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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答复撒翁⑴的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撒翁同志:
  读了你二十八日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后,觉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
  一、中东路问题很明显的是反映着现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斗争,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的表现。如果认为这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或者是“国际纠纷问题”,这就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
  中东路问题既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这一事变发生〔展〕的前途,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固然帝国主义间因争夺中东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碍着他们马上对苏联的武装攻击,但是他们在对付苏联的一致的目标之下,仍然要企图以共管中东路以及其他的方法来暂时〔来〕调协这一矛盾。所以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如果解释中东路事件而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的两个前途平列起来,不只是迷乱了群众对于主要危险的认识,而且这一分析的根本上就是离开了阶级观点得出来的结论。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虽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质,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势力内部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说“不管那一种,中国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躏”,那么,群众将要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之下,盲目的反对战争,就会说“国民党和苏联都要不得,造出战争来蹂躏我们,双方都要打倒”。国民党马上来一个欺骗宣传,造一个假电报说“苏俄先开炮,战争的灾祸应该是苏俄负责”,马上可以把群众转移到仇视苏联。所以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矗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
  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目前的任务与广大群众的要求,都是为着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一方面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广大群众很容易认识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认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方面,决不是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只是为着自己剥削劳苦群众的利益,牺牲民族的利益。国民党虽然极力宣传他的虚伪的民族主义,拿出拥护中国”与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企图欺骗广大的群众,但是,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指出这个口号的真实的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复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
  你以为这种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的口号,广大群众不只是听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且在过去革命时期(当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者除外)都在自已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中国大革命决不是空过了的,的确训练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只要我们的宣传能够深入,是不难揭破国民党的欺骗的。现在广大群众还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起〕行动起来的原因,固然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白色恐怖的镇压与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
  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尤其不应该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因为这样不只是不能取得群众领导群众,而且要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公开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广大的群众必然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证明,而一天一天的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结果避免“拥护苏联”的宣传,首先我们自己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更无法使广大群众来了解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这样的指出是毫无疑义的正确的。
  你所提议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意义就是说“你们收回中东路的政策定要引起世界大战,要使中国受到更大的损害”。在朝党蒋介石会马上答复说:“不会的,我们有世界列强的援助,苏联决不敢开战,列强因为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敌视,他们也不敢自己打起来,我们便可以操纵其间,取得中东路的实际的利益”。这样便使广大群众对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实际利益的观点完全模糊了。就是单纯的提出“反对卖国”的口号也还是使群众模糊,国民党还可以用诡辩狡诈的方法来欺骗群众,一定要明显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国民党无法狡赖,使广大群众的认识不致模糊。
  三、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许”。我们必须把这一前途明显的告诉群众,才更能使群众了解苏联的势力是建筑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上,在反苏联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决斗,才更能坚定群众以国内战争来答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决心。所以中央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无疑问的正确。
  四、总观来信的内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
  中央热诚的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的得到你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
  中央始终是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意见,并且始终是极诚意的来讨论同志们的意见,从没有甚么误会与揣测,尤其是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都不应恐怕他人的误会与揣测,而隐藏自己的意见。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热诚,准备接受你以后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八月三日

  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七期刊印


附:

撒翁对中末路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怎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放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玻),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已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坡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既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实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销这几句话。
  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撒翁
  七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七期刊印




注释

  ⑴即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