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二册（1926） 中央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1)（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去岁扩大会议至现时政治状况的变迁与我党在各时期的策略自去岁十月扩大会议至现在九个月间的政治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我们均有不同的策略。这三个时期的分划是：自直奉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 第一时期是军阀政权动摇时期。在此时期中，奉系军阀已经溃败，皖系军阀已经没有实力，直系军阀犹未再起，帝国主义者一时亦失去驭制各派军阀之能力，表现非常恐慌；段政府极力勾结国民军，吴佩孚亦向国民政府示好，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 在此时期中，本党的策略是：自孙传芳反奉军事发动，即提出扩大此次战争性质之口号，说明反奉战争应该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于反奉旗帜之下，这个宣传在民众中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深入军阀的队伍中去，于是有郭松龄之反戈。本党同时又提出反对直系护宪运动及防止奉直联合之口号，盖已预见直系得势必然护宪，奉系若败必力求与直系妥协，企图巩固军阀的统治政权。 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想消灭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吴张军事上的反赤联合战线，一方面在民间造起广大的反赤宣传，将此革命胜利打消下去。 在此期中，我们的策略是要分裂反赤的联合战线，所以主张在北京暂时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纳皖直两系参加，专门对奉。但此政策终未实行，而吴佩孚已在汉口实行联奉，开始向国民军进攻，此时我们遂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以救国民军之危。然结果此政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力量还不强大，故虽有好的政策，仍不能影响国民党国民军充分实现。 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方面英日张吴〔吴张〕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 英日吴张间的冲突虽很严重，但因国民军之实力仍然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只是暗潮，而未进于明显的破裂。 在此期中，我们的政策，在北方是国民军和奉反直，在南方是国民政府援湘御吴。北方的反赤军（奉直晋三方），若能一致合作的进攻国民军，则国民军很难存在；但三方合作，均无十分诚意，各有私图，故国民军似不至于失败；然在奉直间无大变化时，国民军亦只能自保而难于冲出。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 总之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是在英日吴张勉强合作中，得到很短时期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是英日两国，现时他们共同的目的，是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其不同的意见是：日本偏重北方以扶助张作霖为唯一政策，对于南方之反对吴佩孚，不但不甚注意，且视为奉张统治中国北部之机会；英国则一意扶助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不但要他们镇压中部的民族运动，并且需要吴佩孚替他们向南征服广东，向北和奉张争得一部分政权。 除英日帝国主义之外，在中国影响较重要的，要算美国帝国主义了。美国的政策和英日不同，他并且公然宣传中国人应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可怕的侵略，只有美国能以资本帮助中国的实业发展与和平，他的政策是撇开军阀，而抓住中国的资产阶级，用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统治中国。法国帝国主义方集其全力经营东欧及近东，又加以英国政治的压迫和美国经济的压迫，对于中国问题，他已无力顾及。 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他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 （三）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应知道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势力，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这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都公然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号召反革命。军阀的势力已日就崩溃，皖系军阀已等于消灭，直系在表面上好象复兴起来，实际已成强弩之末，最有力的还是奉系军阀；军阀之致命伤要算是内部分化，最显著的如冯玉祥及郭松龄之倒戈，此外如方振武唐生智均已归到革命旗帜之下，甚至于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者接近苏俄之倾向。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买办阶级据有全国商会及银行业，他的势力还很雄厚，然而他是中国资本主义之开创者，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买办阶级中也起了分化，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官僚完全是军阀之附庸。新的士绅是大学教授外国博士等，乃是买办阶级的爪牙，或直接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 第二种是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半封建势力对抗。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尚需要普遍的发展，在思想上尚不脱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 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犹豫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固然不容易脱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之统治，而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压迫，他们的政治思想终比大资产阶级浪漫一点，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常站在大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 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他正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他与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是：一为无条件的合作，一为有条件的合作。换言之，即是资产阶级想用改良方法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判权，收回租界等。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方可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对于军阀的苛税勒捐破坏铁路运输尤其是战争，一致深恶痛绝。广东上海一部分急进的分子，渐表同情于革命，且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到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要求，非经过革命实难得到，所以他们未得到这些要求以前，在客观上是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 在以上四种势力中，我们将用何种力量来革命呢？当然的只有第二种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种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之压迫，苛捐杂税之剥削，只有感觉革命之必要，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该拉拢他们，才能免自己陷于孤立。第四种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特别在上海，加之军阀内部分化之结果，新生的军事势力，在他们的思想上行动上，无一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该应〔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 （四）国民党内之分化和我们的态度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势力。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 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应该与对全国各种社会势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能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若幻想代表多阶级的国民党能够成为整个的，或希图国民党为单纯的左派所垄断，不与其余他派合作，这更和戴季陶左右并排的观念是同样的错误。 （五）民族运动之前途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由第一条道路之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或者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折，均不免要由第二条道路的运命。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够一面尽量扩大工农群众的组织，一面结合国民党左派以抓住小资产阶级，领导此革命到底。 说到我们党的现状，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 （六）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党的发展在九个月以来，从好的方面看：一、党员数量是增加了三倍；二、我们虽未能在组织上影响小资产阶级，但能够模糊的领导全国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在京沪粤湘等地；三、在全国的政治鼓动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事变所发出的口号及政策均能影响民众；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职工运动均较前有基础，特别是上海的职工运动，已渐充实起来，唐山天津虽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根基尚未完全破坏；五，广东湖南的农民均有了群众的组织。 从上面看固然我们的党是发展了，但在发展中也包含不少的缺点： 一是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可从几方面看出： （甲）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 （乙）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 （丙）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二是各级党〈部〉自中央［部］以至支部，指导训练的力量均不充分。 三是支部只有名义而无工作。 四是理论的宣传非常缺乏，鼓动工作亦多不切实际，不能深入群众。 五是职工运动多只是机关运动，没有群众充实这一机关。 六是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 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原铅印件刊印 注释 [1]《六大以前》和铅印本《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招待委员会议决案》称这次会议为“第三次扩大会”；这次会后《中央通告第一号》关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的说明和其他文件以及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文件，都称这次会议为“第二次扩大会”。据考证，称“第三次扩大会”，可能是将“三大”以来几次中央扩大会议按顺序排列下来的，即“三大”后之一九二四年五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一次），“四大”后之一九二五年十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二次），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第三次）；而称“第二次扩大会”，则可能是从“四大”后按顺序排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