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二册（1926）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一）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 （二）党的组织状况 （三）农民运动 （四）职工运动 （一）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这次的战争，其牵动的范围之广阔，是从来内战不曾有过的。全中国除云南，新疆外，几乎没有一省不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战争的性质，简言之即赤与反赤之战。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其相互之利害虽不同，而其标揭反赤摧残民众自由则无二致。所谓赤的方面，即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此种红色的势力已由广东一省而渐渐奄有长江流域。若把西北军加算进去，则我们可以说，现归国民政府的已有十个省区，即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绥远，甘肃；将归国民政府的有浙江，云南，陕西三省，退一步言，国民政府亦有得安徽南部及上海之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反赤势力所统治的地方（把苏，皖加入在内）也不过十一省区。这种进步的军事力量之可惊的发展，在中国的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的意义。 当十一月五日以前江西犹未攻下时，北伐军的前途尚在十分暗淡，不幸战而失败则不仅退出江西，即已得之湘、鄂恐均不守。然而现在这一层危险是已经过去了，此后的问题只是与奉鲁军分取孙传芳地盘之多少问题，而不虞有全部溃灭的影响。奉鲁军此刻即与国民政府发生战事或者不会有，一则北伐军是量力而进（对于浙，皖问题）；二则奉鲁军也不敢过于南下（伸入浙江）。月前奉对粤提出条件曾有浙，闽，赣归国民政府之表示，是北伐军取浙江当不至与奉鲁军冲突，肃清孙传芳势力取得浙江虽然尚有一些时间，但孙之败亡已成不可挽救。国民政府此次北伐的战争至此将暂告一段落，下次对奉作战，双方均尚须有相当时间之准备，而不是目前就会引起的。在全国这样一个大的变动中，我们最近所经过的事实及应付策略特撮要如下： 一、奉系军阀之野心及其内部之暗潮自南口国民军陷落后，奉系军阀不仅在北方政治上、军事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对于长江方面北伐军与吴，孙的战争也立于极有利的地位。吴，孙自然不敢与奉军冲突，即北伐军亦尚未至与奉军冲突时代，而有利于与奉作暂时的妥协以对孙，吴。吴，孙之败，在全国反赤之声势上说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但从奉系个别的利害上说又确是于他很有利的，因吴佩孚失败，北京政府可以全为奉系所操纵，保大可收回，甚至河南亦将为奉系所有，孙传芳失败，奉系亦可从容取得苏，皖以报去年之耻。所以奉系对于长江战事的态度是：一方标示与直系合作讨赤，坚决吴，孙对南方作战的决心；一方又暗中与国民政府往还，希图借国民政府的力量消灭吴，孙而彼得从容收渔人之利。观于奉张向国民政府所提出之合作条件，可以窥其野心。其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三件事： 1．西南十省（粤，桂，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可以归粤，而苏，皖必须归奉。 2，南北将领联络拥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 3．川，滇归粤，蒋自由解决；而冯，吴则由奉方自由解决。 得苏，皖，作总统，消灭冯玉祥，这是奉张的如意算盘。奉张欲利用其现时军事上政治上之优势以求达此目的，但事实上进行亦不容易。国民政府对于苏，皖两省尚可放弃，而后两事断不能容受。在奉系领域之下，奉张或为帝王，或为总统，国民政府暂时亦可放任，但若欲取消国民政府以拥张为总统，则为绝对不许之事。让奉张消灭冯玉祥以自损其在北方之应援，更为国民政府不会承受之事。再则奉系内部及周围亦尚有种种之困难，足以阻挠其此种野心计划。 第一是奉系内部的冲突――自郭松龄败后，奉系内部已不是整个一致的。张宗昌自为一派，已非奉张所能约制；奉军嫡系又分旧派吴俊升，新派杨宇霆，张学良两大势力，暗斗极烈。南口之胜，全赖吴部克多伦之功，然吴部将穆春既不得赏反被拘囚，其怨望可知。新派杨宇霆与张学良又不和，杨纯粹亲日，张想独立形成一种势力，颇与法，美勾结。 第二是奉，鲁间的冲突――南口之役，鲁张将领寸土未得；北京王琦，李寿金之军警权又见夺于奉系之于珍；褚玉璞之直隶督办亦日为张学良所侵逼；苏，皖问题奉系杨宇霆等又欲计调张宗昌军队于京汉线上而乘机自取；“海圻”〔1〕赴奉修理竟为奉所扣留；张宗昌欲与北伐军谈判对付孙传芳，奉方则责其通赤；张宗昌在北京逮捕赤党，而奉方则责令释放。奉，鲁间这些冲突迟早终要爆发的。 第三是奉，日间近来的参商――张作霖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近来日本投机商人在奉勾结本地奸商对于奉票之捣把，以二三角一元之奉票强迫奉张照额面付现，获利数千万元，激起奉张枪毙捣把中国商人，遂使奉，日关系发生一些冲突，虽不能根本动摇，但在目前是起了一些障害。 第四是财政的困难――自去年以来，奉省财政即已陷于非常拮据状态。文治派首领王永江为减轻军备以舒财政，曾以去就相争。现时奉票之低落亦尚无术挽救。 第五是吴，孙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又有英国帝国主义在后援助，安福仍在活动，均足以使奉系企图受许多牵制。 第六是国际上的困难――英国现时一面急与国民政府妥协，一面尽力赞助直系在北京之政权，为顾阁计划废除比约之计，向日本示威（因为比约可废，暗示日约亦可废）。同时英使不肯递正式国书，预备将来若造成清一色日本支配之奉系政权的拆台地步，遂使得奉张不敢急取北京政权。 第七是冯玉祥西北之再起――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的野心。 奉张在以上的困难情形之下，虽有野心亦无办法，所以此次入关与奉系将领天津会议的结果，不得不放弃苏，皖以予张宗昌，不得不暂时停止即做大总统统一中国的好梦。他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之前进尤为重要，因把对南方河南的军事行动委之张宗昌，北京政权在南北军事未得充分把握以前亦暂不积极进取（其实北京政府之精华固早已在奉军之手，此处所言政权是指奉张更进一步作元首言）。现时拟集中注意消灭国民军在西北之存在，刻奉张正汲汲逼迫晋阎与其合力进行此计划。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策略应该采取以下的原则： 一、在吴，孙的势力未完全消灭以前，国民政府与奉系尚不能有很直接的冲突，而且不宜即引起冲突，当敷衍之以便专力消灭孙传芳，得使革命的战线更□得简单。如国民政府无力灭孙，虽让苏，皖于奉方而能使孙之力量消灭亦当为之。 二、吴，孙势力消灭后，国民政府一时亦不能即与奉方开战。奉方若提出统一政府问题，总统问题，均可谈之于由国民会议解决。事实上奉张就自为总统亦可听之，在这长时间的国民会议筹备过程中，即是双方积极作战的准备时期。 三、奉，鲁的冲突对于国民政府是极有利的，应当使他这种冲突更为扩大。比如苏，皖问题宁让之于鲁军不让之于奉军。一因张宗昌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容易消灭；二因鲁张势力越发展，则其与奉张之冲突越加深加速。 四、国民政府应极力维持冯玉祥在西北存在，现时可以威胁奉军不敢南下，将来的北伐战争亦非有国民军之炮兵骑兵参加（此皆南方兵队之不能有者）不能取胜。以冯玉祥现在之环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然后合陕，甘，绥，晋四个省区才更有力量制止奉军不敢轻犯。 二、吴佩孚与孙传芳最后之挣扎及北伐军东下问题吴佩孚自败退河南后，虽日日言反攻，因部下将领暗潮甚烈，且军心涣散，饷弹无着，号令不统一，故迄未能前进一步。河南现时军队之多和派别之复杂，为各省冠，张冶〔治〕公，寇英杰，田维勤，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各有相当实力，各不相下，吴佩孚的地位便维持在这种均势之上。这许多军队均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向北向南均开发展之可能。刘镇华部败出潼关则入陕之路又绝，其中不少国民二军旧部均与国民政府或奉方有相当默契。奉方借援鄂之名，已尽驱保大之吴军离开直境，且以重兵沿京汉线南下，大有即欲取得河南之势。信阳南面又有樊锤秀之攻击，吴势至此可谓穷蹙已极，虽曹锟曾亲自赴河南劝勉诸有一致合作，然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吴现尚欲从政治上支持其将灭的生命，令顾维钧毅然宣布对比废约，一以博国人之好感，使奉天不便于废约外交期中急倒顾内阁；一以为对日对奉要求之条件，盖比约既废将及于日，日约张绝不敢动，于是比又可要求援例不承认，直系乃得于此问题之操纵中取得一点地位，企图暂维现状。 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其初因善利用南浔路及长江之交通，故虽经南军几次的猛烈袭击，均尚立于有利地位。南军方面，在军略上在政策上均有许多错误，如蒋介石不愿八军东下，不许四军东下，致使南军战斗力减弱，作战又注意攻城而不先击破敌人在南浔路之主力军，故牺牲极大，北伐军几有覆灭趋势，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转败为胜。孙军方面初虽获胜，但主力军队已损失一半，且无援兵开上补充，陈调元，周凤歧〔岐〕等部又不肯积极作战，南军方面突然增上第四军之六千人，贺耀祖之四千人，唐生智之一万五千人，故孙遂不免于最后之失败。福建方面亦因曹，杜两旅之倒戈竟至全局不可收拾。江西败后，孙之主力军已完全击溃，五省地盘只剩下苏，浙，皖三省，其初犹欲守住这三省再图恢复，一面联合吴佩孚由河南出兵相助，一面勾结奉张泥阻鲁张南下，同时在南京设立军官学校，造就下级干部人才，孙预计三个月后可以恢复其力量。后来天津会议奉天决定鲁张以援赣为名出兵苏，皖，令孙守浙，沪，孙氏留恋三省之计划乃归泡影。 取得江西，福建后之北伐军，是否还要继续东下进窥苏，浙，皖三省，当时乃是时局中一个严重的问题。照我们那时的意见是：从全国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得广东太红了，若果在两者中间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引诱一部分人拥护他，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要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为迅速，故原则上是我们不能于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行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北伐军纵让鲁张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也不敢南进至浙，若北伐军不能取江，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又为免除北伐军内部地盘的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 天津会议决定鲁张南下取苏，皖，孙传芳部下又不赞成孙屈服。孙无法只得潜行赴天津面谒奉张决定自己的地位，其结果苏，皖必归鲁张，只以浙，沪给孙传芳。实际上浙系军队已有集中浙江据为己有，必不容孙染指，孙在东南势力已完全溃灭，同时奉，鲁军南下说甚盛，在豫，皖，苏，吴，孙的旧部都发生恐怖与动遥因此我们以为革命军事计划应较前变更如下： 一、北伐军现在宜停止向皖，浙前进，集中兵力于鄂，赣二省，严定防守鄂，赣计划，以备奉，鲁军之进攻。 二、对皖可帮助安徽自治军占皖南，以为国，奉间之缓冲；对浙速急运动浙军（周凤歧〔岐〕等）以自治名义占住浙江，并声援上海自治运动；对苏则运动孙军旧部及苏军离孙反奉，赞助苏人自治运动。 三、对河南宜急速联络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占据豫南以阻奉军，俟北伐军和国民军准备都充足再合力进龋四、北伐军宜速派有力代表会同国民军代表向晋阎谈判，要求和他缔结军事的防守同盟，以牵制奉军之南下。 五、北伐军应乘奉鲁军收拾河南，江苏期间，在湘，鄂，赣整理及充实军力，如补充兵额服装枪弹及加紧训练等，以备将来向河南开始反奉战争。 三、孙传芳失败中之上海自治市运动当十月中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次失利，主力军已丧去大半，南昌被围不解，陈调元，周凤歧〔岐〕部都有不战而退趋势，福建周萌人又节节失利，夏超突然于十月十五日宣布独立，据此情形，孙传芳的势力实已陷于分崩离柝〔析〕状况，上海地方空虚，一个相当的武装暴动实可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当时上海的资产阶级，工人及国民党左派，均共同联合从事这个运动。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能为他所指挥的政权，不过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实力都极幼稚，又加以租界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所以时时动摇与畏缩。他们一面想利用工人罢工助他们取得政权，一面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在这样政权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是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的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十月二十三晚的暴动便是为此目的而努力，但不幸竟失败了，且牺牲了我们二个最忠实的奚佐尧（化名李左人），陶静轩同志。这次失败的原因，一是失去了暴动的时机，不能与夏超之动作相衔接，直待夏超败亡时方才发动，敌人内部已渐一致且已防备妥当，自然不易成功；二则我们虽知资产阶级之怯懦畏缩，仍不免有过于信赖他之处，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亦估量太过，失却了自己主动地位；三则技术之准备太不充分。但是我们从这次暴动中也学会了不少经验，我们的党第一次在上海作武装暴动之尝试（自然这次暴动大部分还是军事投机而不是普通的民众武装暴动），使我们对于党应该是时时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之组织的原则更深一层的认识，在革命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十月二十三晚的失败，并不能使上海市自治运动的进行终止，因为敌人的统治并未巩固，民众的势力也未遭大失败，所以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的消息传来，而这个运动的声浪又高涨起来。不过这次运动的进行和上次已有多少的改变了。第一是上次参加这个运动的只有工人派，国民党左派，商人派与反赤为敌的力量。而这次运动则反赤的小军阀，政客，士绅分子亦乘机渗入，他们知道孙传芳大势已去，上海不归国民政府即归张宗昌，均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即孙传芳初亦欲使此自治运动在他支配之下，拒绝鲁军及北伐军到上海。第二是上次动作的形式是注重军事的暴动，而此次则须侧重群众之奋起。我们对于这次运动仍保持与前一贯的政策――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市自治政府，并不幻想就成功一个平民政权，只能〔要〕能够得到工会事实上可以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便值得我们努力参加。 四、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之再起与我们表示对国民军的希望国民军（单指第一军）的确是中国最良好最有纪律最能作战的军队。过去因其将领之愚庸，政治上措施荒谬，故一退南口，再退包头，几至全军毁灭不可收拾。幸冯玉祥由莫遄返，收罗亡散改编训练，士气始渐结。然而南口之败，土卒军需之损失几去大半，欲求恢复旧观，须经相当时期。国民军现时所处境遇较之前有三区时更为艰难，仅仅甘肃一省及绥远一部分收入，要养活这七、八万军队实不容易。然而令我们对于国民军前途尚存着无限希望的，便是冯玉祥现时之觉悟及其对于军队改造所具之决心。冯自入俄后，深受世界革命空气之薰染，憬然悟其从前所行之未能轨入革命正途。北京之退出，南口之失败，更给彼以许多惨刻的教训。所以正当国民军大败之余，竟匆匆回来支持难局，抵包头后即发表就任总司令通电及回国宣言，说明他从前虽有革命倾向，作过几件革命的事实，但对于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每不能有彻底的行动。现在他认清了中国苦痛祸乱的来源，知道革命的方法并且加入了革命的党派，接受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并促其实现。冯玉祥不仅在口头上有革命的表示，在行动上也表现革命的精神，立刻将他部下落后的重要将领均送往莫京学习，几不能实践彼之新的改造计划者以军棍相督责。在西北之国民党及C．P．分子，彼皆网罗为之作军中政治宣传工作。对于工农组织亦特别尊重，一反从前张之江时代疏远甚至摧残工人的行为。经此一番振作，使形将消灭的国民军，又重赋与一个极有希望的新生命。与冯玉祥同时回国者尚有陕西之于右任，得冯之助率二、三、五军入陕。绥远之商震，太原之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奉张因此惊震失措，急求所以消灭西北军再起之法，一面严词诘责晋阎，一面于对粤条件中提出国民政府须允许奉张自由消灭冯玉祥，因为冯之存在使奉系一切野心皆受打击不小，国民政府必须尽量维持冯军能在北方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为未来对奉的北伐战争说，若没国民军之骑兵和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冯玉祥之革命言行较其他革命军将领更来得稳定，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工作当十分重视。 在西北军工作刚才开始之时，我们是十分的小心。我们记起广州所曾有过的经验（如（1）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注重上层组织；（2）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限制冯之职权等），而应用于国民军内，对于冯氏过于急进的军棍政策易以感化主义。国民军现时尚不能说到对外很大的发展，目前最急要的事是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之关系更弄确实，先稳固了基础可以守住，再定前进方向。我们于读了冯玉祥回国宣言后，已在向报一七七期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之六种希望〔2〕： 1．须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并普及到二、三、五军去。 2．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 3．希望国民军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 4．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 5．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6．尽可能的完陇海铁路〔3〕，在军事上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五、帝国主义者最近对华态度吴佩孚，孙传芳之失败，国民政府势力之发展，当然是英帝国主义者所难过的。最初他曾企图于间接的利用孙，吴反对中国革命势力外，更直接的用炮舰政策向中国民众屠杀，开始在万县杀死了五千余市民，广州方面亦有英舰驶抵广州码头，水兵上陆驱散罢工纠察队。但这个政策一方激起全中国民众的反感，使反英运动更加深加大；一方也引起他国内的政潮（自由党，工党对保守党的攻击）；同时又见着国民政府对英的外交态度也并不十分危险可怕，国民政府的势力日见扩大，事实上不是简单否认所可对付的，遂急转直下的与国民政府妥协，对于国民政府的海关增收附税不坚持反对；一面在北方仍想分取北京政府一部之指导权，不使直系内阁完全失势。张作霖虽有造成清一色奉系政府之野心，日本政府亦未尝不祷祝此计划之实现，但深虑英国拆台，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故不敢轻动。顾维钧之撤废比约，英公使之不递国书，均明白的是向日本示威。日本看出张作霖的种种弱点，不欲其任意发展，一面阻止其直接垄断北京政权以免遭英国之忌，一面欲其拉拢南方国民政府以巩固张作霖在北方的地位。日本现时的利害尚少与国民政府冲突，亦正在企图与国民政府发生相当关系，最近清浦子爵来华并派其随员偕易培基赴汉口活动，便是为此努力。总之国民政府现时已有中国之一半，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承认他与不承认他，总是一种势力存在着，不能不与他接触，所以英国舆论亦有鼓吹不要只注意北京政府，可以承认事实上的政府之意。国民政府此刻的外交当然不能象在广东一省时之简单，当按照全部斗争的形势审慎的进行，除与苏联保持极亲密的关系外，并须积极取得国际上承认，须与日本及美国均发生正式关系以对付英国。 六、国民政府内部状况1．发展中之困难与危机――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已得了中国的一半，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憾〔撼〕全国，虽妇人孺子亦能举蒋介石之名并附会以许多神话。向日丑诋北伐军之反赤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生影响，国民政府势力所及下的群众，均已纷纷起来。这次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关系是很重要，在国际上亦有意义，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态度都不能不随着北伐军之胜利而有点改变了。 但是，我们在喜幸的当中，也须知道这次的胜利半属侥幸，前途之危机正非常之多。我们的政策应用得好，固然可以加速中国革命之发展，应用不好则反动势力仍可抬起头来。比如两月以来的江西战争，因将领不能和衷共济，故迭遭破败，设后来无四军八军之出动，或至全部溃灭。现时北伐军将领间之关系并不能十分融治，最显著的如蒋，唐的冲突，汪，蒋的冲突，各方面地位权利之分配等皆成问题，措施稍不注意，危险立可发生。再则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这更是应当十分注意的。 2．江西战争之波折――入赣军队本为一、二、三、六各军，其战斗力远不及四、七、八军之强，而所遇之敌则胜过于吴佩孚。盖吴部无能战的主力军，以至号令不统一，士卒不用命，容易攻破。孙部则有嫡系能战军队二师一旅为主力军，对之作战实不容易。但北伐军因得江西本省军队之响应及民众之援助，仍能席卷赣西，赣南直迫南昌，九月十九日六军及一军之一师遂占领南昌。惟此时二军远在樟树，三军第七师虽到生米街（离南昌三十里）不肯继进，一军之一师师长王柏令〔龄〕又十分怕死，敌未来已先慌退却，于是南昌复于九月二十三日失弃，六军军长程潜个人逃命至四天之久，六军损失最重。自此以后，将领间感情十分不好，蒋亲到前敌后，虽能勉强于十月十一、二等日再会攻南昌，然各将领对蒋感情亦极不佳（蒋因过去对各军待遇不平，又组织黄埔同学会，显然歧视各军。此次出兵，一军之纪律与战斗力较之他军特别的坏，故为诸将所不满）。蒋之作战方略又复错误，第一是不注意先击破敌之主力而一意围城，敌可以很少军队牵制蒋很多队伍，更利用南浔铁路之交通，策应十分方便，而蒋则虽得城而不能守。第二是蒋拒绝第八军东下，使唐生智不能染指江西，又不调驻武昌之第四军增援，尚欲与唐争领湖北，以致江西战事久攻不下。蒋之计划既错，而前敌诸将又各有怀抱，不肯再损实力，一般兵士寒衣未发，瑟缩可怜，军心涣散，几陷于危险地步。 此时我们深知赣战若败，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失败，湘，鄂全局均受影响，一般动摇的小军阀亦将鲜明态度来反对北伐军，湘，鄂必不能守，因此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利害，希塑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孙若不灭则暂时纵有所获亦靠不住。一面劝唐出兵，一面劝蒋要四、八军东下参加赣战。这个运动最后总算做到，孙传芳因此遂不免在江西失败。然而蒋之能有今日之胜已不可谓非万分侥幸。 3．北伐军将领间的关系与我们所取的态度――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中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其对于各军之压迫与歧视态度，当时各军固无如之何，然自入湘以后，情形顿变： 第一是蒋在粤时，不听我们之劝迅速出兵攻长沙，只顾做对付C．P．工夫，及唐占了长沙，声势骤大，并拼命扩充实力，等到蒋到湘时，唐的力量已超过各派之上，蒋对之遂感自己之危险。 第二是蒋的第一军自经三月二十日的破坏后，已名存实亡（蒋之自杀政策）。入湘部队其纪律之坏，战斗力之弱，甲于各军，遂使蒋之声名一落千丈。 第三是蒋以黄埔为中心之思想与举动，大遭各军之反感。白崇禧公开反对，以为凡是革命的力量均应联合起来，甚至黄埔内部左派分子（占全校学生百分之九十）亦不以组织“黄埔同学会”为然，弄成众叛亲离形势。 蒋在这种情形之下遂发生一些恐惧，设法拉拢二、三、六军，预许朱培德以江西地盘，二、六军因旧的仇怨不满意唐更甚于蒋，所以稍接近蒋，对于四、七、八军则视为保定一系，颇存歧视。除此以外，更对湘西之袁，王，彭，贺，湖北之刘佐龙，四川之杨森，亦设法网罗，壮己声势。攻武汉之役，蒋自己拼命往前敌，图先得武昌以扬眉吐气，而使唐生智攻汉阳，但结果是唐先下阳、夏，武昌围城四十余日而后破，湘，鄂两省实权均落于唐手，蒋乃愤而转赴江西，别图发展。不意江西战事之棘手，远过前几次湘，鄂战事，若以后无四、八军之东下增援，则蒋或至一败涂地。 现时北伐基本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蒋对唐的政策是十分的坏，同时影响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的政策亦不好。蒋处处想以总司令权力限制唐生智，但他并没有计及事实能否做得通（如初到长沙时即拟以总司令部支配湘中民政财政，彼赴江西前敌，要陈公博，邓演达留汉口与唐争湖北政权）和有些什么坏影响（如不让四、八军东下援赣，几至破坏全局）。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政策随处表现不信任和抑制态度，非怪唐说“K．M．T．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K．M．T．”，又说“K．M．T．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K．M．T．没有力量”。唐自然不满意蒋，但他现在并不站在右派方面反蒋，而是由左反蒋，他对于K．M．T．领袖特别尊重汪精卫，他尚未妨害民众的自由。 我们对于以上的现象感觉十分危险。虽然过去蒋介石有种种的错误，然在他的艰难环境中我们并没有存一点喜幸坐视的心理，仍处处从革命全局的利益上打算，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不使他江西的战事失败，不使他离开了北伐革命的战线，不使他失去军事上的地位。比如汪精卫复职问题，虽成为前方将领后方民众一致的呼声，明知蒋无力反对，然而我们还是主张须先得蒋有一表示方发动，不可因此而使蒋离开北伐战线。江西久战不下，我们力赞四、八军东下增援。北伐战事结束后，表示仍维持他相当的地位，再办规模较大的黄埔军校为第二次北伐反奉之准备。不过若蒋仍阴怀嫉刻，孤行已意，毫不觉悟，则我们纵愿助蒋亦将无所措手。比如蒋现时表面虽已极力亲近C．P．，对民众宣言演说非常革命，但并没有听着他远离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排除部下贪官污吏的浙江人（蒋部下的贪污远出一般腐败官僚之上）。他的军队仍不免腐化而无战斗力，我们如何能扶植起来。这般腐化的军队，任意摧残民众自由，如何应钦在东江之所为，我们又何能牺牲民众以扶助老蒋。再则蒋对唐及各军态度若仍保存其阴很嫉刻偏见，决难为各军所容，将来也会发生军事的逐蒋举动。所以我们虽毫无倒蒋之意，愿意助蒋，而蒋能否长在革命战线上，就看他自己觉悟与努力了。 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的表现的确很左倾。蒋及国民政府应该承认唐的势力，不应再用抑制而事实上又无力抑制他，徒然逼起他的反感。国民政府的组织现在还说不到如何绝对的统一与集中，国民革命中也决不是只能有一个革命独裁者（蒋本人此种见解极重），若果勉强的做去，不是逼起唐与右派接近，便是逼起唐由左反蒋。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北洋军阀已渐渐明了此中消息，乘机向唐活动，这是国民政府及蒋应该警惕的。我们对唐的态度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取抑制的办法。我们用明了的同志和他亲密的接触，改变他的观念；发展民众的势力，影响他的左倾；引导他与苏联接近，使他认识世界革命的援助。 其他各军领袖，均望他们能捐去成见，顾全大局，集中革命的势力，然后可以对付目前的敌人。自然，他们相互间势力的分配亦要有相当的办法，这是军事革命时期不可免的现象。 4．汪蒋问题――蒋最初是极力反对汪回，后来见前方将领以至后方民众甚至黄埔军校学生均一致主张汪回，复表示如汪回则我即下野。我们一方为巩固国民革命基础的广东着想，赞成汪回；一方为北伐前线的战事着想，勿使蒋受汪回之影响而离开北伐战线，多方使蒋明了汪不回时，蒋个人的危险，国民政府前途的危险。我们赞成汪回并非倒蒋，而是汪，蒋合作，且更具体决定须待蒋有迎汪表示，北伐战事顺利时方要汪回。最后蒋算是发出了迎汪电报，在此次民中联席会上通过了迎汪复职，但蒋一派人仍故作种种困难，使汪不易回来。我们的意见是：汪之复职，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静江）诚意迎汪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地位问题（这是左派以为汪难回的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就，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了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 5．左派势力之发展与民中联席会议经过――自蒋出发后，广东政权虽是中派的，而左派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高涨。不仅在工人中，农人中，商人中，学生中如此，甚至黄埔军校内部，百分之九十几变成左派而反对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中派分子），要求汪精卫回来，这是群众不满意于广东政治上军事上之腐化的自然趋势。民中联席会议之召集，便是由左派运动迎汪发生，于十月十五日开会，到会代表大多数是左派分子。其重要的决定是：迎汪复职；开除了西山会议分子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继，张知本八人；又开除了在北京做官的王宠惠和在广东反动的沈鸿慈二人；通过了一个目前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较前两次大会所标揭者更为具体切实而左倾。我们希望以此政纲为中心，把一切左派的分子团结起来。这个政纲也可以说是我们与左派合作的根据。左派领袖们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左派现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一般左派领袖分子均常常发生自己没有理论没有群众没有力量的恐惧，所以行动起来特别表现摇摆倾向，在与我们的合作中自然要发生些障碍，就是一面感觉非合作不可，一面又怀疑自己，恐惧我们。左派新进领袖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工作，很努力使他所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作应当从下层作起。听说他那本小册子已销行了五万本。 我们此时对K．M．T．的政策，是不要包办一切工作，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均容许左派参加。我们无须过虑左派参加群众运动便会夺去我们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到右派去。我们更为左派找到了一个切实具体的政纲，作左派团结行动的标准，运动汪精卫回来使左派有中心领袖，希望在这些努力中造成左派的力量。 广东表面虽还是中派政权（新右派政权），而左派势力已日愈上涨，不仅在群众中左派的工，农，商，学组织较右派势力强大，就是在政治上代表土豪劣绅的古应芬之民政厅长，已易为汪精卫系的陈树人。何应钦因有事福建，东江空虚，亦不能不改变从前仇视工农态度而要工农维护后防，于是右派根据的〔地〕东江又渐渐为左派势力所统治。 蒋介石，张静江所领导的中派即新右派鉴于左派之发展，尤其鉴于此次在联席会议所受打击，急急利用所据中央党部之组织部，青年部，秘书处等机关及主席特权（左派则椐有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海外部等），向各省发展己派的势力，打击左派的势力，并利用党员重新登记的机会吸收西山会议派的群众以为己助，以备在第三次全国大会和左派与C派之联合竞争。 6．国民政府本身问题――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即有迁武昌之说，此事非常不妥。第一是湖北左派群众的基础还非常薄弱，不能影响政府，国民政府移武昌后的政策必较粤更右。第二是这个迁移的计划很明显的是中派想一方使汪难回，一方借以抑制唐生智。若不在事前将汪，蒋，唐三人的关系弄好，马上就把政府迁去，会因此引起严重的纠纷。第三是所有左派领袖均离广东，让民众组织直接与李济深军事力量冲突而无转圜余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迁移将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得十分谨慎，万一无法阻止，亦须有尽力防止弊害：第一，汪精卫须速回，并使蒋承认汪回主持党及政府工作之必要，这不仅可以巩固左派势力，防止政府右倾，并且可以为各将领间之缓冲，使实力派不至过于碰头。第二，国民政府迁移前，须尽力发展民众的组织及国民〈党〉左派势力，加右倾势力以打击，以减少政府迁来后受他们的影响。第三，蒋，唐的关系要弄好，蒋要停止维一首领之幻想，确定唐在政府中一定地位。第四，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政权。以上四件事如果都有了办法，国民政府当然可以迁移到武昌。 7．如何应付目前的局面――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国民革命的势力虽然发展了，但内部的危险和艰难却仍很严重，外部的敌人势力仍很强大，因此我们的政策是： 第一、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 第二、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政治上应暂时避免和奉天冲突，应完全消灭孙传芳势力，应速与阎锡山联合防阻奉军向国民军进攻，国民政府应尽力赞助国民军能守住西北。 第三、努力使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相互间之冲突减少，集中力量作二次反奉战争的准备。这些冲突之解除主要是蒋：（1）放弃唯一首领专政之企图，不反对汪回复职；（2）取消以黄埔为中心的观念及黄埔同学会之组织；（3）排除其部下右派贪污分子。 第四、使汪精卫能够迅速回来，使左派能有中心领袖，使国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蒋现时虽是国民政府中心，但不为各方面所满意），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均比较的强健有力。 第五、努力帮助K．M．T．左派势力发展，使左派渐渐能够有群众，有力量，可以站得住，使他们不恐惧C．P．而与之合作。 第六、国民政府的组织还不能做到绝对的集中统一，应多量容许各地方的自治权。 第七、广东仍旧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在现时北伐的发展中，不惟不能轻视广东，更须注意使广东政权成为左派所领导的政权，并且愈加强固起来。 第八、国民政府既拥有全中国之半，当努力取得国际上地位，他的外交政策除与苏联亲善外，并与日，美等国发生相当关系，以对付英国。 第九、国民政府应援助他所统治下的农民对于地主劣绅之争斗，并应援助东南各省自治运动。 第十、急须加紧西北及东北的军事工作，以加速接近第二次反奉战争时期。 （二）党的组织状况现时直属中央各级党部及具党员数量统计如下： 湘区………………………3，714（十月份） 北方区……………………2，069（七月份） 广东区……………………5，039（九月份） 江浙区……………………2，223（八月份） 豫区……………………………350（九月份） 鄂区………………………2，500（十一月份约数） 鲁地……………………………500（六月份） 赣地……………………………500（十一月份） 重庆地…………………………168（十月份） 安徽芜湖………………………27（六月份） 福州（包含莆田）……………46（十月份） 西北……………………………200（十月份） 哈尔滨地方……………………73（十月份） 长春特支………………………5（十月份） 大连地方………………………95（十月份） 奉天地方………………………22（十月份） 西安地方………………………？ 三原特支………………………？ 赤水特支………………………？ 总共………………18，526 统计有党员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六人。 按照以上的统计，自然不是目前最精确的数目，有许多地方是十月份的报告，有些地方还是八月份九月份的甚至六月份的，这是因交通不便及技术的组织不完密，所以我们很难得到整齐划一的各月统计，然而现在实有的同志数目一定在一八，五二六以上，这个数目比之九月份报告的一三，二八一人已增加五二四五人。 至于党员的成分，也没有精确的统计，拿几个重要的区域来说： 广东区是： 工人 42.68％ 农人 30.14％ 知识分子及其他 27.4％ 北方区是： 工人 63.7％ 农人 2.4％ 知识分子及其他 33.8％ 上海区是： 工人 84.32％ 知识分子及其他 15.3％ 湖南区是： 工人 46.9％ 农人 14.4％ 知识分子 11.75％ 若把以上几个地方来总合比较，工人的成分是占大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十一?七五；知识分子及其他占百分之二七?三五。而全国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妇女同志统计全国有一九九二人，约当全国党员十分之一还强〔4〕。 各地党部的现状略为分述如下： 湘区――在全国各地党部中，比较最有社会基础的要算湘区。因其工作之历史较别为久，工作之同志又尽系本地人（非若他处之多系外地派往），故能深入社会里面去活动，在反赤统治时已有相当群众力量，即北伐军占领后更得到广大的发展。据十月份的报告，有地方十五个，特支三十二个，通讯处九个，我们的组织已遍布五十六县。现时每星期可增加同志百人。农民有组织者达四十余万，工人有组织者达十四万，全省的工农运动皆整个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区委的组织亦尚健全，对于各种问题所应用之策略亦甚稳健，惟缺乏下级干部人材，刻正努力从事训练。 十月革命纪念节那天，我们号召一个很大的示威以检阅我们的力量，各县部都照举行。长沙是以区委名义发起大会的，那天比任何一次群众运动要多，近郊农民也到了五千（有些政府要人见了之后，说农民协会真有群众），群众大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这次大检阅可以说是成功了。 鄂区――湖北党部在过去组织既很软弱，成区后又当工作最繁巨之时，区委书记泽国志〔5〕复多政治活动，难于专理党务，一时颇呈混乱现象，幸有中央张同志〔6〕驻鄂，几成鄂区事实上的书记，工作渐就条理。工会组织虽甚发达，然内容仍多涣散，党在群众中尚无深厚的基矗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使区委相当健全，才能应付这个广大的局面。在苏联十月革命节时，鄂区举行广大的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多属工人，大概一半以上须淘汰出去。 粤区――粤区是我党最大的一区。因为系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工农运动又日在严重的争斗之中（现在尚没有一省的工农运动能比得上广东［上广东］的争斗情形），所以他的工作是特别紧张而复杂，从整个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工作以至一个县小支部的生活，最小村中的争斗，皆在其日常计虑之中。 三月二十日事变，广州的政权固然移到中派手上去了，但是失败者是左派，C．P．并没有什么损失，且因此打击，使C．P．在群众中的工作更深进一层，更偏于代表民众的利益奋斗，不仅取得工农群众的信仰，并取得大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信仰。因为中派的政权之下只有C．P．能为民众的利益而赞助革命，不因革命而牺牲民众的利益；只有C．P．能很清楚的很勇敢的说出一般民众的痛苦与要求。所以广东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运动，是以C．P．分子为中坚而得到商人群众之拥护。C．P．的刊物《向导》和《人民周刊》在一般群众中影响极深。K．M．T．左派现时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个左派的形成亦是有赖于C．P．的努力。总之，本党在广州的组织已是民众运动的核心及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原素。 粤区近来对于支部及各外县党部的整顿，及提高同志知识，培养工作人材等事都积极进行。广州市重要支部，均有极明了的重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指导，外县党部则派人巡视，党校自九月一日开始至今尚未中断。 粤区委有时过于谨慎，未能随时向同志说明每件问题应取之策略（绝对秘密者除外），只简单的命令同志这样做而不使知其所以，对于中央意见亦每持怀疑态度，不肯积极的采用。这均是不好的现象，必须注意的。 北方区――完全在反赤势力高压之下，北京，天津，保定，大同，唐山合计在狱同志有数十人，且曾枪毙数人。平常开会极不容易，印刷品亦因邮政交通机关检查极严，不能发出，不过各地工作还不至无法进行。北京有四百余同志，都是“三一八”以后加入的，以前的都散往别地了（因为多数是学生）。在北京的中小学教员中，我们的组织已逐渐打进去。天津同志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天津地委虽不甚强而对于同志工作抓得太紧，亦使工作不易发展，以后应该放手让同志去做，有错可以纠正。天津地委对于该地职运经济斗争亦尚能领导。唐山过去工作全建筑在一部分广东人身上，奉军来后，本地工贼遂发起北会以为对付，同时旧同志亦有许多糊涂分子自称是反C．P．的，曾洗刷了一部分，近已渐好。陕北有二百余同志，惟同志中地方主义倾向颇重（陕西同志所组织之共进社有许多同志竟视成比党还重要的组织）。山西只晋南比较容易发展同志，而晋北学生因阎锡山关系（阎为晋北人），多站在地方主义观点上来拥阎，反对其他。 北方区所辖地面太大，近已将东三省完全划除由中央直辖，以后西北亦可自成一区。热，察，绥三区在过去国民军时代很好工作的环境，因工作同志观念行动之错误，故不能得到好的基础，反动势力一来几乎全部荡灭，近方从新整顿。甘肃作工的同志很好，已得到该地喇嘛的同意，取得当地的教育权，正设法找人去做文化工作。 江浙区――在九月间小沙渡罢工失败后，被工厂开除活动分子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都是党的支部书记及工会领袖，为生活的逼迫，他们不能不转移别地谋生。因此，使党及工会均遭受很大打击，因此而失去的工人同志将近千人左右。两月以来逐渐提起新的首领和清理过去组织，现已恢复旧观。 “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沪区已在党内宣传甚久。最近为使支部更能自动起作用，为要提起新领袖，沪区于下月试行党内的选举制度，免去过去过于包办的坏影响。 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相当的基础，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地位，已成为上海革命运动的中心。“十月暴动”及最近上海市市民自治动〔运〕动，均受我们的政策所影响。 江西地委――我党在江西的组织是十分的弱，地委指导能力不够，大部分同志又尽是中等学校青年学生，知识经验皆极缺乏。但是他们对于K．M．T．工作是拿得非常之紧，九个执委我们就占了八个。他们所焦心的是别人把省党部位置占了他们便无办法，并不计到占了这些位置是否能做点工作，是否能限制别人的进攻，所以一遇压迫到来，学校关门，同志随之星散，浮面的工作也没有了，甚至党也几同解散（湖南在叶开鑫重入长沙时，区委尚能守住基础，移省党部至湘南，公开号召做了许多工作；而江西地委则毫开此种准备），这便是北伐军退出南昌后的现象。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我们的党始逐渐收集散亡，勉强工作。 在这样极可发展的机会中，我们意〔竟〕不能利用这个机会。随同北伐军出发的同志说：“我们到江西后，处处都遇见民众自动的起来援助北伐军，真是担〔箪〕食壶浆，荷锄助战，然而并没有碰见一处有我们同志活动”。第七军长李宗仁也很惊异的说：“为什么C．P．不在江西这样可发展的地方活动呢？”可以表现我们在江西几乎没有党。 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还有更坏的情形：（1）是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对付K．M．T．工作，但是仍对付不好，别人看去仍以为是一般小孩子，经不住右派稍一活动便岌岌动摇（2）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是国民革命成功了，许多同志均跑在上层政治机关去活动，不注意下层群众工作，或者又抱着利用政治势力以发展群众组织的谬见，有两县的支部书记和一个地方的委员且跑去当县知事，并且有一处还是经地委决定的，真是十分荒唐。 以上的许多错处，并不是江西同志有意如此，苦于他们能力太弱，不知道怎样做起。中央对于这种现象，已在积极的注意整顿。 随着北伐军发展，新发生的组织有二十县，其中十四县已成立支部，六县只设通讯员。 豫区――河南迭经战事，在岳维峻时代养兵二十余万，业已弄到民穷财尽。自吴佩孚败退河南后，所有直系残部均集中河南，正式军队数目在二十万以上，土匪更不可以数计预征钱粮，滥发纸币，苛捐杂税，凡所以剥削人民者无不一一施行。河南各县经大兵之需索，土匪之焚劫，无不残破凋凌〔零〕，贫困不堪。一般人民求生无路，均自然走向革命道上，红枪会便是他们原始反抗压迫的组织，不仅农民加入红枪会，手工业者加入红枪会，一般知识分子也多愿加入此种运动。河南民众与军阀的争斗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众中去领导这个争斗。我们与群众的关系还是很隔膜，开封只是在学生群众中有我们的影响，豫东杞县一带的农民运动我们也有很好的基础，其他的地方便是太差了。信阳南部因为樊锺秀势力所占领，与开封隔绝交通，故暂时划归鄂区管理。最近吴佩孚在郑州捕杀了两个铁路工人同志，并拘捕多人，开封亦捕去二同志。压迫虽严，然而我们在农民中，在铁路工人中的工作，仍易进行。河南农民过去都是相信吴佩孚的，铁路工人之一部甚至很怀疑C．P．，现刻这个观念已大改变了。 区委的工作，偏于内部训练方面多而发展方面较少，最近又新增了十六个专任农运的同志，以后党在农村中的发展是比较有希望。 山东地委――客观上民众受压迫的程度和反抗的情绪不减于河南，就可惜我们党的主观力量也是同河南一样的弱，除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学生中有我们的影响外，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众，直为说不发生关系（虽有农民运动，但至多只是做了点乡村文化运动工作，还没有能领导农民斗争）。 因为客观压迫的严，不易发展工作，加以主观能力之弱，缺少活动方法，于是地委遂甚沉静，同志间且多感情的冲突（工作不紧张才有此现象），近已较前稍好。 重庆地委――四川现在泸州，綦江，顺庆，成都均有我们党的组织，而皆属于重庆地委。自北伐军下武汉后，所有川中的小军阀均投机来向国民政府通好，对于民众运动不十分积极压迫，因此我们的工作甚易发展。惟可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役机的军人政客（在革命的高潮中甚至可以有要求加入C．P．者）我们不可过于相信，更不可把工作建筑在他们身上。四川工作的同志，均尚能积极努力，惟政治指导能力尚嫌薄弱，不能把四川整个各方面的工作均举起来。 安徽省——安徽省的组织是分划成两部分，沿津浦路的宿州，蚌埠等县均属江浙区管理；安庆有地委，芜湖有一特支，属中央管理。在安庆，芜湖以外，津浦线以外，如合肥，六安，霍丘，英山等地均有我们同志在该地作农民运动，但没有组织。 安庆，芜湖两地的组织是十分幼稚，因为分子多系中学校学生，所以战事起后学校停办，同志便多星散，组织等于瓦解。安徽没有大产业，因之工人运动亦只是城市手工业和很少的纱厂工人及码头工人。农民运动的同志尚未与党接头，现刻中央为促进安徽的工作起见，并使各地组织均能统一起来，发生关系，置一中央特派员专门巡视除津浦以外之各地，协同各地党部计划指导工作并对中央作报告。 福建省——福建有组织的三县，福州地委和莆田支部是属中央管，厦门是属粤区管。福，厦两地通共不过四十六同志，多系青年学生。福建的青年都抱英雄主义恐怖主义的见解，地方观念亦极重，他们都是很富感情的青年，对于我们的同志亦不能例外。虽然他们的活动只在学生中有点影响，社会并不惑觉什么，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却极利害，有所谓“清流派”和“权利派”。“清流派”认为现在是“权利派”的人作书记，不屑与共事，表示消极。自北伐军攻福建，又有许多同志去受右派的委任从事手枪炸弹的工作。凡此糊涂的思想和行动，中央尚未能十分注意去改正。盖一则中央人少事忙，对于这些小地方的工作，照顾不过来；二则他们的错处，非仅书信可以纠正，必须派较得力的同志去根本改造组织始有办法也。 陕西省——陕北榆林等地是属北方区管，陕南赤水，三原等地支部原属西安地委管理。但自刘镇华围长安后，这三个县份的情形均未得报告。最近闻国民军已驱刘镇华出潼关，陕西已在于右任控制之下，国民二军中我们同志甚多，于右任在政治上又很能受我们影响，陕西的学生运动我们的基础也很好，所以朱来陕西工作的发展是很有望的，他的活动的对象自然还是广大的农民群众。 东三省——这是刚由北方区划分出来的组织，哈尔滨和大连均是地委，长春，奉天均是特支。政治的压迫极利害，十一月内大连，哈尔滨两地均有同志被捕。在东三省境内无职业无家眷者很难存在，而本地能负指导工作者又极少，两个地委的组织均不健全，惟工作尚积极。大连有八万多产业工人。东〈三〉省境内，抚顺的煤矿，本溪湖的煤矿，南满铁道，中东路，奉天的兵工厂，有很广大的工人群众需我们去组织。一般人民受奉张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压迫，痛苦极深（最近奉票跌价农民生活更苦），亦易接受我们的宣传。为扰乱奉张的后防，则军事上的运动亦极重要。东三省是反赤势力的最后根据地，不仅我们要努力去作工，即K．M．T．亦要努力去作工。可惜我们此地的同志，把K．M．T．组织看得过于狭隘，因此使K．M．T．的组织和宣传不能有广大的发展。中央已注意纠正他们的错误，并计划增加人去东三省作工。 ※ ※ ※ 北伐军的胜利，在全国全世界均发生极大的影响，很明显的可以见到的事实是：1．反赤的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能发生什么影响了。民众现在是对于赤亦并不如何恐怖，对于反赤则极憎恶，平常很右的人，现在也表示要革命了。 2．国民政府已占了中国之半，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的外交政策，亦不能不急图改变旧的关系形式。 3，北伐军的胜利，固然还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离国民革命成功还很远。然而北伐军所占领的地方，终竟有不同于反赤势力统治的地方，民众在政治上的地位的确是前进了一步。 北伐军事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全国革命潮流更为高涨，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在党内党外看出有两个危险的倾向，均是于我党有害的： 一是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均想加入C．P．，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 二是党内幼稚分子或者是机会主义分子，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忘记本党的责任，也跑在上层政治上活动去了，对于群众也易发生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而不注意切实从下层组织的危险。 我们中央很明白，现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扩大不能相应，民众的力量还不能制裁军事势力的右倾，则这个军事势力的畸形发展是带有很大危险性的。我们不可幻想目前的军事胜利，更应努力扩大民众运动，才能保证军事力量发展之左倾。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对于党外的投机分子，应不容其混入，对于党内的幼稚同志和机会〈主义〉分子亦应严加取缔和教育。 目前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作都扩大了，尤其是在北伐军新占领的湘，鄂，赣三省，工作范围更为扩大，但是我们现在组织回题上感觉到以下的困难： 1．是各地负责指导工作的人材非常缺乏，各级党部均不健全，下级干部人材也十分的少，许多同志不能责他不努力，实在是苦于不知道怎样做（如江西同志便是如此）。现在湖北，江西皆急须确定一最有能力的同志去作书记，并需要大批的下级干部人材。西北方面在冯玉祥，于右任势力所及地，亦急需我们有最得力的同志去指导政治工作及民众运动。四川及东三省需要观念明了懂得全国政治情形而又有活动能力的同志去作指导工作。福建，安徽的组织差不多是要从根本做起。但是我们并没有能找得这样许多人去适应各地的要求。北方区及河南，山东并不是不要人，是因为在反赤势力严重压迫之下，工作难于发展，所以我们只得放后一点。江浙区，广东区，湖南区比较这三个区委算是稍强健的，然而若以客观的工作环境相比，我们的能力还是差得很迟，不能充实起来。 2．现时各地工作，负责任的仍多是一般旧人，新的分子很少，无论党内组织和党外组织均有此现象。因〔固〕然一方面是人材缺乏，一个有能力的工作者非短时期所能造成，但同时我们组织上也有缺点，各级党部很少注意从工作中提起新的领袖，大胆的放任这般新的领袖在工作中去经验，党及工会等机关均常常时〔是〕少数人包办现象，这也使〔是〕我们组织不能发展的原因。 3．党内的教育工作太差，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平常开会内容亦多过于呆板，不能应用活的事实教导同志。 4．支部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尚多是由上级机关命令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活动。 5．技术工作十分的坏，登记和统计办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作职工运动的有多少人，这些人如何分布于各地，当然更不能说到知道各个人的能力，而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6．中央组织部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经常计划指导各地组织工作，现时所有组织工作均附在中央秘书处办理，这等于没有工作。 以后整顿的计划：首先是要将中央组织部建立起来，同时把技术工作弄好，才能经常的指导各地组织。当在党和工会中试行德末克拉西（有限制的），放任同志在工作中去学习，预备提起一批新的首领，当使支部工作起来。对于党内的教育工作，更应严重用力，几个大的区委应有经常不断的党校和训练班，小的党部亦应设立短期的训练班。中央宣传部应该供给各地党校训练班的训练材料。 党员数量上的增加，目前我们更应努力。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党才能担负起这日愈艰巨的革命工作。比如现在广东有一百万的有组织的农民，而同志不过一千五百人，湖南有四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而同志不过七百人，这一定不能使我们党在农民中的基础稳固。我们必须扩大党的组织。仲甫同志最近向各级党部提议，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人以上，并且指出各地应达到的数目，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各地党部多已回信认为可能。而且按之事实，现在我们已经将近有两万人，以目前革命的高潮和湘，鄂，赣，粤，江，浙等省的环境，再增加一倍的党员，并非很困难的事。 附：独秀同志给各级党部的信 （见本书附录，此处从略。） （三）农民运动随着北伐军之发展，农民运动也有突飞的进步，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省如粤，桂，湘，鄂，赣等。兹分述如下： Ⅰ．广东――广东农民运动，自八月开全省农会执行委员扩大会议至现在，可算又入一新的时期。在八月以前，广东省政府的权力实际还在代表官僚地主绅士的古应芬手里，加以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影响，左派自顾不暇，自然忽视农民。新右派不放心农民，他们以为民团明明是有土匪了，但是农团也有土匪，甚至说“农民协会是土匪”，“干涉行政与司法”，他们要向反动的民团进攻，同时也向农会进攻。右派及反动的香港政府与陈，魏等，又乘着三月二十日政治变动，积极向农民进攻。其后因北伐问题而预征钱粮，发行公债，更给反动派以捣乱机会，于是农民受压迫几不差于军阀统治各地。在“五一”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时，我们想利用许多问题号召农民继续奋斗，渡此难关，但：（1）因蒋介石以总司令专政的北伐问题将此运动打断，要革命民众牺牲其自身的利益来拥护蒋氏北伐；（2）同时我们各地工作同志，工作方法不好，不会利用具体事实去宣传省农民大会决议去扩大农民运动，粤区农委又负责无人，遂不能有何成绩。直至八月省农会执行委员扩大会议后始另换一新的局面。此时我们在宣传上尽量的将几个月来农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写出来说出来，让左派及社会各阶级去评判，同时公开攻击右派压迫农民事实。在组织上，为使农会组织巩固：（1）办农民训练班，养成各级协会的办事人材；（2）训练农民自卫军，使成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自卫；（3）制定会员证，为防止土豪劣绅一切不良分子侵入，而巩固内部组织；（4）维持农民协会组织的统一，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动派破坏农会的系统等。又有此扩大会产生一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并搜集三月二十日以来右派压迫农民的事实，做成请愿书，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请愿。我们以农民团结力量联合左派，要左派给右派以镇压手段。经过以上这些努力后，广东农运的确在政治上有些转机： 1．此次扩大会议不久之后，国民政府就发出第三次对农民宣言。 2．九月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于省农会扩大会议之大请愿示威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其决议如下：“（一）由国民政府发表布告，剀切说明本党及政府提倡农民运动奖励农民协会之旨；（二）撤换违反政府扶助农民宗旨之县知事数人，应由国民政府令省政府分别办理；（三）军队于地方不适宜者可更调，如有奸淫掳掠等事应查办，由总司令部办理；（四）土豪劣绅指名查办，由省党部调查，交省政府执行；（五）各县农民协会应由中央党部派得力党员前往指导；（六）军队在地方剿匪，应据党部，农民协会及地方官确报，由总司〈令〉部严定军令办理；（七）解决民团与农团冲突问题，由总司〈令〉部，团务委员会，中央农民部，省农会，民政厅，农工厅及各军政治部组织委员会筹商解决办法，由政治会议决定之；（八）中央党部承认农民运动因进行时间尚短，有多少缺点，故训令中央农民部竭力改正此等缺点，但此等缺点既为初期运动所不免者，则不能利用之以攻击农民运动之本身。” 3．九月二十日总司令部也有扶植农民之通令发出。 4．九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更决定改组省政府，去掉代表土豪劣绅的民政厅长古应芬和工农厅长刘纪文，而易以左派的陈树人和陈事瑗。 5．东江何应钦受闽周⑺之袭击，也回转头来向农民丢眼色，出了一张保护农民的布告，给海丰农民自卫军以全权，管理海陆丰防务，镇压土匪及逆党的阴谋。 6．琼崖方面，行政委员张难光〔先〕及防军，因看土匪及逆党乘机蠢动，也主张组织联防委员会，由我们同志为主任。 7．西江方面，是古应芬的大本营。在古下台之前，曾要各县县长联名向政府呈请明令规〈定〉县，区，乡农会应服从县政府之督促指挥，但不得通过。现在西江农运比较有基础的是高安，庆宁，罗定，郁南，德庆等县。目前工作是注意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及做乡村联合战线的工作。 8．北江方面，自曲江县农会减租运动成功后，农会已有长足的进步，该地防军，县长均比较接近农民，不敢公然压迫农民。 9．在广东全省中现只南路县长多是古应芬的人，中路在李福林领导的土匪民团压迫之下，又与香港帝国主义接近，所以农民仍是很受压迫。 10．现时全省农协会员已在一百万以上。 11．十月十五日在广州开的民中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又通过农民问题之新政纲二十一条，较一、二次大会所拟者更为具体而切实。原文如下：“（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三）遇饥荒时，免付田租，并禁止上期收租；（四）改良水利；（五）保护森林，并限期令各省童山，荒山造森林；（六）改良乡村教育；（七）设立省，县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借款与农民；（八）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作基金；（九）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以分配与〈穷〉苦农民；（十）禁止重利剥削，最〈高〉利息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十一）政府应帮助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十二）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农民合作社；（十三）政府应设法救济荒灾之发生；（十四）不得预征钱粮；（十五）政府应组织特会〔别〕委员会由农民协会代表参加，以考察农民对抗不正当租税及其他不满意事；（十六）禁止租契及抵押契约等之不平等条件；（十七）乡村成年人民公举一委员处理乡村自治事宜；（十八）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及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十九）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二十）禁止对农民武装袭击；（二十一）禁止包田制。” 从以上的事实，均可证明广东的农运，现又转到一很好发展的时机。不过我们近又得到第四军长李济琛主张限［限］制农运的消息。李是现时广东拥有实力的军人，若果我们无法改变或防止他此种主张之实现，则乡村中惨酷的斗争又将继续扩大。 Ⅱ、广西――广西农运始于本年三月间，系受广东农运影响而发展，惟方在开始时期。政府又对于K．M．T．组织及各种社会团体之组织，均采取由上命令委派形式，所以省农会亦不是由下层之乡农会，区农会，县农会发展起来，而是以政府命令成立，并以各该县绅士局董为县农会筹备员。幸其没势力纠正〔8〕，由国民党省党部决议取消此政府命令成立之省农会。惟各县绅士局董之筹备机关尚在。 广西之东兰县，今年曾发生县长（黄绍雄之叔）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事见《向导》一六五期）。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范石生自去年攻滇失败后，近来冀得政府及民众之助，表现极左倾。在其所辖恩隆，奉议，恩阳，百色四县之农民运动毫不干涉，盖彼知此四县终非己有，乐得对民众示好，而江〔广〕西省政府，亦莫如之何。我们很可以在此四县发展工作。 Ⅲ、湖南――湖南农运，在最近两月来，更有突飞的发展，有工作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已达四十余万（湖南农运开始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已有农会组织达二十八县，会员人数四二六○○人，至五月增至六万人，现在已增至四十余万）。惟同志发展不甚多，此四十余万人中，只有七百余农民同志，已注意迅速发展（广东一百万农会会员中亦只一千五百多同志）。全省农民大会定十二月一日召集。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月准农运费四千余元，建设厅月拨给省农会经费三干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农协会月费一○○元至三○○元不等，建设厅又另批准湖田溢亩项下二万元分十二个月发给作补助教育费（决口之办各县农民训练班）。近拟办一农民讲习所，建设厅亦已答应出费。 湖南农民在此次参加北伐战役中，得了许多武器和作战经验，自农民协会组织后，他们均需要武装组织，推倒从前压迫他们的团防局。 政府对于农运之态度还好（如现建设厅之补助经费），但其中也不免有对农运发生怀疑者。各地土豪劣绅群起向农协进攻，各级国民党部尚能站在反土豪劣绅的方面，县政府则多坏蛋，每每引起党部及民众团体对县政府之反攻，其中当然不免有幼稚的行为（如华蓉〔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省部驱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民党商省部以至各级党部大体均能拥护工农运动，我们决携“对工农的政纲”与左派领袖深说，坚其左的信心与之合作。 湖南农运现在已从和平组织的发展进入于猛烈斗争的时期。一方面，工作是较前艰难；但亦只有从斗争中出来的农民组织，格外有基础。 近来因农民运动之发展，反动势力亦随之勃起。反动势力之成分为西山会议分子，赵，叶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坏的团防局。此等分子到处与农民为敌，前并利用江西前线失利之消息，造谣煽惑更加猖獗。他们不仅硬的进攻，有些且很聪明的利用破坏挑拨的手段，如混入农协，或假造农协，利用农协名义向政府捣乱，捣毁收税机关。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一）是农〈运〉必然的结果；（二）一部分是孙（传芳）勾结所致；（三）是前线紧急，后防空虚；（四）是政府对反动分子不欲取断然的手段（与（三）亦有关系，实是错误；（五）我们在各地工作的同志做出许多幼稚的事情，足以促成反动势力团结而致自己陷于孤立，亦是重要的原因。民校对此问题之态度，省党部虽是左的，但没有政策，且亦非如何积极的；各县，市党部，亦尚能卫护农民，但一部分仍是我们的关系；政府虽然承认反动势力之事实，然对农民仍不免表示怀疑。如果让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方面农民完全拿在我们手里，国民党极少参与进去；一方面反动势力日益发展，而政府半取怀〈疑〉态度，没有肃清反动势力之志，则现时K．M．T．站在农民利益一方面之局面，必不能长久维持。K．M．T．一取旁观或消极态度，则农民中“三月二十日”必有实现之可能。因此湘区决定的政策是：（1）在农〈运〉中与K．M．T．左派合作，促左派分子加入，并使之向反动势力积极进攻；（2）当此各方面反动势力及局面扩大之时，我们对K．M．T．作更大的让步，对不大反动的右派，亦可与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3）由K．M．T．促政府决心肃清反动势力（当然不是笼统的）；（4）由K．M．T．与省政府合组纠纷裁判委员会，同时尽可能将农述实情宣布于社会，每种宣传均用很好的努力；（5）对政府某些问题（如开征田赋等）让步，而设法逼之肃清反动势力；（6）对团防局之不作恶者，至少须使之中立；作恶者择尤进攻，停止整个的团防运动；（7）利用机会，对民众力量作最大的检阅（如十月革命，庆祝南浔克复。十月革命之检阅已获最大的成功，许多游移分子都赞赏C．P．的力量。南浔庆祝会中将由各地请愿政府肃清反动势力等条件）；（8）极力矫正同志幼稚的毛病；（9）在农民中用更大的力量取得我们党的政治的领导权，发展党的组织。 中央对于湘区所决定应付目前农运孤立的政策，大体是对的，然还有不足之外： 第一，我仰不仅如“（一）在农运中与K．M．T．左派合作，促左派分子加入，并使之积极向反动势力进攻。”主要须在农民中造成左派，造成国民党中广大的左派农民群众，若果不能以整个的农协团体加入K．M．T．便是个人加入。设立区分部，区党部也有必要。K．M．T，中有这样多数的农民分子，自然提出农民的要求，代表农民利益说话。 第二，在湘区政策第二项上说：“当此各方面反动势力县局面扩大之时，对K．M．T．作更大的让步，对不大反动的右派，亦可与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此事行之须十分注意，我们应该在农民中发展左派，而不可只事与右派妥协。 第三，“尽可能的将农运实情宣布于社会”，此事非常必要。不仅在湖南宣传，并且要扩大到全国宣传。因为现在反动派的宣传已经到上海来了，上海所有湖南商人均互相传说C．P．将在湖南组织工农政府，推倒唐生智政府。 第四，在湘区政策第五项“对政府某些问题让步（如开征田赋等），而设法逼其肃清反动势力。”这一项我们不很明白。如说开征田赋，这是正当的不能反动，无所谓让步；如系预征田赋之笔误，则须十分注意。肃清反动势力是未见之利，而预征田赋农民目前已受痛苦，或将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此作交换条件。 Ⅳ、湖北――据最〈近〉报告，已组织的人数已达六万，只黄冈，蒲坼〔圻〕，黄梅等处工作较有成绩。有组织之地为：武昌，汉口，蒲坼〔圻〕，咸宁，嘉鱼，黄冈，黄安，黄梅，圻水，罗田，汉川，天门，江宁〔陵〕，黄坡〔陕〕，孝感等十五县。派有工作人之地尚有通城，崇阳，通山，鄂城，大冶，汉阳，当阳，安陆，京山，随县，枣阳，襄阳等县。湖北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农运亦有广大发〈展〉之可能。 Ⅴ、汉西――此次北伐军入湘入赣，得民众之援助极大，尤其是在江西方面，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喻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二百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冲上；在邓家铺时，北伐军不愿追击，农民替北伐军追击；攻入南昌，退出南昌，皆得农民之助力不小，不然，北伐军之损失更大。此外，如一路之送茶送饭，觅渡肩挑，或代觅米粮等，则到处如是，给北伐军以种种便利。如北伐军不能给民众以利益，自问亦将自愧。北军所到之处，人民逃避一空，买物雇夫不得，要渡也不能，因此更恨百姓，妄加屠杀，且因百姓助南军而不助北军，则凡北伐军撤退北军复来之地，则屠杀更惨。有一处因北伐军迅退，北兵骤来，有数乡民众尚在为北伐〈军〉煮粥，敌见之，遂全户老幼一齐屠杀。 我们在江西作农运的同志不下三十余人，在北伐未到江西以前，他们也曾报告：县农会七个，区会二十八个，乡会百二十个，会员六一七二人。但在以上的争斗中，很少发现有我们同志工作在内，完全是农民自动的起来，足见江西工作同志之幼稚不切实与江西农运工作之重要。 在反赤势力统治下之各地如陕西，直隶，河南，山东，江苏，福建，安徽，三特别区，浙江，四川，云南等省，均已有我们同志派往工作。除旧有者，新派往之工作人计： 陕西……十六； 直隶……二十； 河南……二十六； 湖南……三十； 山东……十一；江苏……九； 福建……九； 广西……十一；安徽……十三； 三特区……十二；浙江……二； 湖北……二十一； 四川……二十二；江西……十六；总数为二百十八人。 有这许多新的农运工作人散布各地，虽不能说马上就发生很大的组织和运动，然而至少可说我们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反赤势力统治下农运最有希望的是陕西，河南，山东三省，因为这三省农民所遭受的痛苦，较之其他各省更为厉害，压迫愈大则反动愈烈，，此乃不易之理。陕西经刘镇华及本省土匪军队之蹂躏，钱粮已征至民二十以后，农民常有交农（即农民暴动之又一形式）之事发生。在渭南，赤水，华县等，均有农民协会之组织。最近已闻于右任率国民军驱刘军出流关，于及二军将领均富有浪漫的革命热情，以后陕西农运必有广大的发展。河南方面，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尽情搜刮，加以土匪灾荒之苦，农民已无分贫富全数破产，故农民自然暴动的事非常之多，自然暴动的组织（红枪会）也非常发展。我们有工作的地方虽有十余县，而比较有基础的还是豫东一带之杞县，大〔太〕康，陈留等县及南方之信阳。山东农民所受之苦，可于其省政府之收入比较得之，山东全年收入，在张宗昌未到前只一一，○○○，○○○万强，到后则增至六千余万，合共农民一岁须付出十岁之粮，农民如何能忍受。最近濮县农民反对讨赤特捐，聚众围城，虽被大兵压灭，然而并不能根本消灭农民的反抗，张宗昌以后必然消灭在这农民的暴动上，因为他们已到了生存无路的地步了。山东在客观上虽有这样大的农民运动，只可惜我们的工作同同〔志〕是十分的弱，尚不能多给他们以影响。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甘乃光，他是一个左派比较有思想的青年领袖，他很想企图使左派能具体的形成有力组织。他著了一本小册子说，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应该是农民，国民党应当到农民中去，这本小册子在最〈近〉销行到五万份。我们愿意与这类的左派分子亲密的合作，使左派逐渐的壮健起来。现时左派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感觉自己无理论，无群众，无力量，站不祝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找到理论的根据，找到一个很切实的左派政纲，使一切左派势力均围绕在这左派政纲之下集合起来。我们不要妄想包办一切工农群众运动，因为事实上绝对包办不了，若不努力使左派参加，必会被右派拿去。我们不虑左派会夺去我们的群众，而虑左派无力，不能共同对付右派。我们与K．M．T．对于农民的态度，也并不是没〔没〕有差别，他们是为国民革命而组织工农，我们是为工农利益而参加革命。所以在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时，政权若落在左派之手，也许对于农民政纲中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未必充分允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为维持和左派的联盟而失去农民。在最近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此问题时，仲甫同志曾作以下的结论：“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或已转入一新的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与K．M．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与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M．T．左派，使此联盟不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的农运立脚点不能相同。” 最近北伐军事的胜利，要巩固这个胜利和扩张这个胜利的影响，只有国民政府有满足农民要求的农业改良政策，才能维持长久这个政权，不然，整个的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我们的党已在最近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拟出一个目前农民政纲的草案，预备提向国际扩大会审查和第五次全国大会去讨论。这个政纲草案的原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十一月中毛同志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七人合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川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拟出一目前农述计划如下： 目前农运计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 附 件 Ⅰ．江苏农民之苦况及其运动。 Ⅱ．广东各地农会最近发生的风潮： 1.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焚掠乡村之经过（此报告可见土匪民团与农会的冲突）； 2．中山九区大南下乡六十团不法行为及调查经过（此报告可见驻防军压迫农会清形）； 3．曲江农民减租运动； 4．东莞雇农罢工状况（减租问题）； 5．罗定抗交公租（减租问题）； 6．五华农协助军队剿匪经过； 7．清远农军援助广宁六区白□□经过； 8．东莞厦岗乡农会再被麦廷阶摧残情形； 9．广宁问题（农军与土匪之冲突）； 10．南海东塘与大小事件（农军与民团纠纷）； 11．紫金县农军剿拿逆党维持治安情形； 12．顺德农民参加民团改选运动； 13，海康县长诬杀程赓事件； 14．三水县长及反动派摧残农会经过情形〔9〕。 （四）职工运动最近两个月全国职工运动主要的几件事： 一是省港罢工之终止； 二是汉口工潮之风起云涌； 三是湖南工运之发展； 四是郑州铁路工人之惨剧； 五是上海工人领导上民反孙自治争斗； 六是筹备在武汉召集全总［召集］执行委员扩大会议。 兹分述如下： 一 省港罢工的终止省港罢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势力与英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同时亦即是广东群众革命势力与一切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历史。 省港罢工经过十五月长期的奋斗，其奋斗的经过，简言之：在消极方面已经减轻大英帝国主帝〔义〕在东方的威信，使香港政府在经济上受绝大的损失；在积极方面因为封锁香港，截断了反革命势力的联络，使广东革命势力得以战胜了反革命，扫除内部最反动的军阀力量，建立国民政府，统一两广，巩固了南方革命基础。 现在这个伟大的反英罢工为什么竟忽然宣告终止呢？我们试从国际和国内的情形详细一看，便可以知道终止罢工的原故。 Ａ、国际方面 第一，英国炮舰政策的进攻――保守党政府以镇压其本国全国总罢工的余威，当革命军在武汉胜利后，深恐其在长江流域统治势力之动摇，遂肆无忌惮的在长江一带帮助吴军炮击南军，并在广州，汕头等港口强行驶入，向罢工纠察队挑衅以企图扰乱北行军之后方。 第二，各国持旁观的态度――我们所以能使省港罢工能够继续奋斗的原因，便是准许日，美各国贸易，使英国陷于孤立政策的效果。现在呢？各国对英炮舰政策的态度变了，北京日，美各国公使都表示说不干涉，守中立，这是什么意义呢？这正面的意义是说，英国与中国的交涉，我们只取旁观态度，我们不特爱莫能助，即英国去攻打中国，扑灭赤化，我们也是默认的。 Ｂ、国内方面 第三，前方军事的危机――当时革命军虽攻下武汉，但是战线因之太延长了，赣战也未得胜利，孙军已由长江进展至大冶，时时有占领咸宁等地截断长武路之危机。在南昌，高安方面之革命军，亦连战皆败，程潜与王伯龄的军队几至全军覆没。鄂西之杨森，卢金山，张联奎等时有勾结孙军夹攻武汉之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湘，鄂两省都是十分动摇，若再加以英国炮舰政策之进攻，则革命军已得之胜利局面，必立时毁灭。 第四，农民惑受封锁的痛苦――自从封锁后，禁止农产品出口，就惹起农民的反感了。各地的农民对于这事，曾经不断的表示反感，宝安在一次农民大会上，提议拥护罢工案，有一半会员不举手，因为禁止他们粮〈食〉出口的缘故。深圳英界的肥料，咸鱼不准运入华界，农民出产品又不得输出。这都是农民本身的痛苦。更为显明的前山农民开大会，议决三项，第三项便是请纠察队准许芋头，蕃薯、生羌〔姜〕出口。更有海丰的农民，因为猪，牛，生菜不能运往香港，对纠察队深表不满。不但如此，因为农会拥护罢工，农民自卫军与纠查〔察〕队合作，同时引起农人对农会农军的怀疑。这已不仅仅使农民受很大的损失而感痛苦，甚至已影响农民运动的本身了。 为了上〈面〉的几种原故，省港罢工遂终止了！ 我们这次变更反英战略――废除旧的武装封锁的方法，而采用新的扩大杯葛运动形式――的意义有二： （1）避免英国帝国主义危害我们革命基础的阴谋，使我们能够专心从事于巩固广东的民众基矗因为现在广东内外均无军阀扰乱的危险，正是我们专心组织民众建立乡村基础，改良地方政治，巩固广东全省的基础的时机。 （2）扩大反英杯葛运动到革命军已占领的区域并及于全国，准备全国对英实行杯葛，如广东现在的武装封锁的方式，不过在这准备时间停止现在广东部分的封锁，使集中力量做这对英总攻击的准备。 但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条件之下去变更罢工政策停止武装封锁呢？ 第一，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牺牲工人的利益； 第二，保障罢工工人生活； 第三，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香港各工会机关仍然存在，以执行罢工政策； 第四，保存纠察队的力量； 第五，扩大反英杯葛运动，准备人民各种力量，对英总攻击。 我们必须有这五个条件，才能停止武装封锁。我们必须在这五个条件之下，努力工作，才能保障变更罢工政策后所要取得的胜利。 我们尤其应该明白，这次变更政策停止封锁，并不是向英帝国主义屈服或妥协，而是变更策略的进攻，准备更多的力量，对英下总攻击。 我们要保证这次停止罢工的胜利，应该一面要使国民政府坚持反英帝国主义的政政〔策〕，从速开港建路及其他事业，以安插罢工工友；一面又要扩大反英的杯葛运动及积极帮助民众势力之发展，使民众了解并接受这个政策。 二 武汉工潮之风起云涌武汉自为北伐军占领后，职工运动发展甚快，现已有一一四个工会，计汉口六三，武昌一○，汉阳一四，大冶七，通城一，黄冈一，应城一，在筹备者十九〔10〕（这仅指已向总工会登记者言，其余各县未登记者还很多），统计现有组织工人已达九万余人。不过组织内容，现尚十分涣散，无坚固基矗我党在工会中发展的力量，，亦十分的弱，汉口六十三个工会中，我们仅有四个很弱的支部。 武汉工运经济斗争，过去只知消极的避免，甚至过〔遏〕抑工人的要求。现在鄂区决定采取积极的领导的政策，其方法： （1）由总工会发布一个湖北工人的总要求，各工会再按照客观的情形，先后提出具体的要求。 （2）对英各工厂取积极的煽动政策（因现在资〔本〕家极利害，已取收买工人领袖示惠群众和开除工会领袖等破坏方法，不得不积极和他争斗）。 （3）对于其他各外国厂，只就群众领导群众去斗争，不加以积极的煽动。 （4）对中国资本家取外交的手腕，如果工人有提出要求等事，先加以种种协商调停，必至最后才出一罢工。如果工人有过高的要求时（现已发现），亦须稍为减低。 （5）兵工厂问题，异常复杂，在政治上可以说把湖北整个的政治现象都表示出来了。厂长是邓演存，拿实力的是唐派的人，技术人都是吴佩孚的余孽，冲突纠纷非常之多。我们工作也极〔也〕不得力，加入工会的工人现在还不过三分一，现已组织一委员会以管理此项工作。何健曾主张去吴的余孽，邓不敢办。总之，吴的余孽是工会发展之最大障碍，如不剔去，在政治固有危险，在工会运动上尤为困难。 在以上的策略之下，遂引起最近一月以来武汉风起云涌的工潮，从和记蛋厂的罢工，中兴纱厂的罢工，大正电灯工人的罢工，以至英美烟厂罢工，粤汉路北段工人罢工，邮差罢工，印刷工人罢工，日界洋务工人罢工，一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发展。这些罢工中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烟厂的罢工和日界洋务工人的罢工。英厂罢工，得政府之暗中赞助和华商之维持，使英厂受很大打击，现在仍不能开工。日界洋务工人罢工致日界日人欲购日常蔬菜食品亦不可得，发生很大的不安。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工潮的意见是：（1）武汉商业正当衰颓时期，此时罢工工人未见能多得利；（2）工潮过于扩大，易引起民众及社会觉得工人行动之过激；（3）尤其是对于英国以外之日厂，美厂不可过于煽动，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4）总之，我们不过于遏抑工人要求，亦不可肆意煽动工人起来，致得不着结果，反引起工运前途的危机。又，最近工人依赖政治的幻想，尤须极力铲除，才能使工运独立起来。（附武汉工会一览表）
三 湖南工运之发展自国民政府统治湖南以来，湖南的职工运动已有新的发展。第六次区代表大〈会〉为适应新的环境和趋势，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了三个原则：1．本党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自然立于本党指导之下来活动；2．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地位；3．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的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 湖南全省总工合成立之后，打出统一工人组织的口号，实际上取得了全省工会的领袖资格。各地成立总工会者有长沙，常德，衡阳，岳阳，醴陵，宝庆，浏阳，衡山，宜章，茶陵，湘阴，武冈，宁湘〔乡〕，安化，永明，沅江，南县，资兴，株州〔洲〕二十处[11]，及锡矿山，水口山，炭塘子，粤汉铁路，萍株铁路各大产业工会。除桂东，永明一，二县外，都是我们同志主持的。至于已设筹备处者则有桂阳，新田，益阳，道县，永兴，祁阳，沣〔澧〕县，常宁，零陵，耒阳，湘乡，安乡，石门，攸县，湘潭，浦，新化，汉寿，汝城等十九县，除桂阳，祁阳，湘潭有问题外，其余也都是同志主持。这种蓬勃之象，当然未可乐观，因为正有许多工贼们乘机羼人扰乱我们的队伍，破坏我们的组织。桂阳方面发生械斗，湘潭则劳工会余孽作鬼，倡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总工会的口号。这些都应该视为劲敌，不可不慎重地周密地去对付他们。我们早已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湖南今后的工人运动是不可不有好方式去处理，遂于本月中根据民校全省代表大会之提议，以湖南全省总工会的名义，拟具了湖南各地工会组织程序十一条，请省党部工人部核准颁布施行，现此着已完全达到目的。有了这个新的章程运用，也许以后各地的工会统属在本党指挥之下来。 统计自北伐军占据湖南以来，湖南工会之组织，人数由六万人增至十四万人，由十二县增至四十县。就长沙市言，由十八个工会增至七十二个，从两万余人增至八万余人，确算是有广大的发展了。 工贼谌小群〔岑〕借名招摇之劳工会，已被政府封闭。水口山工会因有蒋先云同志前此过山胡闹，致工人信蒋不信工会，后由工会将红利夹薪等问题解决，工人信仰已好一点。锡矿山工会已成立，要求条件完全解决，月有教育经费一二○○元，办五个学校，工人尚有三万人，对工会信仰很好，惜乏人主持会务。湖南纱厂，现归省有，尚未开工。安源正在进行开半工。全省工人大会定十二月一日召集，建设厅月拨总工会款二○○○元，各县总工会经费已有县发给者。 四 郑州工人的惨剧这次事变发生原因有三：（1）吴佩孚自退郑州以后，深感到本校及国校的力量之伟大，又在广水，信阳，郑州等处屡发生桥梁破坏及火车出轨等事，他都疑是我们同志所作，故最近两月，严查赤化的布告已出过六次，侦探四布，缉捕我们。（2）工贼高工〔二〕近到郑州与我们开除的同志乔金山〔生〕等互相勾结，以陷害我们作进身之阶或发财机会，在街上群众之中，高声问我们的负责同志何志，并说我最近要同你们打官司。（3）我们的负责同志不慎，前在军委指挥之下，曾破坏郑南桥梁一次，并拟炸毁黄河桥，这事为非工作的同志所知，这个同志遂向乔金生说了，乔疑我校有钱，谋威吓敲诈，殊□反被同学张某骂辱，遂反动而告发了。此次事变，共捕去十人，司文德，汪胜友已被斩首，余均在狱，尚有多人逃亡在外，我们已力谋救济。 郑州铁路工人南北之见甚深。过去工会公开时代握权者为南方人，对于打破地域观念之宣传不会做。所以现在北方工人受工贼及吴佩孚之宣传，时时籍〔借〕故向南方工人示威，使鄂籍等工人皆恐慌到万分，这是以后工作当十分注意的。 五 上海工人领导上海市民反孙自治争斗在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未成功的暴动中，充分的表现出工人阶级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上海的大商人，他们既不是整个的一致的，又受着帝国主义者之畏骇牵制，所以即令有一部分有民族倾向的资产阶级，走到革命道上，也是充分表现其软弱畏怯态度。只有上海的工人，无论其是在中国厂的外国厂的，均是利害一致共同反对他们的敌人。上海二百万人口中，工人就占了七十万，自然他要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中坚。二十三日的暴动虽然失败，但上海的工人却因此学会了一些武装斗争的经验，而且因为这个运动，更开展了许多新方面的发展，如电汽工人，建筑工人，手工业工人，招商局海员工人均已发生组织，招商局海员的罢工，是针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买办阶级傅筱庵一个很大的打击。 六 筹备在汉口召集全总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江西后，同时，占领地的工农运动亦有长足的发展。此时有几个问题急须解决的：一是此时需要有一个全国工人的总要求；二是对于各地方的工作，希望有具体的讨论和决定（五一劳动大会时的决议多太抽象了）；三是为便于指导全国的工运，全总拟由广州移至汉口。因此决定在十二月内在汉口召集一次全总执委扩大会议解决以上问题。 ※ ※ ※ 随着北伐军势力之伸张，在北伐军领域内的工人运动也得着突飞发展的机会，并影响在反赤势力下面呻吟苦斗的工人，亦增高其活动的勇气。北伐军胜利固推进了工人运动，同时工人在北伐当中，也表现了极大的努力，成为北伐军胜利之一个重要条件。湘中之战，武汉之战，江西之胜，北伐军随处均得到工人有组织的援助，不仅使北伐军运输交通得到种种便利，并进而破坏敌人之运输交通。故北伐军一占领此三省后，此三省的工会遂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罢工风潮亦随以增长。在北伐胜利工潮澎湃的当中，我们有几个问题应得注意的：1．当反对“为北伐而牺牲工人利益”的见解：此意见不仅出之于一部分北伐将领口中，并已影响于我们一些同志。工人阶级是为自身解放利益来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不能因国民革命，因北伐而阻遏工人的要求。 2．须认清现时革命的性质，是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工人阶级虽是这个革命中最有组织最勇敢的坚决的一部分，而他的行动却不可超过于各阶级之前致陷于孤立，且引起其他阶级之恐怖。当善于保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且推动资产阶级亦参加革命（上海自治市运动便是根据此原则）。 3．现在民众运动的发展，不及军事发展之快，所以一面民众的势力尚不能监督军事，同时民众运动又易容〔容易〕发生依赖政治势力的幻想，在落后的工人当中，此种幻想更易发生。如锡矿山工人因某同志过山胡说，遂使工人相信蒋总司令而不相信工会组织的力量，其他各地类此之事颇多，均须注意。 4．不可只注意上层的组织，浮面的工作，机关的工作，而忽视下层的组织，群众的工作。现时湘，鄂，赣许多地方均已成立县总工会，事实上多是空名的居多，内容还在十分涣散。 以上几点，都是在目前工作已发生的现象而须注意的。赤工国际代表近在中央局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我们过去工运的缺点说，过去职工运动都只是注意上层机关工作，没有切实注意下层群众工作。职工运动虽发展，并没有向群众中去，只是上层领袖的运动，机关的运动。工运过于包办，不能从工人中都提新的领袖来。许多地方的重要产业（如矿山，兵工厂等）没有工会，而洋车夫反有组织，这是因我们同志只择工作易进行者去做，而不从工作本身之重要方面着想，其结果易使这些产业工人中发生改良组织。他又具体的举出许多事实，如广东工会征收会费很高；提议组织劳资仲裁机关之错误；工人中分出地方界限……等等加以批评。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许多意见，认为是对的，当由中央工委切实讨论指导各地工作。并决定： 1．现时党内当作一广大宣传：一、使职工运动广大的发展；二、防止职工运动中之改良倾向。 2．织组〔组织〕很有力的中央工委管理这些工作。 3．现时中央须注意登记全党中有若干作工运者，而选择其得力者放于重要产业中。 4．当勇敢的选择能干工人作职工运动。 5．当办一养成职工运动人材的学校，名义上归全总。 6．当拟出一全国职工运动的总要求，里面也可附一点各地方的要求，预备在最近将开的全总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 ※ ※ ※ 最后消息这个报告已付印后，又接汉口寄来最近职运情形报告，摘录如下： 甲、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已有二百一十余工会，人数约十六万（内有码头工会一百一十余，现已成立码总把他统一集中起来）。 乙、经济罢工极多，已有三十余工会经过罢工了（总人数约在六万以上，大多数都是胜利的），不过现在社会上对罢工发生恐慌，这是：一、由于我们宣传工作做不好；二、由于反动派的造谣。现已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计划讨论应付此项问题，观察大势，此项经济斗争潮再经过一月可以消歇。 丙、工会组织的整理进行已略有成绩，码总，水电总，印总，店员总，人力车总都已成立，并可渐次集中（权力，经济）起来，将以前的工会都改为支部，且有许多工会已实行合并。然普遍组织现象仍是很复杂的。 丁、纠察队已有二千余人的组织，成绩很好。 附件： 1．省港罢工问题（见粤区党报《我们的生活》第一号）。 2．今后上海职工运动的改进计划（见沪区党报《教育杂志》第二号）。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海圻”指海圻号巡洋舰。 〔2〕指陈独秀发表在《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上的文章：《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3〕完陇海铁路，原文为此。 〔4〕党员数量统计所列之分数与和数、党员成分百分比所列之分数与和数均不相符。 〔5〕泽同志指彭泽湘。 〔6〕张同志指张国焘。 〔7〕闽周指周荫人。 〔8〕原文如此。 〔9〕以上附件，原件只有题目无文。 〔10〕武汉工会总数与所属各地工会数之和不相符。 〔11〕地名总数与所列地名数之和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