从孩童时代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不能忍受那种编年史式的叙述，这会使他感到压抑。”但是在回忆录中，他对在尤索夫卡附近煤矿的生活却进行了着重描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声称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矿工或工人。这种有选择的强调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在尤索夫卡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这位具有领导天赋的儿子宁愿忘记或忽略的。[2]
现在从莫斯科到卡里诺夫卡，你需要先乘一夜的火车到库尔斯克，这是一个离乌克兰边境60英里、人口100万的省会城市。从那里向西沿着坑坑洼洼的破旧公路驾车两小时可以到达德米特里耶夫卡，向南到达科马托夫卡［一个拥有6000人的地区中心，该地名源于Khomut（马轭）］，然后再沿着公路向西南就可以到达卡里诺夫卡了。[3]
6月底，赫鲁晓夫村庄周围绵延的草地看上去翠绿而茂盛，虽然不像附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黑土带那么肥沃，但要比再往北靠近莫斯科的地方肥沃得多。从土地的外观上判断，这些坐落于碧绿田野间的村庄生活应该很富足。然而在赫鲁晓夫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当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那里的乡间小路就成了泥泞一片，要想到那里去，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就是吉普车。在该地区其他所有的村庄里，主要的街道都是满是车辙印的肮脏道路，农民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而且看上去很多都显得东倒西歪。但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村庄，情况并不是这样。
卡里诺夫卡的主要街道是铺就的，从科马托夫卡到那里的道路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这里第一次铺上了沥青路面，同时在卡里诺夫卡的中心广场竖起了一批令人惊讶的建筑：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四柱“文化宫”，据说是替代了赫鲁晓夫接受洗礼时的教堂；一座农业大学校园，是从库尔斯克搬到卡里诺夫卡来的，以及一座五层的学校宿舍，同时也用于招待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客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参观卡里诺夫卡在赫鲁晓夫仁慈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穿过通过广场的道路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在另一边，沿着从科马托夫卡到这儿的道路，是一排整齐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在英国不会显得不合适，但是它们在1991年仍然是一个集体农庄里农民的栖身之所，这个集体农庄直到1964年才被命名为赫鲁晓夫故居。
从广场步行不远（通过文化宫，沿着人工湖边，从一只山羊在路旁瞅着行人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老城区，那里立着一块像墓碑一样的石板，表明这里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童年生活的地方”。他出生时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坍塌了，但是在原址上建起来的砖墙农舍却显得干净整洁，随时可供人参观。居住在那里的村妇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位于会客室一角的赫鲁晓夫大幅肖像，在他出生时，这里是悬挂圣像的。
1894年的卡里诺夫卡与经赫鲁晓夫时代改造后的模范村镇有着天壤之别。随着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一些土地转到了耕作的农民手中，但是即使对于境况稍好一点的农民而言，农奴制的结束只是带来了自由，而并非真正的富裕。这种解放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新近获得自由的农奴真正获得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他们还要支付难以承受的大笔费用。农业生产率未能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步。此外，沙皇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化，加上土地成本的上涨与谷物价格的下跌，其结果是在19世纪结束前夕，出现了席卷农村地区的危机。到1900年，大多数俄国农民靠耕作土地只能维持四分之一的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只好去地主或富农那里当长工，或是租种土地成为佃农，实际上他们又回到了半农奴状态。
根据1888年出版的俄国农民生活记录，“所有的农民，不管是穷是富，没有太多的例外，都同样居住在狭窄的农舍里，这些家宅长宽在15英尺到20英尺见方之间。在这样的空间内再分隔成一到两个房间，孩子与大人都挤在一起。可供呼吸的空气很少，以致我们的卫生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没有被窒息而死的唯一原因可能就是墙壁的透气作用”。
一份20世纪初期的报告详细补充、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没有烟囱的农舍仍然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是茅草屋顶，经常漏雨，冬天为了保暖，墙壁上一般都涂满了牛粪。农民家庭……一般都分上下两层睡觉，有人睡在板凳上，有人睡在木板上——都在灶台后面。……带浴室的居室更是异想天开。……他们几乎从来不用肥皂。……皮肤病……梅毒……流行病、营养不良。……像肉、面粉、熏肉和植物油之类的食物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也许一年只有两到三次。他们日常的膳食包括面包、卡乌斯（一种用谷物酿成的非酒精类饮料），通常还有卷心菜与洋葱，秋天也许会加上新鲜的蔬菜。”
赫鲁晓夫出生前的两年，卡里诺夫卡共有居民1197人，其中男性588人，女性609人。村子里一共有156间农舍，平均每间农舍里居住着八人。19世纪中期，坦波夫省附近维里蒂亚奥村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光线昏暗、被炊烟熏黑的茅草屋，冬天农户通常和他们的牲畜共同生活于这些茅草屋里。在劳作方面，根据1880年的一份材料，“所有那些描写过俄罗斯农村生活的人——不，所有曾经在俄国农村生活过几个月的人——都知道，他们很难想象还有比那里的农民干得更累的活。”从六七岁开始，农村孩子就要担水，砍柴，跟随他们的父亲蹒跚着在地里干活。到了八九岁，他们就负责放牧牛羊。到了13岁，他们就要跟着父亲从早到晚在地里忙碌了。赫鲁晓夫从他能走路时就开始干活了。不久，他就在父亲干活的地边放牧小牛和羊，后来是奶牛。我们没有尼基塔小时候的照片，但是不难想象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直到六七岁还穿着一件仅有的长长的农村大褂，后来才有了用亚麻或羊毛纺织而成的粗布裤子。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孩提时从春天到深秋都是光着脚。“每个村民都梦想着有一双靴子。我们小孩要是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就算是很幸运了。我们都是用衣袖来揩鼻涕，用绳子系裤子。”
对于像尼基塔这样健康、每天在露天呆很长时间的小孩来说，这样的生活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后来在说到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时，赫鲁晓夫称之为难以启齿，急切需要变化。像他这样的小羊倌是“村子里最不起眼的人。”他回忆道。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村穿的“鞋子”是一种称为“莱普踢”的韧皮拖鞋，是用窄条的椴树皮编织而成的。在雨雪天这种最需要鞋子的时候，“莱普踢”显得太轻了，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农村的贫困境况。多年以后，当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他的国家已经穿够了“莱普踢”，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年代了。当1960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敲打他的棕色鞋子时，他只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增强了他粗鲁无知的俄国农民形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卡里诺夫卡村的田间劳作不可能培养村民的优雅情感与气质的话，那么像斗拳比赛这样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同样也没有起到作用。直到20世纪初，这种斗拳比赛在像圣诞节、主显节、忏悔日之类的节日里还在继续举行着。在维里蒂亚奥，“两队，每队代表着半个村子，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面对面站着。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相互打斗。除了拳头，不能使用其他的任何方式，这是严格的比赛规则，谁要是违背了这一规则，就会被逐出比赛。……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打斗先从年轻人开始，成年人后来才加入。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在年龄和身材上都与自己相当的伙伴（即对手）。例如，老年人会与老年人比赛。有些人会在比赛前喝一些酒来壮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前来观看。”
在像赫鲁晓夫家这样的俄国农民的生活中，教育并非优先考虑的问题。1881年，在维里蒂亚奥村的922个成年人中，断文识字的只有46人。到19世纪末，村子里学校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只有男孩能读两到三年的小学。在他们“勉强能读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让其辍学。一位村民回忆道，他的父亲在一年春天宣布：“把书本送回学校吧，我们要去耕地了。”
当时的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东正教教会学校，另一类是由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时期成立的当地政府机构“宰穆斯特乌”[4]设立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很显然上过这两类学校，但总共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5]在这两类学校中，公立学校相对好一些。在维里蒂亚奥，公立学校“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甚至卫生需要”，而在两级制的教会学校，教学质量“更加糟糕”。两类学校的基本课目都包括初级的阅读、写作与算术，以及由当地牧师教授的宗教内容，但是根据1913年对另外一个省的调查，“大多数学生只获得了基本的识字能力——阅读的能力，而没有获得写作能力”。教师的教学不仅要经过严格的组织，而且通常是故意不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想法。1887年维里蒂亚奥区办公室的一份指令性文件要求，教师“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有与学生分享其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所有知识的想法”。
赫鲁晓夫的外祖父属于那种极度贫穷的农民。“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一生中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在他出生后接受洗礼时，另一次就是在邻居们准备安葬他时。”当他“离开服役了25年的军队时”，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外祖父“就回到了农村，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但是他的奶牛“挤的奶只够染白菜汤”，这样就可以让人看不见菜汤里没有土豆了。赫鲁晓夫的外祖父一共有三个女儿，阿克西尼娅（Aksinia），或者简称西尼娅（Ksenia），她是赫鲁晓夫的母亲。她被送到季斯基诺村和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她靠给一家地主擦地板维持生计。
赫鲁晓夫的祖父相比较而言则较为富裕一些。尼卡诺（Nikanor）·赫鲁晓夫出生于1852年，是一个于1816年逃离农奴制的农民的儿子。尼卡诺与辛尼娅的父亲在一个部队里服役。后来尼卡诺的儿子谢尔盖就与辛尼娅结婚，并将她带回到卡里诺夫卡，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记忆里：“他们回到卡里诺夫卡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了。根据当时的习俗，父亲在最大的儿子结婚后要让他分家另过，在他结婚时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土地或礼物。我的母亲和父亲就离开了家，在别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与赫鲁晓夫的回忆相反，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农村并没有这样的习俗。除非因为分割家产与长辈发生严重的分歧，否则儿子与儿媳通常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收入要上交给家里。分家“要么由父辈提出来，要么由儿子提出来，因为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纠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会将儿子逐出家门，“给予很少或者不给任何财产，或者是独立性较强的儿子在事先没有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离开父亲的家，这样不仅会引起父亲的不满，而且也有可能丧失财产继承权”。
当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才有可能说是成了习俗的受害者。此外，尼卡诺·赫鲁晓夫将谢尔盖逐出家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由于没有土地，财产也很少，谢尔盖·赫鲁晓夫就离开了家，迁徙到了离他家西南275英里的顿巴斯（顿涅茨盆地）的尤索夫卡。根据他儿子尼基塔的说法，在那里谢尔盖“先是在铁路上当了一名普通的劳工。他整理铁路枕木，平整路基，开货车，以及挖掘排水沟。当这种季节性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在一家砖厂工作。他负责和泥、垒砖，后来有了经验后就在窑里干活。这种工作也是季节性的，后来他也离开了”[6]。
在尤索夫卡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挣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养家糊口，很显然也重新赢得了他祖父的尊重。谢尔盖和他的家庭肯定又在尼卡诺·赫鲁晓夫的屋檐下重新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根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最后“我父亲的钱花完了，祖父再一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我们只好住进了一间泥草屋里，地面很脏，窗户很少。我的祖父对我颇有好感。晚上他会让我睡在他小木屋的灶台上面。我的父亲到邻村为一个地主当雇农。我的母亲也去了。她那时是做洗衣工，并为其他的农村妇女缝补衣服”。
由于第二次失去了相对舒适的生活，西尼娅·赫鲁晓娃从没有让她的丈夫忘记这一切。尼基塔·赫鲁晓夫能回忆起他的父母是如何建起他们自己的房屋，以及他的母亲是如何“因在盖房子期间劳累过度而落下终生疝病的”[7]。对此，西尼娅·赫鲁晓娃自己的说法是，丈夫在尤索夫卡期间，她自己盖好了房子。“矿工的生活吞噬了我的丈夫，”她抱怨说：“他（最终）将我们带离了村子，来到了乌斯彭斯基煤矿。”
好像没有土地还不是最糟的，谢尔盖与西尼娅·赫鲁晓娃连马也没有一匹。在维里蒂亚奥，拥有一匹马是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村里总共252户农民几乎有一半人家拥有两到三匹马，还有71户人家每户有一匹马，只有28户最穷的人家一匹马也没有。“有马你就是个人，”村里流行的说法是：“没有马，你就得自己戴上马具。”赫鲁晓夫回忆说：“我父亲……冬天在矿上干活，就希望有一天能攒到足够的钱，买一匹马，这样他就可以种植足够的土豆与卷心菜养家口了。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攒到足够的钱，能买得起一匹马。”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甚至在全家于1908年搬到尤索夫卡后还有着这样的梦想。他的父亲在煤矿里工作，他的母亲帮人家洗衣服，而他自己则爬到巨大高耸的烟囱里帮人家扫烟囱。但是“我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都梦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回到村子里，有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匹马，一块地”。
随着梦想的拖延，西尼娅·赫鲁晓娃就开始埋怨她的丈夫。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锡日赫（Liuba Sizykh）的说法，她第一次见到西尼娅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西尼娅几乎从不提起她刚刚故去的丈夫，即使提起时，她也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好像“她认为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的母亲大脸庞，表情严肃，后面梳着长长的头发，很“好强”，而她的丈夫则显得“较懦弱”。锡日赫说：“西尼娅不仅精明，而且也很聪慧。如果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的话，她也许真的能成就什么大事！”尼娜·伊凡诺夫娜·库赫丘克（Nina Ivanovna Kukharchuk）是辛尼娅的侄女，从1939—1949年一直与赫鲁晓夫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回忆说，辛尼娅“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甚至对尼娜·彼得罗夫娜（Nina Petrovna）（赫鲁晓夫的妻子）的要求也很苛刻”。赫鲁晓夫的父亲因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赫鲁晓夫的家门前就已经去世，而“没有人提及”。
1991年，我们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一位老妇人这样回忆起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悍妇。她很粗俗，这是说她与人交往的方式。他的父亲则要和善得多，心地善良，但是她很难缠，难以相处。”听着这位老妇人的话，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点头表示认同。“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议论，”他说：“他待人和气，而她则事事压着他一头。”
当父亲将他带出学校，到地里干活时，尼基塔很不满。“在上了一两年学后，我已经学会数到30了，我父亲觉得念这么多书已经足够了。他说我需要学的就是能够数钱，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数过超过30卢布的钱。”后来在尤索夫卡，谢尔盖·赫鲁晓夫安排他的儿子跟着一个鞋匠当学徒。“我父亲说做个鞋匠很不错：‘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住好房子，口袋里有钱花，因为每个人都要穿靴子，每个人都想穿好靴子。’”当尼基塔拒绝学制鞋时，他的父亲又想出另外一个计划：“去做个商店售货员。”谢尔盖“喜欢当地百货商店里售货员对工人们的礼貌态度，总是设法取悦于他们，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商品。”但是他的儿子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确地表示拒绝。我甚至告诉我的父亲，如果他想逼我去当售货员，我就离家出走。”
感觉到祖父和母亲对他父亲的轻视，尼基塔对谢尔盖的建议更加表示反对。由于自己的贫困，谢尔盖·赫鲁晓夫对儿子抱着雄心勃勃的期望，但还是没有像尼基塔对自己的希望那样富于挑战性。尼基塔·赫鲁晓夫雄心的一个来源肯定是他从祖父那儿得到的优待。然后也有西尼娅·赫鲁晓娃在他儿子身上寄予的希望。尼基塔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两岁，但他是母亲的掌上明珠。柳芭·锡日赫回忆说，西尼娅好像对他“很崇拜”，经常称他是“我的沙皇儿子”，并吹嘘说：“我早就知道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人物的。”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莫斯科党的要人时，他将他的父母接来，与他一起生活在一个大的公寓里。根据拉达·阿朱别伊的回忆，她的祖父母对城市生活并不是很喜欢。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说，他们搬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的儿子有着俄国传统的对父母的尊重，而他们也知道尼基塔是个好儿子，邀请他们是出于真心。”
但是阿朱别伊自己也承认，他对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真正态度表示怀疑。谢尔盖经常生病，并于1938年在一家结核病专科医院去世。他被安葬于附近的公墓里，但是在拉达的印象里，同年她家搬到了基辅，在此之前赫鲁晓夫一次也没有到他父亲的坟墓祭拜过。他们于1949年回到了莫斯科，但赫鲁晓夫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亲。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事总是缄口不提，所以直到现在拉达也不知道她祖父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赫鲁晓夫的家人否认这种忽略就说明他们不孝顺。共产党人都像战士那样不受个人情感所左右，他们说，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因此没有时间去其父亲的坟墓祭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经常去祭拜他母亲在基辅的坟墓。
“一个在他母亲心中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最心爱的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会在其一生中始终保持征服者的感觉，对成功的自信通常会帮助他获得真正的成功。”哈罗德·拉斯维尔也认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欲望通常是由那些对婚姻感到不如意的母亲激发出来的，她们认为婚姻“抑制”了她们潜能的发挥，因此决心通过“自己孩子替代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一个其父亲碌碌无为的人对失败意味着什么以及被妻子看不起会有深切的了解。这使得赫鲁晓夫要超过他的父亲的信念变得更为重要，然而这种成功也会因没有继承父亲其他方面的品质而可能带来负罪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赫鲁晓夫对权力与荣誉的梦想以及他对两者的矛盾心理都是他儿童时代的遗产。[8]
除了他的母亲外，尼基塔还得到了卡里诺夫卡公立学校里一位老师的鼓励。与他在教会学校里的老师不一样，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谢甫琴科（Lydia Mikhailovna Shevchenko）是位无神论者与村庄的反叛者，而教会学校里的老师则“会用尺子使劲打孩子们的脑袋与手心”，“让我们死记硬背来学习”。 赫鲁晓夫回忆谢甫琴科时说：“她从来不去教堂，因为此事，村子里的农民也从没有原谅过她。虽然他们对她很尊敬，但是她不去教堂的事还是让他们觉得她做错了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违禁（政治）书籍就是在丽迪娅的家里。”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去拜访她，她把我介绍给了她从城里来访的兄弟，当时他正躺在床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男孩。他来找我是想看一些违禁的小册子。’她说。她兄弟笑了起来，回答说：‘把这些书给他吧。也许他会悟出点什么来，要是那样的话，那他长大后就会记得这些事的。’”
第一次接触的违禁书籍的主题是关于俄国革命传记的经典解释。很显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兄弟（如果他真是她的兄弟，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他躺在她床上，这难以作出其他的合理解释）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赫鲁晓夫更为得意的是他当时很聪明：“我算得很快。我能很快弄清楚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通过心算得出结果。当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必须进城或有事需要处理时，通常都是由我来代替她。……当我结束一共只有四年的学业时，丽迪娅说：‘尼基塔，你应该继续学习。不要呆在这儿的村子里，到城市里去。像你这样的人必须学习。你应该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她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但是我父亲的钱用完了，我祖父再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
1960年，当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得意学生已经取得了比她所想象的大得多的成就，赫鲁晓夫在一次莫斯科的讲话中提及了她。热切的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就开始查访她的下落，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她在一次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卡里诺夫卡那么穷的村庄。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Yulia）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助手是如何利用赫鲁晓夫原来的老师大做文章，以讨好赫鲁晓夫的。但是十年后，就在赫鲁晓夫去世的前一天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却说明赫鲁晓夫有着不同的看法。
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正在阿朱别伊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做客。吃过午饭后，家人都到树林里去散步，但是赫鲁晓夫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就在他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凳上坐下来休息。当其他人都走进树林里时，赫鲁晓夫用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和缓的语气与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聊了起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放牛——那也是与今天一样的一个秋天——突然我在一块小空地上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惊呆了，后来我听到她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小家伙，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感觉更糟糕了。不久以后他的心脏病大规模复发，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赫鲁晓夫想说什么？”阿朱别伊对他岳父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幻象大惑不解。很显然，这个幻象是赫鲁晓夫从他母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感觉的某种复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取得比他父亲所能取得的或梦想他儿子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赫鲁晓夫的母亲在他心里灌输了正直与责任感，但他的良知又使他摆脱不了负罪与羞辱感。“我的母亲很虔诚，”赫鲁晓夫回忆说：“和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样。……我记得她教我在教堂里与大人们一起在神像面前下跪祈祷。”当赫鲁晓夫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时，他能“清楚地记得我家木屋墙上神像里圣人的模样”。他甚至在1960年3月法国的一次演讲里宣称，他是宗教上的“模范学生”。
与大多数他的同事们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戒掉了烟酒——直到斯大林强迫他喝酒为止，以及二战时的劳累使他又吸上了烟。这双重的节制反映了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教他有所节制的笨拙方法就是许诺给他买一块金表，实际上，如果赫鲁晓夫答应戒烟，他也没钱买金表。
赫鲁晓夫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他在宗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由于卡里诺夫卡与尤索夫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根据赫鲁晓夫的理解，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相信普通的人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共产党不仅需要妥协，而且要求他践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最终反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起来反对斯大林，直到他已经有所成就，直到他在剥夺了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斯大林已经安静地躺在坟墓里，他才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笃信的，或者至少残存的宗教意识在赫鲁晓夫迟来的些许忏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想法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据。他好像对自己对宗教愚昧的蔑视颇为得意。事实证明，他比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更加残酷。[9]然而在他身边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10]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上帝还是很害怕的。当斯大林死后他们第一次去基辅时，“赫鲁晓夫在他母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跪在坟前，在胸前画着十字”。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他对土地的感情也是如此。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就坚持要被看作是党的权威农业专家。他经常去麦地周围转悠，对农民和农学家大声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讲话就像土地那样尖刻，充满了乡野谚语，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更能与农民交流。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赫鲁晓夫家花园的园丁种植了各种谷物，有试验性的，也有普通的。在他下台后，他在他的大花园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赫鲁晓夫内心很热爱土地，他想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填写职业与学习调查表时，以及后来在讲话与写文章时，他说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不是要求从事农业工作，而是极力逃避，只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农民蔑视而粗俗的描述。他总是劝说他们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的农村生活方式。他经常回到卡里诺夫卡，有时一年会去两次，但是他回去并非为了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而是对自己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洋洋自得。在别的地方他再也找不到对他如此尊敬的观众了，但是当他以前的邻居拒绝他改革农村的灵丹妙药时，赫鲁晓夫不由得大发雷霆，对他们暴跳如雷。谢甫琴科对他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的唯一解释就是，尽管在卡里诺夫卡长大，但他的主人对“农民心理”根本就不了解。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不耐烦反映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布尔什维克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势力，是马克思所谓的“农村愚昧生活的”奴隶。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发誓要“消除城乡差别”。我们也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对改变他自己从前生活方式的坚定决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非个人感情。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对他有吸引力呢？这是因为，与很多在20世纪涌向城市的俄国农民一样，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愚昧”，想将其抛得越远越好，因为还是与他们一样，他对教育与文化有着幼稚的信念，他的这种信念与那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温文尔雅的陈腐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鲁晓夫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中断了其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去继续他的学业。他喜欢与文化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中顶尖人物交朋友，他还经常去剧院，听歌剧，看芭蕾舞。他慢慢认为自己不仅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而且是天底下几乎所有事情的专家。所有这些都注入进了这位无所不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里，同时也支撑起了赫鲁晓夫的自我形象。他不仅想改造农村，而且想改造自己。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尝试，即使是自我改造后的赫鲁晓夫，也不可能摆脱卡里诺夫卡赋予他的一切。
[1] 赫鲁晓夫一生中都是在4月17日过生日。但是他所在村子的阿恰吉尔教堂的出生记录则显示他的实际出生日期要早一些。根据俄罗斯大革命前的旧历，他的出生日期是4月3日或5日。该记录可以在库尔斯克省的档案馆中找到。
[2] 根据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描述（谢皮洛夫在1957年参加一次反对赫鲁晓夫的流产暴动前在其身边工作了很多年），赫鲁晓夫“不喜欢谈论他的农民出身，实际上他是尽量努力避免谈论他的农民出身”。谢皮洛夫对他前主人的敌意很深，因此他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参照D. T. Shepilov, “vospominaniia,”Ⅵ, no.4（1998）, pp.18—19.
[3] 作者1991年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他的妻子Valentina Golenko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卡里诺夫卡。
[4] 总体来说，宰穆斯特乌的规模更大一些，1907年全国在校学生总数为380万人，而1906年的教会学校在校人数为200万人。
[5] 赫鲁晓夫对什么时候上的什么学校以及学了多长时间记得不是十分清楚，根据他的回忆，大都在两年到四年之间。不过他确实说过他首先上的是教会学校，后来进的是卡里诺夫卡的公立学校。Shepilov坚持说赫鲁晓夫曾经对他说过，他正常上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第二年冬天他上学就开始变得时断时续了，后来干脆连两类学校都不上了。参照Shepilov, “Vospominaniia,”第19页。
[6] 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和他的母亲与姐姐有一次跟着他的父亲来到了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才又回到了卡里诺夫卡。
[7] 根据作者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阿朱别伊的采访。
[8] 根据Nancy McWilliams的观点，像赫鲁晓夫这样认真、爱交往、有着强烈求知欲的男孩，特别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父亲，能教给他们世间的道理，以及如何培养与组织他们的“好胜心与想象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会寻找“能替代父亲的人”。参照Nancy McWilliams, “Mothering and Fathering Processes in the Psychoanalytic Art,”Psychoanalytic Review , vol. 78, no. 4（Winter 1991）, 第527—530页。
[9] 第18章中有关于赫鲁晓夫对宗教变本加厉迫害的描述。
[10]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谢甫琴科（Андр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Шевченко，1911年6月29日——1996年4月10日），苏联农学家。1934年进入乌克兰农业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联共（布）。1947年进入苏共中央工作。1950—1953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助理。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1964—1989年任全俄农业经济研究所化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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