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九章 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棉纺织厂主
二、铁器制造商
三、毛纺织业
四、利物浦和格拉斯哥
五、糖厂主
六、海运业和海员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英国的每一个重要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与垄断制度和殖民制度休戚相关。但是1783年之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起来反对垄断制和西印度的奴隶制。英国向全世界出口它的工业品时，所得到的支付不外是原料一一美国的棉花、咖啡和蔗糖；古巴的蔗糖；印度的蔗糖和棉花。英国能否扩大其出口，完全取决于它吸收作为支付手段的原料的能力。然而，英属西印度的垄断制阻碍着英国进口其他国家种植园的蔗糖来满足其国内的需要。因此，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家——棉纺织厂主、造船主、糖厂主，每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约克郡西区，都不约而同地攻击西印度的奴隶制和它的垄断制。值得注意的是，废奴主义者把他们的攻击目标都集中在各个工业中心。[1]

—、棉纺织厂主


　　十八世纪的西印度种植园主，既是皮棉的出口商，又是棉织品的进口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愈来愈变得无足轻重了。蒸汽机和轧棉机的应用，使曼彻斯特一改过去漠不关心的态度，直率地表示它对奴隶制的反感。早在1788年，威尔伯福斯就高兴地看到曼彻斯特为废除奴隶制而慷慨捐款，曼彻斯特向来“对与非洲的贸易是十分感兴趣的”。[2]
　　1832年之前，曼彻斯特在众议院里没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它在议会里谴责西印度群岛的制度，是1832年以后的事。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棉纺工业基地已经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切。1830年，工人领袖科贝特参加曼彻斯特选区的议员竞选，他对地主集团所持的反对态度本来可以使他参加后来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但是在西印度奴隶制的问题上，他的立场受到了考验。科贝特憎恨威尔伯福斯和卫理公会教友。1818年在逃亡美国后，他给奥瑞特·亨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美国“没有威尔伯福斯之流”；[3]卫理公会的教友是“人世间上帝最难容忍的一群无耻之徒”。他还鼓动人们向卫理公会的教友投掷臭鸡蛋。在他看来，奴隶们个个都是“又胖又懒的黑家伙”，只会从早笑到晩。而奴隶主则总是那么和蔼，宽厚和善良。[4]他认为，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制并未花费英国人一分钱。但是科贝特在曼彻斯特落选了。他想要改变立场，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曼彻斯特公开支持代表东印度蔗糖利益的活动。182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商会向下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它对各个殖民地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特别反对它只重视奴隶殖民地而不重视自由民的国家。1833年曼彻斯特提议，准予进口巴西的蔗糖作为加工原料。曼彻斯特在国会的代表马克·菲力普斯，用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阐明进口巴西蔗糖对于他所代表的棉纺织业中心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还着重指出了禁止从巴西返航的船只装运蔗糖所造成的困难。他认为，奖励蔗糖加工业将会为勤劳的劳动阶级提供就业的机会。[5]
　　仅从这点来说，菲力普斯的名字就概括了曼彻斯特及其棉纺织业的变化。1749年，基·恩·菲力普斯股份公司已经大规模从事西印度的贸易。1832年，菲力普斯是曼彻斯特两个当选议员代表中的一个，并首次进入改革议会。当时，菲力普斯与西印度群岛还保持着联系。他同时还是罗伯特·希伯特的亲戚，被希伯特选进首届托管委员会，掌管罗伯特·希伯特联合企业。但是，在经济上他与西印度的联系已经中断。他极力反对令人厌恶的奴隶制。在该市为庆贺他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反奴情绪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呼。也是在这个宴会上，哈德菲尔德发表的令人信服的人道主义观点，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我向你们呼吁，……没有把自由传给他人的愿望的人，自己也不可能享受自由。……难道肤色上的黑白之分，就可以使一个种族永远是奴隶，而另一个种族永远是自由人吗？难道生为黑人，他就应是奴隶，而生为白人他就应该是自由人吗？我说，除非把我们国家一切部门中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污秽清除掉，否则自由是没有保证的。”[6]其实这种令人厌恶的污秽不是奴隶制而是垄断制。曼彻斯特所感兴趣的不是圣经而是能够加以统计的利润。
　　1833年之后，曼彻斯特的资本家都一致赞同蔗糖的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支持奴隶生产的蔗糖。菲力普斯支持对东印度的蔗糖征收同等的进口税。他说，种植园主已经得到了补偿费，不能让他们再多得一个便士。1839年，他又极力赞成对一切外国的蔗糖课以同等的进口税。在他看来，国会的职责就在于设法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积极鼓励与巴西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约翰·布赖特和一度当过贸易委员会副会长的米尔纳·吉布森始终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他们认为，对西印度实行的保护关税迫使英国工人阶级为买食糖付出了更多的钱，这实际上是夺走了他们在工厂里挣到的工钱。因此，他们把这种保护关税叫做“罪恶税”[7]，或“国会的一种慈善费”。[8]这种税收比蔗糖的生产成本还要高，如果说，巴西人生产的蔗糖无利可得，或者他们的蔗糖是天上掉下来的，或他们的蔗糖被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所偷窃，这在我们看来，都没有什么区别。约翰·布赖特说，关税保护是一种鸦片剂，使服用过它的种植园主没完没了地要求多给一点，就像奥利佛·特威斯特（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译者）总想多要一些东西吃一样。而布赖特却吹捧棉纺织厂主，说他们从来不要求关税保护，他们也不需要这种保护。[9]这里，布赖特居然忘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棉纺织厂主为对抗印度商品的竞争，曾要求得到关税保护。
　　他也没有预计到，在七十五年以后，棉纺织厂主会要求关税保护，以对抗日本纺织品的竞争。布赖特警告说，在开放自由贸易的初期，自由贸易商可能要失败，但是他们会振奋精神，重新战斗。他认为种植园主的要求未免太过分，国会没有义务非使甘蔗种植业挣钱不可。布赖特曾向种植园主们建议种蒜和豆蔻。

二、铁器制造商


　　早在1788年，伯明翰就成立了废奴协会，而且为废奴运动开展了自由募捐活动。在这个协会里，铁器制造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劳埃德家族的三个成员以及他们在银行界的同仁都是委员会的会员。但是，该协会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塞缪尔·加伯特。[10]加伯特是一位杰出的工业革命家。他在二十世纪受人怀念的程度超过十八世纪。他的高瞻远瞩、活动广泛和兴趣多样的品格，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塞缪尔·杜歇。同陶切特成为怀亚特——保尔纺纱厂的一个股东一样，加伯特成为罗巴克拥有的卡朗铁厂的一位搭挡。加伯特还与博尔顿和瓦特合股开办阿尔比恩厂和康沃尔的铜矿。艾什顿写道，“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贸易部门不留下他的踪迹”。此外，他还把主要的精力用来考虑工业的政策，而不过多考虑管理方面的细节。他后来成为跟政府打交道的铁器制造商的代言人。[11]对种植园主来说，有加伯特这样一个奴隶制的反对者确实是危险的，因为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加伯特就代表了伯明翰。
　　1788年1月28日，塞缪尔·加伯特主持了在伯明翰举行的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向国会递交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特别谈到：“作为这个工业城市的居民，我们这些请愿者心中牢记我国贸易方面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毫不掩饰对那些引起暴力事件，而且常常带来悲惨结局的贸易深感不满的情绪气当非洲人古斯塔夫斯·瓦萨访问伯明翰时，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12]
　　这一切并不说明，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所有伯明翰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没有异议。相反那些对奴隶贸易仍有兴趣的贸易商就举行了一次对抗集会，而且向国会呈交了内容相反的请愿书。从西印度人的立场来看，塞缪尔·加伯特和劳埃德家族以及其他要人们都是站到了错误的一边。
　　1832年，伯明翰成为鼓动废除奴隶制的中心。这次废奴运动的领导者是铁器制造商阿特伍德。这场运动把英国推到了革命的边缘。它的高潮是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过。在是否要解放奴隶的问题上，这个城市又再次岀现分裂。1833年4月6日，在皇家饭店会议厅召开的集会成了一个吵吵嚷嚷、挥拳动腿的闹会，结果不欢而散。饭店的老板说，他们的损失很大，许多杯子和椅子都被摔坏了。伯明翰也和其他一些工业中心一样，1833年投票赞成缩短根据释放奴隶法案规定的学徒期限。因为按照规定的学徒期限，黑奴制度将以一种改良的形式长期维持下去。约瑟·斯特奇在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是个杰出的人物。1833年之后，斯特奇在英国带头抗议“黑人的学徒制”。1836年，他与废奴主义者格尼一起乘船前往西印度，“怀着想要亲自调查黑奴状况的良好愿望，带着进一步改善他们处境的希望”。翌年，在他安全回来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在市政厅为他设的早宴上，人们感谢他“为黑奴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倦的、善良的努力”。[13]十八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十九世纪的年代，伯明翰，作为又一个新的既得利益工业城市，已经反转来反对殖民制度了。
　　除了伯明翰，人们自然也会想到钢铁工业中心设菲尔德。设菲尔德对殖民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任何既得利益工业集团会维护殖民地的奴隶制，这对废奴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如同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其他工业中心一样，1832年之前，设菲尔德在议会中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它曾经是约克县的一部分，而约克县的首任代表是威尔伯福斯，后来是布鲁厄姆。他们俩都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30年，布鲁厄姆在该市参加竞选时说：“我主张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我要把它连根拔掉。现在我已经把它摇得松动了，要是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就能把它拔出来让你们瞧。”[14]
　　设菲尔徳所以持这种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东方有自己的利益。1825年，废奴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抵制西印度群岛产品，大力鼓励购买印度蔗糖和兰姆酒的运动。设菲尔德成了这场运动的中心。同年，该市为释放黑奴，成立了一个辅助协会。这个协会的委员会在市里广泛宣传，每个会员负责两条街道，奔走游说,劝诱家庭主妇们购用东印度产品。协会委员会估计，如果每六户人家食用东印度食糖，那么在西印度就会减少一名奴隶。显然这是远水不解近渴的理由。不过，这又何妨？只要能够鞭挞西印度人，什么样的棍子都是好棍子。委员们还鼓励市民同胞：“可以肯定，你们只要作出小小的牺牲，就可以使一个生灵解脱苦难的枷锁，这是值得尽力去做的。”设菲尔德果真不负苦心，东印度蔗糖的销售量在六个月中增加了一倍。[15]
　　1833年5月，该市的反奴役协会向首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陈请立即解放奴隶，反对釆取逐步解放的办法。备忘录最后一部分要求坚决反对给奴隶主发赎金和实行黑人学徒制的计划。同伯明翰一样，设菲尔徳也最后投票赞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止学徒制。

三、毛纺织业


　　毛纺织业也参加了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大合唱。威尔伯福斯和布鲁厄姆的言论不但代表了人道主义者，也代表了各个毛纺织业中心。1833年，约克郡的代表斯特里克兰先生询问议会，它是准备以自由贸易和扩大资本的使用作为立法之本，还是准备通过限制贸易和资本使用来加强垄断？他自己的回答是，一切垄断都应当废除，因为垄断只能破坏贸易的发展。
　　棉纺织业的约翰·布赖特，铁器制造业的塞缪尔·伯特，他们的名字在反垄断制中非常响亮。现在又加上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理查·科布登，毛纺织业的代言人。这位自由贸易的布道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首领在西印度垄断制的问题上，发表了充满激情而又逻辑性很强的演说，受到群众压倒多数的支持。
　　西印度人声称他们有权享有垄断权利，从原则上说，这完全是厚颜无耻。科布登曾大声说道，总有一天要重新恢复长期国会和査理一世的精神，那时国会中就不会有人再敢站起来为垄断制进行辩护了。商人们总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支付的钱只等于殖民地贸易总价的一半，那就不能期望他们会感到满意。如果英国把它的出口货物赠送给种植园主，以换取与巴西、古巴进行自由贸易，实际上还是对英国有利。那么，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买卖呢？“这正好比一个店主，每当他卖出值一镑的商品时，还多给顾客值十个先令的商品”。英国下议院在做买卖时，缺少的就是这种精明，还不如一个经营得法的杂货店。[16]
　　有人辩解说，实施有利于西印度的糖税法，为的是要阻止人们食用奴隶生产的蔗糖。科布登用尖刻的语言对这种观点大加冷嘲热讽。他说，这些纺织业巨商乘坐自己的船前往巴西。他们船上满载着的棉织品就是用奴隶生产的原料制成的。对此，他们只翻翻白眼。而在返航时，他们竟为奴隶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拒绝装载奴隶生产的蔗糖。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吗？这种情况真是可笑。科布登为此写了篇幽默短文。文中虚构了里彭勋爵和巴西大使在贸易委员会里的一次对话。大使辱骂狼狈不堪的里彭勋爵说：“有哪一条宗教禁忌反对把奴隶生产的棉花运往世界各国？有哪一条宗教禁忌不准食用奴隶生产的稻米？有哪一条宗教禁忌不准吸用奴隶生产的烟叶和鼻烟？……是否像我理解的那样，英国人的宗教禁忌只局限于蔗糖这一商品？”里彭显然感到坐立不安了，只好一再申明英国没有能力购买巴西的蔗糖。接着，他以支持约瑟·斯特奇领导的反奴党为由，对巴西大使进行反驳。正在此时，斯特奇走了进来。他脖子上系着棉织的领带，头戴花边亚麻帽，身穿一件用棉线缝制的外套，口袋上挂着奴隶锻制的金银装饰品。两位外交家见了斯特奇这付穿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17]
　　科布登的立场即或不是出于人道，也是合乎道理的。他的这种立场，其实就是反奴党的立场。科布登十分公正地夸耀说，反奴党在一些工业城市中都设有总部，很有势力，而且现在又加入了谷物法取消派的行列。[18]科布登与取消派的立场也是一致的。1848年他宣称：“我是毛纺织业的代表。这个地方工业，本议会并没有人对它嫉妒……我所代表的郡县，在奴隶制发展时期曾经显赫一时，……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所有率先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宣传鼓动的人，所有对公众舆论施加自己的影响，因而有助于实现奴隶解放的人，都是与本议会中某些议员先生的态度相对立的。那些议员先生们主张对外国的蔗糖征收特定关税，以为这样会有助于废除国外的奴隶制。”[19]

四、利物浦和格拉斯哥


　　对于西印度人来说，最令人伤心的事也许是，利物浦居然也转过头来反咬哺养过它的恩人。1807年利物浦还有七十二名奴隶贸易商。在废奴法案生效前夕，英国最后一个奴隶贸易商休·克劳船长，就是从利物浦港启程出航的。虽然塔尔顿在国会中继续坚持反对把取消英国与其他国家产糖殖民地的奴隶贸易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措施，但是，利物浦在国会中的另一个代表威廉·罗斯科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却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
　　1807年，利物浦还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不过这种贸易对于港口的存在已经无足轻重。1792年时，该港每十二艘船只中有一艘是从事奴隶贸易的，到1807年，这个数字为每二十四艘船只中只有艘了。[20]1772年时，利物浦有101艘船从事奴隶贸易，码头税收入为4,522英镑；而1779年这一年，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只有十一艘船从利物浦开往非洲，但码头税收入未减，为4,957英镑。[21]到1824年，码头税收入更增至130,000英镑。[22]这清楚地说明了废除奴隶贸易后并不会毁掉利物浦。正如罗斯科指出的，利物浦的居民并不都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对于那些因废除奴隶贸易而受到影响的人，他向他们指岀，发展与东印度的贸易有着诱人的前景。他还说，因废除奴隶贸易而蒙受损失的英国商人，将会从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中得到全部补偿。
　　既使利物浦已经转而反对奴隶贸易，它依然对奴隶制兴趣浓厚。不过，它现在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而是美国的奴隶制；不再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而是美国生产的棉花。美国的棉花成了利物浦最重要的一项贸易。1802年英国全部进口的棉花有一半是通过利物浦港。1812年这一数字达三分之二，1833年竟达十分之九。[23]十八世纪，是利物浦提供资金建起了曼彻斯特市；而十九世纪，曼彻斯特市在前面开辟道路，利物浦市则顺从地跟在后面。在重商主义时代，曼彻斯特是利物浦的内地；在自由竞争时代，利物浦则成为曼彻斯特的城郊。
　　利物浦跟随棉纺织业之都曼彻斯特走自由贸易的道路。从1807年起，它选出的代表中，坎宁和赫斯基森是完全支持自由贸易的。只是他们在国会的发言语气比较和缓些。赫斯基森在1830年说，专有权利已经过时了。[24]他表示要出色地完成利物浦委托给他的重任，还将“证实他作为贸易委员会会长所提出的开明的贸易方针，是十分有利于英国的。”[25]1833年，利物浦新当选的代表埃华特说，若为曼彻斯特的商品着想，那么任何一个内阁阁员竟敢继续给英国的贸易设置障碍都要受到议员的弹劾。同年，利物浦的商人和船主还向国会请求，希望国会考虑殖民地独自垄断国内市场这一事实。该市有一个强大的巴西人协会，他们强调说，由于西印度的垄断，英国二百万英镑以上的资本被迫流入其他渠道，用以雇用外国船只，支付外国船只的运输费、佣金和其他费用，结果使英国的船主蒙受巨大损失。利物浦的商人和船主希望国会为边远殖民地的奴隶制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法案时，也应该考虑到国内劳动人民的现状和今后的福利。
　　同样，在格拉斯哥，西印度人又失去了另一个朋友。麦克道尔和蔗园女继承人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变化可以从格拉斯哥一个家族的盛衰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十八世纪，该市一个贫民理查·奥斯瓦徳移居伦敦，并幸运地与一个大甘蔗种植园的女继承人结了婚，从此财运亨通。他多年来大规模经营奴隶买卖，在塞拉里昂河口的班司岛上拥有自己的工厂。他的这笔财产后来传给了詹姆士·奥斯瓦徳，此人是英国改革议会的首届代表。1833年，奥斯瓦德向国会呈递了一份签有许多名字的请愿书，书中请求国会减少对巴西蔗糖征收的高额进口税。[26]

五、糖厂主


　　英国打算在十九世纪，使自己成为世界的糖业中心，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亚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英国能够为全世界提供衣着，现在它又想为全世界的茶和咖啡提供白糖了。这种面向世界的观点，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产量不相适应。因为在世界蔗糖产量中，西印度群岛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不但如此，这种面向世界的观点还与西印度种植园主为了保持垄断价格而限制蔗糖生产的决心发生矛盾。
　　圣多明各的奴隶暴动使欧洲市场的糖价盘高。从1788年9月到1793年4月，糖价上涨了百分之五十。1792年糖厂主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表明，他们不再像四十年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责怪西卬度垄断制这个妖魔，指出，这是"他们一度兴旺的生产之所以变得萧条”的原因。他们请求在征收较高税收的情况下，允许用英国的船只裝运外国的蔗糖。他们还要求对印度和英属西印度的蔗糖课以同等的进口税。这真是在挖西印度种植园主后院的墙角。公众舆论把糖价的昂贵归罪于糖厂主，这是不公正的。可是，在设法降低糖价的一次集会上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却极力为糖厂主开脱责任，它主张按同等条件进口东印度的蔗糖，并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27]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当圣多明各这块富庶的宝地诱人地浮悬在英国政府的眼前时，印度的问题就被置诸脑后了。但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印度为支付进口的英国商品，需要出口某些原料时，印度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印度的棉花无法与美国的棉花进行竞争,[28]所以，有人认为，印度商人只有在出口蔗糖和出口恒河的沙石之间作出选择。东印度人嘴上说赞成自由贸易，心中想的却是与西印度人分享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在这方面，他们与糖厂主无法合作。正如理嘉图所说，“不管是东印度人还是西印度人，都不应得到特殊关税的保护，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蔗糖，我们都应该准予自由进口，这不会带来什么害处。”[29]
　　1831年，糖厂主的境况是十分艰难的。由于西印度人垄断了国内市场，所以从印度进口的蔗糖所付关税极高，只能用于再出口。国会虽然每年都通过法案，允许进口巴西和古巴的蔗糖，但是只能供加工和再出口之用。显然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制糖工业获得的投资是巨大的。据估计，1831年它的投资额达三、四百万英镑。[30]由于英国禁止进口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外的其他蔗糖，致使制糖业濒于破产的境地。英属西印度所产的藤糖，成本较高，这就意味着，欧洲大陆的糖厂主势必要在整个欧洲的蔗糖市场上取代英国。1830年，伦敦开工生产的糖厂有224家，到1833年，这些糖厂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在整个英国，制糖业的三分之二全都处于停工状态。[31]
　　约翰·伍徳代表普雷斯顿的糖厂主问道，这难道仅仅关系到西印度人的利益吗？难道国会“为了满足垄断者的利益，竟同意中断我们以后的原料来源吗？[32]贸易委员会的赫斯基森说，英国也许会成为世界食糖的集散中心，从而为它国内的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并使多余的资本投资于制糖业，加工欧洲市场需要的砂糖。赫斯基森当时确实还不知道除了制糖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可以使投资赚得更多利润。威廉·克莱代表哈姆雷茨塔区的制糖业说：“釆取赎买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取消西印度的垄断制，但要满足西印度种植园主提出的全部赔偿要求。”[33]
　　由于1832年执政的那一届英国政府仍然受着土地贵族的控制，他们对其殖民地的同仁深表同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未免走得太快一些。于是政府只好采取一种临时的折衷办法，以确认西印度人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为条件，换取对奴隶的解放。与此同时，又批准对外国蔗糖的进口不加限制，但规定进口蔗糖只能用于加工和向欧洲出口。
　　这种情况真是怪极了。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因为巴西和古巴的蔗糖是奴隶生产的。但是，美国的棉花，巴西的咖啡不也是奴隶生产的吗？如果对外国的棉花也像外国的蔗糖那样施加同样的限制，那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工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劳工生产的产品与奴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能作为个别部门的原则，不能作为指导国际贸易的指导方针。[34]资本家唯一需要的是低廉的蔗糖，他们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得不依赖按垄断价格向他们提供的蔗糖，他们对此感到“厌恶”。正如兰斯多恩勋爵所解释的那样，他们不会用一个特定的温度计来检验事物。在检验古巴的蔗糖时这个温度计上升至沸点，而在检验卡罗莱纳的棉花时则下降到使人舒服的温度。

六、海运业和海员


　　西印度人为了证明他们的制度是合理的，总是摆出他们对英国海军的壮大所作过的贡献。多亏克拉克森的研究，才使英国得以真正了解了她因为西印度人的这种贡献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克拉克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他游历、遍访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码头，询问海员，查阅海员名册，并广泛收集材料。他收集的材料有力地证明奴隶贸易不但对黑人，同时也对白人发生过可怕的影响。
　　据克拉克森说，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死亡率与从事纽芬兰贸易的海员死亡率相比是二十比一。[35]威尔伯福斯估计，每年有四分之一人数的海员葬身鱼腹。[36]他向国会面呈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海员名册表明，在350条贩奴船上，共有海员12,263名。这批海员在十二个月之内死亡达2,643人，死亡率是海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而从事西印度贸易的462条船上共有海员7,640名，这批海员在七个月之内仅死亡118人。或者每年平均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三。[37]威廉·史密斯还揭穿关于奴隶贸易使许多“村民”变成水兵的谎言。从布里斯托尔的海员名册上看，村民占海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从利物浦的海员名册上看，村民仅占十六分之一。[38]据霍威克勋爵说，在奴隶贸易中丧身的海员人数比在西印度贸易中丧身的海员人数多七倍。贩奴船上的海员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到达西印度，就立即离开贩奴船，到皇家船上工作。废奴委员会宣称，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死亡率，是英国其他外贸部门海员死亡率的两倍。约翰·牛顿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权威，他说，在奴隶贸易中海员死亡的数字,“实在骇人听闻”。拉姆齐把一般人的感受概括如下：“奴隶贸易不但没有培养出海员，反而是摧残了海员。这种对海员的摧残，就是强烈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多少还珍惜海员生命的话，我们就应该取消这种损耗人的贸易。”[39]
　　到1807年，船主对奴隶贸易的兴趣大为下降。在1800年之前的十年中，对奴隶贸易的投资每年平均额仅占英国出口贸易总投资额的不到百分之五；到1807年仅占百分之一点二五。1805年，除去向爱尔兰和沿海地区出口之外，英国出口船只吨位数的百分之二是被用来搞奴隶贸易的。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只占全国海员人数的百分之四。[40]
　　同样，船主们也开始感到西印度的垄断制令人讨厌。他们得到保证说，如果东印度的蔗糖享受同等关税待遇，他们的船只就能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运输量。[41]英国从事印度贸易的海上运输量从1812年到1828年增加了四倍。但是赫斯基森承认，要从印度运回一些当地货物是困难的。
　　船主们对巴西蔗糖的价格也同样很敏感。贸易委员会的波立特·汤姆逊强调指出，为加工目的而进口外国蔗糖，这对于英国船主来说，是最为有利可图的。据埃华特说，仅从巴西一地进口蔗糖就可以使船只货运量的吨位数达到每年120,000吨。若加上圣多明各、古巴、马尼拉和新加坡，则将使货运量再提高到200,000吨。[42]马克·菲力普斯向国会讲过这样一个令人恍惜的事：1832年，有五十一艘货船从利物浦启航前往里约热内卢，在由巴西返航时，这些船中竟没有一艘是装载货物的。[43]据威廉·克莱说，1832年，英国每月有四艘船从布里斯托尔开往巴西，可是返航时，没有一艘船运回用自己的货物交易来的当地产品。[44]
　　虽说船主们都一致支持自由贸易，但他们认为可以容忍某些个别人的垄断。1825年修改了航海法，准许英属西印度群岛与世界各地通商往来。这是引起以后严重恶果的一个开端。1848年，作为殖民制度核心的航海法被废除了，就像旧时代的木牌被自由贸易的巨浪卷走了一样。理嘉图嘲笑了当时商品交易所遵循的颇费周折而又耗费开支的程序。他举例说，有一批美国的兽皮，从马赛运到鹿特丹，由于在那里销售不出去，就把它运回马赛，后来又转运到利物浦。在利物浦，这批兽皮被海关截住了，理由是，这些兽皮是用法国船只运进来的。这条船后来获得了释放，条件是，这批货物必须运回纽约。理嘉图接着说，英国的航海法禁止西班牙人把古巴的蔗糖运到某个法国港口，然后再通过这个泄口把葡萄酒运入英国。在英国，西班牙商人会碰到这样一位海关官员，并从这位官员那里得知，他不准在英国卸货。于是西班牙人就问：“怎么，你们不是要葡萄酒吗？”“是的，一点不错”，这个官员回答说。接着西班牙人说：“那么我用酒换你的陶器吧！”英国海关官员说：“那不行，葡萄酒必须由法国人用法国的船运来。”西班牙人又说：“但是法国人不需要你们的陶器啊。”于是这位官员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能违犯航海法。”理嘉图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西班牙人需要陶器，法国人需要糖，英国人需要葡萄酒，“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禁止按这种自然程序进行的交易呢？”[45]
　　船主们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他们虽然曾经投票反对过谷物垄断，反对过蔗糖垄断，可是却不会同意废除海运的垄断。然而，凡是谷物和蔗糖的垄断受到人们抨击的地方，对海运业的抨击也不能幸免。1848年航海法终于被撤销了。在理嘉图建议“远洋航运”的支持者们驾驶他们的货轮绕着大不列颠群岛航行三周时，实际上就是在重商主义的棺材上钉进了最后一根钉子。



[1] H. Richard, Memoirs of Joseph Sturge (London, 1864), 84, Cropper to Sturge, Oct. 14,1825.

[2] Auckland Papers (British Museum), Add. MSS, 34427, ff. 401-402 (V). Wilberforce to Eden, Jan. 1788.

[3] Coupland, Wilberforce, 422.

[4] Bready, op. cit. , 302,341.

[5] Hansard, Third Series,XVI, 290, March 6,1833.

[6] Report of the Speeches at the Great Dinner in the Theatre, Manchester, to celebrate the election of Mark Philips, Esq, and the Rt. Hon. C. P. Thomson (John Rylands Library),2,8.

[7]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I, 1053. Gibson, Feb. 24, 1845.

[8] Ibid., Third Series, LVI, 605. Hawes, Feb. 12,1841.

[9] Ibid., Third Series, C,324, Bentinck, July 10,1848, quoting Bright.
　　本廷克着重提到过去抵制印度纺织品的保护措施。

[10] J. A. Langford, A Century of Birmingham Life： or a Chronicle of Local Events (Birmingham, 1870),I,434.

[11] Ashton, op. cit. ,223.

[12] Langford, op. cit. ,I,436,440.

[13] Dent, op. cit. ,427.

[14] N. B. Lewis,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in Sheffield, 1823-1833 (Manschester,1934), 4-5.

[15] Eng. MS. ,743(John Rylands Library), Auxiliary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Negro Slaves, f. 12. Jan, 9, 1827; f. 15. July 10, 1827.
　　他们向城镇居民提出的要求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未注明日期，藏于该馆的五号卡片盒。

[16]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 210. June 22, 1843.

[17] J. E. Ritchie, The Life and Times of Viscount Palmerston (London, 1866-1867), II, 743-744.

[18]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I, 1128. Feb, 24,1845.

[19] Ibid., Third Series, XCIX, 751-752.June 16,1848.

[20] Hansard, VII, 613. Lord Howick, June 10, 1806.

[21] Ibid., VIII, 948. Lord Howick, Feb. 23,1807.

[22] Jackman, op. cit, , II, 515n.

[23] Buck, op. cit., 31-32.

[24] Hansard, New Series, XXIII, 180. March 11, 1830.

[25] The Speeches of... Huskisson... ,I, 115, Feb.1826.

[26] Hansard, Third Series, XVI, 291.March 6, 1833*
　　1846年另一位奥斯瓦德进一步说：“当我们穿用奴隶生产出来的棉布，喝奴隶种出来的咖啡，吸奴隶种出来的烟叶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生活中还有什么理由不能食用奴隶生产的砂糖……他们必须设法在海关以及其他方面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了。”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XVIII, 122. July 28, 1846.-
　　要是了解到这位奥斯瓦德也是同一家族成员的话，那就更有趣了。

[27]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27, 217. Chairman to Hawkesbury, Jan. 23, 1792; ff. 219-222. Chairman to pitt, Jan, 12, 1792.

[28] 1816年，印度的棉花岀口总值为七百万英镑,1817年为三千一百万英镑，1818年为六千七百万英镑。但1822年仅有四百万英镑。美国的棉花出口总值，1816年为五千万英镑，1822年为五千九百万英镑；巴西的棉花出口总值为二千万英镑,1822年为二干四百万英镑。海关5, 第5,6,7,11卷。但由于印度的棉花耕作粗放，包装简陋，在英国市场上质量最劣。
　　E.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308。
　　约翰·布莱特后来常常讲起这个故事：在兰开夏的一次祷吿会上竟有人提出这样的请愿：“主啊，恳求您赐给我们棉花吧！但是，主啊，我们可不想要苏拉特的棉花！”这是指苏拉特出产的棉花，而且很可能这与美国的内战有关。
　　G. M. Trevelyan, The Life of John Bright (Boston, 1913), 318 n.

[29] Debates… on the East India Sugar Trade, 19.

[30] Hansard, Third Series, VII, 764. John Wood, Sept. 28,1831. P. 251.

[31] Ibid. , Third Series, XIX, 1165-1167. William Clay, July 24,1833.

[32] Ibid. , Third Series, VIII, 362.Oct. 7, 1831.

[33] Hansard, Third Series, XVIII, 589. June 11, 1833.

[34] Ibid. , Third Series, XVII, 75. William Ewart, April 3, 1833; Ibid, , Third Series, LVIII, 101. Ewart, May 10, 1841.

[35] Ramsay, MS. Vol. , f. 64. “An Address on the proposed bill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

[36] Auckland papers, Add. MSS. 34227, f，123. Wlilberforce to Eden, Nov. 23, 1787.

[37] Pari, Hist. , XXIX, 270. April 18, 1791.

[38] Ibid. ,322.

[39] Ramsay. MS. Vol. ,f, 64.

[40] Hansard, VIII, 947-948. Lord Howick, Feb. 223, 1807.

[41]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Liverpool East India Association..., 56.

[42] Ibid. , Third Series XVI, 881-882. March 20, 1833.

[43] Ibid. ,290. March 6,1833.

[44] Ibid. , Third Series,XIX, 1169.July 24, 1833

[45] Lindsay, op, cit. , III,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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