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盗人的贼”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在人类历史上造成空前浩劫的帝国主义战争就象一架庞大的绞肉机，呑噬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它把三十多个国家卷入战争，受到战祸波及的人口在十三亿以上。近百年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更是难逃这场厄运。
　　战争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大约从1915年起英国、法国、俄国都竞相在中国招募华工，把他们送到大战前线修工事，挖战壕，成千上万的华工在这场不义之战中丧生。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招华工五万人，法国招华工近二十万人。^[1]
　　大战爆发后，沙皇俄国不但民用企业劳动力缺乏，就连军事工业和直接为军工生产服务的部门也深感劳动力不足。为了战争的需要，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利用它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中国大量招募华工，其招工人数远远超过英法各国。
　　马克思在研究十七世纪荷兰人所进行的殖民掠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殖民者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指出他们实行的是一种“盗人制度”，他们“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把一大批“盗人的贼”派到中国，各种人贩子公司应运而生，什么“惠民公司”、“义成公司”、“东胜火磨公司”……，他们施展了欧洲老殖民者们惯用的卑鄙伎俩，在中国演出了一幕幕“盗人”的惨剧。
　　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招工人数多。从前赴俄华工虽然也有被招募去俄国的，但为数不多，绝大部分还属于自愿去俄国佣工。大战期间则不然，这时期的赴俄华工绝大部分是俄国派人招募的，不但国家派人来华招工，还有大批私人企业也派人来华招工。招工人数有时一次即达数万人。
　　第二，从前赴俄华工主要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特别集中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大战期间的赴俄华工西到对德战争前线，北到科拉半岛的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南到外高加索的巴库油田、顿巴斯矿区，东到乌拉尔矿区、西伯利亚和远东，足迹遍及整个俄国。
　　第三，公开招募和私招相结合，手段极其狡猾、卑劣。其他各国（如英法）在华“盗人”往往还披着一层“文明”的外衣。当时法国人在上海、英国人在威海和青岛设有华工收容所，对招募的华工实行体检、发给衣物，还施以种种必要的训练，最后乘船赴欧洲。俄国人在华招工则是赤裸裸的欺骗和拐卖。
　　第四，赴俄华工处境最悲惨。由于俄国招工人不履行合同，华工赴俄后改变地点、工种者比比皆是。有成千上万的华工被违反合同送到西部大战前线当炮灰。有的俄国招工人从华工身上榨取了足够的利润之后再将他们转卖。赴俄华工的地位和奴隶没什么两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招工是西方殖民者十六世纪以后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的“猪仔贸易”的重演，是华工出洋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人民再一次从自己惨痛的历史中领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和“尊重人权”，认识了什么是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人的价值”。
　　俄国政府实际上在大战开始前就巳经提出允许华工入境的问题。有的官员指出，由于禁止华工入境而使俄国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因此必须对原内务部有关取缔华工的规则进行修改。经过激烈的辩论，俄国政府基于各公私业主的申请，先后于1915年8月12日、11月16日颁布了允许华工入境的临时条例。由于对劳动力需求数目极大，俄国政府甚至打算颁布允许华工入境的永久性条例，^[3]以求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俄国在华招工大约从1915年开始，1916年达到高潮。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新的列宁主义的对华政策，停止招收华工赴俄，而且采取一些措施逐步改善华工的处境，直至把一些华工送回国。但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国内战争直到1922年才宣告结束，在这期间，仍有一些俄国人私自在华招工。例如1919年3月“有俄人拟招华工千五百名，变装分运北上。”^[4]这一年的7月也有报纸报导俄国人在哈尔滨、长春、四平三处招募华工四千人的消息。^[5]因此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俄国人招募华工几乎一直持续到1922年苏维埃政权最后在远东取得胜利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俄华工的人数没有准确的记载，只能根据若干零星数字作出大致估计。据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12月17日报告：“查俄国自上年夏间迄今，招来华工，其数已逾十万”。^[6]还有旅俄华侨称仅在欧俄华工即有九万人，在西伯利亚的车里亚宾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托木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等地共有华侨三万人。^[7]中华旅俄联合会确曾派人赴欧俄各地调査华工状况，但是由于人手少，经费不足，再加上战争环境，交通阻隔，这项工作并未按计划完成，因此这个数字并不是准确数字。据苏联学者研究，在对德战争期间仅欧俄华工就不下十五万人。^[8]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华工人数要多得多。据阿穆尔省华侨总会1919年初报告，仅阿穆尔省的华侨就有六十余万。^[9]又据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魏渤报告，西伯利亚有华工约二十万。^[10]我们没有关于滨海省华工的数字，但从华工赴俄的历史表明滨海省华工当不会少于阿穆尔省。
　　从这些数字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下面的估计：在欧俄的华工大约十五万，西伯利亚和远东估计为三十万人，这样整个大战期间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四十五万人左右。^[11]
　　俄国人在华招工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拉私”，即由俄国资本家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雇中国人赴俄作工。用这种办法招募华工不必按规定办理正常的过境手续，多是趁黑夜偷偷将应募华工带过边界。这种办法在乌苏里江沿岸经常被采用，每次招募人数很少，但由于次数极多，因此用“拉私”的办法招走的华工人数是无法统计的。
　　另一种是私招。由招工人直接出面或通过代理人不经中国政府允许私自招工并偷运出境。与“拉私”不同的是私招华工不仅限于边界地区，有时招工人深入中国内地招募，招工的规模也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人在华私招华工有时一次多达数千人，甚至近万人。从档案文献和有关回忆录看出，当时这种私招华工的事极多。招工人在招工时往往事先与当地的俄国领事串通一气，如果私招华工被中国政府发现，就由俄国领事出面周旋，代为解脱。这种招工大多通过招工代理人在当地的关系网暗中进行，招足之后通知应募人在指定地点集合（大多在夜间），由专人带领乘车离境。当时奉天瞀察署的巡警曾多次报告在省城地面发现私招华工集合的事。用这种方式招工可以免去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麻烦，而且可以省去许多周折和不必要的费用。招工人数也无人限制，更不受招工合同的束缚，或者根本不签署招工合同，因此用这种办法招募的华工受的危害也最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俄华工极大部分是用这种方式招募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1919年9月中国政府同驻京原沙俄大使（当时中国尚未同苏俄建交）谈判遣回华工一事，俄大使表示承担送华工回国之责，但须“以订有合同为限”。中国政府当即下令当年俄国人招工各省交涉员将招募华工底册送交外交部。据长春交涉员陶彬报呈长春交涉署只签发过一次招工护照（即俄国人达聂尔招工护照），“此外并无发过他项赴俄工人护照”。^[12]另据吉林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傅强报呈，1915、1916两年间“査由驻哈俄总领事来照，正式招募，计德利金等五起”，并曾呈由外交部核准在案。这五次“正式招募”的华工仅仅一万零二百零三人。^[13]加上达聂尔所招二万人，总共有案可査的不过三万多人。那么其余数十万人显然是被“私招”去俄国，是被“盗人的贼”盗走的。
　　第三种是公开招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式招募”。这种招工是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招工程序公开进行的。中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华招工应由招工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招工申请，说明招工人数，华工从事工程种类、工作地点及招工合同（中、外文各一份）一并呈报备案。由地方政府呈报外交部核准，再通知招工地的官员准其开招。对招工地点中国政府根据招工人的申请酌情决定。在“允许开招”后，招工人往往还要将派赴招工地区的招工工头、负责照料应募华工的“招待员”名册提交中国政府备案。有时中国政府还派出“监察员”赴招工地点监视招工的进行情况。招工足额后由驻华外国领事发给护照离境。大战期间俄国人在华招工人数最多的一次即达聂尔的招工就是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招工手续齐备，一次招工有时即达数万人。但是即使这种按中国政府规定的手续进行的招工，实际上也都大大溢出额定之数。因为中国军阀政府对俄人在华招工并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措施，一经“恩准开招”，招多少就没有人去过问了。文献记载在招工时“滥招”、“续招”的事情极多。所以这种所谓“合法”的招工实际上也是毫无限制地进行的。
　　让我们以大战期间俄国在华两次最大的招工为例来说明这种“盗人制度”之一斑。一次是中东铁路交涉员达聂尔委托长春“义成公司”买办周冕招募华工两万人；一次是哈尔滨“东胜面粉公司”执事德利金^[14]在华招工八千人。前者属于“正式招募”，后者属于私招，手段虽异，“盗人”之实相同。
　　达聂尔招工是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招工俄方代表是达聂尔，代表“俄国采办材料处”，招工承揽人是长春“义成公司”买办周冕。双方于1916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了招工合同。
　　达聂尔和周冕这两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国通过中东铁路据以掠夺东北林木矿产资源的许多条约和章程都是与达聂尔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他的正式身份是“东省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的全权代办”。而周冕^[15]自从1900年11月奉盛京将军增祺之命与俄国人在旅顺签订卖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以后不久即以“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的身份曾多次与达聂尔“合作”，而且配合十分默契，甚至“私定合同”出卖铁路沿线地亩及林木资源。到了民国初年，达聂尔仍然是中东铁路“交涉员”，而周冕却摇身一变成了长春“义成公司”“买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他们再度合作。这两个老搭档，一个既会卖国，自然更会卖人，可谓“卖人有术”；而达聂尔惯于掠夺，更是“盗人有方”。在民国肇基，国内“兴民权”舆论日高一日的时候，他们竟然大张旗鼓地做起贩人的生意来。这个“义成公司”除了招募华工这宗生意外不见经传，极有可能就是“人贩子公司”，专门帮助俄国人盗卖华工。该公司总部设长春，在哈尔滨道里外国四道街十号设有“办事处”。^[16]
　　达聂尔代表“俄国采办材料处”在华招工，是代表国家招工，而且招工人数多达二万人，这在外国人在华招工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招工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6年4月驻俄公使刘镜人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指出，“俄议院提议招募黄工耕种势在必行，继以情形隔膜责成阿穆尔总督办理。又有中东铁路交涉代办赴哈招华工三万筑行军铁路之说，此事危害极多，有弊无利，请设法劝阻限制……”；4月28日刘镜人再电外交部“前中东路交涉代办达聂尔受某工程师之委托赴哈招工，昨已起程。闻招募之数多至三万，系筑行军路，如听其募雇，贻患胡底……。”^[17]这说明早在达聂尔开始招工之前俄国国内已有舆论。招工开始后，当时在中国一些报纸也先后作了报导。^[18]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还以“贩卖猪仔者重莅奉天”为题报导“义成公司”的招工。^[19]足见这次招工影响之大。　　
　　达聂尔招工手续齐备，驻奉俄国总领事廓罗阔洛弗亦曾多次出面斡旋，所以“盛武将军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张作霖很快作了批示：此次招工“系经本署详奉外交部核准，自应准其招募”。^[20]按招工合同规定，自1916年5月31日起开招，为期四个月，每月招工五千人。实际这次招工持续到十月末，长达半年之久。
　　档案文献和有关回忆录都证明这次招工是公开进行的。“义成公司”派出“工头”白云斋等十三人分赴招工地点，各地方官员负责“保护”并发给招工执照，“以免误会”。还派出盛庆琳等七名“招待员”分赴招工地区照料应募华工。
　　招工开始后，各工头先在招工地区遍贴招工广告，挂出白布黑字大旗，手执洋铁皮话筒沿街喊叫，招徕华人。然后当众宣读招工合同，对报名应募者发给“羌帖”（即卢布）十五元（上车时先给五元，到工作地点后再给十元）。应募华工每人发一个牌子，到指定地点上车。
　　这次招工名义上为二万人，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外交部驻奉天特派交涉员马廷亮7月19日报告说：此次招工，“查其章程订立诚属完密，惟其招募手续实有疑窦颇多。第一条原载明每月招募五千名，四个月为限，共募工人贰万名。现查该公司派出招工者计有十五处之多，闻每处所拟招之数均在数千名左右，倘一律招齐，超过原定数目不啻数倍。若不别筹监护之策，则仍失保护之原意。况该公司拟招之数目有贰万名之多，即令将来所招之数不逾原数，已非招募零散工人者可比拟。请援照南非洲招募华工之例由外交部钧部选派一商务委员前往该处驻扎，专事监护此项工人……。”^[21]这种优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派往各地的工头几乎都是无限制的滥招。下面的事实可资证明：
　　沈阳。原定招工人数一千人。7月21日有报告说“现已招足，不准续招”。但监察员却报告说：“工头白云斋等虽未敢公然故抗，而以日警为护符，时露危言之表。惟工头周濂希延不呈验执照合同，仍住南关来什店中照旧招募；”
　　新民、辽阳、盖平。7月12日据俄总领事照会，“义成公司”拟在新民招工三千人，辽阳、盖平各招一千人；
　　直隶。档案记载，“义成公司”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处“所招工人果系若干暨所呈护照，迄无确实数目，”但“承招人……有滥招情事，请饬禁阻。”合同规定，本次共招工二万人，因此每省以四千人为限，但“近据报告，此项苦工由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处开过奉境者将近八千……。据称义成公司招过之工人由京奉车运往者共有一千八百五十三名……，唐山警察局呈称，该公司前后共招工人一千六百七十七名。又山海关电称，该公司前后共招工人一千七百二十二名。……昨据呈报义成公司续在唐山多招工人，溢出额定之数。”“据调查由京奉路局装运所招工人统计将近万人，与所订合同应行在直招募之数多出半倍有余，显有不实朦混情事。”为此警厅拘押了派往天津的“招待员”张殿元，他供认：“义成公司”“在津地招募工人八千余名过额……。”^[22]
　　这种滥招华工的情况从当时的报纸也可以得到证实。《盛京时报》写到：“刻下在奉所招之工已足原约额数，而北地承办招工之商人尚在奉大事招募。”^[23]
　　由此观之，马廷亮所说达聂尔招工超过合同规定之数“不啻数倍”的说法是真实的。
　　这种滥招的情形不仅表现在招工人数上，还表现在招工地点上。按合同规定招工地点为五处：长春、奉天、安东、山海关和哈尔滨，实际却并非如此。从文献记载可知，“义成公司”此次招工遍及五省：黑龙江、吉林、奉天、直隶和山东。因为曾派工头申寿山“赴山东济南胶东济宁道各县”，并向烟台、龙口、青岛等地派去了“招待员”。吉林省的招工不限长春一隅，吉长、滨江、延吉、依兰道所属各县均曾派人前往；奉天省也不限沈阳一处，还包括辽沈道、东边道所属各县，并向大连、营口派去了“招待员”。^[24]
　　可见，这次招工若都援奉、直两省之例，以超出一倍即八千人计算，其招工总数至少当在四万人以上，这比驻俄公使刘镜人在俄国传出的三万人的数字还要多。
　　另一次较大的招工是哈尔滨东胜火磨公司执事德利金进行的。从档案文献可以看出，1915年到1916年间，该公司曾多次在东北各地拐骗华工赴俄。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15年夏秋进行的，仅此一次即招工达八千人之多。这次招工究竟为什么工程或工厂所招，疑点颇多。从各方面情形考察，可以初步断定德利金此次招工实际上就是为修筑摩尔曼铁路进行的。
　　摩尔曼铁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被称为“最重要的工程”，由于种种困难，这条铁路纸上谈兵三十年而未能动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施工困难极大：这条铁路途经科拉半岛，这里已是北极圈高寒地带，有数千公里的森林、沼泽和冻土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军队所需军火绝大部分要从国外运来，但是德国人封锁了波罗的海，土耳其人封锁了黑海，北方的阿尔汗格尔斯克港冬季不能航行，只有条件优良的摩尔曼斯克深水不冻港可以发挥无限的作用。但这里和内地铁路网并不相联，为此，俄国政府下决心尽速修筑摩尔曼铁路，并于1914年11月提出了工程计划。
　　五十年代末，苏联研究赴俄华工问题的学者曾经访问过当时在列宁格勒交通学院执教的波利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克鲁基科夫，他当年曾担任领导该项工程的工程师。克鲁基科夫指出，由于这条铁路对俄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项工程。为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利用最近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而在远东建设铁路的经验证明了中国工人的杰出品德。于是工程管理局决定在中国雇用一万名满洲力工。”就这样，俄国政府把大批包工头派往中国东北，他们随身带着衣、帽直到饭锅之类的生活用品，象杂耍一样，用种种花言巧语企图使这些中国人相信，他们到俄国后将会过上怎样一种“天堂般”的生活。“你们看啊！你们到俄国将会穿上这种式样的短大衣！”他们拿出大衣向人们展示；“你们将穿上这种靴子走路！”又拿出了漂亮的靴子；“你们将用这种锅作饭！”于是精致的炊具又出现在中国人的眼前……。^[25]就这样有许多天真质朴憧憬新生活的中国人被这些“盗人的贼”骗到了俄国。
　　摩尔曼铁路所需一万名“满洲力工”究竟是怎样招走的？招工主持人是谁？无论是当时中国外交部档案还是有关地方档案，我们都未能找到确切的记载。据被招到该铁路做工的华工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某些零星的情况。华工刘福回忆，他是在海兰泡被“俄国大把头阿林果夫”招募的。当时欺骗他说是去伊尔库次克，但上车后却一直被拉到摩尔曼斯克。^[26]华工季寿山回忆，他是在沈阳附近被招到阿尔汗格尔斯克的摩尔曼铁路工地的。^[27]从这些片断的事实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这次招工事先并未说明招工地点或并未告诉应募人真实的工作地点，而且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中也招了一部分力工。从这次招工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它是采用私招的办法进行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德利金是为摩尔曼铁路招工呢？这主要由于这次招工有以下疑点：
　　俄人德利金1915—1916年间曾多次在东北招工，其正式登记备案的只有一次，即他与中国人贵鼎三签订合同在华招工二千四百人，^[28]其余全部都是采用私招。德利金在华招工行为诡秘，被中国警察盘问时言辞闪烁，前后矛盾。如1915年7月16日下午德利金本人在沈阳“大什字街南路东门牌三百九十七号成太粮店”内私招华工时被中国警察发现，他声称“哈尔滨东胜火磨总行函令招作苦工人八千名，至本国连四吉地金矿作工”；当日夜里十一点钟，警察又发现德利金由沈阳和抚顺招募的苦力七十余人在街头集合，经查问得知这些人是“赴俄国满洲站金场作工”；另据德利金本人禀称，“敝国王爵拉乍列瓦在本国创办煤矿巳二十余年，现因工人不足分配，本境虽不乏人，奈均系苦力，并无矿务知识。遂委托商人在贵省招集”华工一千五百——二千人。
　　“禀请贵厅饬知各署警长，如遇此项工人祈勿留难，加以保护，不胜感激之至。倘不相信，即祈转详贵国巡按使署照会敝国领事，务必据情作复……”。后来査询驻奉俄国总领事廓罗阔洛弗，答称：“本总领事前此曾接准本国驻哈尔滨总领事电文，内开俄人地里金（即德利金）与俄国乌拉岭附近撇耳木省（即乌拉尔山彼尔姆省）煤矿主人王爵拉杂列夫招雇工人一事，本总领事曾奉到允准煤工华人入境护照准予签字，其数目在八千云云。”^[29]
　　这样，同一次招工德利金却供出三个地点：连四吉地金矿、彼尔姆拉扎列夫公爵所属煤矿和满洲站金矿，其说不一，呑吞吐吐，形迹十分可疑。后来俄国总领事出面证明是彼尔姆的煤矿。但据我们所知，彼尔姆确有阿巴马列克·拉扎列夫公爵所属煤矿使用华工之事，据俄文资料记载，该煤矿共雇用华工五千人。而且还知道，至少在1915年下半年巳经有华工在这里工作，因为在这一年的11月间曾发生过华工反抗矿主虐待的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华工多达二千人。^[30]
　　据此似可断定，德利金所说的三个地点都是假的，真实地点应当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摩尔曼铁路工地。这个论断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佐证：
　　第一，德利金的招工时间和摩尔曼铁路工程管理局作出招募一万名满洲力工的决定之后最接近，从时间上说还不到半年，这是吻合的。
　　第二，德利金一次招募华工多达八千人，和决定招募一万人的数字也接近。前面曾指出，这次招工还从远东俄国境内的华工中雇用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当然要从东北招募。而且当时俄国人招工惯用的手段是“少报多招”。其余有案可查的几次招工人数最多的要算“义成公司”了，但这次招工与摩尔曼铁路招工不但人数似有不合，而且时间也为时稍晚。据当年被“义成公司”招走的华工回忆，他们到俄国后确系从事伐木等项工役。^[31]可见，“义成公司”不是为摩尔曼铁路招工。
　　第三，我们在有关本次招工的《奉天交涉署档案》卷内还发现了一张带有德利金签字的字条。字条的上方用旧体俄文写有“摩尔曼斯克铁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字样，在俄文各单字上方注有“木尔满铁路阿尔汗戈力省”的中文字。字条中部用中文写有：“辽阳、铁岭、开源、安东、新民、奉天”。字条最下面是“依·叶·德利金”的俄文签名，下面注有中文“德利金”三字。字条的右下角竖写有“东胜面粉公司已招约七千”。^[32]字条上的俄文及中文均用铅笔书写。俄文系旧体，字迹流畅，出自俄国人之手无疑。由于德利金私招华工曾多次被中国警察发现并盘问，因此这张字条极有可能就是德利金所写，上面俄文地址和签名系他的手笔。大约是在他被警察发现后从招工地点查获的，后来连同《警察厅报告俄人招募工人形甚可疑》的报告一同呈交涉署存档。字条上的中文字迹亦甚流利，显系通事译后所加。中间的“辽阳”等六个地点是德利金的招工地点。“木尔满铁路阿尔汗戈力省”即“摩尔曼铁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不同译法。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德利金的“东胜面粉公司”为摩尔曼铁路招收华工的最确凿的证据。
　　德利金一次招工八千人，全部采用私招方式进行，而且就在奉天巡按使署的眼皮底下肆意招募，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
　　即使被中国政府发现，只要由驻华俄国总领事出面证明一下，昏庸的地方官们便大笔一挥，“查招工一节，既经俄领准予签字，其事自属可行。惟其入数过多，恐有别项窒碍，应请咨明吉林巡按使照会驻哈俄领切实声明以昭慎重”^[33]便可塞责。
　　达聂尔和德利金的招工是许多次招工中最大的两次，此外还有俄国阿拉伯耶夫斯克工厂总工程师谢苗诺夫委托海城人何果忠在奉天招一千二百零三人；俄国人杂哈尔陈阔和中国人席静菴订立合同在奉天招工一千六百人；俄国人拉大连节也夫和中国人张宝髯、吕泰订立合同招工四千人；俄国人波诺索夫和中国人王同文订立合同招工一千人……。
　　由于各次招工互相交错进行，有时中国官员甚至分不清彼此。1916年7月19日外交部驻奉天特派交涉员马廷亮指出，“近日以来屡有到奉招工情事。”有的“未有经官批准”，有的则“订有合同已经立案”。但许多人“并无合同亦……任意滥招”。有的俄国人和日本人相互勾结，利用日本人在南满铁路用地内肆意招募，包工头以日本人为护符，中国人无法干预。有记载说，“‘东胜公司’、‘义和公司’每日开走多工，因交涉未协，日警干预，监査非易。”^[34]有的招工人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他们招工前不到地方官署“呈验护照，竟自任意开招，任意放行。”^[35]1916年，沙皇俄国在华招工达到高潮，当时报纸报导说，“近来由哈埠出国的华工每日多至三千余名。”^[36]由于沙皇俄国“盗人”有术，中国官吏昏庸无能，再加上日俄勾结，致使我国北方数十万同胞被拐骗到俄国，这种“盗人”的规模和手段在华工出洋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俄国招工人对待华工极端残暴，在他们眼里，华工或“黄种劳力”，和苦力、奴隶是同义词。他们在招工时极尽花言巧语，中国人一经应募便身不由己。预支给他们的“羌帖”只不过是一笔少得可怜的卖身钱。一旦离开招募市场，便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就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一个昂首在前，一个尾随在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7]
　　俄国人招工，特别是国家招工，有时也对应募华工进行“体检”，“合格”者就象猪肉检疫一样在他们的脊背上打一个蓝戳，手脖上套上一根铅丝，间或还给应募人发一件带有一种圆圈标记的上衣，然后，就将华工装上“瓦罐”车（即货车）。尚未等火车离境，招工人或工头就开始对华工施以种种虐待。有的报纸报导说：“义成公司”从沈阳招走的华工，火车还未到长春，由于工钱克扣，所剩无几，“工人等不堪其虐，多有贸死逃亡者”。^[38]俄国人为了防止华工沿途逃走，将车厢全部严行封锁，“时值暑月，闷死车中将及二百余人。昭昭在人耳目，我华人何辜，受此荼毒……”。^[39]这些“盗人的贼”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上失去了他们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他们用人间最无耻、最可恶的手段从事着他们的事业。但是，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当他们坐在只有上厕所才能见到一线阳光的货车厢里的时候，许多人还正在做着美丽的梦，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异国冰封的大地…

^[1]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286页。

^[2] 《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6页。

^[3] 徐家庆：《记俄国华工情形》。见《东方杂志》13卷6号，1916年。

^[4]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061。

^[5] 《盛京时报》1919年7月11日。

^[6]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华民国六年，191页。

^[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中华民国十年，507页，

^[8] （苏）尼·波波夫：《他们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959年俄文版，12页。

^[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中华民国八年，36页。

^[10]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中华民国七年，341页。

^[11] 苏联学者估计第“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俄华工总数约为二十万人。见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2年俄文版，21页。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中华民国八年，584页。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中华民国八年，602页。

^[14] 《远东报》1916年10月17日。

^[15]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8。

^[16] 《盛京时报》1916年7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2月9日。

^[17] 见该报1916年8月10日。

^[18] 据《远东报》1916年2月15日报导，“俄商德利金火磨公司以俄洋二十五万元卖与华商双合盛……昨已遍发通告，俾中外商人周知云。”

^[19] 周冕字少逸，号诚惠，湖南人，清末侯补道员。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多次参与对俄交涉并处理黑龙江义和团善后事宜。民国初年任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时曾多次主持签署出卖我国东北铁路沿线地亩及资源的协定。

^[20]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21]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22]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23] 见该报1916年9月9日。

^[24]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25]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19页、21页。

^[26] 刘福：《回忆红十月的战斗》。载《红旗飘飘》第四辑。

^[27] 季寿山：《高加索的烽火》，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2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中华民国八年，602页。

^[29]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6。

^[3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7—18页。

^[31] 张子轩：《肩并肩的战斗》。载《红旗飘飘》第四辑。

^[32] 辽宁省挡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6。

^[33]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6。

^[34]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35]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70。

^[36] 《盛京时报》1916年6月22日。

^[37] 《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00页。

^[38] 《盛京时报》1916年8月10日。

^[3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华民国六年，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