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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布拉格之春”的前后
伊诺泽姆采夫[1]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变成了苏共中央的智囊团。第二个这样的智囊团则是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其领导人为阿尔巴托夫[2]，同样是一名上过前线的人，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中央那个部里工作。
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在智力上为国家领导人增强营养，促使最优秀的学者们的大脑为政治局工作。据说，这样做的收效并不大。总的看来，只有十分之一的科学成果得到利用，十分之九都徒劳无益。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径直将分析报告扔进了纸篓。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是没有院士和国际问题专家们提供的建议、预测和信息，领导人不知还会干出多少蠢事……
在研究所的著作中，同时还包含着相当准确和客观的分析。然而到处都照抄列宁的论断，援引总书记的言论和仪式上用的党内套话。自由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但被迫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忍气吞声，只能按现存的条条框框行事，别无他法，各方面一律如此。
据伊诺泽姆采夫称，勃列日涅夫曾有意在党内认真开展改革活动，可是在“布拉格之春”过后便改弦易辙，因为他吓坏了。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1967年底勃列日涅夫曾去过布拉格，但迅即返回。他向自己的助手们述说：
“第一书记诺沃提尼[3]一直抱怨主席团委员们；而那些人老想把我叫到一边，几乎都是夜里死气白赖地要求谈话，背过第一书记。每个人都把我往自己一方拉，劝诱我充当同盟者。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说：‘请准备好飞机，明天我们就乘机离开。’何必牵扯进他们内部的勾心斗角。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而九个月之后，勃列日涅夫却将军队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什么使得他这样改变自己的立场呢？
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来自布拉格的情报。这些情报给人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背叛社会主义……
1968年8月20日清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4]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晤。会晤预定于华盛顿时间傍晚6—8点之间进行。
这是一个休假日，总统也在休息。但大使知道美国总统的私人电话号码。约翰逊拿起听筒，彬彬有礼地邀请大使于晚间8点就便去白宫看一看。
多勃雷宁受权向约翰逊总统通报说，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军队已进入该国的领土，以便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向其提供援助。莫斯科希望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不会触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不应该对苏美关系造成损害。
所有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实际上，事情关系到欧洲中心的一次军事行动，关系到50万大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
总的看来，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多大的兴致听大使把话讲完，便谈起他认为更加主要的事情——他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访问。他以上好的威士忌招待这位苏联外交官，讲了几则他的故乡德克萨斯州历史上的可笑事情，便将大使打发走了。
即便约翰逊总统知道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命运也丝毫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他认为天字第一号的任务是限制核军备竞赛，并希望与莫斯科结成伙伴关系。
当然，后来美国外交家们终于恍然大悟，西方强烈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然而美国人却无法理解，苏联为何要出兵它忠实可靠的同盟国捷克斯洛伐克。
什么帝国主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大规模行动等等神话，纯属无稽之谈。
出兵还是不出兵——这个问题讨论了将近三个月，莫斯科长时间犹豫不决。他们明白武装干涉将会给国家造成何种损害，所以一切都做得事先不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
不仅美国人，而且苏联政治家也是最后一刻方才得知入侵的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不久曾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讲述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会晤的情况，但只字未提苏联可能出兵的事。
不过，这次军事行动又有什么令全世界感到出人意料之处呢？
那么，明明了解这一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何以仍然以为他们自己能逃过一劫呢？
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有损苏联利益的事情，只不过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讨论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的可能性。
国内的变革让捷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冲昏了头脑。捷克人不想一步步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地慢慢走向民主，避免给莫斯科留下干涉的口实，反倒像是突然遭遇种种不愉快的事一样，急于脱身。他们为自由的空气所陶醉。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和人民步调一致，有80%的民众支持新政策，这让莫斯科领导人茫然失措。
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杜布切克[5]成了人民领袖——这对于党的官员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事。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民众也感受到了这点。杜布切克从未打算与莫斯科决裂。他真诚地热爱苏联，认为勃列日涅夫能看得出他的一片赤诚。
捷克人以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苏联也完全可能出现变化。
捷克人来到莫斯科时，听见人们都在说，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当不长久。党内正发生派系斗争，很可能倚重专业人员的现代化拥护者会获胜。这样的希望与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和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时出现了一首广为人知的四行诗：
我知道情况会有所改善，
因为我们的杜布切克举国喜欢，
苏联的杜布切克同样将要
很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并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但经历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领导人卡达尔[6]，看着他却不胜惊奇。卡达尔在私下会晤时，试图向杜布切克说明，要么他自己以强硬手段恢复国内秩序，要么入侵不可避免。杜布切克不相信莫斯科会出兵。卡达尔以绝望的语气问道：
“您真的不了解您是在同谁打交道吗？”
捷克人当然不了解自己的苏联同志！他们认为，在争取革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会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
但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苏联能不出兵？能让捷克斯洛伐克有机会过它想过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说过：“如果我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就只好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
“丢掉捷克斯洛伐克”会被视为这个国家不愿意全面效法苏联，是意识形态领域削弱的结果。克里姆林宫害怕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识形态传染症”会波及苏联。
克格勃的军官们在布拉格积极活动，这些人监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的每一步行动，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招募情报员。克格勃的非法逗留人员将自己冒充为西方旅游者，在布拉格到处张贴教唆性的传单。苏联特工机关参与建立秘密的武器储藏点，这些地方被说成准备武装阴谋的证据。克格勃中有一个代号“A”的部门，亦即虚情报部门，它积极采取行动，炮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计划，仿佛那是中央情报局所制定似的。该计划由《真理报》加以发表。
苏联士兵被告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威胁说要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人民政权”。
不过莫斯科的领导人从未亲自进行过认真的宣传。如今政治局的文献已经公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并没有说过这是西方干的。
已经是出兵之后了，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与杜布切克以及其他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话，也只字未提西方入侵或国内外的反动势力。
“在国内政策方面，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勃列日涅夫说，“并未考虑我们对此是否喜欢，这让我们很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地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苏军战士所解放的那些区域的前沿，这些区域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边界。我们有权向你们国内派兵，以便让自己在我们共同的边界之内感到安全。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将来永远都是如此……”莫斯科关心的是保持对东欧的控制。
莫斯科清楚地知道，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都会导致其覆灭，他们是对的，莫斯科根据匈牙利的经验可知，取消书刊检查、实行自由选举，必将导致制度的改变。而下一步便会是退出华沙条约。
1968年，政治局曾提出派遣四五个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用于显示武力，这已经足够。但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坚持投入不少于20—25个师。苏联的军事行动显得格外有效，因为它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展开的。
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抵抗——非武装的消极的抵抗。苏联领导人把赌注押在快速突袭的效果上，希望吓住捷克人，却打错了算盘。
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不知所措。捷克人并未开枪，但也没有屈服。政府、议会、党的代表大会，全都谴责武装干涉。苏联的军事机器拿它们毫无办法。
任何一个略为严肃的政治家都不愿与占领当局打交道。苏联政治局不得不释放本来已经准备以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罪名交付审判的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并一再劝告他们妥协。
大学生帕拉赫[7]公开自焚，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抗议。
国家领导人中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政府首脑切尔尼克[8]，向他的母亲表示慰问，但根本无所作为。帕拉赫的行为只不过令他们吃惊而已。他们一心相信，国家所唯一需要的是秩序、安定、正常化。不久之后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职位。
新闻检查日益强化，苏联军队舒舒服服地在这个国家安顿下来，这里有许多廉价的水晶玻璃、桶装啤酒和新鲜火腿。“正常化”将要持续20年之久……
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同）没有谁遭到枪杀。但成百上千的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成了锅炉工、垃圾工。50万人被开除出共产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遭到清洗的占到全国人口的10%。所有这些人整整20年间被从生活中一笔勾销。
被开除出党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者，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一次尝试，已被坦克的履带轧得粉碎。再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改革社会主义以使之得以存续。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已变得不复有演进能力，任何鲜活的思想都被统统扼杀。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而且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抛弃了俄罗斯。当苏联士兵1969年8月手持武器闯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之际，杜布切克的一个战友惊骇地想到：这正是那些1945年5月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士兵呀！现在他们却用冲锋枪瞄准着你。
他当即回忆起，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巡逻队常常搜索整个布拉格。于是从这一时刻开始，对他而言那些士兵与这些士兵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他们全都是占领者。
苏军入侵20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轰然崩溃。夺得政权的不是那些每天往苏联大使馆跑的人，而是当年给帕拉赫的坟墓献花的人。这时候才水落石出：在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寥寥无几。
[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诺泽姆采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ноземцев，1921年4月4日——1982年8月12日），苏联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7年任《共产党人》杂志编委会国际部顾问。1957—1961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系主任，1959—1961年任副所长，1966—1982年任所长。1961—1966年任《真理报》副主编。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1982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78—198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2] 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57—1959年任《新时代》专栏作家。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2—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部门主任。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67—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1995—2010年任俄罗斯科学院顾问。
[3] 安托宁·约瑟夫·诺沃提尼（Antonín Josef Novotný，1904年12月10日——1975年1月28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1年因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德国逮捕。1945年获释。1945—1951年任捷共布拉格市委书记。1946—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1953—1968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196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6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71年恢复党籍。1975年逝世。
[4] 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国际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5]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斯洛伐克傀儡政权建立后回国，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9—1951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特伦钦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米斯特里察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5年任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58—196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迪斯拉发省委第一书记。1960—1969年期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副主席、主席。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69年在苏联领导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被捕并被押回苏联。后在两国斡旋下获释回国，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69—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81年被迫退休。1989年积极参加“天鹅绒革命”。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发起成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2年因车祸身亡。
[6] 卡达尔·贾诺斯（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贾诺斯·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7] 扬·帕拉赫（Jan Palach，1948年8月11日——1969年1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1968年进入布拉格卡尔佐夫大学哲学系就读，同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积极参加抗议活动。1969年1月16日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自焚，抗议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持续占领，1月19日去世。
[8] 欧德里希·切尔尼克（Oldřich Černík，1921年10月27日——1994年10月19日），1945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58—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60年代历任捷克斯洛伐克燃料和能源工业部部长、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68—1970年任总理，在任期间，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捕，获释后于1969—1970年兼任外交部长。197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参加了“城市和村庄联盟”，企图重返政坛，但未果。1994年因车祸后遗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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