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四册（1928）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目前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粤湘鄂赣等省农暴日益扩大，中央对此局面有如左之决定： 一、革命是高涨还是低落一问题的回答： A、易纨士⑴及各国公使南下后，帝国主义之间愈表现互相冲突，而且使各派军阀都有后台老板互不相下。 B、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逐渐崩溃，失业工人增加，改良政策不能实行，只能用白色恐怖镇压革命。 C、城市工人对统治阶级严重的复杂的斗争，愈表现其对农民暴动的领导地位，城市统治阶级亦无力援助豪绅地主。乡村农暴高涨，尤其是粤湘鄂赣豫。 D、因土地革命的深入，促成兵士的革命化，兵变响应农民暴动的事实渐多，因此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此一帝国主义与彼一帝国主义，新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此派与彼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其间各种冲突矛盾，继续增高，阶级斗争到了国内战争的程度。广东湘鄂赣等省内，革命反革命已开始互争政权中心之大城市。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 二、自从国民党四次全会后，借北伐名义，投降帝国主义，准备浙桂两系大战。南京的中央即是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与别的军阀对抗，将使广东湘鄂的战争扩大到争取武汉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战争。 三、现在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同时加紧，都要夺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统治阶级此时压迫城市工人必更凶，无产政党便更应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摇动反动的统治――在沿海各省和内地工商业城市更为重要。 现时我党的策略应是： 第一，特别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的工作，并扩大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使自发的农暴在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行动； 第三，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 第四，加紧反帝运动，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 第五，党的澈底改造，肃清机会主义余毒； 第六，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行动要更加紧。 从一般形势看，现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 中央 按：附文是给各指导机关参考的，亦应尽可能的发到支部去，但正文必须发到支部去。⑵ 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一中国现时的状况之下，革命是否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有些同志竟有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这种意见的论点是说广州暴动之后，各地的党，尤其是城市之中受着许多摧残，职工运动不能有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甚至于认为各地的农民暴动也只是失败中零星的奋斗，于是便“证明”革命是低落了，于是便说帝国主义驻华军队的撤退也证明中国没有革命的危险，便说长江轮船交通的恢复也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的稳定了。这种见解显然是不对的。中央认为有再简明的指出革命高涨的形势，大致的分析最近政治状况及确定党的政治工作方针之必要。 （一）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在国民党完全反动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是否因而稳定呢？不能，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依然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不能向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的让步（如关税自主等），因此，帝国主义绝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方法以缓和中国革命。而且中国并不是某一强国的殖民地，而是英美日法许多强国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间的利益永是互相冲突，所以他们并不能有一致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在现代世界革命潮流之中，绝对不能用改良妥协的方法便能解决。帝国主义以最猛烈的手段（如炮轰南京，上海驻兵，封锁长江等）胁迫中国资产阶级，使其成为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农革命的工具，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后，中国工农革命的潮流更形猛进，正因此，帝国主义便减少驻华军队，声明与国民政府合作，幻想着用这种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缓和中国的革命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组织一强有力的统一政府，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割据局面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所以他们现在的政策正想维持这种割据局面，最近易纨士之提倡关税会议，主张各口岸的地方政府分收关余及英公使蓝浦生之南下，都是无形中承认割据各地的地方政府。这种政策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易纨士主张关税增加到三五，由各地方政府分配征收，但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便要求用此增加之关税去担保日本之借债，而且要求互惠的关税；因此对于关税问题，帝国主义相互间首先不能同意。 （二）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豪绅资产阶级需要军阀的统治以镇压工农，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这种经济力量维持如此广大的军队。抽交苛捐杂税为维持军阀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非常薄弱，而且势必趋于崩溃之途，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再则中国新旧军阀如此之多，而其经济力又如此薄弱，所以豪绅资产阶级又分出许多派别，地方的或职业的，所以他们便不能不互相吞噬，以自求生存。这是豪绅资产阶级之各派相互间的矛盾。三则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与中国资产阶级以任何让步，因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力量之非常薄弱非常急速，非常紊乱，又以军阀之苛捐杂税与混战，所以资产与劳动，地主与农民之根本矛盾更激烈的爆发出来，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政策以缓和土地革命，甚至于减租运动都不行，也不能施行任何政策使工人阶级生任何改良主义的幻想。 现在各省经济都在崩溃之中，豪绅资产阶级不得不公开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或无形的（如江浙）取消减租二五及“共产时代”的劳资条件，极凶猛的进攻工农。即使长江交通一时恢复，金融经济流通了些，但这不是说资本家地主可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给工农以某种改良政策的出路；这只有更加加增资本家地主“恢复原状”的进攻形势――事实上现在全是地主资本家要求一切回复去年革命运动发生以前的状态。这是地主资本家非完完全全消灭工农运动，而实行绝无限制的剥削，便不能经营自己的经济――经济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资本家不但不能实行改良政策而缓和工农革命的斗争，并且不得不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到甚么发达经济等等。而且这种地主资本家的进攻政策，事实只是更加破坏他们的经济，不但武汉有十万以上的失业工人，甚至上海的失业最近也成了日益急剧的问题。各省的财政恐慌日甚一日，军阀大半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这尤其是显然的事实。 （三）工农运动的趋势。城市工人群众在这种严重的资本进攻与白色恐怖之下，虽然不能立刻发动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确需要斗争，他们的日益进于武装的方式，他们急迫的需要群众的组织，需要新的斗争和组织方式，需要认真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指导，职工运动中新的群众斗争。即使城市工人之中，有一时或一部分倾向于轻率的个人恐怖行动或过早的脱离群众的暴动，或者多数群众畏惧斗争，这只是更加证明革命的剧烈。豪绅资产阶级受着工农革命暴动的威胁，他们尽全力集中于主要的工商业中心，来勉强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权力在许多省份之中不能达到乡村以至州县，因此一方面是城市中反革命统治加紧压迫，别方面就是工人斗争更加显出对于农民自发暴动的领导地位。现在是革命斗争进到了残酷的剧烈的国内战争状态，一切白色恐怖的残酷，工人斗争之武装冲突（杀工贼走狗）的继续不断，农民游击战争杀戮豪绅收租人收税人债主等运动普遍发展，都是这种状态的表征。同时现在也是革命斗争进到与反革命决战的趋势：不是革命势力从割据乡村州县进而发动城市群众暴动夺取工商业中心，便是反革命势力从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压迫工人运动进而举行“清乡”的企图。现在工农革命运动的趋势可以说是开始国内战争，部分的（尤其是广东湘鄂赣豫）已经进到争城市争工商业中心的斗争。 现在的事实是：甚至于天津，唐山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已经重新开始，上海在严重的恐怖之下，在工统会工总会的工贼扰乱之下，工人、店员的斗争仍是日夜不绝，苏州扬州镇江宁波等处工人自发的斗争也继续不断。武汉的工人虽在桂系严重的摧残之下，武胜门外曾有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罢工，工人群众对于政治的认识和夺取政权的要求比上海工人还要进步，在去年阴历年底群众在暴动的口号之下很热烈的有组织的起来参加。现在在组织上已经改正了支部工会之缺点而有工会四十余个，严格的组织在工会之内的虽只有八千人，但能在工会号召之下的有八万人，都是占重要部分的群众。总之，除开广州而外武汉工人的斗争力量和政治意识都比任何一地工人进步。广州工人在暴动失败党部受摧残后亟亟的找党要求加入。这些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的斗争，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巨大的爆发，而实际上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搏战最紧迫的枢纽。 农民斗争的高涨，那就更是显然的事实。固然，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以及豫北等处，还有许多地方是偏于农民原始暴动的性质（天门会大刀会红枪会等），一般抗捐抗税的斗争，还不免有小豪绅的领导。但是这在一般农民暴动的土地革命时期，日益寻找无产阶级的领导，奉天通化大刀会失败之后，有一部分来找共产党，河南红枪会中发生分化，他们的群众表同情于共产党，甚至有些地方分出“光蛋会”（贫农的组织），公开的反对红枪会领袖。至于南方各省的农民暴动，经过历年的斗争，尤其是去年秋收暴动的许多经验与斗争，都在日益深入，从农民群众的斗争（有些地方直到秋收暴动期还经过初期的减租减息运动――如江浙），直接进到游击式的暗杀豪绅债主地主，更进到群众的游击战争，再进到农民割据的局面，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政权，自己成立正式军队――工农革命军。 广东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发动四周的农民暴动，与进攻海陆丰的反动势力相搏战，海陆丰之东惠来普宁一带，其北五华紫金一带，其西三多祝⑶惠阳一带，都有农民群众陆续的斗争，现在农民群众都正在暴动起来。海陆丰的红军都往外迎头袭击进攻的反动军队。北江仁化乐昌一带，农民也已经暴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海南岛内农民暴动日益深入，最近已经有海门暴动的消息。广东南路西路都有农民斗争的爆发。江西的西南与湖南的东边几县，农民势力已经占领乡村，而在遂州〔川〕万安等处也已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虽然，最近万安县城被敌军夺去，但是乡村仍在农民之手）。湖南醴陵及沿株萍路一带，都有农民斗争。湖北的东部西部以及南部的农民斗争则更为深入，群众都起来与反动势力搏战。河南南境信阳一带，也有农军的暴动与杀戮豪绅的斗争。 这种革命运动的趋势，在每一农民斗争的区域，每一割据区域，每一省以及几省范围以内，都同样的是争得工商业中心，县城以至大都市的斗争，――就是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的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同样，这些斗争必然日益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极鲜明的树立民众真正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种斗争决不能说是普通的中国古代式的农民骚动。这种斗争是很明显的在日益归纳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很明显的要汇合起来，成为中国工农革命胜利的开始――省或几省政权的夺取。 （四）兵士的革命化。同时反革命军队中兵士不但因为欠饷及生活的痛苦而开始逃走，骚动，而且广州暴动之后，尤其是在广东有许多公开的转到工农方面来，江西亦有这种事实。北方军阀之下兵士骚动最近也时常发现。湖北的“西征军”中兵士有自动叫出“打倒不发饷的官长”之口号的。湖南现在的各种军队尤其在崩溃之中――其中本省兵士大批逃回家去。这种崩溃现象是向来所没有的。在无产阶级积极的领导农民兵士贫民的革命进攻的过程之中，这种“兵变”“骚动”不会是简单的“军纪紊乱”“兵队抢掠”的普通现象的。 军阀兵队是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兵士群众，从有组织作零星斗争，普通的要求改良待遇，要求发饷加饷……一直到革命的兵变，兵士反对军阀的混战而投到工农方面来，回到家乡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崩溃豪绅资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之矛盾，帝国主义列强自身之间的自相矛盾，新的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的矛盾，军阀及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相矛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的矛盾，――都在继续增高的剧烈起来，没有丝毫改良式的暂时延缓革命之进程的可能，革命的阶级斗争，剧急的到了公开的国内战争的程度，到了某几省内革命势力互争政权中心――工商业中心的斗争之开始。这种状况之下，革命当然无疑的是高涨。 固然不错，广州暴动是失败了。但是，第一，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各地的农民暴动恰好继续着更加猛进，各大城市的工人虽然受着极艰苦的斗争，极严重的压迫，然而他们的勇气并未摧残，他们的决心正在增长，他们正在积聚团结自己的力量，准备着起来斗争。第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农民不但没有离开无产阶级，没有离开革命（例如一八四九年时候的农民），而且空前的迅速广泛的站到革命方面来，实行革命的斗争。第三，广州暴动之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但没什么工商业的发达，渡过经济恐慌的希望，而且豪绅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正是更加恶化，财政更加破坏，混战更形复杂，甚至于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失望，不要说工农更加受着巨大的压迫剥削了。第四，广州暴动给了全国以工农联合兵士群众暴动的开始，给全国以大城市暴动战术的经验。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 二最近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很明显的表示：一方面豪绅资产阶级最后的完全公开的抛弃一切假面具，完全投降帝国主义，请求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合〈作〉，完全取消一切所谓“共产党的”方法与理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完全要恢复豪绅资产阶级无限制的剥削，完全宣告国民党的死刑；别方面便是蒋派排斥广西派，拉拢冯玉祥的把戏，种下了更深的战祸。 所以国民党中央会议后，虽然表面上讲甚么北伐，其实，一切布置，如冯蒋徐州会议等等，无不包含着内部斗争，和蒋桂战争的酝酿在内。 北伐的南北军阀混战和蒋桂两系在南部各省的冲突，这是现时军门统治的两大问题。国民党的军阀自从公开的开始反动――上海屠杀之后，正式与工农民众分离，将豪绅资产阶级独裁制，在这种国民党军阀式的统治形式中表现出来。从此之后，阶级关系的形式，完全变更，国民党不但不能再得到工农民众的赞助，以反对北方军阀，而且国民党自身更加完全的军阀化。事实上，上海屠杀之后――南京下的军阀在北伐中至今没有得着任何胜利；武汉反动之后――武汉政府根本消灭，冯玉样的反共，亦就是他断绝一切北伐胜利的开始。国民党反共后北伐战线上的斗争，完完全全变成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各系互相争权夺地的斗争。这种斗争之中，国民党的总名义（例如蒋冯同称国民党），不过是一种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的别名。现今蒋介石把持到了南京的政府及党的中央，他要用北伐的名义来压迫桂系；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结合，亦要用北伐的名义得着蒋派暂时的帮助以抵御奉鲁军阀，同时依赖蒋的中央名义牵制河南境内反冯杂色军队。现在的所谓北伐，也不过是国民党内部许多派军阀互相操纵牵制暗斗明争的名义，北方军阀的内部也是如此情形，所以北京方面有宣言和平停止战争的倡议，这是表示北方军阀的内争以及财政军队的溃崩，同样是不能梦想“南征”的任何胜利。 蒋介石派与广西派的斗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于湖南的战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现在以北伐的名义，步步实行压迫桂系，例如南京早已高唱湖南战争应速停止，全力北伐，说白崇禧与程潜两人之中至少应有一人出来北伐。最近，陈铭枢在广东又大唱其拥护南京的北伐政策，说李济琛应当出发北伐，同时桂系便提倡地方建设，肃清“共匪”为首要的议论，说广东此时不能急进北伐，说北伐前线上已有充分的军队。现在这一蒋桂斗争的实际行动，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已经开始的各省外县⑷之间的间接斗争，二是各大都市的地盘之斗争。这一斗争的背景有英日帝国主义冲突之影响在内，同时，对于蒋桂两系，这都是争财源的斗争，亦就是争工商中心的斗争。 蒋介石除浙闽及南京津浦以外，他在广东有陈铭枢，江西有王均，并有从广东退出之方鼎英，他还可以拉拢败退赣边的张发奎。湖南的叶开鑫是他的暗中的同盟者，唐部军队他也可以拉拢，两湖的中心他利用谭延勾结陈嘉佑鲁涤平等压迫桂系。他固然联络冯玉祥，但他同时拉拢方振武岳维峻孙岳等，――这些军阀刚在占领河南南部的地盘，蒋介石所借为声援的，大多数是杂色军阀，大多数是占领着各省的外县。这些军阀的反对桂系战争，是蒋介石所利用以摧残桂系的。 广西派的军阀呢，却仍旧占着几个工商业中心，如上海汉口广州。蒋介石排斥桂系势力的斗争，势必至于从这些小军阀的州县战争，发展到争夺大都市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在暗中酝酿发动，日益加紧起来。例如蒋介石曾经有派谭延到汉口去做政治分会主席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企图，陈铭枢不肯就名义上的广东省主席而要求广东省的财政统一在他手里。 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各派军阀混战互斗，是他的统治不稳定而动摇的直接表现。而这种动摇在全国范围内看，已经是开始崩溃于这种外县的小战争之中，尤其是湖南最近的战争。 这种斗争之中，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就是一方面桂系所有的地盘如两湖两广都不是清一色的，到处都有杂色部队，别方面蒋介石所能运用的反桂势力，也是同样不能做蒋介石靠得住的“自己”部队。因此，蒋桂斗争的开展，必定日益混乱复杂，而要演成无间断的混战。如果说这种蒋桂斗争会有一种“总”爆发，那么，他的形式要表现于几个大都市争夺的结果，或者再进一步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变更组织。而这种总爆发，是与现时各省内小战争的前途，各派军阀地盘财源争夺的结果，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主要的具体的形势，现时对于工农阶级有切近关系的，还不是这种将来的总爆发，而是现在正在发展的各省省内的战争。 论到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便应当见着：（一）如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其是湖南省内的军阀战争，急速的更加摇动豪绅的统治，促进军队的崩溃；（二）因这种关系，客观上工农的势力往往在这些反动统治脆弱而崩溃的地方爆发起来，尤其是广东――海陆丰及琼崖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了四个月，其次便是湖南；（三）这种工农革命势力的伟大的伸张与爆发，可以促起豪绅军阀各派的联合一致来企图“肃清共匪”，这种情形如广东反动军阀进攻海陆丰，如两湖的反动派也在高唱结束湘战，协力肃清两湖“共匪”。而工农势力在这几种阶段上，都将要更加猛进，革命的斗争将要更加剧烈；在敌人削弱的地方，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起来袭击正在崩溃的反动统治；在敌人恐慌到不得不暂时“团结”各派来反攻的时候，更加要勇猛的迎头进攻，更加要团结组织敌人后方的工农起来袭击反动统治。 三总之，现在的形势是有两种最复杂最剧烈的国内战争：一是新旧南北军阀内部互相的战争，一是工农贫民和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两种国内战争，都是已经早已开始，都在从争夺各省外县的政权，进到争城市工商业中心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工农贫民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方式上进到极残酷的肉搏（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暴动地域的杀戮豪绅地主），在发展形势上，广东各暴动区的倾向于汇合，而夺取省政权。湖南南部七八县及江西西南几县已经在农民势力范围之内，从萍乡到株州〔洲〕，从醴陵到平江也是如此。江西其他各县，尤其是湖北的各县，以至河南南境，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大大的发展。凡是这些革命势力都要求汇合联络，而事实上走到夺取几省政权的局面。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也就使江浙（江阴无锡江北），甚至北方的农民的自发斗争，更加进于有力的情状；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广州武汉等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地位更加吃紧，并使上海天津等处工人阶级斗争更加要千万倍的努力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 革命高涨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在进到更加紧张的过程之中。 同样，在革命敌人方面，他们的政权，已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县份之中，动摇而丧失，湖南江西的许多县份，湖北的，甚至河南的南境认真的动摇起来；革命敌人的军队开始崩溃，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在南京最近会议之后，在一年来日益紧张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以至公开的国内战争之中，完完全全暴露，他在群众之中的“信仰”可以说没有丝毫，群众对他的毒恨日益扩大深入，同时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深入日益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共产党的旗帜变成一般革命的广大民众的旗帜……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军阀在现时仅仅保有政权的地方，在一般城市之中，在拚命的压迫，以求苟延残喘，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区域（工商业中心――如上海等处），他们要加紧十倍百倍的压迫，用极恐怖的手段，禁止工人的革命行动，不但是罢工，甚至发一张传单，也要杀头。 大城市中的这种状况，使工人斗争一时不能有大规模的暴露。表面上的现象，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工人似乎畏缩而不能斗争，或是少数勇敢分子要求立即武装暴动。“如果现时是不能暴动，那么，一般的日常斗争也不能做”。 这种状况显然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更加加紧领导，更加暴真的准备群众力量，使群众在日常斗争之中团结自己的力量，认道达到暴动的正确道路。 可是有些同志，例如上海，却说现在这种状况，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的革命潮流也已低落了，这应当采取保守策略了。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显然是陷入机会主义的观点。 现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应当是： （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既然日益紧迫的要进到夺取工商业中心的斗争，所以城市中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应当十二分的加紧。这就是说，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群众的赤色工会的建立――都要注意新的方式的找着与运用，尤其是自下而上，从各厂各业自身的干部活动，形成群众中的核心。这种斗争过程中，加紧的切实的宣传全国斗争的总策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道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来，不但要组织他们于工会之中，要组织他们的群众，去为“复业”而斗争，并且要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以群众的示威，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失业工人有受社会供给的当然权利。这种示威的要求与运动必然要进到剧烈的斗争方式。同时武汉广州上海天津，都应当有系统的准备工人武装，训练工人的暴动战术，组织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等等实际工作。 城市职工运动的策略，决不能认为应当是退让的或是保守的，而应当是勇猛坚决的有步骤的领导并发动群众斗争，只要真正能团结群众起来，不论是极小的斗争或广大的罢工，都应当坚决的发动。虽然在斗争方式上有时有来劝无党群众”方式的必要（如普通的某厂工人代表团等），但其实际上，本党及赤色工会的宣传与组织，都应积极的进行。 在目前国民党四次全会发布停止民众运动封闭工会的命令之下，不但可以引起革命的工人群众的愤激与反抗，且可以引起素来蒙蔽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的群众的愤激与反抗，因此在这个机会之下，统一工人战线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不单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下才可以作起来，而且可以在反抗禁止说话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的口号之下作起来。 （二）农民斗争的一般自发的暴动，都应当去领导，尤其要努力去联结各个零星区域，使扩大而形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一，在农民群众中要广大的宣传土地政纲的意义，要使群众了解这个意义。农民斗争一起来要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行动，不致将这个斗争变成简单的武装冲突的形式。第二，是要发动群众的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的反对豪绅政府的斗争。第三，是要领导从上述斗争而发动的一般杀戮豪绅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击战争，使进到群众的公开的游击战争。第四是要领导这种群众的反抗暴动使进于有组织有指导机关的斗争――乡区的工农代表会议的建立，及农民武装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五，是要因此而创造割据的局面，联络几县的势力――尽可能的联合广大区域的群众的发动。一般的要注意城市的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使县市工人群众中的党的基础确实巩固，不但能与四乡农民运动相联络，而且能成为农民运动领导，能汇合农民的斗争势力，夺取县城的政权，使现在自发的农民攻取县城的倾向能更进一步。同时就必须纠正现时各地党部事实上对于县市工人运动忽略的倾向。 （三）兵士运动应当在各省各县甚至各区委各支部都积极开始。一般的兵士运动的组织上鼓动上的方针，都应当切合当地兵士群众中的要求，同时要指出工农兵联合的总意义――工农兵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与大生产，而使成为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国家公有。兵士和贫民只有如此，才能解放。 （四）在目前阶级斗争愈加剧烈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的事实表现出来不但是北方旧军阀始终是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工具，南方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两系近亦与日英帝国主义作亲密露骨的往来，这般国民党忠实同志很快的变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忠实的工具。在这种新的事实之下，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阶级仇恨与反抗情绪，一般小资产阶级亦将不满于国民党军阀的这种卖国行动。因此我们注（意）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革命的工农贫民群众一直扩大到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身上去，这一工作在北方固素具其可能性，而在南方新的事实之下我们亦应想出种种新的方法来扩大这个运动，宣传小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豪绅资产阶级的卖国行动，来破坏豪绅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五）现时革命的一般斗争过程之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造党的任务。因为改造党的没有彻底进行，所以新的工农指导人材没有提拔出来，旧的一切自上而下的组织及工作方法都有许多保存着；群众的斗争及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已经急剧的前进，而旧式的指导机关还是落后，机会主义的余毒还是随处发现，不能代表真正群众的情绪，反而将自己的悲观恐惧和旧方法中无出路的低落情绪，去影响群众。所以现在只有在一般斗争的过程中努力执行改造党的任务，――党内的民主化，提拔工农的指导人材，刷除机会主义的成份，党的指导之真正的集体化……在工人农民兵士之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群众的基础。同时还要注意秘密工作，一切疏忽而被破获都是对于革命的损害。 这些任务是现在我党全国各地党部，所必须注意的切实去执行的，现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到国内战争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在事实上趁着反革命军阀自相混战的时机而日益扩大爆发，日益进于争夺工商业中心的斗争，夺取一省以至几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 所以，第一是广东，这些任务的执行，早已到了更深的程度。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及兵士运动的猛进，虽然广州工人阶级及党部受过很大的摧残，然而一般形势的发展，显然使广东的革命中心地位，更加明显――尤其是反动军阀联合反攻海陆丰，更表示广东工农兵群众暴动夺取全省政权的局势事实上日益接近。 第二，湘鄂赣以及豫南最近的形势也更加成为一个革命中心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里，湖南南境农民自发暴动的事实，湖南反动军队崩溃的急遽，湖南与广东的毗连，――两省暴动区域实在已经日益连结。尤其是湘赣边境沿线直达鄂南之农民暴动势力的澎涨，萍乡以西沿株萍路直到长沙的工农革命势力的伸张――凡是这些，都使这一区域的暴动布置，应以湖南为中心。湖北的武汉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的完成，而使暴动的武汉变成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现在湖北各县的暴动，已经是治者阶级十分恐慌动摇，而急急乎要结束湘战调兵回鄂清乡，而这些湖北各县的暴动割据的发展，是武汉暴动胜利的要素。尤其使湖南暴动的广大发动和有规画有指导的联合起来，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央 注释 〔1〕易纨士，英国人，当时北京政府任命的代理总税务司。 〔2〕此处的“按”为原件所有。 〔3〕三多祝，即今广东省之多祝。 〔4〕本文中几处“外县”，似为“州县”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