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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65年开始的改革失败了，因为它带有局部性质，无法改变经济的形势。谁也不希望放弃强制性计划，放弃荒谬的价格制定制度。
1971年12月，柯西金访问挪威。傍晚他表示希望在奥斯陆城里逛一逛。
“柯西金注意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商店的橱窗前伫足停留，留意商品的种类和价格，”苏联情报机关驻挪威负责人格鲁什科[1]描述，“满腔爱国主义激情的我国贸易代表指出，挪威的物价非常高，而且经常涨价。柯西金猛地朝贸易代表回过头来，冷淡地说，供需平衡恰恰是健康经济的标志，这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设法让某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赢利的水平，那就好了，’柯西金说，‘价格制定应当用作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抵偿费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我国物价在最近30年间一直不变，甚至还在降低。按这样的价格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你们瞧瞧挪威商品的质量……’”
物价升高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什么也不能改变。利润如果既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得，也可以单纯依靠提高价格来获得，企业的经理们自然要走第二条路。以卢布计算的产品销售额就成为主要的指标。要是能径直宣布自己的货物更值钱，利润当然就会增加。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顾客别无选择。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依旧，只是价格上涨了。
已获得自主权的企业的生产并没有变得更有效率，它们只是重新挑选较贵的产品品种，从金额上看来生产实现了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内来自商品流转的资金，有一半都是依靠降低质量和暗中提高价格获得的。
柯西金在自己的改革倾向方面过于小心谨慎。莫斯科“红十月”糖果点心厂厂长请求柯西金说：“国家给我们400万卢布用于发工资。我再也不向您要一分钱了，但是请给予我们单位对于这笔钱的支配权。”
“我对您倒还可以相信，”柯西金回答说。“可是你想想，如果把这项权利赋予一个偏远的共和国呢？我们事后在那里准会什么结果也看不到。”
他终归还是那种一切都由中央严格管理的制度的信徒。他不可能提供一种由生产者自己理智地确定开支和费用的经济制度。他的全副精力都花费在细节、琐事上，这当然对下级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按照与他一道工作的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的说法，“柯西金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聪明而严厉的人，他作为领导者，我得说还是过去的那种类型。”
他是一个经济问题根本不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制度所培育出来的人。如果采取了一个决定，就必须千方百计加以执行。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结果他始终是一个节俭、勤劳、从不推托的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
“无论柯西金多么充分理解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风烛残年的葛罗米柯着文说，“但在实践中所走的依然是那条停滞的道路。他没有表述过任何深刻而有益的思想，用以消除我国经济中种种危害极大的现象。”
有时候也邀请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参加政府会议——指望部长们能倾听科学界代表人物们的意见。
当院士提醒通货膨胀的危险时，柯西金十分生气：“您说的什么通货膨胀呀？通货膨胀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发生，而我们的物价很稳定。我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
伊诺泽姆采夫试图向政府首脑说明起码的真相：“居民手里有钱的时候，商店里却没有商品，因为总是被飞快地抢购一空，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征兆。钱比商品多。”
柯西金不满地打断院士的话：“我们听够了您的这套资产阶级玩意儿！”
当开始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石油美元滚滚流入国家腰包之际，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需求消失了。从1970年至1980年十年之间，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增长9倍，而天然气的开采量则增长14倍。为了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全国都感谢柯西金。在他的领导下，国家集中力量开采和输送动力资源。
石油美元的出现，正好与勃列日涅夫对解决严重经济问题的兴趣消失相吻合。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应当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数据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提出去扎维多沃讨论，除了拜巴科夫外，还叫上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
拜巴科夫详细讲述了两天，一大堆数字让总书记备感腻烦。
“他坐在那里，满脸百无聊赖的模样，”拜巴科夫回忆说，“两只胳膊沉重地下垂在膝头上，那副模样像是在说：这些琐碎的东西白白浪费他的时间。
他让我停下，说：
‘尼古拉，见你的鬼去吧！你塞了我们一脑袋数目字。我已经啥也搞不清楚了。咱们休息休息，都去打猎吧……’
午饭后我们改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谈工作。玩高兴了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听着我讲那些用数字表示的计算结果，有时还同意地频频点头。”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
“我听拜巴科夫讲了整整两天，现在连觉都睡不着。”
拜巴科夫提醒政治局说，总的看来，第九个五年计划将会遭到失败。
“列昂尼德·伊里奇看上去情绪低落，”拜巴科夫回忆说，“他不喜欢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浓眉紧锁，不满地朝着我这边瞧：为什么我要格外加重局势的紧张程度？为什么我尽讲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五年计划行将结束之时，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又遭受前后三年——1972、1974和1975年的旱灾的影响。国家计委向政治局打报告：国家已入不敷出，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正在增加，其中包括战略性材料的进口。
在1975年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同志们，国家计委向我们提交了一个材料。其中包含有对局势非常悲观的看法。而我和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可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
大家兴高采烈地应声说道：“的确，他们太过分了！用不着在意！五年计划照样进行！”
国家计委关于改善经济形势的建议，是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列别杰夫[2]签署的。拜巴科夫正在休假。
正当列别杰夫在部长会议内部会上评估国内的经济形势之时，据拜巴科夫说，柯西金开始紧张不安起来。
“为什么我们应该听列别杰夫讲这事？”柯西金不客气地说：“拜巴科夫并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拜巴科夫说，他不仅见过，而且还多次讨论过。
“但不是你签署的吧？”柯西金说，语气中多少抱有一些希望。
“我当时在休假，但同意报告的内容。”
“我们根本不知道报告是谁写的。”柯西金说。
“报告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司长沃罗比约夫写的，他就在这里参加会议。”列别杰夫回答说。
柯西金的一位副手火了：“沃罗比约夫仅仅是个司长，不可能什么全都了解。”
其他几位副主席也说，他们让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都更熟悉和理解目前的形势：
“五年计划还有一半时间，我们还得及纠正一切……国家计委的看法是片面的、悲观的……不应当做‘临渡换船’的事情。”
当时政府领导人的心境是：什么也不应当改变！根本不愿意别人提起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柯西金翻看了报告的文本，不让列别杰夫继续往下讲。列别杰夫脸色发白，离开了讲台。每一份报告都被没收和销毁。
“最近我国的经济让人想到‘拆东墙补西墙’，”拜巴科夫评论形势说，“为了缝补一个地方的破洞，还得在另一个地方剪下一块布来。始终不可触动的唯有庞大的国防开支。”
柯西金在生命的末期已变得动辄发怒、毫不容人。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柯西金不满意拜巴科夫的报告，便歇斯底里地对这位国家计委主席大声斥责：
“您干吗像老娘们儿一样在这儿喋喋不休呀！”
柯西金在政府首脑任上的活动结束得很不顺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在国外采购了大量设备，却连安装也没有安装，一直闲置在仓库里，直到老化。
葛罗米柯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当着他的面问柯西金：
“我们在国外所购置的工业设备，至今没有在企业中安装，仍然储存在仓库里的有多少呀？”
柯西金像平日一样知道答案：“价值160—170亿外汇卢布吧。”
换算成美元，这个数字还更大。
柯西金锱铢必较，而成亿的钱却白白耗费了——用来建设一些大型工业项目，要么工期极为漫长，要么毫无效益。军备竞赛使经济沦于破产，他再节俭又有什么用？
70年代后半期，粮食的状况恶化。国内暗中的愤怒情绪在增长，首先是由于食品和最必需的商品缺乏，生活的质量下降。许多州里发生了真正的罢工，这些情况只有在党的内部文中才能提及。
几乎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一切都成了脱销商品，一切都不得不通过熟人或出高价才能搞到手。
紧缺的商品都流入了黑市，货币本身已失去意义。经济正在向中世纪的商品和劳务直接交换倒退，地下经济欣欣向荣。大机关中有些东西通过所谓定购的体系进行分配。有些食品已彻底消失，各个城市里都排起了买肉和奶油的长龙。民众纷纷奔向莫斯科抢购食品，许多人至今对所谓“香肠列车”记忆犹新。
“鱼的售价是30—40戈比一公斤，每个人都买得起。鸡蛋的生产超过所需的额度，党中央很担心其储存问题。”当时的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主席帕斯卡尔[3]以怀念的心情追忆勃列日涅夫时代。
帕斯卡尔想必忘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食品店的柜台看上去是何种景象，要不就是他根本没有看见过。因为高级官员们连内部凭票供应商店也用不着去——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开车从特殊供应基地送到家里或别墅里。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文学批评家捷德科夫[4]住在克斯特罗马，他在州里的《北方真理报》工作。他的日记写道：
1977年10月25日：商店里没有香皂，没有糖果。不言而喻，没有肉（在市场上排队——4卢布一公斤）、香肠、动物油等等。
11月13日：城里没有了电灯泡。当我前些时去寻找100烛光的灯泡时，40瓦的灯泡尚有出售，而现在40瓦的也不见了踪影。我家的吊灯里，三个灯泡烧坏了两个。我们就这样用开着的台灯照明，寂然枯坐……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短缺。
而新年前的记载则是这样：
给领取养老金的人发放了可以在住房管理所买肉的票券（每个养老金领取者一公斤）。不过，不叫票券，而叫“请柬”。你领到“请柬”，方可进入那家商店。今天《北方真理报》派了几个代表去商店领肉（每个工作人员一公斤）。给劳动集体就是这样“发”肉的。
商店里则说，你们去搬一片来自己割吧。编辑部的几位女士十分气愤，拂袖而去。经过与上级进行电话交涉，许诺明天给肉：既经过了切割，又是最高的等级。今天非法院职员卡马扎科夫的妻子整天都在切肉。给他们这个“集体”所发的肉仍是整片的……
投入农业的资金毫无效果。巨大的建设工程旷日持久，而且造价比预计的昂贵得多。军费开支已变得难以承受。经济全靠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支撑，这要扩大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才成其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很走运。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开始飙升。赫鲁晓夫在位时每桶15美元，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已上升至每桶80美元。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油价下跌，从国外换取的富足安乐已烟消云散。
20世纪初期，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短15年。19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当政时平均寿命大幅提高，与美国的差距几乎完全消失。可是60年代时男人的寿命开始缩短，差距重又逐步增大。
经济的任何现代化都不曾发生过，国家持续不断地落后于西方，陷入了经济萧条……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苏联经验显然亦已失望，它们倒还能保障自己的公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苏联经验对各国共产党不复具有吸引力。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贝林格[5]这样表达：“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枯竭了。”
发达社会主义的招数业已使尽，失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尤其是食品供应变得时断时续的时候，没有怨气的唯有高官显贵、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为内部供应商店出色地履行着职责。出国旅行首先具有经济意义——可以购买那些在苏联领土上不存在的东西。
“时至80年代初期，也许还要稍早一些，”布鲁坚茨写道，对于一部分勤于思考的政治上层人物而言，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迫切性已变得显而易见。
最希望变革的是“工业船长”——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大企业的经理。然而变革并未发生，后果则是地下经济开始发展，特别是在南方各共和国。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意识形态部原部长阿加耶夫和政治学家阿利扎德[6]写道：
“正是在那个年代——侵吞公款和贪污受贿泛滥的时期，相当大一部分‘新阿塞拜疆人’的固定资本开始形成。但恰恰在地下资本的聚集过程中，隐藏着并酝酿成熟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工业经营管理官僚们视党的官僚的庇护和必须与他们瓜分利润为累赘……改组被当作摆脱党务官僚监护的机会。”
颇为典型的是，即便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苏联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也拿不出摆脱不景气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局部改良转圈子。制度似乎是绝对无法动摇、坚不可摧的。然而它只有在还是一个整体之时才是如此。只消去掉其中一个部分，一切都会开始崩溃……不过我们的话已说得太超前了。
[1] 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Грушко，1930年7月10日——2001年11月20日），1954—1960年期间在外交部门工作。1960年加入克格勃。1970—1972年任克格勃驻挪威代表。1972—1975年任克格勃第三部副部长，1975—1980年任部长，主管斯堪的纳维亚事务。1980—1983年任克格勃外国情报局副局长，1983—1989年任第一副局长。1989—1991年任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二总局局长。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1—8月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因病获释，1994年被赦免。1996—2001年任俄罗斯保险中心副总裁。
[2] 维克托·德米特里耶维奇·列别杰夫（Викто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Лебедев，1917年10月19日——1978年12月3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1956年任机械工程和仪器部总局局长。1956—1957年任机械工程部副部长。1963—1965年任化学工程部部长兼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席。1965—197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73—1978年任第一副主席。1974—197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7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3] 彼得罗·帕斯卡尔（Petru Pascari，1929年9月22日—— ），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摩尔达维亚农业部农业和种子生产监察局首席农艺师。1959年7—11月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党机构部部长。1959—1962年任摩共中央恰德尔—伦加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4—12月任摩尔达维亚农产品生产和收获部第一副部长。1962—1970年任摩共中央书记。1970—1971年、1990年1—6月任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摩尔达维亚外交部长。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副主席。1988—198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农工综合体部部长。1990年6月退休。
[4] 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捷德科夫（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едков，1934年4月11日——1994年12月27日），苏联文学评论家。1975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6—1987年任苏联记者协会科斯特罗马分会执行主任。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87—1991年任《共产党人》杂志政治专栏作家。
[5] 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1922年5月25日——1984年6月11日），1943年加入意共，同年发起成立西西里共青团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2—16日担任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副高级专员。1945—1946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任意共青年阵线书记。1949—1956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1949—1951年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书记。1957—1958年任意共撒丁岛委员会副书记。1962—1966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68年任意共拉齐奥省委书记。1968—1972年任意共中央第一副总书记。1968—1984年任国会议员。1972—1984年任意共中央总书记，任内鼓吹“欧洲共产主义”。1984年因中风在帕多瓦逝世。
[6] 扎尔杜什特·马马德·穆巴里茨·奥卢·阿利扎德（Зардушт Мамед Мубариз оглы Ализаде，1946年2月2日—— ），阿塞拜疆政治学家。1988年参与创立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在党内属于中间派，1990年因反对与纳希切万人和亚美尼亚人对抗而退党。同年参与创立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但未能当选为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当选为阿塞拜疆共和国国会议员，2000年退出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2005—2011年任索罗斯基金会阿塞拜疆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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