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7章 逆向的寓言——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勃列日涅夫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纲领：应当忘记对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时代好事多于坏事，应当谈论好事——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那些偏离党的路线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结果，随即便开始改写历史教科书，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赫尔岑早就写道：“俄罗斯政府像一则逆向的寓言：它不是把未来、而是把过去说成最好。”
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承认斯大林是罪魁祸首便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罪责——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赞成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也有斯大林之后开始仕途的年轻一代，他们无须对过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同样为领袖的无可指责辩护，这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如果同意说以前的当局犯了罪，那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现今的当局至少可能会犯错误。而必须让民众始终相信，党、政治局、总书记、当局永远是正确的，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批评！
这就是当局之所以与那些主张客观评价国家历史的人进行斗争时不肯妥协的原因。
此前一年半的1965年2月，中央各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戈利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开会。勃列日涅夫让他们帮助准备他将于5月8日到9日对徳战争胜利20周年要作的报告。他说，他有一些想法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叫来一名女速记员，开始口述他认为在报告中应当提出的要点。
他口授了12页之多的内容，当即译释出来，分发给谈话的参与者。
报告中正面阐释斯大林的活动，对大清洗和个人崇拜只字未提。受到批判的只是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首次对所有的参战者、赢得胜利的将领给予应有的评价，这是当年斯大林所不愿意做的事，他忌妒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勃列日涅夫强调，一定要讲一讲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委员们：
“否则他们会说：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是政工人员，却忘了讲讲我们。”
据当时在场的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要轻易听从别人的意见……很可能，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宁肯将复杂的问题暂时搁置。他是一个明智之人，避免走极端。不管你如何嘲弄他，如果他对什么东西不太明白，如果他有疑问，他总是说：
“先搁一搁吧，我需要找人商量商量。”
他真的与他所信任的一些人商量，很关心政治局其他委员对新想法的反应。
在讨论报告草稿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大家的话听得很认真，有时还在拍纸簿上作记录。如果谁的话当即受到批评，他便会加以阻止：
“哎，让人家讲嘛，您干吗急着加以指责呀？”
“他善于向别人发问，”斯米尔诺夫说，“他了解他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并且牢记在心。然后便加以运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缺少系统教育和阅读习惯的不足。他不断地将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贯彻到生活中去。他有一副坚强的性格。”
最终，勃列日涅夫在对德战争胜利20周年前夕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长时间以来首次在整体肯定的语境中提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名字。朱可夫元帅就坐在会场里，这是1957年之后第一次让他出席庆祝大会。
1965年5月11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向苏共中央提供情报：
勃列日涅夫同志5月8日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各部队和舰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进行了讨论。现役军人和部队、机关中的职员都赞同报告对苏共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活动所给予的评价并重提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功勋……
这些军官还将报告中提到朱可夫的名字以及他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与他可能重返苏军队伍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有些现役军人对报告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和格·康·朱可夫的名字表示了不友善的态度。
比如，驻德苏军某集团军的军事论坛主席皮萨列夫上校在年长军官的圈子里声称：
“朱可夫和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在这样的报告中值得提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过谁也不曾支持皮萨列夫，大家纷纷证明他的观点的错误……
类似的看法仅仅是个别的，在武装力量的人员中得不到支持。
提到朱可夫的名字激发了对他全面恢复名誉的希望。然而军队的政工人员却对元帅怀恨在心，他们试图阻止他的回忆录出版。
1968年3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出现了许多的回忆性的著作……它们不公正地阐述诸如卫国战争之类的事件，从某些地方弄来档案文献，对其加以曲解，张冠李戴……这些人是从哪里弄来的文献？为什么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变得如此放任呢？”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作出承诺：
“对档案资料我们要加以分析研究，归纳整理。关于朱可夫的回忆录，我们目前正在草拟我们的结论。那里面有许多不必要的、有害的东西。”
档案材料对研究人员已牢牢封锁起来。而朱可夫的回忆录只是在做了荒谬的增补之后才得以问世——仅仅为了博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前往康·尼·列谢利泽将军的第18集团军的时候，”仿佛出自朱可夫元帅手笔似的，“同我一道的有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员亚·亚·诺维科夫[1]，以及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谢·马·什捷缅科[2]将军……当时我们大家都为一个问题担心：苏联军人在小地能否经受住考验……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向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征求意见，但他偏偏远在小地，那里正在进行激战。”
读者都会发笑：元帅朱可夫竟然需要去征求上校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朱可夫元帅被选为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但勃列日涅夫劝他不要前往代表大会宫。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对他的妻子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3]说：
“就他的健康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一连四个小时要不断起立和坐下。”
“不过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加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试图加以解释，“对他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对党尽义务了。他把出席代表大会本身看作是为自己恢复名誉。”
“他当选代表大会代表，这也就是恢复名誉嘛。”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则被视作为斯大林的整个遗产恢复名誉的信号。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领导之一斯帕斯京[4]教训报刊编辑们说：
“你们怎么啦，还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吗？还体会不到报告的精神？”
二十三大上的报告，由中央委员会各个部的二十余人在斯大林当年常住的沃伦斯科耶一号别墅为他起草。讨论报告提纲时，勃列日涅夫在他认为极端的观点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的路线。
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要求采取强硬路线，着重“阶级斗争”。报告的国际部分认为必须强调“针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抵制，但他们听到的回答却是关于“背离列宁路线”、“机会主义”等等议论。
戈利科夫和特拉佩兹尼科夫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便去向他告状。
不过，《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5]、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科里奥诺夫[6]、社会主义国家部第一副部长托尔库诺夫[7]则认为，报告需要仔细斟酌。
苏斯洛夫召集工作小组开会讨论戈利科夫及其伙伴撰写的报告引言。
此后通过共同努力，终于写成了一篇平平淡淡的报告，激进的口号消失了。
不过，意识形态氛围的改变很快便感觉到了。首先是对待伟大卫国战争的态度。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开始谈论1941年夏季的灾难性失败、被俘的数百万苏联士兵的悲惨命运。为今倾向性正在起变化。
1966年7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新世界》杂志刊发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西蒙诺夫那部前线日记，作品题为《战争的一百个日夜》。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向中央委员会呈送针对西蒙诺夫的详尽的告密材料，指责他说：他认为国家在临战前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大肆援引在军队中实行清洗的资料，并认为1939年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条约是不正确的。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请求，“责成苏共中央文化部审查杂志已批准好刊发的康·西蒙诺夫的前线札记及其注释是否适合发表的问题。”
西蒙诺夫的那些战地日记被扣留，因为书刊检查机关敏锐地察觉到业已变化了的倾向。各种意识形态会议上纷纷提出要求，“为个人崇拜年代辩护，停止诋毁过去，出版培养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书籍”。
楚科夫斯基[8]在1965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平生第一次听广播，发现‘广播就是毒害民众的鸦片’。国内一边是糟糕到令人绝望的经济，绝对的奴役制度，一边又津津有味地沉溺于个别微不足道的光明景象，而且将世所罕见的东西冒充为普遍事实——我国之外的其他一切制度统统被叫做奴役制度。”
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斯卡巴说：
“对斯大林批判得太过火了。结果我们十年来在思想战线上都在为自己而工作，破坏了自信心，从而产生了青年们的虚无主义、不满和反对。”
当时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民族理想、甚至民族主义理想的精神教育青年。因为，青年向何处去呢？他们放荡不羁，心目中已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斯卡巴的仕途在哈尔科夫起步，担任过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编辑过报纸，后来成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州委书记。1959年波德戈尔内选中他充当乌克兰首席思想家的角色。他被公认为“真诚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9]表达得更为坦率：
“批判斯大林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已不单单是代价，这是对我们的原则的破坏。在文学中，作家们千方百计地力图贬低斯大林活动中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将他描绘为凶手和怪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这方面应当说，今天《新世界》杂志的路线就是那些不满党的政策的人的路线。在该杂志的篇幅中可以看见敌人在张牙舞爪。”
“敌人在张牙舞爪”——这已经是斯大林时代的专用词汇了。斯图鲁阿的话传遍整个莫斯科。所用的词语被认为过于露骨，连在政治局内也不获好感，然而这种趋势却不难理解。
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开始在国家精神生活中发挥特别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对军队的爱护，已发展而为国防部和总政治部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成为勃列日涅夫在军队中的亲信。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自以为是总政治委员和道德的维护者。
叶皮谢夫经历战争，先后担任第40集团军和第38集团军的军委委员。战争末期他与勃列日涅夫同在一个方面军。1946年叶皮谢夫复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奥德萨州委第一书记。
1951年，在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之后，部里实行了大清洗。阿巴库莫夫的人纷纷被撤职和关进监牢。调入首都的叶皮谢夫担任了国家安全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这一关键性的职务。
斯大林逝世之后，叶皮谢夫奉派从事外交工作，国家安全部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因犯罪而受到惩处，叶皮谢夫避开了这些案子。他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五年，又出使南斯拉夫两年。
1962年6月，叶皮谢夫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在位期间，他都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军队政工人员还从未在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表面上总政治部仅仅拥有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权力。事实上军队政工机关的作用更为巨大，叶皮谢夫在与中央委员会其他各部的争执中总是占据上风。
中央书记处每次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主持者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总政治部有何看法？”
于是认真听取叶皮谢夫的意见。
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是卡拉什尼科[10]上将，勃列日涅夫在前线即已与其相识。勃列日涅夫当时在黑海部队集群政治部任职，而卡拉什尼科则担任归入该集群建制的第47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
卡拉什尼科将军与苏联文学中“歪曲历史真相”的现象进行斗争：
比如，在描写受惩罚军人的生活、枪毙临阵脱逃人员或者在前线表现出缺乏勇气、惊慌失措、畏缩不前等现象之时，作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内幕，而不是那些决定性的特点上，同时还从事件的总链条中选取个别的事实，片面地加以表现，从而歪曲生活的真相，污蔑和贬低战争的英雄……
例如，众所周知，战争初期我们的一些失败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面对这一时期时，有些作家单单选取最阴暗的色彩，同时却细细玩味退却、被俘的事实之类，将军队表现得对斗争毫无准备。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这些作者是否了解，战争前夕我军处于何种状况？党和政府为防备法西斯的进攻采取了何种重大的措施？……
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上书中央委员会，虽未点出《新世界》之名，但说的就是这份杂志，称其“嘲弄对于苏维埃人堪称神圣的一些概念”。《新世界》事实上在军队中已被禁止订阅，并从推荐出版物的目录中剔除——这是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信号。
叶皮谢夫将军签署了一份呈送中央委员会的针对西蒙诺夫的长篇控告信，该信以这样的话作结：
“康·西蒙诺夫的新书是十分错误的，与苏联作家极不相称。它可能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造成严重的危害，歪曲了我国人民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考虑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札记《战争的一百个日夜》的严重缺陷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认为，将其出版是不适当的。”
叶皮谢夫的意见占据上风，西蒙诺夫的战争日记未能刊出。
叶皮谢夫和格列奇科看过根据西蒙诺夫和另一位军事作家沃罗比约夫[11]为脚本拍摄的描写莫斯科近郊胜利的影片之后，提出了一大堆意见，结果影片被封杀，未获上映。
[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00年11月19日——1976年12月3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4年参与镇压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39—1940年任第8集团军空军司令。1940—194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2年2—4月任红军空军第一副司令。1942—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44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军衔。194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3年平反。1953—1955年任苏军远程航空兵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56年转入预备役。1966年退休。
[2]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Сергей Матвеевич Штеменко，1907年4月20日——1976年4月23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行动局第一副局长。1948—1952年任苏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1950—1952年任战争部长。1952—1953年任驻东德部队参谋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3—7月任苏军总参谋部副主任。1953—1956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58—1961年任伏尔加军区第一副司令。1961—1962年任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1962—1964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1968—197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76年逝世。
[3] 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朱可娃（Гал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Жукова，1926年？月？日——1973年11月13日），原姓谢苗诺娃（Семёнова），格奥尔基·朱可夫的第二任妻子。
[4]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帕斯京（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настин，1913年12月31日——1976年1月30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5—1937年、1942—194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全苏知识协会第一副主席。1968—1976年任苏共中央函授高等党校校长。
[5]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имянин，1914年11月21日——1995年5月1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0—1946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年任白俄罗斯教育部长。1947—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2—1956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8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0—1965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5—1976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66—1976年任苏联记者协会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退休。
[6] 维塔利·杰曼诺维奇·科里奥诺夫（Виталий Германович Корионов，1917年5月11日——2002年？月？日），苏联共产党党员，毕业于苏共中央党校，曾任《真理报》政治评论员、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苏联声援拉丁美洲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捍卫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6年任苏共“二十三大”代表。
[7]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库诺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кунов，1919年1月22日——1989年7月13日），1938—1944年任《真理报》战地记者。1946年加入联共（布）。1960—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副部长。1965—1976年、1983—1984年任《消息报》主编。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3年任新闻社董事会主席。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88年退休。
[8]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19日——1968年10月28日），苏联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儿童作家、记者、翻译家。
[9] 戴维·格奥尔基耶维奇·斯图鲁阿（Дэви Георгиевич Стуруа，1931—2001），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7年参与创立格鲁吉亚记者协会。1959—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科学、文化和学校部副部长、部长。1961—1970年任格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兼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1970—1991年任格共中央党史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格鲁吉亚民主建筑和政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96—2001年任格鲁吉亚议会教育、科学和文化委员会专家顾问。
[10] 米哈伊尔·哈里东诺维奇·卡拉什尼科（Михаил Харитонович Калашник，1903年9月19日——1974年？月？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北高加索阵线第236师军事委员、第4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1945—1946年任驻德国占领军政治部副主任，1946—1950年任政治部主任。1952—1954年任基辅军区政治部主任。1954—1958年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1958—1972年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72—1974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军事顾问。
[11] 叶夫根尼·扎哈洛维奇·沃罗比约夫（Евге́н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Воробьёв，1910年12月12日——1990年8月31日），苏联小说家。1932—1939年任《共青团真理报》特约记者。1939—1942年任《工人报》记者。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5年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990年在莫斯科病逝。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