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七章 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的独立,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地被看作是全国性的灾难。事实正相反,美国的独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再也不能容忍西印度的垄断制存在了。现在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英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怎样在殖民制度的刺激和推动下逐渐达到成熟阶段的,同时看一看殖民制度在这个新时代里如何起着阻碍作用,从而必须加以铲除。
  1783年6月,首相诺斯勋爵赞扬了教友会教友反对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又遗憾地表示,废除奴隶贸易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桩贸易对于几乎一切欧洲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1]听到诺斯这番话,贩奴商和蔗园主无不拍手称快。西印度殖民地仍然被看作帝国的骄子,看作英王王冠上最珍贵的明珠。
  然而,远处大雷雨正在隆隆作响,只有听觉灵敏的人才能听到。瓦特蒸汽机获得第二个专利权的历史,也是约克镇这个时期的历史。蒸汽机的转动变成了动力的来源。用马休•博尔顿的话说,蒸汽机竟使英国这个工业国成为了“蒸汽机狂”。[2]罗德尼之所以战胜法国,挽救了产糖殖民地,与瓦特加大蒸汽的动力,从而得到双倍的活塞冲击力分不开。1783年的和平条约在签订的时候,亨利•科特正在改进熔铁搅炼技术。这一技术革新引起了制铁工业的革命。上述一系列事件都是英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背景。到1832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从而冲击了一切垄断制,特别是西印度的垄断制。
  1833年之前,英国还没有一项工业实现全面的技术改革,旧的生产组织形式到处存在着。这些旧的生产组织并不是作为古董供人观赏,而是在起着作用。如,把羊毛纺成纱,把纱纺成线,用铁条制成铁钉,皮革制成鞋子等,都是靠手工劳动。手工操作的织布机,木制纺纱机比比皆是。“老处女”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指孤独的女织工,和婚嫁与否并无关系。
  但工业革命期间,如果说家庭生产方式还依然存在的话,它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了。工业革命的最早阶段是使用水力作为动力,后期才使用蒸汽作动力。当然,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十九世纪初期,蒸汽机在工业部门,应用并不普遍,也不广泛。当时英国的全部蒸汽牵引机只有321台,相当于5210匹马力。[3]据克拉彭二十年代写的文章说,1831年,格拉斯哥和克莱徳两地拥有的马力全部加起来,足够推动今天的一艘巡洋舰。但是曼托克斯却说:“1780年到1800年间,纺织厂与家庭手工作坊是并存的,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比当时一个工厂与现代工厂之间的差别还要大。”[4]
  棉纺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之首。1835年的统计表明,各类纺织厂雇用工人的平均人数为:棉纺厂175人,丝织厂125人,毛纺厂44人。当时棉纺厂的平均规模是英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1815年,曼彻斯特拥有的四十三个重要纺织厂,平均雇用300个劳动力。到1832年,这个平均数字增至401人。[5]英国第一个用蒸汽作动力的纺纱厂,建于1785年;曼彻斯特的第一个同类厂建于1789年。从1785年到1800年,制造出了82台蒸汽机供棉纺厂使用,其中有55台归兰开夏使用。[6]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个蒸汽动力织布机。1835年,英国全国共有116,800台动力织布机,其中百分之九十四运用于棉纺工业。[7]
  1785年,英国棉织品出口价值超过了一百万英镑,[8]到1830年增至三千一百万英镑。[9]英国印染的棉布1796年为二千万码,1830年猛增为三亿四千七百万码。[10]棉纺工业雇用的劳动力1788年为350,000人,[11]1806年增至800,000人。[12]1820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地有棉纺厂66个,到1832年增加到96个[13]棉纺业“使人口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1760年奥德姆还只是一个拥有400个居民的小村庄,到1801年它的人口发展到20,000人。1752年博尔顿仅有一条高低不平的马路,到1801年它的人口増加到17,000人。曼彻斯特的人口,1773年到1824年增加了六倍。[14]1763年在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上,在实业界的庆贺行列中没有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和厂主的代表。而在1820年的乔治四世加冕庆贺行列中,他们则成为最显要的人物。[15]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为棉花大王举行的加冕典礼。
  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居高临下,犹如摩西站在比士迦山上一样,俯视着上帝许诺给他的那块土地。英国棉织品的出口总值,由1784年的一千一百万英镑[16]增长到1832年的二亿八千三百万英镑。[17]多亏伊莱・惠特尼的发明,新大陆又再一次来拯救旧大陆了。从1786年到1790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的进口棉花还不到百分之一;而1826年到1830年的五年里,则提供了四分之三的进口棉花。1846年到1850年的五年里,这一数字达到五分之四。英属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一直热衷于他心爱的蔗糖生产,跟不上曼彻斯特对棉花的需求。这些产糖岛屿,1786年到1790年的五年里,向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七的进口棉花,1826年到1830年提供的进口棉是十五分之一;1846年到185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一。[18]曼彻斯特是西印度人在十八世纪建设起来的。可是,在曼彻斯特的工业暴发户们第一次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国会的那年以后,西印度群岛在他们广阔的视野里仅仅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黑点而已。这对那些一直幻想与帝国的结合也象婚姻的结合一样是永恒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个不祥之兆。
  冶金工业的发展也许不那么显著,但同样是重要的。若缺少它,整个机械工业就不可能发展。从1788年到183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十倍。[19]1830年开工的炼铁炉为1788年的三倍[20]
  从1820年到1833年,经由格拉摩根郡和蒙默思郡之间的运河装运的生铁増长了两倍半。同一时期,从西法沙出口的生铁增长了一倍,从道莱斯出口的生铁增长了两倍。[21]1800年,国内生产的生铁与国外进口的生铁数量之比为四比一,到1828年猛增到五十比一。[22]克拉彭写道:“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英国到处铁器响叮当,好象是一座铁匠铺。”[23]
  铁的冶炼需要煤。1800年到1836年,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建成的煤矿几乎增[24]加了一倍,煤的开采量由1780年的六百万吨增加到1836年的一千三百万吨。1829年,鼓风炉发明后,冶炼铁所需的耗煤量降低了三分之二,结果节省了大量煤炭。[25]
  铁越来越被应用于各种新的用途,它可以铸造铁柱、铁轨、煤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可以造桥梁、造海船。威尔金森在布雷德利为卫理公会的教徒用铸铁建造了一所礼拜堂。伦敦甚至试验过用铁来铺设路面。当然铁的最重要成就是发展了机械工业。最早的纺织机都是木制的,或者由厂主自己制作,或者向别人订购。二十年代出现了纺织机器承包商,他们借助其他生产机器来制造纺织机,并开始生产可以替换的机器零件。由于新工具的发明,以及掌握了各种精密铣刀钻头的切削技术,促进了机器零件的生产。1834年,威廉•费尔贝恩公司提出,它可建造设备齐全的工厂,建厂的造价、厂址和使用的动力,可以任由雇主选定。
  1832年,一个中等制铁厂的厂主,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他的地位和棉纺厂厂主的地位是相等的。在改革后的议会里,棉纺业以及制铁业都准备取消垄断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犹如不合身的衣服,已不合时宜了。从1815年到1833年,英国铁条的输出量增加了一倍多。1804年英国政府准予放宽机器出口的限制,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英国的铁路长度是法国和美国铁路长度的总和。1815年产糖殖民地购买了英国铁器出口的十分之一,1833年买进了三十三分之一。而1815年美国购买了英国出口铁制品的四分之一,1833年为三分之一。[26]长期以来舒舒服服地稳坐在包厢里的种植园主们在新的自由贸易时代里,只能勉强找到一个站立的席位。
  1804年,一个制造商说:“依鄙人之拙见,毛纺织业要紧紧跟上棉纺织业贸易的步伐是办不到的”。[27]毛纺织业要模仿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但进展很慢,因为旧的生产方式对它的阻碍更大。飞梭于1800年才在约克郡西区普遍使用。毛纺织业使用机械动力在1830年之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在毛纺织业生产中,家庭成衣商还占着重要的地位。直到1856年,毛纺织业全行业的人数中仅有一半在工厂里从事生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中等羊毛厂或者绒线厂拥有的工人人数,相当于一个棉纺织厂拥有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28]
  1817年,毛纺织业的中心约克郡西区生产的毛织品数量为1738年的六倍。[29]1800年它进口的羊毛为4,000吨,到三十年代末期,羊毛进口数量扩大了四倍。[30]1772年,它出口的毛织品价值为四百万英镑,到1801年增至七百万英镑。1802年,毛织品的出口总值第一次低于棉织品出口的总值。到1830年,毛织品出口价值为五百万英镑,仅占棉织品出口价值的六分之一。[31]与棉纺织业中心一样,毛纺织业中心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里兹市在美国革命前夕它的人口为17,000人,到1831年其人口增加了六倍。哈利法克斯市的人口,1760年到1831年增加了一倍;1801年到1831年布雷福徳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哈德兹菲尔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在上面所说的三十年里,整个约克郡西区的人口由584,000人增加到980,000人。[32]
  1815年以前,英国主要依靠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向它提供羊毛。约翰•麦克阿瑟船长在前往新南威尔斯的途中,于开普买到了几只麦利诺长毛绵羊。1806年,装载246磅澳大利亚羊毛的第一艘船只到达英国。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中,英国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达3,564,532磅。[33]1828年澳毛因其质地特别柔软,优于其他任何品种而为人们所称道。人们当时就曾预言,在未来的十五年到二十年内,英国将从澳大利亚进口它所需要的全部优质羊毛。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证实。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在羊毛业方面,正如梅里威耳所说的,“几乎享有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在墨西哥生产贵重金属的极盛时期也曾享有过”。[34]然而,四十年代在新大陆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垄断斗争,凡是极力保持英帝国地位的地方,其重心都转移了,即是由岛屿转移到大陆;由热带转移到温带;由黑人所在的种植园转移到白人的居住区。
  英国机械化以后所产生的力量,使它日益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垫脚椅子。英国向全世界提供衣着,输出人材和机器,并充当了世界的银行家。英国在1819年占有了印度和新加坡这两个与中国通商的据点。除这两据点之外,英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地理的概念。博尔顿于1769年写道,“仅仅为三个县制造蒸汽机,我看不合算,要是我能为全世界制造蒸汽机那才是真正有价值。”[35]英国的资本和英国的生产一样,它在考虑问题时总是面向全世界。利兰•詹克斯写道:“1815年到1830年期间,以债券的形式向政局最稳定的欧洲国家进行期限长短不一的投资,至少达五千万英镑。以各种名义向拉丁美洲进行的投资,至少达二千万英镑。而暗中向美国进行的投资达五、六百万英镑。”[36]然而竟没有人愿意拿出一个先令向西印度的种植园进行投资。
  从1820年到1830年,美国销往英国的出口货物,占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它又从英国的出口总额中购买了其中的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占美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37]1821年,美国买进英国出口货物的七分之一,1832年买进九分之一,而它在这一时期的出口价值增长了十分之一。[38]由于英国购买了美国南部的棉花,这就刺激了这个棉花王国的发展,南部的私人银行或国有银行都纷纷向伦敦的银行借贷。
  拉丁美洲的革命为英国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班牙重商主义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统统被打破。与此同时,英国与葡萄牙的古老同盟又使英国在巴西谋得了一个优越的地位。坎宁得意洋洋地写到:“终于拔除了那只钉子,西属美洲获得自由了。只要我们不把事情弄糟,这个美洲就是英国的”。[39]1821年,巴西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二十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二分之一,这一时期,巴西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二倍半。[40]南北美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1821年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七分之一以上,这一时期它的出口价值增长了两倍。[41]拉丁美洲各国新政府发现,英国金融界有一些乐意提供贷款的债主。詹克斯说:“看来,一个国家贷的款越多,它的信用就愈可靠”。[42]利物浦已经把牙买加、格林纳达岛和巴巴多斯遗忘了,它此刻所考虑的,并与之通商的有瓦尔帕莱索、安托法加斯塔、卡亚俄和瓜亚基尔。
  1821年,英国对世界各地出口的总额达到四千三百万英镑,1832年达到六千五百万英镑,增长了二分之一。[43]其中,出口到欧洲的,各占这两个年头出口总额的一半。[44]1821年,印度和中国买进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二分之一,1832年为十分之一,增长了四分之三。[45]
  这一时期,西印度的景况如何呢?英国对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额下降了五分之一,其中对牙买加的出口额下降了三分之一。1821年英属西印度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九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七分之一。1821年牙买加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1831年购买了三十三分之一。[46]英属西印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了。而这一变化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则是,在新的时代里,增加利润的宗旨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中。正如伯恩写的:“按经济帝国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英属西印度群岛在1750年左右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八十年之后,它却是一场失败。”[47]
  1825年修改了航海法,准许殖民地与世界其他各地自由通商。重商主义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同年,准许通商的范围又扩大到1815年英国占有的毛里求斯殖民地。毛里求斯的蔗糖还能够享有与英属西印度蔗糖同等的待遇。殖民地食糖在英国国内市场仍然保持其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西印度群岛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就英国资本家而言,他们无须通过立法来强迫西印度种植园主购买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质量最好,又最便宜,深为全世界所欢迎。如果说曼彻斯特的繁荣仍旧鼐为“黑人织衬衣”的话,那么何止在英属西印度有黑人。美国和巴西人数众多的黑奴同样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在购买英国的白布时,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不会比巴西的种植园主多付一个铜板。曼彻斯特人自然要气愤地责问,垄断制度对英国的制造商到底有什么好处?[48]据梅里威耳说,当初实行垄断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这一方作出牺牲,而他们却毫不放在心上”。[49]我们要是把近代一位作家的话稍加改动,它的意思就是,1832年的英属西印度,就其社会来看是个地狱,就其经济来看则更糟。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重商主义已经行将就木。新出现的经济形势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在工业中心及其周围商业区为争取通过改革法案,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鼓动。西印度的奴隶主对于这场政治斗争极为关切。温福特勋爵说:“上帝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主人抛弃其财产和奴隶。若改革的原则一旦被采纳,主人的一切财产就要完蛋”。[50]西印度的奴隶制度一直存在于享有特权的自治区。而这些自治区现在纷纷衰落了。对这点,科贝特也终于认识到,他说,“那些奴隶们长期劳动的成果,竟然使我们在国内变成了奴隶”,[51]但这已经为时太晩了。
  当改革法案遭到贵族院否决后,伦敦倡导改革的人们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了框以黑边的编者按语:全国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彻夜不停。纽卡斯尔公爵是已衰落的享有特权的自治区王爷,他拥有的诺丁汉城堡被愤怒的群众烧成废墟。由于在下院里反对改革法案,布里斯托代表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市政厅被人劫掠一空,监狱和主教大院也被人烧毁。阿特伍德在伯明翰组织了政治协会,扬言要进行革命。在伦敦,贝恩纳尔•格林树起了三色旗,到处张贴革命的宣言。在标语牌上还写着:“这里不纳税”。下院政务会吁请下议院在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并生效之前,不要通过财政预算。英国皇室备受讽刺和谩骂。以致有人劝说他们离开伦敦。有人还提出了革命的建议——赶快去占领银行:“抓住公爵(指威灵顿),去拿黄金。”革命即将来临[52]
  在英国国王不得不同意加封一定数量的新贵族并同意通过改革法案为有效法律之后,各种对抗行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同样,英国的政治结构也要适应于已经实现改革了的经济。在新产生的议会中,资本家,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是至高无上的。殖民地贸易曾经显赫一时,但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殖民地却没有立足之地。1802年伊登写道:“英国出口一匹宽幅黑呢比再出口同等价值的孟加拉薄棉布或西印度的咖啡对我们更加有利”。[53]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官员对国会一个委员解释说,尽管中国的市场状况不佳,也要向中国出口毛织品,因为这是传统,也是义务,“要把这看作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54]而在曼彻斯特伯爵看来,通过“道义上的责任”来开展贸易,不但违反常理,而且罪大恶极。




[1] Pari. Hist., XXIII, 1028-1027. June 17, 1783.

[2] Mantoux, op. cit., 340.

[3] Lord,op. cit., 176.

[4] Mantoux, op, cit., 257.

[5] Clapham, op. cit., 184-185, 196.

[6] Lord, op. cit,, 174.

[7] A .Redfor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760-1860(London, 1931), 22.

[8] Mantoux, op. cit., 258.

[9] N.S. Bu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nglo-American Trade, 1800-1850 (New Haven, 1925), 166.

[10] Ibid., 164.

[11] Wheeler, op. cit., 175.

[12] Butterworth, op. cit., 112.

[13] Buck, op. cit., 169.

[14] Jackman, op. cit., II, 514 n. From 27,246 to 163,888.

[15] Butterworth, op. cit., 37.

[16] Mantoux, op. cit., 258.

[17] C.H. Timperley, Annals of Manchester; Biographical,Ecclesiastical, and Commercial,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Year 1839 (Manchester, 1839), 89.

[18] Buck, op.cit.,36n.

[19] Scrivenor,op. Cit.,87(68, 300 tons in 1788); Clapham,op.cit., 149 (650,000-700,000 tons in 1830)

[20] Scrivenor, op. cit., 87(85 furnaces in 1788); Clapham, op, cit., 149 (250-300 furnaces in 1830)

[21] Scrivenor, op. cit., 123-124, 293-294.

[22] Clapham, op. cit., 240.

[23]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223.
  J.H.克拉彭著的《1783—1822年工业革命与殖民地》一文应该通读,它对我们估价西印度垄断制遭破坏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24] Clapham, op, cit., 431;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London, 1936 edition), 13.
  煤矿的数目由40个增加到76个。

[25] Scrivenor, op. cit., 297.

[26] Scrivenor, op. cit., 42 1.
  具体数字如下:1815年出口为79,569吨;出口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为7,381吨;出口到美国为21,501吨。1833年出口为179,312吨;出口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为5,400吨;出口到美国的为62,253吨。

[27] Mantoux, op. cit., 189.

[28] Clapham, op. cit. 144., 196; Buck, op. cit., 163.

[29] Engels, op. cit., 9, From 75,000 to 490,000 pieces.

[30] Clapham, op. cit., 243,478.

[31] James, op. cit., 286;Mantoux, op. cit., 106 n.; Clapham,op.cit.,249.The cotton export for 1830 was £ 31,810,474.Buck, op. cit., 166.

[32] Mantoux, op. cit., 369; Engels, op. cit., 9.

[33] Merivale, op. cit., 120.

[34] Merivale, op. cit., 121.

[35] Redford, op. cit., 45.

[36] L. H. 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London, 1927), 64.

[37] Jenks, op. cit., 67.

[38] Custom 8 (Public Record Office), Vols. 14 and 35. The figures are:1821- £ 6,422,304;1832- £ 7,017,048.

[3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23), II, 74. Canning to Granville, Dec. 17,1824.

[40] Customs 8, Vols, 14 and 35. In 1821- £ 2,114,329,in 1832- £25,298,596.

[41] Ibid. , In 1821-£ 3,239,894 ;in 1832- £ 9,452,822.

[42] Jenks, op. cit. , 47.

[43] Customs 8, Vols. 14 and 35. In 1821- £ 43, 113, 855; in 1832-£ 65,025,278.

[44] Ibid. , In 1821-£ 19,082,693; in 1832- £ 29,908,964.

[45] Ibid. , In 1821-£ 3,639,746; in 1832- £ 6,377,507.

[46] Ibid. To the B. W. I. : 1821-£ 4,704,610;1832- £ 3, 813, 821. To Jamaica: 1821-£ 3,214,364; 1832- £ 2,022,435.

[47] W. L. Burn, Emancip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 1937), 52.

[48]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I, 1062. Milner Gibson, Feb. 24,1845.

[49] Merivale, op. cit. , 203.

[50] W. L, Mathieson, British Slavery and its Abolition, 1823- 1838 (London, 1926), 222.

[51] A. Prentice, History of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Lon-don, 1853), I,5.

[52] E, Haler’v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30-1841 (London, 1927), 42-43, 47, 56-58.

[53] F. M. Eden, Eight Letters on the Peace; and on th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02), 129.

[54]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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