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保〕季·布拉戈耶夫《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1891）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社会主义一词及其含义。——举例。——现代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优越性。——劳动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产品分配。
您听，人们在谈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说它在我国似乎没有基础，或是说它在我国没有容身之地。不仅如此，这些人甚至不去研究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原因，就把两件不同的事情——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混为一谈。难道这是同一件事吗？最后，这些人又不写出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这是极其不好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来试着看看社会主义在我国究竞有没有基础。但是照我的看法，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先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为了让别人能够判断我们究竟有几分是处，更有必要这样做。
那末我们就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谈起吧。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打算把它回答得尽可能明确。社会主义一词起源于动词社会化。而这个词在保加利亚文里的意思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公有。我们通过一些例子就最容易了解这一点。
世界各国在二百年之前，而在我国甚至是在三、四十年之前，譬如说，要把一封信从这个城市寄到那个城市或者从这个国家寄到那个国家，就只得通过一些私人——基拉日亚（киpаджия）[1]，每个托他带信的人都要分别付钱给他。这个工作是每一个居民的私事。当然，当时信件之类的转递是极其缓慢的，耗日费时，费用很大，周折很多。那时还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称之为邮政局的机构。但是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私人，他们专门承包寄给一定地点的邮件，而寄给其余的居民点的邮件则由另一些人承包。
这样，譬如说，某些城市的居民要寄递信件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就得付钱给某一个人，而其他城市的居民为此也得付钱给另一个这样的人。人们终于发现这样来传递邮件既不方便又不合理。他们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把寄信件的钱付给一个人。不过付给谁呢？谁来为大家服务，并且这个人要可以证明不致于舞弊，能使信、书以及其他邮件的寄递进行得迅速、如期呢？谁能够真正给全体人民以这个保障呢？当然，社会本身，即全体人民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现在到处所实行的那样。这样，信件的传递，即邮政，就成为社会的事业。全社会、全体人民付钱给共同的邮局，而邮局则必须一视同仁地传递他们的信件。现在在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劳动和时间都比较少，它的价钱大为低廉，而且风险也较少。这难道不好、不合理和不方便么？当然不是。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假如有人向我们宣传说，邮政应当取消，每个人都要自己来关心信件和书籍的传递，这样的人我们会叫他疯子。但是这个事业并没有完全社会化，也就是说，并不是像应有的那样使全社会都能从这种机构中得到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人都在同样地出钱来维持邮局，却并不是人人都在同样地利用它。有些城镇、村庄，邮政不去或者到得非常慢。最后，由于大部分居民的贫困和没有文化，邮政往往只给富人利用，因而邮政就比较地更贵了。而这一切事情本可以组织得使人人都能利用上邮政，而且花钱不多，耗费时间和劳动也很少的。
再举一个例子。五十至一百年前，而在我国是十五到二十年前，每个病人都必需自己找医生治病。谁都知道，无论过去和现在，医生都是想利用自己的职业来发财致富的，因此他们的诊费总是多多益善，而大多数人民却是穷人，他们没法去就医，只得死去并把疾病蔓延到全社会。即使是有能力请医生上门的人，也不能从这种治疗中得到什么有益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要不然就是饮食和照料欠佳。于是疾病重新蔓延。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大家共同出资，在公共医院组织治疗，病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良好的饮食、合适的住处以及必要的看护，这样更合理些。而这是什么意思呢？用于国民保健的资金难道不是社会的么？这样好不好呢？该不该否认公共医院的好处呢？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并不是所有资助了公共医疗的人都有享受它的机会。首先，由于公共医院并不是处处都有，而只设在城市，离开小城市和农村远得很。其次，由于很大一部分居民都是穷人和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们就不能享受医院的治疗。同时，现在还有许多病不只对你我有威胁，而且威胁着全社会、全体人民。这些病的起因何在呢？起因于力不胜任的劳动、不好的饮食、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人们现在还在过着的今天不知明天事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要花费大量金钱、时间和劳动而仍然不能使人民保持健康的原因。难道不可能消除疾病的原因，使得公共医疗人人都可享受，并且使照料人民健康的工作便宜一百倍么？当然是可能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于国民保健的资金成为真正是公共的、社会化的。
还可举一个例子。过去是根本没有学校的，谁要想教自己的孩子念书，就得亲自来教或者为孩子找寻教师。后来，富人们开始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孩子办学校。显然，富人有时间学习，因为他们不参加劳动。随着教育的普及，他们想开设程度较高的学校。但是创办这些学校需要大量费用，这样的费用只有全体人民才出得起。事情也就果真是这样办了。尤其是在现在，高等学校即本科、中学和其他教学单位的开支都是一股脑由全体人民负担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连学校都归根到底成为公共事业了。但是这些公共学校的开支既然由大家来担负，却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它们：那些比谁都负担得多的人，最少享受甚至根本不享受它们，因为一大部分人民工作繁重，并且都是穷人。同时，人们又规定只有在一定年龄（例如二十一岁）以下的人才可以上学。
为了说清楚“社会主义”一词所由以起源的“社会化”（即使某物成为公有的）这个动词的意义，还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像电报、铁路、公路和桥梁的出现以及城市街道照明等等。但是最好的例子还是下面这一个：
过去（在某些发展落后的民族中至今仍然如此），每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同时就是劳动工具的占有者，他用这些工具来生产生活必需品。每一个家庭都亲自生产维持家庭成员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我们且以欧洲和美洲为例，那里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很大一部分人民已经变为或者正在变为无家可归的工人。例如，巴黎人类学教授列都尔诺说：“英吉利的一半属于一百五十个人，苏格兰的一半属于十个或者十二个人。十七个业主掌握着一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价值二十五亿；在英吉利的三千一百万公顷土地中，二千二百三十八人掌握着一千六百万公顷。在法国，最近的调查表明，情况亦复如此，那里尽管有大量的土地，大所有权仍然扩展到全部纳税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2]这种情况几乎处处存在，出入很小，而这些微小出入也在逐年消失中。一切现存财富的生产都是在工厂中使用机器进行的，这些工厂的规模有如我们通常的城市。在这些工厂中，几千部喷火的机器和好几十万雇佣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工厂和机器就同土地一样，都属于由不足一百个人组合而成的为数不多的公司，而全体人民却变成为了取得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而一天劳动十到十四小时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十分精巧，每个工作人员只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例如，生产缝衣针的工厂中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些工人做铁丝，还有一些工人把它切断，第三部分工人抛光，第四部分工人车针尖，第五部分工人做针眼，诸如此类。用这种方法，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在工厂里做出几百万枚针。因此，在工厂中同在农业中一样，人民的劳动是集合起来的，在工人中间有精确的分工，并且组织得能使每个工人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这时，工厂中和土地上的产品都不是为了满足制作者或是工厂主的需要而生产的，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各个民族的人民，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买得起这些产品的主顾。从这里难道还不能看出，人民的劳动和财富的生产、产品的生产已经带有公共的、社会的性质了吗？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问题，便会发现生产是掌握在几百个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即为了致富获利而管理生产的私人手里。这一现代社会制度中最大的矛盾和当前社会的最令人愤怒的不公正就在于：千百万工人生产着大量财富却一贫如洗，而这些财富却给几百个人所霸占去。最后，现在的商品生产进行时并没有任何预先拟定好的计划。工厂主和地主生产物品的时候，不知道它的需要量有多大和哪里需要这些物品。因此现在的市场上老是充斥着非常多的商品，终于使这些商品成为冷背货，卖不出去。而这种市场上商品过多的现象又使得进一步的生产停止进行，工人大军待业，贫困与极大量的财富同时并增，而使得国民经济即工业、农业、技术等等的继续发展成为不可能。这里就很明显，必须实行完全的社会化，把工厂、机器、土地、矿山、交通工具，即全部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即社会所有，并按照全体人民即生产者本身的需要根据统一的、准确地制订出来的计划组织社会生产。
总之，把全体人民的生活、健康、精神和道德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数据社会化，即变为公共财产，就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的一般属性。把现在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变为公共的生产，把一切生产工具——机器、未耕地和已耕地、矿山、交通工具都变成由专门的工业机构管理的公有财产，把现在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社会财富转化为由社会来分配这些财富，也就是说，使所有的人（同时也是指每一个人）都可能享受分配，——当前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目的就在于此。那些遵循这一学说并且努力传布这一学说、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就叫作社会主义者。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最主要目的是把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从私有转变为公有。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意图。事实上也只能这样，因为一切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是怎样组织的。如果生产组织改变了，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自然会改变——所有其他设施都将自然失去作用而为新的、符合这一新组织的要求的设施所取代。舍弗莱说：“因此，现代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力求根本改革现在存在着的经济秩序，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3]
实际上，一旦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这些生产资料就会立即变为能使人民强盛和自由的公有的和其他形式的手段。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弗·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
所有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很晚才为人民和每一个人所觉察到的。究竟什么是对于人民和每一个人说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呢？难道不是指使每个人和他的家族能够吃得饱，在饮食、衣着、居住、健康各方面有保障吗？这是人民的生活以及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首要条件。其他一切都以此为转移。社会的真正目的即在于此。正因为这原因人们才在一起共同生活。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期起，直至现在，各族人民及其家族从来也没有在最必需品上得到过保障。在国民经济中就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片无人领导和杂乱无章的现象。一切都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意胡为，而其中起指导作用的又是私人利益的斗争。人类历史是各个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个别利益和在生活资料上取得保障而进行内战和国际战争的历史。人们在一百年前才开始承认这一点。例如，上世纪末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道：“造成各族人民间由于地界而存在的普遍的敌对关系的，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这就是商业利益；由于商业关系产生了普遍的隐蔽斗争。在促使每个人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私人利益上，还得加上迫使别人失败的利益；人们时常是幸灾乐弱的，尽管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只是干了一件坏事……这些商业利益的斗争时常是在别的借口下开始的战争的真实原因……最后，从商业利益中产生出一些简直难以想像的野蛮的政治概念，而由于这些概念产生出战争，这些战争的原由已经无可隐讳，而为人人所共见了。”[5]早在约五十年以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曾经更明白地讲到这一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6]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7]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8]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各个阶级的这些内战和国际战争，各族人民很容易服从严格的国民组织，军队就是这种组织，每个人到达二十一岁以后就必须在军队中服役二年或者三年，而国民经济——一切工作的基础——却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严格的和必需的秩序。人民幸福所系的那些工作——人民的劳动和人民的生产——仍然没有任何严格的有计划的组织。
实际上，是谁占有着各种借以生产社会财富的手段（土地和生产工具）呢？几千个私人占有着这些东西。无论哪里，物品生产本身都是由几千个私人或者几百家资本家的公司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管理着，没有任何社会的、人民的或者某种受人民委托的机构的监督。这样能行吗？能把最主要的东西——整个民族的国民经济——仅仅让一些私人来掌握，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私利来管理国民经济吗？不管这多么荒诞不经，然而却是事实。我们看到，人们进行物品生产时并不考虑一定数量的人们的需要，也不管这些需要究竟有多大，就是说没有任何计划。我们已经说过，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在市场上商品越来越过剩，这些商品都不可能找到销路，因而生产陷于停顿。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使千百万工人的劳动归于无用，生产资料白白耗费，于人民毫无好处。天下的蠢事莫过于此，然而这种蠢事却比比皆是。劳动产品出厂以后转售给买得起它们的人的工作，即商业工作，也是进行得十分不合理的。实际上，物品即商品从工厂到达买得起的人即消费者、买主的手里，必须经过几千双手，经过几千个商人、中间人、经纪人、萨姆萨尔[9]和各种转卖商之手。结果怎么样？我们且不说物品的价格抬高了，就说有多少时问白白耗费掉，多少人民的劳动归于无用呢。然而，在那些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民族的人民那里，所有这些还要进行得不合理。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在这些民族的城市和农村中走一遭，就会相信这一点。首先我们看看农村中的情况。第一，我们将看到土地都分散在大量农民中间。他们怎样耕作土地的呢？使用原始的犁和原始的方法，一天工作十六到二十小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科学、艺术和技术有可能使人们少费几千倍的劳动多生产出几千倍财富的时候，却有多少人力白白耗费掉，很大一部分人民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为什么人们不去利用这些可能性呢？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例如，在我国，有一些区的管理员和巡回农业教师[10]常常抱怨人民无知，因为他们不想买机器。[11]这是不是事实？的确，农民不想买机器。然而他们为什么不想买？当然首先是由于机器要值许多钱。其次，我们且假定农民买得起机器。那么请问，他们能不能使用这些机器？要知道，如果用机器操作，就得把土地集中在那些有机器的人的手里。要不然最好的机器也是一无用处的。假如农民的土地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农民能不能使用机器和运用一切农业中的技术革新呢（纵然他甚至拥有几百公顷地）？显然不能。别的民族的人民使用着机器，然而我们在那里看到，土地都集中在几个大地主手中，而农民变为单纯的雇佣工人。如果把农业国民经济转移到几个大地主手里，让他们随心所欲地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管理农业国民经济，而农民们都变为无家可归的工人，那又是否合理呢？无疑是不合理的。但是更比这更不合理一千倍的是：整天在田里弯腰劳动而毕生没有想到自己还是一个人，永远过着贫困的生活，懵懵懂懂地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人民还在这样的阶段上，那不用说，就意味着他们必定要永远贫困下去和永远不能独立。为了使这种情况万世永存，别克尔说得很好，就需要宣布在一切方面都抱着安分守己、平稳度日的思想。那样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变土地为公有，而把农业管理变为社会的事业。艾米尔·德·拉维列[12]说：“为了使贫困不致发展到像财富所发展到的那种程度，乔治先生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斯图亚特·穆勒在晚年曾建议，将由集体的（普遍的）、社会的、公共的进步而不是由业主的个人努力所得的地租（收益）的增加部分，归国家所有。”[13]
现在我们来看看落后民族的城市里的情况。无论你走到哪里，有一件事总使你为之吃惊：这些民族的人民根本不珍惜时间，不珍惜劳动。实际上，你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走过时能看见些什么呢？几千个小店主出卖着同样的商品，几千个手工业者不得不从早到晚都盘着腿、拿着针弯腰曲背地干着同一件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满意吗？健康吗？有钱吗？有文化吗？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每个人一觉醒来就得担心——他今天能卖掉些什么？明天和后天会不会有粮食吃？他怀着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怀着想使所有其他的商人垮台而只留他一个人这样的不可告人的愿望，来开设小店，他的头脑里还充满着许许多多其他非基督教的和不人道的愿望。我们且不说这个。然而人民白白地耗费了多少劳动、多少时间，而所有这些事情本来可以有另一种作法，这些事情本来可以组织得让每个人都过有保障的生活的。
实际上，假如每一城市都设置一个公共商店来代替几千个小店，时间和劳动是不是会少花费一千倍呢？在这种公共商店里人们可以根据国民经济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陈列样品进行定货。这种商店同区的公共商品仓库相结合，而公共商品仓库又同各个公民的家庭有直接联系，这样这些家庭所预定的商品就会送上门来。你说，这是不是幻想，这样是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不是。现在在欧美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你到巴黎、伦敦、纽约和世界上其他城市去走一遭，就会见到大商店里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的，不过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这些方便，并且在这上面还是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劳动。其次，如果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几千个手工业者，不再每一个都每天盘腿坐着、拿着针慢慢磨蹭十五到十八小时，而是都集中在一两个保加利亚的工厂里，用机器操作，那又会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我国全体人民的衣着问题呢！如果整个国民经济被划分为若干个部门（部门的多少根据充分为人民服务的需要而定），而每一部门都将使用机器、工艺、技术——那时只要花费一些微不足道的劳动就可以使人人吃饱、穿暖、身体健康！
总之，如果国民经济变为根据预定的计划组织起来并由人民所委任的机构来管理的公共事业，其对每个人的利益是难以计量的。实际上，如果生产资料成为公共所有而国民经济有了严格地规定的秩序，如果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财富由主顾在公共商店里直接购得，从中得到的最主要的好处将是：一切现存的拥有大批非生产的官吏的机构都会成为不必要，而国民经济却得到了一批新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到现在为止还都是由国民经济白白供养着，对国民经济本身一无好处。其次，现在每个人都把别人的不幸视为自己的幸福，这种秩序之下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嫉妒心理，到将来这些现象都会消失，而代之以高尚的竞赛——每个人都应当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社会允诺给每个人以安宁的生活。另一方面，随着至今仍为很多犯罪行为之根源的贫困的消灭，警察和监狱都将没有必要。最后，随着现在的商业以及一切商业设施——各种高利贷行为，金钱，交换，出卖和建立在私人利益斗争的基础上的其他设施——之消灭，在公民之间的年深月久的争执的根源也将会消失，现在的法庭及其混乱不堪的诉讼程序以及为数众多的律师都将消失。简而言之，一切使人冷酷无情、使人不再像人而更像野兽的东西都将消除。
社会主义者要求实现这种社会制度，他们并且正在循着这一方向进行工作。
关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各项重要原则，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因为这说来话长，很费时间。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则的人，可以读一本社会主义方面的最主要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如舍弗莱所称呼的，这是工人的《新福音书》）[14]，可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舍弗莱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美国人贝拉米[15]的《未来世纪》（《一百年后》）[16]。在本书中我们将限于叙述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最主要原理的问题。什么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原理呢？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就是说，无论是谁，在受过了教育之后，都必须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若干年国家生产，经过这种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生产工作之后，还得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能力为社会工作到一定的年龄。每个人享受社会生产的财富的权利将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劳动的社会效益。Quinon laboret, nec manducet——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道德准则将成为社会主义秩序的主要基础。这条准则只有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得到完全正当的运用，并且将成为激发人们从事劳动的最主要的力量。现在的劳动对一些人说来无异受惩罚，而对另一些人说来则对它感到厌恶，其原因在于劳动是过度的，十分沉重，而劳动产品又不归那些劳动得最多的人享用。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和国民经济管理的不合理，人类不能完全把能力、机器和全部技术知识用于生产财富。因而社会必要时间就比社会主义社会里可能有的时间来得长。在社会主义社会，使用体力的粗笨的手工劳动将全部被机器代替，劳动将成为一种使人只会觉得愉快的义务，而由于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得到保障，这种义务感还将增强；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缩短到极小的程度。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社会、人民生产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时所必要的时间。这当然决定于在生产必需品时所运用的技艺和工作紧张程度的平均水平。没有疑问，随着机器和技术知识的应用，人民的平均技能水平会日益增长，而紧张程度则减少……例如，照目前我国人民的技艺和紧张程度，要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每个人平均每天至少得工作十四小时。使用了机器，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减少一半。照现在的条件用机器来生产物品，据计算，其他民族人民的社会必要时间不会多于六小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按照人民的不同需要把国家的生产分配给各个部门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将规定每人都要亲自参加人民的生产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劳动时间无疑将比我们现在所假设的要少，可能要少一半左右。劳动时间减少到这样的程度，劳动当然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胜任愉快的义务了。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作人员的劳动的社会效益就将成为在各人之间分配社会财富的依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劳动的效益才有意义，而每个工作人员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则没有意义。人们的才干和能力各有不同，可能会永远有这样的情形，然而这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并不违背正义感。对社会来说，有意义的是一件事，就是人人都在工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个较有能力的人工作劲头比较小，而另一个能力较差的人却工作劲头比较大，那么，社会和人民当然总是对后一个人表示更多的敬意。然而在实际上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给能力较差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的酬劳，同给较有能力而干劲较差但是生产的数量却与前者相等的人的酬劳比较起来，来得少一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实现的是这一条伟大的道德准则：“给谁的报酬多，问他要的东西也多。”[17]
然而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是依这些财富的生产方式为转移的。而由于一切都依生产方式为转移，所以随着现在私有生产之改造成为公有生产，人们的道德概念也会得到改造。
马克思说，分配方式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机体，并且取决于生产者的历史发展。自然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因为人类良知的一切感觉、一切行动无非就是物质世界即现实界的变化的反映。朗格说：“没有疑问，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定不承认感觉是离开物质的东西而存在的。同样，他认为良知的表现也无非是通常的物质变化的反映。”[18]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人的意识也会在短期内得到改造。
现在自然不会有一个人说社会主义制度会在明天或者后天就实现。然而有一点终究是绝无疑义的，这就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就越是能够意识到：历史发展正在把我们导向社会主义。只要留意一下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再留意一下现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情况，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变革为期不远了。恩格斯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9]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情况。
唤起这种认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人类未来的自觉的历史发展的途径的学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注释：
[1] 基拉日亚是用大车或马匹承运货物的人。——俄文版编者注
[2] 列都尔诺：《道德的进化》，1888年巴黎版，第388页。
[3] 阿·舍弗莱：《社会主义的本质》，1891年日内瓦版，第2页。（舍弗莱Schaffle，1851-1903，奥地利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1871年曾任奥地利的商业部长。——译者注）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5] 费希特：《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欧洲作家和思想家丛书，1883年彼得堡版，第110-111页。
[6]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录入者注
[7]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录入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录入者注
[9] 萨姆萨尔（самсар）——中间人，经纪人。
[10] 巡回农业教师学院是在1889年成立的。起初在全国只指定了五个人做这工作，其中一人受过高等农业教育，四人在保加利亚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受过中等农业教育。1892年教师人数增至十八人，1897年增至三十二人，1907年增至四十四人，1912年增至六十五人。这个学院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教师必须在农民中间替农业机器做广告，并且教他们使用机器，农业机器进口商集团很注意这个工作。
[11] 参见1890年区管理员向区管委会的报告。
[12] Emile de Laveleye，1822-1892，比利时经济学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13] 艾米尔·德·拉维列：《现代社会主义》，1888年巴黎版，第303页。。
[14] 能读法文的人，最好是读法译本《资本论》，因为这个译本是马克思审查和增订过的。
[15]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这里提到的《未来世纪》，即《回顾：公元2000-1887年》，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16] 懂英文的人，可读美国人劳伦斯·格吕恩兰特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本书：《合作国家概要》，英文版，1886年版。
[17] 参见贝拉米著：《未来世纪》，1890年彼得堡版。
[18] 朗格：《唯物主义史》，1897年巴黎版，第30页。（参见中华书局版《朗格唯物论史》中译本上卷第29页。——译者注）
[1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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