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投身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1]胜利后，俄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为在俄国创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
　　1917年4月16日（俄历4月3日）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在彼得格勒受到工人和水兵们的热烈欢迎。次日，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指出：俄国目前的任务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使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的工人、水兵先后举行了多次数十万人的大示威，抗议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党又领导工人、士兵粉碎了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武装起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俄国工人阶级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在莫斯科和全国各地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逐步取得胜利。
　　在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为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而斗争的伟大历史时期，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旅俄华工，并没有做革命的旁观者。在沙皇俄国，他们处于这座“民族监狱”的最底层，他们曾受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牺牲品，是战争中的苦力。因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早已深入旅俄华工的心中。在二月革命中，他们曾经同布尔什维克党站在一起，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战斗，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随后，又一起投入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战斗。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巴库、叶卡捷林堡（即现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彼尔姆等许多城市反对临时政府、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倾听列宁发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伟大号召的人海里，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中，在攻打冬宫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到处都留下了旅俄华工的足迹。
　　彼得格勒是十月革命的摇篮，是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这里的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列宁曾经称赞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最坚决的、最少受空洞辞句诱惑、最少受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少受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2]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的工人中最早组织起工人赤卫队，革命后，这里又最早成立了工农红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彼得格勒还是各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荟萃之地，这里有数十个国家的革命战士在和俄国工人阶级共同战斗，苏维埃俄国第一个国际团就诞生在这里。
　　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彼得格勒有华工五千人。^[3]他们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成为数十万旅俄华工中最先觉悟、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赤卫队，为创立苏维埃政权奋勇战斗。
　　据列宁格勒地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档案记载，1917年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彼尔姆、符拉吉高加索、彼得罗扎沃茨克等等许多城市都有华工参加工人赤卫队。彼得格勒的档案文献中记载着当地华工赤卫队员的名字，他们是：刘福辰、冯扎瓦、秦金山、孙林海、施家宪、富子章、王永富、李欧书、刘友臣、马友尊、张日山、张乔河等等。其中刘福辰和马扎瓦自1916年起就在彼得格勒一家造船厂工作，他们首批报名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并光荣地参加过攻打冬宫的历史性战斗。刘福辰于1919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曾参加过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他是后来成立的工农红军中国战士党支部的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员秦金山是“新巴尔维埃年”工厂的工人，他和自己的同乡孙林海都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并曾参加了反对芬兰白军的战斗。1918年初，他们组织的“中国特别支队”曾参加彼得格勒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的反革命叛乱以及粉碎尤登尼奇白军的战斗。^[4]
　　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积极献身革命、踊跃参加工人赤卫队，投入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这是与苏俄政府所实行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1917年11月15日（俄历11月28日），苏俄政府签署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承认俄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族人民都有分立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12月3日又通过了列宁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告废除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时期签订的所有违背东方各民族利益的秘密条约，“帮助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得自由”，同时号召东方各族人民和那些“几百年来被欧洲贪婪的强盗们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祖国和自由作交易的人”起来反对殖民压迫，支持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又批准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承认民族自决权，谴责奴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数万万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的野蛮政策。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对沙俄政府残酷掠夺、剥削和杀害华工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17年10月8日的《乌拉尔工人》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沙皇）俄国政府正是靠剥削华工大发其财，他们对华工施展了种种鬼蜮伎俩，从欺骗、毒打到杀戮。^[5]这些政策、法令和宣言都大大激发了华工的革命热情。从此，这些在沙皇俄国统治时期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们才翻了身，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踊跃参加赤卫队，为在全国范围内创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
　　华工商堂方十月革命前就在彼得格勒一家工厂做工，在工厂组织工人赤卫队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乡刘永山、赵强清等人都积极报了名。商堂方回忆说，因为工人赤卫队的章程里这样写着：“工人赤卫队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为己任。不分性别、年龄和民族的区别。”“不分民族的区别！”……这句话尤其使我感动。这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将不存在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区别。”他每天和俄国工人一起巡逻、值勤。有一天，商堂方正在站岗，一位素不相识的工人模样的老年妇女向他走过来，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你在这儿干什么？伙计！”
　　“保卫工厂”
　　“你为什么保卫它？难道它是你的？”
　　“我的，你的，全体人民的。”
　　“这么说不错，祝您值勤顺利！同志！”
　　“同志”这个词对象商堂方这些昔日的“黄种奴隶”来说，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6]
　　1917年11月，在莫斯科也有许多华工参加工人赤卫队，文献中记载着他们的名字：仇山旺、佟立方、刘宝山等等^[7]。其他各地，特别是华工集中的地区，有更多的人报名参加工人赤卫队。华工尤凤奇回忆说，1917年当他在明斯克地区的一个伐木场工作的时候，华工们一听说附近的巴赫马奇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就立即派人前往联系，不久，这个伐木场的一千多名华工就全都前往巴赫马奇参加了赤卫队。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被派往高加索去同那里的反革命势力战斗。^[8]
　　据1916年被“义成公司”招到俄国的华工张子轩回忆，他们在一个叫喀林柯维契的小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当了整整一年的伐木工人，到了1917年秋天，合同期满，但一直听不到送他们回国的消息。后来才听说革命爆发了，管理处的俄国人早已跑光，他们的工资全都付诸东流。就这样，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这个伐木场的两千多名华工全都报名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后来又被改编为红军^[9]。
　　同一时期，在南方也有很多华工积极参加工人赤卫队投入当地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老华工尚真回忆说，在俄国最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他所在的高尔尼亚茨克矿井有华工一百五十多人，革命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参加了红军，留下来的人也全都报名参加了工人赤卫队保卫矿山。^[10]在敖德萨，有许多华工在码头当搬运工、采石工或做小工。齐杨戚回忆说：“一开始我们弄不清激动俄罗斯的事件，但是后来就懂得了。出现了用中文写的传单，宣传员也常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得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叫李满堂。宣传员说，布尔什维克是保护人民的，他们要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们对人民一律看待，俄国人、中国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关心。我们关心谁将获得胜利，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苏维埃？那时候，我们把一切拥护沙皇、富人和旧制度的人，都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一切拥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都叫做苏维埃。”“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非常兴奋的是，人民占了上风。当我们看到，有人从四面八方向人民政权进攻的时候，我们明白，必须保卫他。”不久，齐杨戚和许多华工一起参加了工人赤卫队。
　　他们组织起中国人的独立支队，队长就是那个姓张的宣传员。不久，他们被编入一支人数更多的国际工人赤卫队，队伍里有南斯拉夫人，负责人是苏联国内战争英雄奥列格·东基赤；还有捷克人，负责人是阿多尔夫·什别克。这支队伍统归敖德萨省、西南战线和黑海舰队统一执行委员会领导，在南乌克兰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11]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和俄国工人阶级一起为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广大旅俄华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许多人被选为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委员。当时不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市苏维埃中有华工组织的代表，在基层也有中国人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的事例。例如，1917年12月15日《后贝加尔工人》报报导，在阿尔巴加尔斯基矿区，当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后贝加尔地区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之一，所在地就在后贝加尔铁路的霍尔崩车站。这个苏维埃由一百七十人组成，其中既有俄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政权组织起有一百五十人参加的工人赤卫队，建立了工人阅览室。为了解决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还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和供应。并于1917年8月16日（俄历8月29日）召开了矿区工人的党组织会议，决定成立党的组织。为了领导生产还曾经成立由各种专业工人组成的“经济苏维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报导说，当地的华工和俄国工人在共产党员的率领下象兄弟一样共同进行政治斗争。^[12]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实行和平外交政策。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11月8日），就颁布了著名的《和平法令》，谴责正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宣布苏俄政府将公布和废除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苏维埃俄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法令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拒绝了苏俄政府的和平倡议，苏俄政府只好决定同德、奥帝国主义国家单独谈判。1917年12月21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不被扼杀在摇篮里，决定接受德国政府提出的极为苛刻的条件，宁肯付出巨大的代价，签订这个“不幸的和约”。然而，由于苏俄政府的谈判代表托洛茨基不执行这一正确决定，1918年2月16日，德军统帅部正式下令中止休战状态。18日，全线进攻开始。2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列宁亲自写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文章号召人民“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匪军。”人民委员会随即决定“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都用于革命防卫事业。”^[13]
　　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工农红军。法令规定：“工农红军由劳动群众中最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分子组成，”全国十八岁以上的公民中“一切准备为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力量和生命的人都可以加入红军。”^[14]
　　就是这支刚刚组建的有大批华工参加的红军部队立即开赴前线英勇抗击德国军队的入侵，并于2月23日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阻止了敌人的攻势，这个光荣的日子后来成为工农红军的建军节。
　　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广大旅俄华工掀起了更大的参加红军的热潮。他们和其他各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共同组成红军队伍，如国际团、国际支队、外国共产党员营等等。这些队伍中还有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芬兰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土耳其人、伊朗人等等，他们不分民族、肤色，不分国籍，为了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为了支援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共同战斗。
　　列宁极为重视国际主义者部队的组建工作，1918年2月，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在彼得格勒诞生了工农红军第一国际团。十月革命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美国作家阿尔伯特·里斯·威廉姆斯这样写到：“列宁喜欢立即完成一切。他要求将周密的计划和决议立即付诸实施。他随时打电话给新上任的红军总司令克雷连柯，找不到就给他写便函。到晚上，我们已经组织起一支国际主义者部队，并且发表了号召所有外国人加入的呼吁书，但列宁还是放心不下。尽管巳经有人在做这件异常重要的事，对他来说，这还不够，他还要亲自关注组建国际团的工作，过问它的全部细节。他曾经两次打电话给《真理报》编辑部，让他们同时用英文和俄文刊登这份呼吁书，还叫电报局把呼吁书向全国散发。”这个国际团由中国人、芬兰人、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十几个国家的国际主义战士组成，其中的第一营第三连完全是中国人。^[15]
　　1918年夏天是苏维埃俄国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帝国主义干涉军和国内白匪军互相勾结，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肆意横行。在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遇刺逝世，在莫斯科，列宁同志也遇刺受伤。严峻的斗争形势向全体人民、包括旅俄华工发出了紧急号召：立即投身革命队伍，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的战斗。于是，一批批华工应征入伍，一支支华人团队组织起来。
　　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国支队，它主要由来自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的华工组成，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鲁文和刘永岱。该支队人数不断增加，到10月初已经达到四百一十人。当时彼得格勒的各级组织都曾接到指示组织华工参加红军，如第一市区军事委员曾奉命“实际参加中国支队的组建工作，配合支队组织者和支队长从应征者中挑选真正的革命卫士，在他们当中发展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战士。”^[16]
　　当时的彼得格勒成为全国组织华人红军部队的中心，当地的党政军各级组织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不但努力提高中国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而且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战士们的军事训练完全是按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进行的，指挥员用汉语下达口令。有记载说，参加训练的中国战士们早晨六点钟起床，然后上早操。早饭后还进行队列训练，学习使用武器。中午十二点钟开饭，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两点钟开始学习和训练。他们学习勤奋刻苦，课余时间还抓紧时间学习俄语。
　　另一支华人部队中国营的营部设在彼得格勒基洛赤大街（现在的萨尔特柯娃—什特林娜大街）十五号的一幢楼房里，革命前这里是宪兵队的营房。《武装人民》报的记者来到中国战士的驻地采访中国战士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指出这里的景象已经不是这幢楼房的前居住者——宪兵，这些沙皇制度的卫道者们所能想象的。记者写到：“在战士的休息时间记者好奇地来到了营房。如今这里完全是一种生气蓬勃、令人感动的景象：有几个中国战士围在一起学习说俄语，学习时他们总是努力先学习革命口号：‘无产阶级万岁！’一个人用心地重复着。‘打倒资产阶级！’这是另一个人在吃力地学习发音，一边笑着转向我说：‘好难学的俄国话！’在另一个地方，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国人正在饶有兴味地凝视着面前一张小姑娘的照片，一边用笔在纸上写着什么。这是他的小女儿，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他在给她写信。这位中国红军战士写到：一旦所有凶恶的阔老财们被打倒，他就将回到她那里去，给她带回许多许多好东西。也许她现在还不知道吃饱饭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在营房的另一个角落，有五、六个中国人正在哼着一支悲戚、单调、节奏又慢又长的歌，就好象这些‘龙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奴隶们从前的生活一样。在那里，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出比别的国家的工人更多的血和汗。在红军战士床铺间的过道上，指导员和值班员章永俊正在严格地查看室容和卫生情况……，不久，这个中国营将同俄国兄弟一起投入战斗。”
　　记者接着写到：“中国国际主义红色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奇迹，这是革命的巨大破坏力和革命的伟大创造力的证明，这是全人类国际团结思想必将胜利的象征。”^[17]为保卫红色的首都，根据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支中国人的部队不久即开赴前线。
　　这样的国际主义者部队在莫斯科也组织起来。1918年4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开始组建第一莫斯科红色近卫中队，据当时的队长多里斯基·利兹古诺夫后来回忆，列宁曾经亲自接见他并就组建工作作了详细指示。列宁首先谈到东方战线出现的极端危险的形势，强调这种危险必须尽快消除，为此决定成立一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红色近卫中队并立即派往东方战线。随后列宁同志亲自签署了任命多里斯基·利兹古诺夫为队长的委任状。莫斯科河南区委、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中央补给管理局都特别重视这支部队的组建工作。区委为此安排了三处房子：一处在沙波罗夫卡，另一处在谢尔布霍夫斯基大街，第三处在皮亚特尼茨基大街，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在组建的最初几天，就有许多中国人前来报名，他们当中一个叫“萨沙”的年青人很有组织才干，于是就任命他负责组织一个中国人的独立营。不久组建完毕，在即将派赴前线时达到约一千人。第一莫斯科红色近卫中队组建完毕后于1918年7月开赴前线，列宁同志曾亲自为战士们送行。^[18]
　　在莫斯科还成立了第四莫斯科苏维埃团和第二莫斯科苏维埃混编旅，其中也有不少中国人。据索科尔回忆，最早要求加入的就是中国人。他们在申请书上写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把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满怀友好团结的心情，请接收我们加入红军部队。”就这样，每天都有中国人前来报名，由于人很多，于是上级决定成立中国独立支队，队长是中国人，他的俄国名字叫鲍里索夫，工人共产党员、俄国人波切连柯夫担任政委。鲍里索夫的俄语相当好，有文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演说家，他在中国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久，中国独立支队发展到五百人，他们进行了紧张的学习和军事训练。
　　1918年7月，在第四莫斯科苏维埃团即将开赴前线的前夕，在“布谷鸟”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战士们高唱：“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在斗争中我们心豪胆壮……”。列宁同志也赶来参加，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国际形势，谈到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强调必须用战斗保卫胜利果实。在举行了短暂的仪式后，这支红军部队即开赴前线。^[19]
　　除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外，在苏俄各地的华工中也都组织起大大小小许多支中国人的红军部队。例如，在彼得格勒南的古不乐维，当地一家木工场的三百零七名华工全部报名参加了红军，组建成一个中国人的红军营，营长是俄国人，叫鲍得列夫，副营长是中国人刘供量。这支部队就是后来转战国内战争北部和西部各战线的著名的红军第四六一团中国营。^[20]
　　1917年底到1918年初，杰出的红军组织者和指挥员孙富元在蒂拉斯波还成立了一支中国人的红军队伍。据1918年6月13日的《红军报》报导，“中国人也组织了特别国际团，在南方战线为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而战斗。”还指出组建华人红军部队的工作在西伯利亚和萨马拉（现在的古比雪夫）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在那里准备加入红军的不下一万人。^[21]1918年初，著名的红军指挥员任辅臣在阿拉伯耶夫斯克还组织起一个中国团；韩喜顺在沃罗涅什组织起一个中国支队；包其三在北高加索组织起一个中国营。
　　正如苏联学者波波夫所说：“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北部的科拉半岛，在南方的乌克兰和高加索，在西部从前的大战前线地带，在东部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所有苏维埃政权受到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威胁的地方，中国工人都组织起武装部队，加入十月革命保卫者的行列。”^[22]1918年9月15日的波得格勒《武装人民》报也写到：“革命创造了奇迹……旅俄华工拿起了武器，组织了国际主义者的队伍，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他们的黄皮肤下面流着红色的无产阶级的鲜血；他们黄色的胸膛里一颗勇敢的心在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跳动；他们黄色的手高高地擎着国际歌的红旗。”
　　为了加强对红军中各国国际主义者部队的领导，1918年5月，俄共（布）中央成立了“俄共（布）中央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领导人是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库恩，该组织主要负责领导在红军中组建国际主义者部队的工作。这以后不久，还成立了专门组建旅俄华人红军部队的司令部，并向中国人较多的地方派去了全权代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动员和组织广大华工参加红军的工作。
　　在组织华工参加工农红军的工作中，一位久经考验的军事指挥员单清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年仅十六岁的单清河就来到俄国当苦力。他曾经在远东的矿山和铁路建筑工地作过工，饱尝了被奴役和歧视的痛苦。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在乌克兰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初，他就开始了奉命组建华人红军队伍的工作，他先后在敖德萨、卢甘斯克、哈尔科夫、莫斯科、彼尔姆和彼得格勒等地组织华工参加红军。由于他杰出的领导能力、组织才能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曾被授予红旗勋章。十月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1918年3月起担任共和国最高军事苏维埃委员的波特沃依斯基·尼古拉·伊里奇在授予单清河红旗勋章时说：“单清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华人红军和国际主义者红军的组织者。他和这些队伍一起光荣地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为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白匪哥萨克的进攻，反对彼得留拉匪帮的进攻，反对协约国的仆从——捷克军团、高尔察克匪帮的进攻进行了战斗。根据我的直接指示，单清河同志在1918年1—2月组织了两支由敖德萨的华工组成的特别突击队，并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对德国军队顿河哥萨克白匪军的一系列胜利。单清河同志及其队伍的战斗准则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绝不投降。这是一支使乌克兰和顿河的德国人以及顿河的哥萨克白军望而生畏的部队。”
　　在许多象单清河、孙富元、任辅臣和韩喜顺这样的革命者出色的领导下，各地开展了规模巨大的组建华人红军队伍的工作。据文献记载，这一工作在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都进行得很顺利，旅俄华工积极应征入伍。1918年底在莫斯科的罗果什斯克—西蒙诺夫斯克区曾经组织一千多名中国人进行军事训练。据不完全统计，到1918年底为止，各地组建华人红军部队情况如下：沃罗涅什省两个团、三个营；莫斯科一个支队；彼尔姆两个团、四个营；彼得格勒两个支队。共有中国志愿人员五千余人。从1919年1月到8月，又有六支新的华人红军部队组建完成，它们分别在：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尤佐夫卡、基辅的第十二集团军国际师、敖德萨的国际师和苏马赫等地。^[23]
　　广大旅俄华工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写到：“……其赴欧方面之华工动作，因俄国内部破裂，通信机关紊乱，致不知其消息。兹据最近由俄都归国之丹麦公使谓前线义勇兵在各处交战，华工乘革命时，多投入过激派……。”^[24]其他报纸也曾有过类似的报导。这一切引起了中国军阀政府的恐惧，它曾指示中国驻俄公使及后来的留守人员（如李世中）设法阻止华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及红军。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曾经写信给在苏俄的“中华旅俄联合会”，说由于旅俄华工参加红军从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这件事使中国的“名誉受损失”，因此他要求联合会务必劝告华工尽速脱离红军队伍，实际上中国军阀政府是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
　　华工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俄国而战斗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极端恐慌。1918年9月28日，日，英、美、法、意、比、葡等七、八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曾联名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政府如此巨大的压力，广大旅俄华工不妥协，不动摇，1919年11月29日，莫斯科的中国战士们召开大会，讨论中国政府和协约国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人红军的态度问题，会上华人红军负责人鲁义文、张海辰先后讲了话。最后大会通过了一项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斗豪情的决议，决议写到：“在俄国组织中国国际主义红军部队，完全是由旅俄华工组织自己首先倡议、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指挥而且完全由中国人中的志愿革命者组成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在协约国的暗中怂恿下对中国人进行的任何诬蔑、威胁、任何残暴行径都吓不倒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将为从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为世界革命而流血。”^[25]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数我们无法确切统计。当时的《晨报》估计为三万人。^[26]还有的报纸估计为五万余人。^[27]苏联学者估计为四——五万人。^[28]但是，从有关文献和回忆录来看，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非常多，常常是一个几千人的伐木场或矿山几乎一个不剩地全部参加红军，规模之大确实是惊人的。因此，红军中的中国人远远不止五万人这个数字。另据1919年2月26日《盛京时报》报导说：“激派（即布尔什维克党）……招募许多华人编入俄军。前于一月上旬发布保护华人条例以示优遇，新募华人列入军队并在莫斯科开设支那局，由华人任为长官。是以华人之经过中央亚细亚入俄境者大有络绎不绝之势。”中国有关档案也记载说：1920年7月，一位沙俄少将由黑海来赤塔。据他“面称，西南俄劳农军（即工农红军）内有华兵二十余万名。”^[29]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数字的真实性，但它至少说明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和影响之深远。
　　除了参加红军外，还有很多人参加赤卫队保卫工厂和矿山，再加上在敌人占领区，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还有许许多多中国人参加游击队同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
　　据《真理报》1919年9月13日报导说，仅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就能够组织起二十万中国人的队伍。^[30]从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可以看岀，参加游击队的中国人并不少于红军中的中国人数。因此，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直接拿起武器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十五——二十万人之间。正是这支由旅俄华工组成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军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代表为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为中苏两国的现代关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 二月革命发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故称为二月革命。十月苹命后苏俄政府颁布法令，从1918年2月1日起使用公历。

^[2]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64页。

^[3]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文集），苏联东方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7页。

^[4]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1—12页。

^[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22页。

^[6] 苏联《民族友好》杂志1957年第11期，122、127页。

^[7]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2页。

^[8]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2页。

^[9] 《红旗飘飘》笫四辑，172页。

^[10] 同上书，184页。

^[1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75页。参见：《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杂志，1958年第13期。

^[12] 原见苏联齐金斯克省国家档案，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1917—1922年间关于后贝加尔劳动人民斗争的文献），赤塔，1957年俄文版，42页。

^[13]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36页。

^[14] 《苏联国内战争史》（文献资料）第一卷，1960年俄文版，99页。

^[1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38—39页。

^[16]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55页。

^[17]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56—57页。

^[18] （苏）多里斯基·利兹古诺夫：《第一莫斯科红色近卫中队》。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19] （苏）索科尔：《第四莫斯科苏维埃团和第二莫斯科苏维埃混编旅》。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20] 周瑞：《苏联红军“中国营”的诞生和成长》。见《红旗飘飘》第四辑。

^[21] 《苏联国内战争史》（文献资料）第一卷，750—751页。

^[22]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39页。

^[23] 以上均见（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0，42—43页。

^[24] 见该报1918年1月23日。

^[2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82—183页。

^[26] 《晨报》，1919年4月11日。

^[27] 1921年9月26日《申报》写到：“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五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28]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3页。

^[29] 台湾，中央研究皖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九年，528页。

^[30] 引自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