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柏山〔1〕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

（一九三○年六月九日）〔2〕



　　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所对目前许多根本问题，党应有正确估计：
　　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中，一定要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关系，所以他不简单是影响世界革命，而且可以掀动世界革命高潮，不认识这一点，必定会走上取消派的道路。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等到世界革命爆发才有可能，有许多同志看见帝国主义力量大，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这样可以形成右倾思想的基础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党的一切路线将要都是错误的，这一点非常严重，在目前形势之下每一个同志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必须要使每个同志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全世界革命的可能，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必同时进攻苏联，更足以引起全世界革命的爆发。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同志问：“为什么1925—27年中国大革命不能掀动世界革命高潮？”这是根本不了解现在国际形势与1925一27年的不同。在解释这点〈时〉不能离开目前是全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同时中国更具备了掀动全世界革命高潮的条件。
　　2．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关于这一问题在鄂代表会议〔3〕时，中央均已讨论过，指出革命高潮已经接近到我们前面来了。第一，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江西来信说目前已经是革命高潮，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也说是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问题，是一名词的问题。革命高潮不能与直接革命形势分开，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是武装暴动，六次大会决议案说革命高潮未到来，武装暴动是宣传口号，到来了则是行动口号。革命高潮不是部份的，而是全国的。中国有许多地方需要号召武装暴动，但决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是革命高潮，因为革命高潮必须是全国范围的而不是只某一部份的，如果以为目前〈已〉经是革命高潮了，那末我们问在中心省份中是否可以以武装暴动的口号，号召群众暴动呢？当然不可能的，要以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暴动，一定要有广大政治罢工的实现。所以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直接革命是什么？就是暴动形势，列宁文集上没有直接革命名词，是季诺维也夫发明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都是暴动形势，所以不能将他分开，有人说革命高潮发展顶点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是没法分的。什么时候是顶点呢？这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后才能知道，这是将组织暴动与举行暴动没有分清楚，现在中国党总的路线是组织暴动。什么时候举行暴动呢？必须要是高潮的顶点，所以我觉得直接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分开，用他代表两个不同的形势，在任何方面都是说不通的。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名词上的问题，如果弄不清楚会能引起政治上的意见。同时，革命高潮这名词，中国将他译作高潮，但是原字是有向上发展的意思，而在中国“高潮”两字则已经是很高的潮流的意思，这一名词意思的不同也是会能有很大影响的。关于这一问题，今天政治局应讨论决定，通告全党对于这一名词的认识。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党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都要坚决反对这一估量不足的危险。另一方面对这革命形势过分的估量，也是同样的错误的。有些人不仅是名词上的不同，而是事实上对这一革命估量的过分，如杭州要暴动，要上海来响应，这一出发点是以为可以夺取杭州的政权。这种观念在党内并不十分多，但如果发现了必须马上纠正。最严重的并还不在这一问题的本身，当然在盲动的错误之下，革命的力量必定要受很大的损失。而尤其是经过这样的错误之后，同志必会怀疑到党的路线之不正确，同时是帮助了取消派右倾之广泛的宣传。所以中央对杭州问题的解决，定会是正确的，告诉他杭州的胜利，必须在上海胜利之下，估量杭州暴动形势，首先要看到上海，杭州是上海附属，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目前党的这路线一点不放松。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高潮已经爆发，选择武装暴动举行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革命高潮到来，随便哪天都可以暴动。第二，革命高潮主要标志，是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有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爆发。关于这点已经讨论过，我不再多说。第三，革命今天形势的问题——革命发展趋势上是平衡的发展，乡村城市同样是在发展，而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在这一发展总的趋势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今天的现状上说，乡村的发展在实际斗争形势上是比较城市快些，最根本原因是城市残酷压迫的问题，决不〈是〉工人阶级斗争不尖锐化，工人不要革命。所以说在乡村在城市阶级斗争的实质上是同样的，在统治阶级动摇崩溃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弃乡村而守城市，所以城市斗争必定更残酷更严重。毛子〔4〕说，这样估量会能以为乡村没有残酷斗争，而事实上敌人天天在进攻乡村。我以为实际上是他对城市估量不足，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因为很明显的统治阶纵放弃了乡村而保守城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要乡村，而是保守了城市后，然后再占领乡村。同时我在这一决议草案上写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这就是说中国革命高潮主要的标志是城市的斗争，在城市还未到革命高潮，虽然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的形势，但不能〈说〉已经是革命高潮。而在乡村则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当然无疑的已经是革命高潮。但我又想现在中国革命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那末土地革命已经到了高潮，是否已经是革命高潮呢？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内容，而不是革命的形势，所以乡村虽已到了革命高潮而城市未到，仍不能说是高潮。关于这一点也要讨论，为什么不说是高潮？如果是高潮党一定要号召武装暴动，组织武装暴动，如果这样做一定发生对革命形势过分估量的危险，当然盲动结果足以使革命受损害，特别是使同志怀疑到党的正确路线及助长取消派和右倾的宣传。第四，在鄂代表会时，弼时提出的意见，他说革命高潮同样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的可能，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全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这是对的，不过这一普遍的发展是很快的，因为在全国任何地方的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首先爆发的地方，则是统治阶级力量最弱，而同时是革命斗争更加发展的地方。在组织部部务会上，方英提出来说，革命高潮要先有一省或几省的高潮，然后再推动到全国。当时我批评他的意见，因为全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客观条件首先成熟而再推动到全国的客观条件成熟是不同的，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的正文完全是正确的，只是在顶批上说是有一省或几省高潮的可能。据我的观察，这一首先爆发革命高潮之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主要的条件是政治上经济上有全国领导的意义的地方，“五卅”便是很明显的例证。上海是有这一领导意义的，这决不是说上海在政治上经济上能够支配全国，但一定要承认上海是全国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第三个是要有无产阶级的主力。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上海，其次便是武汉。
　　3．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胜利问题——许多原则问题，政治局均讨论过，在这一决议案上只是重复的写出来，在这里还有几个问题：第一，须要解释的，是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六次大会决议案上已经说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不能支配全国，因此，统治阶级之动摇崩溃之趋势虽是全国一致的，而其动摇崩溃的程度则不相同，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要估量到哪一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则要看到统治阶级在哪一省最崩溃，革命在哪一省最发展，因此，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上指出来，武汉有这一胜利的可能，不是简单的主观问题，而是要看客观的条件。我们指示各省，要注意争取这一首先胜利的条件，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到他是否能有这一客观条件，如浙江，福建，事实上则不能有这一条件，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指示，要注意到实际的策略。对江苏，同样是不能这样指示的，如果是要江苏争取革命首先胜利的条件，则红军发展的方向及一切工作，都不能是现在这样的布置。第二，自中央提出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意见之后，同志中最不正确的是割据的观念，以为要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来推动全国的革命高潮，这完全是农民的意识，关于这一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以后应当特别注意，纠正这一观点。第三，红军夺取城市问题——我们说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决不是说要红军等待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不注意配合，当然是错误的，但等待配合，同样的是错误，如果红军能逼近了武汉，无疑的是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已经到了极点。无疑的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总的路线上也决不是要红军打武汉，我们提出没有工人领导，没有城市工人暴动，革命不能胜利，是更加紧城市工作的意义，决不是要红军等待工人暴动。第四，在现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工作上，有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作的非常不充分，即是国际的动员问题，不仅中国党做的不充分，国际同样做的不够。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取得，马上会爆发进攻苏联的战争，革命政府成立之第一天第一件事即是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成立革命政府的第一天，就会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有这祥广大群众的反帝行动，当然可以保障革命的胜利。但这还不够，一定要注意国际的宣传，要减轻这一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一定要是世界革命很快的爆发，所以必须要注意国际的动员，特别加紧国际的宣传，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有严重的意义。同样在中国宣传国际革命也同样的重要，安南的革命，中国党注意的确不够，印度革命也是同样的，在将来一省或几省政权的胜利上这一问题非常严重，目前应特别加紧这一工作。中央已决定宣传部马上成立国际宣传科，同时中央必须要马上写报告到国际去。毛子说国际从二月起已在搜集中国革命的材料，但他们确很难了解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所以中央须从速供给他们目前的材料，当然我们相信国际目前必定已经动员了，尤其是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问题，在国际上已经作了广大的宣传。至于全国配合的问题，仍是非常重要，在政治局已经注意到了。在上次政治局会上讨论上海兵变与南京配合的问题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我觉得将他当作一个单独问题来讨论是一缺点，应将他与各地配合，在整个计划之下来讨论。
　　4．改组派与取消派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现在为严重提起各级党部注意，所以特别写了一段。国际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人以为中国有三个营垒，一个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另外一个是小资产阶级，代表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则是改组派。这一意见是非常危险的，改组派与蒋介石不同的地方，只有他是半在野地位，他可以放许多空炮欺骗群众，国际指出改组派是整个反革命营垒中的一部份，但他确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以他更能够欺骗群众。目前已发现改组派在赤色区域活动，所以这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必须更加紧反改组派的宣传，特别在乡村中的富农，这是改组派最好的基础革命愈向前发展，改组派愈将成为帝国主义的有力的工具。同样取消派将来无疑的可以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取消派的刊物已可以公开出版，现在减轻取消派的危险，必须就将他的前途和他反革命的作用指出来，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
　　5．革命转变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新的意见写上去，只是说明建立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开始即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的转变，必须是在全国胜利之后，这是非〈常〉错误的，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是极端右倾的危险，同样另一个极端以为一开始建立政权便是社会主会〔义〕的政权，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的问题——第一，现在党要抓住的问题是反军阀战争问题。党的路线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但这一路线的执行非常不充分，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是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即是反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生活上莫大的痛苦，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是反对军阀战争的，这是广大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但我们过去确是未能充分的注意这一工作，我们对于这一路〈线〉的执行非常不够，党必须要更坚决的从各方面来执行这一路线，这就是，布置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以至于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第二，党讨论江苏问题时〔上〕已说到，以政治口号号召斗争确是工作中心，仲同志来信说，在城市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乡村组织地方暴动，士兵中组织士兵的暴动，在红军中扩大红军，积极的进攻中心城市及敌人的主力，这是非常正确的，党必须坚决的执行，如果不这样做，将使广大群众失望，这些话完全正确。过去我们以为经济口号是发动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是斗争的前途，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已经证明如果仅只有简单的经济口号，反足以使群众感觉没有出路，不能够积极起来斗争，只有政治口号，才能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因为现在每一斗争，即是很小的经济斗争，也必会遭受到政治上的压迫，非群众先具有政治斗争的决心，即是经济斗争也很难得到胜利。过去群众说，“暴动时通知我”，我们过去只是告诉他要准备罢工暴动，现在这样已经不够，现在应当告诉他组织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必须坚〈决〉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以暴动来号召群众，这更足以坚决群众斗争的勇气。这也就是说，要以政治口号来〔口〕号〈召〉群众，中央必须要有执行的具体计划，注意到全国配合的问题，不过配合决不是等待，是说各方面应当同样的加紧，行动一致，而不是说要各方面等待。第三，组织政治罢工问题，过去只是在每一经济罢工中加强政治意义变成政治罢工，而以政治号召以政治口号组织罢工的非常少，现在〈应〉特别注意，尤其是反军阀战争口号。当然，政治口号当然同样要与群众实际生活联系，特别是反军阀战〈争〉口号。“五一”、“五卅”的罢工，在上海不能广大起来，主要原因是不能以政治口号发动他的罢工，一般的说，是以经济条件联系到政治口号，这在组织政治罢工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工人武装问题，要特别动员赤色工人群众组织武装纠察队。我们必须了解，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定紧接〈着〉武装暴动，乡村统治阶级已表现不能统治，如果城市再到了这样，已是整个统治阶级，不能统治的时候了，所以一定是武装暴动形势，现在不仅是宣传武装暴动而且是要注意到组织武装暴动，组织纠察队，组织赤色先锋队。城市工作中第三个问题是扩大赤色工会问题——如果不能公开组织群众，将组织赤色工会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对赤色工会的组织采取政治上的让步，将赤色工会组织在亭子间里，只束缚于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以内，这是右倾的表现，群众组织很难广泛的发展和强固。第四，地方暴动问题，现在许多暴动是游击式的暴动，仅只是打城市，而未准备夺取城市，这不是地方暴动，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一点，各地都认识的不深刻，地方暴动不是退却的而是积极的进攻。第五，猛烈的扩大红军问题——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需要扩大充实，而不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式的组织。第六，士兵暴动问题——在过去组织兵变的策略之下，只是士兵哗变拖了出来到红军或赤色区域中去，而未注意到士兵政治上的出路。现在则应当坚决的组织士兵的暴动，要以进攻策略来消灭敌人，尤其在军阀战争的时候，在反军阀战争的口号之下，可以号召起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士兵群众的暴动。现在一定要注意士兵暴动之后如何消灭敌人，使敌人军队瓦解，而不是计划如何哗变，如何逃跑。第六〔七〕，党的组织问题中最严重问题，是反右倾的不深入。党的组织不能扩大，支部生活不能健全，主要的是反右倾的不深入，未能深入到支部中去。上海事实上对支部没有斗争，只是对支部妥协让步，在支部中领导的还是右倾分子，因此不能执行党的路线。支部右倾的问题每天可以遇到，但我们不是斗争，所以工作根本不能执行，这是严重的根本问题。我感觉到目前党整个路线没有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抓得住，不过对组织路线对各方面的解决，都是不深刻的，全国组织会议要在这里解决全国组织问题，现在要非常严重注意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明显的路线，这是非常危险的，至多抓住大的方向，没有深刻认识。第七〔八〕，小资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冲动式的工作，一个时期的，而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进行工作，如上海之发展党员，只是一个时期的注意，这样是防〔妨〕害党的工作之紧张的。尤其严重的是对秘密工作不注意，现在几省的破坏，确是如特生〔5〕所说，是反革命的行动，满洲湖南等处的破坏，确是自己对秘密工作的忽略，这一问题丝毫不能放松，一定要认识过去这些血的教训，特别注意纠正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

　　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中央会议记录校订




注释

　　〔1〕即李立三。
　　〔2〕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3〕指一九三○年四月，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一次中共湖北全省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除湖北省代表外，还有中央代表、红军代表、汉口代表、湖南代表、河南代表等。省委代表任弼时主持会议，中央代表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以《中国革命高潮前的湖北党的任务》为题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选举产生了省委和审查委员。
　　〔4〕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称为“毛子”。
　　〔5〕即向忠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