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五册（19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上一次谈政治问题的信上，我们并没有说到农民问题，曾说关于农民问题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经过一个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可能，经过相当的同志，在口头上传达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依然觉得口头的传达是不足的，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口头传达之外，实在还需要书面的形式。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必要写一封专门的信，就是到现在还有某几个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象由我们最近所得关于中央工作的材料中（农民问题的通告，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森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上的争论等等），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党中仍然有许多同志，不能明了在现在环境中，党对农民问题所应取的策略，不能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应当采取甚么样的态度。但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若没有正确的解决都可以引起非常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盼望你们很严重的再来讨论一次农民问题，同时注意到我们以下的意见。 在上一次的信上，我们分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便已指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之正在增长的危机。帝国主义于中国之固有农产品（丝，茶等）的破坏，地主，军阀，高利贷对于农民之野蛮的剥夺，灌溉建设之绝对的没有，这些条件都逐渐的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完全破坏，以造成非常广大的饥荒。农村经济之日趋严重的危机，一定要不断的更增加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使他们不断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也没有能力削弱现在农村经济中的危机。很显明的，现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布满了一切封建关系的残余，这些东西阻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仅只有在澈底肃清各种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才说得上农村生产力之真正的发展。同样更显明的，中国反动势力在这一方向上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这个理由我们都很懂得。最大多数的中国资产阶级都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及一切封建式的剥夺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南京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不能也不愿意甚至于半途的部分的去解决土地问题。 固然，南京政府现在也在预备一些农村的改良。以胡汉民为主席的委员会［是］正在进行这一件事。但无疑义的，这些改良将要使农村基本群众的生活更为恶化。很容易的可以预想到，正在起草的新的土地税则，将要使一切税务的重担都放到农村贫民（佃农及半佃农）上。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由政府估定价格以收买土地的提议，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剥夺小自耕农之一种新的武器。无论如何，国民党土地改良的草案，在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上说，还不会有俄国斯扦雷平（1）之土地改良的作用，他无论如何不会削弱农村经济的危机。假使他真的实现了，在改正土地税则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出，他只是一种使农民群众更加破产更加奴隶的工具。 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政府的计划中是不能的与不愿意的。因此，他的一切改良只是在淆乱中国农村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终身不能在现存制度之下得着解决的。一切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政治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上的压迫。事实上现在中国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担（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残酷的压迫，“清乡”等等。国民党这些实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缓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说不上可以缓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农民群众之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的恶化，日趋扩大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不可免的要加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一定要使农村基本群众及其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尖锐，这就是农民运动之新的高潮的前提，这就要鼓动农民组织的发展可以很快的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革命化。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现在中国各省之不断的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了。 甘肃回族的农民运动，就他所波及的范围来看，却已经表现有很大的意义。各处积极活动的有“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的团体。朱毛的游击队，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还得了相当的胜利。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各地也可以看见。甚至于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也看见了农民的暴动。虽然有很多的农民武装斗争是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这决不应当因此而减少党对于他的积极注意。相反的，对于这种争土地反地主军阀的斗争，对于这种客观上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党应当坚决的为争取其领导而斗争。 我们指出以上的这些事实，并不是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也不是说中国农民运动特别高涨。不是的，若这样说，是不与实际情形相合的。我们指出这些事实，只是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前面仍然有非常顺利的前途，以进行扩〔广〕大被压迫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党应当利用这些客观的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动员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饥饿，贫困，破产。 但是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夺取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就要提出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犯了实际的错淡〔误〕。对富农的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讨论过。第六次大会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规定无产阶级策略是联合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富农不在内，因为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时常表现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六次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农村中之巩固的基础是贫农，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在这里为什么要将富农与一般农民群众分开呢？许多中国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仍然不能了解，仍然有人机械的去应用列宁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对农民的策略，而将富农看成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事实上列宁所规定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策略，对于中国也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从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中，也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在中国党的文件中都写得有联合富农。假使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国富农与俄国富农之不同的社会实质则尤其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俄国富农在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以前，代表着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地主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地主的经济势力完全建筑在封建剥夺上。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中国富农之这种社会实质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外国资本的统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殖民他〔地〕国家中，外国资本扶助与利用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关系，使这种东西服从他的统治。外国资本阻碍着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农村中因商品货币经济而发生的阶级分化，表现着各种奇怪的形式就是由于保存着农村经济之半对〔封〕建式的关系。在这里再加中国士〔土〕地关系特点，使中国富农应用雇佣劳动所得利益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夺。中国的富农，将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贷资本，在经营自己经济的时候，不愿将资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顿水利上，他要使自己免除军阀战争及一切破坏的责任，不受饥荒的痛苦，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重担，一并放在佃农群众的肩背上。农村中之过剩的人口，大多数农民没有充分的土地，使富农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资本与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蛮的佃租与高利贷的掠夺。因此，进行自己的经济租取土地，努力生产而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在中国却〔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富农之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一部分中国同志对于列宁之联合整个农民的策略，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认识中国富农的特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可以使党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农民问题采取不正确的路线。这种错误尤其在现在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现在当革命失败以后，农村中的富农分子时常公开的站在反动势力方面而〔向〕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无疑义的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语句上并不十分明了与撤底，也给了这种不正确观点以相当的基础。在政治决议上曾说，当着这种斗争是淆乱农村中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之基本矛盾的时候，不要加紧反对富农。这种断定之基本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他是说在中国农村中之中心的剥夺者以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地主与军阀，我们党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要握住在这一阶段中之农村的主要冲突——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六次大会在最近阶段中所提出的要求不是平分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是，在政治决议上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语句，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真正的意义表现出来，而反离开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独立的口号，做成不正确的政治结论的基矗同时，可以使人在解释六次大会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以为这是因为不要摇动富农的财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上还有更不服底的语句，在那里说到反对反动势力的时候说是要使富农中立，甚至于说到对于还没有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要吸收他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争中，这些语句，都可以使人以机会主义的精神去了解六次大会决议以为必要联合富农。 不仅只是几个同志有这样的观点，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及文件中也可以看见，以为党应该将〔采〕取联合富农的政策。例如中共（央）给毛泽东的信上，我们看见这样的话： “在总的策略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但是党绝不能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上两段皆见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底致湘鄂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中央通讯》第三期第二集——译者注）
党的总路线明明是以贫农为基础而联合中农，在这里便以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来代替了他。因此使一切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如和森及立三同志）都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同志们不但没有改正六次大会决议上之语句上的不明了，反而在扩大这种错误，反而企图将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富农的论调给以理论上的充实（如引用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时期）。这种错误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有非常严重的危险。在施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农民运动正在发展的时候，在许多农民为反帝国主义一切反动势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在游击战争非常发展的时候，在还存在许多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时候，我们应当顾计，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富足的一部分，不能去促成更多的困难，应当承认在反帝国主义及反地主阶级的前面，使我们将与富农的冲突，不得不放到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切革命的力量，首先应该集中起来以打击中国革命之最严重的根本的敌人。但是，即是说这个时候，若是富农已经出来与反动势力站在一起，则所谓“不要加紧反对富农”的说法，便会做成错误策略的来源。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 对于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很显明的，策略之总的路线是联合富农，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但这部分群众正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矗相反的，党只有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才能使农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能进行争取改善自己之经济的权利的地位，才能有胜利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当着不少的富农已经被国民党利用以压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种畏惧是完全不正确的。 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绝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暴动等。相反的，现在中国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的斗争，扩大农民群众之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的剥夺形式，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为改良雇农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环练，党只有经过这种环练才能动员最大的数百万数十万的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我们所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这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对于他们，党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的活〈动〉受富农态度的支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即或富农还在参加反苛捐杂税及反军阀战争的运动，党对于这种富农仍然不能改变自己之一般的路线。党应当与他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 农村无产阶级之组织，以及农村贫苦人民的联合，这是无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争取领导作用之必要条件。在雇农中间的工作，同样是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战士。雇农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了一般农民之争土地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里不应当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半地主时常是中国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压迫农民运动，但无论如何国民党以及中国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地主豪绅，这些是农村中的统治力量。因此，一方面要绝不掩饰农村无产阶级及富农之阶级之对立，不要糊模了他们这种觉悟；另一方面在雇农以及在所有农民前面，要指明农村中之最中心之剥夺者是地主豪绅军阀以及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必要领导农民之部分的要求与斗争，使逐渐的觉悟到党的基本口号，同时必要解释国民党政策之反革命的实质。 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领导，必须要坚决的为争取中农而斗争，使中农离开资产阶级及富农的影响，要在群众前面揭破各种各色（自蒋介石的以至谭平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指出他们是违反农村大多数基本群众之实际的利盖。党应当找取一切的方法以巩固与中农的联合，吸收中农到积极的反军阀及反地主的斗争中。同时党应当加强雇〈农〉中间的工作，要注意有很多的中农群众有一个时期是出卖自己劳动力（所谓季候工人）而与雇农一样。 要使农民群众绕围着党的周围，绕围着党之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实际上解决农民群众组织问题的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的组织，同时要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以成为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之革命斗争的下层机关，以反对地主，高利贷，豪绅，富农等。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他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之最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之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以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群众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在反动组织中之农民的重要工具。 我们再说到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必要指出，正确的在农村中工作的方向，需要很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还有许多为党的指导所不知道，不能在理论上去研究。这种现象不能使党的指导机关更具体去指导各地机关，也不能检阅自己的决议。 另一方面，党应当用很大的注意力以培养农民运动之专门的工作干部。照现在只是将城市中之一切不能〔没有〕工作的人员，智识分子送到乡村中，这是不能完成在农村中之巨大的任务的。在最近几个月内要加紧的准备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这是发展农民运动的实际步骤。 在最近短时间以内，党要派选能负责工作的同志去到回民暴动的区域，正在发展的回民暴动，党一点也没有注意，更说不上什么指导。在争取这些暴动的回族农民的斗争中，党首先应当认识这种运动之民族的性质。我们党对于这种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提出自已的政纲以及适当的斗争口号。在一切游击战争的区域，中央应当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根据六次大会的决议，加强对于他们的指导。 在发展农村工作中，党的最大的任务是要组织坚强的农村支部，以及在一切农民群众组织中之坚强的党团。最后，党应当特别注意农村手工业者，使他们尽量参加农村中之一般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到农村妇女家庭手工业中的妇女。 在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富农的意见，可以〔能〕为一部分同志所曲解而做出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党六次大会关于农村中之各个社会成分及我们对他的关系的决定，以及我们现在之反对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口号，决不动摇我们对于中国之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决不动摇我们承认现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矛盾（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推翻外国资本的统治，推翻军阀及统一全国）还没有解决，则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在中国革命将来高潮之第一个时期中一定仍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必要指出，在民权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联合，及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之巩固的领导以及与其他条件的汇合必不可免的要促进革命转变的速度，使民权阶段可以很快的转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就是我们在这封信上想特别指出的。我们不怀疑的，中央一定能注意到我们的意见，改正党在农民问题中的路线，防止在这个问题中之机会主义的动摇，加紧在农村中的实际工作，利用现在农村中之一切顺利的工作条件，而保证着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之下，促进全国扩〔广〕大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注释 斯托雷平是俄国地主的领袖，于一九0五年俄国大革命以后，他提议了土地改良的计划，经俄国沙皇政府实行。这个土地改良政的内容是将一部分地主阶级土地，尽量的转卖与农民(富农)，另一方面创办农民银行帮助富农，以活动农村中的金融。这种改良方法的目的，是要收买一部分富农，破坏农村中之整个反地主的战线，同时用改良的和平方法使农村地主经济转变到资本主义，以根本消灭民权革命的过程。这种政策的结果，相当的在短时间以内，收买富农，缓和了革命前农村经济的危机，并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革命高潮延至七八年以后。但结果仍然又发生农村资本主必与地主经济的冲突，农民群众因斯托雷平政策而更加速度的破产仍然造成农村中新的革命高潮！——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