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八章 社会主义和大动荡时代
1．为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现在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组织和活动蓬勃发展的时期。1906年，“独立工党”宣称拥有130个新的支部，同时“社会民主同盟”也声称从1905年至1906年共发展86个新的支部，此外布里斯特耳和新堡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也并入了“社会民主同盟”。有些“社会民主同盟”支部在一星期内集会达8次之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喇叭兄弟会”和“喇叭先锋队”比以前更加壮大更加活跃起来，在伦敦和苏格兰在这两个“喇叭”先锋队的支助下，他们举行了数百次集会。“二十世纪出版社”所出版的小册子和“社会民主同盟”发行的三种社会主义报刊《正义报》、《劳工导报》和《喇叭报》的销路在这一年中与日俱增。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在1906年的市议会选举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获。（请参看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同盟”1907年《社会主义年鉴》中的《1906年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尼是“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盟员，《正义报》的副主笔，后来担任“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尼在担任书记期间，推动了1914年伦敦工党组织的成立，并做了它的第一任书记。）
社会主义思想现在在成人教育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社会民主同盟”外，社会主义工党也开始研究经济学，开班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的著作。“社会科学图书馆”里所流行的社会学书籍中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早在1903年，工人思想波动剧烈，迫切要求有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同时也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和大学生联合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1899年牛津大学创立了腊斯金学院给三、四十个工人授课。学生们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得到了院长丹尼斯·希尔德的支持。到了1906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变得严重起来，后来希尔德被撤职了。愤懑的学生在1909年组织了“平民联盟”，企图通过工厂车间学习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这个事例中，可以极明显地看出工人阶级教育的两种倾向。尼曾经写道：
“社会主义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像1906年那样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活动的开展从来没有像这样的风起云涌。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了。从所做的工作来看，所取得的进步成就来看，以及从社会主义运动在统治阶级中所引起的恐惧来看，1906年是顺利赢得胜利的一年。”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上述的胜利，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像暴风雨般地袭来，尽管如此，种种征象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1907年，在查洛地方补缺选举中，独立工党党员和曾经因为社会主义见解受到猛烈攻击的新工会先驱者彼特·柯伦击败了他的3个竞争者而当选议员。更令人震惊的是维克多·格雷逊在科伦河谷补缺选举中以一个不为工党支持的和不受承认的社会主义者击败了一个自由党党员和一个关税改革主义者。恼羞成怒的保守党人开始对正统的工党乃至于自由党候选人大肆攻击，骂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刻克特尔地方的竞选运动中，保守党党员把社会主义、无神论和自由恋爱列为攻击一个工党候选人的理由。
社会主义的各组织“光荣地接受了这个挑战”，结果增加了会员并扩大了活动范围。社会民主党（从1908年4月以后社会民主同盟开始被人称为社会民主党）宣称该党支部的数目有了迅速地增加，党员以及党组织的素质也都有所提高，尤其是在伦敦和苏格兰两处。独立工党也声称拥有700个支部和许多组织工作者。（刊载于《社会主义年鉴》的尼写的《1907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正如列宁在次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现在摆在政治劳工运动面前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说真正政策独立，而不是在组织形式上与统治阶级政党分离，事实上却进一步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实行改革的政策。在整个运动中，尽管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思想，但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由于大批失业现象的再度出现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物价高涨所造成的实际工资降低，要求更大的让步，要求更激烈的改革，并开始转向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观点。在另一方面，大部分仍然保持着自由党人观点的工会干部和独立工党与工党内费边社改良派的领袖们和统治阶级集团，特别是自由党正在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议会工党的党员摘下了基尔·哈第的布帽子，换上了丝织大礼帽，他们在议会中和在统治阶级政客的乡间别墅里受到了资产阶级影响的腐蚀。如果由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和观点来看，自由党的把工党作为自由党的尾巴以稳定工人情绪的愿望是很有可能如愿以偿的。腊姆齐·麦克唐纳，一个善于词令的野心家，现在继基尔·哈第之后成了工党议会党团的领袖。基尔·哈第的下台是因为他过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与工党（他在这个政党的建立中出了很大气力）内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之间发生了矛盾。哈第于1907年写给菲利普·斯诺登的信上说：
“我希望摆脱这个地位的最大理由是以后我可以自由地讲话。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这个党实际上已不被公众所注意……这种趋势显然是因为与政府过于亲密的缘故，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我们将失去我们的独立并且总有一天要自食其果与自由党人同归于尽。下次开会，我们中间凡是相信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将团结起来，倘若我们不能把党引导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就‘走我们自己的路’。”
当工党的议会领袖与政治和工会激进分子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联合政策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了。格雷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说得有声有色，但比较肤浅）的行为就证明了这种动荡的心情。他事前未曾得到独立工党的正式认可，就在科伦河谷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事后独立工党表示同意接受他入党，但他拒绝签署工党党章，所以虽然他是工党的党员，但在开会时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第二年，工党提出了“工作权法案”，格雷逊代表失业工人谴责工党努力不够。在下议院中经过几场激烈辩论后，会议宣布延期讨论，在休会期间展开了一场火热的宣传活动。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宣布支持格雷逊，在宣传工作中格雷逊、海德门和布拉奇福德进行了更加紧密的合作。1909年，当党在年会上提到过去全国行政会议报告中关于格雷逊那几段时，他获得了独立工党群众的广泛支持。独立工党“四巨头”——哈第、麦克唐纳、斯诺登和格莱雪西尔——为了表示对党内支持格雷逊的抗议，同时也是由于党员们对议会工党经常妥协感到不满，暂时退出了全国行政委员会。
在社会民主党内，人们日渐赞成合并。少数派认为脱离工党是一个错误，1906年大选的胜利更增强了这种想法。1906年，在社会民主同盟的大会上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决议，而支部不得参加地方“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议仅以52票对36票之差遭到了否决。独立工党的上层领导却不愿接受任何与社会民主同盟合并的意见。在科伦河谷补缺选举以后，“社会民主同盟”与它的《喇叭报》的支持者经常遭受攻击，特别是麦克唐纳和哈第的攻击。麦克唐纳说他们是“好作豪言壮语的蠢人”。
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长可于1908年工党的代表大会中看出来，虽然这种思想的力量尚不足以影响政策的决定。在讨论修改党章时，染纸业工人代表威廉·阿特金森和“社会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员（该同盟的盟员仍作为工会代表列席会议）动议大会明确规定工党参加议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推翻目前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和建立生活资料公有制，来为工人阶级争得全部劳动果实”。
反对这个决议的人说，大会不得强迫工会组织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国会议员J.R.克莱斯（奥哈姆各业理事会的代表）说他本人赞成公有制，但他又宣称“他们罢工事实上不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争得年老瞻养金，为了目前的工厂立法，为了取得一种有效的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的立法，同时，也是为了把未来的理想灌输给人民”。
这个修正案以931，000票对91，000票遭到否决，但是在两天以后，会议又以514，000票对469，000票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决议案，以“表示表示意见”而不作为一项生效的政策。这项决议是机器工人代表J.J.斯蒂芬逊动议的：
“现在已经到了工党应该有一个固定目标的时候了，工党应当把下列事项作为自己的目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社会化，由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民主政府来控制；把全部劳动力从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两性间的社会和经济平等。”
这个决议对赞成合并的“社会民主同盟”内部的少数派是一个新的刺激。同年在同盟召开的年会上，以丹·欧文为首的伯尔尼利支部建议“如果所有‘社会民主同盟’的候选人都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的话”，就应当重新考虑同盟的态度。虽然这个提案有海德门的支持，但以103票对31票遭到否决。奎尔奇是重新合并的主要反对者。少数派的这种重要意见——就是认为同盟失去了领导工人脱离自由党主义的绝好机会——继续存在在同盟之内，但这时党内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工党必须先表示自己的独立性，然后社会主义者才能和它合并。
这种观点的近视和有危害性在1908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就表现出来了。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一道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局英国支部，独立工党要求工党加入国际，因为凡承认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等劳工组织都有资格参加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卡尔·考茨基提议接受工党加入，他的理由是“虽然它没有直接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实际上它进行了这种斗争，同时作为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的政党，事实上它已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但海德门等人则主张在工党未直接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原则之前暂不接受它加入。
列宁发言支持接受工党加入，他说工党是“工联的议会代表机关”，但他建议修正考茨基的说法，另加一段说明接受工党参加是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列宁之所以有这个建议，是因为考茨基的动议未经修改就获得了通过，“这样一来似乎‘国际’已担保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似乎只要工人的组织在议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列宁说他的提议“将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以后在这条路上的步骤该是怎样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211页。）
不久，一再放弃社会主义立场的议会工党，在上议院法官议员的一次严重打击之后，不得不更加依靠自由党了。“一位保守党工人”，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华尔坦斯多支部的W．V．奥斯本于1909年在资本家的经济支助下取得了上议院的裁定，使他有权阻止其工会向会员收费或用工会的基金来津贴工党的国会议员。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的重要经济后盾，上议院的这项裁定无异于剥夺了工会从1876年以来所享有的参加或支持政治活动的权利。
资本家立刻利用了这个好机会，在全国搜罗驯顺的、准备采取类似行动反对他们工会的工会活动家。如今议会工党面临着没有薪金和没有选举费的前景，比往日更加兢兢业业了，生怕做出什么危害或刺激自由党政府的事情。自由党人以前在塔夫谷案件的判决上所感到的那种群众压力现在不复存在了，他们当然不忙于改变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局面。2年后他们使政府采取了付给议员薪金的制度（每年400镑）。这个决定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但这样一来更加确定了工党议员对自由党政府的依附。
直到1913年通过了“工会法令”，允许工会在大会特别决议下可以设置政治基金（但反对者亦可“免除”这个义务）后，情况方有了一些好转。
这时保守党人渴望东山再起，以便实行他们的关税政策。于是他们利用在他们控制下的上议院来否决自由党的法案，想借此强迫改府解散议会重新改选。1909年劳合乔治提出土地税预算，并在莱姆豪斯及其他地方发表演说痛斥地主阶级进行反攻，意图扭转局势。上议院不顾宪法惯例，否决了劳合乔治的预算案，从而使这位一代集雄得以提出“贵族对抗人民”的漂亮口号。在这口号下，他骗取了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使他们进行了一场与人民真正切身问题，与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无关的激烈斗争。
在限制上议院否决权的“1911年国会法令”未获通过之前，1910年的两次大选都在这个宪法问题上进行了斗争。通过这两次竞选运动，主要与自由党人合作的工党，在议会中获得了42个席位。但从30席增加到42席主要是由于矿工工会自由—工党的议员并入了工党。这种合并虽然巩固了工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增强了自由党在工党内部的势力[1]。
这时议会中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势均力敌，所以工党和爱尔兰的议员的行动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工党领袖借口必须拉拢自由党人以防止保守党卷土重来，拒绝采取有力的独立政策。另一方面，自由党人也看出他们在社会立法方面无须做什么重大的让步。
这时期中最突出的事件要算是1911年针对工人健康和失业问题的“全国保险法令”了。这项计划的基金系依靠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面的捐助。但是雇主方面的捐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揭穿了还是用穷人的钱来救济穷人。计划的执行由政府委托给几个机构办理—互助会、保险公司和工会。自然，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可是工会领袖们却欢迎这个计划，他们对政府这次对他们的垂青感到受宠若惊，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发展会员的机会。因此，议会工党最后也接受了这个法令。
1911年，还通过了其他两个社会改革的法令——严格规定矿内的安全措施和给予店员工人固定的用饭时间以及每星期半天的假日——从此社会改革的立法就停止了。
议会工党领袖的行为引起了社会主义者的愤怒和蔑视。麦克唐纳在1911年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下议院的巨大功用在于把国内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变成立法”的甜言蜜语的保证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代表们指出，虽然从独立工党成立以来，自由党—工党政策的尸体被埋葬了，但它的阴魂在新的工党中仍然不散。[2]当时的独立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雷说：他不止一次为他同件的行为感到害羞，而想辞职拂袖而去。
“自由党总是用一些技节问题在议会中纠缠，而工党的议员必须依附他们。每逢讨论到群众穷困问题时，自由党和保守党人总是提出一些所谓‘重要’问题来引开话题，躲避讨论。我坐在下议院里，眼前浮起了那些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拥挤在饱和布郎莱贫民窟里日夜操劳的男男女女的影子。他们为我工作，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他们以为我不同于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他们送我到议会来，原为要我大胆地讨论贫困、贫困、贫困的问题……我号召你们在议会里组织一个坚决不向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妥协的强大的政党。”
兰斯伯雷的这篇演说不断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但是麦克唐纳仍然维持住了他的领导地位。第二年，在独立工党大会上，经F.W.乔伊特和兰斯伯雷再三要求执行真正的独立政策后，只获得了工党领导方面口头上的让步。例如菲利普·斯诺登对乔伊特的坚决态度表示了他“斗争本能”的同情，但解释说，“常识、判断和经验”使他反对乔伊特的主张。
2．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那种情绪，只不过是正在工人群众中酝酿的愤怒反抗的一个征象而已。工人群众改善情况的愿望不断受到工党议会领袖妥协政策的挫折。现在他们进入了一个通过罢工来提高生活水平的伟大斗争的时代。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年中，工人们展开了从1888—1891年以来还未曾有过的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码头工人使各港口陷入停顿；铁路工人使广大的内地运输网陷于瘫痪；100万矿工全部离开了矿坑；其他如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和建筑工地都卷入这场反抗的大风暴中。
金融资本家一本万利，人民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工资固定不变，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所造成的），这种尖锐的对照就是引起这个被正确的称为“大动荡时代”的骚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工人们所表现的昂扬斗志、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原因却要深远得多。他们和悲惨的生活进行斗争：贫穷、剥削、增加劳动强度、加班加点、雇主的蛮横、破烂的住屋，以及这个“40岁就嫌太老了”的世界的绝望。与这个运动同时（一部分是掺混在一起的）进行的，特别是在工人阶级领域内，就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争取选举权，也为了要结束自古以来轻视妇女的观念。
工人们感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系来自工人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团结一致。他们的目光从眼前的工资和工作时间问题，扩大到了他们参加管理生产的更重要的问题。像列宁当时所指出的，“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末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9页。）
这些年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普遍发生工人群众反对工会领袖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的事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常常抛弃政治斗争的概念，幻想单凭大规模的强大的工会活动就可以使工人获得解放。对于许多激进工人，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政党活动”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污蔑性的字眼。
工团主义运动在积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斗争。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工会将负责管理自己的企业。工团主义的眼前目标是（按产业工会主义的方式）将工会组织简单化，集聚力量，准备进行一场猛烈的斗争。工团主义是这些年来与美国残酷而傲慢的雇主作着艰苦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会”的理论。法国的“总工会”在1906年宣布，赞同举行一次剥夺雇主生产手段的总罢工，以建立一个以工会“为社会组织基础，作为生产和分配单位”的社会。
在英国，自1910年开始以来的这段时期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工人团结起来了，斗争性加强了，力量壮大了。它最大的缺点在于工人阶级这次规模巨大的进攻只采取了罢工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它缺乏一个能够在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政治、工会和思想领域中领导一次全面斗争的政党。
独立工党和工党的领袖们完全不能担负这个任务，由于他们日益把全副精力贯注于议会的机会主义活动，他们的力量在不断地遭到削弱。而社会民主党里虽然有一些忠诚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和积极的工会活动家，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它仍然严重地受着它传统的宗派主义的限制。
这种宗派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不易消灭。1907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同盟（正如列宁于同年9月在一篇反对孟什维克的论文中所特别指出的）投票拥护一项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紧密合作的决议。在英国这首先意味着工党内社会民主党人与工党党员的合作。但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同盟的1908年大会拒绝了与工党合并的建议，同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局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于同年又反对接受工党加入国际社会主义局。
社会民主党反对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是对的。1908年4月，列宁著文支持这个斗争，认为这等于德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见列宁著《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但错误的在于在实际斗争中把工会里思想混乱的工人群众与工会中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不分皂白地混为一谈，特别是当时的工会，像列宁在6个月以后发表的另一个文件里指出的，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它们走得不敏捷、不彻底、不直接，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这种作风意味着把怀着满腔怨愤的广大的工会会员推向他们机会主义领袖们的怀抱里。这给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工团主义在英国企图不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来达到消灭者本主义的目的。
如果认为1908—1914年的错误和20年前的错误一样，认为社会民主党每天的工作只是坐待社会主义宣传说服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9年7月25日召开的“粮食供应会议”就是工作比以往进步的一个证明。在这个会上他们讨论了未耕种的田亩问题，成立全国麦子贮藏机构，公用运输和销售组织问题，农田国有化以及成立农业工资局等问题，这些讨论是在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中进行的。出席会议的团体有苏格兰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码头工人工会、煤气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家具制造业工会、全国印刷工人协会等11个工会；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会和伦敦邮务工会等16个工会地方委员会和分会；10个各业理事会，包括伦敦、格拉斯哥、南安普敦、考文垂和亚伯丁；6个合作社团体，如皇家兵工厂（乌尔威治）、厄德蒙顿、波尔顿和布兰；8个独立工党支部和5个工人代表委员会，以及41个社会民主党支部。会场上宣读11个各业理事会（利物浦、布拉德福德、斯托克波特和福尔刻尔克等）和5个合作社团体（乌尔佛罕普吞、奥哈姆和利物浦等）的贺信。一个能够召集像这样的会议的组织已不再是80年代孤立于广大群众之外的组织了。另外，1910年弗雷德·尼发表在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证明了它勇敢坚决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伦敦排字工人协会著名的领导人）抨击了资本家报纸对非正式罢工的攻击。尼还批评了某些工会干部，这些工会干部打击工人，说他们不等“集体谈判”就对雇主侵犯工人权利举行反抗。“若要教训任何人的话，那么首先应当予以教训的是叛离群众的工会领袖们，而不是不服从他们的群众。”（重刊于《工人月刊》，1950年6月号。）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工团主义暂时高涨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理论影响了许多工人团体，其中包括富于战斗性的腊斯金学院的学生，他们于1909年组成了“中央劳动学院”。在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和后来于1913年成立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下，中央劳动学院根据它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的矛盾性”的学说，竭力“武装工人们去宣传并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353页。）
腊斯金学院以前和现在的学生所组织的“平民联盟”在苏格兰、南威尔士和密德兰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一个美国社会党的教师约翰·麦克累恩不久就成了克莱德赛德战时运动的领袖。
这一代最伟大的杰出的战士恐怕要数汤姆·曼恩了。曼恩在熟悉了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以后，于1910年又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他曾游历各国，在澳大利亚他看到了自由党政府的脆弱，在巴黎他研究了法国的工团主义。他游历归来后立刻投入英国工会建立新路线新组织的斗争。各团体的积极份子把这个使命带到自己的企业中去，曼恩在做新闻记者的盖·鲍曼的协助下出版了一套月刊性的小册子。以后经常有刊物出版，如《工团主义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在南威尔士非正式的改革运动中，出现了革命工会运动著名的文件《矿工的下一步骤》（1912年），这是由A．J．库克帮助写成的。1910年秋季，200个工团主义代表集会于曼彻斯特，成立了“产业工团主义教育者联盟”。它主办的月刊《产业工团主义者》一直出版到第二年。1912年正月，鲍曼主编的《工团主义者》杂志第一期问世了。
新运动经常强调巩固和简单化当时的工会组织的必要性。
《产业工团主义者》第一期说，英国工会运动的
“致命伤就是在于（若不是仅仅在于）联合王国1，100个工会的地方性，完全缺乏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真正精神，结果工会运动者也就无法利用手里的工会组织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
拿造船业来说，它的24个工会“从来没有能够对资本家采取联合行动”。曼恩和他的朋友相信
“不管这个时期的工会怎么反动，也必须把它们当作早晚使工人阶级发挥自己作用的适当途径，这是唯一明智的策略。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参与任何以损害工会为目的的任何活动，相反的，我们要在工会内全心全力地工作，把它们推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曼恩著《从单一税到社会主义》，第64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各个方面指导工人斗争的革命工人阶级政党的概念是怎样消失的。事实上多数工团主义的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
坚强而有效的工会组织是工团主义运动进入斗争的第二个阶段——控制企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曼恩在1911年4月号《产业工团主义者》上写道：
“头等重要的是必须告诉工人群众，工人阶级要想获得经济解放，必须在车间、工厂、仓库、矿山，在轮船、小船，在机器上以及一切工作中取得权力，然后慢慢控制生产工具直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这时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南威尔士煤矿——《矿工的下一步骤》的出产地—这时间正发生“坎布瑞安联合企业”的大规模罢工运动。现在从它的政策说明中摘出几条，来看一下它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质。
“1．取消过去把雇主与我们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策，而代以公开对垒的政策。
“13．必须不断地为增加最低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斗争，直到我们取得雇主的全部利润为止。
“14．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组织，以便最终把煤矿生产管理权接收过来，使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矿工的下一步骤》这本小册子指出：每个工会领袖，作为一个工会领袖，“由于切身利害关系必然会阻止进步”（第8页）；“所有工会领袖，虽有满腔好意，都堕落腐化了”（第13页）；“生产上的投票权对工人的幸福和生存的影响远比政治上的投票权为大”（第24页）；矿工工会不但要自己参加政治斗争，而且要联合所有其他的工会“为实现工人自己管理全部生产而斗争”（第19页）。这几段文字和载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无数类似的话，表明工人群众对工党的机会主义作风和社会民主党不切实际的态度深感痛心，以致他们对一切政治组织都抱着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昂扬斗志，像我们在独立工党和“喇叭”会中看到的那样，在各社会主义组织中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甚至“费边社”也经受了一连串的危机：从小说家H.G.威尔斯到G.D.H.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3]的支持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起来反对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的旧领导。“费边社”的危机造成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第一是设立了“费边社研究部”，后来改为“劳工研究部”，这是一个一直具有与工会紧密合作和斗争传统的组织。第二是在大学生中展开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各大学内的费边分社在1914年大战前夕发动的（诗人鲁帕特·布鲁克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之一）。
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各党派纠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联合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于1911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大会，出席的有独立工党各支部的41个代表，喇叭俱乐部的32个代表，社会民主党的86个代表，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48个代表，他们总共代表着35，000会员。在这个大会上，英国社会党诞生了。
这个新政党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宣布它将支持“一切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措施和加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它宣布它的方法是：
“用社会主义原则教育人民；尽可能地与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团结全体工人以实现生产社会化”；而且要在“议会和地方机构中建立一个与所有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党派完全分开的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英国社会党第一届年会报告》，1912年。）
英国社会党创立以后，“群众斗志显著高涨”。（T.A.杰克逊著《喇叭独奏》，1953年，第96页。）这个党开始积极响应工会的斗争，在第一年中当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全国性罢工时，它所发出的小册子就达20万份，在罢工期间还派遣演讲人贝前赴矿区。在1912年第一届年会上，主席海德门在报告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者在近来罢工中的活动和他们“与工会组织的日常工作保持紧密接触（工会中有许多人是该党党员）”的重要性。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合作，是这些罢工运动中最令人满意的特色之一。大会通过了一项特殊的政策决议，保证英国社会党给予各工会以积极的支持，敦促一切有条件的党员都加入工会，并宣布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是党的明显的责任”。
第二年，1912—1913年，英国社会党在运输工人的罢工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支部组织人们照料罢工工人的孩子（常常就用党的办公室做哺乳站），并在全国各地筹募基金。汤姆·曼恩因于1912年的矿工罢工中宣称自己支持向士兵呼吁不对工人开枪而被捕下狱。英国社会党积极参加了营救曼恩的运动。它还单枪匹马地进行了反对提高海运载货吃水线的斗争，提高吃水线就是降低安全系数，这将造成“大量水手的死亡”。
虽然英国社会党内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许多党员仍然主张将全副精力放在宣传工作上，有的还反对妇女选举权，有的反对进行一切改善眼前工人状况的斗争运动—但从整个说来，这个党还是愈来愈积极地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严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策的这个基本问题上引起了极端的分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对帝国主义战争是支持还是坚决反对的问题。
1907年以后，沙皇俄国和英法结成了联盟，同时日耳曼帝国企图染指摩洛哥，因此，这个时期国际局势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各国在惊人的速度上进行着军备竞赛，在莱因河和北海两岸，战争叫嚣愈来愈高。
很自然的，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1907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号召群众扑灭战争的威胁，但假如战争果真爆发，他们就应当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1910年8月和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和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又重申了这项决议。
可是从1909年以后海德门却叫喊建立“强大海军”来回答德国的“威胁”和做好准备对德开战。他发表在《正义报》和《喇叭报》（布拉奇福德和他的意见一样）上的文章的精神是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他遭到了提奥多·罗斯坦、约翰·麦克累恩等人的强烈反对。1911年5月在社会民主党于考文垂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许多支部的决议批驳了海德门的提案，于是（反对派的主要发言）泽达·卡恩（中央海克利）与整个执行委员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者以47票对33票否决了反对派的决议。
英国社会党成立后，泽达·卡恩和康拉德·诺埃耳牧师于1912年被选入执行委员会，这个斗争又开始了。是年12月，执行委员会以一票的多数采纳了泽达·卡恩的提议宣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陆军只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对工人阶级来说德帝国主义也好，英帝国主义也好，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英国社会党退出了要求增加海军预算的宣传——这对海德门是一个不客气的谴责。
因为海德门以辞职相恫吓，遂使这项决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但这个问题又在1913年5月党的布拉克普尔会议上提了出来。海德门被迫答应不再公开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会议除了9人表示异议外，一致通过了一个议决案，声明英国社会党，“是国际社会党的一个组成部分，须受1907年斯图加特和1912年巴塞尔关于战争的决议的约束”，并表示要和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执行反对军备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的滋生”。这次会议上，海德门未再当选主席，就是老执行委员会中也只有二人重新当选。
列宁曾于1911年对考文垂大会的决议提出谴责，指出英国社会民主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脸”——“它的……宗派主义性质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9页。）—现在终于获得了胜利。1913年5月，他写到海德门的态度时说，“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与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妥协，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当说这是他们的光荣。”海德门的失败是“对英国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好处的事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起来坚决反对自己的领导机构的种种民族主义罪孽，那他们就会丧失同所谓‘独立工党’（即不依赖社会主义，而依赖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权利。”（《“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7页。）
海德门[4]和拥护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遭到失败固然有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它为以后不久在世界大战中更重要和更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斗争铺平了道路。
1913年7月，在莱斯特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工党的执行委员会突然拒绝批准地方工党支部所推荐的一名候选人。理由是莱斯特城只有两个议席，一个席位已为独立工党领袖同时亦为工党领袖的腊姆齐·麦克唐纳所占；而工党和独立工党领袖们与自由党人曾有默契在先，不争夺另一席位。于是英国社会党提出了一名候选人，爱德华·哈特莱，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又是布拉德福德城的顾问官。所有地方工党的代表除一人而外都支持他，可是工党议会党团的主要召集人在自由党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他进行攻击。
这次在这个主要为工人阶级选区里的选举可使我们回忆起那些日子——自由党得了10，863票；保守党得9，729票；英国社会党得2，580票。列宁的评论是：
“各国觉悟的工人往往‘迁就’英国独立党人。这是一个大错误。独立党人背叛莱斯特的工人事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独立工党’全部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站到那些正在坚决反对英国‘独立’工党用自由主义来腐蚀工人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边。”（《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8页。）
列宁于当年9月在一篇哀悼哈利·奎尔奇的文章中，再一次赞许英国社会党的新趋向，并表示相信该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相信它在经过许多弯路以后，不久一定会带来重大的收获。
“确实，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立者海德门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坑。但是社会民主党反对他；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期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会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0—371页。）
1913年7月又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国际局在伦敦召集英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会，讨论团结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代表。大会在国际局的代表埃米耳·范德维耳德和C.郝司曼的动议下采取一个双重政策：就是英国社会党应该并入工党，而独立工党则应归入英国社会党。代表们就并入工党和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取得了协议。
第二次会议在12月间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的许多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有比利时、俄国、法国、德国、奥国、阿根廷、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和英国各组织的主要成员组成的代表团。
丹·欧文代表英国社会党发言。在一篇和解的演说中，基尔·哈第接受了英国社会党四项条款中的三条。即党应该有自由申述它的社会主义目的；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在议会内外支持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关于英国社会党候选人必须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的第四项规定，三个组织的代表表示要向他们的组织提出要求，要求工党修改它的党章，使一个候选人能称自己是一个工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他们还同意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以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团结。
1914年春，英国社会党的复决投票表示大多数赞同并入工党，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914年6月，合并申请书已准备妥当，拟于下届工党集会时递交。但因为大战爆发，工党集会直至1916年才举行，会上一致通过接纳英国社会党并入工党。但大战爆发后，费边社和独立工党却拒绝进行以前早已谈妥的成立联合社会主义理事会的问题。
3．罢工斗争
上述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组织的演变，是以从海员和码头工人开始的大规模罢工斗争为背景的。
1910年，汤姆·曼恩和提累特组织了“运输工人工会全国联合会”。第二年曼恩应哈符洛克·威尔逊的邀请，帮助重行建立“水手和救火员工会”。运输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国际航运协会”拒绝雇用加入工会的工人。1911年6月，当世界最大的邮船“奥林匹克”号光临南安普敦加煤时，加煤工人为求改善情况而罢工，于是各港口的海员都宣布罢工。在不多几天内，海员们的全部要求如愿以偿。“国际航运协会”20年来第一大遭到了挫败。
随着这次干脆和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展开了一系列的坚决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伦敦和利物浦。汤姆·曼恩是利物浦运输工人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罢工运动在海员罢工胜利后一直继续进行，未曾间断。成千工资菲薄的铁路工人坚决地举行罢工，迫使铁路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们不得不支持这些自发性的运动。港口当局的总同盟歇业引起了运输工人总罢工。参加的达8万工人，他们在汤姆·曼恩领导下，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完全控制了全城的运输。
政府企图采用强硬手段：两艘炮舰开到了麦尔西，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又调来了7，000名军队和特别警察。警察在圣乔治大厅高地野蛮地向示威人群进攻。有一群人试图阻止一辆捕人的大篷车驶行，军队向群众射击，结果枪杀了2名工人。可是这种暴力全无效用：工人们在著名的汤姆·曼恩领导下，被坚强的信心和激昂的情绪所鼓舞。“让丘吉尔放肆于吧，”曼恩说。“让他再调十倍的军队到利物浦，占领每条街吧，即使出动英王所有的军队也不能使船出坞入海。”最后雇主和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举行谈判，向工人让步。
在这个时候，伦敦港口由于工人罢工陷于停顿，像这样的示威运动从英雄的188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码头工人要求把他们的“6便士银币”改为8便士，加班每小时为一先令，其他工种的港口工人还提出了许多别的要求。伦敦港务当局拒绝与工人谈判，在丘吉尔的建议下，陆军部加强伦敦的街防，并扬言要调25，000名军人来代替码头工人的工作，企图破坏罢工。但工人们不为威吓所动，相反地他们越加坚强起来。工人们每天在塔山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参加游行的工人多至10万人。有4天之久伦敦完全处于哈里·戈斯林、维尔·戈弗雷和本·提累特领导的罢工委员会的势力之下。伦敦港务当局和“航运协会”被迫让步，接受工人们的各种要求，同时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第二年，当格拉斯哥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时，伦敦方面又发生了劳资纠纷，因为雇主撕毁了前年的协定。由于缺少其他地区的支持，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不久，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几个都市的自发性罢工引起了全国性的铁路工人罢工。铁路工人工会的领袖向雇主提出限24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政府立刻站在雇主一边出面干涉，通知工会领袖政府将以武力阻止罢工。在铁路公司（而非市府当局）的要求下大批军队开到曼彻斯特和其他各处。在兰纳莱的示威游行中，两名工人牺牲了。群众愤慨达到了极点，虽然还不是全部工人都参加罢工，但20万铁路工人巨大的力量足以使政府让步。雇主被迫破例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再度举行罢工的威胁下终于达成协议，并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允许工会代表担任书记，这是资方被迫承认工会的一个保全面子的办法。
矿工这时也动起来了。战斗的序曲是龙达河谷“坎布瑞安企业联盟”的10，000矿工的罢工，争端是为了矿坑内在艰苦地段工作的工人的报酬问题。矿主的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在汤尼潘迪地方，首都的军警与罢工工人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地区罢工运动在第二年整整继续了一年。
矿工联合会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就在艰苦地段工作的问题和最低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但毫无进展。1911年年底，矿工们就为争取实现最低工资——男工每班5先令，童工2先令——举行全国罢工的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445，800票对115，271票多数赞成罢工。1912年3月1日，100万矿工不论已入工会或未入工会的，一起离开矿坑停止工作。这是英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罢工。政府立刻再度让步，在议会中匆忙通过了一个“最低工资法令”，规定了地方工资最低额的尺度。但这个法令不符合矿工们的要求，他们是要求规定一个全国性的最低工资额。可是在第二次投票中，赞成继续罢工的人不是多数，同时首相亲临会场要求工人复工，代表大会同意停止罢工。
这个汹涌澎湃的公开斗争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对兵士的著名的“不要开枪”的呼吁，因为当时政府经常用军队镇压大的罢工运动。1912年正月，《工团主义者》重印了“不要开枪”的呼吁，它原是一个利物浦建筑工人所写，登在康诺利的《爱尔兰工人》上的。它的内容如下：
“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才进行罢工，你们的长官命令你们屠杀我们，不要听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你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命运。”
在阿尔德沙特军营里散发了这个传单的铁路工人弗雷德·克洛斯莱，被判处4个月徒刑，《工团主义者》的编辑被判9个月徒刑，印刷该传单的工人被判6个月徒刑。第二个月在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汤姆·曼恩对集中的军队宣读了这个呼吁，声称他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话。汤姆·曼恩在轰动一时的审判之后，亦被判处徒刑6个月。
上述这些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动荡时代”的最重大的个别事例。一位当代的观察家称之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情绪”正在工人阶级中蔓延，差不多影响了每一个工业部门，许多企业和地区的工会运动是在这些年中才真正发展起来的。1913年的“黑乡罢工”使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地区之一的工人第一次组织起来了。在某些不景气的企业中的工人，例如德文和康尼绪两地的粘土工人，约克郡不熟练的毛织工人，以及密德兰新兴工业中的半熟练机器工人，第一次真正的懂得了工会的意义。
大批的工人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80年代末期建立的普通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工会，特别是汤姆·曼恩于1898年建立的工人联合会。当老的普通工人工会，特别是J．R．克莱斯领导下的“煤气工人工会”已经转向右倾以后，“工人联合会”仍然保持着战斗精神和它创办人的领导风格，因此它就变成了落后和乡间地区前进的先锋队（这个组织在1929年并入“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
工会组织在妇女、农业工人和小职员中有特别重要的新发展。
直到当时为止尚没有组织起来的成衣店和食品工厂中的女工在玛丽·麦克阿瑟领导下举行罢工并获得了胜利，她们全部加入了“全国女工联合会”。这方面最突出的要算1911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时，伯尔蒙德赛女工的“起义”了。当时附近的果酱、胶状食物和腌菜工厂的女工如潮水般的来到街头呼喊和唱歌。15，000妇女共赴骚斯沃克公园开会，向本·提累特热烈欢呼。不到三个星期，20家工厂中有18家雇主答应增加工资。重要的是这个工人阶级妇女新的斗争运动与左翼妇女参政运动联在了一起，这时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佩锡克—劳伦斯、基尔·哈第、乔治·兰斯伯雷（他为这事进了监狱）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她也离开了她中等阶级选举运动的领袖的母亲和姐姐，而参加了伦敦东市的工人队伍）都很了解把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自从70年代约瑟夫·阿奇可歌可泣的英雄日子以后，农业工人中的组织是比较弱的。1889年以后，成立了一些临时的组织，1898—1900年又出现了小规模的工会。现在有了建立一个强大工会的基础。1906年在自由—工党胜利之后，在农业工人运动的老根据地诺福克，乔治·爱德华兹（他的一个老战友称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决定重行组织老工会。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战斗。工人举行了罢工，但失败了。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忠实朋友不是他们一向信赖的自由党领袖而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在“大动荡时代”，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做了工会领袖。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开始在农场中组织起来，主要是在约克郡和赫尔福德郡，后期则主要是在西乡—威尔特郡及其附近的地方。1913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力量“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它急速发展着。在许多农村中，当地的铁路工人脱离了乡绅和牧师的势力，变成乡村工人非正式的工会组织者。从1912年起罢工开始了，虽有几次规模较大，但大都限于地方性的事件。工人也常常获得胜利。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爱德华兹创立的“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已发展到360个分会，拥有15，000会员。同时“工人联合会”也很强大，每星期都有工人争先恐后的要求入会。大战后不景气时期，各工会均受到严重的打击，但过了这个时期，它们便稳定下来了。
最后，在这个“伟大的大动荡时代”在所谓“白领”工人中也出现了工会组织，为日后的“文官职员协会”打下了基础。
1913年最伟大的战斗发生于都柏林，8万工人在詹姆斯·拉金和詹姆斯·康诺利领导下和当局的威吓和警察的恐怖手段（两名罢工工人被打死，400人受伤）进行斗争，击败了他们粉碎“爱尔兰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的企图。这个工会是拉金于1908年在帮助格雷逊赢得科伦河谷的议席后不久建立的。1910年康诺利也担任了这个工会的领导工作，康诺利冷静的判断和理论知识对拉金口若悬河的辩才和执拗脾气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他们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雇主们的恐惧，他们也在“都柏林电车公司”主席、爱尔兰大资本家威廉·墨菲下团结起来与工人对抗。
1913年9月，许多在墨菲控制下的工厂中的工人接到通知，要他们脱离工会，否则将被开除。他们拒绝了，于是大规模的雇主歇业和工人罢工开始了。全国的工会运动者都对他们抱着强烈的同情。合作运动派遣一艘粮船到都柏林便是这种同情的最明显的表现，此外铁路工人还举行了同情罢工。基尔·哈第宣称，除非对工会的威胁在都柏林被击退，否则他们也将在英国展开斗争。
在激烈的斗争中，幻想破灭了，新的思想开始生长发育。“矿工联合会”的主席罗伯特·斯迈利在“职工大会”的讲话露出了一线新希望。他说：“假如有人采取了像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的那种行动，逼迫我们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我说，不论合法与否，我们有责任训练我们的人实行自卫……当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大工会有责任就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的问题进行讨论。”
但并不是所有英国工会运动的领袖们都有积极的群众那种慷慨无私的热情，例如曾由于大力宣扬中等阶级激进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了“英国的罗伯斯庇尔”这个可怕的称号的菲利普·斯诺登却在这个时候宣布罢工将使工人“道德堕落”。其他如码头工会的詹姆斯·赛克斯顿、海员工会的哈符洛克·威尔逊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J.H.托马斯都积极阻挠工会声援都柏林的工人。
罢工工人最后因饥饿而被迫复工。不过他们的斗争不是毫无收获的。在雇主闭厂歇业期间的公开调查暴露了雇主的残酷和都柏林工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议会党团和资本家的关系也被暴露无遗。而对未来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罢工斗争中工人为了自卫和保护家属免受警察的残酷蹂躏，组成了打着“犁和星”的旗帜的“爱尔兰市民军”。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这支军队成了康诺利手中的主力军。
上边所述的这些斗争，仅不过是大战前夕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中突出的单个事件而已。《每日先驱报》上刊登的“罢工，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口号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的精神。该报是伦敦排字工人在1911年罢工时创办的。第二年，前社会民主同盟的《饱与布郎莱工人报》的乔治·兰斯伯雷担任了该报的编辑，而开始了它的政治经历。“等到秋天来临”是1914年夏季挂在每一个人嘴上的话，用韦伯夫妇的话来说，“英国工会运动当时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工潮”。但大战爆发后，罢工的浪潮便消逝了。
我们将怎样估价这个工人阶级热烈斗争的时期呢？工团主义的理论虽然鼓舞了这个时期富于斗争性的群众领袖，可是除少数地区外，它在工人阶级中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可是除了剥夺资本家生产手段的总罢工的基本概念外，工团主义派所提出的其他想法——如百分之百的工会活动、同情罢工和进取的工会政策——和它对当时工会组织缺点的批评，都引起了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注意。每当他们的力量增涨时，整个运动在人数、力量和信心方面都有加强。在这个短短四年里，工会会员从不到250万增加到400万。进展最大的是运输工会，它拥有50万会员。他们举行了最艰难、规模最大的斗争。
由于新思想的传播和积极参加斗争，工会组织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最大的发展是1913年“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成立，该会系由“混合铁路雇工协会”（最大的铁路工人组织，拥有会员132，000人）、“普通铁路工人工会”（拥有会员20，000人）和“转辙及信号工人联合工会”合并组成的。可是“铁路职员协会”与“司机和加煤工人联合协会”都没有参加。新工会采取了新的政策，宣布凡一切受雇于铁路的工人均可参加这个新组织，这引起许多技术工人的反对，尤其在铁路工厂中。新工会的形成使会员人数在18个月中增加了一倍，达到30万人。新工会的章程将大权集中在执行委员会的手中。
这种改革精神也激动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工人群众，经过复杂的内部斗争之后他们也于1912年决定修改工会章程，使不熟练工人也能参加工会。虽然，旧规定于三年后就废除了，但一直等到1920年，该企业中的大部分团体才参加进来组成了由汤姆·曼恩任书记的“混合机器工人工会”。
在建筑业里，改革运动虽然在工会基层群众中的声势很大很坚决，可是由于上层领导的反对和传统的行业忌妒，大大地受到阻碍。1912年投票结果群众赞成合并，但未见之于实行。两年以后，产业工会主义者放弃了坚持改革旧工会而不愿重起炉灶的政策，另外成立了“建筑工人产业工会”。但它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这一部分也是由于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的缘故。
改革中的一个重大收获，是“大不列顾矿工联合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这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工会于1910年合并而成的）建立了三角联盟。这个组织间（这几个组织在这个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互助的盟约是由矿工领袖提出而为大家同意签订的。
在这个暴风雨的年代里，经过不断的活动和多方面的斗争，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人数上，而且也表现在组织和协作方面。工人的眼睛被打开了，使他们看清了阶级社会的实质。就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吧，大战前夕，托利党地主和陆军军官在库拉阴谋叛乱，决心要阻止“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实现。结果他们反倒无事，而呼吁他们不要开枪的工人却被送进了监狱。这件事教育了工人群众。同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尽管过去有许多错误和偏见，群众日益感到需要有一个思想纯洁，但善于在实际斗争中团结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威胁的人共同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
[1] 在1910年12月的大选中，工党的票数下降了。这只是以后45年中三次选票下降的第一次。而每次工党席位降落的原因都是由于它与资本家沆瀣一气。
[2] 工党议员、当时英国社会党的党员，魏尔·桑恩，曾在1913年工党大会上指出，40个工党议员中，仅仅有13个社会主义者。
[3]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是由许多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团作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各大学中。他们企图将工团主义的观念套到英国议会政治制度上去，他们感觉要改变社会，单有工人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于1915年创立了一个“全国基尔特联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机构，事实上它却成了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全国基尔特联盟旨在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基尔特社会中，各企业由本企业内的工会管理，在由工会或基尔特组成的议会之外，另有一个代表作为消费者的全国人民的第二议会。这个运动虽然思想混乱，却曾一度赢得许多工会积极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有一些人经过这一阶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一些人如威廉·梅洛、伯特兰·罗素、R. H. 托尼、克利福德·艾伦、乔治·兰斯伯雷和W. N. 尤尔后来都在不同的方面成了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4] 在奎尔奇死时，奎尔奇所代表的选区曾选举他，但1914年就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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