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四章 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
在我们目前所述的这个时期内，有一位人物比运动中任何其他人物影响了更多的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而且除了奥康纳一人以外，也比别人博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但这位人物不大习惯于讲坛上的活动和荣誉。人们主要是通过报刊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提到的这位人物名叫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他正如他的姓名所示，出生于爱尔兰。许多年来，奥布赖恩的父亲是朗福德郡的一个营业发达的酒商兼烟草制品商。他的儿子奥布赖恩诞生于1805年，因此，在宪章运动开始时，大约三十三岁。奥布赖恩的天才早在幼年时已经显露出来了。不满十岁时，他已学会了几种外语，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由于都柏林城几家商号倒闭的影响，他的父亲经营失败，为了挽救他破败的家业，不久以后前往西印度群岛，但身罹疾病，终于逝世。现在，象拜伦一样，他就由他守寡的母亲独力抚养，母亲决意培植他从事一种学专职业。他天性好学，又能孜孜不倦地努力求知，以很快的速度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十分出色地掌握了数学和其他科学。他还显示出撰写诗和散文的巨大才能。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的兄弟、已故的洛厄尔·埃奇沃思看出了这个青年学者的资质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他以进行教育实验为乐事，便向奥布赖恩的母亲说明他希望要她的儿子进埃奇沃思公立学校，这是一个实行导生教学制的教育机构，埃奇沃思认为这种制度是帮助比较优秀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最好方法。奥布赖恩入校不久，就成为该校二十一名导生的负责人，凭此资格，担任了较高班级的教学工作。著名女作家埃奇沃思常来访问她兄弟所办的学校，有一次，曾把一本装潢精美的波普诗集赠给奥布赖恩，作为对他优异成绩的奖励。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有一次莅校参观，发现他才华出众、造诣精深，惊奇之余，赠给他一个银质铅笔盒，表示嘉许。由于同样原因，他后来又收到了其他知名人士的礼物。他在该校肄业几年以后，移居都柏林，进了都柏林大学，肄业期间，在学业方面获得了优等荣誉，离校前被授予文学士学位。不久以后，他进入了王家法学协会继续深造，然后转入伦敦格雷法学协会，在这两处研习律师业务，以便取得律师资格；但正当奥布赖恩向既定目标前进时，他结识了科贝特、亨特等主要改革家，从而被引上了政治舞台。从那时起，他注定要对我们所称的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制度展开一场不断的斗争。奥布赖恩和英国公众初次见面是通过亨特先生的介绍，据我们所知，此事发生在1830年伦敦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上。那一天，亨特先生向集会群众宣称，他很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一位具有巨大才能而又完全同情人民的青年，他相信，这位青年一定会给他们的事业增加一份宝贵的力量；然后以他那粗率的态度，向奥布赖恩大声说，“上来，老朋友！自己说罢。”和许多将要投入公职生活的人们一样，当这位青年演说家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向集会群众讲话时，他勉强地克服了自己的怯场情绪；但从他第一次的尝试中就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奥布赖恩必将对工人阶级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报刊为反对贴印花而展开战斗以后，赫瑟林顿发觉倘能罗致奥布赖恩从事写作，必将有利于这项事业，于是他就担任了《穷人卫报》的主编，这是一份自称不顾法律干涉，为了使公理战胜强权而出版的报刊，通过它，奥布赖恩作为一个公众作家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公认和赞赏。他还撰写了许多有巨大影响的文章，投给《二便士快讯》、《人民保守党》、《破坏者》等报刊发表。这些报刊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必将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家牢记不忘。政府用尽一切方法来加以取缔；与其说由于考虑税收的问题，不如说由于害怕它们所阐述的学说会进一步发展。1836年，奥布赖恩出版了邦纳罗蒂所著《巴伯夫争取平等的密谋史》的译本，因而在民主主义文献方面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奥布赖恩认为，以前所有的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些破口谩骂之徒，他们一方面捧出一些最大的社会公敌供全世界人们赞赏，另一方面，又对人民的一些最善良、最人道、最开明的朋友的品格进行恶意的诽谤。他认为邦纳罗蒂的著作适足以更清楚地说明那个重大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他通晓法文，因而他可以把一部英译本搞得尽善尽美。译本卷首是译者的序言，对法国中上层社会的行为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书中某些部分附有详细的注释，澄清了原著者显得含糊之处，有时还校正了原著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指出，邦纳罗蒂撰写的这本历史著作甚至获得了保守派《评论季刊》的好评，读者就不会轻视奥布赖恩在史学界的声誉，或者低估他的写作才能了。这个译本出版不久，奥布赖恩前往巴黎游历，我们相信，部分原因是为了搜集资料，以便使他能够为罗伯斯庇尔写一本真实可靠的传记，因为据他设想，其人的品德遭到了最下流无耻的诋毁。正是诽谤者的恶意中伤，首先使奥布赖恩在思想上受到启发，认为罗伯斯庇尔在品德上，与历史学家有关他的品德的一切记载恰恰相反，于是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地把这件事查清楚。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是按下列方式自行推想的：“论述罗伯斯庇尔的品德的人正是属于这样一些阶级：它们所垄断和篡夺的权利恰恰命定要被罗伯斯庇尔消灭。这些阶级企图加在它们的受害者身上的种种罪行，恰恰就是它们自己犯下的罪行。正如它们的打算显然是要使自己免于声名狼藉一样，它们的利益就在于丑化它们对手的品德，因为如果它们对手的品德公诸于世，并与它们的种种罪行相对照，则必然对它们不利，使它们永受谴责。”因此，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德行越是真正高尚，当然他们就越要设法使他的品德扫地。时隔不久，一部《罗伯斯庇尔传记》出版了，它确是迄今问世的该类作品中的杰作之一。他在这部著作中竭力说明，书中的主人公非但不是一般所描写的那种人物，相反地，却是有史以来最开明、最仁慈、最有道德的改革家之一。一个公众作家可能采取的步骤再也没有比这更勇敢的了。它对一个几乎一致公认为牢不可破的看法一个表面看来千真万确的事实予以迎头痛击。现在只要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指控的恶劣的品质，那么，我们对这个为他进行辩护的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执笔，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了。 蒙加亚尔、蒙戈伊、德苏多阿等法国作家都曾指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愚昧、丑陋、狰狞、阴沉、恶毒、庸俗、淫荡、残酷、忌妒的家伙，新闻事业的敌视者，文学的摧残者，科学技术的蛮横破坏者，屠杀仇敌的罪犯，谋害友人的凶手，只因婚姻的贞操与他所嗜好的放荡生活不合才做独身主义者，一个诱奸他东道主的幼女的色中饿鬼，一个污秽不堪的衣冠禽兽，每天在疯狂淫荡中餍足了他色情和杀戮的欲壑以后，又与娼妓鬼混通宵”。对于一个在法国革命中曾有过那么卓越贡献的人来说，这确是一幅绝妙的人物素描。一个人必须要有百倍的勇气，才敢冒险承担为遭到这种攻击的人进行辩护的任务。但奥布赖恩却承担了这项任务，毫不顾虑这一举动必将激起人们的一切偏见；他提出了大量证据，足以动摇一切无偏见的人们对那批冒牌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所抱的信心。他们说，罗伯斯庇尔天性残忍，在他生平很早时期的特殊事件中已显露出那种残忍的性格。奥布赖恩用相反的事例，证明了这种罪名的虚伪性，认为罗伯斯庇尔禀性仁慈宽厚，远在常人之上。关于愚昧和庸俗的罪名，他的反驳同样有力；他举出经法国某些第一流学者所审定的显示罗伯斯庇尔早年才华的作品，从而证明了罗伯斯庇尔不仅有巨大的独创性才能，而且他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本质上非常优美，非常典雅，同时他的一切行为也证明了他对正义和人道主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的同情者。奥布赖恩写这本书时，并不企图凭他的想象臆造的人物来欺骗世人，这一点不仅书中有大量事例足资证明，甚至那个竭力表扬法国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最严厉的敌人）的拉马丁也给他充分作证。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著名的《吉伦特党人史》一书中向读者指出，罗伯斯庇尔也许是唯一从革命开始就看出革命结局的人。他又证实了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卓越而且全面，对罗伯斯庇尔的人道主义以及厌恶流血的心理，时常举出具体的事例；他向所有愿意阅读他的著作并进行比较的人们说明，如果罗伯斯庇尔准许伤害一条人命，那是由于严峻的紧急需要，他才迫不得已采取那种措施。 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开始前，作为一个公众作家，奥布赖恩所采取的方针是当时在政治家中板不趋时的一种。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雄辩家。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政治改革的价值；相反地，他明白表示，只要一切立法权仍然掌握在压迫者的手中，人民为社会解放所作的努力必然都是徒劳无益的。但他同时又领会，并且竭力向读者阐明，除非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实际基础，否则即便拥有最大限量的政治权势，也毫无用处，决不会使他们突破社会疾苦的樊笼；他力图把我们具有根本性的巨大祸患追溯到两大可怕的根源：地主制和高利贷制以及它们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我们可以说，迄至当时止，只存在着两种社会经济学派：一派主张所谓财产所有权，决不考虑各行各业的要求；另一派，例如罗伯特·欧文，则赞成把一切私有财产连根铲除，代之以集体所有制。当然，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寥寥无几的奥斯勒派，但他们为劳动人民所提的权利要求是属于慈善性质的，而不是基本的权利。奥布赖恩所负的使命要他在上面所说的前两派之间不偏不倚地前进，一方面否定前一派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表明后一派企图强使社会接受一种不成熟的、未经整理的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但他不是单纯吹毛求疵的人，因为他竭力要使财产私有权和劳动阶级应享有的最完整的公正原则一致起来。他当时的各项计划远不如他在以后的年代中所提出的那么完整，但他所指出的原则已在他通过有力的文笔写出的许多著作中阐明了。虽然别人在宪章运动中负起了首创的责任，但给这项运动奠定基础的却是奥布赖恩的著作，当鼓动工作一获得相当的进展，他在这项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就得到了一致公认。虽然他不为自己追求公众的注意，但现在群众对他却开始有意延揽，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那么长久地、热情地尽过力了。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召开一经决定，至少就有十三个选区邀请他担任它们的代表。最初他婉言谢绝了全部邀请。可是，对有些选区来说，谦词全不生效，因为它们坚持推选他为代表，甚至不顾他本人明白表示的意愿。这些选区中有伦敦、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诺里奇、利和怀特岛。这样坚决表示的信任克服了他的犹豫，使他接受代表的职务。在有关奥布赖恩的个人仪表和才能方面再说几句话，目前的介绍也就可以结束了。他的身材比一般中等身材要高得多，风度翩翩，不过略带几分渊博的学者那种佝偻的体态。他的相貌往往被人们评为清秀，虽然我们有时也曾听到相反的意见。评价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在看到他们的对象时评价者本人所表现的情绪。当不愉快的思想正使他心情激动时，他看起来确实并不十分和蔼可亲，但在愉快的感情影响下，奥布赖恩显得比任何人都有更大的魅力。他的天庭高大宽阔，表明他是一个智力超凡出众的人，而头部按颅相学被定为仁爱之源的那一部位显得特别发达。如果说，在宪章运动初期大露头角的民主派领袖中，他无疑是一个心地十分光明磊落的人，那也并不过分。在宪章运动阵营中，人们普遍称他为教师，这是奥康纳赠他的尊称。即使他的一些势不两立的敌人也证实了他有卓越的才智。《每周新闻》是一份漫无节制地对他恣意辱骂的报纸，但就在这同一报刊上却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指掌间主意很多的人，所有其他宪章领袖加在一起都不如他。 作为一个演说家，奥布赖恩与众不同，有他的特殊风格。据我们所知，有人甚至说他根本缺少一个演说家的必要条件。再没有任何错误比这更可悲的了。不错，他的演说没有文森特那种口若悬河一泻千里的辩才，也没有奥康纳那种迅雷疾雨般的激昂慷慨的脾气，同时，也不具有洛厄里那种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特色；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却兼有三人的长处。当他讲一个道理时，他的深思熟虑令人惊叹。没有一个演说家能攀登到这样的高度，或象他那样用深刻强烈的热情来感动听众，同时，也没有一个雄辩家在动作的活泼和语调的灵活方面能胜过他。至于使用讽刺这一武器，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使所有他的同辈无法望其项背。他说趣话时毫不轻薄，而是庄重、实在——实在而又条理分明，而且尖锐已极。任何人都不能象他那么轻易地将论理、讽刺和雄辩溶为一体，或以那种可怕的威力将这三位一体的武器投向他的对手。而且，他永远是那么巧妙老练地使自己适应听众的理解力。一般地说，鉴定一个演说家应以他所产生的效果为断，这比根据其他标准更为正确，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奥布赖恩，他的辩才应当说是第一流的；因为在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且受到大量听众欢迎时，他的主要困难不在于激起听众对他意见的同情，而在于压制对他表示欢迎的喧嚣的喝采声。这里也需要提一下，在我们所述的这个时期，他留住听众听讲的时间要比任何其他公共演说家长得多。他在集会上经常占用的时间大概是三小时；有时他会说上四小时，甚至五小时，始终吸住听众的注意力，直到他讲完为止。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断言，具有这种才干的人决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演说家，相反地，不仅在言词方面，而且在思想方面，都是一位演说大师。 正当伦敦和英国中部、北部的民主主义者以不断加快的步伐强烈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时候，如前所述，西部的民主派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加强这一呼声。为了实现这项彻底的议会改革，文森特无日不在集合数以千计的群众。布里斯托尔、巴思、切尔特南、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等地由于这位著名的演说家辛勤不懈的努力而经常处在兴奋激动的状态，因为他在各该地区的声望可算是无可限量。妇女对这个伟大运动的信仰好象比男子还要热烈。她们自行组成激进团体，好几百人登记参加。无疑地，在激起民主妇女的爱国心方面，文森特个人的魅力发挥了它的一份作用，因为，如前所述，他是女性一致宠爱的人物。巴思的民主妇女举行任何一次集会时，惯常都邀请文森特为贵宾。为了对他的效劳表示感谢起见，她们发起募捐，以捐款给他买了一只珍贵的金表。这个纪念品是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赠给他的，当时他以优美的言词来接受这一珍贵礼物，因而使自己更显得才华出众。为了证明那个时髦的、美丽的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城市的妇女在精神上受到了多大的鼓舞，我们只需列举下面的情景：当巴思居民们刚知道文森特即将莅临时，妇女们就占用了离城约莫一英里的鹿山公园，四千多名妇女聚集在那里欢迎他，同时还有一大批人由于无法入场，竟把所有的空地都挤满了。在这次集会上发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插曲。妇女们事前商定，除了受到优待的文森特以外，不让任何男人目睹会议的进行。可是，尽管有此禁令，一个男性出于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如果出于女性，也许还可以原谅），假扮女装，混进了公园。可是这个把戏很快就被拆穿，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会场，在群众尽情的嬉笑怒骂中，那个莽汉被拳脚交加地逐了出去。巴思的主要激进分子博尔威尔的夫人担任主席，文森特在会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公园中的议程结束后，他又向外面无法入场的人群大声演讲，女听众们挥舞手绢或作其他动作，以示欢欣。 在巴思为了推选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参加的人数非常踊跃。估计聚集在一起的有一万五千人。除文森特和其他演说家外，威廉·内皮尔上校也光临参加，向集会的群众发表了关于拥护普选权的谈话。可是，在会议进行中，这位侠义的上校却被大大地触怒了。文森特在演说过程中提到了与人民为敌的各方面人士，指出人民被无赖们压得透不过起来。“约翰·拉塞尔勋爵是个无赖，哈里·布鲁厄姆勋爵是个无赖，韦林顿公爵是个无赖。”上校走上前去，大声说：“我否认那句话。韦林顿公爵不是一个无赖；他曾崇高地、英勇地、光荣地为祖国打过仗，他不是无赖。”文森特答道：“我说，谁否认我的选举权，谁就是无赖，管他是拉塞尔、韦林顿，还是内皮尔。”上校发表意见说，这位演说家当天所采用的言词预料将会有害于民主事业。除了这个小小的插曲以外，一切都在十分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西部各郡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是1838年9月30日在特罗尔公地上举行的，这是位于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之间的一个广场。两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从这两个城镇分别出发；来自前一地方的队伍绵延几达四分之三英里。队伍离开特罗布里奇以前，一个年轻的女子代表该城镇的未婚女子，把一条丝围巾赠给文森特先生，已婚妇女也向卡里尔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敬意。特罗布里奇和布雷德福的两支队伍在公地上会师，彼此一见面就发出了震天价的热烈欢呼。据估计，当天表示效忠于人民事业的达三万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地区原来的人口比较稀少，就不会不对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聚集起来的那股激奋情绪感到惊奇。事实是，文森特已完全把群众心理激励到白热化程度，而另外还有几个有才干的人仿效他的榜样，自愿担任公共演说家，把精力献给这个事业。其中有巴思的律师罗伯茨，他是当时高等法院院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的表弟。文森特初次访问巴思时，罗伯茨和他热烈握手，结成莫逆之交，在他的一切奋斗中，为他分担艰险，共享荣誉。特罗布里奇有一个名叫波茨的青年药剂师，他是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尽了他的一份力量，以青年人的热忱和勇气献身于这项事业。那个曾在议会广场的集会上大露头角的工人威廉·卡里尔是当地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也为运动的原则大事宣传。不管文森特在政治生涯的初期对道义力量有过什么看法，现在他的演说多少带有一种暴力倾向。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谈到人民的胜利即将来临。他参加布里斯托尔民主主义者在布兰登山上举行的几次人数众多、热情高昂的集会。有一次，他凭着一匹纯白的战马前往会场，漫无节制地辱骂政府，预言政府不久即将垮台。特罗布里奇的公众中一部分所谓“忠诚”人士，对这种显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感到恐慌。波茨对使用暴力的偏爱如此直率，甚至在他窗口陈列着一排惊心触目的枪弹，并且十分大胆地把它们标明为“送给托利党的卫生丸”。文森特在这个地区这么繁忙，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简直腾不出一天时间来为国内其他地区效劳。人们经常要求他出力，他尽力越多，要求也就越大越频繁。 正当格拉斯哥、纽卡斯尔、伯明翰、伦敦、曼彻斯特和皮普草地成为大规模群众性集会场所，其他地方也同样积极地传播宪章原则。纽卡斯尔周围的城镇和村庄效忠宪章运动的情绪，和这个著名城镇的民主主义者同样热烈。10月10日，海港小镇布莱斯出动了一千人，由阿克尔、赫伯恩、布朗、伯德、史密斯和洛厄里给他们讲话。出席集会的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并提出了效忠宪章的信誓。乌斯沃斯村也举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集会，聚集的群众倾听主席哈蒙德以及托马森、史密斯和德维尔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们组成了英格兰北部政治联合会分会。在泰恩河南岸的格林赛德村，二千名群众在露天集会，其中很多是妇女。一个壮观的乐队从文拉顿前来参加。主席福斯特和纽卡斯尔的代表团向集会致词。一切都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中顺利进行，集会结束后，一个游行队伍一路护送纽卡斯尔代表团直到文拉顿，准备当晚在那里举行一次集会。后一集会原定在戏院中举行，但这个地方绝对容纳不下几千群众，于是，不得不把会场移到露天。萨莫赛德先生担任主席，奥尔德、史密斯、帕克、托马森、查尔顿和科伯恩先生向集会群众发表谈话。会议过程中，群众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热情，给这次集会增添了生气。在卡莱尔，全体群众表现了同样的情绪。8月间，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拥护宪章运动的公众集会，这个建筑物可以容纳一千人，简直被挤得水泄不通，同时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人们留在户外，无法入场。讲演者有霍尔、汉森、巴恩斯、贝尔德、麦肯齐、巴尔和劳伦斯先生。在会上提出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宣布联合会拥有会员一千二百人。在苏格兰境内，阿伯丁、邓弗里斯、敦提和大多数东南部低地区的城镇，不论大小，都积极参加鼓动工作。阿伯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会上，邓肯先生发表了长篇演说，在演说过程中，对牧师们进行了绝妙的讽刺。“托利党员（邓肯说）都是宗教徒，他们谈了许多宗教方面的事情。他们需要更多的新礼拜堂，更多的笨伯来充当牧师，而且为了宣扬真理（这是个疑问）每个牧师可以向国库索取一份酬劳。托利党的牧师们是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们祷告时间都很长，他们在街道的拐角做祷告，眼睛却贪婪地看着寡妇的住宅。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这样被糟蹋了。暴君资助教士，教士替暴君蒙蔽民众。我们付出一千二百万镑的代价来维持我们的舰队，而我们在全世界却没有一个敌人。在爱尔兰，我们竟需要二万五千把刺刀来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甘心忍受这种事态吗？”演讲者的问话得到的答复是一片沸腾的欢呼和“不，绝对不！”的喊声。邓弗里斯的集会是在科贝利山麓属于肖特里奇院长的一片旷地上举行的。山顶上招展着几面旗帜。坎贝尔、奈特和沃德罗普先生向聚集的几千名群众发表讲话，集会一致表示了拥护宪章原则的坚定意志。 9月25日，在重大商业城镇利物浦，有几千人在旧医院的院子里集会。整个会议期间，下着倾盆大雨，但古德费洛、罗宾逊、埃德蒙兹、奥康纳、默里、科贝特、科林斯、洛厄里先生等凭他们能言善辩的口才竭力使群众保持精神焕发，所有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接着当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宴会，然后，演说家们给在场者讲话助兴，直到午夜12时，始终秩序井然，气氛和谐。 即便在地方政府所在城镇德文波特，民主精神也不消沉。集会是在一间可容二千人的房间内举行的，但群众十分踊跃，不得不将会场移到露天，《太阳日报》承认出席者有四千人，并对此表示惊讶。会上出现了十分热烈的情绪。谢菲尔德的民主主义者好象竭力仿效埃比尼泽·埃利奥特在议会广场上所表现的精神。9月25日，数达两万名的群众集合开会。那位著名的谷物法诗人担任主席，吉尔、布坎南和其他几位杰出的演说家向集会致词。整个议程在十分欢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9月30日，布赖顿的激进分子举行了一次显示他们力量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费格斯·奥康纳是这天的主角，集会群众表现了十分狂热的情绪。在考文垂，一次露天示威集会证实了人民拥护宪章的情感，同时，在北安普敦郡的朗巴克利、凯特林、达文特里、韦林巴勒以及若干村庄也都举行了集会，对当时如此普遍地掌握了公众心理的原则表示赞同。在凯特林这个小镇上，激进协会会员不下三百人。在东部，伊普斯威奇的民主主义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请愿书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伯明翰的激进妇女自行组成联合会，在她们历次集会上表现了高度热情。在这个团体于9月初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女主席宣布已加入联合会的妇女有一千三百人。她又说明，好久以来，她已把饭前饭后的祷告中有关感谢上帝赐予佳肴美酒的一段祷词全部删除，因为现在很少有佳肴美酒出现在她的餐桌上了。这次集会经过表决，同意从会费中拨出十镑，捐给将来的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同一团体一星期后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柯林斯先生介绍了纽卡斯尔的詹姆斯·艾尔，后者以强烈的论调提到了新济贫法问题。他对集会的几百名群众说：“他对这项法令的各项条款极其仇视，因此不难向她们宣誓，正如他在别处宣誓一样，倘若执行这项法令的救济人员试图在任何时候把他弄得妻离子散，他们也只有等到从他冰冷僵硬的尸体上跨过去时才能执行。”这种感情博得了集会妇女们的热烈欢呼。 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决意试探一下基德明斯特群众热心公益的精神。因此，芒茨、道格拉斯等人参加了一次专为这个目的举行的公众集会。一座讲坛在露天搭了起来。集会规模盛大，但在代表团莅临以前，几个烂醉如泥的中产阶级流氓霸占了讲坛，引起了不少纠纷。这批“体面的”笨蛋不断地阻挠集会的进行。他们遭到了演讲者们的严厉谴责，但正如始料所及，这对他们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虽然集会群众是完全同情代表团的。伯明翰的政治联合会每星期继续举行集会。奥康纳时常是他们的座上客。他在一次集会上声明他不再是人民的领袖，而是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的追随者了。他所得到的答复是，联合会不承认谁是领袖，而愿意和一切为共同事业诚实地、认真地工作的人们携手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区内，甚至在最小的村庄上，集会越来越多，许多农村也处在动荡的状态中。成千上万的男女加入了激进派队伍，他们对宪章运动的忠诚越来越深厚。 民主主义者集中力量来显示他们对人民宪章的拥护，但时隔不久，明显的分裂迹象便在阵营中开始暴露了。争执点在于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采用的手段的性质问题，因为关于目标本身是看不出会有什么分歧的。可是拥护宪章事业的，有两个不同的派别的倡导者。一派包括那些主张只有通过道义手段才能获得人民权利的人们。另一派则包括决心较强的人们，他们不能设想除了暴力以外，统治阶级会俯首帖耳地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且他们在历次演说中，往往采用威胁性的言论。奥康纳被看作是后一派的领袖人物，因为他虽曾宣称，极愿在采取任何其他方式以前，尽量试用一切道义手段，但一般说来，他的言论具有如此强烈的暴力倾向，而他本人又如此惯于对他那一派最激烈的分子假以颜色，因此，他那一点关于使用道义力量的软弱无力的表白只能被看作是他残留的谨慎态度，一旦形势变得有利于采取比较大胆的政策，就会被抛弃的。前已提及，奥康纳在伯明翰的演说曾引起道义派改革家们的反感，当时只是加以隐忍，没有发作罢了。但是隐忍是难以持久的，因为暴力派的政策正日益明显的发展着。火并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警钟在伦敦、伯明翰和爱丁堡三处敲响了。在第一处，工人协会是向暴力派挑战的当事者；在第二处，政治联合会委员会承担了驳斥那条政策路线的任务；在第三处，人们企图通过一次公众集会将暴力政策的提倡者驳得哑口无言。但在世上所有的人们中，唯有奥康纳是道义派对手们不经过斗争而决不能制服的人，于是，按照他的决定，他将伯明翰的民主主义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声明愿意尽力维护他的政策。于是，便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会上，他煞费苦心地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最后根据他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决议，而决议的结尾则写明对他表示信任。他的对手们也出席了集会，尽管他们有钱有势，毕竟不能同奥康纳进行较量，他所提出的决议终于以压倒的多数顺利地通过了。爱丁堡的道义派比较顺利。他们在卡尔顿山上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主要演讲人是曾在伦敦示威大会上热烈赞扬奥康纳的约翰·弗雷泽以及亚伯拉罕·邓肯和佩斯利的帕特里克·布鲁斯特牧师。他们虽都声称赞同和平鼓动方式，但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说，其中有些人的言论决不是和平性质的。布鲁斯特进行了毫无节制的谩骂，表示要把宪章运动阵地上的奥斯勒分子和斯蒂芬斯分子一扫而光——“他不愿说奥康纳分子，因为他相信，费格斯·奥康纳尽管有种种缺点，毕竟不失为一个正直人士。”各项决议都获得了通过，但是事实相当明显，爱丁堡大多数激进分子却没有对这次集会表示应有的同情，因为在这个城市最初通过宪章的那次集会上，参加者有一万五千人，而这次只有五千人集会表示不同意奥康纳的暴力政策。奥康纳在《北极星》的专栏中以他独特的风格对攻击他的人们作了答复，一面恭维，一面又谴责。他对弗雷泽推崇备至，而对邓肯，则引用一件旧事来使邓肯就范，说他和邓肯初次见面时，曾问起后者的姓名，经人告诉名叫亚伯拉罕·邓肯以后，他就回答说，“谨防此人，因为他是不可信赖的。”他从亚伯拉罕的相貌方面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他并不自命对这门知识有过多少研究。布鲁斯特是三人中最聪明、最博学、最有声望的一个，而奥康纳却用一种极其简慢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他向他们三人说，“弗雷泽，我热爱你；邓肯，我感谢你；布鲁斯特，我不了解你，”这样，他就把最后一人贬低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应当说明，不久以后，邓肯却在发表上述看法的同一《北极星报》的版面上，博得了十分热烈的赞扬。 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分裂现象更不幸的了。两派中的任何一方通过削弱和摧毁另一方的力量，间接地使共同敌人坐享渔翁之利。我们认为，一般说来，这种有关道义力量和暴力的争论，只是浪费时间。我们认为这两种力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政治事务中，无疑地尤其如此。一切政府必然是权力机构，在某种限度以内这种权力是道义力量，但超出限度以外，就是暴力。没有暴力的政府根本就不成其为政府。不妨设想，我们建立了一个最臻完善的政府，由它执行经过一致同意而制定的法律，严格地说，在此限度内，它所行使的权力是道义力量；但是除非有暴力保证法律的实施，否则，法律形同虚设，因为要是没有这种暴力，极少数的人就会不受约束，拒不服从在一致享有同等发言权下制定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必将屈服于少数人自私的、特殊的利益。因此，法律必须永远有一种力量作为后盾，其性质属于暴力，却以人民的道义主张作为基础，因为没有它，法律只是一纸死条文。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治理国家，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它必然只凭暴力来实行统治。一旦这多数人表明决心，要对政体进行改革，则篡夺了权力的阶级由于贪恋自己独占的权力而蔑视道义力量，这时决不会被动摇，除非它认识到这种道义力量有另一种比它本身更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我们查遍世界历史，也找不出一个实例，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独占性质的政府，经过推动，会放弃它篡夺的职权，除非它被暴力所推动，或是由于害怕暴力，才会如此。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篡夺了权力的阶级一定要在感到暴力即将来临的威胁以后，才会对公众的正义要求作出微小的让步。同时，不容否认，当人民尚未表示愿意为使用暴力而作出甚至最低限度的牺牲时，就侈谈使用暴力来反抗政府，这对群众运动非但无益，而且会使它遭到无限的耻辱，因为人民倘若不愿作出较小的牺牲，就决不会准备作出较大的生命牺牲。因此，在人民对政治和社会权利尚无正确认识以前，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避免使用一切暴力威胁。一旦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如果压迫者对他们的要求拒不让步，他们就不需要多少劝告，人类自卫的法则必将告诉他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而他们也必将毫无保留地服从上述法则的意旨。道义派和暴力派改革家双方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然而，暂时还没有严重地减损宪章运动的力量。各派按照它自己的特定方式进行鼓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这种裂痕才会对激进派开始显著地产生削弱和危害的作用，但是这种削弱和危害的作用终于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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