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四册（1928）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 湖南省委诸同志： 在前两函之中曾指出，必须利用军阀相互间的新冲突与南京政府讨唐战争之际，以整顿我们的力量准备在两湖夺取政权。一个半月以来在湖南所发生的事件很显然证明了一般情势日趋于直接革命之途，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成为一切争斗过程之中的基本工作。 我们必须在革命过程每一新的阶段之中，很审慎的观察一般政治情势，估量自己的力量，认清本身的弱点，预测一切事件之趋势，尽力保障暴动之胜利。 因此中央以为，省委必须特别注意对于一般政治情势的分析，因为从分析一般政治情势之中可以看出省委本身实际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中央指示给湖南省委的。 目前湖南暴动有些什么必备的条件？ I、湖南省政府已无力统治湖南，实际上省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城市之中，并不能出城门一步，有些地方豪绅已感觉无立足之地，再不敢请求军事当局以为自卫。由湖北退回湖南的唐生智的残部，组织涣散，纪律不振，将官们有的勾结蒋介石，有的勾结广西派，每人各据一方，百般剥削地皮，充富私囊，拒绝纳税与政府，借公利以自肥，向农民强收重税，征收农村出产品的出口税，使其不得出口价格低落，征收各种非法的苛捐杂税，势必使人民完全破产为止。不独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日就破产，就是大商人与大地主也只得把自己的财宝藏于地下或寄存于上海各银行之中。商业日就衰落，地契出卖几乎完全无人受业，一钱不值。虽然收成很好，农民因受收税者强盗似的剥削，不能不把自己谷米贱价出卖，而去买生活必须的东西，必须大项金钱，因此依然不能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工业日就破产，工人数月未得工资，苦受冻馁。政府之无力挽救政治经济的危机，已经成为显然的事实。 Ⅱ、1．虽然一切压迫日益加厉，白色恐怖日形严重，而工人阶级之政治经济地位日劣，势必使工人运动重复高涨。我们已眼看不独长沙工人的革命情趣日益腾沸，全省的工人都是一样（安源的矿工与湖南境内的铁矿的工人等）。工会组织日形发展，工人罢工运动的潮浪逐渐高涨起来，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一部分的武装工人在我党的号召之下，已经起来作武装争斗（十二月十日之长沙暴动）。 2．全省的农民运动重复高涨起来。屠杀土豪绅士已为常事。缴小部分军队枪械的事时常发现。往往因枪毙农民农民则以暴动回答。告密谋害共产党员之事已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受农民家庭的帮助。在五月与十月失败之后，农民协会的会员由五六百万减少到数千，现在又重新发展起来： Ⅲ、现在在军队中发表〔生〕许多破坏的裂痕，饥寒交迫的兵士们几月来未得发饷，公然作不平之鸣，进行不满意的反抗运动。因为将官常施肉刑，并虐待兵士，军队的纪律更日形不振，时常发生兵变。以前唐生智军队的兵士大都是湖南的农民，他们以前都亲身参加过农民运动，而在五月与十月事变之后，被白色恐怖赶出乡村，复投身军队的。这种兵士群众不是而且不能说是反动将官们的盲从工具。许多兵士现在已经同自己的家乡发生联系，或逃回家乡进行扑灭豪绅地主的运动。较有智识的兵士，已由各种宣传与传单之中认识了自己的出路。因此政府之衰颓，再加以工农群众革命情趣之高涨及兵士之革命化，便是于最近期内在湖南可以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事实根据。 同时在湖南也缺乏了许多保障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 第一，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总暴动之目的——夺取政权，根本推翻军阀地主的政权及建立苏维埃政权——还是不明白。民众之不满很深，由此不满虽引起许多自行发动的革命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大多未曾联合一致，未曾在政治上打成一气，党也未曾号召使其联合。同时，由党组织起来的暴动，因为政治工作之缺乏，未能成为群众的行动，并且含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号之长沙暴动），完全只用党的力量，而不是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发动的。在广州暴动之时，宣传夺取政权极为容易，党的一切口号都起了实际的作用。现在，应用这些事实，很容易使每一个无智识的工人与每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对于暴动之意义了解，使他们知道，暴动能使农民有土地工人有饭吃，能使农民由苛捐杂税与高利盘剥的债务之下解放出来，能使饥寒交迫的贫民从奴役的地狱之中逃出……。现在有广州与海陆丰的经验，更容易使一般劳动群众了解夺取政权以对付豪绅，地主，厂主与商人及组织红军的意义。党若不能将自行发动的，零散的暴动联合一致，若不能使暴动充富政治的性质，若不能使每一日常争斗都含有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精神，则暴动必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亦不能十分有力，而势必至于失败。 第二，党与群众组织经过严重的打击之后，还未补救健全起来——这是基本的缺点，中央扩大会议认为此种缺点是屡次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1．虽然在省委紧急会议之后，湖南的工作已经得到相当的结果，但是下级党的组织尚未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指导。同情于我党者及党的威信固然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而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仍非常迟缓，远不及马日事变以前的数量。党部的工作尚未注意到极重要的政治问题，支部还未曾讨论过目前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未完全领导群众及群众的斗争（参看前两函）。 2．工会与农会的组织在许久以前已被解散，现在刚刚开始恢复。实际上，还未曾在任何一大企业之内组织起坚固的公开的（可能的地方）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支部与工会的作用混合为一，未曾尽量吸收非党工人作工会工作，伟大的群众革命力量未曾团结一致。农民协会之情况也是一样，以前有五六百万会员，现在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农民的革命情趣虽然日益高涨，而组织的力量仍然异常薄弱。 3．军队工作实际上还未开始。虽然我们在军队中已有相当的力量，而军队中仍无一个党的支部或青年团的小组与支部，仍没有一个兵士委员会，更没有一次有组织的兵士暴动。 省委工作之最大缺点在于忽略了群众的工作与群众的组织及党内的群众工作。假使这一道防线若不巩固，若不将群众的组织与群众工作扩大，我们就不能执行目前任何党的任务。 若将广州的情形与目前湖南的情形对照着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断言湖南暴动的条件有几点比广州顺通些。第一，城乡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和政权组织，经济基础远不及广东，而且已经开始崩溃自己感觉没有稳定的可能而希望与农民妥协；第二，湖南党的组织比较深入社会，工农组织亦曾有比广东更广大的发展；第三，大多数军队组织散漫，欠饷七八个月，兵士以物质生活异常艰苦而又大多数曾是工会农会会员受过广大的革命宣传，容易接受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广东也有许多优点：1，广东党的组织特别是广州比较有更多的斗争经验，而且极赋有无产阶级的精神，而湖南的党部刚刚在不久以前才开始脱离这种倾向。2．广州市内坚固的工会组织在李济琛的白色恐怖之下，仍能秘密存在，而且有许多工会在占据广州以前已经争得公开存在的权利。工会组织在去年四月李济琛叛变之后，依然继续发展，继续的巩固起来，锻炼出雄厚的阶级争斗的精神。工会在党的领导之下，抛弃了一切对于国民党的妄想，也未曾为张发奎之甘言密语所骗再对于张发奎作任何幻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广州无产阶级有万余省港罢工工人，其争斗的力量，除上海纺纱工人而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可以同他比拟的。所以广州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力量足以成为全广东的指导者。3．虽然广东的农民群众运动与农民协会不比湖南更形广大，但是广东农民的斗争已有比较深的历史基础和比较澈底的阶级觉悟，为湖南农民所不及。 当南昌暴动之后回粤革命军南下潮汕之际，广东的工农引领相望准备相机而动，以影响彼等；虽然终遭失败，但是广州与全省的群众斗争不独未曾因之低落而且加强起来。 这些条件都是湖南所没有的。为达到这些条件自然是很困难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困难而畏惧不前或者动摇起来，而应当坚决的与这困难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将这些缺点弥补起来。加紧政治与组织工作是目前的基本任务。自然，一切技艺上的准备也须同时并进，但绝不能因之放弃了基本的任务——使广大的工农群众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关于实际工作问题，中央坚决的决定，每日经常的斗争必须为夺取政权而奋斗。在每一阶段之中务必在日常实际工作之中使群众了解，只有共产党始终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所指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建设苏维埃政权。此外，必须尽量设法破坏敌人的力量与反动政府，并须巩固自己的力量，准备武装，健强组织，凡此都是日常的实际工作。 以上所指出的方针与以前机会主义的工作方式——先组织后斗争——根本不同，中央坚决的指出，必须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在争斗的基础之上，以组织一切力量；不是为组织而组织，而是为争斗与胜利有所保障，务必使党与群众的组织强固起来，健全起来。 党内的任务 1．必须借广州事件号召群众入党，主要的是工人，次为贫农，不应当使群众同情于党便算了事，必须使群众组织之觉悟分子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 2．尽力使支部小组参加实际工作，将一切游离分子，怯懦不革命的分子驱逐出党。 3．务必使指导机关健全，肃清所有机会主义的领导者。 4．使党的群众在支部会议详细讨论一切党的决议。 5．务必使支部活动起来，使其与群众发生亲密的关系，认识他们的日常必须的工作，勉为争斗的领导者。 工运的任务 1．组织秘密工会，在大企业之中组织工厂委员会，尽量的吸收新的积极的非党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必须党与工会的工作分别清楚，下级组织与全省的总机关都应如此。务必在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而外，组织起全省总工会。 2．在一切适当的时期（白色恐怖减轻的时候）务必乘机组织公开的群众工会与选举出来的工会机关。工人罢工之时务必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终结之后改为经常实际动作的工厂委员会。 3．领导经济罢工斗争，提出并推进“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同时应当指出，在未曾夺得中央政权之前，而图占有工厂，实为幻想，不独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政权仍然存在的时候，工人阶级不能解决出生产品及发给工资等问题。 4．尽量使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组织有纪律能斗争的工人革命军，使工人参加正当的武装斗争。 5．召集工人群众大会，组织工人宣传队，向工人群众作政治报告，使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向他们解释一切政治任务，以便提出整个的政治要求（集会结社等自由……）。 6．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提出经常帮助失业工人的要求，为失业工人开办公共饭堂，公办某种社会工作，组织失业工人示威运动，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及武装队伍。 7．经常的领导城市工人斗争中，第一要使此种斗争能够有策略的有计划的向前发展到总的政治斗争——总同盟罢工（暴动之前夜）。第二，要在这些斗争中利用机会召集某业或某区工人代表会议，此种代表会议一方面是苏维埃的练习，一方面便可从日常斗争的指挥机关发展成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代表会议选举的执行委员会）。 农运工作 1．湖南在此逼近总暴动的时期中，农民协会的组织已属比较过去历史上的东西，现在在农村中组织上的策略应当在有农协的地方经过农协召集农民群众会议（乡村）和农民代表会议（区）选举农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一切政权（乡村）交农民代表会议（农民苏维埃），取消农协的组织，在没有农协组织的地方即不要再组织农协，径直发展群众组织苏维埃指挥暴动，此种代表会议在有农军的地方须有兵士参加。 2．根据中央前信所指示深入的发动乡村土地革命斗争，普遍的由农民群众起来肃清一切封建关系建立苏维埃。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领导一切抗税抗租等等斗争，发展这种斗争到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3．使党的组织在农民中的工作尽量的发展起来。 4．尽量的夺取反动武装扩大农军。 5．在一县之内有几个区苏维埃成立时可以联合组织苏维埃临时县委员会，但一旦取得县城时即须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正式县苏维埃政府。 兵士工作 1．集合兵士一切不满意的事实，提出增加兵饷，按期全数发给，改良待遇及兵士生活，废除体罚及其他苛刑……等要求。 2．组织兵士委员会以保护兵士的利益，监察军官的经济收支及军官成份，驱逐反革命贪赃肥私的军官。 3．要求由兵士选举官长。 4．使兵士拒绝压迫工农，使兵士与正在争斗的工人农民联合一致，使兵士加入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协会。 5．宣传“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与兵士”的口号。 6．要求兵士与武装工农联合一致。 在这些工作之中我们的基本任务在于宣传苏维埃政权之实意与准备夺取政权。这些工作务必在全省政治中枢——长沙及附近十余县中首先推行。 一、组织苏维埃使其成夺取政权的争斗机关。二、仿海陆丰之例，尽力在各乡组织苏维埃政权，这种政权只能在有群众基础，占有广大地域有党的力量之保障及利用最小的机会取得胜利等条件之下才能稳固起来。占据大城市是在广大地域之上的工农斗争达到成熟地步的最后一举，必须得很多军队变向暴动方面来才行。不要以长沙暴动为全省的信号，而要以长沙暴动来完成全省的夺取政权。这是全省暴动所经过的最后一道桥梁。因此，对于占据重要政治中心的问题务必十分审慎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在以上各条件末具备之前就爆发起来。发动全省总暴动与夺取长沙的问题务必同中央或中央代表一同决定，虽然一般顺适环境之下，务必注意一切进攻湖南的军队有暂置私争与湖南内部的反动军队缔结联合战线，以镇压暴动的可能（记忆着广州暴动的经验——张发奎与李济琛很快的联合起来向暴动进攻）。白崇禧程潜及其他各军阀之大军现在正准备着向湖南进攻。军阀的互相冲突与乘机破坏他们的力量，这是革命斗争应当利用的机会。中央的任务在于进行破坏广西派军队的工作及领导与湖南邻近各省的农民运动以帮助湖南。 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