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七册（1931） 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1] （一）苏联五年计划将近成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前提的日渐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日益露骨，使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同时，使国际帝国主义更加加紧对于中国的压迫与剥削，国民党几年来统治的结果，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而扩大和加深了全国经济的破产，不断的军阀战争，加倍的官僚制度，空前的捐税剥削，非人的白色恐怖，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更加陷于水深火热的地步，使这些饥寒交迫的千百万群众不能不从革命道路上自求解放。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在有些区域经过两三年的奋斗，更加兴奋了劳苦群众的战斗情绪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中国最近事变的发展，显明地表示出国际政治经济总危机及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最近事变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冲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南京与广东两个政府。这样，将使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 （1）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苏区的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又冲破了敌人第二次的“围剿”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势力（AB团，社会民主党，恋爱研究社等）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农红军更加巩固和壮大，苏维埃政权得到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巩固，巩固以至扩大了苏区根据地。 二、反动统治区域的有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日趋于重要产业部门，日带有显明的政治性，日益加重进攻的性质。 三、春荒时期的农民斗争的普遍爆发，各省所谓“盗”“匪”的日渐增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运动日益发展，分粮吃大户运动蔓延到关外各省。 四、国民党军阀军队士兵的革命化，和闹饷哗变的事实日渐增多。 五、反帝反国民党的情绪在一般群众中日益高涨，因而影响到中小商人也在罢业等行动中表示出对国民党的反对情绪的增涨，有些地方的学生开始着罢课运动。 （2）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这主要地表现在： 一、从地域上看，虽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运动除湘鄂赣闽外，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有了新的进展，但在其他各省的工农斗争还未达到直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程度，而且严格地看起来全因〔国〕反动统治区域的各地的群众斗争，也表现出各种各式的（地域上的和社会成份上的）不平衡发展的现象。 二、工人斗争虽然在有些中心城市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比起广大的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来还显然落后。 中心城市内工人斗争不但还未曾达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并且斗争也还表显出严重的散漫，自发和不普遍的状态，党在工人斗争中的领导，尤表现异常的落后。 （3）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主要地表现在： 一、中国统治阶级的最近一个新的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在广大群众中实际教训宣告破产。统治阶级各派都还未能找出更新的统治形式。 二、南京政府的假的统一完全宣告破产（广东成立临时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加急剧，军阀战争将一触即发。 三、统治阶级的财政状况几乎已到水尽山穷的地步，外债满期的达四万万八千三百万元有余，福建，湖北，安徽的省政府，均宣告财政破产，声称辞职，江西全省警察的欠薪总辞职，税捐繁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时常引起全业商人的罢业。 这些特点，充分证明出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主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和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区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已成当前的紧急任务。这种事变的发展形势，更证明共产国际去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决议，十一月对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及中共四中全会决议的绝对正确；另方面也就宣布了立三主义者，罗章龙右派及托陈〈取〉消派等对于红军苏维埃发展抱悲〈观〉失望，对于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取怀疑态度，对于共产国际及四中全会作造谣污蔑等行为的完全破产。 （二）目前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两个中央政府（南京与广东），北方各派正在进行着反蒋的军事团结与各种派别的分合活动，军阀战争已经处在剑拔弩张的形势。这固然一方面反映着国际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冲突的空前紧张（最近在反蒋问题上，主要地表现着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当然同时在各派军阀中也反映出英日之间的矛盾），另方面反映着军阀制度及中国各派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异常尖锐，但主要地还是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南京政府两次大举“剿共”遭受惨败及国民会议实验宣告破产之后，为着用各种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政策来各找挽救反动统治的垂死命运的出路。因此，国民党改组派，西山派，第三党等，深恐群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情绪会发育滋长起来成为革命火焰的高涨与统治阶级的解体，于是打起反南京政府“剿共不力”的旗帜来，企图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团结在“广东临时国民政府”的周围，以赓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孙石韩进行着第三派的团结，阎冯及奉系旧派等新北洋系的酝酿，久已消声匿迹的吴佩孚及安福系均跃跃欲试，都不外乎想把“剿共”重责自己担负过来，以免因国民党统治形式破产而根本中断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国民党蒋系的南京政府当然也不能不作困兽犹斗的挣扎，它一方面拼最后一滴血去“努力剿共”，另方面尽最后一息去准备对粤和对北方作战。然而，统治阶级各派在各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这种各找出路的斗争，不能不造成更有利于红军苏维埃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斗争发展的各种条件，统治阶级各派相互间的冲突和斗争越复杂剧烈，对于革命运动发展自然就愈加有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统治阶级营垒中目前还能这样公开破裂和剧烈斗争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外，主要地还因为一方面中国革命运动在目前依然发展得不平衡，另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还未能达到使敌人营垒中行经没有了暂时用这些分工合作的方法各找不同的出路的可能。如果工农红军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占领了湘鄂赣区域的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则革命的发展将更促进反革命力量的团结，中国各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不可免地将要立刻暂时统一起来以集中的阶级团结力量来对付革命的危险（当然，其它原因也能形成这样的结果──例如，某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赶上了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或者湘鄂赣以外主要区域有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怒潮的爆发等）。这一可能与必然的形势，在目前已开始显露其端倪；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已经异口同声提醒与教训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北方各派军阀们，应当暂时“和平妥协”起来，去对付共同的仇敌——工农红军，蒋介石与广东政府最近的各种函电，北方各派军阀的通电，宣言，上海总商会特别发出通电都把“剿共”列在第一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超过于反革命内部的矛盾，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自己内部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依然是企图以暂时统一的反动势力来镇压革命运动。 （三）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的这种反动企图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斗争及中国各派军阀相互间的战争，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及军阀制度才能避免，在共同进攻革命的一致中，不独不能真正消灭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而且要增加和尖锐化它们相互间的各种新旧矛盾，因此，在它们的“剿共”前提的暂时联合之下，也并非就完全消灭了它们之间因剧烈矛盾而给予革命方面以可乘或利用之机；而且我们相信：中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劳苦民众与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的友爱的坚决的革命团结，一定能够战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的黑暗团结。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增长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着中国革命运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无法能够消灭产生中国革命的那些政治经济的前提，便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消灭中国工农兵贫民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因此，我们相信：不仅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现在对付革命所采取的一切残酷的压迫与可耻的欺骗政策，将要立刻在我们胜利的工农红军及高涨着的群众运动之前迅速破产，就是它们将来采取更进一步的压迫手段与欺骗政策，结果也只有惨败。蒋介石第三次进攻红军的计画，在军事上只是要更加多给红军以可乘之机，在政治上只是更加暴露国民党反对群众和脱离群众的罪恶与弱点。蒋介石亲自出发江西，即不作张辉瓒，胡祖玉之续，恐也难免作鲁涤平，何应钦第二；广东政府准备派赴江西“剿共”的香翰屏，余汉谋等料定也不会比南京政府过去的许多战败将军起更多的作用；北方军阀虽然再多送几批兵马去湘鄂赣“剿匪”，料想也不过又是些另外的岳维峻，公秉藩，孙连仲。就是英美日法帝国主义者当着国民党军队无力支持而实行公开武装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动时，我们以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团结的威力，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民众的援助和同情之下，一定也能够步苏俄的后尘战胜帝国主义这种可耻的反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反动统治区域施行空前的白色恐怖，虽然使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组织受到许多肉体的摧残和暂时的打击，但任何白色恐怖的手段，绝对不能根本消灭革命运动，而且不可免地更要激起广大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愤恨与誓死奋战的决心。湘鄂赣三省是白色恐怖最严厉的区域，同时也就是红军苏维埃运动最先发展和最先巩固的区域，这一方面给了反动阶级的白色恐怖以实力的〈回〉答，另方面给了劳苦群众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冲破白色恐怖的坚强的自信。在国民会议这个总的纲领之下，从蒋介石到陈独秀，从汪精卫到邓演达，作了不少呕尽心血的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欺骗，然而在国民会议这幕迷剧开演以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双方实际行动，没有一时一刻一桩一件不直接间接地揭穿这幕迷剧的可耻真相，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其走卒们——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等——最近玩弄的许多假反帝的遮眼法术，在广大群众真正反帝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免地要遭受到可耻的破产。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罗章龙右派及黄色工会农会领袖们所宣传的那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所谓工农政纲——如二五减租，改良水利，部分的没收土地，国民党劳动法，工厂法等等─—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运动扩大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遭受到死刑的宣判。叛徒傅柏翠一类地“成立新共党”，“土地归农民，不要苏维埃”的“新式”欺骗，托洛茨基教训陈独秀等的“不要骂红军，只须骂共产国际及中共的领导”的“巧妙”计策，或者将来更进一步地学习俄国反革命经验来作些“土地归农民”，“不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类的欺骗宣传，我们也能应用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经验来揭穿它们和战胜它们。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它们长期反动统治过程中不仅已经掘成了自己的坟墓，并且已经培养成了大批的有足够力量埋葬它们到坟墓中去的群众。历史已经注定了它们的命运，对革命势力的任何压迫与欺骗不能根本挽回他们的厄运。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帝国主义与各派军阀政客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是抱着誓不并存的仇恨的，它们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和工农红军拼命，蒋介石第二次进攻红军时比第一次增更多的兵力，定出更残酷的计画，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出过更大的力气，在这次第三次“围剿”当中国际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们一定要用更多的军力来和红军作殊死战，一定要更加重对全国革命运动的压迫与欺骗手段；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两次冲破“围剿”的胜利，便存下轻敌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认识：冲破第三次“围剿”，需要我们比冲破前两次“围剿”用更多的气力，就是揭破敌人的各种武断宣传的欺骗，也还需要我们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努力。冲破第三次“围剿”的迅速与否，全靠我们苏区与非苏区的工作如何而定，实现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一定需要党领导广大群众作更艰苦的战斗！ （四）因此，无论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如何有利，无论反动统治的维持是如何的困难，如果革命领导方面没有及时的正确的策略，那么，在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还不能保证革命方面的必然胜利。目前革命运动的发展，更加证明这一断言的正确。凡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的正确路线的苏区（首先就是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目前都得到强固工农红军及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的伟大胜利，而且各苏区最近所得胜利的大小与他们各个实行国际路线先后和多少成正比例；只有未曾得到国际路线指示而继续受立三路线领导的如二集团军过着逃跑奔窜的生活而时常受到敌人的打击。反动统治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还表现出严重的散漫，零乱及自发性，反帝斗争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有组织行动，江浙各省，西北，东北及北方各省的农民斗争多半还带原始性，半原始性及自发性，与我们党过去受立三路线领导以致不正确的领导工人斗争，放弃反帝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以及现在还未能走上群众这些斗争的真正先锋地位，有极大的关系。中央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苏维埃区域一般地还都是刚才开始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反动统治区域在执行国际路线过程中还很少令人满意的成绩，立三路线与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两面派的手段，调和派的思想还随时随地的障碍着我们实际工作迅速的转变，党的领导还未能走上各种群众斗争的前卫，时常还表现落后。党要能迅速地完成当前的紧急任务，首先就要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指示，不仅苏区党要更加有力地动员起来，非苏区党同样地要努力起来为着当然〔前〕紧急任务而奋斗。非苏区党部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作得极不充分，必须有一澈底的转变。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立刻动员起来，执行下列具体决定，以便迅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 （1）江西中央苏区至迟在八一以前必须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它各苏区代表大会也必须立即举行。同时，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一首先就是上海，香港，北平，天津，满洲，徐海蚌——须立刻动员起来，领导广大劳苦群众热烈地作庆祝红军胜利的群众示威，集会，广泛地宣传全国苏大会开幕及其政纲法令草案，号召工农兵贫民选派代表去参加苏大会和加入工农红军，发起广大群众的慰劳工农红军的募捐运动。 （2）各苏区利用自己连次战胜的经验及敌人可乘的弱点来决定我们的新战略，以巩固根据地的阵营，配合着诱敌深入及击破一方的战术，来摧毁敌人“长追”的部队，以发动广大群众后方骚动和四出游击的计画，以瓦解敌人“堵截”“预备”的队伍，以广大地组织和应用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加紧邻近苏区的反动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及兵士工作，来打破敌人“利用民团游击”及“党，政，军，民合作”的计画。一方面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单纯的军事投机观点，以为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红军便可毫无顾忌的离开根据地而冒险轻进；另方面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对国际路线曲解的庸俗观念，以为巩固根据地的策略内容，便是使红军永远保守着几个狭小区域，在任何时候我们的苏区和红军均不应扩大。英勇卓绝地时时占在军事的主动地位，处处从应用广大群众力量去战胜敌人着眼，不丝毫放松敌我对比的优势机会乘机消灭敌人的主义〔力〕，加倍地巩固苏区根据地，同时，沿着根据地的周围巩固的向前发展，以扩大苏区的领域，是目前中心的战略。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之下，应该实行采取保存红军主力与避免正面冲突的战略，在现时也依然有效。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进攻红军的主要后方区域的党部，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组织士兵的革命哗变和领导启发的兵变，进行军事上的破坏工作，响应苏区的军事行动。 （3）建立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首先就是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岳州，南浔路，武长路，京汉路等，要成为苏区及非苏区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尽力把这些区域的党的组织基础及群众组织基础建立起来，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响应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4）必须利用现时战胜的便利条件，更加加紧建立与巩固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强同战斗力的真正“铁军”似的工农红军的任务。把最近作战的胜利经验中的优点和弱点搜集起来训练我们的红色战斗员，并且要把战胜得来的各种武器能够有组织地利用起来，开始作大规模平地战及城市战的演习。非苏区党部团部必须尽量把军事专门人材，军事技术人员及军事政治人材输送到苏区去。 （5）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专门组织，同时，要把肃反工作的真实基础建筑在广大革命群众阶级自觉性及积极性的身上，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这一正确原则，加之以无情的思想斗争，这样来吸引广大贫苦群众积极参加苏区的肃反工作和使动摇的中农分子不受反革命欺骗利用。 （6）必须作到真正动员全党加强士兵工作的转变，中央要求苏区及非苏区的地方党部——尤其是邻近苏区及军事要塞的反动统治区域党部，立即把所有党员动员起来，同时，把青年团员及一切革命的工农成分都动员起来，要它们作一定计划的士兵工作，选派一部分政治坚定和能吃苦耐劳的党员团员及一般革命工农分子，给以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送入到敌人的各种（海陆空军）部队中去进行瓦解和夺取敌人士兵的艰苦工作。苏区党部除派人打入敌军外，必须领导红军士兵加紧作战场上与敌军士兵“联欢”的工作，对俘虏士兵工作，必须有一澈底的转变，不应该只着重于开欢迎大会后给资遣散，应该是多动员广大群众对他们多作一些较长时间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然后把它们之中较好的成份吸收到红军中去，分料到我们坚强的红色战士一块去，使他们学的军事技术能够拿出来帮助工农兄弟，而我们的红色战士能够在政治上改造他们，同时，并应该分配他们以土地。当然，不愿意留在苏区的，我们必须给资遣散它们，鼓动他们到敌人部队中去散布我们的影响。 （7）红军累次的胜利与群众斗争的高涨，及为着加速地冲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更加重了党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任务。过去几个月来，党对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表现出严重的落后现象，许多自发的斗争党未能去领导，甚至有些地方党部忽视和放弃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中央要求全党立刻进行职工运动的转变，从中央到区委，必须立刻建立起有经常系统工作的职工部以加强对工会工作的注意和指导，产业支部应该起赤色工会的党团作用，加紧领导各种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后的罢工，组织和领导有可能的某一产业（如上海丝厂及电车等）的同盟罢工，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是对于我们工农红军的有力帮助。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必须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经常工作。 （8）春荒夏荒时期的农民斗争正需要党去领导，党应该把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税，抗债，分粮，吃大户种种斗争，夺取农民半宗教性组织内的群众，准备与发动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民群众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组织，成为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9）反帝运动在红军苏维埃发展的影响之下，在有些地方已经日渐卷入更广泛的群众，苏区与非苏区党部必须根据中央最近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决议的指示，作到一个真正实际工作的转变，同时，要立刻纠正过去对于青年与妇女工作的忽视错误，加紧对于各地团部工作的领导和帮助，立刻在各级党部之下成立有经常工作的妇女部，许多党的省委，及地方党部都没有妇女工作的现象，是再也不能一天继续下去的。 （五）能够真正完成上述任务的前提是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的强固，与革命的积极性，党必须对于党外敌人的一切反共产主义的，反革命的思想，加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必须把共产党的政治面貌与政治要求，与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政治面貌与政治口号画分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反革命派别提出的一切武断宣传与欺骗口号，都要及时地揭露其反革命性，要努力肃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在党内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须要具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一切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加紧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首先就是对于革命运动形势的估量不足，等待军阀战争而放松拥护红军苏维埃任务，以为军阀战争不爆发什么没有办法，放松群众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等倾向），丝毫不放松反对“左”的立三路线的残余，坚决地反对那些以为“四中全会后立三路线已经不成问题”，“立三路线残余已经肃清，不必虑及”的立三主义掩护者的武断宣传，残酷地打击那些以为“罗章龙右派破产后，右倾机会主义已经不十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士的可耻论调，随时随地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消极，怠工等作决绝的斗争，对于口头拥护国际路线实际反抗和不执行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以及对“左”右机会主义的调和派坚决地开火，尤其要对那些反对自我批评的各种倾向（如以家长制度压制自我批评，用怠工辞职方式反抗检查工作，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等等）作残酷的斗争，因为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残酷无情的自我批评的武器，那么，所谓加紧两条战线斗争及实行党的工作转变与组织改造等，都变成了一些时髦的空话，只有在锐利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的锋芒之下，才能揭露那些—切离开国际路线的反党倾向的原形，才能转变那些客观上帮助敌人破坏和隔离群众联系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才能将那些消极，失望，腐化，怠工，投机，动摇的异己分子，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下层组织中洗刷出去，将那些阶级意识坚定，工作情绪积极的好的干部──首先是工人贫雇农干部吸引到党的领导及组织中来，同时，坚决地打击那些保持着各种派别观念及对共产国际领导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们的侮蔑造谣的，残酷无情地揭露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曾经有过的“小团体观念”对于党的危害和罪恶，反对任何方式的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倾向的活动，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此外，目前紧急任务的执行，需要提高和发扬每个党的组织与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除却应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外，必须广大地采取革命竞赛的工作方式（不仅组织与组织间应订竞赛合同，个人相互间也当采用）。只有把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尽量发挥和运用出来，才能够加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 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我们在五个月时期内冲破了，第二次“围剿”，我们在三个月便冲破了；现在敌人正开始着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计画，中央相信，全党在接到中央这次训令后，一定能够立刻动员起来对于过去两次训令所指示过的工作作一严格的检查，根据过去一切胜利和失败的教训，依据这一训令的原则，立刻规定具体的工作计画，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勇气和热忱来实现党的当前紧急任务，那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光荣胜利！ （这一训令应与《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地方党部的训令的参考材料》同时讨论） 一九三一年六月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注释 （1）原件无日期。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分六月六日，六月十日两次会议与讨论了本文，《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发表本文时注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