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英文版导言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以及由此革命所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个异常的现象，曾使许多观察家迷惘，而且产生了多种非常不同的评价。中国问题变成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感情的问题。这并不足为奇。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都曾使这些国家的名字等同于推翻旧秩序的革命。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但是，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都属于一个差不多同一的文化历史集团，即所谓西方文化。这个集团内部有经常的接触，人口的交流也很大，许多相似的风俗，习惯及制度，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了解。
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古文化存在于西方文化的范围之外。由于地理和语言的隔阂，几千年来中国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近代，中国才成为欧洲人所知的世界的一部份。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情形也是一样，因为在两三百年以前，欧洲在中国人的眼中还是蛮夷之邦。“中国”这两个字的意义，就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中国”不是指夹在两个国家中间，而是指地球的中央。
这个传统的看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自夸。从公元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的疆域及人口只有罗马帝国在其最强盛的时候才可以比拟。罗马帝国衰亡以后，中国政府之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之高、以及它在科学与文学上之成就，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
直到二百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书籍比那时候世界所有语言的书籍加起来还要多。但是，直到今天，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北京出版了大量的毛着—及两三本古典小说外，只有西方的专家才知道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般西方人是不知道的。一般有文化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至少可以从俄国、德国、法国或英国作家的著作中，知道这些国家的日常生活；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就没有那么多了。
如果西方一向对中国无知，那么，中国也一向不主动与西方接触。秦朝所建造的长城，是中国文化自给自足的缩影。这个自给自足的特性源于中国国土的辽阔；几千年来，中国好像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一直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新生的西方资本主义才胜过中国，因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的“洋鬼子”才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这个屈辱的经验，使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凝固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地把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赶出中国。
中国对西方的传统态度，可见于中国政府第一次与外国政府的接触。一七九三年，英王乔治三世在美国独立战争上吃了败仗，就派马戞尔尼勋爵到北京来，想打开中国的市场。这位贵族，为了表示他的谦虚，就叫他的随从打着旗子，上面写道：“英国大使进贡”。
中国那时是乾隆时代，国势鼎盛，所以对待英王好像是对蛮番一样。在乾隆皇帝回复英王乔治的勅谕中，乾隆宣布：
“谘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賷表章……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英国统治阶级，除了更热心于在贸易上获利外，也差不多以同样的傲慢态度对待中国。这个彼此孤立的后果，就是彼此都觉得对方很神秘，也就很难对几个曾经来往于这两个社会的人士的证言作个估量。
因此，当马可勃罗于一二九五年从北京回到威尼斯时，没有人相信他的东方大帝国的故事。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中，读过英国骗子曼得维亚（SIR JOHN MANDEVILLE）爵士的抄袭窜改的游记的人，比读过马可勃罗的真正的中国游记的人还要多。
这也可以归因于中古世纪欧洲人的无知吧﹗但是，马可勃罗逝世六百年以后，英国汉学家贝克侯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却能在北京以一生时间伪造中国政府“文件”来开导他的国人。他的秘密直至他死后很多年才被发现。他的最大的骗局，就是他说在一九一零年发现了“靖山王日记”。靖山王是清廷大官，早于一九零零年去世。西方人居然相信贝克侯斯的虚构，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官场多么无知。能够捏造一个政府要人的回忆录，在西方任何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个稀少接触的结果，就是欧美人士在中国事情上，比起他们在一个他们所熟悉国家的事情上，更容易上当。在冷战时，美国资产阶级报纸以最非人化的言词来描述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在还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的一本书，就叫做《毛泽东，蓝蚁之皇帝》。
许多六十年代的年青激进分子，为了反叛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合理，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他们见到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脱离了工业社会的异化效果的田园之邦。他们非常感动于中国革命之能够真正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他们亦几乎神秘地—基于极少的真正知识—羡慕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一种亲切的、非异化的集体和谐，以及对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的信奉。这个目标是美国生活所缺乏的。
自从一九七二年尼克逊总统与毛主席建立了互相合作和缓和局势的新关系以来，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界对中国的态度也有部份的改变。虽然偶尔也有些文章重弹冷战的老调，但是所描绘的中国情景已极不同。中国社会被描绘为有高度纪律的、有运转目标的社会，人民节俭勤苦，而且有各样才能技术，正进行一个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来克服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所遭受的贫穷。
这些自相矛盾的描述并不是样样都是真实的。许多关于中国的报导，特别是在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报导，都从美国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不是从中国本身的情形来考察中国的问题，以及它在国际政治上的真实地位。
这并不是新奇的。由于一般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就很容易受染有倾向的宣传的影响。不管是羡慕或敌视，这些神话的出发点，都是假定“中国人”的一切都很单纯的。
旧中国，像西方社会一样，分为敌对的阶级﹔新中国依旧包括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中国的被压迫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平时只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对象，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中，这些群众却涌上历史的舞台。在他们针对旧社会的特权阶级而倾泄愤怒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就和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新现象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打击多大，旧统治阶级总是能够迟早重新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这次革命却不同﹔革命的新现象就是，旧统治阶级的基石受到被压迫群众的攻击。这个基石就是社会财富的资源、土地、和工具的私有制。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被中国革命扫除以后，中国就进入未知的领域。中国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历史进化阶段，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地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份。
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它第一次—在欧洲以外，而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改变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劳役与经济控制的趋势。
中国革命证明中国的工农群众有能力站立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而且粉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中国革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民族主义的暴动。如果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暴动，它就不能嬴得完全的独立。战后的印度及其它名义上独立的新殖民地国家充分证明了这点。
毛泽东的中国政府，在一九五三年采取了社会主义措施以后，于是能够开始创立国有化经济制度。中国打破了资本的政治及它的经济基础（即私有财产制），于是能够开启快速经济生长的前途，以及创立即使许多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些成就替亚、非、拉美的穷苦人民带来了希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及社会组织形式比私有财产制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要进步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早地面对这个时代的中心社会问题：如何自觉地控制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进一步的发展。
不管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上存在有甚么困难或畸型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带领它超越了未曾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而进入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域。
这并不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想象的脱离现实的经济模式的问题—“国家主义”或“私人主义”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今日世界所要抉择的道路，并不能归纳为心血来潮或任意选择，而要从社会及生产生活的内在推动力所得出。这些内在推动力是与社会中互相斗争的阶级的需要相适应的。
在外交辞令及局势缓和的幻想的背后，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世界帝国主义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世界资本主义受到一个不小的压力，就是它苦于被排除于拥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中国市场。
在这个冲突中，我们对谁是谁非的态度是不能含糊的。世界资本主义对北京的打击，不但是针对中共及其政府，而是针对中国的工农。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责任，就是在这个斗争中站在中国的一边，把中国的奋斗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而且当华盛顿对中国人民的权利与福利有任何侵犯和威胁的时候，担任中国人民的盟友。中国政府有权被承认，而且应该与其它政府处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革命的成就，以及支持这些成就的必要，仅是过去二十九年的历史图画的一面。历史图画的另一面就是中共政权的本质—其社会根源及组成考虑。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考虑这些现实及其相互关系，要保卫中国工人国家，但是要用革命的方法来保卫。
这里出现了最戏剧化的内部矛盾。在伟大的被压迫群众所创造的历史性解放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说，都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镇压性的政府。近年来，镇压对象并不首先是它所认为的敌人，即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而是它在口头上所代表的工农群众。
忽视或否认这个极容易证明的事实，就会变成中共政权的拉拉队。我这里要证明的是，上述立场与中国劳动大众的期望与要求，以及与中国及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正需要，是绝不兼容的。
最近，西方国家出现了颇多有进步思想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有许多人对毛政权的经验和成绩有颇积极的评价，有些对毛敬佩甚至崇拜，而有些则比较有批判性。
这就使到许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价值的资料能够收集起来，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也出版了。本书引用了上述一些研究报告。
这些研究报告一般都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它所调动的阶级力量、目前统治层的作用及活力、以及它在世界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及表现。
本书的主题是甚么呢？它首先指出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等著作，都没有过时；这几位作者的共同信念，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和不受控制的官僚制度是绝不兼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的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毛派官僚层只能阻碍并不能加速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但不代表中国群众的革命期望，反而基本上保卫在较高社会经济平面上建立的新的现状。这政权的基础，就是新兴的享有高度特权的、保守的干部及行政人员的社会层份；这个社会层份为了保护其生活水平，就反对工农的侵犯。
这种官僚层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苏联，是斯大林派进行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反革命行动。在其起源、方法、以及观点上来看，毛泽东政权在很多方面都是从苏联斯大林派生出来的，虽然两国今天存在民族分歧。
我认为，毛派官僚层不但在道德上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不相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客观上它不能够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个长期巩固的地位，理由是毛派官僚层不能够用与它自己的生存相适应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及经济问题。这就使这个政权经常与工、农、知识分子群起冲突，因此会终极导致它的覆灭。
两年以前，许多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都会说我这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自毛死后，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府，为了稳定它的政权，揭露了很多在毛统治下的严苛的事实。虽然他们委婉地说出这些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而毛泽东及其它领导层都无可奈何，但是这种糖衣无法令这些苦药变得甜美。
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时期，就像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期一样，可以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它会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中心动力：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之后要向前迈进与统治官僚层的约束阻碍两者的紧张关系。
本书的分析，一方面要公正地评判中国革命的可观的进展和它的更大的潜力，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实地，毫无偏见地描述外国所能找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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