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 (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1〕 一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执委的指导之下,对于当前的革命任务,有更明确的规定,要求整个的党,坚决的实行策略上组织上相当的转变,去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现在中国群众革命斗争正在日益高涨,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军阀战争继续不已,农民的革命战争却在无产阶级与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有了猛烈的扩大,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亦在高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表现着更加动摇;工农苏维埃政权,却日益扩大。长沙战争之后,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因此一切反革命势力更加加紧残酷的白色恐怖,拼命的挣扎,企图勉强延长自己的寿命,同时也就更加暴露他们的恐惧和削弱。这种形势,明显的证明:中国正在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共产国际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三中全会的议决案,都明确的规定了这种时机党的任务。全党的同志,都应当深切的了解并且积极的执行这些任务。党的现在状况,使我们不能不特别加重的说明: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起见,必须要更加集中巩固党的力量,动员并且训练自己的队伍,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扫除党的领导作用反而落在客观革命斗争发展之后的现象,同时防止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脱离广大群众的危险——因为这样方才能够真正组织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而领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 中央政治局从二中全会直到现在,完全站在和共产国际一致的路线之上,领导着全党进行革命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全国劳动群众的领袖,组织上思想上的发展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都有很大的成绩,尤其是肃清资产阶级的奸细——陈独秀托洛次基的取消派,强固了党,增高了党的战斗力,并且继续反对盲动主义的残余,特别加强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最近,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之前,以及对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更能够公开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自己的工作,指出过去的缺点和错误,领导起全党来为着更加彻底执行中央和国际的一致路线而斗争,为着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参看三中全会的议决案和报告。) 二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任务,(1)是要发见工作上各种缺点和错误,以及他们的来源,而加以坚决的迅速的纠正,所以不但要有对于错误的认识,而且要有积极的具体的提议,来纠正这些错误。(2)必须切实的提出当地的具体问题来批评:这一盛这一县、这一支部的工作上策略上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限于一般原则和全国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评。(3)必须认清批评的目的,是在于研究怎样更加有力量有成效的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而决不能够动摇总的政治路线。(4)必须有布尔塞维克的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公开认清事实的勇敢,而不应当夸大和隐瞒。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于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这是一种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这个政党是否认真,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误,寻找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发生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是党执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教育并且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各级党部,都应当执行列宁的这个教训,很切实的依照共产国际和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执行对于自己工作的检查,而努力的积极纠正过去的错误。 三现在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新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 (1)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早就已经开始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如果说以前中央政治局因为“过分的”反对右倾,所以并没有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没有反对“左倾”——那是不对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不是要减轻些反对右倾的斗争,而是要更加加强这一个斗争,同时,加紧反对“左倾”。——“左”倾并不是更革命些,其实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所以说过去反对“左倾”不充分,决不是因为反对右倾过分了,恰好是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力量还需要加强。 (2)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应当仅仅限于理论上的斗争,而且要坚决执行反对实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甚么是实际机会主义呢?——就是表面上并没有发出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见解,可是在实际工作上,结果是做了群众斗争的尾巴,降低政治口号,投降黄色工会和富农意识,阻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右倾);或者,结果是脱离群众,忽略广大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妨害中农群众的利益而破坏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领导……(左倾)。因此,特别要注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一直到支部的党员群众之中。支部中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大多数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上,如果只注意到反对机会主义言论的斗争,那就可以忽略各种实际工作上的错误。而且反对这种实际机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错误,决不是简单的提出机会主义的名词,加以咒骂,就足以纠正的,一定要耐心的去寻找错误的根源,积极的指出纠出〔正〕的方法。 (3)再则必须注意:理论的实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党去解决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的。“左倾”的盲动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很明显的,不但由于指导机关过分估量客观的形势而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或者,不能充分认识党在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而忽略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也由一般共产党员直到支部之中,往往还不能充分的认识:共产党员是群众的先锋和领袖,他们的任务,不仅只是自己去革命,还要领导群众去革命。共产党不能充分明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所以会有不信任群众的观念:认为非共产党员的工人和贫农,都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只要我们来了,他们都会跟着来的’。这样,自然就会不注意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工厂委员会运动也不能扩大,更坏的观念是认为不积极参加斗争的群众都是工贼,或者是认为党只有到了武装暴动才有出路而认群众的日常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使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争取群众的任务逐渐脱离起来……结果,是要走到只有共产党来替群众革命,而不是共产党领导起群众来革命的观念了。 右倾机会主义根本否认革命高涨的形势——对于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口号(国民会议等)抱着幻想,对于进攻红军的时局,发生悲观失败主义的情绪等等。所以右倾的尾巴主义和投降政策,就是不去争取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却是要把党往后拉,拉到落后的“群众”观点上去——实际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奸细,黄色工会和富农等,因为这是要党不去做群众的领袖,而去做群众的尾巴。右倾的个别表现,例如工会的合法主义,这是不去反对黄色工会,或者只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个人,而不坚决的提出反对国民党。因此,即使能够领导到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可是在这种方针之下,不但不能去抓住斗争的政治内容,领导群众进到政治的罢工斗争,反而是模糊政治斗争的观念。其结果,一定连经济的最小胜利也仍旧是要丧失。在农民斗争中,只是停顿在抗税抗捐的阶段,不敢发动游击战争,不敢组织地方暴动去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或者在苏维埃区域采取保守割据偏安的方针,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总之,是投降富农,不反对富农——不但事实上对于雇农独立工会的组织和斗争怠工,并且放任中农群众落到富农的反动影响之下去。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都是放弃争取群众,不要组织革命的一切运动,不领导群众的争斗来扩大集中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总斗争。 总之,要完成争取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必须坚决的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四为什么现在右倾是主要的危险呢? 并不是因为“左倾”比右倾要好些。而是因为现在的事实是这样:客观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很快很激烈,可是党在革命运动之中和在群众之中的组织作用领导作用,却比较的落后。最近一年以来,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罢工斗争,由党领导发动起来的,比较以前要更多;自发的农民骚动和兵士哗变,由党去参加而取得他们的领导,或者至少得到相当的联系的,也要比较以前更多些。可是,如果看一看全国的情形,那么很明显的,党的这些进步还是太不够了。工人的经济的战斗,还有许多是自发的,党没有能够取得领导,或者虽然领导了参加了,可是不能巩固党的影响,不能使党的政治口号深入,不能领导这些客观上带着充分的政治性质的经济战斗,使他转变成明显的政治罢工。农民群众,尤其是在北方,自发的激烈的斗争着,有许多地方的运动,的确有很大的可能可以转变到更高的阶段,可以进一步而反对以至于消灭欺骗群众利用群众的反动领导(富农等),进一步而转变到地方暴动,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运动,因为党不能去领导,或者因为领导的方法是机会主义的,因此,失掉正确的道路,仍旧被反动领袖把持着。这种情形之下,右倾机会主义,即使是个别的表现,即使是无意的不自觉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客观上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影响,来阻碍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尤其应当注意是: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虽然已经肃清出党,然而他们的残余仍旧有些留在党内暗中活动。右倾机会主义不但有个别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甚至于形成整个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不管代表这个路线的同志,主观上是怎样想法,可是,客观上不能不也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已经详细的指出,这里不再重复叙说。总之,代表这种路线的同志,例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这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党开始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初期,他们对陈独秀主义就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现在,他们借口中央的策略上的个别错误,就说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中央路线完全错误。他们室传这种说法,还带着鼓动无原则的个人纠纷,企图把中央政治局里的个人和整个领导机关对立起来。尤其表示他们政治上的外交手腕的,是他们企图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来反对中央的路线。这里,很明显的是:他们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事实上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上是要破坏中国的党的。他们的活动,更是显然的客观上帮助取消派帮助统治阶级,来扰乱无产阶级先锋的队伍。他们的路线是:在中国工农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来阻碍这个过渡,阻碍斗争的前进和深入,要使工人斗争停顿在经济的小的范围之内(反对政治罢工),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说长沙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没有前途),投降帝国主义(说中国工农对于列强的机关枪大炮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取消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前途(说“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中国革命是空话”)。 这样,我们应当明白:为什么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了。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五同样,我们应当反对对于右倾或者“左倾”的调和主义。很明显的,如果放任对于右倾或者“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那么就一定不能够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能够彻底的为着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一致而斗争。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主要的意义,并不是绝对不容许讨论和研究,不是的。布尔塞维克的党一定不能够容许这种命令主义的精神,而必定要增高各个同志的自动能力和建议能力,必定要有集体的领导和集体的行动。不调和态度,也不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纯粹只有组织上的斗争(处罚开除等);反对倾向的斗争,必须有教育一般党员的意义,必须加紧思想上的斗争,使党员群众都能深切的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主要意义是:(一)必须坚决的为着唯一的一致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容忍两三条路线在党内来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因为这样,就会把为着总路线而反对“左”右倾的斗争,变成功〔为〕反对总路线的斗争,就会把为着总路线的自我批评,变成功〔为〕反对总路线的自由批评;(二)必须在民权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这就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不能够仅仅限于思想上的斗争——解释、驳斥等等,必定要有相当的组织上的结论——对于有倾向的同志首先要他遵守党部集体的决议去执行,违背党部的决议,就要受到相当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出党。 凡是反对这种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调和派,事实上是暗藏的机会主义,胆小的机会主义,他们不公开的来反对党的路线,不敢明显的赞成机会主义的主张,所以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企图缓和党对于机会主义的进攻,亦就是帮助机会主义的发展。例如江苏党部反对何孟雄的机会主义的时候,有些同志就是这种立场自然这种同志要声明“组织上服从中央,政治见解上还要保留自己的意见”。总之,对于这种调和主义,全党的同志也一定要坚决的反对。 同样,党应当继续肃清无原则斗争,小团体小派别的纠纷的残余。这种无原则的纠纷是消耗党的力量,破坏党的队伍的(例如河南的陈原道同志等)。布尔塞维克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的。小团体的无原则斗争之下,不论是进行实际工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不论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斗争,都会发生削弱和减低这种工作效能和政治斗争力量的现象:小派别的分子往往对于自己“所亲近的同志”,采取调和掩护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嫌恶的同志”,就故意扩大事实,甚至于造谣挑拨。因此,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都必须注意:要努力和这种无原则纠纷的残余奋斗。这种现象,亦都是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表面上虽然是无原则的,实际上同样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客观上帮助机会主义以至于托洛茨基取消主义的发展。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必须加以严重的打击,以至于完全肃清。 六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坚决的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委最近的指示和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现在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已经正在走进更高的阶段,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的将来,就要迎接决定胜负的战斗——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和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以提高党的战斗力,是万分必要的了;必须切实的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反对右倾“左倾”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着火力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必须反对调和主义,反对破坏纪律,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只有这样,党方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方才能够指导中国几万万的劳动群众的斗争,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中国地主资本家的政权,而完成中国苏维埃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注释 〔1〕日期是根据一九三○年十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