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柏山发言——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听了特生同志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同志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觉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之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更〕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 当然在分析过去错误的中间，绝对不允许右派分子利用来反党反国际。在自我批评时，一定要与右派的路线分别清楚，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更有力的来反对右倾。 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这一问题的中心是世界革命总危机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少山同志报告中已说现在世界总危机的严重，同时指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认识，但的确还有模糊的地方。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之前，与陈绍禹等斗争，他们只看见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忽视了世界的总危机，实际上就是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取消了世界的总危机。因此得出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和投降政策。现在右派何孟雄等的一切观念，便是从这样错误的理论出发，证明我们过去坚决反对这样除外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不平衡的特点就不能着重的说明。因此提出了中国革命必然掀动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必然在世界大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这就表面上说还是不错的，但是认识得太直接了。这个“掀动”一定要经过一个斗争的过程，中国将来或许比一九一七年革命掀起世界革命的时期要短或许还要长些，这都不是现在所能预先决定而要决定于我们的斗争。因此没有明白指出斗争的过程，结论非常之直接，自然是错误的。我们虽未说今天中国革命，明天即有东京暴动，但如不认识这一斗争的过程，就是模糊的观念。 二、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六月十一号决议案提出目前总形势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同时反对认为现在已经是全国革命高潮（如江西省委所说）。这一总的估量与国际完全一致。可是，在分析这一形势时，就有了几个不正确的观念。 （一）发展不平衡问题 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指出这一发展不平衡的形势，因为经济上的落后与政治上军阀割据形势，于是统治动摇的形势是一样，而各地程度与速度不同，这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过分估量了全国总危机，认为如果在任何中心城市大斗争的爆发，马上可以成为全国革命形势，这句话本身就是忽视不平衡的特点。如果上海有总罢工是可以影响全国，但不能说这〔直接〕就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 工农斗争发展不平衡，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中也指出了的，但未着重这点，认为有决定策略的严重意义。而指出斗争形势是不平衡，而斗争的尖锐化是一样，因此是正在走向平衡的发展。工农斗争走向平衡是事实，但今天呢，是不平衡的。我们没有着重回答今天的问题，而太着重了走向平衡的前途，以此而来决定今天的策略，自然要犯到冒险倾向的错误。 自然我们在批评过去这些模糊观念的时候，同时我们要反对除外主义，右派因不平衡而说些地方除外，如何孟雄认为江苏是除外。同样因工农斗争不平衡，而对工人运动悲观，我们无疑的都要反对。 （二）估量工人斗争的形势 我们认为工人斗争非常尖锐，每个小斗争都可以成为严重政治斗争，这是对的。可是六月十一号以后，在某些文件上是把它扩大了。以为工人非但认识武装暴动的必要，并且已经有决心实行武装暴动，这是错误的。自“认识”到“决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必须在斗争中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以为有了“认识”即是有“决心”，这是很大的错误。 因此在策略也就犯了错误。 （三）对革命发展速度的估量 我们指出日益接近革命高潮而右派是认为遥遥无期，很明显的右派是错误的。可是，我们的确把这一速度看得太快了，以为只要有一个伟大罢工的爆发，马上就是全国革命高潮。 这三点是主要的错误。 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 三、党的总路线少山报告中，指出党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与国际一致的，因为总的估量上一致，故总路线上必然是一致。 中央估量革命日益迫近高潮，故指出用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目前的总路线，这与国际的指示完全相同的。 党的中心任务，少山报告中指出两方面：（1）对苏维埃区的；（2）非苏维埃区的。要把两个合起来，准备全国武装暴动。我们在这中心任务当中对苏区的注意不够，的确是很大的弱点，的确我们深刻得到教训。过去我们说，我们的基础主要的是城市工人，把一切力量集中城市，虽然反对右派对农民战争的忽视，同时也指出极力发展农民战争的重要，但我们不懂得，这是我们的第一中心任务。不管中央做了多少工作，因此一点，这些工作自然都是非常不足。第二、注意城市工作完全是对的，可是，六月十一决议案指出，今天的任务，不只是政治上准备武装暴动，而且要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轻易看来似乎是很对的，可是因为没有特别着重指出今天主要的任务还是在政治上准备武装暴动——就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这又是着重前途而没有着重今天。故此也可发展到策略上偏重武装组织与武装技术的准备而忽视日常斗争的领导。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政治上的准备，决不能因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而忽略了政治上的准备。这一重心是要特别认识的。 四、苏维埃区问题苏维埃区问题，完全同意少山的报告。只简单的再讲几点： （一）根据地问题 过去反对割据偏安的观念，完全是正确的，但因此而发生误解。以为根据地就是保守，因此就怀疑这一问题。如果仔细想来，如要扩大而无基础，如何发展呢？岂不又是游击战争的方法。我们只反对逃走，而没有想到立刻要根据地，这点上是不清楚的。且有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平衡是与我们不利的，看出了城市的弱点，要加重城市工作去争取平衡，但看不见在农村中却是我们的强点。更不了解要特别运用我们的强点来打击敌人。故特别加强苏维埃的领导，马上建立中央政权的工作，自然就放松了。 （二）中央政权 我们是积极建立的，但有机械的观念。认为这必须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联系起来，要在武汉建立才好，如在山上建立中央政权，岂不是开玩笑。而不知道在山上建立是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在吉安，长沙，南昌这些城市建立，为什么一定要在武汉呢？因此在实际上就没有积极迅速的进行这一工作。 （三）对帝国主义 完全同意少山的解释，我个人对这问题是不清楚的，根本原因少山已说出，即是只想到“可能”问题，因此只讲艰苦的战争，可是就以为连一点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绝对没有的，如过去海陆丰时，如前次的大冶事件，都是很好的例证。所以如有可能，一定要利用。还有一点觉得与帝国主义办交涉，群众就说是妥协帝国主义，这是不好的，所以国际电来时还是怀疑。 （四）土地问题 少山也指出了法令上许多皆是对的，但解说上有错误，我完全同意。如禁止买卖，这条不仅我们是如此想，而且是实际如此做，农民并且要求如此做，这是由于两个特点：（1）中国地主不是封地领主的残余，而是由买卖产生，因此地主一推翻，农民觉得仍旧允许买卖，一定还要产生地主。（2）农民受剥削，表现在租佃制，故一反地主，就连租佃也不要了。故苏维埃区一起来就反对这些。可见这又是太机械了。因为现有苏维埃区皆在南方，在别的省份有许多地方并不一定是这个形势（如自耕农多的地方）。如以法令来决定，可以使农民不了解。国际的决定就更正确。还有一点，资本主义农场，不应分割而应组织集体农场，这更是不正确的地方，法令上也如此规定，使农民易为受到富农的欺骗，觉得自己的土地也有失掉的危险。 （五）农民策略 中央执行国际指示，一般皆正确的，可是不知组织贫农团的重要，这的确是重要的。要反对过去一种左倾观念，即把“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地主与富农土地”的口号，这观念的代表是陈绍禹。而南通更是“杀尽富农”的办法，南通原来是富农路线一转而为“杀尽富农”，红色区域因此而大分裂，我们受了严重的挫折，所以这样左倾的办法是严重的危险。 （六）经济政策 国际指出允许自由贸易，是非常之对的。过去反对苏维埃区右倾，如朱毛提出“保护大小商人”，我们反对，因此没有充分注意自由贸易的问题，工人监督生产，在苏维埃大会上虽提出了，但解说不够。 （七）红军 过去一般策略是对的，如改变游击战术等，但对巩固问题的工作是不够的。在苏维埃区中这些问题过去是有错误和缺点。 五、非苏维埃区域（一）政治罢工 中央指出坚决组织政治罢工，且说一定要联系到经济要求（六月十一日决议），可是同样有“不止是要在群众的经济斗争中加紧政治口号的宣传并且要以政治的口号去组织罢工”，这是对立。可是没有特别着重指出要去发动与组织经济斗争，这样才能扩大政治罢工。因此影响到实际工作上就更利害，有时竟忽视经济斗争。这是在工人运动中犯的严重的错误。 （二）对赤色工会 执行国际指示，扩大赤色工会，健全工会生活，在上海有相当的成绩，当然不能如右派所说工会工作的转变是因孟雄，克全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原故。对黄色工会，注意到了要加强工作，但是因着重独立领导的原因，便发生了放弃或忽视黄色工会工作。 此问题到现在仍是严重。 （三）地方暴动 七十号通告指出这一策略是对的。 同样没有注意到农民斗争不平衡，南方可以直接组织地方暴动，北方的发展还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即令这一过程无论如何短促。这一点过去是没有注意到的。 （四）兵暴 原则上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要瓦解的军队，组织兵暴。可是不能过分估量。兵暴必须在工农斗争的影响之下，才能成功，过去我们组织成功的，皆在上述的条件之下。 （五）青年妇女 对青年问题，少山已讲过很多，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行委成立，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更助长了取消主义的发展，此当然是更严重的错误。过去党特别帮助团工作转变，这个精神是正确的，以后更要加强。二年来C．Y．工作削弱，是很〔严〕重问题。 妇女工作，的确是有忽视，或视为儿戏，不注意。当然不能怪，除上海香港以外就没有工作，这是取消观念。我们必然坚决反对这样的取消观念。 六、党的组织过去中央坚决指出主观力量与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故过去的努力完全正确的。六月十一号决议，更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与手工业式的工作方式。这在现在仍是严重，必须切实纠正，这是要补充少山报告中的不足。秘密工作上就可看出，最近任何一省的破坏，无不由此而来。 七、革命的转变过去中央反对那些认为“两个革命”严格分开的，又反对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这是对的。 可是也有机械的地方，即是指出中央政权成立的开始即是转变的开始。 这些是六月十一号决议上以及以后发展到策略上的缺点和错误。 八、总行委组织以后总行委的组织可以说明我们的幼稚。这总行委的组织应是群众性质的，而不是党的。我们把它变成党的组织，并且把青年组织也合并，运用上是根本错误，因此事实上也就取消了C．Y．。 后来在上海组织产业委员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在开始即指出工会成立，产业委员会即取消，但后来执行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妨碍了工会独立系统的指导与作用。 赤色先锋队是成为群众斗争领导力量，与武装组织，可是在解说时，弄成惟一是武装暴动的组织了。因此发生脱离群众的现象，虽然很快纠正了，的确有了工作上的不好的影响。 在大规模工作以后，工作是有发展，但是同时机关主义也复活了。这的确是我们未特别指出要反对空头机关的结果。 行委组织以后，工作方式上，因党的组织军事化口号之不适当，因而发生命令主义复活，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九、党内斗争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国际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坚决站定，执行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巩固反右倾的阵线。当然对于右倾更应毫不客气的攻击。 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 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这是三中全会的任务。 “附白” 这一记录太简单，说话时许多重要地方，以及发挥的精义，都失掉了。又因工作与时间关系，无法重写一遍，只好暂时付印，当做一个大纲。俟记录人详细整理出来后，再补印一次。 柏山附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