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工赴俄之始

　　我国历史上的“华工”，并不是“中国工人”的简称。它既不同于我国古代出国卖艺的手工匠人和小商贩，也不同于今天的中国工人。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含义。概括地说，华工是近代史上为生活所迫自愿前往或被人拐骗、招募到国外谋生的中国人。因此，可以说华工是华侨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并非一般的侨民，而是指那些在国外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奴役、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中国人。就其阶级内容来说，华工是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掠夺中国的产物。
　　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他们在这里创造出举世嘱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大约从十六世纪以后，一些酷爱自己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中国人却背井离乡，离开了他们祖先世代居住过的土地，或自愿前往，或签订契约，或被人掠卖到异国去当“苦力”、“猪仔”、“黄种工人”。马克思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1]同样，中国人也并非生来就是“苦力”和“猪仔”，在他们的祖国强大的时候，他们曾被视为“天朝”的国民而受到尊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这个两千多年以来封闭的封建社会已经快要走到尽头，正在经历由强盛到衰弱的历史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虽然产生，但是由于受到在两千多年中确立并日益完善起来的封建制度的压抑，它的发展极为缓慢。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无疑也将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正当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的历史转折关头，西方资本主义勃然兴起，他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近代史上的华工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以来，统治者始终把闭关自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实行“禁海”政策：禁止或严格限制与国外贸易，限制或禁止汉人出国居住或经商，直到规定“寸板不许下海”或“迁海”政策，即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大清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作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降三级调用，督府大吏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后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议。”这种政策除了在极短时期如1569年（明隆庆三年）、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等曾颁布“开海”令之外，基本上一直实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彻底打开中国大门为止。
　　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则实行“封禁”，而且尤以清朝为甚。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巩固根本”，对边疆地区，特别是对“龙兴重地”的东北实行严格的“封禁”，禁止汉人出关垦殖或采猎。
　　禁律如此之严，但自明末清初以来，沿海居民避居荒岛、流民赴关外私垦及华工流落外洋的现象却日渐普遍，到十九世纪初已有不可阻挡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其内部的各种固有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到明末清初已经开始进入由盛到衰、由发展到停滞的历史时期，一次深刻的社会大变动正在缓慢发生。
　　清朝统治者在确立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的同时，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因此，从清朝统治建立之日起，国内的民族矛盾就十分尖锐，除了各族人民起而进行抗清斗争外，还有一些人不甘忍受满洲贵族的统治，相继出洋，在海外组织社团会党，待机反满。一时间，全国各地不同势力、不同形式的抗清斗争此伏彼起。
　　清朝初年，国内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据史书记载，顺治年间，直隶省“极目荒凉……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2]山东则地土荒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3]一片凋敝景象。南方沿海居民则由于“禁海”、“迁海”而倍受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尽管清初统治者釆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而且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裎度的提高，但是，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到了“康乾盛世”，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除了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等依仗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特权圈占或强买农民的土地之外，还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农民生计荡然，衣食无着，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土地，许多大贾豪绅乘机竞相购置地产。康熙年间，南方诸省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就很严重，到乾隆时这种情况又继续发展。有记载说，湖北“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4]沦为佃户或耕丁的农民受到沉重的赋税剥削，除了地税、丁银、漕粮以及名目繁多的杂项差徭外，还要向地主缴纳苛重的地租，有的达到收获量的七、八成，而且还常常受到“增租夺佃”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平日尚不得温饱，一有天灾战乱，势必破产失业，弃家出走，并且不顾清政府的重重禁令，赴“禁地”或国外谋生。东南沿海各省人民纷纷涌向沿海荒岛私垦或出洋做工；北方各省人民则大批涌向口外蒙古和东北的“封禁”地区私垦。还有许多人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到远东地区从事垦植、采参或渔猎生产。山东的破产农民有的还由东部各港乘船去海参崴、日本等地谋生。
　　正当这股强大的失业人流有增无已，在中国的大地上激荡、四处横溢的时候，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用炮舰打开了东方各国的封建壁垒，他们侵占土地，掠夺原料，到处设立工厂和开辟种植园，奴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使他们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荷兰人征服了印度尼西亚，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残暴的奴役和杀戮。英国人在古老的印度进行侵略、掠夺和统治的结果，破坏了历史悠久的印度纺织业，使千百万印度织工破产失业、饥困而死，纺织工人的白骨盖满了恒河平原。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触角也伸到了中国，大约从十六世纪初开始，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掠卖华工出洋，开始了最早的“猪仔”贸易，华工出洋的历史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从此，英国人拐骗中国人去果阿（印度），荷兰人掠卖中国人到巴达维亚（印尼），西班牙人掠卖中国人到菲律宾，葡萄牙人则以澳门为基地掠卖中国人去南洋群岛或世界各地。^[5]大约从十六世纪开始，先后有上千万中国人被当作苦力或“猪仔”掠卖到世界各地：南洋群岛、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北美、印度洋群岛和南非。马克思在评论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实行黑人奴隶制的时候指出：“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6]西方殖民者对华工的掠夺成为这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
　　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对于中国这个封闭的、但内部正在孕育着某种巨大震荡的社会肌体来说，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它使得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自己数千年辉煌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从此堕入百余年耻辱的深渊。西方列强从掠卖华工开始以及接踵而来的鸦片贸易和1840年的对华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腐败的清朝政府的彻底失败，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殖民者除了直接掠夺华工出洋外还为自己造就了庞大的华工的后备军，他们通过残酷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走向崩溃，使成百万、上千万的农民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源源不断地步入华工的行列。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也就不会有近代历史上的华工。“华工出国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中国封建主义从停滞到崩溃这种一消一长的过程中的产物。”^[7]
　　从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掠卖华工出洋到十九世纪中叶，华工出洋的历史巳达三百年之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承认华工出洋合法。1860年，清政府在对英法战争中失败，同年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该条约第五款中明确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8]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也规定了同样的条款。1865年英国公使同中国总理衙门会商中国契约工人出洋办法，恭亲王奕䜣提出三条：“一、中国政府承认华工自由出洋，并无异议，惟其契约，期限以三年为度，归之旅费，由雇主支给，而工作时间，疾病之抚恤，均有规定。如不照规定办法办理，一律禁止，否则以非法论，定予严办。二、凡用强迫拐诱手段，招华工出洋者，根据国法，处以死刑。三、出洋之处，以通商口岸为限，以便外国领事帮同办理。”^[9]至此，在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掠卖华工三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才不得不承认这一惨痛的历史事实。西方殖民者掠卖中国人出洋既已“合法”，自始，华工出洋日众。
　　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有很多中国商人到俄国去做生意，莫斯科是中国商品在欧洲的一个重要集散地。据说在莫斯科附近有座中国城，城上有城堞、有枪眼，街市整齐、店铺林立，中国商人很多。^[10]俄国政府也定期向中国派来商队，每次多达数百人。只是在俄国的历史文献中直到十八世纪初才有中国人到俄国的记载。1712年，中国政府曾经派出一个使节团访问在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土尔扈特人。使节团于1712年6月23日（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从北京出发，途经西伯利亚时在托波尔斯克受到了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的热情款待。使团在返回途中又在托波尔斯克停留一个半月之久，1715年6月（康熙五十四年五月）才回到北京。为了表示对俄国总督盛情款待的谢意，康熙皇帝曾下令优待来华的俄国商队，中国政府理藩院也曾写信给这位俄国总督表示感谢。不久，使团成员图里琛将这次访问的经过写成《异域录》，并经康熙皇帝恩准刊印。这本游记先后被译成俄、法、英等多种文字，仅俄文译本就有1764年、1782年两种版本，题目分别为《1714年出使伏尔加河喀尔木克阿玉气宫廷之中国使臣在俄国旅行概述》和《中国使臣出使喀尔木克的阿玉气汗记——附有关于俄国领土与风俗习惯的描述》。这本书记述了俄国人民热烈欢迎使团的情景，描绘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的美丽风光以及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11]
　　当时在俄国经商的中国人主要有两大团伙，一是浙江青田人，一是湖北天门人。浙江青田以盛产青田石著称海内外，当地人多以青田石器贩诸俄国和其他地方。湖北天门则以纸花闻名于世。相传最早去俄国的人叫易成林，此人原本穷困潦倒，曾浪迹东三省，后来进入俄国以牙医为业。在赤塔他曾经给一位俄国军官的爱子治好了牙病，从此声名大噪，遂获巨利。后来易成林衣锦还乡，为乡里人仰慕，接踵至俄者不可胜计。
　　但是，与此同时，俄国向远东的扩张也开始了，于是，中俄关系中这些美妙的传说和友好佳话都淹没在波雅科夫^[12]、哈巴罗夫^[13]、穆拉维约夫^[14]和普雅廷^[15]这伙匪徒们残杀中国人的血泊之中。中国人所见到的也不是《游记》中所说的“生活和睦”、“很少骂人和争执”的俄国人，而是一些“食人生番”，他们掠夺土地、勒索钱财、杀人放火……自从俄国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这一片辽阔的边陲之地失去了它昔日的安宁。
　　中国人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他们据沟而居，称为“沟民”，选出“沟大爷”管理内部事务。此外，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流民从山东、河北、山西和东北三省来到这里，从事伐木、开垦、采参或渔猎生产。这些人被称作“林木中人”、“刨夫”，俗称“跑腿、子”，或“穿山沟”，他们中有许多人春来冬归，是当时的季节性移民。这片肥沃的土地成为数十万中国人的生活之源、生命之根。
　　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人在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之后，先后于1858年和1860年强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强行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以后，到这里谋生的中国人已不再是“季节性移民”，他们成了“侨工”、“黄种奴隶”或华工。可见，在华工出洋的历史上，赴俄华工的出现较赴欧美或南洋群岛的华工要晚得多，从时间上说，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恰恰是中国政府的锁国政策彻底破产并正式承认华工出洋合法的时候。
　　从赴俄华工出现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大约半个世纪中，赴俄华工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北方各省到东北的流民越来越多，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逐步取消东北的“封禁”政策，于是流向东北的饥民迅速增加，其中很多人继续北进赴俄觅工；二是俄国在远东地区大量招募华工。
　　北方各省流民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极为严重。除了满洲贵族和富豪大贾圈占或趁荒歉之年贱价强购农民的土地致使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外，外国教士强占民田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此外俄国在东北、德国人在山东也都强占大量土地。在东北，东清铁路^[16]全长三千华里，共占地十六万二千四百多华垧；^[17]在山东，德国从1898年到1902年四年间以青岛为中心共强购地一万四千余亩，到日德战争前夕又买地四千五百余亩，^[18]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只有离家流落各地。
　　其二是战争的破坏。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1900年沙皇俄国参加八国联军出兵北京之时亦派兵占领东北，大肆杀戮和抢掠、1904—1905年在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1914年在山东进行的日德战争，都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其三是连年的灾荒。据有关史料记载，黄河流域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来，水、旱、雹、风、虫灾从未间断。山西、直隶、山东三省天灾为害，每年各省少则波及五、六十州县，多则波及一百余州县。灾害所及，万户萧疏。赤地千里。1883年直隶水、雹、风、虫各灾俱全，波及全省一百二十余州县，其中通州、武清、蓟县、宝坻一带大水为患，为五十年来所未有，“灾民垫隘，惨不忍睹”。1894年大水波及一百一十州县，仅唐山一地就有“饥民十余万，告赈无所”；山东灾害比直隶还重，常常波及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1855年的水、虫灾和1905年的水灾波及地区都在一百个州县左右；山西省在光绪初年，几乎“无处不旱”，全省受灾八十余个地区，饥民饿死者十有五六，至有尽村无遗者。时人写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里有余，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期河南省“报灾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19]
　　自清朝初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再加上战乱和连年的灾荒，北方各省的饥民有增无减。虽然清朝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是每年都有十数万人或只身，或携带家眷逃往关外谋生。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上谕指出：“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20]其后在1740年（乾隆五年〉、1750年（乾隆十五年）、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1803年（嘉庆八年）清政府曾经多次颁布法令，清査东北的各省流民回籍，但终无济于事。这期间东北人口急剧增加。据有关资料记载，1840—1850年东北人口从二百五十三万七千人增加到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人，平均每年增加13.39%；1850—1910年东北人口又从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人增加到二千一百五十八万二干人，平均每年增加34.03%。^[21]
　　迫于流民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步对东北三省实行开禁。奉天省流民最多，“封禁”早已有名无实，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大凌河牧场全部开禁；吉林省的伯都纳围场在道光年间开禁，1860年（咸丰十年）西部围场开禁，到1881年（光绪七年）全部开禁。又过了四年，即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初“封禁”的吉林省已全部开禁；黑龙江省早在1860年（咸丰十年）就已部分开禁，到东清铁路通车后也已全部开禁。这样一来又有更多的流民涌向东北。出关大道、饥民络绎不绝。据1904年4月8日《北华捷报》记者写到：二十多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这位记者数了一下，在三十五分钟内走过了二百七十人；又二十分钟内走过了二百一十人。^[22]
　　正是这个饥民人流，除一部分留居东北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前赴俄国佣工。据史书记载，赴俄佣工的中国人来自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和山东各省，其中山西人多经商，而“佣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23]在直鲁两省的赴俄华工中，山东人最多。
　　在近代史上，山东人民遭受的苦难特别多，因此外出谋生的人也最多。当时人写到，山东之苦力，服役于其乡土者甚少，其多数皆赴满蒙，或远适南非洲、南洋群岛及北美洲，其分布势力之大，殊可惊异。”^[24]还有人说：“凡劳力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25]山东人外出谋生，有久居国外之心者则携家出走，绝大部分是只身前往，春去冬归。而“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些外出谋生的山东人，即使举家赴国外者，大抵十数年总要返回故里。
　　在赴国外的山东人中，尤以赴俄国者居多。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山东每年“出佣满蒙俄领之苦力”多达三十五万人，其中登州、莱州最多，青州、沂州和胶州次之。^[26]这些人大都在旧历正月末上路，二、三月间人流达到高峰，四月以后逐渐减少，旧历年底陆续返乡。由于外出苦力极多，在苦力必经各港，如龙口、芝罘、烟台、青岛等地从苦力身上揩油的“苦力收容所”、旅店、饭店、船舶运输甚至办理汇兑的钱庄等业一时应运而生。有的船家、客栈甚至降低船价、宿费，派人去营口、大连等地接运返乡苦力，广为招徕，一时间颇呈“繁荣”景象，想来令人触目神伤。
　　山东苦力赴俄，一部分从东部各港乘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据文献记载，1870年有一百五十人去俄国；1880年前后山东沿海每年被掠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苦工多达数千人。^[27]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外交部档案记载，这一年春季，有轮船从威海、青岛装运华人一千余名去符拉迪沃斯托克。^[28]同年的烟台海关记录记载，这一年仅从烟台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苦力就有六、七万人。^[29]除从海路直接越俄外，其余大部分是经东北前往：东部经各港口乘船去东北；西部则乘津浦线，或直接出关，或到天津下车再改乘船；还有的则从济南沿小清河到羊角沟再乘船去东北。那些没有路费的苦力则只有长途跋涉，这些人最苦，他们背负粗布口袋，内储可吃月余的干粮，饮生水，就青葱食之，沿途风餐露宿，入夜则露宿街头或横卧檐下。每逢春节过后，从山东出关的苦力比比皆是。1914年山东风灾为害、1915年东北又逢水灾，饥民遍地。当时报纸写到“山东饥民，流离道途，转为乞丐。”^[30]“客冬天气酷寒，省垣贫民冻馁致毙者触目皆是。”^[31]当时的奉天督军张作霖在沈阳设立饥民“栖留所”，但亦因饥民太多“难以收纳”，复又下令“商工两会捐募款项，复令警察设立临时救济贫民收容所尽数收养”，不久亦因“经费不足”停办，将收容贫民“解散出所，使营生计。”^[32]
　　苦力到东北后体力能支、盘缠有余者便继续北上赴俄觅工。侥幸活着到达边界的需办理赴俄申请：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者向吉林省交涉局呈请；赴阿穆尔省者向黑龙江省交涉局呈请。领取护照须有殷实商人作保，苦力远道而来，人地两生，觅保无从，只好以客栈代办，栈主又往往从中勒索，交涉局内属吏下役也趁机索取。加之护照费、照相费甚多，办理过境手续迁延时日有时达半月之久，客栈又往往借故拖延以求留宿，赴俄苦力在边境有时滞留达一个月之久。川资不敷，只好典当随身物品，其惨苦之状，自不待言。
　　这时期赴俄华工急剧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俄国大量招募华工赴俄。沙皇俄国虽然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由于当地俄国人极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得不依靠中国人维持当地的正常经济生活。再加上俄国占据远东以后开始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筑港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数十个金矿的开采，都需要极大数目的劳动力。当时俄国政府的政策是广为招徕，大量吸收廉价的“黄种劳动力”，同时利用华工同俄国工人之间的竞争来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据当时的《官书局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记载：“东海滨省近年入境华民人数，日见加增，就所验护照论之，千八百九十五年，约一万六千五百名，九十六年，已逾三万五千名，九十七年，更形倍蓰，盖已增至七万。而其纷至沓来之故，乃由于海参崴等处修垒筑台，在在需人也。”^[33]
　　俄国占领远东后不但大量招募华工赴俄，而且这一地区所需的粮食及其它物资也主要靠中国供给。有文献记载，不但“俄境工业之增进赖华工之力居多”，^[34]而且“缘俄疆数千里粮货”、直到俄国移民建房所需“羊草木石”“皆取之我境”。^[35]因此，赴俄华工除一部分在工厂、矿山、铁路及林场工作外，还有许多人从事商品贩运或开小店铺、酒馆。
　　这种局面就当时来说对中俄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两国政府在历次条约中都多次重申保护在俄华人的原则，并鼓励边界贸易。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原住黑龙江以北的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36]1859年签订的《黑龙江通商条规》中也规定：“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并保护当地居民交易；^[37]1860年的《北京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38]1879年10月签订的《陆路通商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两国分界，在百里内，准许中、俄两国民人任便贸易，均不纳税。”^[39]1881年2月签订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再次重申了上述条款。^[40]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约1900年。
　　总之，最早的赴俄华工是伴随着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而出现的，但是后来赴俄华工的急剧增加农明，和赴欧洲、南洋群岛和美洲的华工一样，赴俄华工的产生同样有其极深刻的社会根源。恩格斯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4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旅俄华工也是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发生的巨大变动的产物。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62页。

^[2] 《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

^[3] 《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

^[4] （清）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39，8页。乾隆23年（1897年）上海扫叶山房印。

^[5] 《“猪仔”出洋》。见汪熙等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6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64页。

^[7] 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145页。

^[9]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67页。

^[10]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226页。

^[11] （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参见《第一个游历俄罗斯的中国人》（载《苏中友好》1959年第35期）。又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00—101页。

^[12] 瓦·波雅科夫沙俄军官，1643年6月15日奉沙俄雅库次克督军之命开始侵略中国，他残暴成性，曾以被他们杀死的中国人为食，仅1643年一个冬天就与部下吃掉五十个中国人。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85页。

^[13] 叶哈·巴罗夫俄国冒险家，1650年奉沙俄雅库次克督军之命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后被敕封为军役贵族。

^[14] 尼·穆拉维约夫贵族出身，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是十九世纪中期沙俄在黑龙江流域侵略扩张的主要执行者。1858年8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晋升他为上将，敕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

^[15] 叶·普雅廷俄国水师提督，曾积极参与穆拉维约夫侵略中国的活动。1857年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出使中国，他用狡猾、卑劣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6] 东清铁路，亦称“东省铁路”、“中东铁路”，沙皇俄国为扩张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而修筑，1897年动工，1903年完成。该铁路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起哈尔滨，南到大连湾。

^[17]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37《交涉二·路权》。

^[18]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笫一辑（1840—1911年），三联书店1957年版，249页。

^[19] 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733—744页。

^[2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0，康熙四十六年七月。　　

^[21]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5页。

^[22]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938页。

^[23] （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18—19页。

^[24] 《山东之苦力》。《东方杂志》15卷7号，1918年7月。

^[25] 魏声禾：《鸡林旧闻录》。见《吉林地志》附录。

^[26] 《山东之苦力》。见《东方杂志》15卷7号，1918年7月。

^[27] 见汪熙等编：《陈翰笙文集》，155页。

^[28]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800页。

^[29] 见汪熙等编：《陈翰笙文集》，155页。

^[30] 《盛京时报》1915年4月2日。

^[31] 《盛京时报》1915年4月11日。

^[32] 《盛京时报》1915年4月2日。

^[33] 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交涉汇》第四之二：《俄地华民人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广智书局印。

^[34]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卷2342。

^[35]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边务·瑷珲篇》。

^[3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85—86页。

^[3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篇》，第一册，142—143页。

^[3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篇》，第一册，149—150页。

^[3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篇》，第一册，364—365页。

^[40]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篇》，笫一册，386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