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七册（1931）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国际执委： 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这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 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即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功，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出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同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阵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时回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 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斯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斯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大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1〕两〈同志〉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全会政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斯科解决学生问题时，也同样有不尊重国际指导机关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显明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开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员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廿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廿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是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童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2〕，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着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丧，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澈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澈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澈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议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十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澈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持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 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他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澈底或不真实，而左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团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予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 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流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次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3〕徐畏之，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麟〔连〕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卅多人后（内中也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王凤志〔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全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谁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能澈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近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澈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澈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麟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迸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深认识要澈底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澈底的转变。 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行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地区域与红军的“围剿”，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各点： 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 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入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 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材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商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 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指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AB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层受到了一些挫折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枝。第一军人数枪枝均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域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蒋介石现在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人“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能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 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式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 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前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件，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廿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 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大借款等等，现正在开始加紧来做。 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得很有规模，但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 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有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 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开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向忠发 注释 〔1〕伍豪，即周恩来。 〔2〕晓野，即余泽鸿。 〔3〕“余飞”二字后的“（？）”是原件即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