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7章 在最高领导集团里站稳脚跟
1956年2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为哈萨克党组织的领导人发言。但会后他却没有返回阿拉木图。在2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像1952年一样重新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在莫斯科饭店419房间内，哈萨克代表团衷心地庆贺勃列日涅夫高升。
勃列日涅夫如今重新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集团。他当选为中央书记之际，主管强力机构的阿里斯托夫送来他的专案文件卷宗，他们一道将其付之一炬。
勃列日涅夫深感幸福美满。苏联领导人的首席翻译苏霍德列夫[1]初次见到他时就是这幅神情：“比中等身材略高，结结实实，英姿勃勃，梳着浓密蓬松的背头，浑身放射着健康与活力。”
“苏维埃”饭店里举行招待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将勃列日涅夫介绍给一个随时准备帮助与外国人交往的译员小组。
“勃列日涅夫扫视了我们一眼，”苏霍德列夫回忆道，“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打招呼，然后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弯起胳膊伸向塔季扬娜——我们小组唯一的女翻译。
‘好极啦！我正好需要一名女翻译，’他以一口悦耳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塔季扬娜是我们当中机灵勇敢的一位女人，她当即挽住他的胳膊，于是勃列日涅夫迈着始终矫健的步伐，带领着她朝大厅走去。”
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表明，勃列日涅夫起初几乎从不发言，更多的是倾听。与诸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朱可夫、布尔加宁之类的重量级人物在一起，他感到缺乏自信。但赫鲁晓夫需要他这样的忠心耿耿之人。赫鲁晓夫时而让他参加这个委员会，时而参加另一个委员会——研究国家计划或草拟匈牙利事务方面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作为中央书记，常常收到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的报告，并需要他一一作出回应。
1956年7月6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向他呈送关于杰出钢琴家里希特[2]出访民主德国的报告。东德领导人请求苏联文化部派遣里希特参加音乐家舒曼百年诞辰庆祝会。
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不愿意派里希特出国：“里希特的父亲（以民族而论是德国人）在1941年被国家安全机关枪决。据现有资料母亲（俄罗斯人）已移居西德，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里希特本人实际上是单身，没有孩子，他与女歌唱家多尔利亚特[3]的婚姻未经登记，周围的人并不特别赞成，他们过着封闭式的生活。”
报告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学批评家、未来的《外国文学》杂志主编留里科夫[4]写的。斯大林在世时，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当年“因为包庇戏剧批评家反爱国主义集团”被解除职务。留里科夫提醒说，里希特曾多次受到外国邀请，但都被以种种借口不予放行：
“里希特认为国家机关不信任他，所以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出，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演奏越来越差，不久前甚至在音乐学院小礼堂的音乐会上中断演出。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可以同意苏联文化部关于派遣里希特前往民主德国的建议，不过附有一个条件：须派出苏联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这是一个灵活的办法。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以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钢琴家便处于克格勃的监护之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应由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承担责任。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里希特甚至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1956年10月27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建议对《哲学问题》杂志所发表的论述戏剧创作艺术和戏剧的一篇文章组织批评性评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该文中发现“对国家和党务机关的干部不加区分地进行贬低和诋毁”。
报告送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5]的案头，他加上了“同意”的批示。但波斯佩洛夫只是一位“普通”书记。公共部认为单有他的意见还不够，便将报告上报勃列日涅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随后他的助手戈利科夫加了批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反对。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同意即已足够（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于五十寿辰之前的12月18日，因为对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杰出功勋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
1957年1月2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坚决支持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改对工业和地方建设的部门管理原则：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中所阐述的看法很正确。地方上一批优秀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
反对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撤销中央各部的，实际上只有莫洛托夫一人，他虽已不再担任外交部长，但仍是主席团委员和政府副主席。他常常与赫鲁晓夫发生争论。赫鲁晓夫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
1957年2月13—14日，中央全会肯定赫鲁晓夫的设想。5月10日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撤销10个全联盟部和15个联盟—共和国部。所有隶属于这些部的企业都移交给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共建立105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七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将此次改组归咎于赫鲁晓夫，并恢复解散了的各个部。
由于与赫鲁晓夫关系良好，勃列日涅夫在机关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相对而言，他已经属于“资深”书记之列。
当1957年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之时，勃列日涅夫挺身而出，坚决保卫赫鲁晓夫。6月18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那些人数落了赫鲁晓夫一连串过错。
形势对赫鲁晓夫不利。主席团表决时，以7票对4票赞成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赫鲁晓夫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会议之后，他与自己的拥护者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一起制定反攻计划。
赫鲁晓夫准确地预料到，中央委员们（州委书记们）在反对老革命战士的斗争中将会支持他，原谅第一书记这样违反纪律的行为。
在帮助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克格勃主席谢罗夫[6]和国防部长朱可夫。朱可夫动用军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们接到莫斯科，而谢罗夫则向他们指明行动的正确方向。
在中央主席团大吵大闹开会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突感身体不适，心脏疼痛，医生们将他接走，诊断为心肌疫源性改变。
他向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声明：
严重的心脏病突发使我卧床不起，而且浑身无力，医生严禁起床。令我倍感痛心的是，参加前两次会议之后，我已无法继续出席本年7月19日和20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因此我认为，发表本声明是我自己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同志的发言表明，分歧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制造分裂的性质，触犯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这类问题已无法在中央主席团内解决，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我深信应当在我党中央全会上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作为苏共中央委员，我坚决要求立即（1—2天内）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的声明散发给了党的领导成员。
临近全会之前，勃列日涅夫感觉身体稍好，便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据多数。其余的人看出了谁占上风，当即站到胜利者一方。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对马林科夫说：
“您对干部实行的是生物性选择。因为您在选配干部时奉行宗谱原则，根据爷爷、奶奶判定他们的能力。在这个方面，有多少人身受其害啊！”
赫鲁晓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对他们实行了审判。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被追究罪责不乏理由：参与大清洗，反对二十大决议，坚持对斯大林的崇拜。加罪于同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谢皮洛夫[7]便无从谈起了。
会场里有人向谢皮洛夫大喊大叫，说有同志看见卡冈诺维奇的汽车追上他的汽车，他坐到了卡冈诺维奇的车里。这不就表明他们在商量反对赫鲁晓夫吗？
谢皮洛夫不胜惊讶地回答道：
“我们可是常常会面，一道散步，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而且我和卡冈诺维奇在别墅村本是邻居。”
这时勃列日涅夫开言了：
“17日白天我有公事，往办公室给你打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去克里姆林宫了。我问：在谁那里？说是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里。你在他那里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会场上响起阵阵兴高采烈的说话声：
“去卡冈诺维奇那儿了吗？”
“没有，”谢皮洛夫试图加以澄清，“现在是将一个时间的事情转移到了另一个时间，并且以扭曲的形式加以想象。”
无论勃列日涅夫或谢皮洛夫，都是戴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归来，有别于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后方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颇具优势。
年轻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仪表堂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政治局委员中鹤立鸡群。无论对于勃列日涅夫抑或谢皮洛夫而言，招人喜欢的外貌都曾有助于他们的升迁。斯大林（尤其是在垂暮之年）喜欢面貌英俊、形体健美的年轻将军。勃列日涅夫也好，谢皮洛夫也罢，都是斯大林和后来的赫鲁晓夫一手提拔并引为亲信的。
1957年，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已经是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再上一级台阶，再跨出一步，他们也就会成为核心人物。两人都并非清心寡欲之辈，而是热爱生活的人，在女人面前左右逢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各自的道路则迥然不同。
勃列日涅夫酷好多米诺牌戏和觥筹交错的酒宴，与一同消遣的党委书记同僚无分彼此。谢皮洛夫教授论专业是一位经济学家，谙熟音乐、戏剧、文学。一有合适的机会，便会抛开一切，匆匆赶往大剧院观看首演。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敏感的政治家。在夺权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总能准确无误地站到胜利者一方。而谢皮洛夫则认定怎样公平正直便怎样行事，亦即实质上是个天真之人，尽管已经非止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
谢皮洛夫丢掉了所有的职位，住进了包特金医院，随后则被打发去伏龙芝市担任吉尔吉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1957年6月29日将“反党集团”开除出最高领导层的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成为中央主席团拥有全权的委员。
“有一次在巴维哈，”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8]回忆说，“葛罗米柯邀约我散步，第三人便是列·伊·勃列日涅夫。他当时还年轻、漂亮，在女人面前颇获成功（这是护士们对我说的）。我们走过了大约六公里，勃列日涅夫一路上都在讲述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的小集团斗争期间他的一些个人感受和工作。在他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中，隐隐透露出批评的意味，尽管他们当时还站在一起。这个热情、坚毅的人令我很感兴趣，不过当然我无法想象后来他摇身一变的情形。”
全会之后，赫鲁晓夫委托勃列日涅夫处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军事工业、火箭制造、宇宙航行。勃列日涅夫与宇宙火箭系统的总设计师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各有各的复杂性格。如若遇到与勃列日涅夫意见不合的情况，他们可以径直去找赫鲁晓夫。不过他们接纳了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主政时期将其视作自己的代表。
赫鲁晓夫愈来愈信赖自己所提拔的这个人。1957年7月他和政府首脑布尔加宁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不在期间即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撤职之时，勃列日涅夫是最早表态反对朱可夫的人之一，他愤怒地指责朱可夫在军队中搞个人崇拜。顺便说说，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也没有改变对朱可夫的否定态度。
1956年2月27日，中央全会决定建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目的在于更加具体地领导共和国党组织、各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的工作，更加及时有效地解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俄罗斯局机关内设立六个部：党的机关部，工业和交通部，农业部，行政和财政贸易部，宣传鼓动部，科学、教育和文化部。
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8年1月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被批派为联邦局副主席。他受命分管俄罗斯的党务干部和工业。
1958年3月25日，赫鲁晓夫最终决定甩掉仍是政府首脑的自己先前的战友布尔加宁。当即有人提出任命赫鲁晓夫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
“不可能有别的建议，”勃列日涅夫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就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必将难以估量地提高政府的威信。他一定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贡献出自己的天才。”
4月17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直属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分管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武器的军事科技委员会。任命赫鲁晓夫为主席，勃列日涅夫为副主席。苏联核武器的主要创始人——哈里顿[9]和萨哈罗夫[10]两位院士，曾向勃列日涅夫求助。他们担心政府正在酝酿一项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不正确的决定。
萨哈罗夫院士讲述道，“勃列日涅夫在他小小的新办公室接待我们，办公室就在我曾经见过贝利亚的那幢大楼里。”
当院士们出现之时，勃列日涅夫高声叫道：
“啊，扔炸弹的人来啦！”
勃列日涅夫笑呵呵地说，他的父亲把那些制造新式杀人武器的人看作坏蛋，还说应当把这些坏蛋带到大山上，让大家眼看着绞死。
“如今我自己也在干这种黑心事，不过和你们一样，都是怀着美好的目的。”勃列日涅夫说。
他仔细听取院士们的意见，在白纸簿上记了一些，最后总结道：
“我完全明白你们的意思，一定和同志们加以商量。你们会知道结论的。”
他接受了院士们的意见。部长会议的决定未能通过……
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11]，曾经回忆过勃列日涅夫去古比雪夫“进步”工厂的情形。这是一间19世纪末建成的工厂，即当年的莫斯科“杜克斯”自行车厂，革命后更名为国营第一航空厂，战争期间疏散到古比雪夫。该厂生产飞机，最新的一架为图—16战略轰炸机。1957年末奉命生产首枚由科罗廖夫[12]设计的洲际弹道导弹。
勃列日涅夫在车间里与工人们交谈，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身材匀称，面带微笑，喜欢交往，烟斗里吸着一成不变的小雪茄，勃列日涅夫很容易接近，不过也有一点儿装腔作势。他对工人们提出的尖锐问题全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自己也对业务工作提了一些问题。
1959年12月14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心目中的苏共新纲领是何种情形。15—20年内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现在还应该干什么呢？保障退休人员安度晚年，让孩子们上寄宿学校。还要确保官员定期更替，以免在高级职位上待得太久。
“我完全同意这些建议，”勃列日涅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建议是列宁关于国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和党一定会欣然接受这个纲领。共产主义的明显特点是将会获得现实的感觉得到的内容——寄宿学校、免费教育、养老保障、食品日常消费进一步增加。应当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建议……”
作为哈萨克的前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直关注该共和国的状况。他不得不为发生在共和国的危机操劳。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央全会。哈萨克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和库纳耶夫被召到主席团房间。赫鲁晓夫二话不说便明言，中央委员会要派别利亚耶夫[13]去哈萨克，建议让他担任第一书记职务。
别利亚耶夫原在阿尔泰工作，1955年赫鲁晓夫亲自将其带到莫斯科，让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但赫鲁晓夫很快便对自己所提拔的人感到失望，决定将其从首都调往共和国。
“嗯，雅科夫列夫就当第二书记好了，”赫鲁晓夫最后说道。“全会对组织问题需要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进行解决。”
库纳耶夫答应一切照办，但雅科夫列夫不想出任那里的第二书记，因为刚才还是第一书记。他说希望离开共和国，于是被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任第一书记。1961年他从乌里扬诺夫斯克调往鄂木斯克，职务大降——仅任市执委会主席。
同时，被派往哈萨克的别利亚耶夫也不走运。1959年哈萨克庄稼绝收，播种的作物被一场早雪严严覆盖。共和国承诺上交9亿普特粮食，仅仅交了7亿。而更不愉快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8月1日在铁米尔市，卡拉甘达联合企业的建设者因生活条件恶劣而拒绝出工。
莫斯科赋予这个项目以特殊意义，它为开发巨大的卡拉甘达煤田创造了机遇。大批年轻工人凭共青团的介绍信从全国各地涌向该市，却无法安置他们，况且也还没有工作可干。
年轻人们不知该做什么。15000人在军用帐篷中栖身，伙食又很糟糕。在哈萨克草原特别的酷热天气里，又缺少饮用水。烈日下的贮水槽中，冷水变成了开水。
8月1日晚上，一伙年轻人砸坏锁子，喝光了停在食堂附近的槽车中的克瓦斯。总的看来，工人们确实备受酷暑折磨，却没有地方可供消暑。从这个小插曲开始，随后演变成一场被定性为流氓行为的事件——人群冲进食堂，有人打开了售货亭。不过后半夜民警到来之后，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一哄而散。
本来到此一切都可能结束，但民警扣留了两个小伙子（后来查明，他们根本与流氓行为无关）。数小时之后扣人事件激发起一场在“释放我同志！”的口号下实施的大洗劫。
市内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年轻人们以烧酒壮胆，抢劫和焚烧商店，占领内务部边疆区分局大楼，攻击应召前来维持秩序的民警和士兵。
勃列日涅夫赶赴该市。
“我很喜欢勃列日涅夫在那些天所表现的坚定决心，”库纳耶夫回忆说，“他毫无畏惧地出现在一群骚乱肇事者中间，镇定自若地对他们讲话。叫喊和喧哗声寂静下来，终于可以进行交谈了。”
实际上，恢复秩序的是军队的和民警。勃列日涅夫允许动用武器镇压骚乱。为此耗时三天，11人丧生，另有5人由于伤重后来在医院死去。42人被交付审判，百余名官兵负伤。
1959年9月25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分析研究卡拉甘达冶金联合企业工地的形势。
别利亚耶夫、库纳耶夫、卡拉甘达州委第一书记伊萨耶夫[14]和哈萨克冶金建设公司经理维什涅夫斯基也应召前来。伊萨耶夫于1958年调入哈萨克升任此职——他原来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
会上苏斯洛夫语带威胁地说，“这起刑事对抗行动具有政治色彩”。大家指出了共和国领导人别利亚耶夫的错误。但他不承认自己有过错。于是最终的决定被推迟，直到10月2日采取组织措施了。
州委第一书记伊萨耶夫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按照处分程序被任命为伊谢季河上游冶金联合公司热工车间领班。卡拉甘达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尼克被开除出党，撤销工作。哈萨克内务部部长卡贝尔巴耶夫[15]被撤职。
索洛缅采夫[16]被任命为卡拉甘达州委第一书记，他此前是车里雅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
苏共中央的决定中载明，哈萨克领导人“对事件未作出深刻的评判，未得出必要的结论，也未采取补救既有局面的措施”。这对共和国领导人别利亚耶夫是不祥之兆。他很迟了才意识到，不立即承认自己的过错是枉费心机。
1960年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了中央书记处分分析研究哈萨克局势的结果。也让别利亚耶夫发了言。他认错悔过：
“勃列日涅夫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看来我还不够富有远见的活动家的资格。请大家相信，我已经尽力而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过，显然未能让同志们团结一致……我同意组织的结论。”
应召参加会议的哈萨克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们，都将全部过错推卸到别利亚耶夫身上。随后便让他们离开了，而主席团委员们在小范围内开始讨论干部问题；谁顶替别利亚耶夫，谁可以派去阿拉木图加强共和国的领导。
赫鲁晓夫对别利亚耶夫说：“我们重新评价过了，你有点粗鲁，需要更加灵活的智慧。”
别利亚耶夫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该派谁去哈萨克斯坦呢？
勃列日涅夫再次成为候选者：他可是十分熟悉哈萨克的情况。同事们也乐得减少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赫鲁晓夫不想放走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利用这一机会，让库纳耶夫在阿拉木图掌握大权。他早就对库纳耶夫怀有好感。1957年11月库纳耶夫曾经飞赴莫斯科看望勃列日涅夫。一番交谈之后，勃列日涅夫友好地问道：
“明天想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吗？中央委员会设宴招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晤会议的人员。那里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精英。”
对库纳耶夫而言，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事。当全体来宾齐集之时，赫鲁晓夫出现了。库纳耶夫夫妇被安排与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同坐一席。他们的席位后面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17]和谢胡[18]。
1960年1月9日，勃列日涅夫飞赴阿拉木图参加全会，会上他严厉地批评别利亚耶夫，将库纳耶夫扶上了哈萨克第一书记的交椅，于是库纳耶夫便成为他的忠实战友。
库纳耶夫也未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将近两年后，赫鲁晓夫吩咐将哈萨克的几个区划归相邻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他表示反对。赫鲁晓夫便下令撤掉这位不肯听话的领导人。
12月24日科兹洛夫飞抵阿拉木图。无论在机场还是汽车上，他都绝口不谈公事。稍事休息后便驱车前往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大厦。他向政治局委员们说明：
“中央主席团认为，任命库纳耶夫同志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是适宜的。我们推荐尤苏波夫[19]担任第一书记，索洛缅采夫担任第二书记。请支持我们的建议。”
沃罗诺夫曾经讲过1960年勃列日涅夫召见他的情形：
“已经批准你为垦荒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哈萨克中央第三书记。”
“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谁都没有向我提起过，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沃罗诺夫不知所措。
“决定已经通过了，”勃列日涅夫坚定不移地说，“你这就坐车去福努科沃，乘飞机到哈萨克斯坦参加全会。”
沃罗诺夫出了门，在走廊里遇见一位中央书记伊格纳托夫，向其抱怨说，决定他的命运却连问也不问他一声。
伊格纳托夫困惑不解地瞧了瞧他：
“主席团会议上波利扬斯基和勃列日涅夫都说你同意呀。”
“谁也没和我说过。”
伊格纳托夫很喜欢给同事使绊子：
“到我办公室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沃罗诺夫向第一书记申述：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是奥伦堡州委副书记沃罗诺夫。我在奥伦堡的事情很多，还想在那里再工作两三年。”
“不是说你已经同意了吗？”赫鲁晓夫诧异。
“谁也没有和我说过。”
“告诉勃列日涅夫，让他另找一个候选人。”
沃罗诺夫回头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骂了一句，取消了决定，但从此便记恨沃罗诺夫。
勃列日涅夫颂扬起赫鲁晓夫来绝不比主席团的同事们逊色。而且他干这种事易如反掌。1960年2月1日讨论赫鲁晓夫即将出访法国的事。勃列日涅夫不失时机地建议：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访法的中期，在适当的情况下发表一次演说。”
“我认为这可以办到。”赫鲁晓夫当即响应。
“这会非常有意义，而且作用巨大，”勃列日涅夫兴奋地说，“这将会唤起法国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社会公众。”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支持他：
“列昂尼德·伊里奇说得很对，无论就内容、意义或形式而言，这都会是强有力的一着棋。”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涅夫[20]元帅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我认为，从战术角度考虑，这类演讲最好在俄罗斯国土上发表，以使人感到背后的力量，觉得这是政府、中央委员会所发出的声明。这会提高您的威望，比面对法国或其他外国听众产生更加强烈的印象。”
但勃列日涅夫固执己见：
“难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联合国没有留下印象？你不记得我们乘车离开机场时，人们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纷纷伸出手来的情景吗？不能不考虑到这点。”
赫鲁晓夫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说得对。”
1960年5月4日，赫鲁晓夫对高层领导人进行大调整。比如说，让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退休。
70岁高龄的伏罗希洛夫开会时常常入睡，对外国使节和来宾自作主张地随便说话，由此数次酿成国际风波。决定让伏罗希洛夫致函最高苏维埃，请求解除其职务。他的职位则由勃列日涅夫接替。
7月，伏罗希洛夫退出中央主席团，但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苏霍德列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уходре́в，1932年12月12日——2014年5月16日），1956年进入苏联外交部翻译局工作，同年11月18日在波兰驻苏联大使馆举办招待会欢迎到访的哥穆尔卡时，将赫鲁晓夫即席对西方外交官发表演说的一句话“我们会埋葬你们”（Мы вас закопаем!）翻译出来，这句话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此后曾长期担任赫鲁晓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在外事访问中的个人口译员。1983—1989年任外交部美国和加拿大司副司长。1989—199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1994年退休。
[2] 斯维亚托斯拉夫·特奥菲洛维奇·里希特（Святосла́в Теофи́лович Ри́хтер，1915年3月20日——1997年8月1日），苏联钢琴家。
[3] 尼娜·利沃夫娜·多尔利亚特（Ни́на Льво́вна Дорлиа́к，1908年7月7日——1998年5月17日），苏联歌剧歌手。
[4] 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留里科夫（Борис Сергеевич Рюриков，1909年3月20日——1969年5月21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48年1—7月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艺术司司长。1950—1953年任《文学报》副主编，1953—1955年任主编。1955—1958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1958—1961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科学与文化主管。1963—1969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пелов，1898年6月20日——1979年4月22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39—1940年任第一副部长。1939—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46—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72—1973年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系秘书。
[6]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0年、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47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1946—194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47—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3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主要情报局局长。1963年2—8月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1963—1965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7]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军总政治部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和鼓动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部长。1950—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8]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Семёнов，1911年2月16日——1992年12月18日），苏联外交官。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驻立陶宛参赞。1940—1941年任驻德国参赞。1941—194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三欧洲司司长。1942—1945年任驻瑞典外交使团高级顾问。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6年任驻东德军事管理局副政治顾问，1946—1949年任政治顾问。1949—1953年任东德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政治顾问，在任期间于1953年参与镇压东柏林六月起义。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3—1954年任驻德国高级专员兼驻东德大使。1954年因车祸受伤回国。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55—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任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苏方代表团团长。1976—1986年再次担任驻东德大使。1986年退休。苏联解体后移居德国。1992年在科隆逝世。
[9] 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Ю́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Харито́н，1904年2月27日——1996年12月18日），苏联数学家、物理学家。1939—1953年期间从事研发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作，先后于1949年和1953年分别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0]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11] 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тников，1926年1月20日——2012年2月19日），194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1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75—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2年任驻古巴大使。1982—198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3—198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12]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лёв，1907年1月12日——1966年1月14日），苏联火箭和太空系统设计师。1921年起从事航空工作。1933年参与研制并发射GIRD火箭。1933—1934年任喷气研究所副所长。1935—1938年任喷气研究所火箭飞机部副主任。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改判8年徒刑，从事研制火箭发动机。1944年获释。1945年起负责研制弹道导弹。1946—1966年任苏联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7年期间参与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1957年平反。1961年负责筹划了载人航天的计划。1966年逝世。
[13] 尼古拉·伊里奇·别利亚耶夫（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Беляев，1903年1月19日——1966年10月28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41—1943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3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主席。1943—1955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0年1—6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同年6月退休。
[14]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伊萨耶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Исаев，1911年9月6日——1974年1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8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8—1959年任哈萨克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在平定铁米尔叛乱后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65年恢复党籍。
[15] 沙拉贝克·卡贝尔巴耶维奇·卡贝尔巴耶夫（Шракбек Кабылбаевич Кабылбаев，1908年3月8日——1976年7月5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格别乌。1954—1959年、1967—1973年任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1959—1967年任阿拉木图内务局副局长。
[16]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共中央第二书记，1964年因出轨丑闻被迫辞职。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退休。
[17]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参加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期间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18] 穆罕默德·伊斯梅尔·谢胡（Mehmet Ismail Shehu，1913年1月10日——1981年12月17日），1936年起支持共产主义，1937年移居西班牙，参加了西共，在国际纵队担任加里波第旅第4营营长。1939年流亡法国，旋即被捕，在狱中参加了意共。1942年回国，参加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3年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43—1944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罗拉州委组织书记兼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第1突击旅旅长。1944—1945年任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参谋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改组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后，于1948—1953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48—1981年任党中央委员。1954—198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74—1980年任国防部长。1981年起与霍查产生矛盾，反对霍查的孤立主义政策，被霍查污蔑为“南斯拉夫间谍”，同年12月17日自杀身亡。
[19] 伊斯梅尔·阿卜杜拉苏洛维奇·尤苏波夫（Исмаил Абдурасулович Юсупов，1914年5月12日——2005年5月17日），1938—1967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51年任哈萨克斯坦水管理部部长。1951—1955年任哈萨克共产党库斯塔奈省委第二书记。1955—1959年、1962年任哈共南哈萨克斯坦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共中央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4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65—1966年任乌拉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71年任哈萨克斯坦葡萄酒国营农场联合组织经理。
[20]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1—1934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外贝加尔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军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陆军总监察长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2—197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苏军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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