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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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死里逃生

　　中国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编入在城里坚持战斗的各个连队中，并立刻参加作战。这些连队有的由苏老九指挥，有的由刘法亮指挥，有的由刘喜指挥。营长在哪儿呢？那时营长在什么地方呢？
　　“他没和我们在一起。”李振东说道，“战斗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忙得不得了，我们在营房里几乎看不见他。”
　　常杨清也证实道：
　　“是的，营长不在营房里。他开代表大会去了。”
　　“开什么代表大会？”
　　“谁知道呢！……记得我们还投票选举了他。我们是选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
　　关于战士们选包清山做代表去参加的那次代表大会，常杨清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求助那永备的、但却不常济事的史料——旧报纸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上旬，弗拉季高加索的报纸看起来和往常的不完全一样。报上电报、命令、论文、通讯、小新闻和通告这一类登得很少，版面基本上被捷列克共和国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占去了。
　　就是它！——中国营的指挥员就是被选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
　　可是常杨清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不很肯定。因此，必须设法证实它。
　　我们着手寻找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但是，档案局没有这份名单。
　　我们又去寻访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沃舍梯、印古什和切禅等族的居民中找到了这样的人，他们出席了代表大会，听取了南俄特命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激动人心的报告；见到了雅可夫·布迪林、基里尔·凯萨耶夫、阿斯兰别克·谢里波夫、希济尔·阿尔茨哈诺夫等人。他们也听说过包清山这个人。看来，人人都知道他。
　　只是，他有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们却说不清。也可能参加了，也可能没有参加……代表们来自捷列克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怎能个个都记得住！
　　想查明红军中的代表是怎样选举出来的这个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纸上的新闻和档案局里现存的一些零星的、简短的记录，帮助我们弄清了这个问题。代表们是在全军各部队的代表会议上推选出来的。那就是说，常杨清说对了。看来，他们的确推选过营长当代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来，营长的确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既然包清山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那么，发生叛乱时，他一定是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到印古什去的那些代表中的一个。
　　人人都知道，代表大会是在弗拉季高加索城郊的一所陆军中学里召开的；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留在陆军中学里准备过夜的代表们和城里失去了联系。于是，奥尔忠尼启则就率领他们到印古什去发动山地居民为解放城市而斗争。
　　“没有。”那些战火燎原的日子的见证者们，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否定地摇晃着他们满头白发的脑袋。他们没有看见包清山到印古什去过。
　　那就是说，此路不通。当叛乱开始的时候，这位中国指挥员在什么地方和做了些什么，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想知道这些，但都被时间这个牢固的屏障挡住了去路。
　　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放到某地去休养的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身上了。说不定，他回来后，能扫清我们的疑云。
　　事情正是这样。我们会见了晒得黑黑的、变得年轻了的上校，他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战斗故事，多得几乎连我们的笔记本都容纳不下了。
　　“参加代表大会的红军战士，”柯巴依则回忆道，“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个人。包清山也出席了，我和他就坐在一起。
　　“那会可热火啦！我不是指外面的温度，而是指政治上白热的程度。这种昂扬高涨的斗志，就像一口受不了巨大压力的汽锅里的蒸气，马上就要冲上天去似的。哥萨克上层分子的代表们表现得非常无礼，他们时常提出一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来进行威胁。他们之中的一个甚至还放出这样的谬论：‘代表大会解决不了的，就用武力来解决。’
　　“有些火性子的人，应该说，甚至在礼堂里就掏出武器来了。考斯嘉也是这样，差点儿扣响他那支刻了名字的毛瑟枪。那是当他和法尔契柯夫顶起来的时候。”
　　“法尔契柯夫？他是什么人？”
　　“是哥萨克军队的一个大尉。他是哥萨克代表团的团长。”
　　“包清山和他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这件事的发生是由于法尔契柯夫竟敢对中国人进行无礼的攻击……说得更确切些，他支持了一个松查河畔的人——一个骑兵司务长的谬论，这个骑兵司务长宣称：苏维埃政权全靠中国军队来保卫。
　　“主席毅然决然地打断了骑兵司务长的谬论，考斯嘉也忍不住了，他沉着地、但却清楚地进行了反驳。他谈到了哥萨克，说他们都有着沙皇爪牙的典型心理。
　　“于是，法尔契柯夫就蹦了起来：‘黄狗！’他朝包清山大声喝道，‘你竟敢侮辱哥萨克！……’
　　“红军代表团和哥萨克之间登时就闪出了一条道来。以后的一切都是一刹那间发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包清山气成了那副模样：他的眼中闪耀着黑色的怒火，脸色苍白。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并用愤怒得发抖的双手去解毛瑟枪的枪套。看得出来，他已经气得忘掉了自己。
　　“我一把抓住他，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考斯嘉，别胡闹。’‘放手！’他挣扎着喊道，我对你说，‘放手！’并且一个劲儿地去拔毛瑟枪。
　　“应该交代一下，和考斯嘉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国代表。我记不得他们的姓名了。他们的俄国话说得不大好，不过他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他们也和包清山一起跳了起来，脸色也因为受了侮辱而气得苍白，也握紧了武器。我看见哥萨克们的手枪也在闪闪发光。礼堂里人声嘈杂。人们把骑兵司务长赶下了讲台，人群中喊道：‘滚出去！’主席企图恢复秩序，可是他的铃声人们根本听不见。‘唔，’我当时想，‘马上就要开枪了，只差这一着了。’
　　“后来，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开枪的程度。一位阿訇使情况缓和下来了。是的，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几个伊斯兰教的教士。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掩饰他们对苏维埃的仇恨。可是我说的那个阿訇，他是切禅族代表团的代表，他却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从他在包清山和法尔契柯夫之间发生冲突前一会儿所讲的话里就可以明白。这位切禅族的阿訇是个中年人，缠着头巾。他在演说中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号召哥萨克各族人民支持苏维埃政权。
　　“这时，在拱形圆顶的礼堂里，忽然有一种声音盖过了嘈杂喧哗的叫嚣：‘一切非主，唯有真主！’……”在伊斯兰教里，号召教徒祈祷的时候，报祈祷时间的人就是这么高盛念诵的。
　　“这里应该交代一下，山地各族人民大部分代表都非常严谨地遵守祈祷时间，由于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代表大会在他们祈祷的时候都安排了休息。
　　“礼堂里的伊斯兰教徒一听到阿訇的声音，立刻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于是，在我们红军代表团和哥萨克代表团之间形成了一堵人墙。这时，中国代表同志们也就安静下来了。我们安慰他们，提醒他们说，如果接受法尔契柯夫的挑衅，只是对敌人有利。考斯嘉首先恢复了理智。他舒了一口气，放下了握着毛瑟枪的手，愤怒地朝法尔契柯夫那里瞥了一眼，对中国战士们说了几句中国话，他们就顺从地坐到位子上去了。
　　“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看了看表，马上明白了，原来这位切禅族的阿訇召唤教徒们祈祷的时间比平时提早了。”
　　我们问，这场风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叛乱的前一天或者前两天。”柯巴依则答道。
　　“战斗开始的时候，包清山在什么地方？”
　　上校沉思了片刻，说：
　　“不知道。也许是在家里……总之，战斗打响以后，他就和我一样，跑回自己的队伍里，而且，后来也和我一样，做了白军的俘虏。”
　　“做了俘虏？”
　　“是啊。老实说，我现在能和你们在一块儿谈心，这还全亏包清山呢。要不是他呀，我早就躺在哈尔拉莫夫教堂院子里的地底下啦！我们是一道跑出来的。”
　　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八月五日晚上，第一赤卫团的年轻的政委巴维尔·柯巴依则从代表大会回到家里，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白天在会场上听到的那些话。他的感受很多，而且觉得十分疲倦，因此他早早地睡了。黎明时分，他被一阵阵步枪射击声、哒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大炮声惊醒了。

　　他迅速穿好了衣服，跑到街上，朝阿普歇伦斯克营房跑去，直奔自己的团队。
　　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估计城里一定出了什么乱子。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哪边是自己人，哪边是敌人，一点儿也摸不清。柯巴依则所在的那个地区，倒是平安无事。既没有一个人开枪，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第五纵队”并没有睡大觉。几十双敌人的眼睛从放下来的窗帘后面，从大门小门的“监视孔”里监视着政委。他们监视着并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当政委迈着缓慢的步子经过一所寂静的、紧紧地关着百叶窗的小屋时，小屋的门忽然敞了开来。柯巴依则觉得当头挨了一棒。随即几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扑到他身上，七手八脚地把他的胳膊捆在身后了。
　　之后，这几个打埋伏的哥萨克分成两股：两个回到那所寂静的小屋，另外两个一面咒骂着，一面用七轮手枪的枪柄敲打着晕头转向的柯巴依则，把他带到不远的、炮声隆隆的捷列克河那面去。
　　瞧，已经来到一座横跨小河的木桥上了。在桥的那边，河对岸就是宽广的绿树成荫的米哈依洛夫大街和老远就映入眼帘的哈尔拉莫夫教堂。
　　哥萨克们拖着俘虏朝这座教堂走去。
　　当他们把政委带到教堂院子里时，一个上尉问哥萨克们：
　　“怎么，小伙子们，你们又抓来一个布尔什维克啦？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一路上特别卖力敲打柯巴依则的那个哥萨克淡漠地说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他有一支柯尔特式手枪……柯尔特式手枪只是当官的才有。”哥萨克从兜里掏出一支亮堂堂的手枪，拿给上尉看，这支手枪半个钟头以前还佩在政委身上。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马上就能弄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官。”上尉寓有深意地说道，“瞧，他们把那位‘中国要人’带来了，这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要人，这儿全城都知道他。”
　　柯巴依则转过身来。包清山背脊靠着树干，默默地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柯巴依则真想大声喊他：“考斯嘉！”其想冲到他的跟前。但是，他看见包清山向他做了一个警告的动作，就克制住了。柯巴依则懂得：包清山并不是为他自己担心。反正敌人已经认出他了——敌人不可能认不出他，因为他太容易被认出来啦。而敌人目前还不知道柯巴依则是谁。最好是他不要暴露自己，不要露出他们是好朋友的样子来。
　　押解柯巴依则来的那两个哥萨克走了。上尉也钻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巴依则四面环视了一下。这个教堂的场院，已经被白卫军变成了一所战俘营。场院很大，四面围着一道厚实的、有一米半高的围墙，院墙的基脚用砖砌成，顶上插着许多尖端锋利的铁矛。院墙外面的大门旁站着两个哨兵。哥萨克村的居民们在场院里走来走去，一点也不留意那群默默无言地挤坐在教堂后面冷风口里的红军俘虏。他们人数不多，一共才十五个。
　　包清山走到站在围墙旁边、离哨兵不远的柯巴依则跟前，但是没有说话。
　　过了二十来分钟，上尉从教堂里的守卫室出来了。他后面跟着两个哥萨克，手里拿着好几把铁锹。他们当啷当啷地把铁锹扔在地上，走到红军战士跟前，对他们说了句什么。红军战士们站起身来，每人拿了一把铁锹，走到场院的深处，开始挖坑。有十来个白卫军站在他们后面，摆弄着步枪，一声不吭地监视着他们干活。
　　“他们在挖埋人坑，”包清山轻轻地说道。歇了一会儿，他又轻声地说：“咱们跑吧，巴维尔，反正是死！”
　　柯巴依则什么也没来得及回答。所有以后发生的事情简直快得出奇。这位中国指挥员像腾起前的老虎那样，微微屈着双膝，突然大吼一声，向上一弹，神速轻捷地越过了围墙，穿过大街，径直朝河那面奔去。
　　“考斯嘉的吼声是无法转速的。”柯巴依则回忆道，“你们简直想象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那是一种音调极高的、颤抖的喉音。是沙漠里游牧民族的喊声，是亚细亚密林中猎人的呼声，是骑在矮小的战马上勇猛驰骋、正在张弓搭箭，准备向敌人放射的草原骑士的吼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比喻它，也不知道这位在大城市里和文明环境中长大的考斯嘉，是从哪儿学来这种响亮得令人吃惊的，我们从未听过的喊声。
　　“后来，在八月事件过后好几天，有一次我问考斯嘉，他那么喊叫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吓唬吓唬他们。’包清山答道。
　　“他的确把他们吓着了。那些吓得茫然若失、张皇失措、莫名其妙的哥萨克们，有那么一霎那，目瞪口呆地望着中国指挥员从他们身边跑过。我起初也吓呆了，但马上醒悟过来；我连忙抓住围墙上的矛杆，攀上围墙，往下一跳。可是没有跳好：我的制服边挂在锋利的矛尖上了。我觉得我仿佛悬挂在天地之间。不过，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制服嚓的一声撕破了，我掉到了地上。我马上一跃而起，撒腿跑过大街，跳进一家院落，在那儿又跳过围墙，院子，围墙……末了，终于跑到了捷列克河畔。我一头就钻进了河里。背后响起了射击声、叫喊声……可是捷列克河护住了我，带走了我。那年八月，河水很深，不过石头也很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撞在石头上。我怎么来到了对岸，红军战士怎么救起了我，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营房里了。我躺了一两个钟头，就投入了战斗。在那个时候，休息是不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必不可少的力量。”
　　我们问到了包清山的情况。
　　“他是在离我获救很远的地方——捷列克河的下游被人救起的。”上校说道，“以后，整个八月里，他都在库尔斯克郊外战斗。”
　　打听到了准确的地址后，我们已经不难想象包清山在那儿作过战的八月战斗的场面了。于是话题又转到了库尔斯克郊区。在那些日子里，在那儿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不仅是红军分队和匆匆武装起来的工人白卫队，还有老老小小的全体居民。妇女、老人和孩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弹药，送粮食，构筑防御工事，从事侦察工作。
　　包清山的战士们就在宽阔的医院大街那个地段进行战斗。这条大街竟变成了一条战线。这条大街当时是很凄凉的。两道长长的、死气沉沉的石头围墙——医院和市监狱的围墙连在一起。红军战土们的散兵线就展开在这两道围墙旁。包清山指挥的就是参加过“楼层战”的那些战士以及另外三十多个在叛乱发生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库尔斯克郊区来的中国红军战士。
　　和中国战士们共同保卫这段战线的还有巴维尔·奥古尔佐夫的白卫队、基里尔·凯萨耶夫领导的沃舍梯支队的一个分队和萨沙·盖盖奇柯里领导的格鲁吉亚支队的一小队战士。
　　这段战线非常重要。这儿有一道通过整条医院大街的沟渠，它起了十分有利的天然防御工事的作用。在这条沟渠上，有一道与路面一般高的、没有任何防护的小桥。它引起了白军的特别注意。叛乱者就是从这儿向我们来进攻的。
　　他们利用装甲汽车作为进攻的主力。
　　装甲汽车的机关枪；呲牙咧嘴地向自己前面的一切东西扫射着，朝红军战土的散兵线冲去。它很快就爬上了小桥。隆隆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热风把一股烧着了的汽油味送进战士们的鼻子里，子弹打在附近民房的墙上，打在堑壕的土堤上。
　　有一个人悄悄地爬到装甲汽车跟前，向车轮下投了一颗手榴弹，这个英雄是谁，现在很难说。也许是工人赤卫队的队员，也许是沃舍梯百人队里一个下马当步兵的骑兵，也许是萨沙·盖盖奇柯里支队里的一个战士，也许是包清山中国营里的一个中国志愿兵。在鏖战正酣的时候，谁也没有去留心这个。可是，这一颗手榴弹却决定了装甲汽车的命运。马达不响了，机关枪也哑了。白军扔下了它，爬回自己人那儿去了。
　　装甲汽车是一件诱感人的战利品。白军还没来得及回头望一眼，几个战士就朝这辆被击伤了的装甲汽车扑去。白军识破了我们的意图后，就朝那几个勇敢的人疯狂地扫射，可是已经迟了，事情已经干完，装甲汽车已经被拖走了。
　　冒着白军的枪林弹雨，用绳索把装甲汽车拖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这需要多么坚毅、勇敢的精神，又需要多大的体力啊！
　　在那几分钟里，整个库尔斯克都可以听见俄国人的喊声“缴获了！缴获了！”也听得见中国人的喊声，还有用沃舍梯话和格鲁吉亚话喊出来的、热情洋溢的欢呼声。
　　装甲汽车落到了红军的手里。两小时以后，人们已经把装甲汽车修理好了。瞧，工人群中的一个小伙子已经坐到驾驶盘的后面，一名沃舍梯战士和一名中国战士也雄赳赳地站在机关枪后边。这辆早晨还在白卫军手中作为一件吓人武器的装甲汽车，晌午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冲去了。
　　叛乱在第十二天被肃清了。八月二十日，弗拉季高加索电报局发给莫斯科弗·伊·列宁一份紧急电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口述道：

　　“……经过了十一天顽强的战斗，叛乱已经平息，残匪弃城逃跑了。在战斗中，红军的表现令人赞不胜赞，他们挺身捍卫了苏维埃政权。”

　　北高加索的这个苏维埃“岛屿”，光荣地经受了猖獗的反革命势力第一次严酷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