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和平、法律和秩序仍然是本代表大会奉行的座右铭，只要压迫者也以和平、法律和秩序的精神来对待人民；倘若我们的敌人用战争来代替和平，或企图用非法的暴行来镇压我们合法的、有秩序的鼓动活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的神圣职责是以武力还击武力，以无可非议的杀人行动来还击暗杀。
　　“第二，根据上项决议，代表大会在贯彻当前运动的一些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时，只采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同样由于不愿使敌人获得任何借口来诋毁我们的动机，或用武力来对付人民，我们建议，凡参加即将来临的在各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宪章运动者们避免随身携带棍棒、长矛、枪支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我们向他们建议，前往会场时，保持冷静，遵守秩序，不带武器。同样地，凡炫耀这一类武器，或由于愚蠢或恶意的行为而构成危害治安罪者，也将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
　　“第三，我们特别要求上述同时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司仪们和其他可能负责筹备事项的执事们，使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来实现上述决议中所包含的建议。我们还建议，在公众集会举行前，上述执事人员无论如何必须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
　　“第四，万一中上层社会的压迫者们唆使地方当局违反王国现行法律，用武力袭击人民群众，则人民由于这种阴险毒辣的教唆而蒙受的任何损害，应由上述压迫者们以其生命财产负责赔偿。”

　　“根据我国宪法，女王和工人一样也有违法的可能。但根据我的看法，女王违反宪法的行为，比人民违反法律的行为所犯的罪行还要严重。治安官们是否在考虑用暴力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公众集会呢？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们正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我们今天受到了袭击，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不管是生是死还是取得胜利，我都下定决心，今晚我已不再需要任何栖身之地了。我极愿接受维弗斯先生的原则，遵守法律，不让暴君们有任何可乘之机来分头袭击我们；但是他们如果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我主张就以进攻对付进攻。”

　　“下届大选时，我们必须有宪章运动者来作我们的代表，他们经过举手方式选出以后，我们还须坚决要求有与选举委员所承认的结果效力相等的正式选举。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以女王诏令为根据依法选出的议会，而且不久就可以向暴君们证明，一个由九百万或一千万人民提名的议会和一个由三、四十万垄断者选出的议会究竟有什么区别。人民的议会将在伯明翰召开，到那时，也许有必要发动五十万选民前去保护他们执行立法职责，当他们这样集合起来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但现在可不能说，一定要等到那时候。在我的力量还不比法律和宪法强大以前，我不愿往前再走一步了。单就伦敦一地而言，靠你们养活的，就有一大批地主、公债持有人、两百万奴仆和外妾，以及十万娼妓。你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些机构，使这些人有正当的生活呢？普选立即会使你们掌握补救的办法。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国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自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以来，房地租已从四百万镑涨到四千万镑。今天票面一百镑的公债券的价值相当于1815年的三倍。那么目睹了这一切现状以后，难道我们最后不应当向这些卖国贼和强盗们说，‘你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要得寸进尺了。’全国请愿书将是不许他们再向前进的一个通知，最短期间内还要提出一个剥夺他们权利的办法。现在，我在结束讲话时真诚地呼吁你们同全国代表大会通力合作，尤其应当避免不成熟的、局部性的暴动。至于我本人，今后不论身在何处，遭遇如何——我知道逮捕我的拘票已经签发了——只要一息尚存，我将永远鼓吹这项原则：人民只应由人民自己实行统治。”

　　“我希望，现在混在群众中间的雇佣刽子手们，专制政府的卑鄙走狗们，那些从伦敦派来的下贱警探们，你们要动动脑筋，回去如实地汇报，就告诉约翰勋爵——如同我对他当面说的一样——他不应当再蔑视全国人民的权利了；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不仅是一个讲话的工人发出的声音，响应它的是成千上万人表示赞同的欢呼声。现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困苦不堪，以致即使血战沙场痛苦地丧生，他们也不感到可怕了。目前预言将来情况如何，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也不妨预先说一句，下一次你们这么多人再在这里集会时，那就要通过迥然不同的决议了，你们的行动将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行动，大家抱着同一个庄严的决心，如果不能看到这个国家获得自由，便在使一切同归于尽的烈火中死亡。”

　　“他主张和平、法律和秩序；但他决不同压迫制度和不公正的原则和平共处。他将同那个抢劫穷人的工资、弄得他们家徒四壁的制度展开斗争。凡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法律，他不承认它是法律。凡是对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付给一万镑报酬，而对工人每周只付给十先令的秩序，他也决不称之为秩序。这是无秩序，是抢劫。他们的敌人说，他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呀。这是什么话！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生产的，要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那就一定有人卑鄙无耻地抢劫了他们。”

　　“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部队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侮辱。如果他们准备忍受，那就完全听便；至于他本人，他将尽自己的责任，对它反抗到底。如果全国都同他意见一致，全体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这个万恶的计划，而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也一定会被放到勋爵阁下亲自说过应当放置某些人头颅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告诉他们，约翰勋爵曾写过一本有关我国宪法的书，在书中曾说明，凡是阴谋损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人们，他们的头颅应当钉在圣殿门口。现在，他认为，建立农村警察队的目的在于摧残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头颅应当立即钉在那里。”

　　“我给威尔士同胞们的忠告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的忠告。威尔士人决心恪守法律，我劝他们坚持这种看法：谁触犯了法律，谁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代表大会的成员们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而且也不会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政府企图逮捕他们，我们就一定要逮捕几个国家要人，作为人质来保证代表大会的安全。如果你们的敌人做出了詹姆斯二世所做的事，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决不让那些触犯法律的人逍遥法外。”

　　“他不劝他们到银行去挤兑，也不劝他们在国内制造任何恐慌；但要劝他们密切注意他们在储蓄银行里的存款。劝人到银行去挤兑是非法的；劝人在金钱问题上使政府为难，也是非法的；但劝他们留心自己的钱财，却是完全合理合法、正正当当的。他要向他们说，不要到储蓄银行去，因为他们取到了存款，而曼彻斯特的群众很可能一文也取不出来；但是你们要让我们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已做好了准备，那时我们就一起去。我们只要求大家同时起步。如果政府没有人民的现款来作保障，陆军将被裁汰，海军的舰艇也将闲置在船坞里。他们是否会相信，当他们把十二先令存入银行时，那十二先令会给陆军购买一支步枪，或者一先令会给步枪购买子弹？他不劝他们从政府那里撤回这种援助，但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如此愚蠢，竟把一根棍子借给别人来打他们。”

　　“除非人民准备做些切实有效的事，否则，他对他们的大声欢呼和鼓掌丝毫也不表示赞赏。目前的下院并不代表他们；它代表的是靠利润和高利贷为生的人。它还代表着一大帮卑鄙龌龊的律师、主教和牧师、当铺老板和股票投机商人。它代表着对全国人民福利毫不关心的人。股票投机商对社会的灾害很感兴趣，正象当铺老板对私人的灾祸很感兴趣一样。下院还代表着军官们，而事实上，伦敦差不多两千家妓院的老板都是有选举权的，谁也不敢说，在女王许可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经他们（人民）选出的代表，不应当是国家的真正代表。不管怎么说，选代表是他们分内之事，不管辉格党或托利党怎样作法，他们照样要参加选举。他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说明，这两派敌人彼此是怎样评价对方的。辉格党说，托利党犯了伪证罪；不仅如此，丹尼尔·奥康内尔还说，托利党每个人都犯了伪证罪，而且是最难饶恕的伪证罪，他能提出他们的罪证。这就是下院一派的特征。这批无赖不敢抵赖这个罪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事实；但他们却反唇相讥说，辉格党犯了更严重的伪证罪，正危害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辉格党曾抨击私有财产制，他们的攻击将从一种私有财产转移到另一种；因此，托利党说，你们辉格党不仅是伪证犯，而且是叛逆。辉格党从未说过，托利党因为犯了伪证罪不应当享有选举权，但对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人民却拒不给予选举权。辉格党使伪证犯享有选举权，托利党同样也愿意使叛逆兼伪证犯享有选举权。他说，当他们（人民）投票选出了三、四百名代表以后，他们（代表）就可以在曼彻斯特或伯明翰召开会议，等他们到达那里，如果他（奥康内尔）不向他们指出新的请愿方式，那才怪呢。他需要健壮干练的志士做他们的后盾，拥护维多利亚女王作他们合法的立宪君主，一反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所作所为。政府从来没有向他泄露它的任何秘密，他也不会把他的秘密——新的请愿方式泄露给政府，直到他感到自己的处境使他对政府是否知道他的秘密，已经无关紧要时止。代表大会所主持的各地公众集会是完全合法的。他从来没有劝人民犯法，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法律有任何重视，而是因为他非常看重自己身上的这把骨头，同时也珍惜工人们的生命。英国古代的宪法规定，选票应当清点，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应当予以宣布正式当选。不过，选票一词现在还可以作“人头”解释，因此，他确信按人头来计算选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他相信最后一定会本着公正平等的原则，把它们全部点清。他为他们草拟的计划是一个稳妥的计划，具有许多优点。当他们的代表们开会时，如果感到自己的力量还嫌薄弱，他们会继续请愿。他们的权力一旦凌驾在法律之上，他们是否犯法就无关紧要了。”

　　“关于他们坚决主张的一些原则，不需要他再发表意见了。至于他们刚才听到宣读的决议，他始终认为排他交易是迫使敌人屈膝的一个妙策。如果他们在街道两旁的店门上用粉笔做个记号，把每个不愿协助他们获得自由的店主标出来，他们很快就会使这些店主相信，工人阶级是适宜于行使选举权的。当钱币不再发出悦耳的乐声——这是店主们唯一爱听的音乐——钱柜变得空空如也的时候，店主们就会被迫承认人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遵照这这个计划办事，立刻将它付诸实施，那么，只靠这个办法，宪章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委员会只要开设一家店铺，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的大量竞争者都奉行宪章运动的原则了。”

　　“各个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同情；这完全是一个英镑、先令和便士的问题。金币是店主们的上帝；如果说要使一个英国人的头脑开窍，必须通过他的肚子，那么，他相信，要使一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头脑开窍，就必须通过他的钱袋。现在是他们应当挺身而出、参加斗争的时候了。如果他们拒不参加，他所能说的话只有一句：待朋友好，总比待敌人好更为可靠，他劝他们应当永远求助于那些愿意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权利的人们。”

　　“他问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履行诺言的准备？诺言不能空许。谁也不应当用嘴许下他不能用手实行的诺言。因此，他们不能让代表大会戴上傻瓜大会的帽子，而应当证明代表们都是那些抛妻别子、身带大刀、上山造反的好汉们的后代。他们不畏惧；他们有真理，有正义，他们说话可能不合语法，却能指出谁是伪君子——能证明他们的敌人触犯了十诫，并违反了上帝的博爱精神。他们也许会质问这些敌人，你们从人民身上榨取的千百万镑究竟干什么用了？他们也许会问那些侈谈人民愚昧无知的牧师们，你们为什么准许十三、四岁的少年对有关他们永久利益的事务有投票权，而不准二十一岁的青年对制订那些被用来统治他们的法律享有发言权？他要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向人民颁发上天堂的证书，而不颁发在尘世生活的证书？你们一方面说上帝将对人们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太愚昧无知，不配享有选举权，说他们分不清是非，这些话岂不是明目张胆地亵渎上帝和嘲弄宗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