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密林里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除了工农红军在东南西北各条战线上同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正面作战外，在敌占区，如乌克兰，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还有为数众多的游击队，他们活跃在敌人后方，破坏交通，传递情报，发动、组织群众，镇压反革命分子，占领重要的居民点和交通枢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保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西伯利亚和远东许多地方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地华工曾积极参加工人赤卫队投入创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但是随着1918年4月初日本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发生，不久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维埃政权陆续被推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2年国内战争在远东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反革命势力除了日美等帝国主义干涉军之外，还有高尔察克匪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动的哥萨克首领谢米诺夫和卡尔梅柯夫匪帮。他们相互勾结，为非作歹，在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政策。日本干涉军尤为残暴，他们有时把整个村庄烧毁，不许一人逃出；有时把数百农民抓起来集体枪杀。日本干涉军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特别残酷，抢劫他们的店铺和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屋，而且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荒原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残害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尸体。1919年8月在阿穆尔铁路第724会让站的一间浴室中，日本人一次烧死十二个中国工人；同年9月，在阿穆尔省的丘耶夫卡村，日本人残暴地用军刀将十三个中国磨坊工人的头砍掉。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当地的白匪军也肆无忌惮地屠杀无辜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在哥萨克首领卡尔梅柯夫统治时期，仅哈巴罗夫斯克一地白匪就枪杀平民六千人。^[1]
　　十月革命时期，旅居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人特别多，除了极少数商人外，绝大部分是来这里谋生的华工，其中一部分早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就已来到这里，他们曾经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他们目睹了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步侵略中国和残酷奴役杀戮中国人民的。在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以后，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埋名隐姓，来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在原始森林的伐木场、在矿山充当苦力，从事最繁重的工作，领取最微薄的工资。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半地下的工棚，夏不避暑热，冬不避酷寒，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这些避居异国的中国人并没有忘记国恨家仇，他们期待着用战斗光复祖国，使灿烂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期待着有朝一日重归故土与亲人团聚。
　　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远东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专门的决议取消当地中国人和朝鲜人的不平等地位。旅俄华工欢欣鼓舞，他们从此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景，看到了袓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苏俄人民一起忘我地投入到创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1918年初，当帝国主义和白匪军把带血的刺刀重新加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胸中怒火燃烧，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再一次拿起武器走向斗争的前线。他们纷纷加入当地的革命队伍，并建立起无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千人的中国人游击队，以各种方式给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就是他们共同的口号。
　　国内战争开始以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都极为重视中国人游击队的组建工作，他们加强了在中国人中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反抗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的重要依靠力量。
　　1918年3月6日，阿穆尔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城区居民书》，“向中国和日本公民呼吁，执行委员会向他们保证完全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号召他们不要相信那些急速传播的旨在离间我们友好睦邻关系的恶毒的谣言。”接着又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实行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平等的法令。1918年4月，远东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土地使用问题》的法令，这项法令的第七条规定“从外地迁来的居民应当获得闲置土地并同本地居民享有同等的耕种权力”；第九条规定“所有外国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从村和乡土地委员会取得份地”；第十条规定“责成省、县和村土地委员会就地安置外国……居民”；第十二条规定“所有被接纳的外国公民和取得份地的公民同所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同等的纳税义务。”对一些侵害中国人权力和财产的案件也及时作了处理。^[2]
　　 1918年8月25—28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远东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同中央红军会师之前肃清各条战线上的敌人并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决议：1919年3月20—21日在鄂木斯克举行了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德）等地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确定了发动工人农民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尽可能多的地区恢复苏维埃政权；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破坏公路和交通运输工具，炸毁敌人的军火库和粮仓，瓦解敌人的后方；加强在东方和美洲无产阶级中的宣传工作等等。1919年7月，俄共（布）中央也曾作出关于在西伯利亚组织游击队的专门决议。1919年9月13日《真理报》指出，中国人“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并组织队伍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解放从哈巴罗夫斯克到库恩加的整个阿穆尔地区，在这里恢复苏维埃政权……。”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领导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毫无疑问乡亚洲各民族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起极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将致力于同朝鲜、中国和日本的革命分子建立经常的联系。”直到1922年6月日国内战争结束前夕俄共（布）远东局还曾指派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在同日本干涉军作战中利用中国人的游击队的可能性。^[3]
　　国内战争时期远东游击运动领导人谢尔盖·拉佐也特别强调中国人参加斗争的重要意义，他在《关于在远东对日斗争组织计划草案》中写到：必须“同中国和朝鲜革命者建立联系和接触……在朝鲜和中国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1920年3月17日他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今伏罗希洛夫斯克）举行的远东边区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中国人在对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进行斗争及解放远东的重要作用。^[4]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的中国人数字进行确切的统计。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有关回忆录可以看出，他们的斗争规模是十分可观的。1919年9月13日《真理报》写道：“尽管所处的阿穆尔的密林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但我们仍能够组织起二十万中国人的队伍。”一位曾经在远东和中国人并肩战斗过的苏联老战士在回忆中写道：“在远东没有任何一支队伍里没有中国人在战斗。”^[5]当时西伯利亚和远东游击运动的领导人茹拉夫列夫、马蒙托夫、卡兰达拉什维里、舍甫丘克等人都曾经高度评价中国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苏联学者波波夫指出：“在中国志愿人员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战斗中，他们所参加的游击斗争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一斗争中，中国游击队员建立了许多英雄的业缋，许多光荣的中国游击队员同志的名字将为苏联人民怀念和尊敬。”^[6]
　　在西伯利亚中部，东古比雪夫到赤塔一带活跃着一支由鲁奚果夫领导的中苏混合游击队。这支游击队1918年初成立，7月就增加到六百多人，其中中国人占绝大部分。他们在马格达加奇、科库依、拉磨台、季多维等许多地方与日本干涉军作战几十次，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把日本干涉军完全赶出西伯利亚。这支游击队的老战士田子芳回忆说，他们的游击队当时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1918年10月，游击队茌蒂格达车站拦截了敌人运粮的一列火车，消灭了二十多个敌人，缴获大批粮秣。游击队里有一位中国英雄李存和，是个神枪手，能在百步之外打灭一盏电灯。191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单枪匹马摸到日军的岗哨，消灭了两名日本兵，缴获了两挺机枪。他还回忆说，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游击队活跃在战场上。在斯列金斯克有一支刘良科领导的游击队，多达一万多人，它甚至配备有马克沁机关枪和小钢炮；在达扬克还有中国人于能汉领导的一支游击队，有四千多人，后来他所在的游击队就和于能汉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共同在达扬克地区坚持斗争。^[7]
　　在哥尔斯克，有俄国人瓦西里领导的游击队。老战士刘永年回忆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哥尔斯克东北围攻一部分正规白匪军的那场激烈战斗。敌人有机关枪、大炮，拚死命地反抗，我们就安营在树林野地，把他们团团围住。那时候打仗的方法，就是现在一般人常说的‘游击战术’。我们围着敌人，白天不动手，夜间出击，拣敌人弱的地方进攻，打一阵就撤回来。经过十几天的苦战，把敌人消灭了一大半；敌人突围逃跑的时候，连军需物资也没有能够带走。这股逃敌一个劲儿往伊尔库次克方面跑，并且纠合沿途的反动地方武装继续顽抗。我们撵到离伊尔库次克几十里远的地方，又把敌人围住了。……瓦西里真聪明，他号召大家沉着气，紧紧地围着敌人不放，同时又让出一个小小的缺口，敌人出来一股就消灭他一股。我们有的是群众，参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瓦西里就趁这时候一边围困敌人，一边扩军；等到我们扩展到一千多人的时候，一天夜里突然发起了全面冲锋，打得敌人没命地四散逃跑。
　　他们一路抢来的物资，财主们的金银财宝，都成堆成堆地落到了我们的手里。这一下，我们可神气了！打完这一仗，不仅有了新军装、好武器，而且发了第一次饷——发的是金子和银子。”这支游击队从1918年冬到1919年还和高尔察克匪军、日本干涉军连续作战并且取得了许多次重大胜利。^[8]
　　据有关地方档案记载，在后贝加尔战线反对白匪哥萨克谢米诺夫匪帮的斗争中也有中国人的队伍参加。在上乌丁斯克由舒依·阿法那西率领的队伍里就有一百八十五个中国人；^[9]在阿穆尔省的祖巴列夫—马卡罗夫的游击队有大约五十个中国人；在“无产者”游击队里有三十多个中国人；在阿穆尔铁路沿线还活跃着几支中国人的游击队，他们在卢赫洛夫斯克、奧尔特加、莫哥钦斯克等县相当活跃，奥尔特加的一支游击队大约有六十人，乌鲁沙车站活跃着王文章的游击队；叶罗费依·巴夫洛维奇车站地区有田永山的游击队；莫哥查站有古马清的队伍，人数达二百多人；在距中国边界仅四十俄里的叶尼塞河一带有张强义领导的队伍，其中有一百个俄国人，一百六十个中国人。在舍甫丘克的游击队里也有很多中国人，他回忆说，在从伊恩站开始的转移中有七名华工自愿加入我的队伍。这以后每天都有中国人前来参加，直到占领哈巴罗夫斯克前夕成立了中国连，总共大约一百人。中国游击队员在历次战斗中都堪称为非常顽强的战士。1919年12月，在布金的游击队里有一百五十个俄国人和一百个中国人。由于武器不够用，因此新参加的人就没有武器，必须从敌人那里夺。
　　在阿穆尔河下游的齐美尔马诺夫卡一次胜利的战斗中，许多战士从敌人那里缴获了武器。游击队员罗基诺夫回忆说，战斗打响时，中国人等着白匪军被打死，以便从他们身上夺过步枪投入战斗……中国人只要一发现有白军被打死，他们就立刻冒着敌人的炮火夺过敌入的步枪并向白匪军冲去。1920年1月，在解放阿穆尔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的远征中，共有二百多个中国游击队员参加战斗。^[10]
　　国内战争时期阿穆尔省最著名的中国人游击队领导人是陈柏川，他的俄国名字叫奥尔洛夫·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陈柏川1910年来到俄国当苦力，后来参加了革命。苏联学者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党务档案中发现了一份他的回忆录，其中这样写道：

　　“1917年春天，我就听说‘革命’，那时我还不会说俄国话。……1918年秋天，刚割完庄稼，日本人打来了。当时刚刚下过头场雪，伊凡诺夫的游击队大约三十五—三十六人来到了安德列耶夫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穆辛^[11]和尤什凯维奇。他们来时已是傍晚，穆辛、尤什凯维奇和伊凡诺夫开始一个一个地找中国雇工谈话。他们问我：‘从前干过什么？’我回答说：‘当过兵。’他们说：‘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们走吧。你帮助我们，我们将来也会帮助你们的革命。’我联络了三十多个中国雇工，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革命巳经开始，俄国人也在革命，他们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再也没有人压迫人，他们需要帮助。日本人和哥萨克来了，他们碰见中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杀，最好还是加入游击队。’于是大家都决定去参加。
　　在安德列耶夫卡从游击队领到了别尔旦式步枪，每支五十——一百发子弹，子弹多，枪却很少。我成了伊凡诺夫支队的中国排排长……”。^[12]

　　为了进一步扩大伊凡诺夫支队的中国排，穆辛派杨子凤同志去戈洛莫夫卡、波兹杰耶夫卡和沃兹热耶夫卡等村镇招募中国雇工，他成功地给陈柏川招来了三十个中国人。1918年12月，铁匠王七让（伊凡·伊凡诺维奇）又领来三十六个中国人加入陈柏川的队伍。
　　这支游击队转战于阿穆尔省各地。1919年2月，维诺格拉多夫斯克一战游击队击毙敌人四百人；不久，在尤赫塔会让站和丘金诺夫卡一带又与敌军展开半个多月的战斗，击毙日军一千二百多人，伤敌一千多人，还打死一个日本将军，缴获大炮三门，步枪一千多支，子弹几万发。这次战斗游击队共伤亡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中国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他们被安葬在丘金诺夫卡的友谊墓。
　　1919年2月20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给外交部的电报曾提到这次战斗，他报告说：“江北旧党苛政繁兴，民怨沸腾，激党（即布尔什维克党）乘机思逞……距黑二百余（华）里之伊万挠夫克屯，有激党三千，首领为木痕。又哈站三得夫克屯亦有数千，隼维一带车站已有日军与激党开战……又激党在丹南夫屯与日军对击，互有伤亡，现聚众五千余，党势复燃，阿省可危。”鲍贵卿又于22日打电报给外交部报告这次战役进行情况：“伊万诺夫屯之战，日军崛大队长野身死，山田少将之副官某亦阵亡，计死亡军士八十余人，伤二十余人。俄旧党阵亡上校一员，兵二十余人。……木痕曾于十四日潜入江北城内，旋逃去，据确实调查，激党共有—万七千人，木痕由沟内带出七千余人，共二万余人。……日军由伯力抽调之兵，行至阿尔哈桥，被乱党拆去中阻。”^[13]另有报告说，1919年2月17日下午穆辛在伊窪夫斯阔东北的阿音铁列夫与日军激战，日军败回布拉克。19日敌山田队长赶来增援，22日在乌列布夫司奇又发生了激战。^[14]
　　大约就在2月的战斗中，阿穆尔游击队领导人穆辛被日军俘虏，据黑龙江督军鲍贵卿3月14日的电报说：“激党首领莫沁被获后，经日军法会审，于九日晚九钟枪毙，现陈尸医院，以供各界观览……”^[15]当时的《盛京时报》也报导说：“已被逮捕之过激派首领穆辛氏在押送监狱中途企图逃走，即被哥萨克兵枪毙。”^[16]
　　穆辛被害不久，7月的一天，被穆辛派去招兵的杨子凤也在格洛莫夫卡被日本人和哥萨克军队逮捕，被他招来参加游击队的十六个中国人和七个俄国人也同时被捕。除杨子凤奇迹般获救外其他人都被枪杀。
　　尽管游击队暂时受到挫折，但是前来参加游击队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多。曾在秋耶夫卡当雇工的王宝贵^[17]听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就将人人平等，工人们也会有好日子过，他决定去原始森林参加那里的中国游击队，不久以后他被任命为陈柏川分队的排长，分队很快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当时阿穆尔省游击队里的中国人很多，因为他们的俄语不错所以都留在其他游击队里，按惯例，那些不懂俄语的中国人就被编入陈柏川的中国分队。
　　1919年4月，阿穆尔省游击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军用物资用光了，没有粮食，再加上春季农活开始，因此军事苏维埃和游击队司令部决定把部队暂时解散，各自回家，把武器全部藏起来，待夏天过后再集中全部力量解放布拉戈维申斯克。到阿穆尔游击队解散为止游击队共歼灭一万七千六百名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18]
　　为了将来重建游击队的需要，司令部决定留下十八名指挥员，其中包括陈柏川。中国分队大约二百人有的去找工作，有的回到祖国。留下的人就在深山密林里靠打猎为生。1919年夏末，他们开始分头出山重新组建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的阿穆尔游击队司令是依斯捷维奇，政委斯洛夫。分成六、七个大队，如依斯捷维奇队、黑闸子队、哥拉撒辽队、布拉林队、第四队和“老头队”^[19]等等。根据穆辛生前的指示，除第四队是步兵外，其余都是骑兵。陈柏川的中国分队属于布特林的“老头队”，布特林任队长，陈柏川为副队长。这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到一万多人，其中第四队和“老头队”各有一千多人，其余各队也有三、四百人。1919年10月，陈柏川的中国分队达到一百五十人，得到“中国百人团”的称号，当时也有人把中国分队叫“国际支队”，因为分队里除中国人以外还有三十个俄国人。后来中国分队曾发展到四百多人。
　　1919年秋天，陈柏川率领中国分队参加过多次较大的战斗。如参加过10月初在别斯赫列波夫卡村的战斗、10月25日在叶尔科夫采村的战斗和11月初在塔尔波加泰的战斗。
　　在叶尔科夫采战斗中，中间是中国人组成的突击队，共一百五十人；两翼是由“老头队”的俄国人组成的掩护部队。清晨接到报告说有二百人的一支日本军队从谢米诺夫卡村向叶尔科夫采开来，大车上拉着堑壕炮和重机枪。陈柏川回忆说：“战斗开始时，天下起了雪，风夹着雪打在日本人的脸上。我指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让日本人走近一些。日本人已开始用堑壕炮轰击，但我们还是没有动，让他们再走近一些。日本人架好了重机枪，中国战士一见到机枪心里就发痒，想把它夺过来。一个人向机枪跑去，牺牲了，另一个人也牺牲了，跑过去的第三个人也被打死。我不准有人再去送死，直到全体发起冲锋后，终于缴获了这挺机枪和三个俘虏，过一会儿又捉到三个俘虏。日本人逃走了，逃到谢米诺夫卡又被另一支俄国游击队包围，活捉九人，其余逃窜，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多人，还缴获了一门堑壕炮和一挺重机枪。”
　　这以后他们还在尼基莱、比山柯和米几唯古等村镇歼灭了上千名敌人，消灭敌人一个大队。^[20]
　　1920年春天，布特林率领“老头队”的俄国战士向赤塔进军，陈柏川率领中国战士参加了解放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战斗。文献记载，该城的苏维埃政权1920年2月5日重新宣告成立，陈柏川带领中国分队首先进入市内。中国游击队在解放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战斗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1920年3月27日，阿穆尔省劳动人民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幕，大会全体代表向为苏维埃政权英勇献身的中国劳动者默哀。^[21]
　　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省地区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1918年4月5日，第一支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不久，日本干涉军大举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推进，进而把兵锋指向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和后贝加尔等地。当时日本干涉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18年6月，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把工人赤卫队缴械，并继续向北推进；同年8月，美国干涉军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乌苏里战线的斗争形势极其险恶。
　　滨海省是旅俄华人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中国人在革命前饱尝了沙俄统治的民族压迫之苦，他们的社会地位连流犯还不如。1918年初日本人来了以后，滥杀无辜，对当地的中国人尤其残暴。当时这一带瘟疫流行，日本人乘机四处捕杀中国人。华工郭玉成回忆说，日本人开着大卡车到处去巡逻，车上站着几个长着满脸横肉的日本鬼子，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口罩，手里拿着一个大铁钩，看见那些衣服穿得比较破烂的中国工人，就一钩子将他钩住，拖上车去，说他的身上有传染病，要拉去活埋。许多华工就这样一车一车被拖到郊外活埋了。有些华工还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这样一辆卡车，被捉上去的华工象柴一样迭着，一个压着一个。车子开过去，车厢内传出悲惨的叫声，路上洒下了殷红的鲜血！一时，海参崴的街上都变得冷冷清清的，没有事谁也不敢到大街上去。
　　那些杀人魔王看见在大街上抓不到中国人，就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把车子开到工人宿舍去。砰砰啪啪地把门踢开，一钩子一个把他们都钩出来，拖到车上去了。”日本人对这里的朝鲜人就更狠了，他们把朝鲜人围起来，“捉住的人就用一根大铁丝从锁骨上穿过，拉到外面用机关枪杀了。”^[22]
　　为了反抗，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加入游击队同日本干涉军作战。哈巴罗夫斯克游击队领导人波依卡·巴甫洛夫回忆说：游击队成立以后，许多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赶来参加。游击队员王国友回忆说：“日本人为了取乐开枪打死我们，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这时有消息传来，说在苏前山有斯莫林领导下组织的游击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另外一些……华工参加了游击队。”他们一直战斗到把日本干涉军全部赶出远东为止。他曾机智地使日军的一列装甲列车出轨，战友们都敬佩他的勇敢和机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王大胆”，这个称呼就伴随他度过了整个国内战争的岁月，后来竟成了他的名字。^[23]
　　哈巴罗夫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曾组织起一个一千二百人的国际支队，有匈牙利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拉脱维亚人参加，中国人占绝大多数。这支队伍参加过乌苏里战线的许多次战斗。1918年8月12日，在乌苏里江边卡乌里斯基高地的战斗中中国战士表现极其出色。
　　当地还有一个“中国独立营”，领导人就是孙继五。^[24]1918年夏天，王英俊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的矿山组织起一支中国人游击队，多次参加对日本干涉军和捷克军团的战斗。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舍甫钦柯的队伍里也有不少中国人，后来成立了一个中国特别连。在雅罗申柯的游击队里，1920年1月，有一个中国连和一个俄国人的骑兵侦察队攻占了波洽罗沃车站，卸下了日本军队整整一列车军用物资，然后用动员来的五百辆农民马车把这些物资运到城防委员会。同时还有一支第二伊曼革命团也在这一带同卡尔梅柯夫哥萨克白军战斗，该团的一个中国连一直打到中国边境地区。
　　1919—1920年间在滨海省还有几支独立的中国人游击队同俄国人游击队配合行动。1919年秋，丘古耶夫卡有两支中国人游击队在活动，每支都在七十人左右，一支游击队队长叫李福，另一支队长叫佟罗，两支队伍都归滨海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
　　关于佟罗的游击队，雅列明科回忆说：“在布列耶夫卡村和阿尔希波夫卡之间的一个朝鲜人村子里，佟罗同志领导的一支中国游击队正在休息。这支游击队在阿努奇诺和日本人交过火……中国游击队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游击队长戈拉兹科夫和列克卢特商量一旦日本人向秋古耶夫卡谷地进犯时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中国同志们按照队长的命令列队为我们送行。他们极富于纪律性，对于同高尔察克匪帮和日本入斗争的目的十分清楚……”据说后来佟罗一共指挥七支中国人的游击队。他的队伍原来是在伊曼河上游组织起来的，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佟罗领导他的游击队在远东为赶走日本干涉军保卫苏维埃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5]
　　1919年—1920年间，在奧耳加县曾组织起一支一千人的中国游击队，领导者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国革命党人，人们只知道他姓宋，不知道他的名字。苏联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回忆录中曾经多次提到这位神秘的革命老人。
　　伊留霍夫和萨姆辛科合著的《滨海省的游击运动》（1918—1922年）一书关于这位中国革命者这样写道：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和孙中山很接近。他以非凡的毅力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游击队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曾经多次到游击队司令部去，“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机智、极端谨慎，并且非常富于领导才干。”“他会见革命司令部成员时常常预先采取许多防范措施，通常只是在他最亲近的战友确信这次会见完全没有任何危险时才到弗洛罗夫卡来。这个人五十上下年纪，无疑，他是一位身体结实、阅历丰富的军人。”在谈话中他曾指出滨海省的中国人应该帮助俄国人，“老人以无可怀疑的忠诚履行这个许诺。”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的村子里都有他的代表。在游击队发动进攻时，他的队伍给俄国游击队以巨大的支持。根据双方的协商，一支由一百——百二十人组成的中国人的队伍负责拆毁铁路、炸毁车站站务大楼、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列车在波格拉尼赤那亚站到中东路的哈尔滨间的运行。为了加强同这支游击队的联系，游击队司令部给他派去一位代表，名字叫马马耶夫，马马耶夫毕业于东方学院，精通汉语。
　　这位老人的队伍曾多次执行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炸毁铁路桥、车站给水塔、破坏电讯联络等等。
　　1919年7月滨海省游击队暂时遭到挫折，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同这位老人领导的游击队失去了联系。1920年8月游击队重新组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曾下达一项具有特别意义的指示，让布尔什维克边区委员会“事务处”同一位中国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姓宋，需要同他共同研究制订粉碎格罗捷科沃地区白匪军的作战计划。当时派去同这位中国人联系的共有三个人：波舍尼岑、伊留霍夫和舍什梁尼科夫，他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北京路一座秘密住宅里进行会唔。这一次共见到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那位神秘的姓宋的老人。“看上去他消瘦了点，但依然充满乐观和刚毅的神情。”他同意完成“事务处”交给他的任务。当时这位老人的游击队驻在波格拉尼赤那亚车站地区，如果及时得到武器和装备的话，这支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事务处”向这位老人提供了一千支步枪以及同样数目的防寒衣、军服和鞋子。
　　这支游击队在格罗捷科沃和波格拉尼赤那亚一带多次同日本人作战。为了对付中国人，日本人最后调来关东军。在势力悬殊的战斗中，这支中国人的游击队遭到了重大损失，显然这位姓宋的老人也在这一时期的战斗中牺牲了。^[26]
　　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1920年9月7日俄共（布）滨海省委曾作出决议立即向这位姓宋的老人领导的游击队提供一车皮面粉、军火和服装。马马耶夫也曾记述了他同这支中国游击队会见时的情景：“根据司令部的提议，我们的游击队必须和一支中国绿林队伍联合起来。只是在几个小时前我们才得知他们即将到来的消息，大家顿时忙碌起来。我们大家都愿意无论如何也要庆祝一下这件令人高兴的事，更何况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出色的战斗队伍，他们曾多次参加过对日本正规军的作战。立即下达了指示准备简单的游击队的午餐。大家都羡慕那些被派去作仪仗队的幸运者们。队伍来了，一百人的绿林队伍，排着一列弯曲的长蛇阵，来到了司令部。指挥员下令：‘立正！举枪致敬！’他们的队伍也排成一队横列，用比我们在行得多的‘举枪致敬’的口令回答我们的欢迎。”
　　接着他记述了中国战士们举行的射击表演情况：“我们都十分惊奇和莫明其妙地看着一个中国人正在纹丝不动地做着一种象‘跳背戏’那样的姿式，另外两个人把‘大炮’放到他的脊背上。这是一根丈把长的炮筒，直径不到一英寸，炮筒的右侧穿一根细绳。一个人把细绳点着了，另一个人使劲地压住炮身。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过后，两个中国人受伤昏倒在地，一次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我们的医生不得不为他们忙了好大一阵子。”^[27]
　　在那艰苦的岁月，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异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些中国游击队员们用的就是这种落后的武器，用这种近似童话般的方式，同那些拥有现代化武器杀人如麻的日本军队进行战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为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当后人回顾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常常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能称他们是“中国人”。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这样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大约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远东国内战争形势趋于好转，1919年8月底，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决定在滨海省举行总起义，9月17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批准了这项决定。经过周密的准备，在滨海省游击队司令谢尔盖·拉佐领导下，1920年1月31日，起义爆发，游击队立即占领全市，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也解放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苏前和什科托沃等地。1920年2月5日解放布拉戈维申斯克，2月13日解放哈巴罗夫斯克。这时除了日本人之外，协约国干涉军和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均已撤出苏俄领土，国内战争在远东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到1920年初，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游击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阿穆尔省非常军事委员会3月14日的决议，各游击队将陆续改编为正规红军。“老头队”改编为第八骑兵团，陈柏川的中国分队改编成该团的一个分队。在改编后的第五团里组建了一个中国连；第四团里也编入许多中国游击队员。在斯沃波德内市，1921年6月许多游击队被改编成一个共产国际团，其中有二百多个中国人编成一个中国独立连。在第一阿穆尔革命团里也组建了—个中国连。到1920年秋天，王英俊的队伍达到四百人；12月，李福的队伍达到八百人；1921年，佟罗的队伍发展到五百人。^[28]据当时中国政府派赴赤塔等地的专员报告：“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带激党总首领为卜卜（即波波夫）将军，部下正式军队十五万余，内有华人三万余名，首领魏、刘二人……”^[29]这些数字虽未必准确，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人红军队伍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1920年4月4—5日，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逮捕游击队领导人拉佐、卢茨基和锡尔比采夫等，并把他们交给白匪军放进机车的火箱里活活烧死。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疯狂反扑，残酷屠杀各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
　　为了壮大红军力量，夺取远东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红军继续扩编，这时又有大批华工加入红军队伍。据当时驻黑河中国总领事程福庆报告，1921年12月阿穆尔省招募红军，中国人“纷纷应募……昨晚开来列车载华兵百余名，高丽兵数十名，今早又来列车载华兵二百余名，前华兵首领陈柏川近在江东招华人五百名，闻日内来省领械云。”^[30]
　　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成立，这里的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不久原第五集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出任革命军总司令。这时有许多中国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编入人民革命军。与此同时，为组建和领导中国人红军部队在1918年成立的“组织华人国际部队全俄司令部”也从莫斯科迁到伊尔库次克，司令部设有一支三百四十二人的中国人部队，领导人是张海辰。1920年8月，布留赫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中朝团”也来到伊尔库次克，该团有65%是中国人。在该市报名登记参军的有三千多个中国人，当时人民革命军的一份通报中这样写道：中国人“迫切希望加入红军去任何战线参加战斗，他们热烈希望参加反对日本人的战斗。”这些报名者中有一千二百一十人立即编入国际团，其余被编入预备部队，被称作“东方国际师”，其核心就是原来第五集团军的国际团。
　　1922年2月，中国人的红军部队及游击队一起胜利地进行了沃洛恰耶夫卡战役，14日解放哈巴罗夫斯克，10月25日解放符拉迪沃斯托克，国内战争和反干涉战争在远东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苏俄人民取得远东国内战争胜利的斗争中，旅居这里的中国人除了直接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战斗外，他们还以各种方式给布尔什维克组织、红军和游击队以极大的支持。
　　在西伯利亚，特别是在远东，从大城市、小村镇到深山密林，到处都有中国人居住，他们向游击队提供住房、粮食、烟草，帮助救护伤病员，运送军用物资，传递军事情报，为游击队募捐……。各地的华工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抗议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他们公开宣布支持苏维埃政权，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为重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1918年3月初，白匪哥萨克头目加莫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发动反革命叛乱，这里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配合阿穆尔船队的水兵给叛匪以毁灭性的打击，后来他们还参加了解放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战斗。
　　1918年秋天，正当远东的游击运动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存力量，部分游击队不得不退入原始森林。有一次，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停泊着数十艘轮船和驳船，满载着游击队的装备和物资准备撤走，炮艇“奥洛洽号”和通讯船“毕卡号”负责掩护。一天夜里，以为中国老人独自架着一只小船从对岸划到炮艇前，他告诉船长马卡罗夫说：白匪军正秘密准备快艇，企图对船队进行突然袭击。根据这位中国老人的情报，游击队决定将这批物资迅速转移，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在丘古耶夫卡地区，中国人不但组织起两支游击队而且为游击队捐款四千卢布。^[31]
　　各地的中国居民帮助游击队隐藏枪支，运送物资，传递消息。许多中国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战线奔赴解放区，1919年7月4日，高尔察克“政府”的“国家保安局”发布通告说：“中国居民的一些最不可靠分子正在从东部迁移到接近前线的地区，打算越过战线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保安局……要求你们采取一切措施禁止中国人的不可靠分子潜入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32]中国有关档案中也有黑龙江上游涅尔琴斯克（尼布楚）一带地区的中国人向游击队提供枪弹的记载。^[33]
　　各地华工还纷纷集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1920年5月，上乌丁斯克华工集会通过下列决议：“俄国工人农民同志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是必须加以保卫的，为此我们将联合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农民，我们将为保卫世界劳动者的权利并肩战斗。”1920年5月16日，斯柳迪杨卡车站的中国工人作出决议：“我们全体中国工人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资本家和谢米诺夫反革命匪帮，和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斗争。”^[34]
　　1920年7月——8月间举行的阿穆尔省劳动人民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收到了中国红军战士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们为苏维埃政权决心战斗到底的坚定信念，信中写道：“我们将全力支持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将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公民拿起武器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政权，因为我们看到，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打开了人民的眼界，使全世界投入反对资本的斗争，只有在那时真理和和平才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诅咒残暴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谢米诺夫匪帮，我们将把他们彻底消灭！”^[35]
　　国内战争时期，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大中国侨民也给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以力所能及的帮助。1920年5月30日有一份报告写道：“上乌丁斯克的中国居民为了表示他们对那些正在同谢米诺夫作战的（红军）部队的支持，捐献十万卢布作为红十字会基金”；^[36]1921年底，正当白匪军即将占领哈巴罗夫斯克，形势十分危险的时候，当地中国商人也为红军进行了募捐；1922年3月31日，阿穆尔地区特派员马斯连尼科夫写到：中国公民们表示，他们完全同意和俄国公民一样履行各种义务以支援前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侨民1922年底也曾为红军捐献价值四千三百六十九卢布的黄金。由于苏维埃俄国初建，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再加上战争的破坏，连年的灾荒，因此苏俄饥馑十分严重，粮食、食盐、各种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当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商人冲破了重重封锁给苏维埃俄国人民运来了各种必需的物资，这种贸易帮助苏俄政府和人民战胜了饥荒，缓和了经济困难，从而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文献中还有中国商人帮助苏维埃政权恢复某些急需工业生产的记载，1921年3月12日远东共和国政府会议记录曾记载说：中国人王富清要求拨给他―千三百三十四金卢布的资金以购置设备，帮助苏维埃政府恢复被战争破坏的阿尔巴加尔煤矿的生产，这是非常急需的，因此他的申请得到了政府的批准。^[37]
　　苏俄人民的斗争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中国人……参加了1919年的游击战争，……除了直接参加战斗之外，他们还在各地给游击队以食物和烟草等帮助，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同心同德，在该地区整个斗争期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次中国人背叛和拒绝接待游击队的事件发生。”^[38]这是旅俄中国人支持苏联人民革命事业的最真实的记录和评价。

^[1]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33页。

^[2]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巾国朝鲜劳动者》，22—23页。

^[3]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1页。

^[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30页。

^[5]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32页。

^[6]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30—131页。

^[7] 田子芳：《中苏混合游击队》。见《红旗飘飘》笫四辑。

^[8] 刘永年：《遥远的怀念》。见《红旗飘飘》第四辑。

^[9]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31页。

^[10]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40—41页；参见（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33页。

^[11] 穆辛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阿穆尔省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当吋中国的报刊、档案及回忆录都曾多次提到他，译法多有不同，如：穆兴、姆兴、木痕、穆哈、莫沁等。

^[12] 见（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35—36页。这里所引陈柏川的回忆与他本人中文回忆录《西伯利亚的日日夜夜》（载《红旗飘飘》第四辑）略有不同。关于陈柏川的革命活动另见他的回忆录《阿穆尔的风雪》（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八年，65—66页。

^[14]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八年，71—72页。

^[15]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辟交涉》（二），民国八年，94页。

^[16] 见该报1919年3月13日。

^[17] 关于王宝贵当时中国档案也曾多次提到，他不但是中国人游击队的组织者，1920年前后还当选为哈巴罗夫斯克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18]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37页。

^[19] 据陈柏川回忆，该队队长虽然只有四十来岁，是个中年人，但唇上却蓄着一撮胡子，看上去象个老头儿，游击队因而得名“老头队”。

^[20] 《红旗飘飘》笫四辑160—161页。

^[21]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56页。

^[22] 《红旗飘飘》第四辑，165—166页。

^[23]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43—44页。

^[24] 关于孙继五详见本书第十三章。

^[25]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41—42页。

^[26] （苏）尼·依留霍夫、伊·萨姆辛科：《滨海地区的游击运动》，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134—136页。

^[27]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42—43页。

^[28]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8—69页。

^[2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九年，61页。

^[30]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俄政变》，民国十年。引自“俄政变”171页。

^[3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33页。

^[32]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44页。

^[3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八年，265、379页。

^[3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27页。

^[3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37—138页。

^[36] （苏）别尔西次：《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苏联东方图书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195页。

^[37] （苏）别尔西次：《远东共和国与中国》，195—196页。

^[38]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5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