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七册（1931）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一九三一年二月） 目录 几点必要的声明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编辑部的话 三版序言 （―）引言 （二）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二、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三、现在阶级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四、革命政权问题 五、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三、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一、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三、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四、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A．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B.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四、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 五、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 一、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三、维它〔1〕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A.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B.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六、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二、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三、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 （三）结论 （四）再版书后 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 A．补充说明的问题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 B．纠正说明问题 （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 C．新加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 三、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 几点必要的声明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的发言原则（这一发言我有书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分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线来信时，我检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许多问题，我没有国际来信所说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小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组织结论。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没有工夫继续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评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错误的东西。 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许多不十分衔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 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 四、这一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个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 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继续写的，没有目次），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 韶玉 一九三―年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一、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二、再版书后，一方面是为的补充对立三路线各个问题底说明，另方面，是为的阐明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 三、小册子后面附录的那几种文件，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线及反罗章龙派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同志们要想更详细地研究反立三路线的问题，必须想法购买苏联伯力国家出版部远东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线》的文集。这文集里面有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有各种反立三路线的文章。 韶玉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庐山 编辑部底话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底政治决议指出：“在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有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近年来的发展和胜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内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密切关联着。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反映出两年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底实际为容。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 这本小册子，在国内早已出版了。可是，直到现在，国外侨居的同志们，还不是每个人都已经读过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编辑部就把我们从国内接到的一份拿来翻印，以供给我们的全体同志以及一切注意中共布尔塞维克化问题的读者。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周年纪念日） 三版序言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时光荏苒，我们党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迅已将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反革命的本质。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们，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侦探走狗，李立三路线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的同志们，有的则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终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证明。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当本书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说：“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些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这一段话在小册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分，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见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性的著作，则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词句作必要的注释或修正外，我对于本书现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 我们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主要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监狱内痛苦而死；沈泽民（即书中所写的则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饿而死；陈原道（即书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书中所写的劳侠）同志早已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鉴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监狱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张孑之（即书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阵亡。当本书三版之际，抚今思昔，缅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殉难之各战友，无任怆然！本书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诸战友之一点纪念！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本书初版、再版时，均用“韶玉”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译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之一书上（此书系专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编《红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雨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采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分子，在许多刊物上故意发问说，“为什么陈绍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说成好象“不光明”的事，企图以此来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换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专门出卖革命者的血腥人头贩子，大概到现在还悻悻于怀地问我说：“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绍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换句话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领取那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赏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说？对于这种人的言论根本没有驳斥的价值。但是当本书三版之时，作者已能用真姓名问世，为使读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志于此。 陈绍禹 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 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1．引言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分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分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来澈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2．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则以为“第三时期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渡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现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加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桩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那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势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问题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互关系。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源是，在他看来：“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 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义〔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等灭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的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级的年龄比民族资产阶级老，而且力量比它大；（四）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成份作亲密的战斗员，城乡的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等等。他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丰富的革命动力（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他不相信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和力量，他不相信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声援的力量；因此，他不相信，在现在国际形势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中，一方面凭借本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伟大战斗力，另方面得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暴动与骚动等帮助之下底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不仅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而且有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实际内容，可以简括起来说明如下：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草命，没有什么！”前者的思想来源是孙中山式的“我大中华民族主义”，后者的思想来源是对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示畏缩、失望、投降无出路的情绪，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方面表现，其中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辩证的联系。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地用取消主义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公开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才有爆发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李立三机会主义者则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空想高调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极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年《布报》四、五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把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三、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澈底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五到○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五——○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四、革命政权问题 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澈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 五、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2〕）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的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的（A．反帝国主义斗争；B．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C．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D．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来；E．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立三同志始终不能明白了解决定中国革命转变前途的那些国际的（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上说：“决定革命胜利以及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国内的条件（他曾经公开取消赤色工会、公开联合富农、公开主张不反对资产阶级，他忽视雇农工会，不懂组织贫农团，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等等）。他始终忽视共产党根本任务和根本政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他尤其忽视和放松保障澈底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任务（首先表现明显地，就是他忽视党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以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主观与革命形势发展没有关系！”）。他忽视和放松了党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的领导。因此，他对于革命转变前途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他一方面说：“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是不会有丝毫间隔的”，遮〔摭〕拾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牙秽，企图跳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经步骤和阶段；另方面说：“我们不要幻想和平的转变”，服膺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不相信可以经过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来逐渐实行革命的转变（当然要经过极残酷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阶级斗争），以为还须再来一次武装起义推翻现在阶段革命胜利的既存政权而再去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 立三同志对于上述的这一切革命根本问题，都有了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见解，都或多或少的堕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孟塞维主义的泥坑，结果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当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紧急关头，完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而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 ―、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于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有最正确的估计，并在客观上证实了的估计。我们布尔塞维克总是尽力之所及以求忠实于这个要求，从无论那种政策的科学根据上看来，这要求无疑地是必须遵守的。”（列宁——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第一信）只有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阶级相互关系的状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根据事变发展的特点来正确地科学地估计时局的情势，估计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才能正确地了解与规定在革命运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的党的具体任务和为实现这任务的具体策略。今年（一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时局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剧烈和深刻的基础之上，开展和加深着全中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军阀战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崩和破裂（国民党改组派联络北方各派军阀在北平成立政府以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过去几年因为中国反动统治的结果，中外资本拼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恶化到极度，再加以现时极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大批的群众失业、金贵银贱、物价腾贵（首先就是米贵、米价涨了百分之七十）的结果，使工人的工资更加低落，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几乎快要到了饿死的程度。战争连绵不己、交通破坏、金融紊乱、捐税加重、征发不断，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扩大和加深其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乡贫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与程度，成千累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工人大批的破产和失业。工农劳苦群众这样痛苦颠连的生活，使他们更加认清在现在这种统治之下没有出路的事实，使他们更加对于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改良民生等等）表示绝望，使他们不能不一天一天地革命化，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底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势力的打击之后已逐渐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因为厌恶军阀战争和不满意牛马生活，时常有部分哗变逃跑等事变的发生，有时也有直接投奔红军和援助工农斗争的事实发现，军阀制度的崩溃情势日益明显。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革命新高潮生长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和弱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不能适度呼应的相互联合和汇合，南中国许多省份里的好多县的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等群众，在共产党一般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已经实行起来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开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而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是一般的高涨，但在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还极散漫而且薄弱，斗争性质也还未达到直接为政权而战斗的地步。另方面又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民战争广大发展的省份，还只限于湘、鄂、赣几省的区域，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比湘鄂赣也不免落后，福建农民战争还只停留在闽西的一部，河南、安徽、广西、四川的地方暴动还只限于边境的若干县，江苏、浙江的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过是零星局部的现象，北方各省（山东、山西、直隶等）以及西北各省（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广大的农民的半原始性的自发斗争时常发现（如红枪会、大刀会、回民骚动等等），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还极其微弱，以致运动的领导主要的还操在小地主、富农之手，还未真正走向革命斗争（虽然客观上有反军阀制度与反军阀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的轨道，云南、贵州的运动还一般地落后，东三省的情形与长江流域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人斗争比较发展的，也还只限于上海、天津、青岛及其他一切次要的城市（如景德镇、自流井等），就连武汉以及香港的斗争，也还零乱脆弱。共产党在全国各重要中心城市中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会员在全国十万人中，苏维埃区域便占去了绝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人团员的数量，绝对的减少（原来数量即比党少）。把上述这整个事实的全景综合看来，我们便可正确估计当时的时局真象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日益生长，但是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走到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地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斗争，广大发展着的还只不过南中国几省的有些区域，整个军阀军队的兵士——尤其是主要军阀的基本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崩溃和革命化的程度，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力量，还不能保证必须的力量，去根本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这种估计毫无疑问的是合于客观事实及事变特点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估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立三同志怎样估计当时的中国时局呢？“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见《布报》四、五期立三同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革命运动发展，表面上是不平衡的实际上是平衡的。”“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只要在中心城市有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便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结论）“目前全国的形势，无疑地是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形势。”（见立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案）这种估计显然地是不符客观事实，不计算阶级相互关系，不顾及每一阶段的事变的特点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估计。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讴歌中国统治阶级的稳定，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事实，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新高潮已经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的论调，毫无疑问地都是张伯伦、汪精卫，蒋介石等的应声虫的唧唧哀鸣，根本值不得客观事实和列宁主义武器的一击。 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革命运动高潮是什么呢？这就表示“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见斯大林同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一书中“革命运动的高潮与低潮”一段）即表示统治阶级的力量日趋削弱和崩溃，被统治阶级力量日益增长和强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党的策略应当怎样呢？“党的策略是进攻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以及革命斗争等等。”（见同上一书）所以高潮是表示革命运动由开始发展到最高顶点整个时期的形势，革命形势是高潮发展的顶点，高潮在一定条件之下发展到适当的时候，要发展成为革命形势，只有在高潮发展成为革命形势的时候，武装起义才是直接行动的指令。革命形势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的说，什么是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或那种的‘上层’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与愤怒。通常革命的到来，仅仅‘下层不愿’忍受旧式的统治还不够，还要‘上层不能’按照旧式的统治而生存；（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群众在‘和平的’时代，让人家安群地掠夺，而在风雹的时代，整个革命的环境以及‘上层’自己将他们吸引到独立的历史的事变中去。……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因为武装起义及起义胜利的条件是：“第一，要起义胜利，应当不凭借少数人的阴谋行动，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的高潮；第三，起义应该凭借正在滋长的革命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营垒中与柔弱的、不澈底的、不坚决的革命朋友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时。”（列宁）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是正确地了解在高潮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策略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准备武装起义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日益逼近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当有些同志指责立三同志这种理论上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具体策略错误时，立三同志把这种严重的策略争论，曲解成“名词争论”，“翻译错误”，他的“十足”理由，便是：（一）在中国党同志的习惯上以及一般文件用法上，都是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表示武装起义形势而相互并用；（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便是“直接革命形势”。其实，这两点理由，都不过是立三同志强词夺理的遮羞之词。我们姑不引证中国党一般同志的习惯用法并未将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相互并用的各种例子来驳斥立三同志的谰言，即就立三同志自己的习惯用法来讲，也可看出立三同志这种说法的欺人自欺的愚笨可笑。例如立三同志在《布报》五期上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一文的三二、三三、三七各项上说：“工人群众罢工的高潮”、“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潮”等等，难道都可以解释成“工人群众罢工的直接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工人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吗？恐怕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吧？！第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不即是革命形势一节，就决议上高潮所指的意义和事实上看，便可以明白地证明并非把它即当作革命形势，例如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上说：“……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象征，如：（一）反帝运动的复兴；（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逐渐兴起……（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已可以见到……”，难道这可以解释成直接革命形势吗？难道可以说在六次大会时中国已经见到革命形势的象征吗？恐怕就连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吧？！然而立三同志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所谓名词（含有革命现状估计及策略决定严重意义的名词）混为一谈呢？在他把这两个名词合而为一的手法之下发现了些什么把戏呢？第一，他用窜改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案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了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的高潮（他把去年国际执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及莫洛托夫报告中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改成世界革命运动“复兴”或“浪潮”），第二，他用涂改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特别是工人斗争的高潮（去年国际在论职工运动的信上已经指出：“在中国已经有罢工运动的高潮。”）（去年一年中国罢工人数七十五万人，占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五十三万一千人），在今年春季论改组派信上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立三同志等将这些高潮都改成“复兴”或“浪潮”，直到今年对于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案争论时，立三同志还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他在《红旗报》上还极力否认“高潮已经到来”以至“高潮开始到来的”事实。此外，即就文字的涵义来讲（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名词涵义，有极大的具体策略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复兴”或“浪潮”绝不能代表“高潮”的意义，“复兴”是表示已经毁灭和衰亡的事物重新还元或复活，“浪潮”有“高潮”“低潮”的不同，都不能显示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真实意义；第三，他在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的混合及全国形势都是日益逼近革命形势的这一好听的名词之下，根本否认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之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个省份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和不相信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立三同志等在高潮即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 三、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中，已经显明的呈露过。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来源，是根基于中国经济政治的背景。第一，半殖民地的中国被世界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每个一定势力范围内，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第二，因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畸形，以致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还保有极有势力的封建残余，政治上还存在着军阀制度的割据形势，以致全国还不能够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单位；因此，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阶级的组成与力量的对比关系不能齐一的一致，以致各个区域里统治阶级的崩溃的程度与速度是不平衡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经验、决心与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会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特点和弱点以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政治决议案上说：“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在这一次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显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和特点。从地域上讲，新的革命高潮首先成熟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地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从工农斗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工人运动比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武装斗争要落后些，就是工人斗争还没有表现于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战的形式。”因此，虽然一般地看来，革命运动新高潮是大体上具有全国范围的性质，但这一高潮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展成为革命形势。革命形势可能而且难免只首先在那些条件最具备的地方（统治阶级崩溃破产的程度和速度特别剧烈，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决心、勇气与力量都特别深广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例如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立三同志为领导的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既把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既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和弱点，既躲藏在“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存在的事实，当然不能不作出：“在中国革命中，只有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问题，绝对没有巩固或维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的策略结论，自然不能不认为“割据一省或几省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是极端严重的右倾错误”，是“和平割据”、“保守观念”等等。立三同志等既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特点，当然不能了解所谓中国革命首先可以在一个或几个省份胜利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究竟何在。他们不了解如果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涵义，只是一省与几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便是全国武装起义，那末，根本便无所谓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了。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不最先在当时的彼得堡起义，然后才在莫斯科起义，然后才在南俄等处发生起义吗？难道法国、德国等革命一定是全国各地同时一齐举行武装起义，而没有一点先后之分吗？为什么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不提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问题呢？为什么不说法国、德国等等革命，也有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呢？因此，可见所谓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的实质，绝不仅是说革命先在某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而是讲不仅在这一省或几省可以首先爆发，而且可以首先胜利，不仅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实现，要引起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战斗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全国阶级斗争的更加尖锐化和深刻化，引起全世界各阶级的震慄咒咀与兴奋同情；同时，还必须要懂得，我们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组织与武装既经胜利区域的千百万群众，以及发动和领导反动统治区域里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各样各式的革命斗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建立起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临时中央革命政府，澈底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纲，使我们既经胜利的区域，能够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点和根据地。立三同志等把巩固既得的一省与几省的革命胜利的问题，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问题分割和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巩固既得的胜利作为革命根据地，正是将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而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之一；因此，便不能不作出“或者全国暴动，全国胜利，或者一处也不暴动，一处也不胜利”的“左”表右里的结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 四、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澈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澈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分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 A．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一）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权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国际指出：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工、农、兵群众的代表机关，真正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权，真正有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而团结起来广大贫农、中农群众在周围的政权组织，“每个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布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和苏维埃区有些党部作了些什么呢？关于在相当区域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立三同志自己承认说：“他们以为在未打下武汉以前在山头上去建立中央政府，是开玩笑。”（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不加以应有的注意。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到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见赣西南的报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以致有些地方富农、地主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指使之下，不仅时常在赤色区（周）围内部打游击，而且阴谋组织许多名目的反革命团体（AB团，——即反共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等等），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份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以致直到现在，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二）关于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问题 国际政治决议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同时，更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具体办法是：（一）改善红军的社会成份——使大部分红军兵士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和苦力；（二）健全红军的指导干部——首先就是坚强的工人成份；（三）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四）集中红军的军事政治的指导；（五）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将现有红军新编红军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周志们对于红军建立问题的指导与实施怎样呢？最初一个时期，完全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今年苏区代表会以前，差不多各地红军苏维埃运动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来发展的，直到某部分红军建立起来时，立三同志等只限于派一个或几个军事同志去当军长、师长或大队长，对于红军的其它一切建设工作，都未曾采取过正确的和积极的指示。到湘赣鄂红军有了相当庞大发展时，立三同志等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红军已经是“打天下”的力量了，每天调动刚刚形成的红军去攻城掠地，唯一的指导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人员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讨论会上的报告与结论）至于改造红军社会成份、建立健全领导、加强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工作等等，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做过，连想都未曾想到过。以致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二三十军红军，实际上战斗力真正比较坚强的还不过朱、毛、彭、黄所带领的几军。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 国际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立三同志等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他们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与意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他们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他们把巩固胜利与扩大胜利的问题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来去而生灭）的现象，以致形成赤色区域的广大逃难难民的现象（跟随红军“跑反”），以致国民党便于利用红军流动的机会来屠杀苏维埃区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等几县苏维埃成立后，当时红军第一军全部开赴武汉附近游击，并且地方武装亦完全开走，国民党乘机派遣大批白军杀戮民众一万数千人），以致有些苏维埃区工农群众多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以致形成红军无目的地攻城掠地的行动，以致到一九三O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四）土地农民问题的解决 国际几次关于土地农民问题的指示——尤其是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曾坚决地指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党对于这样的富农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的农民的土地上去。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立三同志等对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和解决；在六次大会后的第一个时期，立三同志等曾经公开地主张联合富农，在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实际受到国际指责与一部分同志抗议及江西农民反富农的事实的打击以后，二中全会上立三同志等便来一个“只反对兼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不反对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的决议，结果依然是联合富农的变相策略；当立三同志等这一理论与策略，受到一部分同志抗议及农民革命行动打击以后，立三同志等便又想出别种口号在客观上执行富农路线，他们说：“变动了富农的土地，便消灭了乡村雇农，消灭了党在乡村中的阶级基础”（立三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结论）——少有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他们反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当时召集的所谓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暂行法上，规定：“分配没收来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而未指明应当怎样和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农民各阶层的不同办法应该怎样等等。因此，很多地方实行这种分配的结果，富农不仅不吃丝毫的亏，而且得到新的土地——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有时得到很少的土地。另方面，他们又在“左的”行动之下来危害革命利益；如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着：“不分配大私有者的土地”、“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过早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以及“在全国革命未胜利前，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士”的错误办法——使红军不能巩固和扩大的办法。立三同志客观上执行了富农意识。至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革命胜利的联系宣传，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至于立三同志所谓中国北部的土地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是抗捐抗税，这更加明显地证明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一贯的富农路线。总而言之，立三同志等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的根本问题，完全与国际采取相反的路线。 （五）雇农工会与贫农团问题 国际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地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任务联系着，和组织贫农团的任务联系着。”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以立三为领导的有些地方党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怎样解决呢？他们以为“雇农在分配土地后完全消灭了，完全用不着组织工会”，“雇农组织工会，农民反对，所以不应当组织雇农工会”；“雇农没有知识不革命，所以用不着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组织雇农工会的富农理论，存在于有些苏维埃区域；“减低雇农及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来解决所谓‘剪刀’问题——即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的问题——的办法”，在有些地方曾经有时实行过。苏维埃区域中，只有闽西一部分有雇农工会的组织。至于贫农团的组织，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决定作过，而且也未曾梦想过，因为他们只听见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组织过贫农委员会，所以他们正等着革命转变时再来谈贫农组织问题。他们不懂得用组织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的办法来澈底保障土地革命的澈底实行和准备革命将来转变的条件。 （六）经济政策 国际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与适合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就是一方面要处处顾到工人和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苦力、贫农的利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另方面不采取一些过早的办法，以保障工人阶级对广大基本农民群众的联合。前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军事上绝对必要时，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必要时限制和调节一部分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燃料、盐、煤油等）底价格，反对营业者投机和怠工等；后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允许商业自由，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不实行集中供给，不一般地限制境内商业和商品物价等等。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可以调剂苏维埃区的人民经济生活和供应红军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被敌人经济封锁及自己造成经济混乱的危害，因而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过去海陆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谈；如果有同志提到，便骂人家是“保守观念”与“建设观念”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谁幻想在现有苏维埃区域里“和平地”实行苏维埃经济建设工作，而且因此忘记了革命国内战争是当前最急切的任务，自然是“土地分了，革命成功了”的不正确意识的反映；但是，苏维埃区的正确经济政策却是万分必要的东西，不仅对于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对于革命战争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当的建设工作，便不能顺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因为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没有一定的经济政策作领导，于是有些党部及苏维埃便各随所愿地作出许多时“左”时右的行动；有些地方不懂得怎样执行限制资本剥削的办法，不抽收任何累进税，作出许多离开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有些地方却又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自己造成经济的困难。 （七）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 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只有以民众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已认定了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的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力量还未达到一定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时，有没有可能暂时地采取某些灵活策略，以避免在我们未有准备充分以前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反帝战斗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时机以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来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以外交手腕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间的矛盾的幻想，与我们所说的上项策略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立三同志等始终不了解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他们对于苏维埃区的指导，或者是叫他们简单地避开外交谈判，或者是叫他们用些土枪土炮轰击一切外国商船、兵舰。立三同志等的策略就是或者不战而降，或者冒险奋战而死，绝不懂得怎样应用灵活策略来极力准备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作战。在立三同志看来，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从无出路中去找出路，立三同志等就幻想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中国民众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 B．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一）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国际的决议是：“要党去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现在工人斗争，唯一方式是政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罢工口号只是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有时附带联系到某些经济要求，把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完全割离起来，以为只有“武装暴动”的口号，才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忽视和放弃一切日常的经济斗争，空洞地规定总罢工的计划（上海四月间五次，五月间四次），在“左倾”词句之下，宣布说中国绝对没有一点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说黄色工会已经完全破产和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实际上一般地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多半是流动性的；不去努力发展赤色工会，以为只要等到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马上便可以发展会员到几十万、几百万。结果使党逐渐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工人群众许多自发的斗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天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路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 （二）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在反动统治区域里现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以及一切反军阀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帝国主义等各种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但并不一定而且也不能在一切地方都要从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作起。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全国各地，无论南方北方，无论近郊僻地，游击战争与地方起义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地方起义是目前农民运动中的唯一的工作内容。结果便放弃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斗争的组织和领导，结果把地方起义变成完全无条件的或者完全无配合的行动，结果是或者根本发动不起来，或者少数人发动起来，被敌人很快地各个击破。 （三）对于士兵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要注意领导士兵群众的一切部分斗争，准备和造成兵变或军队参加工农武装起义的条件，准备和造成夺取、分化敌人基本部队的工作。兵变或兵暴一定是军队的群众行动或与工农斗争配合联系的行动，不要过早地或无目的地把我们在敌人基本部队中的潜伏力量揭露出来，或消失下去。为的是在革命紧急关头时，使这些革命军队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立三同志的策略是：兵变或兵暴的条件到处完全成熟了，有三个人也“变”，五个人也“暴动”，在上海也立即举行“兵暴”，在南京也马上组织“兵暴”。结果如何呢？使我们失去了广大军队阵地，使我们在客观上自己把敌人军队中的我们的最好力量断送和消灭。 （四）对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国际指出我们“要加紧发展领导反帝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的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部应当利用它们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和示威”。立三同志对于反帝运动异常忽视，半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暴行层出不穷（如日本军队再四屠杀满洲中、韩农民，日军演习攻长春，日舰队在长江合操示威，法水兵淹死船板夫，芜湖日轮打死忻丁昌案等），立三同志等都未能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去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党内许多积极干部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他们常常自动地做了许多英勇的反帝工作。最可笑的，当忻丁昌案发生时，江苏省委一声不响，各区委群向省委质问时，省委一个同志说：“国际决议来了，我们工作转变了，所以我们不作声，看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注意，那就证明你们还不懂工作的转变。”这真是一段十足遮羞怠工的说话，这是对于国际决议执行上的最可耻地机会主义的曲解的最好例证，这是根本不了解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治事变应有和应尽的责任。 （五）对少数民族工作 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的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曾要中央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且要中央准备好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立三同志等对这一工作，不仅未作过应有的实际的设施，并且在重要决议案上都未曾作出对这问题的提案或答案，这一点充分证明“大汉族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 （六）对于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达到目前党的策略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加紧注重争取群众中之政治影响的斗争，加紧去进行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证实他们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不过是拼命救济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立三同志在写六月十一日决议时，把改组派与取消派看成完全无分别的东西，说它们都已经完全破产；不指出取消派虽然在主要政纲上与改组派无分别，但它们打起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企图打进工人阶级内部来作资产阶级的奸细这件危险的事实；因之六月十一日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及胡适民权派等都一字不提。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更说“改组派是老爷，取消派是马弁”，以及取消派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等等“左倾”谰言，来忽略和轻视反取消派的斗争。对改组派、取消派等，立三同志等始终没有作过系统理论的斗争，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产生的来源，当然主要地是由于苏区内部地主、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底培植和援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肃反工作中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办法，那末，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就要缩小和减弱得多了。 （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党担当目前历史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注意党的主观力量的加强，首先就要使党员数量发展——尤其是工人党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线提高，党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党的各级指导引进新积极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领导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连系的工作方法，加紧发展赤色工会与青年团组织，尽可能地扩大自我批评，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等等。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怎样呢？在理论上首先就说：“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只要直接革命形势到来，马上党员就可发展到几十百万”，“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足够担负伟大事变的力量”，于是在立三路线之下的实际表现就是：工人党员并未大量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借口“暴动”事忙，停止中央及许多省委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布尔塞维克》停版几个月，将《红旗三日刊》与其他报纸合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一切理论策略指导的刊物，仅有一张主要是刊登国际和上海消息的秘密日报。自中央到各级党部，对于培养和吸引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在立三同志等从未加以真正的充分的注意。对于苏维埃区域，立三同志等固然不懂得指示他们准备任何秘密工作，以预防暂时挫折或暂时退却的事变到来，而致有些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机体遭受挫折的危害，对于反动统治区域内，立三同志等，更是一方面不注意和不懂得秘密工作，另方面纯粹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来进行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工作，把利用与争取公开可能变成冒险盲动的行动。立三同志等从来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是尽量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影响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我们保障与工农群众的亲切联系，另方面能够保证干部的安全。”立三同志所了解的秘密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而是脱离群众。立三同志所了解的争取公开可能，不是凭借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而是少数人的冒险。立三同志借口现在是“军事时期”，造出非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理论，完全公开地反对任何方式的自我批评（立三同志本来也就没有了解和承认自我批评的方法和意义），完全肯定和扩大了六次大会公开指责过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家长制度，惩罚主义，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等。对于同志们有任何原则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或方法上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不同于指导机关的意见时，便马上加以各种捏造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取消派暗探”，甚至“反革命”等等），而加以组织上的处罚（停止工作，警告，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等等）——而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的意见，尤其视若仇，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尤其仇视到极点。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当然是绝对需要的东西；然而这需要有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纪律的条件和方法合乎列宁党的原则，党员能自觉地了解和接受纪律的制度，铁的纪律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底主要工具之一。共产党内全体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绝对一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然而这首先就需要党的领导同志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坚决反对有路线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斗争，才是健全和统一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工具之一。立三同志在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前提之下，来抑制一切自我批评和滥用党的纪律，于是结果就造成许多干部及同志对于策略上工作上有许多意见而不敢公开发表，好些的沉默不言、埋头工作；坏些的消极沉闷、敷衍了事。做报告时，必定“多少要吹点牛皮”，在开会要发言时，必定先准备好“我完全同意”，使党的生活不能健全和有活气。这些不好现象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党内许多同志们的幼稚，同志们政治准备的不充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够；但另方面，立三同志等所实行的家长制权威的日甚一日，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长制度是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密切关联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领导，不能不凭借这种权威来压制党内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拥护者。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以后，立三同志等在全国成立总行委，取消了党的经常组织和工作（一切由行委解决），取消了工会的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取消了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成立了产业委员会及许多空架机关（如各级苏准会），实际上完全混乱了党与群众组织的系统，把党与非党组织完全混合（在苏准会等系统中，都公开地把党列为与各革命团体——工会、互济会等——一律的团体之一！），使党失去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使群众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作用缩小到极度，事实上不仅取消了团的与工会的组织，而且同样地差不多取消了党的组织！尤其重要的，国际决议特别指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因为，“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要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闭关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地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它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清楚地真正布尔塞维克式地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怎样呢？根本没有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以为“‘左些’总比右些好”，“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新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的斗争”（见《布报》四、五期立三论文），因而不仅对于左倾——以“左”的词句或旗帜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倾向（如关门主义、强迫罢工、冒险盲动、某些苏区的经济上过早办法等），始终不采取任何斗争的步骤，反而尽量启发和奖励，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只是提出“右倾”这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所指出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尾巴主义”、“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割据观念”、“例外主义”，一些零零碎碎的空泛的缺乏实际内容的论调。至于党内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存在的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从经济问题起到工作方式止），虽然许多时候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立三同志等自己不仅不愿和不能指责，并且反对同志们的驳斥；当七月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我和几个同志提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以“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时，引起了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立三、忠发等）狂热的愤怒，认为是反中央和反党的路线，“因为这些同志所说的右倾和左倾观点，都恰是中央（实际上主要地是立三的观点——玉注）的观点”（见立三、忠发说话）——事实上这些“左”右倾观点，确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的观点，而且暂时的在政治局内占着优势地位的观点。当然立三同志等自己不独不会和不能反对，同时还要反对和打击那些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反加说话同志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立三同志等和江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内不可允许的办法；他们把同志们的正确发言和意见，完全不发表；另外自己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捏造许多与别人意见，完全相反的谣言。或把原则斗争解释成许多无原则的个人攻击或纠纷，混乱斗争的真相，模糊同志们对党内斗争的正确观点，结果，是阻碍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障碍了党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帮助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者在党内外的影响。 七月二十九日红军第八军及长沙近郊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这一事变，对于立三同志等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们震撼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全国武装起义形势——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此，立三同志等虽然在中央七十号通告上，即空喊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在实际上立三同志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群众动员上，并没真正为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准备与布置；对于苏区红军并没有指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指示他们建立各地强健的苏维埃政权及各地苏维埃间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强固工农红军及建立对红军的政治军事统一集中的领导。当长沙事变既经到来之后，据立三同志等估计，当时既还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则长沙的占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不可思议的事变；所以对于长沙红军及各地红军并没有给以正确坚强的指示。在长沙占领之后，立三同志等简直不知如何办才好。在他们想来，既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红军如何会占领长沙？而红军既已占领长沙，大概全国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他们〈已〉为事变所惶惑，莫知所措，因此，在反动统治区域内，对长沙事件一声不响，立三同志等在红军占领长沙直到红军退出长沙的整个时期中（自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没有发表一个决议，没有发表一个通告，没有决定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帮助红军的今后行动，当胜利的红军和武装农民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武装压迫之下，不能不退出长沙城的时候，立三等又下令去再次进攻长沙。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在长沙拉红军占领后，大大地讨论：“什么人占领了长沙？”他们回答说“土匪”，因为他们公开地反对占领长沙的工农红军，他们帮助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立三同志等，在长沙占领后，大大地猜想：“为什么占领长沙？”他们回答说：“莫明其妙。”然而在立三同志等一猜再猜之后，结果猜出其中奥妙来了，他们猜定了：“我们的理论大概是不会不合乎实际吧？大概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了吧？”在这样一种懵懂幻想之下，立三同志等便决定：一方面下令集合三四五八〈军〉红军再攻长沙，同时，下命令全国重要城市——武汉、香港、广州、南京、镇江、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等，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同时，立三同志等根据自己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便企图马上“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暴动起来进行全世界的最后阶级决战！企图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一致地大战起来，中国革命便可“乘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来，便把原来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一跃而成为最冒险、最投机的“左的”盲动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左的”盲动主义的形式之下，正式形成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一贯系统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然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相容，当然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的地位；因此，当共产国际指令制止立三同志等全国武装暴动行动及指斥全世界大战的可耻空想时，立三便公开发表出反对共产国际的言论。 二次进攻长沙遭受失败，南京、上海的浦东和南市及武汉各地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这些机会流了我们一部分英勇同志的鲜血。如果不经国际再三严厉的抗议和制止，如果不经过党内干部在理论上实际上的反抗，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可以造成断送中国这次革命高潮的罪恶：血的教训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宣告了立三同志等的政治路线的死刑。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斗争方式上、工作方法上正式暴露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最后原形！从立三同志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内占着优势时，即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时，正式开始了党的领导的危机，到此时，便形成立三路线领导的破产。 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和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 据上所述，可见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的产生来源，不简单地由于：（一）立三同志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相当理论基础，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完全不懂（这点是立三同志等公开承认的）；（二）立三同志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来积聚经验；只是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来了解和聚积工作经验；（三）脱离群众已久，不能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四）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层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无穷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这一部分冷意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遇到了当前紧张的革命关头，便不免被历史怒潮把他们冲激到正轨以外去！ ―、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自六月十一日决议产生，直到三中全会开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创造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在实际上以“左的”盲动主义的行动，几乎酿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指示来到中国后，立三同志等一方面把它们隐藏起来，不向全党公布，另方面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去命令全国武装暴动（二次进攻长沙，指定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南市、浦东等暴动，均在国际指示到后决定举行的！），到中国事变完全证明国际路线正确与立三路线领导破产的时候，才不得已来召集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应有的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呢？三中全会应该做的是：（一）勇敢地、公开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全揭露过去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破产；（二）诚恳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决议的指示〔3〕，根本改变中央政治局内占着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国际路线；（三）在政治上组织上游底肃清在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决定三中全会本身及全会后的各种工作，坚决号召与领导全党进行一个真正的路线上、策略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把党从反国际路线的破产了的立三路线领导中挽救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如此！ 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第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尽量否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完全一致（？！）；因此，第二，就拼命把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根本路线的错误和因此错误而造成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及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涨的罪恶完全抹煞，轻描淡写地说：“犯了些‘左倾’的个别策略错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模糊全党同志的意识；于是，第三，便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之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因而就产生了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之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分，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的党目前的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但因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决议及全会本身工作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全会的主要领导者仍然是立三同志及赞助立三路线的维它同志等，所以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都是要由立三、维它等同志负最主要责任的。 三、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拥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A．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一）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维它同志等在此次决议上，虽然因为许多原因，不便再公开采取前此立三同志对于国际来信的办法（将国际来信压下不发，先发出几号与国际来信大约相同的通告，然后再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决议上说：国际来信恰恰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然而维它同志等决不愿诚恳依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完全接受国际决议，他把国际决议，只作为三中的参考材料。他在决议上并不如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一样，在开始便写出：中共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完全接受和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而只在决议的第二部分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这充分地表明出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绝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根本否认存在过立三路线——国际决议的根本内容和根本任务，便是以布尔塞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扫除以立三为首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首先确定下：“中央委员会扩大约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同时，坚决肯定：“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变更党的路线。”而对于从六月到三中全会前在政治局内立三路线曾经占着领导地位这一点，却一字不提，这就是根本否认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存在过，这就是根本否认过去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这就根本减弱了和模糊了国际决议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根本减弱了和降低了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 B．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一）对于路线问题的模糊“路线”问题，这几个字在立三同志等的玩弄中，变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东西。立三同志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于革命全部问题，几乎完全错了，他们却还要说：“路线绝对正确”。其他同志要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的意见或疑问，立三同志等马上便加以“动摇中央路线”，“与中央路线不同”，“党内绝不许有两条路线存在”的严厉抵抗。究竟什么叫“路线”问题呢？立三同志等一部分负责同志可以有因人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答复。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几种主要的意见： 第一，“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路线问题。这个路线，立三同志等与国际是绝对一致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党在这一整个革命阶段上的总的根本任务问题，对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国际不会不一致也不能不一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赞同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不是党内在某个阶段上的政治意见的分歧。 第二，“国际路线是进攻的，中央也是进攻的，所以路线是一致的。”对的，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完全没有丝毫列宁主义常识的人，才会侮蔑国际路线是“退守”的。然而仅说空洞的“进攻”两个字，是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进攻”的问题，要看如何进攻及向什么方向而来决定是否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有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也有孟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有出奇制胜的进攻，也有以头撞壁的进攻，有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进攻，也有立三同志等的盲动冒险的进攻。当然，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 第三，“国际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立三同志等也是这样说，所以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同上两种一样滑稽，在党内发生路线不同的问题的争执，只能是如何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绝不能是根本要不要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如果谁公开说：不要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试问他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作共产党员呢？ 到底什么是政治路线问题呢？就是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任何阶级的任何政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战略），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一定的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策略），同时，在每个阶段的总的策略路线之下，还有个别的策略问题。我们一般地讲到某个政党内部在运动某一阶段上的政治路线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对于当时时局估计及策略任务的了解问题。立三同志等与共产国际执委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虽然这一分歧远根基于对于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但主要地还是对于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了解的不同；根据对于这种估计和了解的分歧，就产生出一条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另一条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究竟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否一致呢？我们再不拿多的理论与实际来证明和解释，就拿维它同志写的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本身作解答就够了。决议第九项上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中之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的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接着在决议第十项说：“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起义前提的斗争。”无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怎样用尽全力来证明国际与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一致，无论此处所引证的决议本身在解释国际路线及承认错误上，还带有许多不正确性及外交性，然而即就这两段东西比较看来，我们已经有十二万分地把握断定：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把这两段话详细看看，如果再去辩论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那不是有意多费唇舌，便是决心不顾真理了。 （二）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维它同志等既然在三中全会上首先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还是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的，同时，又迫切声明：“决不变更党的路线”，当然在许多主要问题中，都不能不继承立三同志的路线。 1．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目前世界革命运动新高涨问题，依然不了解；（乙）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一声不响，而且不懂得；（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中国革命与苏联相互关系方面依然只看到消极一方面，只看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而不见到另一方面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有趣味而且最可证明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事实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这一部分决议底前一大部分文句，差不多完全是从联邦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联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底决议中抄录下来的，但抄的时候，它却只抄半段――例如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那半段，而把另一段——说明更加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和增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困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更加革命化等等的那半段——丢掉了，以求与立三同志等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相吻合）；（丁）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相互关系问题，只淡淡地指出：“只有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的公开取消派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以及“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而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的“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却默不作声，对于中国革命有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地国家爆发、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依然否认！ 2．对革命转变及前途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国际决议所指出的转变条件、转变阶段的实际步骤，以及转变前途等等问题，都一字不提；（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一声不响；对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没有丝毫间隔的”的观点），只淡淡然地说道：“是不清楚的、机械的”；（丙）在决议案的第八页上，维它同志等说到“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时，简直作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毫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维它同志写道：“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哈哈！看维它同志等怎样来推想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从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不仅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推翻和国民党统治的死亡；而维它同志等推想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是国民党的统治是死亡日期一天天的接近而已。难道这可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的解答吗？！这样的观点，是立三路线的掩蔽者的观点的发展底必然的归宿！ （三）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估计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质及原因问题，依然不了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决议第五段上，说到“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写了一大段，都只不过是说明革命运动发展在各个区域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对于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却“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忘记”或“疏忽”，结果便会产生出不加紧工人运动的危害策略。至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决议上一字不提，维它同志在结论中只说：“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而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各种原因一字未提，实际上就是不了解不平衡形势的特点和弱点；（乙）对于将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混在一起的理论原则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时局估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一字不提，依然把它们解释成“名词问题”，依然继续着过去曲解共产国际决议及党六次大会决议的错误；（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时局估计时所犯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真正实质和来源，不加正确解释，只简单地说明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估量得过分”，企图用这些所谓“名词”问题来掩饰问题本身的真相，即掩盖对于时局估计时不从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不根据客观事实等等为基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估量的真相，以及因这种估计以致产生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的策略的真相；（丁）对于立三同志等在估计时局上把“主观”与“客观”绝然对立和完全隔绝的错误（“革命形势的到来，纯粹是客观原因，与主观没有关系”的立三理论），隐瞒不提；有意地或无意地模糊全党对于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就使同志们不能了解对这问题的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 （四）对于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问题 1．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A．土地农民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领导的所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法令上，及有些苏维埃区行动上所犯的“左”的错误，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和危害革命发展的过早办法，如：决定在现在即组织苏维埃农庄，强迫共耕，大私有经济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配土地给雇农，红军兵士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以前不能分配土地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二）对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三）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联系宣传，根本不提到；（四）对于土地革命一定要使之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少数富农的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在决议上说到苏维埃区域政策里，只含糊地写一条：“澈底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不具体指出分配什么土地和怎样分配土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立三同志等对于富农问题，始终没有一点正确的辩证法的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及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他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当中，经过乡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运用和指导，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分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同时，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以避免混乱现时乡村阶级斗争战线的主要内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动摇中农的情意（关于这一个问题，请参看再版书后B部第1页）。 B．职工运动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过去忽视甚至反对雇农工会独立组织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打击；（二）对于有些苏区里一部分同志忽视工人运动，甚至反对工人群众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任何的斥责；（三）对于国际决议特别指出的“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这一条，完全删去；他不了解“工人生活的改良，要经过工会工作及阶级斗争中来求得，而不是简单地凭借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见国际决议），他完全忘记了和忽视了现时有些苏维埃区域对于职工运动问题不能容许的情形。 C．经济政策方面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有些地方实行的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过早办法，如：绝对禁止贸易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二）对于军事需要及广大群众急需的物品（如煤、油、盐等）在必需时加以价格限制和由政府专卖的必要，以及对于投机怠工的工商业的处置，也未特别指明；（三）没有指出，在保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利益之下，允许商业自由原则，而只是笼统地说“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四）将国际具体指明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该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我们阶级的租税政策，改成为一般空洞的“超阶级性的”“租税政策”。 这样一来，对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几个根本政策，都作成了与国际不同的决议；所以虽然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接受了国际指出的苏维埃区域现在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和真正工农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不能认真完成这些任务。 2．对于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 A．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国际决议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方针。”（见《国际七月决议》）维它同志在写三中决议时，却依然和六月十一日决议一样的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起义”。这两个说法在理论上在实际策略运用上，都是不相同的。国际策略是加紧领导、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同时发展政治罢工，以便真正创造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必要前提。立三、维它同志等的策略是：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为的实现这些东西，不能不附带的联系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这种策略在实际上的运用，一定依然是所谓“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一定依然放弃和忽视工人阶级的一切日常的经济的局部的战斗，而空喊和盲目计划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在三中全会后，马上规定和计划实现北方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太原）和四大铁路（平汉、平绥、平奉、京浦）的总同盟罢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依然是以空洞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的计划，代替了实际上领导工人阶级各种日常斗争的艰苦工作。至于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将秘书所起草之号召广州起义纪念示威宣言上之“罢工、罢课、参加广州起义纪念和拥护红军示威”的口号中的“罢工、罢课”等口号取消，认为谁再提罢工、罢课等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继续，那毫无疑义地是一方面对国际路线的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另方面是对立三路线的最露骨的拥护和继续。 B．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错误是：以为全国各地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的条件已完全一律地成熟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便是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因而放弃和忽视了农民群众的一切局部的、日常的斗争的领导和发动。因此，国际此次决议特别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从游击战争及地方起义做起。以后，仍然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一切部分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维它同志等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农民运动的错误，不加以指责，而依然只简单地提出“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的任务”，不遵照国际指示来提出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和真正发动游击战争与准备地方起义的前提；以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继续过去的错误。例如北方局领导同志在最近决议中，规定北方各省组织革命战争是目前中心任务，这毫无疑义地是直接阐发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议论。 C．对士兵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是：无条件地发动兵变（或兵暴），以少数士兵的逃溃行动代替了瓦解敌人军队和夺取广大旧有军队到革命方面来的策略，将军队哗变看成与工农斗争，甚至军队本身斗争没有联系的行动；借口士兵运动中没有进行日常的为局部经济或政治的要求的斗争的可能，以为只有或者什么不动，或者拖枪逃跑，以致使敌人便利地消灭了敌人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放弃了广大军队工作。所以，国际曾经再三地指出过去这种兵运策略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据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和夺取敌人的军队——尤其是使敌人主要部队能在革命最紧急的决定胜负的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例如进攻红军的敌人队伍投降红军，重要城市的敌人军队响应红军和工农武装起义等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目前工作，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兵变做起，而是加紧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加强使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使兵变成为广大士兵群众投奔革命民众的行动，成为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肌体的一部。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同志这一错误，未加以严厉的打击。 此外，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指示的几个重要策略问题，都几乎完全置之不顾。（一）对加强反帝运动问题——国际决议曾郑重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尤其是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表示畏缩的危险，要求中国党加强领导广大中国民众的各种各式的反帝运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几乎是日有所闻；然而立三同志等却未能抓紧一件事变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这是极端错误底现象。维它同志等却轻易地将这件“小事”忘掉了。在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一个同志所起草的苏区工作计划上，也没有提到关于反帝运动的重要和策略，这无疑的是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没办法的错误表现。（二）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境内有几千万回、蒙、藏、苗、满、瑶等小民族，这些弱小民族，不仅同样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还受中国军阀政府的压迫和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些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中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及目前事实上都表现得异常明显。所以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特责令中央加紧注意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并准备具体的民族问题的政纲交第七次全国大会。国际屡次关于中国问题指示，均特别指出正确地提出中国境内弱小民族问题的策略的必要；此次来信并特别唤起中国党注意环绕中国周围的安南、朝鲜等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一声不响，依然客观上表现出继续李立三同志的“我大汉民族主义”的错误。（三）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问题——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是：（甲）将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都一律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乙）只指出取消派与改组派在政纲上没有分别，而不指出取消派躲藏在假的工人阶级的改党的旗帜下，企图从工人内部来破坏革命是更加危险；因而不能使全党对于反改组派反取消派的斗争，有异常明显的坚定的和系统的认识与办法。而维它同志等在三全文件上，却将改组派取消派等称作“企图在反革命与革命间占一席”的所谓第三派，显然继续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主要策略问题，维它同志等都作下了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以至继续的错误，所以使三中全会不能完成执行国际决议的任务。 （五）对于长沙事变的估量问题 红军和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汇合的英勇企图，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部分开始。长沙的占领，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运动一般高涨及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湖南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长沙的退出，部分地是因为立三同志领导在事前及当时没有争取和保障这一胜利的决心、准备与布置。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已经在相当期内准备和增强起来，另方面是由于我们轻易错过第一次长沙胜利的机会，暂时松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轻易放过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正确与否，对于目前策略的决定，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依然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的错误：就是一方面，轻视这一事变的意义，认为长沙“第一次进占而又退出”，以及“第二次进攻不能得到胜利”，“是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一回事；（见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暗中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的正确，认为它是“进兵的斗争”——“它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第一种估计的错误，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的观点，是与过去立三路线一般轻视长沙占领事变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没有两样；第二种估计的错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为“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失败的广州起义所谓“退兵的战斗”的反面（维它同志正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右倾观点；因为所谓广州起义是退兵的战斗的意义，是指它的失败结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高潮；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开始了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那末，就是承认在占领长沙前，中国还没有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第二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全国革命爆发的开始，却并非一省与几省革命的发展（维它同志等又恰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以为长沙占领后应该全国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左”倾观点：因为如果对于长沙事变撇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一般地提出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的问题，无疑义地是承认在长沙占领时已经成熟了全国革命形势。至于有人以为长沙胜利的未能持久保障，恰已经是证明国际决议上所指出的：“已经看见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的正确，换句话说，就是以为红军退出长沙这一事变，已经是革命新高潮部分失败退却或暂时沉寂的表现，毫无疑义地是对于国际决议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 （六）三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维它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利用国际指出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正确指示，来作掩护“左”的盲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护符，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只轻描淡写地说成“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把“左”的盲动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解释成“只看见少数先进分子的情绪”；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为中国经济只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反对资产阶级，忽视农民战争的意义和作用，忽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忽视赤色工会作用，拒绝在黄色工会内进行斗争，尾巴主义……等等），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同志在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斗争中所采取的动摇调和的态度，未加以任何的指责；对于立三同志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底罪恶行动与侮蔑国际底事实，未加以丝毫的举发和申斥；对于因立三路线的冒险策略失败后，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则将不可免地要更加引起与加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失败情绪、消极、沉闷、无出路等等）的事实，未加以严重的指出。而在三中全会上，竟补选乐迈、××〔4〕等同志为中央委员，乐迈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李立三第二，是南京、镇江、上海儿戏暴动底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江、浙、皖三省工作损失的主要负责者；在组织上及工作方式上是实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反对任何自我批评的最好模范！××同志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发挥者，是执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最标本的一人。然而乐迈、××等同志，竟在三中全会上不受到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制裁，反而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尊信；立三、维它同志等始终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方法，经常不了解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经常把党内许多原则斗争曲解或劣化成无原则的斗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最近几月来立三同志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非布尔塞维克方法（〈将〉同志们正确意见书隐藏起来，反而在会议上和党报捏造一些与正确意见书完全相反的意见，妄加同志们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头衔……如对陈、王、秦、何等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意见，河南问题对列夫（即陈原道）同志处罚等，不仅不加以指责，反而继续和扩大这类错误。这些都毫不足奇，它是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等政治错误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一、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三中全会闭会已经两月了，就连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的组织，也还未有接到和讨论国际的决议。三中全会前，维它同志等把国际决议隐藏着不发布出去，说要候三中决议一齐发出去；三中全会后，依然不发，说要候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一并发下去；江南省委决议也出来好久了，然而国际决议依然还是停滞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处里，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各区区委最好的不过是刚才得到国际七月政治决议；至于支部，则国际决议根本没有得到，讲到讨论国际决议和根据国际决议来真正检查过去工作和实行目前澈底的转变，是根本没有做过。上岗的工作，除了不得已停止暴动及取消行委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变更；而行委取消后，成立了广暴纪念筹备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义上已经不是党、团、工会三者合并的组织，但是实际工作，依然是为纪念而作纪念工作，脱离经常工作，脱离厂内斗争，只有上层号召，没有群众基础的架空组织。一切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依然是照旧一样。工作情形是“九一”比“八一”坏，“九七”比“九一”坏，“双十节”比“九七”坏，十月革命纪念节比双十节更差，已经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立三路线还继续在上海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占主要地位，而且继续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例如一个区委负责的同志，平时不作经常工作，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一天的晚上，才急得自己出马，拿一包传单在马路边散发，引起四、五个工人的注意和拾看；这一件事却受省委负责同志大大赞扬。因为立三路线继续发展和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到一般同志及广大群众中去的缘故，结果便发生许多同志的消极、沉闷、无出路的状况。因为他们一方面听说过去错了，但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另方面现在工作还是走不通，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好。于是一部分干部，还在那里拼命努力埋头干，总想干得好结果出来，但依然是费尽心力，得效甚少；另一部分在那里找不到正确出路，只有敷衍工作；甚至两月以来，上海同志离开工作或离开组织逃跑的，竟达数十人之多——这种对革命怠工和开小差的现象的来源，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些分子中有些人的“半途革命家”的劣根性，另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确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现象，不能不使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得到警惕，警惕到因党的立三路线领导破产而同时国际路线又被隐蔽起来不能传布到全党中去，以至延续着党的混乱的现象，警惕到怎样唤起全党来健全党的肌体。 二、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长沙事变后，中国军阀战争已经部分地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感觉到革命势力猛进发展的威胁，于是便在张学良出兵的局面下，造成暂时休止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境况，以便反革命势力得以一致地去进攻苏维埃区域。我们只有认识进攻红军是反革命与革命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等重要事变，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因敌人的进攻而抱消极悲观的观点，但另方面绝不能取淡然视之的乐观态度。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目前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我们必须设法战胜这一危险，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危险。就是我们必须向苏维埃区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广大劳苦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意义，鼓动他们积极起来以无限的觉悟、勇气、决心与战斗力来回答敌人的进攻，必须遵照国际决议，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澈底执行正确的苏维埃的政策，以便用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战术（在政治上、军事上）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另方面，在反动统治区域，加紧号召、发动、组织和领导工，农、兵、贫民、少数民族的一切部分的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如罢工、示威、不运兵、不运械、不造枪弹打工农红军、游击战争、地方起义等等行动来捣乱敌人后方和牵制敌人的“进剿”。但是维它同志等因为根据着自己的反国际路线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又完全错误了。维它同志在起草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时，分析敌人进攻红军意义说：“事实上他们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军阀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这种陈独秀的向导式的分析，陈独秀式的对于中东路的分析，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警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反而麻醉和模糊了群众的警觉，妨碍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与反革命斗争。在维它同志等这种错误分析的领导之下，江南省委常委领导同志在三次常委会上，认为现时军阀内部的冲突大过红军与军阀的冲突，即是认为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目前还大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十足的非阶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严重错误认识之下，那里会谈到真正鼓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冲破敌人对于红军的“围剿”？在反动统治区域里，我们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的情绪和行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于苏维埃区方面，如果按照维它同志等所决定的一切苏区政策去做，则是完全仍违反国际指示而继续立三路线，当然难于战胜敌人的“围剿”。这一切都切实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 三、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底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来信，是澈底暴露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维它同志等接到这一来信后，应当如何诚恳地承认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否认有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调和以至继续立三路线底错误。然而维它同志等却不这样做，维它同志等在国际这样严厉来信的逼迫之下，不能再不承认过去有一条以立三为领导的政治路线，然而他们却不诚恳承认：（一）立三路线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暂时占过领导地位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曾经在政治局里“占着优势”底路线。（二）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能并存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是“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路线”。（三）不公开承认立三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尽力掩盖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态度，反而认为：“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中央印发的立三发言），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员检查工作和批评错误，而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的态度，他把他的政治路线错误，解释成无足轻重的错误。他拿些什么“了解机械”，“不了解今天”，“不了解过程”，“只看见前途”……等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想到他这一路线错误如不公开揭发出来，对于党和革命本身有如何深沉的危害，他只顾到他自己和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所谓个人“威信”！（四）不公开承认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反而认为：“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五）不公开承认要立刻在国际来信指导之下来接受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而坚决地说：“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错误，解释成为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的反国际路线的供词，因为国际来信的根本用意，就是要求立三同志等改变自己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地代替着李立三等说话，因为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人，才说要求变更中国党的路线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是退守的路线。（六）国际来信说：“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维它同志等把它改为‘讨论’）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的积极党员，完全明白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际，解释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这一段话的本意是（1）立三及立三路线的一切忠实拥护者，对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再不要固执己见地来掩护和辩论，应该无条件地向全党宣布和承认，以免引起党内的争论而致妨碍了实际工作。（2）中国党的积极党员，应该积极起来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使全体党员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而维它同志等却故意曲解国际来信这一段原文的真义，把它解释成为立三路线问题，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只限于解释工作，只要解释一下便算完事。事实上就是真正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领导同志维它等是担当不起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了解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放弃对于立三路线的拥护态度，以避免引起全党争论！（七）国际来信是给全中国党同志的，维它等同志却决定只把它发到各地方党部；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部，现在还只负责同志见到，顶多也不过区委书记见到，一般同志还不晓得有这样一封信。这种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态度，怎能不引起所有布尔塞维克党员愤激和警惕！维它同志等起草的政治局这一决议，只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因为现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者，一部分是立三同志的忠实拥护人，另一部分（维它等）是曾讨论和同意过国际决议的人，这些人在相当时候以后，马上换一副面孔来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同意国际决议后，依然布置全国各大城市的起义，还下命令二次进攻长沙。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曲解国际决议来继续立三路线，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后都拼命否认中央政治局内有过暂时地占据领导地位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国际路线。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 3．结论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制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份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印发给全党同志。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4．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 当着这本小册子再版的时候，我想在所谓《再版书后》中说明下列的几部分问题：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得不充分，或者说的有错误地方以及未曾说到的那些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三、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地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 A．补充说明的问题：小册中写得不充分的问题，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三）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为秘密环境限制及节省读者时间计，小册子中的各问题都只能限于提出问题和简明回答，从各方面把问题详细发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中曾经着重反对立三同志的美英资本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前有不同的趋势（前途）的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未曾进一层指明立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于他根本不了解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不平衡发展的了解，实际上是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了解一样的，他把“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状况发展底水平底不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混淆起来”，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便走到否认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有力的事实，因此而走到完全否认在单个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离开布尔塞维克党、离开革命的道路。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企图在“第三时期”这面盾牌掩护之下，去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底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介绍给中国同志们，是一件非常必要和异常有益的事。究竟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的结论中说： “究竟帝国主义底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本成份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样一回事，即是世界被帝国主义各集团已经分割了，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自由的’、未曾被占据的地域，为的占据新市场与原料来源地，为的扩大它们——那就要用力量从别的国家手中去抢夺。第二，就是技术底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各国底发展水平底均衡性加强，造成了和便利了某一群国家突进式地赶上另外一群国家底可能，就是比较弱些（但是很快发展着）的那些国家能够赶上另一些原来比它们强些的那些国家底可能底事实。第三，就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势力范围底划分，每次都与世界市场上新势力关系相冲突，为的造成旧有势力范围与新的势力关系之间的‘均势’，就发生了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来定期的重分世界的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便加剧和加强了。因此——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没有用和平办法解决的可能了。因此——考茨基所宣传的可以用和平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超帝国主义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反对派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加剧和加强，便走到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地步。这些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特质。” 斯大林同志对于列宁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的正确说明，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了解，才能产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可能底坚决信心与万分勇气，才不致于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对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基础的同志们，仅仅看了斯大林同志这种基本扼要的说明，还难于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的实质，还需要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问题的研究，然后才能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明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内容。然而，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去研究列宁主义，毫无疑问地是绝对正确和绝对需要的一回事。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异常重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不仅托陈取消派、新月派以及那些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特别造出许多武断的中国经济分析（如“中国没有封建余孽存在，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托陈派）“中国土地过多，中国没有土地问题”。（胡汉民、戴季陶、陈公博、汪精卫等）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论是“海外奇谈”，（胡适之等）……）来曲解中国经济性质的特点，来企图作为自己反革命工作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常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分歧意见。我的小册子中指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指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指明封建剥削占优势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的说明中，还没有做到异常扼要和显明，而且在有些字句中或许还有使人误解或难解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同志说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明正确的分析，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异常必要的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情形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说： “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系统的复杂，从财政资本起到氏族社会性的经济残余止，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中，商业资本底各种形式与小手工业及手工工业占有极大的地位。” “中国乡村经济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许多残余与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成份紧密切地纠缠起来的一幅画图。” 在中国经济分析中，除了少数被帝国主义豢养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胡适等而外，对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民众以及使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但是，关于商业资本及封建余孽问题，则直到现在还是托陈派等等拿来作反革命投机事业的武器，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武断宣传还不免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某些幼稚的同志；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问题中，对这两个问题有非常明白的答复。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狄克同志断言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斗争，反对封建残余还没有反对资产阶级厉害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商业资本或者封建残余在中国统制着？为什么军阀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主而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 “拉狄克同志的确说过象你们在问题中讲的那些话。据我记得的，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发言里，或者完全否认封建余孽的存在，或者不承认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有严重的意义。这当然是拉狄克同志底很大的错误。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如果这些残余对于中国乡村已经没有严重的意义，那末就没有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末，就说不上了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乡村中有没有商业资本呢？是的，有的。不仅仅有的，而且它吸取农民的血汗并不比封建主们差些。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特别地混合着，它学地主一样用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方法来对付农民。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统治与商业资本在保存对农民底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压迫方法中混合着这个特点。军阀制度、督军、省长各种的和一切的现有的混蛋的、强盗式的、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官僚们，就是在这个特点上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物。帝国主义帮助这一部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有些军阀有很多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这件事并不能根本变更事实的本质。许多俄国地主在以前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的企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许多区域的农民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交付地主及绅士；如果地主操着经济方面、行政方面和法庭方面的实权；如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省份有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就应当承认，在这种中世纪环境中占着统治力量的是封建残余的力量，地主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与商业资本特别地混合着的那种地主官僚的力量。 这些特殊条件，就造成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将来更要发展的农民底土地运动。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与封建压迫，在中国就没有土地革命的问题——关于没收土地等等的问题了。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土地革命便成为不能了解的东西了。” 斯大林同志底这一段说话，不仅把中国经济性质方面最引起争论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清楚明白和绝对正确的答复，而且把这种经济分析争论中所包含的真实政治内容底分歧，作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从斯大林同志这段谈话中，不仅可以了解拉狄克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特性不懂得的错误，而且可以了解这种经济问题争论中，包含着的革命的与反动的政治实质。斯大林同志及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和结论，由中国千百万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英勇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等行动所证实，由中国好几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来证实，而且我们相信，还要由现在和将来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来证实。拉狄克的这种理论已经由国民党、托陈派、新月派、社民党、国家主义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所采用，他们用它来反对和嘲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百万工农英勇进行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 李立三同志等所讲的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与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第一，李立三等不了解中国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简单地笼统地以“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等名词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第二，李立三同志等在所谓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这种笼统定义之下，实际上走到根本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畸形发展的事实，这种错误的实际政治内容，在小册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对于革命运动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一点，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立三路线否认这一事实外，很少引起争论，所以用不着多说。至于论到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的队伍中，则不免时常有不同的了解。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委的正确了解是：第一，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时常表现不一致（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上海及广州、香港工人运动异常高涨时，农民运动当时还很薄弱；当一九二七年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勃发时，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的工人运动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与农民运动同时并举……等等）第二，当许多农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区域早已经勃发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运动时，但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里的工人斗争，因主客观许多原因，还未能发展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居民，参加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社会成份，最大多数是农民；而最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未曾和未能直接卷进这一运动里去。但是这绝不是说：第一，中国农民革命性比中国工人要大些；或者中国工人比起农民来要落后些；第二，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运动，只是纯粹的所谓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然而在我们队伍里有时有个别同志们，不免有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过分夸大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的说法；这使得我们感觉到对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 他们根据着“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是纯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企图来作出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底特殊革命性的理论，这理论的实质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农民革命性抬高到第一位，使无产阶级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降到农民的助手之一的地位；因此（这是必然的）便在实际上走向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前途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而认为前途是要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这类同志企图曲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相互关系的说话来作为自己的特殊理论底基础他们说：斯大林同志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底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演说），曾经说过：“民族问题从其实质上看是农民问题。”不错，这句话的确是斯大林同志说的。然而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的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见斯大林同志的同一演讲）但是，这是不是说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或者说农民问题便包括了民族问题的全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讲中说：“不能把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合而为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农民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本身还包含有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法，只是反对谢迷七不把民族问题看成实际上是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特别着重指明农民部队在民族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说法绝不能被曲解成“民族问题即农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是简单的农民运动等等，尤其不能解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有超过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即就中国革命本身讲，斯大林同志把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看成决定革命胜负的问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底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演讲中，斯大林特别讲到中国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曾特别着重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特殊革命性——超过于工人革命性的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国——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特点底观点的正确，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两重性——劳动者与小私有者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它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不能有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用；因为它是劳动者，所以它有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可能；但因为它的两重性，所以它的革命性能够发挥到怎样程度，以及农民革命能得到怎样结果，首先要看那个有独立政治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对农民取得领导权。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去多论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的经验，只略举中国最近的历史事变，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足以创造新社会制度的独立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作领导，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终于不免陷入一般农民暴动的悲运——以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始，以“改朝换帝”继续旧社会制度终。义和团是自发的带着浓厚原始性的农民革命运动，因为当时没有独立的先进阶级作领导，结果被中国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利用，并被它们勾结与投降帝国主义一同压迫下去。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虽然是广大农民参加的运动，但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能起来独立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结果农民群众被自由资产阶级叛卖了，没有得到革命的真实利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领导权，并且创造下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实际基础的历史。正因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经过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取得和奠定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自一九三○年——现在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民战争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不会产生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政权的红旗是广州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底用武装起义力量第一次举起来的。广州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我们有一切事实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现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它的领导者。举几个例说： 1．中国苏维埃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上，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选举中被选额数的特权，并且公开地承认这是实际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作用。承认以此来保正苏维埃政权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2，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唯一领袖！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组织中，中共不仅有政治上的绝对威信，而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占领导地位。 3．在中国主要红军部队中，工人成份（安源矿工、景德镇磁器工人、铁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等）有时占很大的百分数。 4．许多人以为现在苏维埃区域只是农民的区域，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手头没有最近的具体统计材料，且把一九三○年夏季日晖同志关于一九二九年秋季赣南各地情形报告作一个参考： （A）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
（成份以百分数计算） （B）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赤色武装组织社会成份统计表。
（以百分数计算） 这两个表当然只能作参考材料，因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旧东西。在当时赣南各县不仅城市还未被红军占领，而且许多乡村还不是苏维埃区域。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江西、湖北、河南、福建等红军，已经占领过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江西的吉安、赣州、安远、景德镇、宁都、兴国、瑞金；福建的龙岩、漳州、永定、上杭；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岗；河南的光山、满川、固始；安徽的六安、寿县、正阳关、凤台、凤阳、霍邱……等〉。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很大数量的手工工人、苦力、车夫等，而且还有些现代产业工人——如矿山、邮务、电话、电灯、汽车、印刷、建筑工人等等；虽然有许多城市（如赣州、吉安、漳州等）我们占领的时间不久，虽然有许多城市，我们因战略关系，早已自动退出，然而，最近两年来，工人成份在我们党与群众组织中的数量和比重，毫无疑问地相当增加了。而且即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赣南统计表看来，那种所谓现今中国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的说法，已经是毫无根据。此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统计材料，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在苏区中的领导作用。据一九三二年二月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党的省代表大会，共出席三二六人，其中有二五个工人，七五个雇农，换句话说，即无产阶级成份约占百分之三十。大会总结，选举省委员会正式三十一人，候补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一人中，有生产工人四人，雇工及零工十七人，占全体三分之二以上。 至于苏区现有的苏维埃底政权形式和工农红军底武装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方式，革命竞赛、革命突击运动及轻骑队等等许多先进工作方法，无一不充分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在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此外，谁都晓得，中国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虽然还未能达到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底胜利，虽然他们对于苏区红军的领导和赞助，还表现得不够实际上的需要；然而他们曾经用过许多方法去加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上海、广东、武汉、长沙、安远、景德镇、武长路、粤汉路、平汉路工人们，曾经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之下，选派自己最好的干部，到苏区去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干部，曾经举行过集会、示威、募捐、成立红军友谊会等组织来拥护红军，曾经经常地不断地举行英勇的坚苦的罢工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断〔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见共产国际执委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从这种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不仅是那些苏维埃区域里面工农联合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结果，而且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当然，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胜利，同时又影响、推动和帮助中心城市工人的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大和深入。只有这样去了解问题，才能正确了解中国工农斗争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了解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意义何在，才能正确了解共产国际所指示的中共在苏区与非苏区里面“两位一体的”的各种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取得和巩固了，争取、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是在非苏区的主要任务，同样是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同时，这里也绝不是有丝毫轻视中国农民革命作用的意思，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的主力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一切，只是说现在苏维埃运动，不是纯粹农民运动或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而已。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当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如秦同志等）被立三同志等停止了一切工作，我们简直没有知道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的工作情形的可能；另方面在许多苏区里，因为立三路线的工作错误的掩护，许多反革命派别还未能及时地揭露和暴发。因此，小册子中关于这个问题未能特别提出讨论，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讲到了立三路线对于苏区及红军危害时，个别地附带地说到过，未曾一般地说明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及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系的各个问题。目前利用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苏区内部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的各个根本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或者对于许多同志了解苏区内反革命派活动及怎样与之斗争等问题有多少的帮助。 我们苏维埃区域内部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且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一部分所谓“共产党员”与“少共团员”，这并非什么偶然的或者奇怪的事。这些反革命派别产生和活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苏维埃区域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化和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急剧变动。在我们苏维埃区域里，进行着急进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军阀、大买办、封建官僚等）的财产被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富农的土地被重分，在重分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等）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所谓“劳动分地”，在有些资本家的企业中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到中农、贫农和雇农手里，工人群众得到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空前未有的新权利（八小时工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选举中的特殊权利；出版、言论、集会、罢工等自由），苏维埃政权带着显明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豪绅、富农等等的原有政治特权完全被剥夺了，而且失去了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一切政治自由的权利。工农红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失去了武装保护自己血腥利益的权利。苏区在革命前与革命暴发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这样一来，不仅把苏维埃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紧张剧烈到前此未有的程度，而且把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紧张剧烈化起来。苏维埃区域内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那些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的老爷、大人们，用一切力量来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受伤了的野兽十倍地发狂些来拼命报复，被打倒了的统治阶级百倍地拼命些来挽回命运”；非苏区内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们，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在苏区里遭受的命运，更加十倍地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来痛恨工农群众，他们不惜用一切最残酷最可耻的手段，来对付苏区与非苏区的劳动群众，企图以此来消灭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和保持住自己的“财产与生命”。苏区与非苏区的压迫者剥削者们，加十倍地努力去反对在苏区统治着的工农劳动民众，这就是苏维埃内部反革命派别活动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反对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是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隐蔽形式，是中国地主资本家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露骨行动。然而反革命从经验中学得了教训，就是仅仅从苏维埃区域外面来实行所谓“围剿”、“大举进攻”，是很难收到结果的。于是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们，便极力企图用一切方式组织起来，在苏区内部进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阴谋——从造谣惑众直到反革命暴动等等，来响应国民党的“围剿”；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更动员和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别，到苏区去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结合起来，以便统一和集中“剿共”行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为的反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一切革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不仅使用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不仅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处设遍军警侦探机关，而且在南昌特设一个总指挥机关（由杨永泰、段锡朋等主持）专门组织和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这些反革命派别的名称虽然不一致——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鄂豫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各地的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他们活动的口号虽有时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AB团的口号是：“红军终归靠不住的，我们大家总得想个法子，免得失败了杀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反对没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打倒第三国际，拥护第二国际”、“拥护苏维埃，打倒共产党”……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实行二五减租”、“改组国民党”等等。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等口号是“红军是土匪”、“组织新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因时因地而变更——列〔例〕如暗杀党和红军负责领导人，造谣中伤党和红军的干部，散布红军失败的谣言，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大和“恩惠”，经过医生设法用毒药毒坏党和红军负责干部的头脑，捣乱后方，故意破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威信，鼓动农民“反水”，替白军当侦探、送消息，阴谋暴动响应白军……等等，但是，他们都是直接受国民党南昌总机关指挥的，他们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消灭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工农群众组织，使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在苏区恢复统治，预防非苏区反动统治灭亡，使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永远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使中国人都作亡国奴。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仅派遣一些侦探设法混到苏区内部的各种机关中去，苏区地主残余及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尽量设法钻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红军、工―会等等组织当中去，就是原来偶然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那些“半途革命家”们，当着这种阶级斗争紧急关头，也必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悲观、失望以至投降到反革命营垒方面去；这并没有丝毫奇怪，这首先就由于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阶段的原故，有些高兴一般反帝口号和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在某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混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当着真正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澈底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立工农红军的时候，同时，当着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发现许多艰难、困苦和复杂条件的时候，这些“半途同道者们”便不可免的要目到他们自己的营垒中来反对革命。斯大林同志还远在一九二六年底，在他所写的经过联共中央同意的、为宣传鼓动员用的提纲上，便指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困难；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更多多少。”（着重点是我加的——韶玉注） 这类阶级异己分子和害怕革命困难的分子们，当着中国苏维埃新高潮与日俱长而同时又暴露了革命过程中许多严重困难的时候（例如对帝国主义斗争，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创造和巩固红军，实行苏区与非苏区“两位一体”的任务，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有些人便公开地投降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保护自己原来的阶级利益和另找出路，有些人虽然仍留在共产党内，却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属于前一部分人的，在苏区内便是那些干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等勾当的假共产党员；在非苏区内便是那些干帝国主义侦探生活的顾顺章、任卓宣、傅胜蓝、廖划平、韩麟辉、王拙夫（唐虞）等一般下流无耻的家伙；属于后一部分人的便是那些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党路线和组织反党派别的分子们。不仅罗章龙派是直接响应敌人进攻红军和共产党的产物（这一点以后我们亦说到），就是李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也是反映出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苏区反革命各派活动问题上，最容易看得明显。大家都记得：当李立三路线在苏区还占重要地位时，客观上掩护着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和发展，使反革命派别，有公开地利用当时党的口号来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可能（例如因立三路线忽视建立根据地及巩固红军任务，使反革命派别各处易于鼓惑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不相信自己胜利的情绪，反革命派直接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立刻打武汉，打到南京”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在当时一方面可使红军受到损失和失败，另方面可把苏区根据地轻易让给地主富农来“复辟”——夺回土地和屠杀工农等），因此，使许多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都能在立三路线极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下，混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和红军中——甚至一部分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党部团部领导机关中去，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立三路线在苏区对反革命斗争的实际，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或者发起狂来拼命大干一下——只知道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不懂得分别首从，不懂得对受反革命影响和利用的那些分子做思想上教育、说服的工作，当然，更不懂得加紧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加紧苏维埃政权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政治教育、自我批评和群众创造性……等等，是揭露和克服敌人在我们内部奸细的有效方法之一了；或者冷淡消极，什么不干——如开始时根本没有肃反的专门组织——政治保卫局等和系统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党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中央为着保障和加强国际路线在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正确执行，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成立了中央一级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等），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曾经举行过全区的、全省的、全县的党和团代表大会，加强和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改选和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扩大、加强和巩固了赤色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万国革命者救济会等群众革命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上，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苏维埃区域，在最近一年半的过程中，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和巩固起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法令、建设红军提案……等等颁布和实行了，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对立形势更加明显和剧烈了；两个中国制度的斗争，成了决定中国一切政治生活底第一等事变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都被冲破了。苏维埃中国的领土扩张到原有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巩固了，许多分立的零碎的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打成一片了，工农红军的数量增加了，质量大大地改善了，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相当地增加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一般地正确的解决了，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全国劳动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不可比拟地扩大和提高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逐渐成为全中国民众日益相信的口号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各苏区的―切反革命派别都被暴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被发觉和打倒了，如江西的肃反胜利，闽西的驱逐傅柏翠事变，鄂豫皖的肃反胜利，湘鄂西肃清改组派的斗争，广东东江的破获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阴谋等等。在我们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别，都被广大工农群众的威力和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所压倒了。当然，反革命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加深扩大程度而更加不可避免的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获得宝贵的斗争教训和创造了相当的战斗基础固然，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作过许多错误，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在我们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队和工农红军忠勇奋斗的条件之下，在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觉悟力、创造性、组织力和斗争决心勇气与日俱增的条件之下，一定有克服一切反革命派别组织和活动而最终地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可能的。 B.纠正说明问题：小册子中写得有错误地方的，据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 （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在小册子中讲到土地农民问题时，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我们应当指出有两个问题写得不对的。第一问题，关于“没收富农土地”问题，小册子在批评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时曾说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立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擅自在共产国际政治决议上自加括弧，这是对的；因为国际政治决议原文上，的确没有这个括弧和括弧内那句话。第二，说维它同志等加这括弧的用意，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澈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与立三、维它同志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能够消灭富农的观点，也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小册子上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段话，从现在看，有下列几点错误：第一，未能真正抓住维它同志等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核心，维它同志等所写的“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是：（一）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O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二）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及政府机关对于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什么人的问题有明确的了解，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坚决起来纠正当时在分配土地上底那些不正确企图（或者妨碍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主张把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为原则来分配——见同上决议）。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当时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各苏区各有不同的办法，其办法有时并不与国际决议所指出者相同。第二，我所写的那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从现在正确观点看来，是那时候一种不正确的流行的口号。其实，它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口号。当然，我们每个列宁主义者都懂得：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种办法的真实意义和内容。这种办法，从澈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观点看，是革命的，从社会主义集中生产工具的观点看，是退步的；同时，每个列宁主义者都记得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主张，即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我们应当尽力赞助这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由农民自己提出和要求实行的时候；但同时我们应当善意批评这种办法的缺点和不澈底性，并宣传我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因此，“以平均分配为原则来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以及富农、中农、贫农原有的私有土地包括在内）的口号和办法”，并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土地革命的口号，而只能是在广大农民群众都自己要求和自愿实行时，我们应当赞助的办法和口号，尤其是在中农不愿或不满意这种口号和办法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中农能够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并且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得到较多较好的土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的动力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雇农、贫农和他们与中农的巩固联合。”（见同上决议）同时，我们不仅顾到革命的今天，而且要顾到革命的前途，我们始终是把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看作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底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在长沙问题（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和第二次进攻长沙）上，当时因为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党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直没有知道一点实际材料的可能。因此，小册子中所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只是根据着反对当时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以及我们承认有这一可能底一般理论原则来提出和解答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可能来根据实际材料去估量长沙事变（特别是第一次占领长沙）是否盲动冒险。据最近我们收到的中央苏维埃区党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长沙事变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说：“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险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于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行动。”中央苏区党的最好领导和干部，他们根据着实际经验所作出的集体结论，无疑问的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绝不因此而忽略了长沙占领的历史意义，“长沙战争正确地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见同上决议）大会决议上这一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为着使这一问题有更清楚和更周到的了解，我以为还须有一点补充的说明：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独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同时，准备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红军的条件之下，才去占领重要城市。 c．新加的几个问题：小册子中当时未曾说到，现时有必要说明的，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四中全会都确定说：“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或“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然而叛徒罗章龙等当时——直到现在却一口咬定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或者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因此，他们说：“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和掩蔽立三路线罪恶”。这些叛徒们以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比共产国际及中共更“左”些，所以他们更是澈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些。这些叛徒们在这一个“左”的词句下，企图干些什么勾当，已经是人所共知共见了。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曾采纳了李立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曾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是比托洛茨基主义中央和托陈取消派更坏些”——在这面盾牌掩护之下，罗章龙等不仅提出“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资格或党籍”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实行分裂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而去另行组织所谓“第二党”的行动。现在谁都明白了，叛徒们这些“左”的口号，绝没有丝毫反对或厌恶托洛茨基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真义，而只是在这些口号之下，来企图进行诱惑一部分落后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跟着他们一路跑到托陈取消派营垒中去。他们实际上是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比托陈取消派更坏些，我们一路到托洛茨基队伍中去吧！”表面上挂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做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意，这就是叛徒们装腔作势的实质。这也是现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作方法的特点。 罗章龙等叛徒被驱逐出党了，但罗章龙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时在个别的共产党员中间，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现着；而暴露这类观点的同志们，时常也是表示他们比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见解“更正确”的态度。他们同样以为不把中共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所犯的李立三路线错误看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比它更坏的错误时，便是轻视了李立三路线的危险实质，便是袒护了立三路线。因此，把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的估计，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目前依然是很必要的事情。 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的派别了，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斗争中的先锋队”。（见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先锋队”呢？首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正确的说：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例如，在我们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纲，布尔塞维主义必然腐化等的提纲呢？这个武器是托洛茨基供给他们的。苏联境内一切反苏维埃的集团，都引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们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腐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恢复的著名的提纲，作为自己必然要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根据，这件事实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思想上的武器，并且还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苏联的策略上的武器与组织上的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接着上面一段话，就说：“谁供给了苏联境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苏维埃政权底公开发动的尝试呢？这个武器是企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行动，振起了资产阶级底精神，帮助资产阶级专门家的专门危害工作，这是事实。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组织上的武器，如企图建设秘密的反苏维埃机关呢？这个武器是组织反布尔塞维克的秘密派别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秘密工作，帮助了苏联内部一切反苏维埃集团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底先锋队。” 看了斯大林同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这段正确精彩的说话，还有没有可能来断定，曾经在短时期内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位的李立三路线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东西——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些的东西呢？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当时所犯的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虽然在思想上有许多主要问题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但绝不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部分同志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采纳过或应用过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上的武器和组织上的武器。当然，李立三同志个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采用过共产国际一切“左”右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如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另是一回事”、“等打下武汉后再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这是铁一般事实。同时，如果李立三同志个人不及时地在共产国际及全党同志威力下屈服和承认错误，如果他把他个人的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在实际上继续和发展下去，他有可能地要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估计到执行立三路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们底错误实质时，则应当根据一切事实来作判断的根据。 当我们现在讲到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时，绝不能把他的思想上的武器和策略上组织上的武器分离开来。 因此，当我们估计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时，我们正确地指出它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时说： “内容是实际上的投降，形式是‘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冒险癖，这种形式是用来掩盖和装饰这种投降的内容——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着的那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制’，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跳进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资本主义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 根据斯大林同志这种论点去总结李立三路线的本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这样说：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李立三路线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穷困的那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制度下，表示出无限的愤激、悲观和失望，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新高涨的紧急关头，一方面眩于革命运动初步胜利的头昏，另方面对革命道路上的困难表示投降的绝望，他们希望或者“一下子”使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更加破产底痛苦和避免革命困难（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冒险盲动），如果这样没有〈可〉能，或者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可］点就产生在政策上的消极性和投降性）。 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底估计，正是这样的观点。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上说：“……然而这个方针（指立三路线——韶玉注）虽然用‘左倾’的词句遮盖其消极，实际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 （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中共中央四次扩大会议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信上所指示的原则，在自己决议上对于这一点，作了个总结的说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有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的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李立三对于许多原则问题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同。李立三同志否认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有效用，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作用，不了解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不承认中国环境的特点，不了解和忽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对革命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这些都恰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错误，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罗章龙等直到现在还故意高呼：“中共中央是托洛茨基主义秽物”，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解散整个中共中央，开除整个中央委员党籍”的要求，与“组织新共产党”的行动的“合理”，企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罪状的正确，实际上企图以此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诱惑少数落后分子到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臭泥坑当中去，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主观上还愿留在共产党内，而同时到现在还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远的错误的同志们，以及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立三路线时所应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过火言论的同志们，却须格外当心点，却应当仔细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些，不然，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四中全会前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过程，虽然一共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然而其中详细情形，绝不是很短篇幅所能说得完的。此处要说的，只是这一斗争在非苏区经过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中的几件最主要和最显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现在之所以必要说明，因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于这一斗争经过的情形不明了，时常在文字上和说话中，表示要晓得这一斗争经过的必要。同时，罗章龙派及托陈取消派经常用曲解和捏造事实的办法，来企图加强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地位。这些反革命分子曲解和捏造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的办法，不外下列几种：第一，托陈派可耻的武断说：“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之所以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企图在反立三路线的借口之下，将不听指挥的李立三等逐出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而代之以斯大林派的人物，所以中共内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派的阴谋手段……”。第二，托陈派与罗章龙派可耻的宣传说：“反立三路线的主要人物不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现在工作的那些干部同志，而是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叛徒与何孟雄同志等。”托陈派说：“我们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反对中共中央路线，所以我们是反立三路线的始祖。”罗章龙派说：“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最早和最有力的是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领导的那些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们。”第三，不久以前才恢复党籍，原来犯过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分子们，最近无耻的造谣说：“现在中央负领导工作的那些同志们，并未真正作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尤其是他们未曾用过同志关系的说服方法来帮助当时中共中央负责者李立三同志等改正错误，而只是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党的信到中国后，在中央会议上放一阵大炮，把李立三等赶跑了，自己占据了党的领导的位置。”这些分子们直到现在还继续散布这些可耻的捏造谣言，当然是为的要来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同志，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同志，并企图以此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所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破这些分子的造谣，对于使一切中共党员和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关于托陈取消派所捏造的那第一种谣言，当然已经没有辩答的价值，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实质，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根本相反和不能并存的实质，现在对于任何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至于这些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所高叫的，什么“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派把持”等等反革命论调，早已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分子一致公认斯大林同志为列宁主义的最忠实、最坚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伟大事实中，暴露其反动无耻的原形了，也值不得再加任何的辩驳。关于托陈派所说的，他们是在第六次大会后，即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也是值不得辩驳；因为现在谁也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次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占领导地位前的政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一般相合的。托陈派这种谣言的目的，是在企图证明中共自从六次大会后，即是把陈独秀机会主义和以后的盲动主义完全公开宣布死刑后，特别是把陈独秀、彭述之等逐出党的领导机关后，中共中央路线便不正确了；因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坚决进行过的反对托洛茨基派及陈独秀派的斗争，特别是把托陈派一切分子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以外去的斗争，是完全不正确的。托陈派企图在他们是“反立三路线老祖宗”这面盾牌掩护之下，来达到他们的派一部分人“回党破坏”，来达到他们“无论如何设法留在党内干”的目的，这是很显然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至于罗章龙派及托洛茨基信徒们宣传的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的许多可耻的捏造谣言，因为有些人还不了解有些问题的真相，所以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那一小部分还不十分了解这一问题真相的同志们，能对于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 四中全会前在非苏区反立三路线经过，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一）立三同志论文发表后至中央政治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发表前为第一阶段；（二）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后至三中全会前为第二阶段；（三）三中全会至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信在中国发表前为第三阶段；（四）国际来信发表后至四中全会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企图用个人谈话的建议和说服方法，预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底阶段——在立三同志的许多主要论文散布在各期《红旗报》上和收集在《布报》第四、五合期上发现〔表〕的时候，就有个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项同志的十数次谈话，与忠发同志等的几次谈话（当时因工作环境关系，没有遇见立三同志的可能），到六月十一日决议案通过的前夜，有些同志又有与立三同志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都曾诚恳地明白地指出立三同志这些论文中的根本观点的危险，同时，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同志论文中的意见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关于这一点，有立三同志自己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书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他声明书中说：“（二）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但是，这些同志预制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立三同志的论文毕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底稿。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在领导机关内进行反对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底阶段——当一部分同志听说中央政治局根据立三同志论文通过决议时，便起来找中央负责同志（立三、忠发等）谈话，忠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决议宣布，要求他们通过新的正确的决议，立三同志等不仅不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公开答复要同这些同志到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去作公开的斗争。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公开起来反对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有几个同志（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并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同志才受到当时立三、忠发等的异常仇视，不仅在政治上到处打击这些同志（骂他们是“右派”、是“取消派暗探”、是“小组织者”等等），而且在组织上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来对付。关于这一切有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的中央通过的决议作证明，在中央发表的取消这些同志处罚的决议上说：“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已在中央居了领导的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陈、秦、王、何四同志反对此种路线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陈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分，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了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正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唱上，认为过去对四同志的斗争与处罚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后，曾经有一部分文化工作党团同志（如灵壁等）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同志，以及个别的区委工作同志和支部同志同情和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河南方面，八月间，有以列甫同志为领导的多数省委委员反对当时省委书记的立三路线的领导底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经过，同样有中央文件的证明。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河南争论问题的决议上说：“过去中央立三路线的领导，使河南省委工作上陷入严重的错误。去年七八月间，省委以昌勇〔5〕同志为代表的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同志们，认为河南全省暴动形势已经成熟，应当争取河南的首先胜利，于是不顾客观形势，到处举行盲动冒险的行动。甚至三个人也要示威，一个同志没有的地方，也要派人去立即组织暴动。这种错误意见，当时曾受以列甫同志为代表的省委中多数同志的反抗，这些同志提出反对盲动冒险和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的任务。一般的讲来，河南省委内的争论，是多数同志们合乎国际指示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底争论。不幸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依照立三路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北方局加列甫等同志以‘一贯左倾机会主义’与小组织行动的罪名，取消多数省委同志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因此在河南问题委员会上，除了对北方局关于河南问题的处置加以肯定外，并给列甫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中央告同志书上，又认为列甫同志是破坏党的原则的派别。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中央和北方局这一切处置都是错误的。现在除对于河南工作另有决议指示方针外，特决议取消以前一切对河南问题错误处置，取消对列甫同志的处罚，通告全党，号召河南省的全体布尔塞维克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决议） 此外，在三中全会不久以前（九月一日），发生过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议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发言和他的九月八日声明书。中央在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也曾发表过决议承认何孟雄同志的这一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并且指责了江苏省委当时加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消他的省委工作为不正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才高叫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和右派自供的一切材料，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下列事实：第一，何孟雄这一反立三路线发动，不是最早的，而是在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至三中全会前最迟的一次反立三路线发动。第二，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因为他在九月三日区书联席会议上受了立三同志打击后，马上便承认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虽然在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催促之下，送给中央一个意见书，然而当着第二次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同志作报告打击他一顿时，他又公开地承认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请求报告同志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三，根据西更〔6〕后来向中央的报告，知道孟雄同志当时的这一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参加这小组织会议的西更同志，因为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曾经看见过当时国际执委给中国党的许多新的纠正中央错误的指示，所以能在声明书中写出一些与国际指示相同的意见。此外，孟雄同志曾与当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谈过多次话，这更是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罗章龙派用孟雄同志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这面旗帜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更用不着说：孟雄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后，曾离开了自己原有的比较正确的意见书的立场，而走到与罗章龙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很相信，孟雄同志如果不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定会与罗章龙派分裂而回到党里来的。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中央、省委等）内发展到比较多些的党员群众中去的阶段——三中全会前，党内许多同志曾经风闻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政治决议（一九三○年七月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及其他指示等），并且听说维它等同志已经准备召集中央全会来决定执行国际决议；因此，拥护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的决议。然而事实与这些同志的预料相反，三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们，不仅在政治上用调和态度来继续立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加紧实行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来对付那些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把他们任何工作完全取消了（甚至连在立三路线时还保存的一部分反立三路线的同志的工作都取消了），而且连和同志们谈话都一概拒绝。这样一来，就逼得那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原来尽力希望说服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去诚恳接受国际指示底同志们，不能不走到党员群众中去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此，在三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上海已经日渐包括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少的支部、区委同志，某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及当时因事路过上海的（乃康同志等）苏区和外省的同志，都积极地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凯丰仓皓戒知等一批青年团同志及则名劳侠等一批党的同志，给了反立三路线一个极大的帮助。当时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上海来，在各种会议上，多半要遇到反立三路线的言论；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常遇到支部同志——首先是工厂支部同志的热烈的反抗。然而因为许多特殊条件，——革命斗争的紧张，秘密环境的困难，同志们一般理论水平的不够，立三路线主要分子握住了当时党和团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领导机关，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的盛行和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的经验不够……等等条件，当时由一部分干部所领导的下层党员群众所发动起来的反立三路线的力量，还不能使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负责同志们及各主要省委（江苏、河北等）的负责人自动起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以极大限度的非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来企图作继续持久的抵抗；因此，在这一时期，使党的生活更陷入非常不经常的状态。只有在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在中国党内宣布时（一九三○年十二月初），才动员了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和团员起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三中会议领导同志底斗争，才逼迫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有阵地，而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全党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上，特别加重地指出说：“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那些在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后高叫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先锋”和“始祖”的英雄们，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后，依然是同意立三路线的健将。试拿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几个最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中最主要点看一下，便可证明。三中全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罗章龙的发言上说：“听了报告，看了决议，我对于整个的系统意见完全赞成。报告中严厉的提到自我批评，我也是完全同意的。……三位中央同志，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认为很好。”余非的发言上说：“听了特生、少山〔7〕两同志报告和几个同志的发言，尤其是立三同志的发言，及看了国际材料和参加了国际的讨论，以及最近参加实际工作以来，对照那些情形，深深感觉得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是没有丝毫不同，企图将国际与中央对立，反对个人的方法，正是过去托洛茨基用的反党方法。”而西更则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中央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我对于维它同志的发言完全同意……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些铁一样的材料看了以后，同志们就可以看出罗章龙叛徒等高叫罗章龙及其党徒们是“反立三路线代表”，现在中共领导干部的同志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狂吠，是如何可耻与捏造了！当然，他们这种可耻谣言，只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上标题为《最近共产党的内幕及总崩溃的趋势》一文，以及中国境内天津《大公报》摘要登载而改标题为《国难中之共党衰落》一文等等），才能取得热烈的欢迎和转载。 第四阶段，是反立三路线斗争普及全党而同时又是真的（站在国际路线和爱护党的同志们）与假的（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上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分子们）反立三路线的阵营的公开划分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信公开在中国党内发表后，在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尤其是九十六号通告上公开宣布立三路线错误后，立三路线之危害革命和党，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当时在党内再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反对立三路线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罗章龙、余非等才大吹大擂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反立三路线这几个字当作商标一样地向党员群众宣传，他们企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来达到在政治上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在组织上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底目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同“左”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高叫他们能够反对“左”的李立三路线，也和立三路线者大吹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曾经“坚决地实行过一条战线上（即反右倾）的斗争”底一样滑稽和愚蠢。“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什么地方有‘左’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有右的倾向”（斯大林），同时，什么地方有右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左”的倾向，“左”右机会主义经常是相互掩护相互帮助和相互助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立三路线占统治时代，不仅同时还作出许多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土地问题中的错误办法，争自由运动中的幻想资产阶级当时还有革命作用等），而且事实上正掩护和培植着那些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右倾派别的发荣滋长。罗章龙等的反立三路线的立场，不仅不能丝毫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正模糊、混淆和障碍了真正反立三路线底斗争。“左”右机会主义都同样的仇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一正确路线，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观点看来，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时，便抬起头来企图将党拉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当然，右倾分子不能不懂得：如果他们在这种党已经克服了立三路线而实行真正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底关头，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那末，他们就必然要马上受到李立三路线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企图躲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秽物来，以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抓得党的领导机关，然后再来实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狐狸无论如何灵巧，时常总不免要“露出尾巴”来，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论如何尽力企图在未夺到领导机关前，暂时不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是，结果依然不能不在许多原则问题讨论中，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最初的发动，是采用许多转弯抹角的巧妙方式：他们不说他们不相信共产国际路线对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只说“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或者“当时中央所犯的各个问题的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他们不说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政治路线与任务不能实用，只说要由他们来“树立国际路线”和“重新讨论一切问题和制定一切新的决议”；他们不说他们估计中国当时形势已经没有革命运动高潮，只说“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已经完全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的差别”；他们不说他们正在准备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只说要“推翻整个中央——开除一切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籍，撤消一切领导机关同志的工作，党内绝对民主化”；他们不说消极怠工和破坏党的工作，只说“在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不能进行实际工作，谁提出加紧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口号，谁便是妨碍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不说他们反对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只说反对“C．S．S．小组织”，而却又不说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不说他们对党的发展抱悲观绝望态度，只说“反对九十六号〈通告〉上未有宣布党的危机”的扩大和深入；他们不说他们不反对右的倾向，只说“右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或者“至少在国际来信后，右倾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切错误意见，开始是由个别分子在这种会议或那种会议上散布和宣布，最终，由全总一月一日党团决议把它们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些隐藏暗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当时的政治纲领。 右倾分子这些错误意见，——在上海各种会议和谈话中发现时，改组后执行国际路线的江苏省委便坚决地与这些错误倾向斗争。江苏省委当时通过的关于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便是坚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好证明——反对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的立三路线残余，同时反对当时刚才抬头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同志表示对右倾调和，对右倾有自由主义倾向，这部分同志恰是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致不愿批评别人错误倾向的人，这部分同志当时曾经公开地或暗藏地主张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调和与让步；在这些分子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重性，都不过是个别问题的“词句”或“名词”不妥当，都不过是反立三路线时不可免的或应有的“过火”言论；同时，这种思想在当时刚承认错误的政治局有些个别同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才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说反立三路线便包括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全部，对于已发现的错误倾向一字不提，不说立三路线破产而说党的危机等等）。然而当时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却深刻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看透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提出的严重性；他们坚决地指出，如果这些倾向公开发展下去，便有成为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极大可能性的来源，不仅由于提出这些问题的分子们绝大多数是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成份，而且由于一方面立三路线“左”倾词句揭穿后暴露出公开的右倾消极；另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的极大可能。同时，不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便不能真正克服立三路线。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 在这小册子中，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有些问题原来写得不充分和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秘密斗室中，简直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充分的参考材料；另方面是由于我对许多问题理论上的了解还不够——尤其是当时被取消了一切实际工作，简直没有在实际中来进一步证验和了解立三路线在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可能。在这个再版书后中我曾经尽我现在所见到和懂得的，企图把“不充分”的问题补充得“较充分”，“错误的”问题改正到“比较没有错误”或“少错误”。然而这个企图在实际上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自己是很难断定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理论学习中及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多的进步，以便将来写别的东西时能够避免和减少许多缺点与错误；同时，有可能再去检查一番这小册子及再版序言中有否其他缺点和错误。此外，并且希望其他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也在口头上、书面上尽可能地帮助我指出小册子和这一书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一部分当时未曾写到的问题，在当时是还未曾感觉到有写的必要；而到现在，党内斗争的环境，党的发展的利益，党外敌人对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曲解的企图以及许多新干部新同志对最近两年来党内斗争内容的全部了解的意望的迫切……等等条件，使得我们不能不简明地谈到这些问题。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党的组织内和同志中，还远没有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那样传布得宽广和深刻。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罗章龙派不仅未曾占据住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地被四中全会后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着党的先锋部队——上海党的组织，将它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毁下去和肃清出去；另方面罗章龙派当时的活动主要地域，只限于上海及北方（北平、天津、满洲的一部分）等局部区域。但是，罗章龙派反党反革命行动的残酷无耻，以及党把这反革命派别在斗争中驱逐出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知道和了解的。关于反对罗章龙派斗争的经过，中央、江苏省委、北方党部有许多文件，可以供同志们的研究和参考的。但因为党处在秘密环境，并且这些文件多半是对于某个人、某个问题或某几部分问题的决议的关系，所以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反罗章龙派斗争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利用反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简明介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即是不能了解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全部，罗章龙的政治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去掉“左”倾空谈假面具后的立三路线；当然，更用不着说：不了解反罗章龙路线斗争，便不能了解中共两年来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实质和现在与将来发展的前途了。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共产国际估计中共四中全会的实质和意义说：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地指出：中共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退了那些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路线错误及调和态度的不满意情绪，来达到反党目的的右派分裂者和取消派的进攻，同时，给了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和对他的调和态度坚决的打击。四中全会在使党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作了很严重的步骤，改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同时，使党开始了在全部工作转变中来实际的和真正的解决当前紧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关于中共任务决议）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不仅在四中全会后，而且在四中全会上便实行对党作残酷无情的进攻。在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派除去坚持四中全会前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上的政治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右倾分子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更对四中全会本身，四中全会日程、决议及领导机关更新等问题上，提出与国际和党完全相反的意见。当四中全会宣布开会时，罗章龙、王凤飞、余非、韩连辉等，便起来反对四中全会的开会，要求立刻解散四中全会和改期召集紧急会议；当着破坏四中全会工作这一企图被国际代表和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和打击后，他们立刻反对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他们主张除了政治决议、反国民会议宣言、告红军书、告同志书、改选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议程以外，还要讨论和通过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等决议。因此，他们要求把开会时间延长到三——四天。当着他们这些提议被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后，他们马上便提出“立刻退席”的要求来威吓会场；当着他们这种非党行动受到斥责和打击后，他们便企图在夺取领导机关问题上作一最后的挣扎。当进行改选政治局成份时，他们提出一个整个的政治局名单，这名单中除去被他们诱惑的两个工人同志外，其他的完全是与中央提出和为大多数到会代表赞成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这一名单九个人当中，顾顺章、韩连辉不久便成了国民党的侦探，罗章龙等不久便成为托陈派的伙伴。此外，他们并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开除了党籍的托陈派分子王仲一，要求恢复其党籍和中央委员资格。他们的名单和提议，当然被大多数否决了，大多数代表一致通过了由中央提出来的新政治局成份。在他们夺取领导机关的企图失败以后，罗章龙信徒——四中全会后不久即成为国民党公开侦探的袁乃祥，便拍案咆哮，企图给警察侦探以破获的机会！叛徒的这种可耻的罪恶的企图，当然立刻被到会大多数代表们的镇静力镇慑下去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四中全会，在极短时间内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完成了自己各方面应有的任务。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罗章龙派的反党阴谋（在政治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代替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组织上以右派小组织的领袖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四中全会上受到严重打击后，他们便马上公开地实行反对四中全会底小组织活动。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第一个理由是：他们原来要求召集的是紧急会议。同志们都知道，在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当时特别提出请求国际召集全党紧急会议的口号。当时提出这要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占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不愿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用调和态度拥护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请求国际采用紧急迅速的办法来纠正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以便迅速执行摆在目前的紧急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未发出以前——特别是四中全会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和范围内是正确的。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前，对于这一口号还是很冷淡的。只有在四中全会上受到失败后，他们才把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已经放弃，但是原来在党员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影响的这个召集紧急会议的口号，大叫起来，企图在这个口号之下来达到他们反党的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根据着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是异常合乎当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环境需要上的要求的。这些理由，同志们在附录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于中共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上，可以完全看到的。 罗章龙派反对四中全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未能解决它应有的任务。罗章龙派这种意见底根据的第一点，就是四中全会只通过了政治决议、告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未有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土地、农民、职工、组织、军事……等）的决议。同志们现在都知道：罗章龙派这种意见的真相，并不是真正为的要通过新的决议来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些问题在一九三○年七月通过的那些决议。四中全会认为共产国际的那些决议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依然完全有效，因为当时的革命情况及党的任务与国际决议指示的没有不同。因此，党对这些决议的任务，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来执行它们和实现它们，而不是另外再通过些与它们不同或相同的决议；具体执行和实现这些决议的指示和办法，不仅没有在四中全会短时间内做到的可能，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组织的经常工作。罗章龙派则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新高涨已经过去，所以国际执委的一九三○年七月那些决议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必须照他们的退却路线来通过―切问题的新决议。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二点，就是四中全会决议依然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四中全会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四中全会决议不仅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完全破产，不仅宣布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的绝对错误，而且最严厉批评了六月十一日以后至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各种主要文件上的严重错误，并且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实际恶果，作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当然，四中全会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采纳罗章龙派的提议，因为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提议中，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私货。例如：第一，在对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和九十六号通告的估计问题上，他们企图造成“党的危机越过越扩大加深”的理论；他们的立场是，二中全会决议比六月十一日决议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比三中全会决议更坏，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比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更坏，四中全会比起三中全会来是“更可耻的、更背叛阶级利益的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走狗同一作用”的会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越过越坏，党是向崩溃的道路发展下去。”党能不能采纳右派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据四中全会估计，中共自国际七月决议——特别是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后，换句话说，就是在立三路线逐渐宣告破产后，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未能迅速地转变到国际路线，同时，虽然在转变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和经过许多困难，虽然领导同志这种迟缓和困难转变的错误，妨害和延缓了国际指示的执行，同时就是妨碍和延缓了革命任务的正确解决；但以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来，党在立三路线破产的过程中和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中，是表现出党日益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党的健全化的程度如何，首先要看党在克服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执行国际路线底程度如何来决定。坚决不移地执行国际路线，是保障党日益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有力保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日益向前崩溃”的理论，就是他们分裂党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的理论根据。第二，在估计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上，他们企图贩进“革命新高涨已经完结”的理论；他们的论断是：“立三路线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和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的基础，工人运动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了。”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必须把对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和对于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这两种估计分别开来；如果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本身包含的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实质，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立三路线实质上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没有好坏的差别；而且从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讲，立三路线正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到当时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底新表现。立三路线如果不受到党内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双方面的、及时的、坚决的打击和纠正，毫无疑问地它可以而且必不可免地要对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同样程度的危害。但是，当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已经造成的结果时，换句话说，即是估计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几个月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时，更确切点些说，就是估计到革命领导错误对于革命主观相客观力量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就不能不很郑重地很实际地来考察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只有根据这种估计才能得出对时局估计和党的任务的正确结论。因此，四中全会决议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立三路线执行期间对于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一切严重恶果；另方面正式向全党宣布它“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完全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换句话说，即是完全同意国际一九三O年七月决议及十一月来信对于中国时局估计及党的任务的指示。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和中国革命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的理论，就是他们离开党，反对苏维埃和红军（骂红军是土匪，说苏维埃没有前途等），反对一切罢工示威，反对工人政治斗争等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纲的思想基础第三，在估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形成前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工作情形问题上，罗章龙派企图偷运来托陈取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底私货。他们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或者“因为中央犯有个别严重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甚至“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共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那些因为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们（陈独秀、彭述之、王仲一等），都应当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如果党采纳了他们这种提议，就是替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员们底回党破坏阴谋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四中全会决议很正确地一方面指示“六次大会以来的党的成绩，因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另方面却坚决肯定“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年六月为止，中央虽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的成绩”。四中全会深切地懂得：任何方式地对于国际路线正确性的动摇和对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的掩护，都有加以严重打击的必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的理论，就是他们与托陈取消派公开合并起来的思想武器。第四，在估计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实质问题上，他们企图大贩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们的立场是：“执行立三路线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远些，比陈独秀领导更坏些”；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党很清楚地知道：罗章龙派这种说法是托陈派自命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谩骂诬蔑“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叛徒”的改头换面的把戏，是他们很久以来企图达到解散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以造成党的混乱和解体的阴谋的另一方式，党不能不给这些可耻的分子以严重的打击。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这种“中共不如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就是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高叫共产党必然崩溃，实行加入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武器。 党不仅不采纳罗章龙派这些反党的提议，而且四中全会给了他们这些提议以致命的打击，四中全会坚决的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使用了十足的火力。因此，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比立三路线更坏的东西”，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三点是：“四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完全是与立三路线调和的，完全没有解决它应有的任务。”他们这种论点的根据是：第一，四中全会的到会代表成份，最大多数依然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分子，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我们要说明的——连罗章龙派当时也同意的，就是怎样了解和决定“立三路线分子”的问题。如果说“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党员，都是立三路线分子”，那末，我们可以说，当时全党党员中，除去在立三路线时代害病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参加党的任何工作的极端少数同志外，其他的全党党员都是曾经在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执行工作的。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上，每个下级党部和个别党员虽然对上级指示有不同意时有提出意见以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问题未解决前还须执行上级决议的。立三路线在几个月内曾经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内占领导地位的路线，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意义上讲，那末，不仅当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未曾反抗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是立三主义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始至终坚决抗议，但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根据中央决议还进行了多少的党的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是立三主义者了。这种论断显然是不合乎事实和有害于党的，这种论断显然是对于全党同志的侮蔑。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上，党即曾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认为应负立三路线主要责任的立三主义者，除立三同志个人外，只有当时积极赞助他的路线而且负党的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同志。即是当时政治局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加上江南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等几个同志。这当然不是说，除他们几个同志外，其他负比较主要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负一点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而只是说他们几个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几个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当被称为立三主义者。根据党这种正确了解的观点来考察问题，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到会代表成份是一般的令人满意的。到会代表三十九人中，只有七人是上述那种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其余的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立三路线的干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干部、各主要群众团体的党团负责同志、北方工人干部、少共中央代表、支部同志等。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七个人所以必须到会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及最主要的省委内一部分主要的负责人，需要他们来报告工作和发言，同时正因为他们是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要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向共产国际及全党公开宣布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第二，罗章龙派说：“四中全会上政治局的改造，完全是不正确的，政治局被‘C．S．S．派的小组织中人包办了”，在四中全会后的头几天，罗章龙派拼命高叫反对C．S．S．小组织，但不说明这小组织的内容，所以弄得有些人莫明其妙。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自己把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他们公开说：“C．S．S．在英文就是China Stalins Section的缩写，在中文就是中国斯大林派，斯大林派不独在中国有，而且在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内都有小组织，斯大林特别指定一些人来包办中国革命和垄断中国党，陈某等就是C．S．S．派的人物。”“反对斯大林派”——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用惯了而为觉悟的无产阶级恨极了的口号，这是一切反共产国际、反各国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们无耻的宣传。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地热烈地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宣言，答复了这些“左”右叛徒的阴谋诡计。这些托陈取消派的伙伴们，高叫“反对斯大林派”的口号，当然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组织上不正确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痛恨立三主义的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最厌恶真正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分子。在他们看来，真正拥护共产国际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比立三主义者更要危险些（这当然是的确的）。四中全会后，王十人〔8〕公开找当时的一个主要立三主义者罗×同志说：“还是你领导江苏省委好，我们赞成你来干”；达汗对另一个当时的主要立三主义者××同志说：“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派，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处得来，斯大林派比你们立三派更要危险得多；他们真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果他们将来永远不错个什么路线，那就越过越糟了；所以现在要乘他们还未巩固时，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一下子。”事实上四中全会上改造的政治局，在正式与候补委员十六人中，有十个工人成份。这在当时有三个工人同志还未表示出他们被罗章龙派利用的情形下，这种改造，是异常正确的。在这一改造当中，撤消了维它、立三两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忠发同志等是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等等条件下，继续担任政治局工作。同时，并吸引了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最坚决的那些同志和工人干部参加中央的领导。然而，在罗章龙派看来，四中全会在组织上自然未曾解决它应有的任务，因为四中全会否决了他们右派小组织提出的名单，打碎了他们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来干取消派活动的企图。因此，他们这种无耻叫号，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所以对于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示和党的利益及革命需要来解决了它应解决的任务，正是因为它不仅澈底地击碎立三路线，而且同时在全党面前揭穿了罗章龙派等取消派暗探们的反党诡计。因此，在四中全会后，全党绝大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团结地象一个人一样坚决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在政治局领导之下，残酷无情地来打退那些立三主义残余和罗章龙派的反党活动。同时，罗章龙派、不改正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分子、托陈取消派们，直到现在都拼命咒骂四中全会。这一切好恶的不同，都是必然的和丝毫不足为奇的事。 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后特别地积极地活动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党内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残余，而且是由于当时的两种情况所促成：第一，罗章龙派是在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假面具完全揭穿之后，暴露出露骨的右倾消极失望的反映；第二，罗章龙派特别是直接反映和响应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加紧进攻。讲到第一点，读者总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立三路线实质时，根据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所作的正确估计的原则所下的定义；现在如果我们应用那种同一原理来估计罗章龙路线的实质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罗章龙路线是公开露骨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罗章龙路线一般地反映出那些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同时对革命胜利表示完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特别是反映出在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失败和‘左’倾空谈揭穿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到政策中来，便是公开露骨的取消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便不仅包括了一切右派的分子，同时还参加进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分子。这种“左”右联合的反党派别，是有它的同一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恰好作为这些反党分子的写照：“‘极左’的情绪，经常总是与公开的机会主义情绪符合着这件事实——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列宁不止一次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塞维克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底反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极左’的反对派之所以干革命，只是因为他等待革命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地，如果革命发生障碍，如果革命明天还不能胜利，他就一定要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见《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演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暂时地“兴奋了”“激动了”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便经常表示消极怠工一部分分子（罗章龙本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之一）的积极性，使立三同志曾经傲然自得地说：“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的分子都变成过积极的干部。”立三同志不了解，那些消极分子之所以一时变成“积极干部”，只是接受“明天革命便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同时一齐胜利”的投机号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罗章龙路线公开发现时，那些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用过极大努力来干冒险盲动的一部分分子（顾顺章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一），便不迟疑地投到罗章龙派队伍中去（顾顺章在四中全会后，曾经三次找右派分子谈话，表示他与右派合作反党），使罗章龙到现在还扬扬自得地说：“许多很好的干部，（？！）都拥护我们的路线。”罗章龙很懂得，他的路线能够团结一部分对革命完全悲观绝望的分子。 从一定意义上讲，罗章龙路线便是冒险盲动干不通和“左”倾空谈揭穿后的李立三路线。因此，如果李立三用“全世界革命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悲观失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宣告“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李立三用“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几个和一个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可能底否认，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李立三用“立刻打下武汉，立刻打下南京”等等冒险盲动来损害红军的主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红军是流氓土匪”，“红军没有前途”等等咒骂造谣来损害红军的威信和帮助敌人进攻红军；如果李立三用统一行动、组织暴动等等“左”倾空谈取消团、取消工会和涣散党的力量，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反对罢工，反对示威，根本反对暴动，现在还不能组织赤色工会，党已经要崩溃了”等等谰言来实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第二工会”底活动。罗章龙派这种公开的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使他们在组织上走上离开革命而另找出路的道路。讲到第二点，读者还记得，一九三○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正组织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当时帝国主义、蒋介石、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新月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的刊物和报纸上，同声一气地高呼：“三个月内，中国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必定消灭”的论调；当时国民党除却遣兵调将进攻苏区红军外，同时，还特别加紧组织些新的反共机关（在上海以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流氓头子主持，在江西由段锡朋等负责，在北方由张开运主持），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去组织和帮助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派的活动；另方面在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专门派遣奸细侦探，到共产党内去，同时并威胁利诱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去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党组织。同时，在这个时候，因为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使有些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失以至部分的失败，有些非苏区——首先是大城市的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形，更使那些对革命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们容易发生响应敌人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公开提出取消主义的政纲，这除却直接反映对敌人进攻革命的动尧悲观失望情绪外，还有什么解释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实行起来分裂党、分裂团、分裂工会并企图分裂红军及其它群众组织（组织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在北方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派几个人企图到苏区去破坏红军等）的行动，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进攻红军和共产党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它公开地方去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捕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获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信徒韩连辉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罗章龙派这些政治上的纲领和组织上的活动，除了直接执行反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革命新高潮时引起共产党内部的破裂和混乱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这种公开帮助敌人和实行敌人指示的罗章龙派，还能称为共产党内部的派别，那末，什么东西才算党外的反革命派别呢！？罗章龙派从它散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反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宣布党的主要干部名单及国际代表姓名，向敌人告密的文件）和实行组织所谓第二党那一天起，它便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而是党外的与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AB团等等一样的反革命派别了。罗章龙派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别了，它早已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支小分系了！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在上面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章龙派之所以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加紧活动，以及它由党内派别迅速转变成党外反革命派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上面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罗章龙派的活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反党小组织做背景的。因此，当它初宣布反党时，曾经诱惑过党内一部分落后分子跟着它跑——当然这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原来参加右派小组织的和不改正错误的立三主义者。然而除此以外，一小部分同志及少数工人干部对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愤恨，也曾经被罗章龙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口号之下利用过。罗章龙派当时用欺骗口号（如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等），武断宣传（把“新”“旧”干部对立，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反对C．S．S．小组织——当初许多人不知C．S．S．是什么意义）和反党方法（例如利用原来工作关系，欺骗一部分支部同志及外县同志当时与党隔离关系，不经领导机关同意，私自在各处召集秘密会议……）。然而，罗章龙派领袖们自鸣得意和决心反党反革命的那一天，同时就是它宣告完全破产的那一天。当罗章龙把全总党团秘密印刷机关窃据和印发向敌人告密式的宣言和小册子的时候，当他们的秘书长把全总经费拐到北方放高利贷的时候，当他们不顾一切秘密工作而召集一切反党会议以致牺牲干部时，当他们对共产国际及中央尽量地谩骂造谣时，一部分好的干部（原来是受罗章龙欺骗的人物）马上便表示不愿走上反革命道路而立刻向党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在罗章龙派反革命面目揭穿的过程中，在四中全会决议、国际各种决议在党员群众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在中央、省委、区委及支部同志积极动员和积极斗争的过程中，在对犯错误同志的坚决斗争与忍耐说服工作的过程中，到二月末，罗章龙派在上海已经只剩下了残余的挣扎，绝大多数曾被欺骗的干部和支部同志，都诚恳地接受中央当时所提条件（“（一）立刻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向党承认错误；（二）在党所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三）把原来担负党的、团的、工会的……等等工作向党和相当党团交代清楚，向党公开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派活动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反革命派别的一切情形……”），脱离了罗章龙派而回到无产阶级的党内来。只有很少数的始终不承认反党错误和已经不能挽回到党内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如罗章龙、王十人、韩连辉等等），被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以外去。上海的罗章龙派的反动中心塌台后，马上使他们的北方组织也受到影响而逐渐崩溃；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罗章龙派在北方的活动便成了奄奄一息了。这样，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的活动，便在三个多月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及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同样受到可耻的破产与完全的失败。 罗章龙派这样迅速可耻的破产，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取消政纲及反革命活动在党员群众及工人阶级面前迅速揭露了；另方面还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及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正确地运用了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法。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月至四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打击和镇压了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的活动，提高和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改良了苏区的经济状况。在非苏区内恢复和巩固了被立三路线及右派涣散了的党的组织，恢复和巩固了青年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贫民协会、济难会等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加强和注意了对群众经济斗争及政治发动的准备和领导。这样一来，就把罗章龙派所高喊的“革命已经失败了，党一天一天塌台了”的无耻谰言，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党在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示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不调和性，另方面采用一切必需的和正确的斗争方法（在全党内作极广大的教育工作，对犯错误同志作极忍耐的说服工作和批评工作，领导机关直接到党、团和赤色工会的支部内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对问题不十分了解和受罗章龙派欺骗愚弄的分子，与罗章龙派迅速地断绝和隔离一切组织上的联系，驱逐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和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等等）。因此，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能够使―切立三路线主要分子对党屈服，在组织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克服了立三主义者。在反罗章龙派斗争中，能够使绝大多数暂时犯错误和受愚弄的同志们，在完全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的〕条件下对党承认错误（例如好些同志曾经自愿地写三、四次以上的声明书来逐渐深刻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而只在实际工作中证实改正错误等等），在组织上在肃清少数异己分子的情况下，打碎了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组织。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队伍里，没有了罗章龙这类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越健全、越巩固和越发展些，驱逐和肃清自己营垒中的异己分子，就是驱逐和肃清敌人在革命营垒中的奸细，是我们在与阶级敌人残酷战斗中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步骤和方法之一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史曾经千百次地证实这一点，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也完全证实这一点。 “列宁在我们党内经常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的和明显的孟塞维克的倾向。”“我们的党在和两种倾向——右的和‘左’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的。”（斯大林）所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是党的一切活动和领导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立三路线早已宣告死刑了，立三路线在全党面前早已宣告破产了，主要的立三主义者和立三同志早已向共产国际和党实行屈服了；罗章龙路线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主义的一个小分流了，罗章龙路线早已在全工人阶级面前宣告死刑了，罗章龙及其主要的同道者早已被驱逐到无产阶级队伍以外去了；然而立三主义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更正确些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时常在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分子对个别问题上时常发现着。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事。因为第一，使主要立三主义者投降和驱逐主要的罗章龙主义者出党，这是一件事；把他们的思想肃清，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比较困难些的事。斯大林同志在讲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和流放起来——这是一件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件事，这比较要困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党内现在没有了如立三路线或罗章龙路线那一类的已经完成的系统的整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事；但是，党内还有——也不能没有个别的分子对个别问题的有“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是另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完全形成了的机会主义不一样的，倾向是还未完全溶化于机会主义而只还能改正的。同时，我们更知道：对任何问题的“左”右错误，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而任它们发展下去，都可以而且不可免地要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任何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受到批评和改正，如果放任它自己发展下去，都有成为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的可能。第三，这些倾向是敌对阶级思想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来的反映，是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受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底反映。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立三路线的残余呢？正确些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有“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更确切点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时常有“左”的错误呢？这主要地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忽视革命运动本身还包含有的困难和弱点的倾向（例如忽视革命不平衡发展，忽视主观力量比客观情势相对的落后……等等），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无条件地在各地组织暴动的企图，无准备地以空洞号召来实现各地总同盟罢工的企图等等。在苏区工作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而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在军事上冒险盲进的倾向，不顾巩固根据地而盲目地到处进攻的倾向，过早地进攻大城市的企图……等等。第二，不估计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以至个别组织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继续采用指定罢工、命令群众的方法去“领导”工人斗争，不愿深入企业、农村和兵营中去作群众工作，硬用赤色工会纲领——甚至党的全部要求口号去与黄色工会中工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工会中的民主制度，一切由党来指定和包办，拒绝利用公开环境工作的可能……等等。第三，以“左”倾词句掩盖右倾消极的倾向，例如在非苏区有个别地方同志拿“不要破坏了中日无产阶级团结”，不要煽起“民族仇恨”等“漂亮”词句，来放弃反日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把“拥护苏联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第一等任务”的口号来和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只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才能胜利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个别企业中罢工斗争放弃的消极等等，第四，在苏区有些地方所采取的过早的（如消灭富农企图）和有害的（如忽视与中农联合、有时侵犯到中农利益）“左”的倾向等等。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罗章龙路线的残余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还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呢？这主要的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在对于革命运动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不足的观点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是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们为代表的最近职工运动中的某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据我们最近得到材料看来，有以下各点：（一）以为在目前经济危机条件下任何罢工没有胜利的可能；（二）认为工人斗争在现在阶段上，只能有防御的性质和合法的范围；（三）平时不去作准备罢工的工作，到群众自动罢工时，又借口罢工要长时期准备来阻止罢工；（四）提议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灰色工会来代替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五）完全忽视和轻视女工和青工的力量和斗争要求；（六）对组织反对日本进占上海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甚至完全否认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和一般政治斗争的必要；（七）企图把赤色工会与党对立起来或脱离党的领导等工团主义的倾向等等；其次，便是那些对于群众的武装反帝斗争情绪的估量不足，以为“谁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否认民族革命战争有胜利的可能；对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前途抱悲观失望的情绪；否认党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成绩，对党的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问题不相信和怀疑……等等。在某些苏区内一部人中表现得最明显地，便是（一）曲解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为“退却路线”、“保守主义”；（二）曲解在一定条件之下去争夺和占领城市的国际路线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占领任何城市；（三）遇有敌人进攻，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便主张“逃跑”、“躲避”和“退让”的政策；（四）不相信红军胜利及工农群众力量能保证革命运动能胜利地开展；（五）根本害怕帝国主义，不准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等。第二，在对于不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上进行工作的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例如不愿组织独立的工人反日会；不愿提进工农干部作领导工作，不积极征收工人入党（前此的河北一部分党员有此现象）；不愿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不以同志的说服态度去对付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倾向。在苏区中，有些个别地方延缓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残余、富农分得较好的土地，把地主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中农，轻视赤色工会在苏区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积极组织雇农工人的独立工会；不作工人改良生活斗争。第三，表现在一部分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上——如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等。 因此，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是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和得到更伟大的成功的保证。 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护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底保证。 这些手段和方法主要地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是对任何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调和派之中，有些是对于党内一切反倾向斗争，装做出不懂得和没有兴趣的样子；有些是作出部分地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央，部分地同情于不正确倾向的态度；有些是把一切党内斗争都解释成无原则无意义，同时自命为不参加任何斗争的“清高分子”；无论调和派采取的手段如何，然而调和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调和派是懦弱的机会主义者——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实质是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第二种是两面派，两面派之中，有些是在口头上拥护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实际上不执行而且反对这个路线；有些是表面上拥护和接受国际与中央的各种正确决议，暗地里却进行反对这些决议的斗争；无论两面派的手段如何，然而两面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两面派是对党的正确路线底阳奉阴违和口是心非者”，是用阴谋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进行反党斗争者。第三种是各种机会主义的“私贩者”，“私贩者”之中，有些是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偷运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到党的队伍中来；有些是用表面上反对某种机会主义而暗地里偷运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到党的营垒来的方法，无论“私贩者”的手段如何，然而“私贩者”的实质终究是一个：“‘私贩子’是用‘偷运’的方法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分子。”第四种是企图用制造无原则派别的手段来达到反党斗争底目的之分子，这般人之中有些是企图把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有些是企图把所有“新”“旧”干部对立，有些是企图把实际工作同志与曾短期学习同志对立，无论这些人用的是那种手段，然而他们的实质终究不外下列各项：“用制造无原则派别斗争的方法，或者来掩盖自己所犯的不正确倾向的错误，或者在反对别人派别的旗帜之下去进行组织自己的反党派别”；这类人的口号是：“党内有些什么派，什么派，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不组织起来呵！”这些反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最近之所以特别被采用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以及中央在四中全会后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性，已经成为铁一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些反对、怀疑和不相信国际路线的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另有某种企图的分子，时常多半不敢公开地表示出反对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态度，时常不能不采取比较隐蔽些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反对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活动。 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 在我们队伍中，有时听到有一小部分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不要闹了！闹够了：什么‘左’倾右倾呀，两条路线上斗争呀，闹得够了，都是同志们，何必要闻得一塌糊涂呢！？同志们关系简直闹坏了！”。发出这类呼声的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犯了“左”右机会主义倾向错误，而又不高兴党来批评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呼声来模糊和放松党内同志们对他们错误的注意和斗争。另一种是那些在革命斗争及党内斗争战线上感觉到厌倦的人们，或者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的人们。为使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内底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著名的话介绍给读者们，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到联邦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来源时，曾经说： “……可以这样想，俄国人太爱闹了，喜欢争论，制造些分歧意见，然后经过克服党内矛盾来使党发展。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什么爱闹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则的分歧。事实是这样，矛盾只有用斗争办法才能克服。为这种或那种原则，为这种或那种斗争目的，为使达到目的底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克服矛盾。对于党内关于临时政策问题，纯粹实际工作问题等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各种协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联系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协调，任何‘折中’路线，都是与事无补的。对于原则问题没有也不能有‘折中’路线，或者是这种原则，或者是那种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底根据。对于原则问题的‘折中’路线，是使人模糊头脑的‘路线’，是抹煞分歧的‘路线’，是使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思想上死亡的‘路线’。”同时，斯大林同志坚决认为：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内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地巩固了我们的党底历史。”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同上这一演讲中说： “这些矛盾和分歧，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固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稳固的阶层，时常接受和反映这一压迫。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完全与社会分离成者站在社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是与社会的各种阶层经过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的社会之一部分，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阶层发生联系和不能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习惯、情绪，时常经过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有这种或那时联系的某些无产阶级阶层而侵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成份不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我想，无产阶级，从其整个阶级看来，可以分为三种阶层。第一阶层——这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常备军，这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群众早已与资产阶级断绝了联系。这一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支柱。第二阶层——这是不久才从非无产阶级出来的，从农民、市侩、知识分子等出身的人，这些从别的阶级出身来的分子，不久才加入无产阶级成份中来，把他们原有的习惯、习气、动摇、犹预〔豫〕等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种阶层对于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和‘极左的’派别是最好的基础。最后，第三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证的一部分，这些人们带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带有很大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带有‘出头做人’的情绪。这一阶层对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是最好的基础。 “虽然外表上有些差别，但是工人阶级中的后两种阶层，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机会主义洗礼的部队，公开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贵族的情绪，用‘左’倾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还未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半市侩等阶层的情绪…… “很自然地，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斗争剧烈化和困难增加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各种阶层的观点、习气和情绪的不同，便不可免地要在党内的某些分歧形式上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迫不可免地要加剧这些分歧，使这些分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上寻找出路。 “可不可以避开这些矛盾与分歧呢？不可以，不能够。要想避开这些矛盾，这就等于自欺。恩格斯是对的，他曾说过，长久抹煞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只有由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来源底这种说明，对于我们中共原则上一般的同样是完全正确的。 当着一九二七年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时，暴发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它把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对立，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尾巴主义，最后并公开走到否认阶级斗争的孟塞维主义，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固的阶层的压迫底反映；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和一九二八年初，暴发了瞿秋白盲动主义，它不去耐心地刻苦地重新集聚革命的力量，以准备革命新高潮之到来，反而用冒险盲动的方法去找求投机取巧的出路，以致使革命组织加倍地受到敌人的打击和摧残，毫无疑问地是那些半市侩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底反映。当着一九三○年——三十一年，中国革命新高涨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关头，暴发了李立三路线与罗章龙路线。这一切都证明斯大林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和为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斗争等底来源等指示底正确。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严重困难性（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困难），更加重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关头中，中共内部矛盾的暴发和斗争尖锐性。有些分子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各种困难的本身，含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条件，于是时常发生对困难投降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不可免地发生许多“临阵脱逃”或“中途变节”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上，便早已指明了这一点，他说： “这件事实——帝国主义主要地用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象在十月革命时那样的分裂和战争，那些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得多些的困难，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逃阵和变节，比起苏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将更不知要多好些。” 斯大林同志这段先见的预言，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每当紧急困难关头时，在党内便不可免地发生一部分分子的动尧犹豫以至消极失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内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公开地跑向敌人营垒中去找反革命的出路。 同时，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斯大林同志同样有一段非常正确和明显地指示，他说： “如果不同时与我们党内倾向斗争，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够。所以不能够，是因为在后方，在我们党内有敌人意识的反映，在后方留有不相信我们事业和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我们的运动向前进步的人们，与阶级敌人开展真正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是党的经常任务。”（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因此，恩格斯还远在一八八二年便说过：“大国家的一切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与辩证的发展律完全符合的。”因此，斯大林同志说：“用斗争办法来克服党内矛盾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不仅是联共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是所有较大的党——不管是联共也好或欧洲各国的党也好，都是一样——的发展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加紧了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央会议虽然犯了个别错误，却继续着使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死刑，使党更进一步地走进布尔塞维克化。一九二九年党在打击和驱逐托陈派的斗争中，表示出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坚定性和进步。一九三○——三一年党在克服李立三路线和驱逐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使党在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创造了不朽的成绩。没有这些严重的党内斗争，没有克服这些反列宁主义倾向底斗争，中共布尔塞维克化事业的进步，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正在日益向前扩大深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任何胜利与成功，都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以上所特别着重指明的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解为把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有些同志误解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有时把任何不必要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拿起来举行争论，有时把某个或某些同志对某个问题的错误，而且不坚持主张的错误，便当作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来举行斗争，特别是时常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变成口头清谈，变成无内容的时髦名词，不仅与实际工作丝毫无补，而且甚至在清谈斗争的方法之下放弃和阻碍实际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和有害于党的办法。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也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而且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党内分歧带有原则性，就不能抹煞和忽视这些分歧；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为原则路线而斗争的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影响；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克服党内矛盾的方法，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 因此，只有使党达到健全与巩固的党内争论，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和应该进行的争论。 党内争论的目的，在使党更加健全与巩固，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把党内政治争论变作个人攻击或个人仇视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犯了某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时常不仅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不高兴和痛恨那些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因此，拼命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同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曾经或现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他们不了解，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不仅为的是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同时也就是为的帮助他们脱离政治错误的泥坑。他们把同志的好意当作恶意，这诚然是非布尔塞维克的表现。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时常遇见另外一种幼稚的不正确的现象。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犯过某个问题或某种问题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的人，当然更用不着说对于那些犯过某种问题错误倾向的人了，永远抱着敌视的非同志的态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时常不可免地要引起斗争双方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尤其是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们坚持着自己错误并向党进攻的时候；然而这绝不是说，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的人们，一定要抱着敌视的态度，抱着不以同志关系来帮助他和教育他改正错误的态度。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去，以便整洁我们的队伍；同时，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能够纠正和愿意纠正的同志们，却要设法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免减少我们的队伍的力量。同志们，试把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及中共史检阅一遍，便可明了这些说话的正确。 坚决的和正确的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使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布尔塞维克的巩固与统一的前提和保证。 一九三○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上对于中共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指示，应该成为每个中共党员随时随地的指南针。 “现在，除开解决组织任务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之外，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些；但是，要保证坚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任务，要保证党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只有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有可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左’的盲动的狭隘情绪的倾向，同这两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作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如果在共产党内部不进行不调和的、无情的反对那些那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底斗争，同时，便不能最终地战胜托陈派和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精确的和真正的按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的任务。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成为党一切行动和指导的根据。” 根据一九四○年解放社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刊印 注释 〔1〕维它，即瞿秋白。 〔2〕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应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3〕本文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此处为：“各种决议以及信件等的指示”。 〔4〕乐迈、××，本文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版此处为“罗迈、贺昌”。乐迈，即罗迈，李维汉的化名。 〔5〕昌勇，即童长荣。 〔6〕西更，即徐锡根。 〔7〕特生，即向忠发。少山，即周恩来。 〔8〕王十人，即王克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