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4章 高高在上：1957—1960
1957年10月4日，当朱可夫元帅从莫斯科飞到塞瓦斯托波尔，登上一艘苏联巡洋舰，即将踏上对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式访问旅途时，他没有想到三周后他会被解职，并蒙受羞辱。相反，此时他正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好像只要赫鲁晓夫仍然是苏联党的领导人，他国防部长与主席团委员的位置就可保无虞。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两人就相识了，战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朱可夫的“思想、军事知识与坚强的性格”，赫鲁晓夫印象颇深，当由于相同的性格原因，斯大林将这位苏联头号的战争英雄降职，并在战争后将其流放到敖德萨时，赫鲁晓夫对他十分同情。在斯大林去世后将朱可夫调回莫斯科、1955年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以及1956年成为主席团候补委员中，赫鲁晓夫发挥了作用。朱可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提拔作了回报。在1956年7月帮助痛击“反党集团”后，朱可夫也成为了主席团的正式委员。在1956年底他的60岁生日时，朱可夫得到了通常属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勋章与称颂。1957年7月，他像一位征服英雄似的在列宁格勒掀起一阵旋风，乘坐敞篷ZIS轿车，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缓慢地通过内夫斯基·帕罗斯佩克特大街。那年夏天，朱可夫成为赫鲁晓夫别墅里的常客，两人常常在树下与草地上长时间地散步，8月，他还被邀请去拜访当时正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位国家最强势的军人拉拢在自己身边。“你将使自己失去最好的朋友。”朱可夫在10月底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为他的政治生涯辩护时警告说。[1]但是，赫鲁晓夫不是巩固与朱可夫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是私下里准备让其退位。他邀请朱可夫去克里米亚，一个原因就是想监视他的行动。[2]朱可夫一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赫鲁晓夫就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将军飞到了基辅，目的就是为了他后来所说的“政治上的骑墙派”，以确保他们会支持推翻他们最高长官的行动。[3]10月19日，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五天后，朱可夫了解到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便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克格勃头目伊万·谢罗夫，并火速赶回来，想拯救他的政治生命。但是就像七年后赫鲁晓夫本人一样，他从机场就直接被拉到了主席团会议上，告诉他已经终结了。在两天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讲过一句辩护的话。作出将朱可夫撤职的决定是“很痛苦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针对朱可夫最重要的指控是，他正在一个基地位于莫斯科附近的秘密突击队的帮助下准备篡党夺权；莫斯科党委书记福尔采娃后来描述说，这个突击队是“一帮破坏分子”。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赫鲁晓夫采取如此突然果断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朱可夫的特种部队采取行动。[4]据说，朱可夫还通过阻止政治军官批评军事指挥官以及努力将内务部与克格勃边防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做法，削弱党对军队的控制。第三条罪状（这条罪状使其他的指控显得更为可信）是朱可夫正在培育对他的个人崇拜。据称，他坚持重新筹划拍摄有关二战胜利游行的纪录片，因为1945年他所骑的那匹白马摔了一跤。赫鲁晓夫在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有一次朱可夫曾强迫参加招待会的海军军官穿上黑色的粗呢短大衣，这样就会使穿着白色制服的他能像“一只白色海鸥一样”显得很出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还不仅仅是粗鲁。他的指挥方式简直就是猥亵；除了不停地咒骂，中间夹杂着枪毙的威胁外，我们什么都听不到。”m5_15[5]莫斯卡连科元帅谴责朱可夫“虚荣、自我主义膨胀、狂妄自大，而且喜欢自我陶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责朱可夫“固执、专制、野心勃勃、喜欢追求自我荣耀”。巴格拉米扬元帅插话说：“他简直就是有病。自我夸大是他的本性。”[6]
由于有这样的朋友与同事，朱可夫不需要什么仇人。[7]他们的很多指控都是经过夸大的，坦白地说，有些可能纯属子虚乌有。现在看来，要想确定他们的可信性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们。当赫鲁晓夫于1957年8月访问东德时，当时驻东德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安德烈·格列奇科准备迎接来访的苏联代表团。但是朱可夫命令他留在一线部队，因为那里正在进行军事集结，格列奇科于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抱怨。[8]“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也许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赫鲁晓夫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但是如果一位国防部长说不需要迎接党的第一书记，那就是在破坏党与军队之间的联系，不管这位第一书记是赫鲁晓夫、伊万诺夫，还是佩特罗夫，不管他是谁。这是一种卑劣的行动。同志们，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是在维护我们党的利益。”m9_12[9]
不仅仅谢皮洛夫声称朱可夫起初支持过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布尔加宁也作出了同样的指控，还有萨布罗夫。[10]在1957年6月的危机中，当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抱怨说他准备用坦克对付他们时，据称朱可夫不耐烦地说，“只有得到他的命令”，坦克才会采取行动。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上曾经以赞许的语气引用过朱可夫的这些话，并说这反映了一种“严格的党的路线观念”。但是在修改过的全体会议记录里，他的这种赞许被删除了。到了10月份，米高扬就将朱可夫的这些话拿来用作反对他的工具。[11]如果说朱可夫在6月全体会议上采取好战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是想重新赢得赫鲁晓夫的信任，那可以说真是太适得其反了。指控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立场是一回事，但认为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的帮凶，然后再原谅他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朱可夫自己在那场运动中也很难说是清白的。[12]
同年夏天，几位领导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基里钦科的黑海别墅里庆祝了他的生日。由于6月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而且食物和各种酒类很丰富，于是阿里斯托夫拿出他的口琴，大家开始不成调地唱了起来。大家频繁地相互祝酒，虽然一开始是称赞基里钦科，但最后都变成了对赫鲁晓夫的称颂，而赫鲁晓夫则坚持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朱可夫记得他曾要求赫鲁晓夫让其他人有讲话的机会，因而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回击：“你在说什么——是不是你不想听，我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在向基里钦科点头示意后，据称朱可夫向伊万·谢罗夫祝酒说：“不要忘记，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马上跳起来反对朱可夫：“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这些指控，不管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杜撰，反正已经足以说明朱可夫的倒台了。由于“反党集团”的未遂政变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的脆弱，因此这些罪状的影响显得更加的重大。他在1957年10月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关于他的“秘密报告”、赶超美国农业的承诺、工业重组计划、与知识界的关系以及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措施。朱可夫帮助他粉碎政变，但此时他所欠的这份情谊在他看来已经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赫鲁晓夫的发言还将朱可夫描绘成一个自我主义难以控制的野心家。[13]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相同的背景促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一旦赫鲁晓夫开始不信任朱可夫，他只要想想自己，就能揣摩出这位元帅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倒台，以及四个月后朱可夫被解职，使得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就像很多代表所说的那样，1959年初的党的二十一大成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个人”的庆祝大会。从理论上讲，主席团行使集体领导权，但是从此次党代会的报告发言中，我们看不出这一点。“我们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说。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对赫鲁晓夫“杰出的活动能力、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对原则的忠诚履行、创新精神……以及大量的组织工作”大加称颂。亚历山大·谢列平则颂扬他的领导人“具有坚定的精神、个人勇气与对党的力量的坚强信念”。这三人是赫鲁晓夫特别忠诚的追随者（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像苏斯洛夫和柯西金这样的更加具有独立思想的党的领导人只是对赫鲁晓夫稍加奉承。35年后，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解释说，他于1962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你得明白，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主席团就没有多大的变化。任何敢于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就得离开主席团；所有的人对此都很清楚。难道还有人能直接对赫鲁晓夫说‘你做得不对’吗？没有人敢。”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同样取得了胜利。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30%，比1949—1953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差不多70%，这主要应归功于赫鲁晓夫的处女地开垦计划。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使赫鲁晓夫也使很多西方人相信，苏联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57年10月在苏联发射上天，苏联于1959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登月火箭。同年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对美国进行了重要访问，这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访问达成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定于1960年5月举行的四国首脑会晤安排。
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来说，1957—1960年都是赫鲁晓夫最辉煌的时期。不过，与此同时他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对于这种趋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种趋势没有疑义。对于那些最终起来反对他的人来说，断言赫鲁晓夫的这种蜕变有着自私自利的目的：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在50年代初期跟随“好的赫鲁晓夫”，然后于1964年背叛“坏的赫鲁晓夫”。不过，包括其家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变化趋势，尽管他的家人是他最忠实的辩护者。
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因此1964年的和平政变策划者直到最后一刻才通告他们的计划。根据他的说法，“赫鲁晓夫在1956年和1964年简直判若两人；在某些方面根本找不到共同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让你一见到他就会被深深地吸引，但这种民主作风逐渐为他与同事的疏远所取代，他总是将自己封闭于一个小小的核心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对他可怕的发展趋势采取纵容态度。”
“在推翻‘反党集团’后，”原农业部长班尼迪克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实际上就开始改变他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民主作风开始让位于极权方式。……”他的对手们的覆灭“使他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亚历山大·谢列平说。他“开始表现出傲慢，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容推翻，夸大取得的成功”。在米高扬看来，“1957年后，”赫鲁晓夫“变得自负起来”，好像觉得“他不用认真考虑所有的人，大家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与做法的”[14]。
乔治·科尔年科1959年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根据他在华盛顿的观察以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其中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后来科尔年科成为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年科得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时代“可以清晰地划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之前与之后”。1958年后，赫鲁晓夫开始听不进不同意见，他身边尽是些“应声附和的人”。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从1954年开始担任赫鲁晓夫的英语翻译，并于1958年成为他的外交政策助手，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57年”，因为1957年对赫鲁晓夫构成明显威胁的最后对手已经消失。拉达·阿朱别伊回忆说，她父亲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判断甚至变得“更加专断。好像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说出来的就是真理，尽管他并没有作出这种判断的权利，因为他对所说的问题根本不了解”。此外，赫鲁晓夫“对人的态度变得粗暴起来”，尽管在家里这不是太明显，但也有所表现。“要在以往，他会听你把话说完，即使你的话里含有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反应变成‘够了！不要跟我说那种事情。我很讨厌那种事情，懒得听’。他想使自己远离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到50年代末。”
高高在上，赫鲁晓夫简直拥有无以复加的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相互矛盾的是，与此同时，他好像对自己的弱点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失去了抵制能力。没有了像莫洛托夫这样强有力的批评者的制约，他可以自由地对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发表意见，是否征求他人的意见完全取决于他的喜好，心血来潮地制定最高政策，也只有心情高兴时才会偶尔作出自我批评。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操纵着苏联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触角遍及苏联社会的所有角落。但是这些机构有着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他的贴身随从人数很少。与斯大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大林这位独裁者都是通过私人秘书来操纵秘密警察以及党和国家事务的，而赫鲁晓夫的贴身随从由四人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农业方面的谢甫琴科、主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15]以及掌管总务的格里高里·苏伊斯基］，加上一帮办事员与速记员。此外，“媒体集团”包括阿朱别伊、《真理报》主编帕维尔·萨蒂尤科夫[16]、塔斯社社长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中央委员会官员列昂尼德·伊利切夫[17]以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18]，他们为赫鲁晓夫起草发言稿，不过，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编辑，因为赫鲁晓夫总是会口授他的意见，然后他们就将这些内容变成通顺的文字，赫鲁晓夫在口授意见时不时总会偏离主题。虽然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中心，经常与其他的机构产生冲突，但他们还是难以控制庞大的党与国家系统。[19]党和政府职能部门不敢公开批评赫鲁晓夫，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必如此。由于没有了斯大林主义那样的清洗，他们可以歪曲赫鲁晓夫所依赖的信息，拖延执行他的决定（或者干脆无视他的决定），或是以过分的做法执行他的决定，显得是无意中歪曲了他的初衷。特别是在1957年6月间曾支持他的党的政治组织，现在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并对此抱有坚定的决心。
1958年秋天，一批党的高级官员拜访了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别墅。曾帮助粉碎“反党集团”的主席团委员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与谢尔盖·赫鲁晓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伊格纳蒂耶夫谈到了“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不致使父亲受到侮辱的”。谢尔盖对“他谈到父亲时那种俨然以恩人自居的口气感到很惊奇”。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觉察出了针对赫鲁晓夫的“自发的不满与敌意迹象”。米库诺维奇说，“还没有有组织的反对，但已经有了不满的自发表现”，因为他“总是突然变卦”，“改变路线立场”。在斯大林销声匿迹几年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意见太多了，以致“人们发现难以执行他的主张，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
1958年初，在“反党集团”的阴谋者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职务后，紧接着尼古拉·布尔加宁也失去了他的总理宝座，赫鲁晓夫自己担任总理。1964年当同事们谴责这是他个人主义自我膨胀时，赫鲁晓夫坚持说是他们让他同时担任党和政府的双重职务的。但是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曾批评过斯大林一人担任两个职务”，从这种角度来看，“接受总理职务说明我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种有害的思想吞噬了我，削弱了我抵御权力的意志”。
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不算坏，只可惜这种自知之明太少了，也太迟了。
在挫败针对他的政变后，赫鲁晓夫开始对对手进行清算。他们被解除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并不奇怪。与斯大林的受害者的命运相比，他们被下放到省里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结局。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会让他内心的复仇情结难以磨灭。马林科夫相信赫鲁晓夫憎恨他。在谢皮洛夫看来，赫鲁晓夫证明自己是个“睚眦必报、不懂原谅的人”。即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加害他们，他的下属们也会认为他实际上做了。不过，由于日常送达赫鲁晓夫办公桌上的都是些不甚重要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可以确定，赫鲁晓夫本人对他的挑战者们的报复并没有采取极端过分的措施。
在所有的政变策划者中，莫洛托夫受到的惩罚最轻，这也许是因为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赫鲁晓夫对他仍很尊重。与其他的失败者一样，莫洛托夫担心被逮捕。然而，他只是很快被迫搬出了他位于莫斯科的公寓与别墅，被放逐到外蒙古担任苏联大使。他后来抱怨说，他被迫放弃了大量的图书，后来这些图书都在外交部地下室的渗水中被毁掉了。由于在乌兰巴托无所事事，莫洛托夫老是给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赫鲁晓夫。他两次打电话给苏斯洛夫，抱怨说赫鲁晓夫正在损害与中国的关系。1959年5月，他建议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以拯救局势。[20]在一封写给党控委员会的信中，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所说的话提出质疑，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曾反对签署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协议》：“我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提出抗议，我是一名共产党人，而他诬蔑我实际上是一个与‘西方国家’进行战争的鼓吹者，我必须宣布，他的声明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有着某种相同之处。”1960年初，莫洛托夫给几家苏联报纸发去了一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4月22日）的文章。当然，文章没有发表，只有一位编辑给他回了信，但是通过回忆他与列宁本人的谈话（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与列宁见过面），莫洛托夫强调他代表着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21]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莫洛托夫的信件并没有采取正面进攻的姿态，但赫鲁晓夫还是被激怒了。党控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驳斥莫洛托夫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描述。去参加蒙古党代会的苏联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他既没有被允许迎接代表团的到来，也没有被允许参加代表团与蒙古政府的会谈；他被禁止参加蒙古党代会（在那里，他遭到了代表团团长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的严厉痛斥），欢迎招待会上也没有他的座位（他只得一直站着）。“每天都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回忆说。米库诺维奇当然不是莫洛托夫的崇拜者，但“处理这种局面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其他的任何方式都比他们这样要强一些，对苏联和赫鲁晓夫本人都是如此。”
米库诺维奇拜访过莫洛托夫，发现他神情沮丧，周围尽是些流浪者与牦牛。“即使是外交部长，到了这里也会变成兽医。”莫洛托夫嘟哝说。虽然莫洛托夫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伊格纳蒂耶夫还是对他很不放心，在旁边的房间里偷听他与米库诺维奇的谈话，然后在他下次碰到米库诺维奇时粗暴地说，他与莫洛托夫的谈话是“矫揉造作的”，不像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的谈话那么自然、发自内心。
1960年，莫洛托夫被调往维也纳，担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很显然，这是为了让他远离中国事务，由于他的反赫鲁晓夫立场，当时莫洛托夫对中国越来越有了亲善感。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前夕，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内容详细的批评文章，批评赫鲁晓夫颇感自豪的党的新规划。此后，他与其他“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新的攻击，并被开除出党。
1957年，马林科夫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北部，指导位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附近的水电站建设。他和他的家人有十天的时间搬出他们位于列宁山的别墅以及近郊的别墅，由于得到明确指令不准帮忙，原来的佣人和警卫人员在他们搬家时只能作为旁观者；和莫洛托夫一样，马林科夫声称他也只好扔掉了大量的藏书。他和妻子在离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以西25英里处就被赶下了火车（以防他在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受到热烈的欢迎），直接被送到了阿尔巴克特卡一个小小的住处，他们在那里的一间小黑屋里一直生活到1958年夏天。由于被选举为参加省党代会的代表，赫鲁晓夫进一步将他流放到了埃斯巴斯图兹镇，在那里警察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孩子们来看望时警察也尾随着，他们甚至偷了他的党证，然后指责他丢失了党证，并威胁要将他开除出党。有一段时间，马林科夫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党控委员会对他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指控。在审讯当中，他确信有几次听到赫鲁晓夫在旁边的房间里愤怒地谴责他。[22]
1957年6月全体会议后的两天，卡冈诺维奇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保全他的性命：“我与你相识多年。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像在斯大林时期那样对待我。”据称，赫鲁晓夫奚落他原来的指导者说：“我们会考虑考虑。”[23]卡冈诺维奇被发配到彼尔姆省的索利卡姆斯克去管理乌拉尔碳酸钾工厂。在1962年被开除出党前，他回到了莫斯科，靠普通养老金过着退休生活。
谢皮洛夫被发配到了中亚地区，他在那里管理着吉尔吉斯亚经济学院。当他于1959年被提名作为代表参加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党代会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急忙赶到了伏龙芝，痛斥当地领导人“讨好谢皮洛夫”，并将他降职。谢皮洛夫的妻子继续留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他们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这所公寓里。当1959年谢皮洛夫得知他的公寓被腾空时，他急忙离开了他等待做手术的医院，赶回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他发现他的几千册图书（斯大林下令苏联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要提供给他的政治局同事，很显然，他是希望他们能帮助监控苏联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正统思想）散落在门外的楼梯与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当谢皮洛夫向他求援时，米高扬说。他还说：“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谢皮洛夫想到了用捆书的带子上吊，他妻子向尼娜·彼得罗夫娜求救。不管是否得到了她的帮助，他们被允许留在莫斯科一个有着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门外是一个昏暗的院子，窗外的一个食品加工厂的废气都排到了这个院子里。1959年，谢皮洛夫被开除出苏联科学院（从而失去了额外的津贴与优待），并于1962年被开除出党。[24]
日益衰弱的伏罗希洛夫在国家元首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一直呆到了1960年，此后，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1958年前一直领导着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此后他被派往东德担任苏联大使；1958年前他的助手马克西姆·萨布罗夫被派往古比雪夫附近的一个重型机械制造厂。至于布尔加宁，他被降职到了国家银行，后来又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经济委员会。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后来说，“他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是”，“苏联总理的职位不是为这样的白痴预备的”。
还有一个1957年6月权力斗争的重要参与者于1958年底被解除了职务。在谢尔戈·米高扬的记忆里，伊万·谢罗夫“身材矮小，头上没有几根头发，总是不停地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但他有着特别肮脏的历史：他曾帮助组织过对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大屠杀，帮助推行过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斯大林化，驱逐过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平息过苏占东德地区，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他是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头号助手。正是由于他双手沾有如此多的鲜血，他成为忠实服务于赫鲁晓夫的克格勃头子。当米高扬敦促解除谢罗夫的职务时，赫鲁晓夫起初为他进行了辩护（“他并不是很过分，他做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过后来还是同意由亚历山大·谢列平取代他。“这就好像，”阿朱别伊说：“他对那些过去曾倚仗过的人过河拆桥。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威，于是对那些他在清除权力之路上的障碍时倚仗过的人都采取了驱逐下放的做法。”
一旦赫鲁晓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威，农业也许就成了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听起来他不时就像个再生的自由市场的商人一样。“原谅我对你们说话尖刻，”他在一次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说：“但是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农场工人需要用八倍的谷子才能生产出一倍的食肉，那他就得把裤子都典当出去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像这样的国营农场负责人，他的裤子还很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对自己的糟糕表现负责，甚至没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质问。”[25]不过，赫鲁晓夫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总体上是有害的：“毕竟，在那里人们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致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型农场主将人力看成是“利润的源泉。如果工人失去了健康，如果他不能带来最大的利润，那资本家就会将他踢出门。在我们国家则完全不同。”
赫鲁晓夫曾在1953年9月为集体农庄农户的自留地以及他们拥有家畜的权利进行了辩护：“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的人才会认为私人拥有多产的家畜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害的。……”不过，他本人就曾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危害。他紧接着坚持说，“实现牲畜的公共管理是主要方式”，“公共产出”不久就会达到新的高度，那时集体农庄里的农户就不想，也不用拥有自己的牲畜了。
替代物质刺激的方式是动员与教育。当他出生的村庄在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时，赫鲁晓夫高兴异常。卡里诺夫卡“做出选择”，建造了一个公共牛舍，将镇上一半的奶牛都赶到了集体农庄里。他补充说，当然“如果不想将牲畜卖到集体农庄里，你也可以继续保留”。但是，毫不奇怪，在他离开卡里诺夫卡镇后不久，“所有的集体农庄农户都决定将他们所有的牲畜都卖到集体农庄，当然他们这么做是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准备的”[26]。为了防止其他的农庄没有得到这一信息，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加强对农民自留地的限制，而这是他一度鼓励并支持的做法。
由于受到市场化动机以及技术与组织神奇般快速结合的吸引，而此时市场化对于苏联来说还是少有人敢尝试的禁果，赫鲁晓夫对在这两方面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很是着迷。早在20世纪40年代，赫鲁晓夫就敦促采用美国种植棉花与土豆的方形集束法——在地里拉上等距离系有绳结的电线或绳子，然后机械根据这些绳结将种子播种到犁沟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机械化播种。这种方法在苏联证明太过复杂，但赫鲁晓夫仍继续跟踪美国的农业种植知识。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当时很多美国人都不敢向苏联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他主要的美国供应商是精明朴实的爱荷华农场主罗斯维尔·加斯特，他对缓和东西方的战争紧张气氛和出售杂交玉米种子有着同样的兴趣。
在1955年2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呼吁在俄罗斯建立爱荷华式的玉米带后，他应一家美国媒体之邀，“了解了饲养高产牛、猪、羊、鸡的秘诀”。由农业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27]率领的一个俄罗斯代表团当年夏天访问了爱荷华。加斯特在杰弗逊赶上了苏联代表团，并鼓动马茨科维奇改变行程，去参观他位于库恩拉皮兹占地2600公顷的农场。这位副部长用了一天的时间视察了加斯特杂交种子玉米的种植情况，了解了抗干旱的杂交玉米与高粱种植，并听到了美国人所说的“托高”产量的方法。马茨科维奇将美国的农业成功归结为美国人本土化的企业与适宜的气候，以及他们避免战争与农奴制度的好运气。但是，其他人则反映出了一些苏联可以借鉴的机制与做法，例如大型专业化农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推广服务。马茨科维奇对参观作了详细记录，并亲自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美国人在几十年里取得的成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
加斯特特别适合成为赫鲁晓夫的师傅，两人都喜欢喋喋不休，都喜欢在谈话中夹杂着开玩笑与俗语。赫鲁晓夫很喜欢加斯特火爆的脾气，特别是当加斯特的发火正合他意时，比方说，这位美国人对苏联农户大喊大叫，因为他们在播种的同时没有给土壤施肥。加斯特于1955年秋天来到苏联，赫鲁晓夫在他雅尔塔附近的别墅里接待了他。加斯特在他的别墅里呆了将近24个小时，这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心情肯定很是放松，很是高兴。加斯特询问为什么俄罗斯人对美国农业的了解如此少得可怜，而他们却能在三个星期里窃取原子弹的机密。“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纠正他说：“你们将原子弹锁了起来，所以我们只好去偷。你不图什么报酬向我们提供农业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也许就是成功窃取原子弹机密的价值所在。”如果不是尼娜·赫鲁晓娃客气地限制她丈夫，那赫鲁晓夫在三个小时的盛宴上肯定会被格鲁吉亚美酒灌得烂醉如泥。他们谈话的焦点就是玉米，在此期间，米高扬、马茨科维奇和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最后，苏联定购了5000吨美国杂交玉米种。
意识到在苏联种植玉米会遇到诸多困难，加斯特于是拿出了一张地图，向他们展示了苏联南部最有前途成为玉米种植的适宜地区。在一份苏联人翻译过来并广泛传播的小册子中，加斯特强调了种植玉米的其他必要条件——杂交种子、肥料、灌溉、机械化作业——以及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其中大多数都是苏联缺乏的，但是一旦赫鲁晓夫选择了种植玉米，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了。
“自古以来库尔斯克省就一直种植玉米，”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的祖母就曾给我吃烤玉米，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美味。”虽然乌克兰也种植玉米，但只是在1949年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了玉米的全部潜在价值（“作为一种饲料作物，玉米的作用是其他作物所不能替代的”）。很显然，他的转变缘自他在别墅花园里尝试种植一种美国玉米品种，后来他下令在旁边的集体农庄里进行更为广泛的种植。集体农庄主席“骑在马背上验证了这种玉米能长得多高——在回到路上前，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头顶”。甚至在加斯特到来前，赫鲁晓夫就是一个“玉米种植的拥护者”。不久，他的这种改革举动就变成了失去理智的迷恋。
赫鲁晓夫和他的辩护者认为他不应该为玉米的过度种植负责。在苏联体制下，他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拥有高位的人的建议，人们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失之过分；开始时作为一种改善措施的新方法往往会被做过了头。”那些想取悦于他的官员“是一群溜须拍马者。他们在没有预先要求农户进行适当准备的情况下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这样，“玉米的身价就降为了饲料作物，作为首先主张引进玉米种植的人，我的名誉也受到了损害”。
赫鲁晓夫的确提醒过防止玉米种植热。他嘲讽过那些“想让我们在整个星球上种植玉米”的狂热者。他坚持说党的干部“在行动前应仔细斟酌”。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提醒说：“强制的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得组织人力，挑选合适的土壤，准备适当的种子，及时翻耕，然后再是精心管理。”他甚至对自己在玉米种植上的弱点也进行过解嘲。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次讲话中，他从莫斯科带来一根高达九英尺的玉米秆，以进行现场说法。在拉脱维亚的一个集体农庄，他猜想会堂里的一些人“可能坐在那里想，‘赫鲁晓夫会不会说关于玉米的事情？’我必须承认，我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说？”他当然说了，并对那些没有种植更多玉米的听众进行了批评。
实际上，坚持广泛种植玉米并非地方的狂热者，而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们必须在亚库蒂亚（位于西伯利亚）种植玉米，也许在楚科奇（靠近白令海峡）也可以。那里生长土豆吗？是的，所以我认为玉米在那里也能生长。”如果没有达成足够的玉米产量，“那只有一个原因——缺乏对玉米种植的足够重视”。中央委员会建议在苏联全境推广玉米种植，这是错误的决定吗？“不，同志们，这不是错误。”事实会令人信服地证明，赫鲁晓夫补充说：“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玉米都能高产，玉米是其他任何作物都无法比拟的。”
他称赞玉米是“田地里的女皇”。他宣称，“玉米，而且只有玉米”才能实现他的诺言。“我们拿什么赶超美国的肉与牛奶产量？我们需要学会在所有的地方种植玉米——这是我们必须为苏联确立的任务。”他必须不停地重复自己的主张，这说明他遇到了抵制。“我想说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他在1958年1月莫斯科省的一次农户集会上说：“八年来，我一直在向你们灌输种植玉米的思想，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同志们，我脑子里想的就是玉米。”
赫鲁晓夫曾经带着五袋玉米种子去华沙。“为了和平与安宁”，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波兰人计划指定一百万公顷土地种植玉米，但实际种植的只有15万公顷。斯塔斯日维斯基记得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曾经向他叙述的一件事。莫斯科的首席农艺师竟敢说赫鲁晓夫对农业一无所知。“你能相信吗？”赫鲁晓夫问斯塔斯日维斯基：“我对农业一无所知？他确实说了我不了解农业！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嗳，我当然能按照我的想法随便处置他，我可以毁了他，我可以这么安排的，你知道，那样他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但是我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走开，离开莫斯科，不要再让我在这儿看到你。就是这样，他去了西伯利亚。”
20世纪50年代末让人从地球上消失不再是苏联人的行事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那些不能或是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干部只是加以惩罚。他坚持认为，问题“就在于人，那些碰巧成为集体农庄主席的人，以及那些领导着各种突击旅与工人突击队的人”。当“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他们不是那些官僚主义者，“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摆弄各种数据”，而是“面对面地与人打交道”。那些有着幻想传统的科学家危害更大。“只有糊涂的管理者可以不要科学，不要知识，只依靠他祖父告诉他的那一套来做事。”赫鲁晓夫承认。但是他为那些地区党的官员感到悲哀，竟然连母鸡孵化小鸡需要多长时间都不知道，这让赫鲁晓夫想起了“那种脑袋尖尖的知识分子，将鼻子凑到小牛跟前说：‘噢，这闻起来有点像奶牛味。’他们根本不知道小牛是从哪里来的”，而“我们劳动人民，我们来自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农户与劳工知识界的人民，我们从来不会认为田间劳作是件又脏又累的工作”。
现代化地区官员的典型很适合赫鲁晓夫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我不是马上去了解农业情况，”他在1957年4月地区党的职能机构会议上说：“而是去集体和国营农场转悠，我听取人们的意见，我会仔细了解那些最好的做法，然后再告诉其他的农民，我研读专业化的书籍。这就是我积累与扩充知识的方法。”当农村地区党的官员未能达成产量指标时，赫鲁晓夫会大喊道：“把最困难的地区给我，你们已经试过，但不能解决问题的地区，把那样的地区交给我。我在这里宣布，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们会派遣干部，我本人就会去那里（如果中央委员会派遣我去的话）；我可以在这个会上立下字据作担保，我们不仅会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完成计划。……”
只要有“正确的思想”，人就能创造奇迹，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圈套。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们会得到荣誉；但是当出现失败时，他们就会承担罪责，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人也是一样，而在其内在本质就注定要衰亡的苏联体制下，失败常常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例如，就拿1958年赫鲁晓夫废除所谓的农机站，将设备卖给集体农庄农户一事来看。顾名思义，农机站就是向集体农庄的农户供应农业机械并有专人操作的农村机构，农机站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集体农庄的力量还过于薄弱，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力管理他们的农业机械。从意识形态上讲，集体农庄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财产拥有形式（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属于集体而非整个国家所有）；因此它们就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从政治上来看，新的集体农庄是不可靠的，因为很多农民都被强行纳入了集体农庄。因此农机站在农村还担负着党（与警察）的堡垒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至少有一些集体农庄已经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农业机械了。但是远非所有的集体农庄都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可以实现赫鲁晓夫强迫他们进行的改革。
为了证明这种改变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保姆太多，孩子不会自立。”不过在他掌控大权时，这些孩子们只有唯一的保姆。他赋予集体农庄更多的责任，但却没有提供给它们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需的资源。当他第一次提出废除农机站制度时，他回忆说，当时仍在领导位子上的莫洛托夫“对这个想法很是反感。他大声叫嚷着我们这是在采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在‘损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多么愚蠢的说法！难道我们在农业方面上的愚蠢口号还不够多吗？我认为我找不到一个对农业和经济稍有常识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正确”。
当时，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反对意见还是很在意的。甚至在1957年末莫洛托夫被下放到蒙古时，赫鲁晓夫仍然因为想替自己开脱责任而问道：“当时考虑将一些农机站的机械转让给农户的时机是不是成熟了。”当提出将此事进行正式讨论时，他呼吁要在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实施这一改革，他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28]但是到1958年底，已经有超过80%的集体农庄购买了原来农机站的机械。[29]
这项改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花钱购买了新的农业机械后，甚至富裕的农户也无力支付其他必要的投资了。同时，他们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不如农机站充分。原来的农机站工作人员是一些精英骨干力量。由于那些被转到集体农庄里的工作人员在社会地位与收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很多人跑到城市里。在罗伊·梅德韦德夫看来，其结果是“农庄产量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了取悦于他们的主子，地方官员当然也有将这项改革做得过头的地方，但是当来自底层的报告说改革进展很顺利时，赫鲁晓夫的部属们是在告诉他他想听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底层官员比赫鲁晓夫本人更了解他自己。梁赞党委书记阿历克赛·拉利奥诺夫[30]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狂妄而轻率地想努力超过赫鲁晓夫本已不切实际的期望，结果是给自己带来了悲剧，同时也玷污了赫鲁晓夫的声誉。
拉利奥诺夫的故事（我们参照果戈理“死魂灵”的模式给其取名叫“死奶牛”）开始于1958年底，当时苏联的总体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肉类产量只增长了5%。拉利奥诺夫抵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承诺1959年要使梁赞的肉产量增长两倍。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曾提醒过他的主人，这种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他的提醒，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摔下了电话，下次他们见面时，赫鲁晓夫脸色阴沉、气恼。报纸编辑也抵制发表拉利奥诺夫的誓言，但是赫鲁晓夫却坚持要发表，他在一年后回忆说：“梁赞人民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会实现诺言的。我知道拉利奥诺夫同志是个严谨、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保证，炫耀自己，然后再食言的。……他不会作出那样的事情。”[31]但是他做了。
《真理报》于1959年1月7日刊登了拉利奥诺夫的誓言，并大加称赞。在当月晚些时候的党的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也对拉利奥诺夫进行了表扬，后来他还亲自到位于莫斯科西南的梁赞地区，授予这位梁赞省委书记列宁勋章。“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体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人。”他在授勋仪式上说。同年10月，赫鲁晓夫对梁赞省表示祝贺，并激励他们做得更好，不过他的这次讲话在四年后出版的演讲集中被删除了。按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肉产量上赶上美国，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抓住上帝的胡子’（会场内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是热烈的鼓掌）”。一个月后，他又说：“当然，人都有诺言没有兑现的时候，就像吉普赛人惯常的那样。但是梁赞人民不会，他们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诺言。这很好，同志们！（雷鸣般的掌声）”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使拉利奥诺夫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英雄。就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拉利奥诺夫颂扬赫鲁晓夫引进玉米种植，给国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赫鲁晓夫斥责乌克兰党委书记波德戈尔内让拉利奥诺夫“抢了先”，并指责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32]让梁赞地区“给你们上了一课，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梁赞省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里，实际上所有的牲畜都被宰杀掉了，包括产奶的奶牛与正在繁殖的牲畜，而农户家里饲养的奶牛与猪都被征集上来进行公开展示。当这些非同寻常的措施也不能完成任务时，梁赞省的“采购员”就蜂拥跑到了其他的省份，甚至最远跑到了乌拉尔地区购买肉牛。由于这些省份也有需要完成的肉产量指标，因此他们设立了警察路卡，梁赞人于是在夜间通过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将牛偷偷地运回来。急红了眼的拉利奥诺夫开始征税用来购买肉产品，不只是对农庄和农户征税，而且学校和其他机构也未能幸免。这样，梁赞人就从国营商店里购买肉产品，再送到集体的站点上，然后集体站点再将这些肉卖回国营商店。
最后，梁赞省向国营商店上交了三万吨肉产品，只有其承诺的18万吨的六分之一。拉利奥诺夫想极力掩饰，但最终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调查组还是来到了他们省，证实了那里糟糕的事实。就在此时，拉利奥诺夫在他的党委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
“我们怎么能够不对我们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呢，同志们？”赫鲁晓夫在1958年时问道：“有哪个国家是在这样的规模上建设起来的？从来没有。只有我们国家和她优秀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斗士，是先锋——才可以使这样的事情变为可能。（雷鸣般的掌声）”苏联经济在那些年里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足以让赫鲁晓夫兴高采烈了。[33]更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突破，其代表就是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当消息传来时，赫鲁晓夫正在基辅的马林斯基宫与地方和军队官员开会。根据他儿子的说法，当他向与会代表通报这一消息时，他的脸上“放出了光芒”。“美国人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准备发射一颗地球卫星，但他们的卫星只有橘子那么大，而我们默默无闻，但我们现在有了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不是小卫星，而是一颗重达80公斤的卫星。”1958年1月，他得意地宣布，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4月份他又补充说：“现在是美国想赶上苏联的时候了。……”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内心的喜悦并不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其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卫星，虽然只有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三十分之一，然而，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发现赫鲁晓夫“变得神情沮丧，喜怒无常”。他儿子回忆说，在苏联进行了数次后续发射后，他“感到了一丝高兴”，好像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慰藉”。1957年8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拥有了能到达“地球任何角落”的洲际火箭。一些美国人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他于10月对《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34]说：“现在只有对技术无知的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赫鲁晓夫当然是在讹诈。将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的“谢苗尔卡”火箭并非可以作战使用的武器。由于火箭发射需要装载可燃性极强的燃料，因此在每个发射点都必须建造一个燃料工厂。为了使火箭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必须“在沿途每隔500公里”就设置一个无线电制导装置。此外，每个发射点的花费是5亿卢布，这大大超出了赫鲁晓夫的费用预算。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种新式武器“只是代表着对美国的象征性反击措施”。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第一批洲际弹道导弹才真正具有了实战能力，数量一共是四枚。
赫鲁晓夫认为，即使没有实际意义的核威胁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战略红利。然而，苏联的军方对此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是在讹诈，而且还因为他将大多数还属于想象中的导弹作为削减各种常规武器的依据。[35]
计划中的远程轰炸机是当时苏联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之一，而飞机制造厂却转而生产导弹或民航客机。战斗机的生产也放慢了下来。军事航空基地，例如莫斯科外的舍雷曼蒂耶夫与基辅附近的勃罗瓦里，变成了民用机场。炮兵部队也遭受了打击，海军同样如此。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描述说，海军只是“鲨鱼嘴里的肥肉”。当然，潜艇不在削减之列，特别是那些装备有核导弹的潜艇，但是水面舰艇在美国的攻击下会变得很脆弱。“美国人有着一支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我们自己的海军也迫切需要一些航空母舰，但是我们无力支付航空母舰的建造费用”。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兵力运输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好像这么说过），而且不久就会被“航空运输所取代”。
苏联刚刚花巨资建造了几艘巡洋舰。赫鲁晓夫考虑将它们封存起来，但是这也需要不菲的花费。经过“长时间痛苦的考虑”，他们曾考虑将这些巡洋舰改装成渔船、客轮或是海上流动旅馆，赫鲁晓夫“终于放弃了，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除了销毁这些‘盒子’（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巡洋舰的称呼）外，我们别无选择”。后来他同意开始售卖驱逐舰与海岸警卫队的切割工具。作为对海军的让步，他最后同意完成四艘巡洋舰的建造工作，尽管它们“只能装饰门面而已，而且是昂贵的装饰”。海军指挥官们“认为这些巡洋舰看上去很壮观，喜欢向外国人炫耀。军官们喜欢听到所有年轻的水兵们大声欢呼，迎接他们的指挥官”。
1955-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1月，又裁减了30万人。1960年1月，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让军方感到特别恼火的是，由于没有为数以千计的军官准备住房与工作，很多退役军官实际上流落到了街头。不久，几乎在武装部队的所有部门都能听到抱怨声。1960年春天，一位海军上校去看望年轻的外交人员阿卡迪·谢甫琴科[36]，向他描述了他的军官同事们“在看到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将几乎建造完工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切割成碎片时放声痛哭的情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被指责“无知，缺乏长远眼光，引起了军方的恐怖，大敌当前裁减军队”。谢尔盖认为这些反对声音“并没有传到最高领导层”，不过他说他父亲“知道军官们的心情，但他还是坚定地执行他的路线。他的观点是，如果你将自由控制权交给军方，那他们就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然后宣布，‘你们还是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源’”。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大约在1958年已经认定“他比最高军事指挥官们更清楚地了解战争爆发时会使用什么样的新技术”。由于事情无论巨细，都要通过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因此难怪赫鲁晓夫会头脑发胀。取悦赫鲁晓夫会得到好处，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并不需要你是火箭方面的科学家（虽然他身边的很多游说者确实是火箭科学家）。不过，在某些场合，赫鲁晓夫还是值得称赞的。苏联第一代导弹是从地面发射架发射的，在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下，这些发射架会变得很脆弱。赫鲁晓夫就想出了将这些导弹发射装置放到采取保护措施的地下发射井里的办法。1958年夏天，他正在克里米亚度假，附近就是著名的下奥利恩达疗养胜地，当时的高级官员们——部长、党委书记，包括“谢苗尔卡”火箭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在内的科学家——都在那里休养。由于想找人聊天，赫鲁晓夫经常到疗养院去。只要他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所有的客人就会都围拢过来。就是在这里，他把自己灵机一动的想法告诉了科罗廖夫。这位火箭设计师表示反对，认为火箭发动机喷射出的白色炽热气体会将安装在地下发射井内的火箭烧毁，但是赫鲁晓夫反击说，如果将导弹装在钢筒内，那么火箭释放的气体将会处于钢筒和发射井的墙壁之间。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复述这件事时，向火箭专家作了很大的让步：“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这一想法。我认为这些人对他们自身从事的领域很了解，于是我就把此事搁置了下来。”但是当科罗廖夫反对他的想法时，赫鲁晓夫就去寻找其他不会反对他的人。他邀请弗拉基米尔·巴尔明[37]，科罗廖夫火箭发射架的设计师，以及米哈伊尔·扬格尔[38]，科罗廖夫的死对头，到他海边宽敞的白石疗养院去，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当时在场的谢尔盖·赫鲁晓夫都为他父亲感到难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本美国技术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保护导弹的新方式：就是用安置在地下发射井的钢筒。当赫鲁晓夫看到那篇文章里配发的图片时，他“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不久，那些犯了错误的科学家就得到指令，继续跟踪这本技术杂志上有关导弹技术的信息。1959年9月，苏联从发射井中发射了第一枚导弹，赫鲁晓夫将此次成功看做他“个人的胜利”。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决定让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以及承担相关军事职责的党和政府官员熟悉现代武器的巨大威力。于是他们聚集到了苏联主要的导弹试验基地卡普斯丁亚，这里位于斯大林格勒东南60英里。一系列的火箭被发射升空，扬声器里广播着发射结果，赫鲁晓夫“开怀地笑着。他完全沉浸在眼前看到的景象而产生的狂喜之中”。
在发射试验后，最重要的客人（包括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与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索科洛夫斯基[39]元帅）在试验基地附近一节经过特别改装的火车车厢里开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即席布道。“父亲已经确定，”谢尔盖说（他当时就坐在这帮人的旁边）：“他毫不怀疑，如果爆发下一场战争的话，那将是一场导弹战。”赫鲁晓夫神采飞扬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甚至都来不及喘口气或是喝一口茶，他坚持认为应该抛弃过时的武器，将武装部队发展的重点集中于导弹。在他的发言过程中，他的听众们“怀着戒备的心理，一直一言不发。你所能听到的只有他们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父亲越往下说，马利诺夫斯基越是直盯着桌子，鼻子里大声地喘着气。当父亲终于结束了他拖沓冗长的讲话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也没有人表示支持。感觉到会议上笼罩的这种痛苦而沉闷的气氛，父亲补充说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经过计算和仔细的考虑，然后才能作出决定。’”但是对他意见的正式批准决定还是很快就作出了。[40]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赫鲁晓夫培育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亲民的形象。在1957年巩固了他的权力后，赫鲁晓夫向这两类人都表示了努力接近的意向，想赢得他们的好感，不过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斯大林身后留下的遗产包括可怕的住房危机。到处都拥挤不堪，成群结队的年轻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里，那些挤在社区公寓里的很多家庭每家只有一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和浴室。这种住房的短缺可以追溯到1917年，但是由于30年代的强制工业化与城市化、战争的毁损以及斯大林坚持储藏资源以增强国家力量的做法，住房危机更加严重了。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住房建设的速度几乎翻了一番。在1956—1965年间，大约有1.08亿人搬进了新居。在为苏联公民提供他们长期以来未能享受到的住房待遇的急切努力中，赫鲁晓夫鼓励用预制材料快速建造标准化的五层公寓楼。很多新的楼房在还没有完全竣工前，就已经有住户搬了进去，这造成了安全隐患。数百万人对赫鲁晓夫感恩戴德，但没过多久，这些建筑就变成了有名的“赫鲁乔巴”，这个词是赫鲁晓夫的名字与“特卢什乔巴”的结合体，“特卢什乔巴”在俄语里是“贫民窟”的意思。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些新建房屋是快速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与他“处女地开垦”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房屋将被新的更好的建筑所代替。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建造九层的新楼房，但是“赫鲁乔巴”仍然到处都是，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住着人。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仍有不少这样的楼房，还有很多这样的楼房仍然要延续到21世纪。
与住户情况一样，苏联的教育也迫切需要改革。布尔什维克起初曾想将学术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起来，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学校变成了苏联新的精英阶层的培训基地——以致中学教育的最后几年都要交费。赫鲁晓夫不仅取消了中学教育的收费制度，并于1958年提议在十年制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年，其中部分时间是在当地的工厂或农场里学习职业技能，与此同时，采取优惠政策让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大学学习。他在1958年11月主席团会议的备忘录中说：“现在的年轻人正日益脱离生活，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了不尊重体力劳动的习性，这是可耻的，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毫不奇怪，由于工厂负责人还承担着其他的责任，他们广泛抵制，不愿接受那些不学无术的青少年，知识分子家庭担心这种改革会限制他们孩子的前途，教育主管部门也反对降低教学质量。因此，赫鲁晓夫的提议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在他下台后，他实行的那些改革又被修正了过来。
斯大林去世后，文化解冻正积蓄着力量。在1957年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节期间，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在非洲鼓、英格兰风笛和爵士乐队的伴奏下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举行露天诵诗会，沿着装饰一新的街道狂欢，成群的莫斯科年轻人走上街头，与外国客人联欢。以往的共产主义青年节（如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1955年在华沙）在宣传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赫鲁晓夫希望1957年的青年节狂欢活动能以莫斯科新的开放形象在世界上树立影响。他们的确做到了，但走出家门的苏联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印象则更加深刻。爵士乐和摇滚乐以前在苏联是受到怀疑，甚至被禁止的，现在已经能够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收听到，在苏联人的家里，他们将这些音乐录制下来，进行重放，一些初学的模仿者甚至开始表演。“再见，美洲鳄鱼”（比尔·哈雷与“彗星”乐队的礼貌用语）开始在苏联小孩中间流行起来。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穿紧身套装与短裙的“斯蒂尔亚吉”，后来又变成了“谢塔特尼基”，即喜欢穿带有夸张服饰的阻特装的“美国人”，与穿牛仔服与运动衫的“比特尼基”，他们喜欢摇滚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流派“自创歌曲”开始以磁带传递的方式流行起来，其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像布拉特·奥库德日瓦[41]之类的吟游诗人所唱的带有个人伤感的政治歌曲。
新的杂志开始出现，或是重新出版发行，例如《青年》、《青年卫士》与《我们的时代》等。诸如侦探、探险以及科幻故事之类的流行文学重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新的电影制片人开始从新角度描述一些老的主题，例如内战（如格里高里·丘克拉伊[42]的《第四十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43]的《鹤在飞》和丘克拉伊的《战士之歌》），或是触及了像家庭隐私之类的新主题（如列夫·库利德扎诺夫[44]的《我居住的房屋》）。保守的文化卫道士不可避免地会对这样的创新进行抵制，不过赫鲁晓夫直接参与的则是与文学的斗争。
文学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像是一种“第二政府”（索尔仁尼琴[45]的用词）。共产党人要求艺术必须为革命的正面英雄歌功颂德。对于一个致力于革新苏联体制的领导人而言，具有改革思想的作家与艺术家是其自然的支持力量。但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更快，而保守主义者却不遗余力地想让赫鲁晓夫反对自由主义者。即使对于一个更为老练的领导人而言，要想在苏联的文化斗争中平衡双方的势力也绝非易事，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就更加不可能了。他很少有时间，或者就根本没有时间通过观看戏剧或读书来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周末让其家人为他大声朗读。他会说：“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你们代劳吧。”在那些磨刀霍霍的文化“顾问”们引起他足够的关注前，他对于引起争议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他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即使他有能力去读懂它们。
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春天在恶名远扬的塞米奥诺夫斯科耶野餐会上痛斥了自由主义作家后，公开发表的讲话节选使他的立场显得与保守主义者更加接近了。后来在7月，赫鲁晓夫与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46]有了两次私下的会谈，这位自由主义的诗人与编辑有着与赫鲁晓夫相同的农民背景。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曾默许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解除《新世界》杂志主编职务。现在他则以耐心、容忍与公正打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赫鲁晓夫很有礼貌地倾听这位主编叙述“文学的需求与困境”，谴责文学的“官僚主义化”。他又于7月31日邀请特瓦尔多夫斯基进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特瓦尔多夫斯基为5月份遭到赫鲁晓夫痛斥的玛格丽特·艾利格尔和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47]进行了辩护，并呼吁在处理文学问题时要有耐心。“很有趣，”赫鲁晓夫不停地说：“你所说的事情都很有趣，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他甚至同意接见艾利格尔与杜金采夫，但作家协会里的保守分子对此次会见进行了阻挠。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讨论了《战争与和平》以及肖洛霍夫[48]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赫鲁晓夫急于想显示他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赫鲁晓夫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马林科夫显得很有文化，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个“小人物”。赫鲁晓夫回忆起斯大林是如何清算他自己的亲戚的，但他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对一个诗人说这些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离开后，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保守势力就开始对赫鲁晓夫嘀咕开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感兴趣的是你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我国其他的作家吗？你没有听他们说他们是我们最杰出的诗人吗？”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的脸“并不像照片上看起来的那样肥胖与愚蠢，更像是一张老人的脸，虽然略显干枯，但内在的深邃理解、成熟的思想以及精明使其仍显得生机勃勃。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年纪大了，不过在文学问题上却幼稚得像个小孩”。赫鲁晓夫曾对他说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作品差点也无所谓；如果不属于我们，再好的作品也是有害的。”
虽然保守主义者仍然控制着作家协会以及大部分的文学杂志，但那年春天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重新任命为《新世界》的主编。适度与克制好像成为了赫鲁晓夫新的特点，但1958年10月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再次给他抹上了污点。伟大的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并没有越出政治的界限，他创作了大量与政治无关的诗歌和散文。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没有过多攻击苏联革命，只是从小说的非英雄主义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医生身上反映了其他的一些价值。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的小说会首先在苏联出版，于是他就将小说脚本交给了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出版商费尔特里尼里[49]。然而，当时仍由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担任主编的《新世界》拒绝出版他的小说，作为帕斯捷尔纳克形式上的抗议，费尔特里尼里就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译本。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罪行。
一场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激烈运动很快开始了。《文学报》的社论称他是“犹大”。《真理报》称他的小说是“低级反动的作品”。作家协会将他扫地出门，莫斯科作家召开的一次会议要求剥夺“叛徒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在一次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1.4万人的集会上将帕斯捷尔纳克说成是一头“在它吃饭、睡觉的地方从来不拉屎”的猪，并说这种“内部的移民”应该“成为真正的移民，到他的资本主义乐土去”。
在绝望沮丧之中，帕斯捷尔纳克起初两次要求他长期的女主人奥列加·伊文斯卡娅[50]帮助他自杀，不过他后来还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先前他已经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他恳求被允许留在他的祖国。不久之后，针对他的运动平息下来了。赫鲁晓夫后来承认，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令人不快的小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了“几页打印的从《日瓦戈医生》中摘抄下来的文字，以证明其反对苏联的观点”。谢尔盖说，就是根据这几页文字，他的父亲发起了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不过赫鲁晓夫也说过：“够了。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此打住。”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说，他对《日瓦戈医生》感到很矛盾，一度曾考虑同意其出版，后来对其未能出版感到很后悔。[51]但是根据谢米恰斯内的说法，命令他“整治”帕斯捷尔纳克的就是赫鲁晓夫，有关“猪屎”的说法也出自赫鲁晓夫之口，他说苏联政府不会挡住帕斯捷尔纳克的去路，如果他“真的很想呼吸自由的空气，那他可以抛弃他的祖国”。当赫鲁晓夫口述这最后一句话时，谢米恰斯内回忆说：“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说这话。’”据称，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你说吧，我们会鼓掌的。所有的人都会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52]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一平息，赫鲁晓夫就开始努力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平衡态势。他解除了《文学报》主编弗谢沃洛德·科契托夫[53]的职务，科契托夫撰写了第一篇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社论，并在1959年5月的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发了言。然而，他自身的无知与缺乏安全感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官员伊格尔·切尔诺茨安与温和派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54]m33_4为他起草发言稿，由他具有改革思想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进行审阅。但是走上讲台后，赫鲁晓夫就将讲稿丢到一旁，说他的“伙计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讲稿，但是经过一夜的考虑后，他决定不按讲稿发言，而是“即兴演讲”。切尔诺茨安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想象”，他的讲话变成了杂乱无章、信口开河的“瞎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上。
赫鲁晓夫从潘特雷·马赫尼亚（Pantelei Makhinia）——他在尤索夫卡时的诗人朋友——开始，朗诵他的诗句（“与黑暗的世界斗争，直到它的消亡”），在差不多50年前，他就与马赫尼亚探讨过这些内容。接着他谈到了释放一位小人物罪犯的事情，此人给他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切尔诺茨安报告说，释放几天后，此人就自杀了。）赫鲁晓夫赞扬作家就是战士，告诫他们要对那些挑战党的地位的“冲锋枪手”发起攻击。然后，他将具有非正统思想与越轨行为的知识分子比喻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55]——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成功“改造”过的罪犯。还没等听众仔细领会他这种差强人意的类比，赫鲁晓夫又放出一炮：“我被认为是玉米种植的领导者。我想给他们举这个玉米在正常状态与温室条件下不同生长情况的例子，来说明对于年轻作家的教育问题（会场内一阵骚动，接着是掌声）。”
赫鲁晓夫让当时就在会场的评论家萨拉·巴比奥尼谢娃（Sara Babyonysheva）想起了“乡下白痴”，那种出现于“乡村散文”作家瓦西里·舒克辛[56]短篇小说中的行为古怪的人，那种“知道了沧海之一粟就坚持向世人显露自己才识的人”。在会议休息期间，作家弗拉基米尔·特德利亚科夫[57]走到他的朋友切尔诺茨安跟前，低声嘀咕道：“听着，那家伙简直就是个傻瓜，他说的已经够多了。”切尔诺茨安回答道：“你错了，伏洛蒂亚。他是个有着过人天赋与精力的人，不过即兴讲话并非他的专长，他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赫鲁晓夫好像痛苦地意识到了他的讲话给听众所造成的影响，于是他表示了一丝歉意。“遗憾的是，我读的书太少……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读书的愿望。我读的东西也许和你们一样多，不过我读的是大使们的信件与外交部长的照会。”遗憾的是，一些书籍“会让你犯迷糊。你想读完一本书，只是因为读过此书的一些同志和他谈论起了他的看法，而你想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要读下去确实不容易，于是你的眼睛就合上了。”他请求听众原谅他讲话中“过于简单化”与“粗俗比较”的言辞。“如果我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原谅。我承认自己很激动，很担忧。一开始，我想按准备好的讲稿发言，但是你们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读，我喜欢说。”“当准备不按讲稿发言时，你就会睡不好觉。你在半夜也会醒过来，思考如何最好地陈述这个或是那个观点，你开始与自己争辩。对于演讲者而言，脱离讲稿发言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你们注意到了我在发言中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请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党的领导人恳求遭到他如此严厉痛斥的作家们的原谅，这种场面确实很具讽刺意味。（当然，在赫鲁晓夫离开讲台前，他长期的朋友、擅长谄媚的科尔奈丘克跳起来大声喊道，演说者“指明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苏联文学“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既然即兴演讲是如此的困难，那赫鲁晓夫为什么还要坚持己见，特别是面对如此可能会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识渊博的听众？很显然，他是希望以其朴素实际的讲话风格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席演讲对他具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那就是这种演讲方式太难了，不管他表现如何，即使给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也可以找到说服自己与别人的借口。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对立的阵营双方都利用了他的这种缺乏安全感。保守主义者将他对于现代主义作品难以忍受的敌意继续扩展开来，自由主义者则引述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中自我主义的一面。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60年初对他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他们所想做的就是“利用一种个人崇拜（对赫鲁晓夫的）来反对另一种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远方的远方》中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一节（“过去的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文学检查人员否决了他们的作品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列别捷夫建议他在1960年4月17日赫鲁晓夫生日时向他的主子呈送这一章。“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列别捷夫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他也是人，如果能收到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如果有奉承之嫌，请原谅）的礼物，他肯定会十分高兴的。”
的确如此，特别是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达了他的“尊重与欣赏”，衷心祝愿“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祝愿您将更多的生命时光投入到为您的人民和全世界所有劳动人民的福祉与快乐的事业中”时。列别捷夫同意了他的祝愿辞，并安排将那一章诗歌的内容呈送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经过紧张的法国之行后，赫鲁晓夫当时正在南方休假，当天深夜，列别捷夫就给特瓦尔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他好消息：“他读了你的诗后很高兴。他很喜欢，很喜欢；他实在是太喜欢了，他感谢你对他的评价。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不过，能与你一起共享你的快乐还是让我很高兴。”
得到赫鲁晓夫认同的那一章诗歌4月29日和5月1日就出现在《真理报》上。全诗在三个月后就付梓出版了，这在当时的苏联创下了作品出版的时间记录。但是，这种斗争仍未结束，不管是在两个文化阵营之间，还是在赫鲁晓夫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之间。
赫鲁晓夫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还体现在他与共产主义盟国和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到1958年10月，当时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到皮聪大进行了一次告别访问，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新的一轮争吵已经出现了。铁托拒绝参加1957年11月共产党国家党的领导人会议，贝尔格莱德在1958年3月修改的新党章中重申了他们的独立原则。赫鲁晓夫号召联合抵制南斯拉夫召开的审批新党章的党代会，要求苏联媒体对此进行长时间的谴责，并单方面推迟了对南斯拉夫的一项重要贷款协议。接着，赫鲁晓夫将贝尔格莱德的背叛与纳吉的“叛国罪”相提并论，并于1958年6月17日核准了纳吉的死刑命令，1956年11月后，纳吉就一直处于被监禁之中。
不过，当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在皮聪大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提及贝尔格莱德问题时显得心情要好得多，当时他们两人坐在俯瞰大海的游廊上，臃肿的赫鲁晓夫将身体埋在由软木制成的救生带上来回摇晃。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那座大熔炉，除了家庭午餐会以外的其他时间都与客人呆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好像未能得到有关南斯拉夫违规做法方面的系统信息，不是由那些反对铁托的下属，就是由那些揣摩他心思的人告诉他相关的情况。他三次提到了南斯拉夫虐待苏联公民的事件，米库诺维奇三次反驳了这些指控。终于赫鲁晓夫有所松动，他说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两国关系中日渐发展的‘坏的趋势’”。当米库诺维奇反驳苏联媒体中其他反对南斯拉夫的报道时，赫鲁晓夫叹息道：“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赫鲁晓夫的指令，但是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有很多事情我只是在事后才听说的。”
第二天早上，米库诺维奇将飞离皮聪大，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附近的别墅里（原来的贝利亚住处）。在那里他遇到了七八位苏联高级官员，他们等着晋见赫鲁晓夫，已经空等了一整天。他们中只有一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屈尊和米库诺维奇进行了交流，抱怨他“毁掉了他们的工作日”。他们与赫鲁晓夫的行为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米库诺维奇得出结论认为，很显然，赫鲁晓夫的官僚机构正在有组织地让他闭目塞听。不过，使苏南两国复杂关系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还是赫鲁晓夫自己对其亲南斯拉夫政策的疑惑。赫鲁晓夫正努力平息的斯大林主义并非只是存留于其周围人的脑子里，他的头脑里也同样残留着斯大林主义。
直到1957年秋天，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好像都是令人鼓舞的：在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支持了苏联在莫斯科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同意为北京提供一枚核武器样品，同时帮助中国研发导弹。[58]但是1958年夏天，形势发生了变化。[59]那时，毛泽东已经放弃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转而发起了“大跃进”。“大跃进”最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与此同时，这对苏联宣称的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就在毛泽东想增强中国的“自立”能力时，赫鲁晓夫提出一种新的军事依赖建议。苏联海军计划在太平洋布置新的潜艇，但是从苏联领土保持与潜艇的可靠通讯联系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造价十分昂贵，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莫斯科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长波电台，这不仅可以为苏联潜艇服务，而且还可以为莫斯科提议建立的中苏联合潜艇舰队提供通讯保障。“请求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时，我们满有把握地期望他们会与我们合作。”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在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60]于1958年7月22日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仅谴责了这两项提议，而且谴责了苏联的，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很显然，毛泽东认为长波电台是苏联在中国获得军事基地的一种手法，联合舰队是帮助中国建造自己的舰队的替代方法。如果莫斯科想“联合拥有与行动”，他讽刺地对尤金大使说，那么就会有联合拥有“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工业、农业、文化与教育”。苏联就可以拥有“中国全部超过一万公里的海岸线”，而北京只能保持“一支游击力量”。苏联的建议说明“一些俄罗斯人看不起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有的只是“父子或是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最新建议让毛泽东想起了“斯大林的立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但现在他采取的政策与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
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在7月21日第一次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大声嚷道：“回去吧，你不能把事情解释清楚。回去叫赫鲁晓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给莫斯科发去了密码电报。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尤金在电报中说：“晴天霹雳，毛泽东说的一切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当尤金第二天向毛泽东重复他的论点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严厉地说：“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不是很了解，叫赫鲁晓夫到这儿来吧。你告诉他我邀请他马上到这儿来。我想与他谈谈。”
赫鲁晓夫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火速赶到了北京。他认为中国误解了尤金，他自己来解释清楚就可以使误会烟消云散。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新一轮谦虚与奚落的目标。机场的迎接是冷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机场迎接，但据一位中国目击者称，当时“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相互热情的拥抱”。第一天的会谈在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平静地开始了。毛泽东宣布中苏合作可以保证万年常青，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可以在9999年时再相聚，商讨后面一万年的事情。”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谁也无法回避在联合潜艇舰队上的分歧对双方造成的影响。赫鲁晓夫详细解释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了莫斯科意图的纯洁性。毛泽东在会谈中一直在抽烟，尽管赫鲁晓夫对香烟很反感，并对客人组织无序的发言进行了嘲讽。“你谈了很多，但还是没有切中主题。”毛泽东说着，对赫鲁晓夫轻蔑地挥挥手。
在震惊与困窘之下，据说赫鲁晓夫咕哝道：“是的，不用担心，我会继续解释清楚的。”然而，当他坚持认为“联合舰队”是对抗美国第七舰队所必需时，毛泽东“两只大手猛击沙发，愤怒地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涨得通红，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用手不客气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我问联合舰队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此时，赫鲁晓夫目瞪口呆，脸色发白，眼睛里喷出愤怒的光。他使劲儿压住怒气，张开了双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说：“我们来只是为了共同协商。”毛泽东回击道：“‘共同协商’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有自己的主权吗？”
赫鲁晓夫努力保持平静，他耸耸肩，眨眨眼，请求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港口加油，同时提出中国舰船可以利用苏联北冰洋的港口。“我们没有兴趣。”毛泽东回答说，他看着赫鲁晓夫（一位中国目击者回忆说），好像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想在大人面前耍诡计的小孩一样”。当赫鲁晓夫的脸色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时，毛泽东好像很高兴。“我们不想使用你们的摩尔曼斯克，我们也不想让你们到我们的国家来。”然后，他好像对一个特别愚笨的学生似的继续教训说：“英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呆的时间够长的了，我们已经将他们赶了出去，赫鲁晓夫同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再利用我们的土地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
第二天的气氛要轻松一些。怎么能不轻松呢？毛泽东说乌云已经消散，不过此次他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使客人处于守势。赫鲁晓夫发现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穿着浴衣和拖鞋等着他。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到户外游泳池里游泳。赫鲁晓夫起初在浅水区来回划水，后来中国的工作人员扔给他一只救生圈。看到赫鲁晓夫笨拙的样子，毛泽东显然感到很开心，然后他一个猛子扎到深水区，再游来游去，运用不同的姿势游泳。然后，毛泽东漂浮在水面上，或是采用踩水的方式。为了跟上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翻译在游泳池边来回奔走。根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说法，“主席是故意想摆出皇帝的架式，使得赫鲁晓夫就像来朝圣的蛮夷之辈一样。在回北戴河的路上，毛泽东对我说，这种方法可以使赫鲁晓夫感觉‘如坐针毡’”。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当然，在游泳池里我不能与毛泽东相抗衡。……如果说到游泳，我随时准备向毛泽东甘拜下风。”但是他在1962年向一群艺术家与作家透露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是优秀的游泳选手，而我是个矿工。到了游泳池里，我只会来回扑腾，我对游泳很不擅长。而他则在游泳池里游来游去，展示他的游泳才华，不时发表他的政治观点。翻译在一旁传达着他的意思，我却不能按平常的方式回答他。这就是毛泽东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方法。我对此厌烦透了。于是爬了上来，坐在池边，两腿在池水里摆弄着。现在我在高处，而他却在下面游泳。……他一直在不停地向我谈他们的人民公社。”
苏联代表团回国了，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而，毛泽东却在没有事先告知莫斯科的情况下开始于8月23日炮轰金门与马祖外岛。炮轰事件引发了国际危机。美国人开始在台湾海峡大规模显示武力，其中包括能投放核武器的200架飞机。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那苏联很可能会被卷入。然而，莫斯科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北京外别无选择，这使美国人确信，不管毛泽东做什么，赫鲁晓夫都会支持他。
9月4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发动战争，以保护金门与马祖外岛。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急忙赶到了北京。根据葛罗米柯的说法，毛泽东吹嘘说，如果美国用核武器轰炸中国，那中国军队就会向内陆撤退，引诱美军深入中国腹地。一旦美军深入中国腹地，毛泽东说，那苏联就可以用“你们所有的一切武器”打击他们。葛罗米柯记得他被这一建议“惊得目瞪口呆”，并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毛泽东挑起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阻挠赫鲁晓夫寻求与华盛顿的关系缓和。根据李医生的说法，他想“让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明白，他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无法控制的，并想破坏赫鲁晓夫的和平努力”。或者就像毛泽东本人对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金门和马祖就是两支使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停跳舞的指挥棒，指挥他们跳来跳去。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演是多么的精彩吗？”
在台湾海峡危机平息后（早于9月6日，来自危机的努力就开始了，周恩来于当天呼吁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中苏关系稳定了数月。但是到了1959年夏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积聚当中。[61]就在1959年7月中国领导人召开一次关键性的会议重新评估“大跃进”的得失前，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了中国的新人民公社政策。不久，毛泽东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斗争，彭德怀与莫斯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被指控为与赫鲁晓夫勾结的卖国者。当中国和印度军队在两国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莫斯科采取了中立的立场。1959年8月20日，苏联通告北京，他们将不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原型样品。
9月底，在赫鲁晓夫刚刚从美国结束为期两周大张旗鼓的访问后不久，他就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国革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根据已经任命但还未上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62]的说法，他当时也是苏联庞大代表团中的一员，赫鲁晓夫显得很乐观。然而，他在庆祝活动开始后的第二天才赶到，这好像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在机场的迎接仪式甚至比1958年时还要糟糕：没有仪仗队，没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讲话，甚至连赫鲁晓夫坚持发表讲话所需的麦克风都没有，他在美国时对艾森豪威尔的赞美之辞肯定激怒了毛泽东。
接下来的会谈使赫鲁晓夫1958年的访问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热情一些。美国是中国的死敌，但是，根据中国翻译李跃人（音）的说法，赫鲁晓夫在谈到他的美国访问时“两眼放光，他的口气与表情好像他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次我到美国去了一趟，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子。他们真的很富裕，的确很富裕。’”赫鲁晓夫要求中国考虑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空降到中国北部的五名美国飞行员，当时他们正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毛泽东显然是被激怒了，拒绝考虑赫鲁晓夫的建议。
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侵犯”了尼赫鲁（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争议领土“只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冻土荒地而已。”他说），像小孩似的对待达赖喇嘛（“如果将他处死，他也许会感到更好一些”），[63]在炮轰外岛前没有与莫斯科协商（“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你们明天的政策会是什么”）。陈毅元帅的回答（“你是想站在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我们吗？”）激起了赫鲁晓夫的怒火。他脸涨得通红，对着陈毅喊道：“在军队里，你也许是个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我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你这样对我说话是不客气的。”
“你是总书记，没错，”陈毅回击道：“但是，如果你说得正确，我会听你的；如果你说得不对，我当然会反驳你。”
赫鲁晓夫抱怨他和他的代表团在人数上太少了：“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人，而你们却有九个，你们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根据毛泽东翻译的说法，他笑了起来，开始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一直在听你发言。你已经指责了我们很多事情。你说我们……没有与尼赫鲁搞好团结，我们不应该炮击金门，大跃进是错误的，我们吹嘘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现在对你有了一项指控：你应该为你的‘趋炎附势’承担责任。”
后来，当陈毅重复这一指控时，赫鲁晓夫发火了。“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趋炎附势者，”他对陈毅喊道：“那么你就不用与我握手了，我不会与你握手的。”
“你的怒气吓不倒我。”陈毅回答道。
“你身为元帅，就敢对我们吐唾沫吗？”赫鲁晓夫回击道：“你还没有足够多的唾沫。”
在正式会谈（如果中苏之间的这种激烈争吵也算得上是会谈的话）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赫鲁晓夫努力想恢复友好气氛，于是他在人民大会堂5000人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在他劝告中国不要尝试“美帝国主义者”的坚定意志后，毛泽东拒绝发表讲话，指派周恩来作出中国的回答。当与他的苏联同事们单独身处招待所的房间时，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房间装有窃听装置，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国东道主大加嘲讽，用俄罗斯的淫秽用语来取笑他们的名字。
此次访问本计划持续七天时间，但三天之后会谈就破裂了。“发生了什么事？”苏联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记得赫鲁晓夫感慨地说道：“我都想不起来了。”根据切尔沃年科的说法，他的助手不敢这么说，但他们大多将责任归咎于他。这些助手们没有向他提醒毛泽东的敏感，这是他们的责任，但德柳辛坚持认为，如果赫鲁晓夫能体现出更多的“耐心与理解”，激烈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毫不奇怪，毛泽东原来的助手也同意这种看法。赫鲁晓夫“精明，思维敏捷”，李跃人翻译说，但是“与毛泽东不属于同路人”。“毛泽东认为自己是斗牛士。”阎明复说，而“赫鲁晓夫则是公牛”。
当他启程回国时，这头公牛显得“十分的沮丧”，将苏联代表团的大部分人都甩在后面。赫鲁晓夫不是直接飞往莫斯科，而是到苏联的远东地区进行了两天的休息与消遣。当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64]港口登上一艘苏联驱逐舰时，这艘舰艇的政治军官对他所见到的情景感到十分震惊。赫鲁晓夫并不像“我们通常在电视上见到的那位领导人，体形上与心理状态上都不像。我们通常见到的是那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还带有一丝幽默感。当他登上我们的舰艇时，赫鲁晓夫显得神情沮丧、心不在焉、脸色阴沉”。在附近岛屿上的围猎也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在那里，温驯的小鹿很有礼貌地从树林里现出身来，等待着围猎者的射击。“这不是打猎，这是屠杀。”赫鲁晓夫咆哮道，很快他就取消了这项活动。如果他知道了舰上有很多军官因为他削减了海军预算，导致他们的肉类供应减少而对他心存怨恨时，那肯定也不会让他的心情畅快起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呆在他的舱室里，不见任何人。
在结束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后不久，这些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未来几年内的世界格局，他的身边很快又围上来一批谄媚的溜须拍马者，然而思想上的孤单还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这也是最高权力赋予赫鲁晓夫的。
[1] 这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28—29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 这是作者1998年3月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的采访，诺莫夫曾经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秘密文件。
[3] 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经看到了未经校对的1957年10月推翻朱可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他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这段话。
[4]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个秘密旅有2500名突击队员。
[5] 1957年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
[6] 三位元帅的讲话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的，此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于1957年10月31日召开。
[7] 朱可夫同事们的愤怒可以追溯到战时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常常是朱可夫）与他的前线将军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朱可夫想把自己树立为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8] 米高扬和扎赫罗夫元帅在10月28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报告了此事。赫鲁晓夫私下里也曾向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过此事。
[9] 这是1957年10月28—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未经修改的赫鲁晓夫发言原话。
[10] 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大量文件，他相信朱可夫“曾积极推动取消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
[11] 甚至就连修改后的全体会议记录也是直到1993年时才公布出来的，即在苏联解体以后。
[12] 朱可夫担任过中央委员会里苏联战俘复原委员会主席一职。
[13] 朱可夫“从来没有完成过军事学院的学业”，巴格拉米扬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后说：“我甚至认为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也没有不对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对待我们军事院校与军事学者的方式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野。”这是巴格拉米扬在1957年10月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
[14] 其他两位原来的同事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61年，而不是1957年，不过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直到1961年时才与赫鲁晓夫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的缘故。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说：“在党的二十二大前（1961年10月召开），赫鲁晓夫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二十二大后，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在1961年底前，“我们还可以与他一起讨论并决定问题”，然而在以表面上压倒性的支持率继续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二十二大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膨胀，他好像无所不知，认为他的意见不容他人质疑；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考虑此人是否想取代他的地位”。原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也记得赫鲁晓夫前后的不同变化：“以前他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但是在二十二大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5]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捷夫（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Лебедев，1915年5月31日——1966年1月12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4年任全苏电台中央广播部长。1944年起进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1953—1954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4—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4—1966年任《政治报》编辑。1966年去世。
[16]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萨蒂尤科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атюков，1911年6月29日——1976年11月17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6年任《真理报》执行书记兼副总编辑。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1964年任《真理报》总编。195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4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1971年任《党的生活》杂志编委执行书记。1970—1976年任苏联中央电视台科普教育节目总编。1976年去世。
[17] 列昂尼德·费奥多洛维奇·伊利切夫（Леон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Ильичёв，1906年3月15日——1990年8月18日），苏联哲学家。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4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执行书记。1944—1948年任《消息报》总编辑。1951—1952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52—1956年、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主任。1956—1961年、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5—198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顾问。1990年去世。
[18] 米哈伊尔·阿维尔基耶维奇·哈尔拉莫夫（Михаил Аверкиевич Харламов，1913年11月8日——1990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1—1935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无线电委员会编委会执行书记。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任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真理报》编辑兼人民民主部部长。1953—195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第一副司长。1958—196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62—1964年任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68年任政治文学出版社副主编。1968—1975年任外交部历史和外交局局长。1975—1980年任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1980—1984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副主席。1984—1986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19] 特别是两个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和部长委员会执行处，它们理论上是为赫鲁晓夫个人服务的，但同时也被视做党和政府职能机构。
[20] “这绝不是与一个列宁本人经常提及的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莫洛托夫回忆说：“我们必须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21] 莫洛托夫继续贬损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谈话是“幼稚的举动”。就像他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就好像我们在说：‘请赐给我们和平吧！’他们当然不会赐给我们这种和平”。
[22] 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3] 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援引了卡冈诺维奇的话。在2000年5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尔戈·米高扬描述了他父亲所了解的关于赫鲁晓夫奚落卡冈诺维奇的事。
[24] 斯大林下令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图书的做法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供的。
[25] 1954年2月5日在全联盟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的讲话。
[26] 1957年12月26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1958年1月22日在白俄罗斯农业突击队工人大会上的讲话。
[27]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科维奇（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цкевич，1909年12月14日——1998年11月7日），1938—1941年任哈尔科夫动物技术研究所所长。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4年任托木斯克兽医学院院长。1944—1946年任哈尔科夫兽医研究所所长。1946—1947年任乌克兰畜牧业部第一副部长。1947年1—2月任乌克兰畜牧业部部长。1947—1949年任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1947—1955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乌克兰农业部长。1949—1952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50—195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斯塔夫罗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53年任农业和采购部第一副部长。1953—1955年任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55—1960年、1965—1973年任农业部长。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6—1961年、196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5年任采林尼区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0年退休。
[28] 赫鲁晓夫1957年12月26日以及1958年3月27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9] 在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这项改革计划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共8000个农机站中只有385个仍然保留着。到1959年底时，剩下的只有34个了。
[30]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利奥诺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арионов，1907年8月19日——1960年9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0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三书记。1940—1942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二书记。1941—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1948—1960年任苏共梁赞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9年使用欺诈手段，三度“超额完成”了地区肉类和牛奶生产计划，制造了“梁赞奇迹”，事情败露后，于1960年因“心力衰竭”去世，党内多人认为是开枪自杀的。
[31] 这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9年12月29日的《真理报》上。
[32]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42年转入地下，1942—1943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逝世。
[33] 歪曲正式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计划完成情况的压力。
[34] 詹姆斯·巴雷特·雷斯顿（James Barrett 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1940年期间在《纽约时报》伦敦分社工作。1942—1945年期间领导战争信息办公室。1945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1968—1969年任《泰晤士报》执行主编。1969—1974年任《泰晤士报》副总裁。1989年退休。
[35] 如想详细了解赫鲁晓夫对苏联武装部队的削减及其原因的相关情况，可参照Evangelista的《为何保持这样一支军队》。
[36]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甫琴科（Аркад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евченко，1930年10月11日——1998年2月28日），苏联外交官。195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70—1973年担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1973—1978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正式叛逃到美国，成为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国家的最高级别官员，并因此被缺席判处死刑。1998年死于华盛顿。
[37]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巴尔明（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Бармин，1909年3月17日——1993年7月17日），苏联导弹技术科学家。
[38] 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尔（Михаил Кузьмич Янгель，1911年10月7日——1971年10月25日），苏联火箭和航天综合体科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4年任莫斯科省加里宁格勒市苏维埃委员。1966—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逝世。
[39] 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ович Соколовский，1897年7月21日——1968年5月10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1—5月任伏尔加军区副参谋长。1935—1938年任乌拉尔军区参谋长。1938—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41年2—6月任红军第二副总参谋长。1941年6—7月、1942年1—3月任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41—1942年、1942—1943年任西部阵线参谋长。1943—1944年任西部阵线司令。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5年4—6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驻德国占领军第一副总司令。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6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53年任战争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6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0—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去世。
[40] 在1959年克里姆林宫椭圆形大厅的一次关于防务问题的会议上，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目睹了赫鲁晓夫不断滋长的傲慢情绪。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泄怒气的目标是主管武器生产的副总理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和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与安德烈·图波列夫。于是在1955年时看到过赫鲁晓夫在类似会议上的表现，萨哈罗夫觉出了一些变化。此次，他的言行“更加武断”。他现在“对处于中心地位显然感到悠然自得，他要求大家对发言者的讲话提出问题，或是打断别人的发言，以清楚地表明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萨哈罗夫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勤勉的人，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尽管他同时也很傲慢，喜欢受到别人的奉承（对此，事后很容易看出来），没有教养（我也是到后来才感受到这一点的）”。
[41] 布拉特·沙尔沃维奇·奥库德日瓦（Була́т Ша́лв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924年5月9日——1997年6月12日），苏联吟游诗人、编剧、散文家、作曲家。
[42] 格里戈里·瑙莫维奇·丘克拉伊（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Чухра́й，1921年5月23日——2001年10月28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
[43]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卡拉托佐夫（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алато́зов，1903年12月28日——1973年3月26日），苏联电影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5—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电影委员会电影长片制作总局局长。1946—1948年任电影摄制部副部长兼电影部电影长片制作总局局长。1957年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73年逝世。
[44] 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利德扎诺夫（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лиджанов，1924年3月19日——2002年2月17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4年任国家电影摄影艺术摄影系主任。1965—1986年任苏联电影委员会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去世。
[45] 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46] 亚历山大·特里沃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8日——1971年12月18日），1925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参加了对农业集体化、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报导。1950—1954年、1958—1970年期间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作品。1971年在莫斯科逝世。
[47] 杜金采夫，苏联作家，出生于1918年。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揭露了苏联的一些阴暗面，次年受到批判。
[48]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书记，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苏联作家。代表作有《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9] 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尼里（Giangiacomo Feltrinelli，1926年6月19日——1972年3月14日），意大利出版商。1944年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5年加入意共。1958年因出版《日瓦戈医生》被开除出党。60年代周游世界，曾访问古巴和越南。1967年赴玻利维亚，试图营救格瓦拉，但未果。1970年回国后创立了游击队行动小组（Gruppi d'Azione Partigiana），武装抵抗政府与黑手党。1972年遇难，官方说法是“被自己的炸药炸死的”，但也不排除是被安全部门安插的特务杀害的。
[50] 奥尔加·弗谢沃洛多夫娜·伊文斯卡娅（Ольга Всеволодовна Ивинская，1912年6月16日——1995年9月8日），苏联作家、翻译家。1946—1960年期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女友。1949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0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64年获释。1989年平反。
[51] 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在退休期间谈到这本小说时，说他“发现其枯燥无味。文字太过复杂，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差异太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很多事情显得不是太重要，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样子。不过他同时对该小说未能出版而感到后悔，他承认感到有些痛苦，‘其实什么坏事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52] 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是不会“狡诈到在别人的发言稿中插进自己的意思的”。
[53] 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科契托夫（Всеволод Анисимович Кочетов，1912年2月4日——1973年11月4日），苏联记者、小说家。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支部书记。1954—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委员。1955—1959年任《文学报》总编辑。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1—1973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73年自杀身亡。
[54]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主要作品有《真正的人》、《斯大林时代的人》、《旅游中国三万里》等。——译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евой，1908年3月4日——1981年7月12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26年起开始担任新闻记者。卫国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45—1946年期间代表《真理报》参加纽伦堡审判。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1年任欧洲文化学会副主席。1961—1981年任《青年》杂志主编。1967—198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69—1981年任苏联和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1981年逝世。
[55] 捷尔任斯基（1877—1924），苏联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前主席。191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译者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56] 瓦西里·马卡洛维奇·舒克辛（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1929年7月25日——1974年10月2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演员。
[57]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特德利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ндряко́в，1923年12月5日——1984年8月3日），苏联作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8年加入苏共。1967—198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84年逝世。
[58]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的素材，他父亲将R—12导弹的蓝图交给了中国，并交给他们P—15导弹与岸防“彗星”巡航导弹的原型，这两型导弹都在由苏联援建的工厂里生产。
[59] 阎明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的翻译之一，在1997年10月北京举行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证实了这一形势发展的转折点。
[60] 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尤金（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Юдин，1899年8月26日——1968年4月10日），苏联哲学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1年在红军工作。1930年发起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9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6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61] 毛泽东也许是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而有所醒悟，或是遭到了他的执政伙伴与中苏军事合作的长期倡导者彭德怀元帅的反对。赫鲁晓夫希望重新与北京建立起一度曾是其集团领导地位基石的良好关系。1959年初，中国请求苏联在经济计划领域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援助。2月，两国都宣布莫斯科将在未来7年里向中国提供价值50亿卢布的商品与服务，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同年春天，苏联仍与中国共享着他们的核机密。
[62] 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ервоненко，1915年9月16日——2003年7月11日），苏联外交官。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1—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部部长。1954—1956年、1957—1959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9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5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3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73—1974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73—1982年任驻法国大使。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对外工作和出国工作部部长。1989—1991年任外交部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1993年退休。
[63] 在中国军队于1959年3月粉碎拉萨暴动的一周后，达赖喇嘛越过中印边境，逃到印度去了。
[64]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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