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一章 “圣人”与奴隶制
本书有意暂不去叙述奴隶制度的惨无人道和摧毁了这一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然而，完全无视这一问题，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而且会把整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宣传运动中的一次给忽略了。人道主义者在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解放黑人的运动中是冲锋陷阵的先锋。但是，他们行动的重要意义却被某些人严重地误解了，大大地夸张了；这些人不顾常识，全凭感情用事；而且就象过去的经院学究一样，讲求的是信仰，而不是什么道理和根据。库普兰德教授在一次想象的与威尔伯福斯的会见中问他：“先生，您认为您的工作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宣扬废除奴隶制吗？”他立即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工作，它的意义是：上帝的意志战胜了人类的自私。它教导说，没有任何由利害和偏见而造成的障碍是不能被信仰和祈祷所克服的。”[1]
这种误解的产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故意歪曲废奴运动。1807年废止奴隶买卖时，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这种买卖是“和正义、人道和明智的政策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对此霍克斯伯里勋爵表示反对；按照他的说法，“正义和人道”这些词句有损奴隶贸易商人的声誉。因此，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删去这些词句。这样做，就把废除奴隶贸易的必要性仅仅说成是权宜之计了。大法官对此表示异议。这个修正案会使要求其他国家在废除奴隶贸易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唯一理由不复存在。劳徳代尔伯爵声称，被删去的那些词句正是议案中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删略会使法国的怀疑显得可信，即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因为英国殖民地里的黑人已经比比皆是了。“因此，在人们怀疑我们自己没有做出任何牺牲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振振有辞地去要求外国在废除奴隶贸易问题上进行合作呢？”于是，上院投票赞成最初的提案。[2]
英国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堂堂的阵容。克拉克森是那个时代人道主义的最杰出的化身。时至今日，人们在反复思索他的那篇获奖的文章的主旨时，对他首先认识到奴隶制的极端不公正所流露的感情，仍然赞赏不已。克拉克森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作家，他对奴隶贸易的状况及其后果进行了长期而又危险的研究工作；他写的许多叙述废奴运动历史的小册子，至今仍然堪称杰作。他为了正义事业在非洲问题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带来的只是个人的贫困，原来就捉襟见肘的财富，也耗费殆尽。1793年他写给乔赛亚·韦奇伍德一封信，信中抒发了激励人道主义者们的某些十分高尚的情操。他需要钱，因此希望卖掉他的两份塞拉利昂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为了促进与非洲的合法贸易而在1791年创办的。他指出，“但是，我不愿让这样一种人成为我的买主，他感兴趣的只是个人从中谋取巨大的商业利润，而不是非洲的美好前景；并不是说谋取私利的就没有指望了。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希望这种人能保证他在把光明和幸福带给一个国家中有所裨益，因而他也就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了；而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思想一直处于愚昧之中，躯体上带着的只是欧洲的镣铐建[3]对于克拉克森的某些同事来说，他是过于冲动和热情了，[4]因此他是黑种民族所有的、为数少得可怜的朋友中的一个。
此外，还有詹姆斯·斯蒂芬父子。老詹姆斯曾在西印度群岛做律师，了解第一手情况。小詹姆斯成为殖民部的第一任杰出的常务次官，人们不友好地讥讽他是“附加的大臣斯蒂芬”或“母国先生”。他利用这种职位，为他的无能为力的黑人奴隶选民们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辩护。他一直在不断地鼓动威尔伯福斯进行更大、更公开的努力，而不要采取呈递请愿书或晋谒大臣们的政策。制止殖民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英国公众揭露这些罪恶，用人民大众的愤慨来武装我们自己”。[5]斯蒂芬没有被种植园主的辩解所动。“住宅和家具被剥夺虽然是痛苦的，但是这却很难与长期被排斥在人类生活的共同利益之外的那些痛苦相比拟，根据这方面公认的事实可以证明，奴隶们正在这种处境下进行挣扎……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保证生命、财产和名誉一一应当优先于次要的目的——享受特殊的公民权。”[6]用最高贵的形式和最美好的语言来说，就是托管。斯蒂芬起草了“解放奴隶法案”，其中包括他不愿意提出的对种植园主的让步。在其他的人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并且自我庆幸的时候，这位常务次官却继续以戒备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殖民地的立法。他在1841年写道：“人民的公民权掌握在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手中，这是专制暴政压迫人类的空前残酷的手段。”[7]在那些日子里，由这样一个行政官员来掌管英国直辖殖民地政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保护弱小民族的步骤。
詹姆斯·拉姆齐是最早的、最有才干的、最勤奋的废奴主义者之一。他作为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教区长，对奴隶制大约有二十年的经验。1787年他在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就这样利用我吧，我将感到幸福。”[8]他根据经历，知道白人水手在进行奴隶贸易时造成的死亡率是极高的；他能够说出奴隶在种植园中由于过度劳果而造成的严重死亡的第一手材料。种植园主们用一种专门对付他的残酷手段对他进行迫害。有一个种植园主就大言不惭地说：“拉姆齐完蛋了，是我把他干掉的。”
除了这些人物以外，还有面目清秀、身材矮小的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这个人，他的生活或宗教信仰，都有一点自命不凡的味道。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并不称职，他向守中庸、妥协之道，行动不果断。他反对极端的手段，害怕民众的骚动。他依赖贵族的恩赐、议会的外交手段和对当政人员个人施加影响以收取实效。[9]他是一个院外活动分子，大家都说他的投票事前十拿九稳地可以估计到的，因为他的发言肯定是会遭到反对的。蒂尔尼说：“一般来说，他的措词用语是能够为任何一党所接受的；如果有时他的论点有失平衡，稍稍倾向了一边，他自己就会很快地纠正过来，同样再稍稍倒向另一边，使他的发言保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10]但是，他能言善辩，言词娓娓动听，而且语调优美，因此赢得了“议会夜莺”的雅号。最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凡脱俗的思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在事业中的这种圣洁和不谋私利的声誉，正是皮特所以推崇他应该领导国会的改革运动的有力因素。
种植园主们把这些人叫做幻想家、狂热分子，比作是鬣狗和老虎。[11]在麦考利、韦斯利、桑顿和布鲁厄姆等人的协助下，他们在英国成功地把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几乎提高到宗教热情的程度；正是这些宗教改革者使克拉彭起着比铁路联轨点更重要的作用。人们给他们起个绰号：“圣人”，并不是不恰当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对这种现象所引起的感情的流露，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因为就象许多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奴隶制问题陷入了神学的领域，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神学是垄断不了这个问题的。
废奴论者并不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态度是反动的。卫理会教徒给英国工人提供的是圣经，而不是面包；而威斯莱教派的资本家们却对工人阶级公开表示轻蔑。威尔伯福斯对于贩奴船底舱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是熟悉的，但是却忽略了矿井底下所发生的事情。他支持谷物法。他是调查和镇压1817年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他反对妇女组织的反奴隶制协会，并且认为“第一个议会改革法案”过激了。
许多人都犯过的最初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废奴主义者一开始就没有隐瞒过他们要为彻底解放奴隶而进行工作的意图。实际上，废奴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避而且一再否认他们持有任何解放奴隶的主张。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奴隶贸易，他们认为，废除奴隶贸易最终将会在没冇立法干涉的情况下导致自由。废奴委员会曾经三次明确地否认抱有任何解放奴隶的意图。[12]1807年，威尔伯福斯也公开否认这种意图。罗彻斯特主教断言，废奴主义者不是按照不切实际的想法，即人人平等和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去进行活动的；他们亟力支持文明社会的等级划分。[13]1815年，非洲协会明确地声称，它指望奴隶主来解放奴隶。[14]
一直到1823年，解放奴隶才成为废奴主义者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的原因是殖民地的传教士遭到了迫害——史密斯在圭亚那去世了；巴巴多斯岛的施鲁斯伯里被驱逐；尼布在牙买加受到迫害。即便是这个时候，解放奴隶还是缓慢进行的。巴克斯顿告诫说，“不可轻率，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没有节制，不可带有任何暴力的色彩。”最重要的还是缺乏热情。奴隶制是永远不会被废除的。“它将会停滞，将会衰落，将会终止，将会像它过去那样，自行灭亡，销声匿迹……我们要让它平平静静地消亡——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并被人们遗忘。”[15]就像在美国一样，奴隶制是要消亡的。但这种希望在英国也是没有人看到的，虽然西印度群岛人太软弱，人数也太少，无法进行一场内战。
这就是1830年的局面，这时，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英国议会的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在殖民地的奴隶制和垄断实施方兴未艾的时候，废奴主义者还在议会之外进行游说，多方说项，他们向大臣呈递请愿书，派代表去晋见他们。“因此，现在需要有另外一种人来接手这项工作，他们是一些具有更为勇敢、更加坚强的性格的人，即便他们不是那么文质彬彬也罢；这不是要他们来替他们的那些谨小慎微、迟疑不决的同事们的那些做法修修补补。”[16]1830年5月，保守派和激进派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奴隶制的会议上发生了冲突。巴克斯顿提出了象往常那样的决议案，“措词要可取，愤慨要得当；但是——还要采取适当的审慎的态度。”波纳尔站起来提出了他的修正案——立即废除奴隶制。这个意见在代表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巴克斯顿表示反对,布鲁厄姆提出异议，威尔伯福斯挥手要大家安静，但是，这个修正案终于在“一阵欢呼胜利的声中”通过了。[17]斯特奇的一位朋友在说明这个新政策时讲得妙极了：“如果我们不进行鼓动、鼓动、再鼓动……罪恶就会横在我们的门口。人民必须解放奴隶，因为政府是决不会这样的。”[18]
然而，就废奴论者的领导而言，他们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态度，必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制联系起来看。他们对奴隶制的谴责只是指黑人而言，而且只是指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首先是印度。
废奴主义者在发动反对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运动中，开创了科钦称之为“一种虔诚的，然而是愚蠢的十字军运动”。[19]他们呼吁他们的同情者不要去购买奴隶生产的产品，而购买印度的自由人生产的产品。1795年，废奴委员会对这个运动作了介绍，许多作家也写小册子介绍这个运动。威廉·福克斯在1792年告诉英国人民说，在每一磅蔗糖中，他们吃下去两盎司人肉。根据一次详细的计算，人们估计，一个每星期食用五磅食糖的家庭，如果一年零九个月不吃糖，就可以有一个黑人免受奴役并免遭杀害。[20]食糖消费者实际是“祸首，是一切可怕的非正义的根源”。[21]由于东印度的蔗糖替代了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有人就对佩卡姆女士们组织的“非洲反奴役协会”说，他们正在用最稳健的、最方便的、最有效的方法，摧毁奴隶制度。废奴主义者散发了一份传单，题目叫作“黑人奴隶向主持人道的朋友们申诉”。黑人申辩说：“然而现在，先生们，你们是自由的朋友，是好人，同情可怜的黑人，我请求你们买东印度的蔗糖，不要买奴隶生产的蔗糖，买自由人生产的蔗糖。这样，我的主人将会考虑并且说，我们不再买卖奴隶生产的蔗糖，奴隶就不再成其为奴隶，应当是自由人，我们要给工资，让他们愿意心甘情愿的工作，而且，做更多的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卖更多的蔗糖，赚更多的钱。——东印度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在东印度不是奴隶——能够自由地、充分自由地生产蔗糖。”[22]不仅是蔗糖，还可以自由地生产棉花。于是在妇女中间开展了一个运动，鼓励人们消费自由人生产的棉花。根据格尼的说法，这个运动对于在美洲废除奴隶制度，要比所有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所起的作用还大。正如爱尔兰废奴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普遍使用自由劳动生产的热带产品”。[23]
但是，东印度的聪明人并不比西印度群岛罪孽深重的种植园主的罪过轻。关于解放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的那个法案，于1833年8月7日通过了三读。四十八小时之前，更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的问题已经在上院提出来了。这个法案包括一项条款，宣布奴隶制度在印度“应予废除”。埃伦巴勒勋爵对于一个政治家居然会想到这样一个念头表示惊讶。奥克兰勋爵为这个议案辩解说，"拟定这个法案是极为审慎的，它和摧毁这一可恶的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同样要极为谨慎的是，不要去干预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威灵顿公爵呼吁上院议员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笔带过就算了，因为他们对于维护英属印度是极为重视的。这是标新立异，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它引起的不是一场真正的暴乱，那也会造成极大的不满。[24]
议会后来一再代表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了"改善”奴隶制度正在准备立法，而且这个立法将在议会产生。但是，已答应了的立法从来没有到来。“印度政府正在采取改善奴隶状况的措施，以便在不太遥远的时间里导致奴隶制的彻底消亡。”[25]这是1837年的事情。到1841年，并没有产生什么使奴隶制有所缓和的条例和法规。而且，当对东印度兰姆酒征收同等税款的问题提出来，并证明这种兰姆酒确是奴隶生产的时候，佩尔首相回答说，“推迟征收同等税款……直到他实际解决了废奴问题时为止，所要推迟的期限甚至比西印度群岛最热烈的拥护者所期望的要长得多。”[26]1842年，有人替东印度人辩护说，在奴隶短缺的时候，他们曾禁止把儿童贩卖为奴。英国的“大赎罪”过了十年，奥克兰伯离也不否认,“某些多少带有痛苦的奴役本不应该继续存在”；[27]而佩尔认为，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看来是经过妥善算计的，可以阻止奴隶制的发展，遏制各种弊端；而且这些措施在我们控制下的印度各地，或者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地方得以贯彻，这对于废止奴隶制是大有裨益。”[28]
然而，废奴主义者在向英国人民宣传的是热带的产品。克拉克森号召英国人民，“不要使用种植园主生产的产品，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种植园主制度的厌恶。”[29]而且直到1840年，他还指望东印度公司“用完全道义的和和平的方法——就是说，用耕种土地和雇用自由劳务的方法”[30]去消灭奴隶制。
废奴主文者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无知。为了替东印度公司辩解，扎卡里·麦考利极力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了过去在印度和莫卧儿政府统治下的那些国家。因此，在他们占有这些国家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遵循的原则，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受到指责的；不管这些原则是和他们的感情多么抵触，但如不加审慎，贸然地进行干涉，则是不妥的。”[31]1837年，巴克斯顿曾经表示担心蔗糖在东印度也会象在西印度群岛那样不光彩地产生奴隶制度。政府发言人向他保证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巴克斯顿“对于这种保证……表示非常感激”。[32]1843年，布鲁厄姆满怀希望能在印度废除奴隶制，“依靠立法，对财产釆取暴力手段”，都不能像鼓励拥有土著奴隶的奴隶主宣布奴隶的子孙在一定的日期之后将获得自由那样“可以取得完美的结果”。[33]
克拉彭派中的一些人在东印度公司拥有股份，而且“也许由于他们感到在蔗糖征税上待遇不公平；有利于西印度群岛，将对日益发展的印度蔗糖种植园不利，因而他们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愈来愈感到厌恶。”[34]桑顿家族拥有东印度的股票；[35]这个家族的一名成员参加了1793年东印度议会关于蔗糖贸易问题的辩论，而且不赞成任何有利于西印度群岛垄断的契约继续存在下去。扎卡里·麦考利在东印度公司拥有股权，而且是1823年召集讨论蔗糖问题的股东董事会的九个签字人之一。他在1823年所写的一本颇有影响的小册子中声称，西印度群岛人“就像过去没有权力在明显地损害非洲利益的情况下，要求奴隶贸易继续存在下去那样，现在也没有权力在明显地损害印度和英国利益的情况下，要求蔗糖的保护关税继续存在下去。”[36]麦考利1823年在东印度议会关于蔗糖贸易的辩论中所作的演讲，对奴隶制极尽讽嘲之能事，因此在他以后的发言者，不得不提醒他说：“如果说奴隶贸易比过去所说的还要糟十倍，怎么并没有人提出要考虑这个问题。”[37]
比桑顿或麦考利更为重要的人物是詹姆斯·克罗珀。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克罗珀，是利物浦进口东印度蔗糖的最大的进口商人，而且是独立的东印度议会的创始人和领袖；克罗珀、本森和利物浦公司，每天要进行一千磅蔗糖的交易。[38]克罗珀知道，他的个人利益会使人们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39]西印度群岛人想起了他曾一度从美国进口由奴隶种植的棉花。[40]克罗珀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了奴隶制这个可怕的怪物好象正在死亡的痛苦中喘息，正在寻求可以使它苟延残喘的唯一的支持……正是由于我的利害攸关，我无法克服人道和职责的崇高感情而忍受谴责的恐惧。我不敢面对我自己良心上的谴责。”[41]他在反对奴隶制的辩论中，不愿避开商业方面的种种考虑。他写道：奴隶制“只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而且是在像美洲的那些人口匮乏的新国家中才有利可图；在那里，两天的劳动就能购买一英亩土地。”[42]他在讨论在欧洲、合众国的北方各邦和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时，最后作出结论说，在那些奴隶劳动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奴隶的解放不是广泛的这一事实表明“在和自然的因素相配合的时候，仁慈的人们所作的努力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43]然后，他带有抒情味地写到英国的制造技术和工业，“慷慨解除了枷锁，无用的垄断不会有所得益，无拘无束的自由得以茁壮地成长”，[44]他想到的是西印度群岛的垄断权，而不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英国为什么不能供应欧洲大陆以精糖和加工的棉花？但是，当西印度群岛人向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他的意思是否要采购巴西和印度的蔗糖，他回答说，只要巴西和古巴同意废除奴隶买卖，所有的蔗糖在关税一致的情况下都可以购买。那么，他的“自然的因素”成了什么呢？他的人道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的双重立场，使他自相矛盾起来。在他的家里，有一个专门侍候宴会的仆人，打扮成一个身戴镣铐的黑人；1837年，他又购买了一万二千只小瓶，装上自由人种植的蔗糖和咖啡的样品，把它们分发给同情者和议员。但是，这位利物浦的“仁慈的市民”的支持，确实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
议会中的东印度领导人托马斯·惠特莫尔，是“反奴役协会”的一个副主席，而且一度是继承议会反奴派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威尔伯福斯在1823年5月22日（这是惠特莫尔提出关于蔗糖关税问题的提案的日期）的日记中写到：“除了东印度人和我们几个反对奴隶制的人外，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西印度群岛人和政府是反对我们的。”[45]惠特莫尔和巴克斯顿是站在东印度一边的两个演讲人。[46]所有废奴论者中，只有布鲁厄姆一人反对关税平等，因为关税平等会很快地毁掉西印度群岛。
东印度人和相当一部分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为人们十分重视。库普兰显然对整个事情是不高兴的，从他对两派的“诚意”都表示关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47]克林伯格谈到了“合作”[48]伯恩认为对克罗珀的公正无私所作的抨击是没有根据的。拉加茨的解释，是所有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个，克罗珀的公正无私是“那些偶然出现的根本没有受到私利影响的行为中的一个例子。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人利益可能恰巧是一致的。”[49]但是，废奴主义者支持东印度，其后又支持巴西的蔗糖，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残酷无情，还包括西印度群岛垄断的毫无用处。
继印度之后，是巴西和古巴。不管怎样想象，任何人道主义者都不能认为任何目的在于把奴隶制的枷锁更加牢固地套在巴西和古巴黑人身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蔗糖自由贸易的确切意义就在于此。因为1807年以后，西印度群岛取缔了奴隶贸易，1833年以后，又取消了奴隶劳动。不妥当地说，如果废奴主义者认为印度的蔗糖是自由人生产的，因而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就建议购买印度的蔗糖，那么根据他们的原则和信仰，他们有责任抵制巴西和古巴的由奴隶生产的蔗糖。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能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由于未能采取这一途径，就完全破坏了他们的论点。1833年以后，废奴主义者仍旧反对现已雇用自由劳动的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1833年前，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曾经抵制过英国的奴隶主；1833年后，他们却支持巴西奴隶主的事业。
废奴主义者最初并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英国的奴隶贸易上。他们梦寐以求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普遍地废除奴隶贸易。他们利用1815年恢复和平的机会并且在当时风行一时的国际会议上，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向议会呈送了连篇累牍的“骗人的空话”；[50]在1814年的三十四天中，他们就送去了附有一百万人签名的七百七十二份请愿书。[51]他们公然抨击维也纳会议反对奴隶贸易的书面声明，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们把英国的全权大使威灵顿争取过来，他们甚至准备要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他们得到了俄国沙皇的支持。[52]他们派出了特别观察员克拉克森参加埃克斯·拉·夏佩勒会议。他们准备为阻止法国重新占领圣多明各而再次和法国展开斗争,[53]而且他们不愿意在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奴隶贸易的情况下承认巴西从葡萄牙独立出来。他们通过他们的“友好的暴力行为”，[54]强迫英国政府在非洲海岸派驻一个舰队，用武力来制止奴隶贸易。
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政府要求给以时间，慎重从事少卡斯尔雷说：“道德决不是靠刀剑教导岀来的。”[55]他请求人道主义者“节制他们正直的感情，把他们对非洲的关注置于理智的支配之下”。[56]但是，废奴主义者却使政府不得安宁。正象利物浦有一次向威尔伯福斯所表白的那样：“如果我根据原则急于废除奴隶贸易，我必然要感受到任何一个政府，由于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的这种状况所处的那种窘境。”[57]政府在其对外关系中就要受到很大的累赘，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谈判都是无用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公开地这样说。韦林斯顿在给阿伯丁的信中写道：“在废除外国的奴隶贸易上，我们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我们要谨慎从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英国人民认为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并没有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并取缔奴隶贸易的步骤。”[58]
在1831年的一次令人难忘的大选中，候选人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受到了嘲讽，废奴主义者用金色的锁链拖着“黑人”去选举，他们找不到黑人，找的是清扫烟囱的工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竞选讲坛上张贴白人种植园主鞭打黑人妇女的巨幅全身招贴画。[59]他们在他们发动的运动中求助于英国妇女们的同情与良知，甚至去接近儿童。利兹还为少年读者出版了一套反对奴隶制的小丛书。一部反对奴隶制的自动电话拨号盘设计出来了，于是英国的那些在傍晚炉边享受着家庭温暖的慈善人们，也能够知道黑人在赤道烈日的灼烤下、正在种植园里受苦受难。这是1833年以前那些年代的情况。在这种黎明的曙光中有着巨大的幸福。
但是，即使在这黎明中，暴风雨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了。废奴主义者正在抵制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生产的、浸透了黑人鲜血的产品。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依靠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同样和奴隶制有着联系，而且沾满了鲜血。西印度人理所当然地会问到，是否“奴隶制只是在那些没有人从事奴隶贸易的、那些没有和奴隶贸易发生关系的国家里，才会受到谴责。”[60]答案是无法理解的。一个从美洲那里接受奴隶种植的产品的人，经营的是不属于他本国臣民的奴隶生产的劳动产品；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在美国的奴隶制中存在着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极端骇人听闻的特征之一——毁掉人的生命。抵制西印度群岛蔗糖的人们，坐在用古巴的桃心木制成的椅子上，面前摆着用巴西花梨木制成的桌子，使用着奴隶用黑檀木雕成的墨水瓶架；但是，“却对每把椅子和每个桌子的渊源刨根问底,这是没有用处的。”在象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绝对不喝奴隶酿造的酒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回到森林中去，以树根和浆果维持生活。正象纽卡斯尔的废奴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买了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奴隶生产的产品，就陷进了奴隶主的罪恶中去。”[61]
巴西的蔗糖是必不可少的吗？资本家说是的；它对维持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废奴主义者偏袒了资本家。1833年，废奴主义者中资历最老者之一、一个蔗糖提炼区的代表勒欣顿，要求政府毫不迟疑地解除他的选民们的痛苦；他的选民们要求的不是偿金，不是不义之财，不是非正义的垄断。[62]他所考虑的是哈姆雷兹塔区的蔗糖加工商，而不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巴克斯顿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态度。如果可以证明所要进口的外来蔗糖是在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那么他将投票反对。但是，这就需要增加三分之一的劳动在巴西提炼蔗糖，然后再把提炼后的精糖输入英国。所以，允许外来的蔗糖在英国加工，他们就可以用英国国内的机械来代替海外的奴隶劳动，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奴隶劳动，阻止奴隶贸易。议会对此大为惊讶。而这样做或许是恰当的。
这是1831年9月间的事情。两年后，巴克斯顿对于他所从事的艰辛的工作获得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就这个国家来说，一项非凡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63]“解放奴隶法”标志着废奴主义者的努力告结束。他们感到满意。他们从来没有明白，如果允许蔗糖种植园存在下去，黑人的自由只能是徒有其名。1848年，当格莱斯顿仍然为种植园主争取保护关税时，他极力强调说，这和黑人没有什么关系。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一定要把我国的资金抛弃掉，而给那种状况增添麻烦；这种状况是一种慰籍，完全可以适合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64]废奴主义者无言以答。他们决不会想到黑人居然想要得到土地。在安提瓜岛上，所有的土地都已分拨停当；当解放奴隶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岛上的时候，种植园主和奴隶们齐集教堂，感谢上帝赐给他们以自由。而且为了酬劳他们的辛勤劳动，奴隶们的地位现在已经上升为无地的雇佣劳力，每天工资为二十五美分。巴巴多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巴巴多斯人除了去感恩节外，其他情况也尽相同。废奴主义者在什么地方呢？巴克斯顿写道：“黑人种族具有一种接受道德上的教育和宗教上的教诲的独特才能。据我看，对任何一个国家提出的要求，从来没有象现在对我们提出的这样强烈，要求我们满足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天赋倾向，向他们充分提供种种教育手段，派遣传教士，开办学校，发送圣经。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唯一补偿。这是一种多么丰富的补偿。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补偿我们所造成的全部悲伤和痛苦，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工具，最终把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那种野蛮做法变成他们的最大幸福。”[65]对非洲来说，也是如此。格尼在1840年写道：“彻底根除非洲的弊端和不幸的办法是基督教。……我们决不能忘记宣讲福音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66]
1833年以后，野蛮地迫使非洲黑人背井离乡前往巴西和古巴的蔗糖种植园，至少持续了二十五年。巴西和古巴的经济依靠着奴隶贸易。仅仅从言行一致这一点来说，就要求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反对这种贸易。但是这样做就会妨碍巴西和古巴的发展，从而也就妨碍了英国的贸易。1833年以后，要求廉价蔗糖的愿望压倒了所有对奴隶制的憎恶。当年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的那些奴隶的监工带着鞭子的情景所造成的恐怖感，现在消失了；古巴的奴隶监工带着鞭子、短刀、匕首和手枪，而且还带着猎犬，这些甚至都没有激起废奴主义者的评论。英国人道主义的中心——埃克塞忒会堂让与了英国自由贸易的先锋一一曼彻斯特学院。
曾经与奴隶贸易不共戴天的废奴论者，现在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巴克斯顿写了一本书，谴责使用禁奴舰船和强行禁止奴隶贸易的政策，因它使众多的人们遭受更加深重的痛苦。斯特奇在纯粹和平主义的基础上改组了“反奴役协会”。威尔伯福斯，这位资历较浅的牛津主教，在废奴主义者1840年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说：“依靠条约、抗议、海军舰艇去阻止奴隶贸易发展的种种企图均告彻底失败，这就证明釆取一种以不同的和较高的原则为基础的预防性政策，是必要的。”[67]年青的巴克斯顿，必然会看到，多年来指导英国的那些高度原则，现在已被另外一些原则所替代；这些原则本身虽属重要，但比之于他过去多年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却是望尘莫及。”[68]激起布鲁厄姆的善心的是蔗糖而不是棉花，是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度，而且只是非洲和巴西之间的奴隶贸易而不是弗吉尼亚和得克萨斯之间的奴隶贸易。他谴责“以海盗行为、痛苦和鲜血这种更高代价换取廉价蔗糖”的政策，是“把自由贸易的学说完全颠倒了”。[69]他认为排斥美国棉花是疯狂的行为。他是把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度作为他的衡量标准的。他争辩说，虽然他无权去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制度，但他却完全有权要求实施独立国家签订的条约。按照他的解释，则美国没有进行奴隶贸易。他争辩说，路易斯安那奴隶生产的蔗糖和巴西奴隶生产的蔗糖是有所不同的；路易斯安那的蔗糖是靠奴隶的自然增多或更为有效的耕作来增产的，而巴西的蔗糖是靠“非自然的、强迫的和用暴力与欺诈在非洲人中间从事罪恶的交易而增产的“。[70]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即后来的麦考利勋爵在1845年所作的演说，也许是在奴隶制问题上作出的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演说。这篇演说词不愧是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明晰、精辟的杰作，但有一个缺点：它偏袒奴隶制，而不是反对奴隶制。麦考利刻薄地说：“要是奴隶制度在我这个议员对其福利负有责任的那个地区废止的话，我对黑人奴隶制的特殊责任也告终止”。他反对为了纠正独立国家制度中的弊端，把国家的财政法规变成刑法；或者把关税变为“酬劳某些外国政府的正义和仁道，处罚另外某些外国政府野蛮行径的的手段。”他大胆地面对着进口巴西蔗糖是为了加工而不是为了消费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进口这个该诅咒的东西；我们把它堆入了货栈；我们用自己的技术和机器去加工，使它更吸引人们的注意，适合人们的口味；我们把它输出到里窝那和汉堡，并把它送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咖啡间去；我们从中赚了一笔钱。然后，我们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感谢上帝；我们并不象那些罪孽深重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吞下了奴隶生产的蔗糖。”[71]他们不敢禁止巴西蔗糖的进口，除非他们希望把德国变成另一个沃里克郡，把莱比锡变成另一个曼彻斯特。“我不会有两个正义的标准……我不会有两种法码或两把尺子。我不会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小事拘谨大事糊涂。”[72]
所有伟大人物的名字都有了——威尔伯福斯、巴克斯顿、麦考利、布鲁厄姆。只有克拉克森，就象荒原里的呼声一样，要求排斥用戴着镣铐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产品。[73]然而，即使是克拉克森，他在1839年也奇怪地反对禁止奴隶生产的产品，他说：“这无疑是把钱塞到我们的军人的腰包里去。”[74]
人们现在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了。威尔逊先生不打算这样说，由于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应当说成是非正义、是压迫。这位支持牛津大学的议员反对奴隶贸易，如果有必要，他准备赞成用战争来制止奴隶贸易。但是他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把人作为财产是非法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卡洛克回忆说，如果没有奴隶制，热带地区就永远不会被开发；作为一种制度，对它横加指责，这是不公正的。[75]梅里威耳教授在牛津讲学时说，要更加冷静地考虑奴隶制的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弊端。但是它在程度上、性质上而不是在本质上和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许多其他社会弊端，如财产上的极不平等，贫困状况或者儿童的过度劳动，是有区别的。
迪斯累里，就象英国和美国的许多追随者那样，指责解放奴隶是英国人民犯下的一个最大的过错。这是“向意志坚强的岛国人民演讲时……一个激动人心的题目，但是材料非常不足。”[76]这不是在一次才华横溢的演说过程中轻率作出的结论。这是一个经过考虑的见解，这个见解他在他所著的《乔治·本廷克勋爵的生平》一书中有意地重复过。“中等阶级为了废除奴隶制所从事的运动是公正的，然而是不明智的。这是一个无知的运动。英国人所从事的废除奴隶制的历史及其后果，都说明了无知、不公正、愚蠢、徒劳而且是一场浩劫，很难与人类的历史相比拟。”[77]
甚至知识分子也被卷了进来。科尔里奇由于写了一首颂扬奴隶制的赞歌，参加了戒糖的行动，被剑桥大学授予布朗金质奖章。但是，在1811年，他嘲笑“慈善的贸易”；指责威尔伯福斯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灵魂，批评克拉克森恰似“精神上的蒸汽机或是具有单一思想的巨人”，侈谈仁慈而自负；[78]而1833年，他强烈地反对不厌其烦地讨论黑人的“权力”，黑人应该“接受教育，要对把他们置于仁慈的手段范围之内的那种天命表示感谢”。[79]1792年，沃兹华斯对正在传遍整个英国的“正义感的新热”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80]他写给克拉克森的那个著名的十四行诗《杜桑·卢维杜尔》和“穿白色长袍的黑人”只不过是些华丽的词藻，而且缺乏他最出色的诗歌所具有的那种深度，看来这并非偶然。1833年，他申辩说，奴隶制在原则上是丑恶的，但在人性上并不是最坏的东西；奴隶制本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因此他在1840年拒绝和废奴主义者公开发生关系。R·索西赞成采取强制的手段去解放奴隶；只有通过强制的手段，才可以合情合理地指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奴隶制。
但是，最坏、最卑劣的反应还是卡莱尔。他写了一篇论“黑鬼问题”的文章，嘲笑《埃克塞特——哈尔利里和其他可悲的丑态》一书，竟根据人人平等的虚伪原则，把西印度群岛说成是“黑色的爱尔兰”。他问道，"难道下一个要解放的是马吗？”他作了一个对比说，“漂漂亮亮的黑人坐在那里，南瓜堆漫过了他的头，而可怜巴巴的白人坐在这里，却连土豆都没得吃。“使西印度群岛具有价值的只是白人，而“懒惰的两条腿的畜牲”应该强迫他们去干活。奴隶制的弊端应予废除，而其精华应予保留：黑人“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和不可改变的'权力'，即为了生存而被迫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这并不是卡莱尔仇视黑人。不，他喜欢黑人，而且他发现，“用一便士的石油，就能够为可怜的黑人做一件相当漂亮的事情。”黑肤色的非洲人，是能够在文明人中间生活的唯一的一种野人。但是，自上帝造物以来，他的用场只能是充当永恒不变的奴仆，除非英属西印度群岛象海地那样，变成一个“热带的狗窝”，黑彼得消灭黑保罗。[81]正象登曼勋爵悲叹的那样，舆论已经在可悲地、不光彩地有了改变。
[1] R. Coupland, The Empire in These Days (London, J935), 264.
库普兰教授对废奴运动史的了解，同他笔下的英雄所了解的一样肤浅。1807年威尔伯福斯写道：“此刻，废奴运动何等深入人心啊！”“上帝是能够改变人的心灵“。
Wilberforce,“Life of Wilberforce“ III, 295, Feb. 11, 1807.
[2] Hansard, VIII, 679-682. Feb. 6, 1807.
[3] K. Farr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siah Wedgwood (London, 1906),I, 215-216. June 17, 1793.
[4] Se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for Abolition of the Slave-Trade, Add. MSS., 21254, ff. 12-12 (v). Samuel Hoare to Clarkson, July 25, 1787：
“希望你在热心和积极处理这件事情时，也要兼有耐心和稳重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事情的成功。”
[5] Wilberforce, Life of Wilberforce, IV, 240-241. Written in 1811.
[6] C. O. 295/93. Stephen to Howick, Aug. 25, 1832.
[7] Bell and Morrell, op. cit., 420. Minute of Stephen, Sept, 15, 1841.
[8] Ramsay, MS. Vol., f. 28. Dec. 27,1787.
[9] Sir G. Stephen, Anti-Slavery Recollectons (London, 1854), 77; Richard, op, cit., 78.
斯蒂芬和理査德实际上是讨论非洲的制度和反奴役协会的事.
[10] Coupland, Wilberforce, 417.
[11] Hansard, New Series, XI, 1413. Wilberforce, June 15, 1824.
[12]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for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dd. MSS. 21255, f・50(v).Aug.l2, 1788; Add, MSS. 21256, ff. 40 (v). 96(V). Jan. 31, 1792, March 29, 1797.
[13] Pari. Hist., XXXIII, 1119. July 5,1799.
[14] Hansard, New Series, XIX, 1469. Quoted by Lord Seaford, June 23, 1828.
[15] Ibid., New Series, IX, 265-266. May 15,1823.
[16] Richard, op. cit., 79.
[17] Stephen, op. cit., 120-122.
[18] Richard, op. cit., 101-102. March 28,1833.
[19] A, Cochin,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Paris, 1861), Introduction, pp, xiv-xv.
[20] R. K. Nuermberger, The Free Produce Movement, A Quaker Protest against Slavery (Durham, N. C., 1943), 9-10.
[21] (Anonymous), Remarkable Extract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Slave Trade with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sumption of West India Produce (Stockton, 1792), 9. Copy in Wilberforce Museum, Hull.
[22] Undated sheet, in Wilberforce Museum.
[23] “希伯恩黑人之友协会的原则、计划和宗旨，与先前那些反奴协会的原则、计划和宗旨不同，它是以致伦敦反奴役协会秘书托马斯·普林格尔先生一封信的形式作为通吿的。”1831年1月8日(约翰·赖兰兹图书馆)。
[24] Hansard, Third Series, XX, 315, 323, 321. Aug. 5，1833; Ibid., 446. Aug. 9, 1833.
[25] Ibid., Third Series, XXXVIII, 1853. Hobhouse, July 10, 1837.
[26] Ibid., 619. Feb. 12, 1841.
[27] Ibid., Third Series, LXX, 1294. July 21, 1843.
[28] Ibid., Third Series, LXVIII, 753. April 10, 1843.
[29] Eng. MS. 741. Clarkson to L, Townsend, Aug. 1825.
[30] Clarkson Papers (British Museum), Add. MSS. 41267 A, ff. 178-179.
[31] Debates… on the East India Sugar Trade, 35.
[32]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 1291. July 21, 1843.
[33] Ibid., Third Series, LXX, 1294. July 21, 1843.
[34] Bell and Morrell, op. cit_, Introduction, p. xxx.
[35] 1786年7月东印度公司股票认购登录账的追加股票共800,000 英镑；东印度公司股票分类账，1783-1791年，1791-1796年，这批档案保存在伦敦罗汉普顿英国银行档案馆。1786年发放的股票，亨利·桑顿认购了500英镑，约翰·桑顿认购了3000英镑。约翰死后，他的股票留给亨利的为3000英镑，留给罗伯特4000英镑，留给赛缪尔3000 英镑，留给其余的人每人2000英镑。
[36] Macaulay, op. cit., 29.
[37] Debates… on the East India Sugar Trade, 36. Hume.
[3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ladstone—and Cropper…, 15; F. A. Conybeare, Dingle Bank, the Home of the Croppers (Cambridge, 1925), 7; Ragatz, The p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364.
[39] J.克罗珀致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信，建议鼓励在印度的英属自治领地种植甘蔗，作为实现全面彻底废除奴隶贸易的一种必要的手段。
(Liverpool, 1822), Introduction, p. vii.
[40]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ladstone… and Cropper…, 16.
克罗珀回信说，这种联系已经中断。对此，格拉斯锁反问道;“倘若我们看到这种中断与他之成为知名的反奴作家是同一时间发生的话，那倒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巧合;再说，在他还未辞去棉奴监工职务之前，不应该改行去当作家，这难道不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吗？”同上，第37页。
[4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ladstone… and Cropper…,55.
[42] J. Cropper, “Slave Labour and Free Labour.”
这是1825年11月22日克罗珀先生在德比的金斯总部举行的重要会议上发言的内容。(Derby, 1825), 3. John Rylands Library。
[43] 克罗珀致利物浦促进废除奴隶制协会的一封信。信中论及产品价格高的害处和价格低廉的好处，并论及奴隶的状况。(Liverpool, 1823), 8-9.
[44] Ibid.,22.
[45] Wilberforce, Life of Wilberforce, V, 180.
[46] Hansard, New Series, IX, 467. May 22, 1823.
[47] Coupland,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124.
[48] Klingberg, op. cito 203.
[49] Ragatz,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436.
[50] Hansard, New Series, IX,349, Baring, May 15, 1823.
[51] Klinberg, op. cit., 146.
[52] 威尔伯福斯后来承认说：“我们已具备亚历山大大帝赞不绝口描述过的宗教品德……”。1814年5月31日致奥利维亚·斯帕罗女士的信。收藏于威尔伯福斯博物馆，D.B, 25(60).关于这个问题，他给沙皇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生平”，第五卷，第136—137页。1822年11月20日，威尔伯福斯致麦考利的信。威尔伯福斯把沙皇开始答应抵制，后来又进口巴西产品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任何背约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将永远丧失一个体面人的品德”。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578, ff. 31-32, Wilberforce to Liverpool, Sept. 4, 1822.
[53] Correspondence…of Castlereagh, XII，4-35. Memorandum of James Stephen, Sept. 8,1818.
有关非洲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可能提到艾克斯-拉夏佩勒召开的大会上。
[54] Wilberforce, Life of Wilberforce, IV 133.
[55] Hansard, XXVIII, 279,284. June 27,1814.
[56] Ibid. , 393. June 28, 1814.
[57] Wilberforce, Life of Wilberforce, IV, 209. Sept. 7,1814.
[58] Despatches…of Wellington. V, 15. Sept. 4,1828.
[59] Hansard, Third Series, XCVI, 37. Bentinck, Feb. 3,1848.
[60] The Liverpool Mercury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 July 23,1832, reporting a meeting of the Liverpool West india Association.
[61] Anonymous, Conscience versus Cotton；or, the Preference of Free Labour Produce (Newcastle Anti-Slavery Series, No. 10, n. d. ). John Rylands Library.
[62] Hansard, Third Series, XIX, 1177. July 24,1833.
[63] Eng. MS. 415. Buxton to Mrs. Rawson,Oct. 6,1833.
[64] Hansard, Third Series, XCIX, 1022. June 22,1848.
[65] Eng. MS, 415. Buxton to Mrs. Rawson, Oct, 6,1833.
[66] Gurney to Scoble, Dec. 5,1840. Wilberforce Museum, D, B, 883.
[67] Hansard, Third Series, CIX, 1098. Quoted by Hutt, March 19,1850.
1858年威尔伯福斯声明：“除非我们准备诚实地和坚定地执行我们与盟国共同制定的査禁奴隶贸易的条约，否则我们无权对世人自称是奴隶贸易的取缔者。”Third Series, CL, 2200. June 17, 1858.
[68] Ibid. , Third Series, XCIX, 849. June 19,1848.
1850年巴克斯顿要求取消奴隶生产的蔗糖，可是并不要求取消奴隶生产的棉花和烟叶。他辩解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电因为还有另一些弊端他无法反对，他就不应该反对他可以成功地反对的那一种弊端。”
Third Series, CXI, 533. May 31,1850. Ibid,,
1857年，他上疏女王，恳请竭尽全力取缔奴隶贸易。
Ibid,, Third Series, CXLVI, 857. July 14, 1857.
舆论上的这种改变是和资本家观点的改变相一致的。1849年，赫特是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把查禁奴隶贸易的种种努力，说成是不切实际和徒劳的。1853年，赫特和布莱特都加入的一个委员会宣称，“这些出于人道的原因所作的种种努力，经过这么多年还始终 未中断，应当看作是国家的荣誉和体面。而且这种努力的成果，只有坚持到彻底废除罪恶的奴隶贸易以后，才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
Mathie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lave Trade, 133-134.
[69] Hansard, Third Series. CXXXIX, 116. June 26,1855.
[70] Ibid. , Third Series, CL, 2205. June 17,1858.
[71] Ibid. , Third Series, LXXVII, 1290,1292, 1300,1302, Feb, 26,1845.
[72] Ibid. , Third Series, LXXVII, 1290. Feb. 26,1845.
[73] Ibid. , Third Series, LXXXVIII, 4-5. July 27,1846.
这是布鲁厄姆提交给上议院的克拉克森的一份请愿书。
[74] Mathie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lave Trade, 34-35.
这笔钱指的是“人头税”。每一艘被捕获的船，不载奴隶的，按船的吨位每一吨征税四英镑；载有奴隶的，则对每名活着的奴隶征收 “人头税”五英镑，对捕获后死去的奴隶，每名征收二英镑十先令。
[75]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XVIII, 163. Quoted by Disraeli, July, 28,1846.
[76] Hansard, Third Series, XCVI, 133. Feb. 4,1848.
[77] Morley, op. cit. , I,78.
[78] Sypher, op cit. , 217.
[79] E. B. Dukes, The Negro in English Romantic Thought (Washington, D. C. , 1942), 79-80.
[80] Sypher, op. cit. , 215-216;Dukes, op, cit. ；70.
[81] T. Carlyle, "The Nigger Question”，in English and other Critical Essays (Everyman's Edition, London, 1925). the whole essay, written in 1849, should be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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