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沃里奥·胡斯托
这篇文章翻译自利沃里奥·胡斯托于1967年的第一次出版的一部作品——《玻利维亚：受挫的革命》的第14章（179——190页）和第18章的开头（235——236页），并于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版。作者利沃里奥·胡斯托（“硬木头”）是阿根廷总统奥古斯丁·胡斯托的儿子。小胡斯托在阿根廷和整个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对于广大读者并不陌生，奥斯瓦尔多·科吉奥拉主编的杂志对他在整个阿根廷托洛茨基运动的发展中的事迹进行了介绍，约翰·苏利万关于他两篇作品的评论发表在杂志1989年夏天的第2卷，第2期（第2——32页）。他于195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的《列夫·托洛茨基与华尔街》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敌人对他推崇备至。多年以前，我们曾想把这部著作翻译成英语，但考虑到这部书实在胡编乱造，便搁浅了这个计划。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他还写了一本《自传笔记》（195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第2版）。
虽然胡斯托的很多东西并不可信，但我们摘录的这篇文章却还是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作为拉丁美洲革命组成部分的玻利维亚1952年的危机。他对于革命工人党在事变中行动持批判的观点，萨姆·拉扬发表于1971年春天第三期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内部刊物《国际通讯》第9到24页上的《玻利维亚1953，被背叛的革命》对此也持相同观点，公社出版社出版的倾向维尔—拉扬的派别在50到53年间发表的《玻利维亚，被‘第四国际’背叛的革命》至今还可找得到，同胡安·罗布斯（雷伊）发表在1949年1月3日至1954年11月22日间那一系列著名的评论一样，都对革工党的策略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其它一些独立的短篇评论还可以参加1987年冬天第18期《斯巴达克》第29到38页上的《玻利维亚的革命与反革命》、《国际社会主义》1983年冬天第18期66到86页上发表的约翰·纽辛格的《玻利维亚革命》、纽约1990年出版的瓦尔特的·道姆的《斯大林主义的诞生与灭亡》上第327到377页之间的内容、伦敦1983年出版的由“工人力量”和“爱尔兰工人团”草拟的《第四国际的苦难与今日托洛茨基主义者任务》上第37到39页的叙述、西海岸出版社1988年发行的克里斯多弗·霍布森和罗纳德·泰伯所写的《托洛茨基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第455到463页的内容。
我们对翻译此文的约翰·苏利万同志表示感谢，希望译文能满足熟悉西班牙文的读者的口味。
1952年的时候，玻利维亚无产阶级已经通过武装起义掌握了权力，但他们的成果并没有被保留下来，而是让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民革运”）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同时成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当时出现了双重政权。如果在当时有一个革命的党派能站出来予以指引，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人就将真正地当家作主。然而事与愿违，双重政权很快消失在烟雨中，“民革运”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反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关于玻利维亚革命的意义，我们用多少评价都不过分。在整个美洲的历史上，这场革命都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它对新大陆的影响如此巨大甚至超过了独立战争。”
说这段话的人是见证了1952年4月9日起义的“民革运”领袖卡洛斯·蒙特内格罗，尽管他缺乏理解这场革命意义和对他进行诠释的社会和经济知识，但他对于这场革命的评价也不无道理。[1]
这场伟大革命的意义，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高原上的工人阶级——矿业无产者是他们的代表，“印加帝国”的遗民——殖民地的农奴，被认为是共和国渣滓的人第一次成为玻利维亚的主人，这在这片大陆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玻利维亚无产者不但是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的先锋，也是整个世界应该为之骄傲的楷模。
是的！在三个美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场深远的革命。
然而，与《普拉卡约宣言》中所阐述的掌握权力并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是，玻利维亚无产者获得的权力被小资产阶级的“民革运”的领袖们拿走了。“民革运”本来寄希望于一场纯粹的军事政变来执政实现他们有限改良的主张，不过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领袖们做梦都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被一场群众革命带到风口浪尖上，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如同洛拉说的那样：
“‘民革运’的头头们在阐述四月事件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是矿工们打垮寡头的军队的，拉巴斯的工人完成了最后的攻击，白努特宫的主人（玻利维亚总统府——译者注）想起这个事实都不寒而栗。无产阶级领导了四月革命，西格洛地区、卡塔维和维拉的胜利标志着在短暂的阶级搏斗中无产者扬眉吐气。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民革运’的领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的胜利。”[2]
起义胜利之后的1952年4月17日，又是这些令人敬佩的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卓有成效的工人民主确保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各阶层都能在各个革命机构中行使自己的权利。矿工的领袖——胡安·莱钦被提名担任劳工中心的书记。劳工中心从诞生伊始，就部分地接受了对玻利维亚的管理；而对白奴特宫里的老爷们来说，不听招呼的劳工中心无异于一场噩梦。洛拉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占有优势，帕斯[3]几乎已经是‘劳工中心’拘押的一名囚徒了。”
领袖们不得不倾听劳工中心成员的呼声，被压迫的人们要求立即进行工人革命，从《普拉卡约宣言》发表直到今天，他们的立场一直如此坚定：
“立即实施矿山与铁路无偿国有化，一切财产归工人阶级所有；工厂中实行工人自管；土地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群众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这些要求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的：
“玻利维亚的无产者们在拉丁美洲各国兄弟般的工人阶级中，年龄最小，但小弟弟在政治上却是最激进的。他们的阶级觉悟如此之高，斗争因而超出了纯粹的改良、调和的一般经济斗争程度。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意义所在就是通过革命的引领把这个不平世界颠倒过来。资产阶级要完成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注定要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敲响私有产权的丧钟。也就是说，工人政权不会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的历史阶段上打瞌睡，而是毫不犹豫地打退私有制的反抗，毫不间断地将革命进行下去，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付诸实施。由小小的工会自发斗争产生的反资、反帝斗争将由此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星火燎原，直到消灭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后一种剥削制度为止。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玻利维亚革命抵抗住经济上强大无比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扼杀。”
这些主张尽管不是最完美的理论，但却是真正革命的纲领，好极了！然而那么多自称“革命”的政党，包括口号上喊得最响亮的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4月9日起义后形成的双重政权却熟视无睹。托派们并没有由此提出“工人掌权”的主张，反而将“劳工中心”内的官僚称为“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里的工人部长”，并一手促成了所谓的“联合政府”的建立。
玻利维亚无产阶级已经点燃了拉丁美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怒火，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呢？答案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要‘工人部长’，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立即着手实施《普拉卡约宣言》里的主张。”
然后，就在玻利维亚历史上那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上，所有这一切都沦为了空谈。“白奴特宫里的囚徒”在胡安·莱钦的支持下，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民革运”政府只要将群众的要求付诸实施，就可安之若素了，于是，竟然推演出这样一条定理：工人部长越多越好。有人居然异想天开地说既然“民革运”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工人的政党就不应该再建立了，原来的也应该予以解散。我们最最敬爱的“总统同志”不是在1953年的劳动节上说自己是“代表工农和中产阶级政府的总统”吗？玻利维亚所有的政党，即使是极左派，也在这种蛊惑人心的政治骗子面前缴了械，他们要无产大众相信这个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这个与玻利维亚无产阶级在长达15年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政府，是工人政府，因此只要予以监督就可以了。
然而，《普拉卡约宣言》早就指明，即使在玻利维亚这样的落后国家，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到起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早在第三国际成立之时最初的四次大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指明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借用一下托洛茨基曾经阐述过的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那就是“不断革命”。
“在资本主义发展迟滞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预示着争取民主权利和实现民族解放的斗争只有通过农民支持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4]
玻利维亚事件经历的全过程完全是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框架之内的。世界上其它地区很难出现这样的双重政权的情况。然而自以为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根本无法理解局势，他们错过了机会。之后，他们追悔莫及，然而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让我们来看看洛拉自己是怎么说的：
“4月9日之后，重要地区已经在工会的掌握之下了。当局要么选择投降，如果顽抗，只会被碾成碎片。工会作为工人的机构行使了权力，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作为日常性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执法和行政的权力，有力量让人们服从，甚至他们还执行了一些旧的法院的功能。由工会选举的议会先是在矿山内，然后在各个其它工厂，被认为是最有权威性的机关。然而，不少阶级先锋们反应迟钝，以至于争取矿工，在符合无产者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双重政权’问题的机会消失殆尽。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最开始的时候，议会和工会的领袖们看上去好像是维护工人利益的。”
玻利维亚的无产者们在畏缩怯懦的斯大林主义和骑墙摇摆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荼毒之下，完全成了民革运的苦力，就是在所谓的“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为自己挖下了一条被奴役的道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27年，当时托洛茨基曾无情地批判过斯大林，后者让中国共产党臣服于蒋介石的领导。
同时，把1952年定为“民族革命年”的“总统同志”站上了白奴特宫的阳台，发表了一通煽动人心的演讲：
“我们的执政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完成民族革命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斗争……在革命中，我们必须对人民诚实……人民之所以支持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因为革命捍卫了他们的利益，将他们带向光明的未来……玻利维亚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漫漫长路上，已经流了不少的鲜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绝不背叛人民，在经济上，我们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目前来说，政府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准确地讲，我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不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个时候，谁出来煽风点火，提出极端的要求，就是对民族革命的蓄意破坏。”[5]
伟大的“民族革命”需要人们为之效劳，尤其需要一系列笔杆子阐述其理论立场，进行精心的粉饰。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一些托派亡命者的身上，他们比自己的党走得更远，到后来加入了民革运，成了它的发言人。他们中的一个这样谈道：
“‘民族革命’的政治公式并非民革运1942年纲领的首创，也不是在比利亚罗埃尔-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第一个时期才有的。尽管这个政权后来不复存在，但在当时，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先生却留下了一部叫《民族革命的理论、终结与战略》的小册子，为‘民族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才成了掌权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纲领。”
接下来，他写道：
“在我国，由于不平衡的发展，社会中的各阶级都很弱小，以至于无法通过各个分裂的党派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民族解放的问题也悬而未决，而只有靠在决定性的起义中成立一个表达不同阶级愿景的民族阵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个斗争的中心点就在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进步力量和维护殖民地寡头统治保守力量之间的生死搏斗。战线的一头，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和卷入其中的各党派，战线的另一头，是那些寡头们。这种阶级合作的策略的产儿，在危地马拉是‘民族解放阵线’、在阿根廷是 ‘庇隆主义’，在我国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6]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此类运动的宗旨在于成立一个人民政府，试图包容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最终，为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然的。相反，那些人认为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没有完成民族革命的地方，当地不同的情况造成了对应的各种阶级策略，在他们的眼里，工人阶级自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众团体，工人中的各部分对于时局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因而他们认为机械地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策略就是帮革命的倒忙，说得难听一点就会成为“反革命”。
于是乎，各左派政党团结一致，不遗余力地阻碍“多此一举”的无产阶级革命，务必把战线控制在民族革命的范畴之内。就这样，煽动的政客成了“总统同志”，并有条不紊地实施着反对革命的策略。对此，一个北美作者写道：
“这是拉丁美洲真正的革命，而非所谓的军事政变、宫廷阴谋和士兵造反。然而即便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也可以被控制住，避免造成‘灾难’。”[7]
作者口中的“灾难”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无产阶级革命。
玻利维亚劳动中心在1952年4月17日成立，革工党成员马吉尔·阿兰迪亚·潘托亚起草了他的第一份声明，并主编了最初三期名为《起义者》的杂志。很显然，民革运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手上的几个工会官僚，已经束手无策了。工人们聚集到工会中去，已经实权在握。洛拉叙述道：
“1952年4月9日事变以后，民革运在工会中间已经成了少数力量。因为群众的激进化，没人理睬官方的态度。”
然而，几周之后，“白奴特宫里的囚徒”就堂而皇之地敷衍群众的要求了，面对“矿山国有化”的呼声，政府告诉群众们说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商量对策的。以莱钦为首的工会官僚层在破坏革命的道路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慢慢地消磨群众的热情，让民革运的头子们着手实施反革命。他们从一开始就想着破坏工会内部的民主，乞灵于将“劳工中心”变成一个官僚机构。所以，他们请求斯大林主义的援助。洛拉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么一些事件：
“腐蚀‘劳工中心’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投票这样的方式让里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保持缄默，并辅之以金钱拉拢和各种特权。斯大林派是很高兴充当政府的马前卒的，与以往一样，它不遗余力地破坏革命。斯大林分子四处奔走，将革工党成员从总工会领导层里面清洗出来……在民革运的计划中，破坏一切形式的工会民主，只是政府驾驭工运的第一步。很快，‘劳工中心’代表的选举被取消了，代之以总统和‘工人部长’们的一纸任命。托派分子遭到了破害。”
“就这样，‘劳工中心’从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组织变成了政府摆布下的傀儡，这个傀儡随时准备碾碎革命工人党和其控制下的基层工会。这样一个集中火力攻击主要左翼的策略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在工人运动的退潮和斯大林主义的效劳之下，更显得如此……西格洛地区可以算是民革运赤裸裸地要挑衅革工党的一块地盘，那里的领袖们时刻准备着让颠覆分子蹲大狱……党来到了它的最低谷，被清洗出工会的危险随时存在着……工会中的任何反对倾向都被以暴力恐吓或者腐蚀拉拢给消灭了，代之以奴性十足的官僚统治……政府通过官僚代理人恐吓职工会，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实现它的阴谋。”
之后是解散‘劳工中心’下属的民兵组织，代之以所谓‘民革运’的党军，政府从那些刑事犯和失业人员中寻找兵员，让流氓无产者充当他们的打手。
“革命开始的最初一个月内，‘劳工中心’有自己的工农民兵组织。工人以工会为单位武装起来，那个时候民革运对于工人民兵只能望而却步。在集会上你能看到武装起来的劳动者的威武的气概。无产者们高声宣布工厂和矿山是他们战斗的堡垒，过去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们军队和警察只是‘洛斯卡’（资产阶级）的走狗，而要取得胜利，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民兵组织的书记是由‘劳动中心’在最初的会议上任命的，作为工会机关的一分子，在民兵组织内只起到装饰作用。与执行委员会不同，总工会和基层工会都必须对民兵组织负责，要改善他们的装备、组织训练、明确纪律、发布简单的命令。帕斯·埃斯登索罗和莱钦指示他们的下属不遗余力地去破坏这个对政府造成巨大破坏的工人组织。与工会毫无关联的民革运民兵粉墨登场，他们占据了各个要津，负责那边的安全，防止颠覆分子的捣乱。那些和斯大林主义者有联系的民革运干部被手把手地予以教导，告诉他们怎么去破坏工人民兵组织。”
第三步至关重要，为了制止并窒息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当局宣布在1952年7月21日实现普选，并破天荒地结束了对文盲投票的限制。在其它情况下，普选或许已经是一个很激进的方案了，但在这个时候，劳动者本来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和工会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在那里，对文盲的歧视将不复存在，但老练的有产阶级却成功地通过投票分化了群众：既然投票就可以，何必动粗呢？又一次地，农民大众被抬出来对付无产阶级，选举之路成了淹没革命工人的泛滥洪水。洛拉写道：
“当局说新的选举改革是真真正正的革命措施，谁加以反对，谁就站到了反动阵营里……给农民以投票权毫无疑问是进步的，挑唆农民反对工人却是最百试不爽的反革命法宝。”
紧接着，为了打退革命的涨潮趋势，矿工们的投票权被剥夺了，有产阶级通过对工人监督进行官僚化腐蚀，一步一步地向反革命胜利前行。工人监督，曾被写进《普拉卡约宣言》，具有很深刻的革命意义。洛拉是这样评论的：
“矿工们根据《宣言》精神剥夺那些大矿主手里的生产资料，通过工人监督，可以建立起真正代表工人阶级集体意志的机构。”
在1952年4月革命的最初时期，它毫无疑问是矿山工友们集体意志的体现。
“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群众起来了，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工人们的声音让民革运政府和原来那些矿山上的掌权者们又恨又怕。”
“不过民革运把握住了革命斗争的退潮，矿山国有化的要求遭到了忽悠，民族主义者开始向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所谓的工人监督变成了官僚化的装饰，领袖们脱离了他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紧接着是腐化堕落，小资党（民革运）顺手替原来的管理体系加上了一层名叫‘工人阶级牌的’妆容。”
然而，最至关重要的反革命绝招是旧军队的重新武装，人民曾经缴了他们的械，如今兵爷们又回来了，然后是重新开办培养军中骄子的军官学校。他们的托词冠冕堂皇，他们说民族革命需要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新军队将对工人开放。“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间那帮以莱钦为首的官僚完全不顾无产阶级的反对，支持了旧军队的重建。洛拉目睹了革命是怎样被粉碎的：
“总工会的书记明知怎么做的话，会让帕斯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中，他曾表示工会领导下的革命必须把镇压人民的旧军队连根拔起，不过他食言了。莱钦支持开办军官学校，在旧军队重建的过程中，他充当了可耻的从犯的角色。”
就像之前他领导下的党所干的那些拖革命后退的事情一样，这个时候，革工党又试图平息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激情，让他们为所谓的“革工党和民革运两党联合政府”而奋斗。“劳工中心”在那个时候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革工党的机会主义策略。
请看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在1954年11月31日通过的《劳工中心理论、纲领、章程》的叙述：
“伟大的1952年4月9日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在最初阶段只是一场军事政变，不过由于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参与，很快就演变成了一次胜利的起义，他们把那些在1951年5月选举中获胜的候选人送进了政府，最初的革命政府里面有3名工人代表……胜利的4月革命和工人入阁从本质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提高了无产阶级的参政热情……”
“不断增长的群众运动让革命的火种燃烧全国各地，并改变了民族革命一开始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目标。不断增长的‘工人部长’的人数（加到了5个——吉列尔莫·洛拉）、工人监督的实施、拥有立法和行政权的‘劳工中心’、各地工会代表会充分证明了这场革命是一场人民大众的革命，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或者无产阶级性质的……我们的革命是民族的、大众的。玻利维亚人民从民族解放来到社会革命，取决于工人阶级连同贫苦农民以及被剥削的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联合阵线的革命实力……”
“工人阶级，站在权力的中心，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或者资产阶级而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对于无产者来说，放弃权力（这里指的是同帕斯·埃斯登索罗的联合政府——吉列尔莫·洛拉）不仅仅意味着削弱自己，更会使自己沦为阶级敌人鱼肉的对象。当工人阶级推动革命前景、当工人代表大会变成一个人民议会，这样的掌权并不是所谓的‘阶级合作’……”
“除了已经宣布的纲领以外，我们热烈欢呼旧的‘洛斯卡’军队的瓦解，这个镇压机器作为统治者的代理，犯下了很多罪行，现在，它将被武装起来的人民组成的民兵所替代。革命军队拥有与寡头军团完全迥异的结构和目标，军队纪律的基础也不一样。阶级觉悟和政治参与是组织新军队的纪律基础……新的指挥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忠于民族革命。”
最后，《理论、纲领、章程》写道：
“有些人甚至那些充当逃兵的机会主义者都喜欢找茬，他们说‘劳工中心’根本不想‘掌权’。无须回答那些人的指责，只要好好想一下工会的性质，观察一下工人同现政权的关系，抑或考察一下工人的情况，再来反思是否可能掌权……让一个工会组织来‘掌握政权’，无论它多么维护工人、农民或其他职员的利益，是无法作为一个表达统一的政治观点的组织在台上掌权的。”[8]
在玻利维亚矿工联头子胡安·莱钦·奥坤多领导下的‘劳工中心’的官僚层的思想观点由此可见一斑。
莱钦是谁？他对玻国革命的重要性是怎样的呢？在一次很直率的谈话中，他说：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玻利维亚不应该有共产主义者存在。”[9]
不过，这并不妨碍胡安·莱钦在自己从事工会活动中说一些貌似激进的话，显然他是想慢慢给工人阶级的热情降火。不过更糟糕的是，他那些激进谈话是由革工党党员捉刀的，里面还有不少第四国际的口号哩，搞到后面，大家都认为莱钦先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呢。不过，莱钦总书记同领导政府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一起，以其优雅的小资产阶级的短视本性，大搞煽动，最终瓦解了革命工人运动，对有产阶级倒是居功至伟。洛拉在事后评论道：
“玻利维亚工人运动的入门学生刚开始听说莱钦——这位曾经领导过草创时期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会很惊讶……比利亚罗埃尔政府及其民革运伙伴一直想组织并控制工人来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定，于是让他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他成了领袖。他所伪造的个人历史、他早年在工人运动中乏善可陈的成绩甚至在长达六年的独裁时期都如此平庸，证明他即使被认为是工人的领导者，也不具备成为革命领袖的品质……无产阶级十年的艰苦斗争中间曾迸发出无数光辉闪耀的火星，凭借着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他取得了不属于自己的荣誉……1946年7月21日政变之后，民革运失势，莱钦开始同革命工人党接近，神神秘秘地，甚至有人认为他加入了革工党……他后来在成为工会的头头和‘劳工中心’当家人那种欺诈、玩弄人民和各政党于股掌中的奸雄性格在当时已经表露无疑。他在政治上如此精明，既同左翼调情，又向右翼送秋波，这为他日后充当政治骗子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当机会主义者没什么丢脸的。于是，他踢开了革工党，又和自己过去民革运的同志站在一起，回过头来去揍革工党了。”
“最初，他是以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粉墨登场的，而现在他急于摆脱这个社会集团对他的影响，迫不及待地要代表另一个阶级来控制无产者了。他的地位让他组织起一个执政的民革运中的左派集团。然而，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想过分裂民革运，他是如此赞同这个党的理论，而这个党又是他的阶级归属所在……很久以前，他就全心全意地为民革运效劳了，他积极充当民族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第五纵队’，他是玻利维亚被剥削的人儿获得解放的最大的障碍。玻利维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一定要和莱钦主义斗争到底。”
在自己著作的另一处地方，洛拉写道：
“莱钦主义是工会中间民革运纲领的体现，执政党的卑劣和堕落行为侵蚀了不少工会领袖。莱钦集团最可耻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把许多优秀的工运干部拉下了水。如果有谁不肯和他们狼狈为奸，那么他们就会拘留那些胆敢抵抗的人。”
相对来说，另外一位比较客观的评论家对莱钦集团的评价比较客观：
“工会除了培养了一群唯利是图、无能丢脸的工会官僚、一批满口理论、实践保守的托派分子之外，实在是没什么贡献，它错过了历史性的机遇。”[10]
毫无疑问，玻利维亚革命是拉美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坚强的马列主义革命党的缺席。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都是如此糟糕。最终，无产阶级30年来的英勇斗争只换来了一次灾难性的失败，而本来，工人阶级应该凭借着他们的英雄主义获得更多的东西。
工人阶级目前的情况甚至比“洛斯卡”政权时期更糟糕。本来，这场拉丁美洲历史上意义深远的革命可以成为阶级解放的先声；如今，当可憎的结社条例颁布，玻国历史上的一出悲剧拉开帷幕，支持统治者的都是那些落后而顺从的人。群众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把他们那绝望的反抗变成打碎旧世界枷锁的政党，运动失败了，他们曾经的英勇本应该是要获得胜利的。
正因为此，这场革命是如此之重要，我们都要学习那些与鲜血等价的教训，只有这样，这场灾难才不会被轻浮地忘记，失败将是拉美劳动者们在争取自身解放道路上的一次难忘的教育，当他们再一次起来的时候，他们将赢得胜利。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玻利维亚革命为什么失败了？答案很简单：有人不承认那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说这场革命支具有所谓的民族解放的性质。
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1952年4月9日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产阶级踢开民革运，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后者在工人的许诺下掌握了政权，但它既不敢发动革命，又无法改变社会结构。这个党建立起了一个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名义上的革命党——革命工人党，站在“劳工中心”内，本应该去获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打倒帝国主义、扫清农村里的封建残余，并最终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为我们提供的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俄国的人口众多，也像玻利维亚一样落后，但在这样一条策略的指导下，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玻利维亚人对这样的思想并不陌生。在六年以前的1946年，伟大的《普拉卡约宣言》就已经确立了这些目标。
如同列宁所说的那样：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远超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是因为无产者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决定性的力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他们都代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真实利益所在。”[11]
[1]参见卡洛斯·蒙特内格罗《文献》，拉巴斯，1954年出版，第60页。卡洛斯·蒙特内格罗（1903-1953）在1935年10月的时候将玻利维亚民族主义党内的左翼分子聚拢在一起。在帮助成立民革运之前，蒙特内格罗一直站在反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前线。
[2]节选自吉列尔莫·洛拉的著作《La revolucién Boliviana and Sindicatos y revolucién》，关于这个时代事件的节略的英文版描述可以参见剑桥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史（1848——1971）》第241页——301页的叙述。白奴特宫是玻国的总统府，民革运的领袖在那里完成了对革命反攻倒算的筹划。
[3]帕斯·埃斯登索罗
[4]参见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纽约，1969年版，第26页。
[5]参见《帕斯·埃斯登索罗的革命哲学》第33，40页。
[6]参见厄内斯托·阿亚拉·梅卡多，《?Que es la revoluciano Boliviana?》，拉巴斯1956年版，第20页。阿亚拉·梅卡多在30年代末的时候是玻利维亚高校联盟的领导人、革命工人党的党员。到了50年代，他转向了左翼民革运。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1911-）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创党成员，他一直站在党的右翼，在1952年革命之后的政府里，他担任外交部长，他是玻利维亚在泛美国家组织里的代表；1964年，他离开老党，组织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真理），并支持了反对老党的军事政变。
[7]参见巴黎库阿德诺斯（Cuadernos）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的理查德·W·帕特所写的《Bolivia: Diez anon de revolucion national》。
[8]参见拉巴斯1954年出版的《Programa Ideolégico y Estatutos de la Central Obrera Boliviana》。
[9]参见R·阿尔多纳特·菲利普斯由圣地亚哥楚恩（Santiago de Chue）出版社在1955年出版的著作《Tras la cortina de estano》第28和33页的叙述。
[10]参见安东尼奥·加达所写的，由墨西哥1964年7至9月刊的《El trimestre eco-nomico》杂志所发表的《Reforma agraria y desarrollo de Bolivia》。
[11]参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此文被收录进莫斯科1977年出版的《列宁选集》，在第30卷的274页上可以看到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