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在三中全会报告的记录，本有两种：一种是问友同志记的，比较详细；一种是善南同志记的，便是这个。后来问友同志病了，我想等问友病好整理那个较详细的一种，但现在已不再许可和不再需要了，因为四中全会便要开幕。我现在便将善南同志记的这一种发表。这一记录远在国际来信以前在上年十月内便抄送国际去了，我现在仍依原校正之稿不加更易的发表。虽然所记的太简略了，但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
恩来注 一九三一、一、三 我的报告是在特生同志报告的精神之下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指示的路线。我们必须要反对任何分子对于国际路线之曲解。 （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首先我很感谢红旗报已将斯大林与摩洛托夫两同志在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完全登载出来，这里可以使我省事，不用更详说国际问题。 ―、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生长依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国际危机有四个特点，在目前形势中可以指出：（一）是这次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包括了美国在内，而且美国是这次危机的主要部分。（二）这次危机不仅限于工业国，而且是农业国一样也发生恐慌。（三）资本主义在垄断的形式之下造成了广大失业现象――工人的后备军在主要的资本国家内有二一，○○○，○○○人，仅美国即有六百万。（四）在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基上，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 二、一切国际间矛盾的加深一切国际间的矛盾于是更加深起来。这矛盾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矛盾，世界大战危险日益加深，海军军缩会议后法意冲突加激，日本对于军缩会的不满意也是极其明显。第二，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加增了战败国赔款，也就是加紧了对于工农之剥削。第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现在帝国主义益加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同样的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日益激烈，如印度，南美，中国，安南。第四，帝国主义国内的矛盾，统治阶级是更法西斯蒂化，用社会民主党压迫无产阶级是更严酷而露骨，另一方面广大的罢工，工人斗争之发展，如在法国，波兰，德国等。从去年五一节德国之武装冲突一直继续到今日，德国共产党是不断在斗争着。今年在英美失业运动日，均有大批的失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大示威。 三、苏联的巩固和空前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衰落说到最后一点矛盾，也就是最主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衰落，而社会主义经济是突飞猛进。苏联的五年计划伟大成功，工业的某些部门在三年或三年半可以完成，农业方面二年半或三年完成；这样，全部计划可以在四年以内完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努力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冲击队的组织，猛进的执行社会建设计划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模范。资本主义的没落，社会主义的兴盛，更加紧了帝国主义之恐慌，因此帝国主义更要在它的危机中加紧对苏联的进攻，从去年中东路事件起，欧洲许多和苏联交界的国家有同样性质的事件发生，如波兰图炸俄大使馆，罗马尼亚的武装示威等等以及英美对苏联之经济封锁，想从物质上对苏联予以打击，当然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反对这一进攻的，苏联无产阶级以空前的社会主义竞赛来回答这一封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给了他们以示威的反抗，喊出武装保护苏联，这样就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有所畏惧。 在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中，更加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伟大，这个成功是得着世界无产阶级热烈拥护的。这就使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识“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仅是可能，而且成为必然。”（摩洛托夫）。 四、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有些国家已由经济危机转变为政治恐慌了，有些国家只是开始了经济危机，虽然这些发展是不平衡的，但都是要影响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样的中国的危机，也更使帝国主义不能稳定，同时也更加紧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世界革命不平衡的发展中造成某些国革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这是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也就回答了国际右派――布哈林等――的错误。说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美国除外”，“印度非殖民地化”等等奇谈。也回答了苏联猛烈发展之下要倒台的咒骂，更可以回答中国右派对世界战后第三时期特点的怀疑，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掀起世界革命。这些右派的语调都被事实打得粉碎。 （二）中国革命的新高涨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一、在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日益扩大的军阀战争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基础上，更扩大了军阀战争，这是中国事变的特征，中国农业的破产，工业的加速衰败，商业的停滞，铁路破坏和中断，米面的腾贵，不必重复去细说。同时三年来国民党内外政策的破产，和平统一招牌撕得粉碎。在一年多的军阀战争中，每次上一个战争的结束，接着便是准备着下一个战争，张学良的进兵，很明显的新的战争又在准备中了。在军阀战争之扩大与继续不断的基础上，一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更加强大，另一方面是工农劳动群众生活更加恶化与痛苦，战争死亡失业破产，使中国工农不能再生活下去，而救死求生的斗争也必然发生；这就更加引起群众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二年来群众虽在极严酷的镇压之下，但革命的斗争是日益尖锐与激剧。 二、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发展着群众的政治斗争（1）土地革命深入，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长江下游，深入了南中国，现在统计已有三百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统治着的人口有五千万。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中建立了红军，十万武装的红军，在两次进攻长沙和一次占领长沙的肉搏中，表现了他的力量，表现了他已局部的开始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 （2）军阀军队中士兵革命化，倾向于土地革命。反动军队之下兵士，他们是成连成排，继续不断的，投入到红军来，尤其在最近半年更为增加发展。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有何健部下的成团士兵投入到红军来，第二次攻长沙有戴斗垣〔1〕三团人投入红军，鄂东北红军第一军作战时敌人有大批士兵的跑过来。这都是明例。 （3）城市贫民之日益革命化，最主要的是工人斗争的高涨。不必再说以前的革命斗争复兴与去年的日益高涨形势，只单说本年北方铁路工人斗争，中东路工人的斗争，青岛工人的罢工，上海的红色五月以来的汽车，电车，纺织工人斗争，以及最近丝厂五万多人的大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罢工，南中国香港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即一向落后的北京，也有近万人的示威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治斗争的决心之加增，常由经济政治的斗争，发展到武装冲突。 这些情形更证明中国革命之日益尖锐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前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苏维埃旗帜之下而斗争的。 三、两种战争两种政权的对立 综合以上的现象，确如国际所指示目前中国有两种战争存在着，一个是军阀的战争，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是更加崩溃了军阀制度，是已经局部开始了中国的国内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很明显的两次攻取长沙，这是消灭中国军阀战争的序幕。在这一基础上是有两个政权对立着，一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政权，一个是国民党反动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是反革命的，它日益缩小，动摇而走向死亡。工农民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是革命的，它要由分散而集中起来日益巩固与扩大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在革命与反革命极端化的形势中，不能容许有第三派的企图与存在的，如陈独秀派胡适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之企图，只有失败。所谓国民会议就是分赃会议。一切欺骗的改良主义，都要被这革命的急剧发展中打得粉碎。 因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更加施行疯狂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加紧进攻革命，尤其是在长沙事变之后。于是使黄色工会，以及取消派，改组派更加法西斯蒂化，以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最后呼吸。 四、革命新高涨的特点与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中国革命新高涨中有一特点，亦是国际最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割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保存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今天工人尚未拿起枪来推翻反动统治，而在乡村中的农民战争却已广大起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方农民的痛苦甚于南方，然而农民群众却尚未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分配土地。这就是在革命发展的程度与速度上的不平衡。 在这里，国际与中央的估量有些差别。中央虽然看到不平衡，但未重视不平衡，因此就不能回答目前的问题，因此在估量时往往将前途的某一可能而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在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发生了过分的不正确的估量，因此遂发生策略上的个别的错误，这是国际所要纠正的。 国际决议案说：“中国革命新高涨已成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回答了机会主义派的争论点。但是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尚未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可是国际并没有将这前途看得很远。革命形势即使不在全国范围也要包括几个重要的省份，这就回答了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在一省或数省争取首先胜利的可能，已在今天的全国革命新高涨形势下逐渐显明起来了。 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共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央在自己正确路线之下曾坚决的与右派斗争。这些右派，他们的估量是和国际不同的，他们否认中国全国有政治经济危机，借口发展不平衡而怀疑革命发展的前途。所以只认为某省有革命形势，而不能有全国工作的配合，这就取消了中国革命。江苏何孟雄同志，就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向中央进攻。这一个取消主义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决不容许在这样路线上来进攻中央与国际的。 （三）党的主要任务与中心策略―、党在组织革命战争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中要实行着两方面的任务党在组织革命的战争中，依照国际所指的，我们必须实行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我们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的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很不够的。这一任务，在今天看起来是更加严重了。在两次进攻长沙中，均可看出红军的指导尚不集中，彼此没有配合，进攻的后方还不巩固，没有最高限度的发动群众，没有在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尤某中央的直接指导没有，所以在主观上缺乏可以胜利的前提，以致敌人死命的孤守，我们即开办法。于此，更证明国际的指示绝对的正确。国际对于这一任务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是第一等的重要。但是不许象机会主义者那样曲解，将两个政权对抗解释成农民的偏安政策，更不许为富农路线所利用来反对向外发展。 第二，要发动城市工人群众的斗争，加紧宣传组织工作，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是另一方面的任务。 坚决发动与领导工人斗争，更积极去领导工人政治斗争，这样才能使工农斗争汇合，才能易于使苏维埃区域向中心城市发展。中央过去是加重了对这方面的努力，缺点是策略的运用上有错误，使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过去中央对于苏区的中心任务注意得不足，另方面又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国际的指示是要我们在这两方面任务的加紧与配合上，来组织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的中央临时政府。 二、苏维埃区域的中心问题依国际的指示，有下列几项中心问题： （1）建立苏维埃根据地 有了苏维埃根据地的特点是和游击战的流动性不同，这要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在党的指导集中下，使苏维埃区域巩固，不是只限于小村小镇，而联络成为大块的根据地，这即是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也即如列宁在一九○五革命时指示“奥的沙”的暴动要建立根据地要设立临时革命政府，而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意义；这一意义用在现在中国来是更适当的，更正确的。 根据地在中国目前来讲，已不仅是一个地方，而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建立。现在红色区域还有许多地方未联络起来，还没有将那些城市打下，这些地方多是半年前即可巩固起来作为作战的后方的。在湘鄂赣，在闽西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这决不是农民偏安意识。这一问题中央过去是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因为防右倾机会主义的利用，对于正确的解释反而忽略了。 （2）苏维埃代表大会与中央政府 前次五月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宣布了法令，是有红军和群众的领袖参加，但是没有建立政权意思，因为没有公开在苏维埃区开大会，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那时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当然在中心城市是比小城市好，但是这是次要的问题。中央对此问题，在原则上是了解的，但在运用上有缺点。 （3）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共产党是不会动摇反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尤其是不会在今天民主革命阶段中反帝是两中心任务之一的斗争上发生动摇。 问题是在我们如何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更发动广大群众，如〔为〕着能有把握的得到胜利，苏维埃政府应施行一种外交政策，在可能限度与不违背中国独立解放的原则上可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样可更暴露帝国主义狞恶的面目于群众之前，引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反帝战线，以便有时间去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实力。 对于帝国主义谈判的原则是帝国主义一切武装力量退出苏维埃区域，一切外国人应当遵守苏维埃的法令，不妨害中国独立，在这根本原则上来进行与帝国主义外交谈判。这点是中央也懂得的。列宁在不列斯特和约的精神，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应当了解的。中央是懂得此策略的采用，但怀疑今天是否有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的可能，甚至说对将来是否有可能也怀疑。而国际指示我们是有利便条件时即有这一可能。 如第一次攻长沙，适遇湘江水浅，只有两只外国兵船在长沙，但是不能再派来了。这时可以包围他或解除他武装，而和他们讲条件，要他们停止再运兵船来，这样我们可以得一时间专门对付何剑这样的便利是有的，将来也一定还是有的。 同时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互相间也有冲突，我们不是如右派取消派的分子怕大炮而无办法，也不是以外交政策向帝国主义投降。同时，我们苏维埃政权主观力量的巩固，也将要推动客观的变动。 外交手段如何要看我们对于第一第二两点是否认识，固然目前与帝国主义办外交的可能性很少，但不能说以后就不要外交。所以要认清政府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用它的名义发对外宣言，这是给外国无产阶级看的，也就是答复了帝国主义说中国革命专门是杀人放火的谣言。这不能指为投降，也不能指为取消了群众反帝的决心。相反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外交政策，如对租借地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再放弃什么特权，而是收回特权，而是要发动起更广大的群众有决心的来收回特权。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所讲的，登山的道路不一定是走一条，但目的却必须是登山。 （4）土地问题 中央与国际路线根本是相同的，没收土地的利益要落在贫农和雇农的身上，予中农以利益。决不是落于富农之手。平分土地的观念虽会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列宁说过，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我们是必须反对富农之阻止分配土地的意识，要反对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分土地办法，也必须反对象如皋的好地给富农的办法。必须要使中国贫农及无地的雇农少地的苦力得到土地，不要怕损害及富农，但却要不妨害到中农的利益。这些中农在经济上，取消了高利贷，他已得到利益，更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去巩固它；要从政治上去解除富农的武装。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中农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可能变为新的富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而减弱了农民的革命力量的。 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现在尚无全国的胜利政权可言，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即解释为国有。中国土地问题中一个特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的关系，农民因为反对地主，更怕不公有土地，仍旧会恢复地主制度；但决不能说中国农民已经打破了私有观念。所以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当然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彻底的条件，同时也是革命转变的前提之一。 我们反对地主租佃办法，只因为它是封建的剥削形式；但是资本主义的转租办法，是不能反对的。如闽西已经发生，好象寡妇或红军分得了土地自己不能耕种，于是和别的农民订立合作的办法，这是不应禁止的。即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式的转租制度，还是长期存在过。 过去中央所通过的苏维埃法令在解释中也有许多不合宜的，现在亦已改过。 （5）雇农工会与贫农团这两团体在目前的任务更为重要了，但是已经组织的还少，中央在指示上不能说没有努力。苏维埃农村中的斗争是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反封建，另一个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后一个斗争，就要从组织上去培养作战的基础，不仅从雇农方面着手，而要吸引贫农来反对富农。因为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在许多关系上是被富农所剥削。组织贫农团，包括雇农，贫农以至苦力；但是不和十月革命后的贫农委员会相同，因为贫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的是推翻富农的政权，而目前的贫农团在中国是要做苏维埃政府的中坚，这样来抑制富农的发展。不要以为土地彻底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并不比别的农民土地多些，这样就根本没有富农了，这也是不对，是机械的了解。要知道新富农仍旧会发生的，虽然富农所得土地和贫农一样的多，要知道他是有特别的基础的，他有好的农具，有耕牛，有多的人口，有农业上的知识，在他小块土地上能经营得法，一样可以成为新的富农，所以将田亩数作标准，以为大家都是一样多的田，就不会再有富农了，是不对的。不仅这样，富农与地主是有联系的，他们是更容易受其他派别的影响。所以反富农是很重要不可忽视；即使富农的土地是和贫农一样多的时候也不可忽视。 同样也要防止对富农左倾的办法，不管对中农的关系，如南通如皋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不是雇农滚出去，这是策略上运用的极端错误。 （6）经济政策 在今天民主革命的阶段上，经济政策的原则，仍然是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与劳动监督生产的原则之下许可自由贸易，营业自由，这为的是使苏维埃政权能运用经济流通的帮助来更集中注意力于组织革命战争和向外发展。但同时应注意内战时的工商业者是会和反动统治下的反动派勾结的，所以对这些怠工关厂以至有反革命阴谋的分子一定要加以处分，由小的惩罚一直到没收的行政处分，这当然不能解释为一般的经济没收了。 （7）红军问题 今天来谈加强红军是很晚的了，在一年以前已有红军了，但还不都是真正的红军。红军虽由游击队生长出来，但一定要和游击队有分别，二中全会本已指出过，但是还不够。过去猛烈发展红军的策略上是打破了逃避的观念，但是不够的，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要在无产阶级组织与领导下成为坚强而集中的红军。两次进攻长沙的教训更可看得清楚。国际的指示是： （甲）红军的成份一定是要以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分子或其子弟的贫农雇农苦力为中坚。 （乙）主要的干部要工人，要打破无组织的农民意识。 （丙）党在红军中要占有绝对的威信，肃清托洛斯基派取消派等各派别的影响，而且要肃清农民流氓的意识，这才能作战有力。 今天的红军除四五军对这些条件相当成熟外，一般的还是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在国际指导之下，造成强有力的中坚的红军的“铁军”。 我们只有从这些正确路线下去了解国际的指示，然后才能达到真正巩固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以向外发展的任务。 三、在非苏维埃区中的工作（1）城市工作 从国际对城市工作指示上，可以认识很明显是要在发展城市工作中立定几个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的方针来发展全国工作。远在指示反对改组派的信上国际已经这样指示了，要在一切工作上准备实行总的斗争，这是说在领导城市工人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都要向着总的斗争方面去发动。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无产阶级有了袭击敌人的力量没有。中央在这点上是没有动摇过。 这一路线从策略方面去实现，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以后，便以组织政治罢工为我们中心策略。日常斗争中很多经济罢工转变到政治罢工，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成为不可分离。党的中心策略即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罢工，一切怀疑于在中央领导中没有实现过政治罢工的不是事实，在红色五月中有过政治罢工实现。党也领导转变过经济罢工为政治罢工，如上海水电罢工，唐山五矿以及北宁路的斗争，都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怀疑于这一策略不能实行的完全是右倾的观念。但同时我们要指出组织政治罢工中心策略运用得有时太机械了，必须将这一中心策略，配合日常斗争灵活的运用起来。我们运用这一中心策略时有机械或孤立，只想用简单的政治罢工口号，而来配合部分的经济要求口号，因此只能有部分先进的群众被动员，而走到等待赤色工会或红军来干的情绪，落后的根本就不接受这口号。这是运用中的缺点。如准备武装暴动而组织赤色先锋队，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不配合日常斗争，如果今天不动，明天不动，后天仍旧不动，这样就冷淡下来了，或者是离开了。这是实际工作中不能配合日常斗争的一种极严重的现象。右倾的错误是停顿于日常斗争中，不去联系到政治斗争或发展到大的斗争，另一种错误是不管日常斗争，只想准备大的斗争，这都是错误的。当然现在下级干部最大多数的错误还是停留在日常斗争中，不向前去推动。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如何正确的运用国际的指示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打破这两种倾向的错误。所以国际决议案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要求”。 附带说到中央过去计划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受着国际反对，国际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而是指示我们如何去准备，反对在今天或明天就做。国际是根据在武汉工人斗争的力量不广泛，在工人斗争中党的领导不强固，敌人的力量还可以战胜我们，因此国际不同意。特生同志报告中已说到过分估量的问题，这种估量是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实际，在这样的基础上，当然发生了这个不适时的策略了。但是绝对不许机会主义者来解释说国际路线是退守的。 （2）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 应当由今天起更加推广和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他的范围和组织力量都不够，且过去还多是在小资产阶级身上，工人只有部分的参加。还没有能发动最高限度的广大群众。我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大炮，正是因为我们有群众的力量，然而现在这种群众斗争力量显然还不够，所以必须加强。 （3）实行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化的过程中，要反对胡适，第三党，取消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在这些有形的组织上去反对，同时也要防止那些第三个党派意识的发展。在城市工会中黄色倾向，帮口观念，乡村中的富农路线农民意识，都是妨害无产阶级斗争的，决不能放松与之斗争。 在我们领导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上，尤其是不可忽略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我们一定要承认现在党及赤色工会组织力量尚不够，群众中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尚不坚决，只有最先进的群众可以在我们口号之下行动，次之同情者是不能自己动，再次一等的只是消极反对国民党，最落后的还有对着国民党某一派存着幻想的。如果不是这样，则在拥护长沙胜利运动中是会有极广大的群众起来的，自然大的原因是白色恐怖的压迫，但不能将这一解释作为惟一的单纯条件，尤其不能将这一条件来掩盖我们在发动群众策略上的错误；如果这样，只有待红军来消灭白色恐怖才有办法了。因此一定要使广大群众能在部分口号下先动起来，然后联系到中心口号，使他们了解中心口号是他们所需要的。不然，是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的。 （4）广大的发展农民战争 现在全国各地激烈的农民战争发展着，有许多尚未得到我们的领导，所以国际指示要使这些自发的农民战争能够都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尤其是北方的农民运动。凡是我们农民运动够的地方，都必须要如此。 （5）正确的运用组织革命的兵变的策略 现在军阀战争的结果，使兵士生活更加恶化，同时红军发展与土地革命的事实放在士兵的面前，使兵士哗变来参加革命更是主要的出路。我们要去组织兵士哗变，要使这一力量不被反革命所利用，如变为土匪等。使他成为革命力量，这样就普遍的造成了兵暴的基础不论在当地是推翻地主，或是城市统治皆是兵暴。今天要指出兵变第一个出路是去参加农民战争，因为现在工人斗争力量尚不够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所以在大工业城市的兵暴不是目前可以立即实现的。自然我们是毫无问题要领导条件亦已成熟的兵变，在小城市实行地方暴动。这里可以指出我们组织镇江南京伤兵暴动来占领城市的企图是错误的，不仅这一次，过去停止了一次的南京兵暴，也是一样有过高的估计，这都是左倾的错误。 （6）青年与妇女 青年与妇女问题今天不必说青年工人农民与妇女在革命中地位之重要了，因为这是没有人怀疑的。问题是这一工作实际上怎样。虽然有组织的革命青年群众有百多万，但是这百多万是否我们的青年团能够领导呢。这数目大部分是在苏维埃区，他们是与省委中央没有什么好关系。在大城市中青年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危机，各地团的青年运动是削弱，这是不可不注意。青年团的反对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的在政治上的坚决是他的成绩，团自五次大会后执行转变至今连初步的成功还没做到。这个责任不仅青年团要负，党对团的领导是太不够了，至于最近“行委”的组织，实际是取消了青年团组织和工作，这是党更应负责的。 女工运动只有上海，或者再加上顺德，余则什么地方也没有了。北方根本没有做女工运动。现在党内的女工干部的缺乏，都是极应当注意的问题。党在上海女工运动中，得着许多经验，但是还未应用到全国去。 （7）少数民族问题 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是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部分。 联系上述两方面任务的，就是全国拥护苏维埃运动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要发动各地下层群众选举代表，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之工厂乡村中直接派代表共同来参加在广州暴动日开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任务显然是全国党的任务。中央已决定在双十节作一个拥护苏维埃政权之广大群众运动的发动，号召起群众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两个战争两个政权对抗中之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四）党的问题一、党的进步与组织工作的弱点党在二中全会后到今天，这一年中党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方才特生同志报告中已经给了一明确的答案，指出中国党是已经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摩洛托夫在联共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也说到了。但是要指出中国党在革命迅速发展中主观的力量常赶不上客观的发展。不仅中国共产党是如此，摩洛托夫报告说到各国党的状况：“工厂作坊里的工作的不充分，下级党部软弱，群众组织里党团工作不充分，特别是工会工作不好，这就是各国党实际上最大的弱点”；这些语句用来批评中国党是再适当没有了。只要看现在我们所领导的斗争的群众是流动着的现象，这是说明中国党在组织上尚很弱，无产阶级干部还不够，特别在党内的产业工人只有二千多人。党的政治影响虽然大，组织力量还不能巩固这一影响，所以国际指出中国党的任务应特别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 二、组织上的中心任务（1）扩大无产阶级基础虽然党员数目有十二万，但是产业工人数目只有二千多人，这个比重是太弱了，这个在领导的作用上，实在是太弱了。 （2）巩固支部的工作。 （3）加强干部，特别是引进工人干部，加强各级党部领导的力量。 （4）加强支部及党团的在工会及群众中的核心作用。 三、党内自我批评与坚决反右倾的斗争在二中全会后，就提出自我批评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央因策略上犯了部分的错误，于是号召同志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检查自己的工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这些错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 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这不是说政治局别的同志不负责，尤其是如国际指示的执行和传达迟缓是大家都要负责的。即如南京镇江的兵士暴动的问题，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我们是接受国际批评，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但不能允许任何同志的挑拨，如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同样的在检查工作中，也是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的。 自我批评，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一定要在巩固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不妨碍秘密工作环境，不超出检查工作范围变成攻击个人武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利用，他们利用中央个别的错误，加以造谣诬蔑，他们主要的是发挥自己路线，在今天与明天《红旗日报》上所登载的罗迈同志在江苏积极分子会上关于何孟雄问题报告的记录说得很详细。大概说，右派的路线是什么呢： （甲）对革命形势有过低的估计，不相信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不相信战后第三时期。 （乙）对帝国主义的大炮机关枪怕得发抖，想从投降妥协帝国主义方面找出路。 （丙）对于农民战争的意义看得非常之轻，认为攻长沙是一个部落的行为，认红军为流氓土匪。 （丁）对于主观力量悲观，认为不能领导任何斗争。 （戊）对于政治罢工的观念动摇 这当然是中央与江苏省委要号召同志与它斗争的，且这个斗争是已得了初步的成功，大多数同志是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主张肃清机会主义的暗探的。因为何孟雄的活动，以及政治观念不清楚的，或者真是有自己路线暗藏着的人，它们怀疑中央与国际的路线是否相同，在江苏已有陈韶玉〔2〕，刘峻山等同志已表显出它们调和的倾向，这也是党要和它们坚决斗争的，自然不能因此而减弱了自我批评，同时必须号召同志作两条战线的斗争。 四、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反右倾列宁说：“当反对右派时不要被左派利用了，反对左派时也不要被右派利用了。”我们知道列宁党在某一时期内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常是集中火力反对某一种倾向――比较更危险的倾向，同时也不忘记另外一种倾向。我们现在要将主要的火力放在反右倾，另方亦要反对“左”倾的危险。国际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是传达资产阶级影响到党内来障碍革命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这需要党极坚决的与之斗争，即那些个别的错误，如群众斗争中的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等等也不能丝毫放过。 同时要反对在反右倾中的“左倾”发生，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过激情绪，如斯大林同志说的“胜利得热昏脑袋”。中央制止过南京杭州的暴动，就是说中央工作不是没有反对过“左倾”。同时对于一些个别的“左倾”错误，也要去反对他，如最主要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不去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只作革命的清谈，这种危险便在专限于少数先进分子中活动而离开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这值得我们积极去注意反“左倾”，这不会减弱反右倾的力量，而反能更巩固之，因为“左倾”亦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之立场的。只有如此，才能不会使自己阵线中有弱点。这是国际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分清右倾与左倾，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是中央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坚决的精神。 （五）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关于革命的转变，这是带着一些理论的问题，在国际决议案上是占了一个重要地位，指出了在中国实际上将来可以实现的问题。国际决议案上很明白的指出目前中国革命中的特点： （1）上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不再参加革命了，而成为反革命，成为我们要推翻的对象之一，政治上是要解除其武装的。 （2）中国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围绕着无产阶级，是工农联盟的强固基础。 （3）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阶级同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统治，这是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表现出中国革命的特点。 （4）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发展着，这一政权形式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中尚未能确定，而在中国就决定了中国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最坚固的政权。 （5）在政权中的领导中共产党党员占绝大多数，不说将来的政府，即现在各地农民战争中已是如此。主张国民会议的任何一派是不能参加的，群众是不会许它们参加的。 这种优越的国内条件，使中国革命在其胜利的道路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在国际指示上，更指出过渡的阶段，要经过许多准备的阶段便要逐渐彻底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不仅这个，中国革命更有好的国际环境，它是在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同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成功，这是列宁所说的国际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不雄厚的中国，因有国际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可以绝对的保障革命的转变。 二、如何去培养革命转变的前提（1）社会的前提 使革命转变的社会力量，一定要决定于无产阶级之组织力量和觉悟力量，以及他与贫农的结合，这些条件今天是正在生长着。现在广大的工人斗争，和贫雇农的组织，当然在政权取得时将会更加成熟。 （2）物质的前提 国民党政府的企业，帝国主义的企业要没收它，民族资本也由行政处分上逐渐没收了，这样可使一切大产业入诸政府之手，并可以发展到农村经济大规模的经营――当然这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3）政权的领导力量 政权在共产党占了多数情形之下，自然是可使政权为革命利益而更集中组织，可以不再参加有其它政治派别的分子，以保障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 这些前提的培养是今天就要认识的，当然不是硬来就可以转变的，例如我们只有一些乡村，而后没收了作坊，即谓是有转变意义，当然是不对的。 三、反对转变中的错误倾向与反对三民主义和托落茨基主义 最后说到反对转变问题中的错误主张，我们在今天不应忽略了民主革命中的另一个可能，即是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存在。不注意到这点，即会发生错误。苏联的经验已有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尚且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发生，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中是更多可能的。 如果仅凭主观想用人力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这是不行的，我们是要培养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部分的转变的前提，才能在将来抑制另一种发展的趋势。因此民主革命的内容仍是目前的中心口号转变的前提的准备，也必须由这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中生长出来。右派将两个革命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是不对的，但决不能说转变已是目前主要的任务。另一种更危险的，是以为取得了工业城市，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于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到全国的范围有极大妨害的。 这样就指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是太机械了，可是反对两种错误的精神是对的。 最后党要发挥列宁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正确理论，要反对托落茨基派所说的中国革命已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妄谈。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与所谓国民党是要领导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欺人之谈。在理论上一定要战胜一切反动派别，要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中国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旅旅长，一九三○年八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在文家市战斗中被击毙。 〔2〕即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