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五章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英国在1848年并没有发生革命。然而，随着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爆发革命，整个大陆的右翼和左翼之间似乎都发生了战斗，英国也出现了很大骚动。普遍预料宪章派可能举行暴动，当局曾大事准备镇压；但是，除了一次毫无效果的肯宁顿公地示威行动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宪章派的请愿书遭到了拒绝，人们非常害怕的宪章运动代表大会和会议没有发出任何号召行动的呼吁就解散了。小批的革命密谋者或是充分了解自己的力量薄弱而无所作为，或是还在筹划行动的时候就被驱散或被逮捕。即使在爱尔兰，史密斯·奥勃莱恩举行起义的尝试，几乎在开始以前就被镇压下去了。在英国，现制度的拥护者无需用大规模屠杀去教训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已经在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不光彩地告终时就自行解体；宪章派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没有一个领袖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英国又不同于法国和德国，并没有任何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供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建议行事：首先帮助它获得政权，然后又在胜利的时刻从背后捅它一刀——这正像法国人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由两个人来玩的把戏。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在1832年就发生了，而今大部分资产阶级都作了充分准备，愿意同旧贵族联合起来制止工人中的任何革命势头。英国有要求进一步扩大参政权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甚至也有一些人准备保卫工会，对于争取卫生立法、普及教育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表示赞同。此外还有激进托利党人，他们就贫苦人民受压迫的问题发出了声势逼人的呼声，并且痛恨居支配地位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个人主义。但是除了少数异乎寻常的人物以外，中产阶级中并没有革命分子；即使在那些准备支持外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在国内发动革命。“饥饿的四十年代”越来越不那么饥饿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1847年的铁路危机，仍然在大踏步前进。“苦难日益严重”和逐渐被折磨到“没有区别的人类劳动”的同一水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熟练工人正在开始得到较高的工资，而各种以机器操作为基础的新技能也正在得到重视。1844年建立的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虽然尚在惨淡经营，还没有远近闻名，但是它毕竟是情绪正在改变的契机，里兹和其他城市都已经在步罗契台尔的后尘。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英国在1848年没有发生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任何群众运动，只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了一个显非革命性的小规模运动。从这个运动比较公开的外表来看，它是由两个英国国教牧师以及一小群律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领导的。他们都是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尽管被教会的领导当局目为危险的异端。他们所组织的运动只不过在一国之内激起一圈涟漪而已，而经济方面的发展这时正以阴郁而深厚的光芒普照英国的大地。这个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像本书已经谈过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者所作的努力一样，完全失败了。运动虽从法国的先例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但是不论在观念方面还是在意外的成就方面都极其富有英国的特性。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1848年，在运动中起杰出作用的是两位牧师；弗雷德里克·丹尼逊·莫里斯和查尔斯·金斯莱。但是发起运动的想法却不是他们两人首先提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律师约翰·梅尔柯耳姆·福贝斯·勒德罗(1821-1911年）。勒德罗生于印度，少年时在巴黎受教育，1838年来到英格兰。他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社会运动深感兴趣，而对各种“劳工协作”的思想尤为醉心。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而特别向往毕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说，后来又为路易·勃朗提出的“劳工组织”所吸引。1848年2月，巴黎革命爆发，勒德罗急忙赶到那里，回国后满怀热情，高度赞扬法国工人的协作精神，他们得到路易·勃朗主持的卢森堡委员会的大力支援。勒德罗原是莫里斯的虔诚信徒，于是便往访老师，进行劝说，力图使老师相信英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起一个联合教会和各劳动阶级以反对工业制度弊端的非革命性的运动。勒德罗认为，宪章主义者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是白白浪费时间，当前需要做的只是证明工人本身有能力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本着真正的基督教的友爱精神，而不是本着为一己之私反抗政府或富人的叛逆精神，严肃认真地着手“组织劳工”。勒德罗深受拉梅耐的影响，也像拉梅耐一样相信，除了根据基督教原则以外，就不可能发起任何健全的社会运动。在勒德罗看来，这就意味着在全国性教会的领导下把人民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裂成对立的营垒。
对于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弄清楚它的宗教基础，才能理解。弗雷德里克·丹尼逊·莫里斯（1805-1872年）是这一运动的宗教鼓舞者，受唯一神教派的教养，因而热烈赞成建立一个扎根于人民的无所不包的全国性教会，同时坚信英国国教会需要进行改革以恢复领导地位。莫里斯很快就同国教会中的主要各方发生冲突，既同“高”教派和“低”教派冲突，也同自由主义的“宽”教派冲突。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教派似乎都是分裂分子——“高”教派死抓住虚伪的教义不放，“宽”教派过多地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而“低”教派则过分地考虑地狱之火，对人的此生此世的需要想得太少。
莫里斯及其信徒极端反对当时低教派和非国教信仰中的“来世”倾向。他们相信“上帝的王国”应该建立在今生今世，而建立这种王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唤起社会良知，重振道德的事业。莫里斯深受罗伯特·骚锡和塞缪尔·泰勒·柯勒里季的社会观点的影响。他不太相信民主政治，却十分相信获得新生的人[1]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莫里斯及其周围的人一直在注视着宪章运动的兴衰。认为宪章运动单纯追求政治目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为它没有去激发人民的创造能力。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罗伯特·欧文非常接近真理，但是欧文敌视基督教的态度又使他们大为不满。因为他们不相信欧文鼓吹的那种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合作生活方式能够建立起来，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是可取的。莫里斯几经犹豫才采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作为他的新运动的名称，部分原因是他至少同样害怕“合作”一词的含义，这个字眼当时一直同欧文派分不开，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气味。毫无疑问，欧文派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社会主义”却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名词，而且在法国已经在某些场合下同基督教一词联系起来了。不管怎样，莫里斯总算暂时被勒德罗说服而采用了这个名称，虽然后来显然可以看出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个名称。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当时工厂和工场—特别是工场——普遍存在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深为震惊，这是推动他们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因为他们对伦敦血汗工场的了解远胜他们对工厂地区的了解。他们反对这种非基督教精神，他们认为这种非基督教精神似乎充斥整个工业系统，在人与人之间，现金交易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较有人性的关系都被否定了。他们认为路易·勃朗要求“劳动权”和“劳工组织”的主张具有很大吸引力，决非宪章主义者所能比拟。查尔斯·金斯莱以“洛特牧师”为笔名在《民享政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第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法国的呼声——工组织”的价值要比人民宪章高出十几倍。《民享政治》并没有提出十分明确的纲领，由莫里斯和勒德罗合编，只在1848年发行了几个月。这个刊物除了发表金斯莱的那些笔锋犀利的论文以外，还刊登了勒德罗的文章，文章就法国的“协作”和合作思想提供了大量资料，但是对于如何把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英国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这个刊物主要是向各个劳动阶级发出热情奔放的呼吁，要求他们认识单纯的政治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转而注意改变自己的志向，使运动道德化，并承认必须以基督教作为根基。同时，刊物还吁请上层阶级的基督徒认识整个“曼彻斯特”哲学的非正义性，进而以公平友爱的精神处理一切经济事务。实现阶级调和，并以此为基础同“社会运动”共命运。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始终持续进行基督式的劝勉活动，当时宪章运动看来仍居支配地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后来宪章派的失败终成定局，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也就随之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运动的推动者主要仍然是勒德罗。英国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英国在这个时期曾经有过革命运动的话）终于过去了，而勒德罗也就一心想做毕舍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法国试做的工作，——即帮助工人（不如说帮助他们中愿意参加并具有合乎要求的思想的人）不靠国家支援，自行建立生产合作社。在莫里斯相当勉强地继续领导运动的情况下，勒德罗及其助手决定在明确的基督教基础上试办一些小规模的“劳动协作社”，他们中间的一些比较有钱的人还解囊资助，希望通过这些小规模的活动撇下新“社会主义”制度的种子。他们的基督教信念和凌驾各阶级之上的全国性教会（就像某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超越各阶级之上一样）的观念，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谋求在上层阶级比较开明的人士的帮助下实现阶级调和及解除工人阶级的苦难。最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劳动人民，他们同各劳动阶级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在运动的开始阶段，他们曾参加宪章派的会议，召集小批同情他们的劳动者共同讨论自己的想法，力图弥补这个缺陷；而今他们又开始在同情者中物色可能同他们一起创办所设想的协作社的人。毫不奇怪，他们发现他们的新事业的同情者大部分是欧文派，而这些人并不同意他们的宗教观点。这种情况很快就使他们在应该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勒德罗坚持，他们的实验必须完全以基督教为基础，对于同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发生联系表示怀疑，而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1810—1892年）和托马斯·休斯（1822—1896年）则持不同看法。尼尔后来同合作运动共命运，担任合作联合会秘书多年；休斯是激进派律师，著有《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对当时蒸蒸日上的工会运动曾作出突出的贡献。尼尔和休斯都认为，对待工人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且主张在宣传社会主义必须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时候，要准备支持一切方向大致正确的合作活动或工人阶级活动，而不去考虑这些活动是否以基督教为基础。因此，当勒德罗和莫里斯一批人着手创办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劳动协作社”时，尼尔虽然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自己却致力于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号召工会和合作社发起一个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运动非常相像的新运动，努力把1834年失败后幸存下来的或以后开办的地方合作社以及这样的工会联合起来。这些工会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正在集中力量开展一个新的合作运动，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伙经营为基础，共同努力以摆脱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压迫。
直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立了第一个劳动协作社，尼尔才参加他们的运动，在这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知。他曾对欧文主义运动和傅立叶的英国信从者的活动深感兴趣；他把勒德罗及其合作者介绍给先前的合作运动的许多活跃人物。他们结识了劳埃德·琼斯这位欧文派组织者和宣传家；尽管在宗教问题上有分歧，琼斯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最积极的赞助者之一，并且成为他们同英格兰北部工厂区日益壮大的合作运动发生联系的主要桥梁。大致说来，正是由于尼尔和劳埃德·琼斯的努力，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才一度具有全国性质，并同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发生联系。
尼尔和勒德罗虽然意见分歧，但从未争吵过。尼尔是一个同豪富交游的富翁，因而能够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供相当大的经济支援，这种支援被用来帮助“劳动协作社”和基础比较广泛的生产合作社；在尼尔看来，后者远为重要，在那些能够得到工会支持的地方尤其是这样。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原来组织继《民享政治》之后，连续发行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短论集》（1850年），然后又在1850年11月到次年年底发行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杂志，以后改名为《协作杂志》，1852年6月停刊。他们还在1850年建立了“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以查尔斯·苏莱为第一书记，苏莱是装订工人，曾在巴黎做工，并曾积极参加巴黎的协作运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希望他们的劳动协作社成为自治团体；但是当他们通过一个促进者委员会来提供开办资金的时候，却把财政大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尽管他们设法仔细地挑选劳动协作社雇用的工人。但是在经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纠纷，而在经理人员向促进者委员会提出申诉以后，工人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之间也发生了纠纷。
第一个劳动协作社是由伦敦成衣匠组成的。这时亨利·梅休正在《记事晨报》上发表文章，对伦敦贫民窟和血汗工场中的种种情况作了轰动一时的揭发；梅休的揭露促使查尔斯·金斯莱写出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廉价衣衫和邋遢肮脏》。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850年，这时金斯莱还在撰写同一主题的小说《阿尔顿·洛克》。在这以前，他曾在1848—1849年间，在《弗雷兹尔杂志》上发表过诗篇《发酵》。梅休的揭露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中引起了激愤，这同他们挑选成衣业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实际进行的第一个试验有很大关系。随后才开展其他一些实验。
与此同时，尼尔同劳埃德·琼斯合作，已经在伦敦夏洛蒂大街——从前是欧文派的活动中心，后来是许多国际性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开办了一家合作商店，旨在为劳动协作社和一般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提供零售场所。在这个合作商店的基础上，尼尔又拟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打算建立一个“中央合作社”把全国的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全都联系起来。勒德罗攻击尼尔这个计划具有经商营利色彩，违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他要求全部撤销中央合作社。莫里斯采取了折衷办法，使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同尼尔的事业脱离关系，但又不同尼尔和休斯决裂，尼尔和休斯则继续同这两个团体保持联系。促进会把它的总部从夏洛蒂大街迁出，并且决定自行开办一个合作市场来销售劳动协作社的产品。尼尔的中央合作社一度进行过大量交易，并且同工厂区若干合作社建立了联系。尼尔又在中央合作社中附设了一个“合作同盟”，发行一系列研究合作问题的《会报》。后来尼尔的事业逐渐衰落，终于在1857年宣告结束。当时合作运动的真正坚强据点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因而尼尔设在伦敦的事业就不可能巩固下来。北部的合作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开展自己的运动，并于1864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英格兰北部合作批发协会，协会后来成了全英中央贸易机构。为取代尼尔的中央合作社来经销劳动协作社产品的合作市场虽然建立了，但始终没有进行实际营业。
在新的工会运动同雇主阶级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中，上述分歧并没有妨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给予运动以支持。1851年新成立的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接到雇主的命令，要他们具结放弃工会会员资格，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出面支持他们。同时，尼尔及其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又努力说服机器工人联合会加合作生产。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对此发生了兴趣，呼吁会员支持合作生产计划，这既是因为计划本身具有优越性，也是为了以此来反抗有组织的雇主所宣布的在伦敦和兰开夏把联合会的会员拒之于工厂大门之外的做法。这种情况使人回想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文派工会所作的类似努力，也使人回想起较近期的，1845年建立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些计划。但是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却不如他们的领袖也那样热心。他们拒不接受向合作生产投资的建设，而且不久他们所有的基金就因发放被雇主拒于厂外的会员的救济金而用光了。想从欧文派的主要业主约翰·芬契那里买下利物浦的温莎铁工厂的计划不得不放弃。然而，尼尔在没有获得机器工人联合会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沙斯渥克地方建立了一家合作铁工厂——阿特拉斯工厂；由于他的帮助，一批机器工人联合会会员，在该会主席的兄弟约翰·马斯托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家类似的工厂，最初设在格林威治，后来迁至台普福德。不过这两家工厂经营不几年就垮了。那些由于闭厂拒工而耗尽所有的机器工人变得顾虑重重和心灰意懒了，尼尔因把大部分资产投入各种事业遭受亏损，也不再富有了。同时，许多劳动协作社也相继倒闭，只有少数几个苟延到1860年前后，那时成衣匠劳动协作社因沃尔特·库珀侵吞公款而垮了台，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中最重要的工人出身的信徒，也是同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有联系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
在这些年中，两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一直在为合作运动奠定稳固的合法基础而奔走；1852年的工业和勤俭会社法案的通过主要就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这以前，合作社或是基金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或是尽可能援用联谊会社法案中的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1852年法案虽然还有待日后修订，但毕竟使合作社有了一个稳固的合法依据。反对这一法案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十分强大，主要是因为按照1844年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可以说得上是促进工人阶级节省开支的有效机构，也是一种适于用来吸引工人阶级储蓄的新型企业机构，就如同股份公司为进行投资而吸引富有阶级的储蓄一样。新型消费合作社似乎并没有危险性，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可以吸引各个劳动阶级摆脱过激思想，并使它们同“国家休戚相关”。同样，法国政府在击败了1848年革命以后，也采取了某些措施，鼓励和平的合作事业，作为消除危险思想的解毒剂。
说到底，勒德罗或尼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他们自己创办或帮助别人创办的生产合作社都垮了。只有仿效罗契台尔的榜样建立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得到了巩固，而大多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这类合作社不大感兴趣，只是把它们当作合作工场产品的销售场所而已。不久，以勒德罗和莫里斯为首的那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承认失败，并且把他们的主要活动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教育方面，于1854年创办了伦敦工人学院，莫里斯担任院长。这是他因为在宗教观点上遭到反对而被解除伦敦英王学院的教授职位以后的事。尼尔和休斯尽管抱负较大，也不得不放弃把工会拉入合作生产运动的企图，只好暂时继续帮助消费合作祉运动，被政府任命为联谊会社登记处主任的勒德罗也大力支持这项事业。但尼尔和休斯只不过是在待机而动：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两人同劳埃德·琼斯一起，又在另一次更为广泛的合作生产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矿工工会和若干其他工会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不过，那次合作生产运动所具有的社会含义不属于本卷讨论的范围。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对政治行动感到多大兴趣，只有休斯除外，他后来在议会中为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做了有益的工作，并且始终是这个团体中最激进的一员。以勒德罗为例，他就反对把普选权作为一项直接的要求，理由是人民对此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作为过渡措施，他希望实行户主选举权或在相当广泛的基础上对参政权作某种扩大。跟勒德罗不同，莫里斯远远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不但主张保留君主制，而且还赞成贵族作为人民的社会领导继续存在。他不相信民主制，这是他不相信个人意见能指导正确行动的整个看法的一部分。他认为启发必须来自直接的宗教经验。在他看来，直接的宗教经验同智力判断有区别；他期望有一个经过改革的全国性教会来体现真理，而不寄希望于赋予公民个人的选举权。但是莫里斯和勒德罗的观点从来没有对工人的主体发生过任何影响，即使对那些支持他们的“协作”计划的人也是如此。尼尔和休斯的影响虽然也很有限，但是比较具体，这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门户之见，能同欧文派以及其他不抱同一信念的人打成一片，并能竭尽全力支持消费合作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合作生产运动的东山再起，是欧文派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派联合努力的结果。应该补充一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除了在民众教育方面做了工作以外，对于公共卫生立法运动也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金斯莱，在鼓吹公共卫生方面曾起过杰出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领域，也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由于以下原因而受到限制：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笃信英国国教，而工人阶级中的宗教感情则主要属于各种不同的非国教教派。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要是受法国的启发。在德国，同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最相似的运动，是由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1869年）发起的。他把反动的政治观点同以下信念结合起来：以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合作主义协作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胡布尔以行医为业，参加政治活动后站在保守派方面，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鼓励下创办了一个名为《牙诺斯》[2]的杂志，从1840年开始在该杂志上发挥他的合作主义思想。《牙诺斯》一直办到1848年才停刊。1848年德国发生革命后，胡布尔创立了“基督教秩序与自由促进会”，通过促进会继续进行宣传。他发现在柏林不再受欢迎，便退居哈士山中的伍尼日拉德镇，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劳工社团。但是，胡布尔的主要作用在于他多次去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旅行，旨在同他能发现的一切合作事业取得联系。实际上，他成了国际合作事业运动的巡回使者。在德国，他同威廉·伊曼努尔·冯·凯特勒主教（1811—1877年；1850年后成为德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领袖）合作，同时鼓吹以合作生产作为阶级调和的手段。这一运动在胡布尔的巨大影响下，从德国发展到奥地利和比利时，这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现代天主教社会运动及其政党的起源，但这种社会主义同现代对社会主义一词所理解的任何意义都毫无共同之处。
[1] 按基督教的说法，人领受洗礼即获得新生命。——译注
[2] 牙诺斯（Janus）是罗马门神的名字，有两个脸面，可以前后观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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