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将军已命令突击军、『忠救军』和在他指挥下的各部队，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以便为中央政府重建秩序。『中美所』的美方人员，应遵守中国单位指挥官的命令行事，携带全部电讯器材和全部武装；当日军仍在作战时，游击战斗仍将持续；我方应尽速将所有武器和弹药运交『忠救军』，继续予以后勤支持！」

　　（注一）：反正的伪军，在中央的命令和戴先生的感召之下，竭诚奉行维持治安，防制共军乘机窃据的任务，颇为得力。其中如淮阴的潘干丞部和宁波的谢文达部，均曾与共军作战，牺牲重大；潘且壮烈成仁。（潘干丞，浙江嵊县人，东北讲武堂四期毕业，原为东北军某部参谋长，抗战时参加伪军为廿师师长，率五千人驻淮阴。反正后，受命为徐淮先遣军第一路司令。年四十七）沁阳的李端章部、东莞的陈孝强部、豫北的李英部，都能尽力抗拒共军的滋扰。可惜中央主管部门若干人士，以及各战区的部分国军，对向我归诚反正接受我赋予任务的伪军，尚存歧视。以致配合运用未能一致；甚至不发粮饷，摧残迫害。如雷州的符永茂、东江的李潮被惨杀；许昌的李雨霖被活埋；广州招桂章、顺德的李辅群、被扣押；都对中央的威信，有很大影响。而共党复乘机诱惑，以致引起一般伪军的疑惧不安。当时共党阴谋窃国，天下未定，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却在美国调处政治协商的前提下，不为人所重视。戴先生多年心血，徒呼负负。等到后来戴先生殉职，周佛海被判刑以后，大部分伪军都去投靠共军，益发增加了共军的兵力声势，以及调处协商的困扰。
　　（注二）：提到「忠救军」向地方暂借给养的事，这在当时，实有必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敌后发展游击，全靠群众支持，群众所讲求的是顺逆，所希望的是名义。如果仅为敌我之争，壁垒分明，还容易办；但当时除了日敌以外，还有依靠日敌的伪军，还有表面上是抗日友军，而暗蓄敌意的共军。因此，争取和掌握群众，除了政治号召以外，必需随时随地接受效顺，予以收编，给予番号。无法每一件事都事先呈准，每一个队员都先有编制员额和薪饷服装。如太刻板拘执，反而予共军可乘之机。所以，有些事，必需当机立断，先就地设法解决，然后再呈报军委会。戴先生惟恐人多复杂，或有少数人言辞态度启人误会，遭人反感，所以通电警戒。

「志超兄并转本军诸同志钧鉴：
　　笠因在渝事多，致不能多赴前方，与我「忠救军」全体同志见面商谈，但方寸之间，无时不想念到本军之一切也。
　　当此胜利在望，而吾人之工作倍形困难之时；吾人应如何上下团结，一德一心，加强组训，整饬纪律；以求本军力量之坚强，并与民众密切合作，以打倒敌寇，铲除奸伪；此为我全体同志急须切实检讨急起直追者也。故在当前情势之下，本军必须严密组织，着重训练。在人事方面，必须注意战功，注意其人之品德，而后注意其学识与能力。有功者必予升迁，必予奖励；有罪者必予严惩，有过者必予训戒。振作人心，鼓励士气。对经济方面，在本军今日之情形，节流重于开源，紧缩重于增加。对无用之组织，不必讲求表面，必须实行紧缩；对无用之人员，应即详行考核，切实予以裁汰。各团士兵之缺额，应多方设法补充，随时随地实施训练。对全体官兵之生活，应多发给实物，力求其营养之增进。而各级干部，尤须涓滴归公，力行节约；并须与士兵共甘苦。对眷属随身的官兵，应尽量裁遣；对在前方结婚之官兵，务必严行惩处，减少拖累，增加力量，此为本军当前迫不及待急须切实解决之问题也。
　　姑息足以败事，顾虑太多，亦足以败事；万希本军各级干部同志时刻念着领袖在八一三之后付与吾人之使命。敌寇不除，是吾人之耻，如京沪克服，不是本军之冲锋陷阵，首先进入者，即是吾人之失职。吾人必无以对领袖与先烈。吾人欲达此目的，当然需要与盟友合作，当然需要运用一切力量。但吾人本身如不健强，如无力量；则合作与运用，均无补益也。
　　目下时机已迫，稍纵即逝；本军实为东南抗战之主力。吾人应以剑及履及之精神，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凡参加本军工作者，吾人终要求其能尽忠职守，勇敢善战，即一士兵一伙夫，我各级干部，亦须随时注意考核，据实呈报总部，总部必须一面详行注记，一面查明奖励。至于扰民之事，应严格制止，彻底调查。擅取民物者与强奸妇女者及任意拉夫者，必须查明立即军法从事；并须广事宣传。本军如不能遵此意盲，切实做到，则革命之部队，将为民众必须打倒之对象矣。吾人有何力量可达成杀敌除奸之任务乎？
　　笠因与我全体同志成败与共，死生相同；因关系之密切，不得不掬诚以奉告。临颖神驰，极望我全体官兵同志努力自爱，自强不息，以达成吾人神圣抗战之使命。」

　　注：卅七年二月，该部在淄川和共匪血战。因弹尽援绝，总队长黄锡畴、副总队长李培来，大队长刘明礼、孙效明等三千人，全部壮烈成仁。

　　「在过去数年内，美国海军部派遣驻华组，在中国各地与华军合作，多方协助美太平洋舰队，攻击敌海军和所占领的岛屿，最后直捣日本本土，贡献极大。该项事实，为此次联合国作战，军事活动中保守最严的一项秘密。现在在华日军已逐步投阵，中国政府和美海军部，认为时机成熟；上项事实可予公布。因为现在日军已经缴械，在敌后秘密工作的中美人员，可无性命之忧；而他们的家属，对他们数年来英勇杀敌的事实表现，可以引为荣誉。
　　该项工作的成就，令人惊奇；此实由于中美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和均有击败共同敌人的决心，所以友谊实为中美合作的基础，也为其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力量的玄秘。
　　美海军因为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在戴局长雨农和梅乐斯少将的精诚合作下，自成立到今日，完全以促进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为目标，努力打击敌人。就其密切合作的程度而言。「中美所」实为此次联合国作战期间中的各严密组织，能不受语言障碍，而始终融洽无间的惟一的机构。
　　中美人员，同食同处，共作共息，并肩作战，甘苦与共；他们深知其所负职责的重要，他们所供应的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北自戈壁沙漠，南至越南边界，「中美所」在各地设立气象、交通、情报等组织；大部活动，以南北战场敌军后方和中国沿海地区为重心。「中美所」的美籍官兵，他们很习惯的化装华人，在华人的向导和暗中护卫之下，能随时随地往返敌军阵地。
　　「中美所」的气象测候和其他工作人员，均携有无线电机，将情报传达中美合作总部；予以研究分析后，直接电达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和散布海上的美空军、舰队，以及潜艇收音台，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时，即全靠该项气象报告和军事情报。尤以美航空母舰准备空袭日本本土和台湾时，因气候变动不常；即系完全仰赖此项情报，为其活动指南。
　　「中美所」在中国沿海岸地区侦察人员，对美潜艇队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也有贡献。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的确实，报告总部。美潜艇根据此项报告，能按时出击，在预知的地点将敌船击沉。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密切联络，对美海军的贡献极大。「中美所」将所获得的情报，迅速提送十四航空队，作轰炸的依据。一九四四年秋，敌军进攻桂林时，十四航空队因为地形的关系，对敌军的行动难予侦察；「中美所」的麦加飞上尉，即空降于华军阵地的前方，在距离数百码地点，设立陆空无线电联络，受伤不退，支持凡十九日之久；十四航空队得以痛炸敌军，获得辉煌战果，麦加飞上尉因此获得美陆军铜星勋章。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队在合作布雷方面也很有成就，「中美所」的人员，派遣空中摄影判读组，判读空中照相，供给情报，并派遣布雷专家，协同十四航空队的人员，从空中在中国沿海的航线、敌军占领的港湾和长江内河分布水雷。因此，敌军的航运常遭严重打击，运输被迫停顿；常需数周的扫雷工作，才能恢复交通。「中美所」的沿海侦察和布雷队最大的成功，为强迫敌军航运远离海岸，在深水内航驶，给予美潜艇大肆活动的更多机会。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队联合的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对美海军与敌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决战，有极大的贡献。一九四四年十月菲岛的雷伊泰海湾（LEYTE GULE）的海空大决战，日本航空舰队和特遣舰队分三路夹击，企图消灭美军登陆船团的情报，就是由「中美所」供给；美舰队乃得事先加以防范，而免遭危难。
　　中国的游击队，除保护美军共同作战外；并接受美方的现代战术训练和新武器装备，组成以营为单位的游击队和行动爆破队。在中美双方密切合作下，从事对敌军的突击和破坏。美方的员兵，也参加前线的任务，使敌人的铁道交通和军储仓库，经常遭受很大损失。因此，「中美所」的游击队和爆破队，在蒋委员长及其美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指挥之下，担负各种可靠而有效的任务。中国战争的初期，中国游击部队因为缺乏器械，在作战时的死亡率，常三倍于日军。自中美合作以未，日军的伤亡逐渐增加；一九四四年以后，「中美所」平均每月毙伤日军约两千人，毙敌三人，华方仅损失一人。
　　「中美所」人员用以歼敌的战术，大多为埋伏、突击、截杀和偷袭；常乘敌军在乡野地区行动之时，随机应变，予以歼灭。因此，敌军每因困守碉堡，常至粮秣断绝，被迫以大军出击，而被游击队伏击和兜截围剿，蒙受巨大损失。
　　因为不断的爆破公路、铁道、桥梁、河运，使敌人的交通常受阻挠；因为不断的炸毁工厂、堆栈、仓库、军营，使敌军的后勤供应，大受影响。敌军船只在停泊时，既易被我轰炸，行驶也常遭袭击；甚至在其严密防范的港埠口，「中美所」人员也能潜入加以炸毁。如一九四五年春，即曾将停靠厦门港内的三千吨货轮炸毁。此外，在长江、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中美所」人员也以其他爆炸方法，有效的破坏敌军的运输补给。
　　最近，因「中美所」在沿海各地的不断活动，敌军被迫撤退。福州和温州的收复，「中美所」也有所贡献。
　　为防止敌伪混入内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防奸防谍的工作。美海军部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烟酒侦察局的协助，派遣专家来华，训练中国的防奸防谍人员，进展神速。「中美所」的人员，所以能在敌后工作而未遭暴露，以及中美合作数年的成就，在今日来公诸报端前为人所不知，即为保密防谍工作达到高效能的明证。
　　此外，美海军部还派遣优良的军医人员和药品来华，除供应中美合作人员的医药需要外，并设立门诊，协助医治平民。此项工作，在中国医务极为缺乏时期，最有意义。在敌军占领区的最前线，「中美所」也秘密设立小规模的医药单位，随时医治受伤的工作人员，因此死伤极少。同时因为讲究严密的防疫卫生，所以纵或在传染病区内工作，而感染的也极少；员兵的健康百分比，远在其他作战部队之上，而「中美所」单位附近的居民，也获益不少。
　　「中美所」的人员，对于美海军于陆地空军的驾驶和轰炸人员的救护，尽力与其他救护单位取得密切联系。截至七月一日止，「中美所」人员已经救起被敌击落或被迫降落的中美飞行人员卅人，轰炸和航行员四十六人，以及随军记者贝尔一人。当贝尔被救后，其惊喜状态诚难形容；而其亲身经历的在海天异域绝处逢生的战场奇遇，当然使其对「中美所」的真实成就，有了新的认识；然而匆匆一瞥，又何能尽其万一！」

　　（注一）：梅乐斯将军在重庆招待记者的谈话，内容与美海军发表的新闻稿相似，故不重复。

　　「关于外间所传戴将军的谣言，我听到最多。以三年余我与戴将军的朝夕相处，对他最了解：外面谣传戴将军是走私专家，这是种肤浅的看法，同时也是种误解。中国单独抗战八年之久，海口大都被封闭，外间物资无法进口，后方的工业，无法供应人民的需要，而人民仍需吃饭，所以中国政府在财政部之下设立有货运管埋局，将沦陷地区的物资如布匹棉纱等，设法内运，交由政府机关作合理的分配，用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供应人民生活需要，因为只有戴将军和军统局的组织能顺利进出敌前敌后，能达成此经济作战的目的，所以交由他兼办。戴将军是货运局的局长，是政府的官员，在他的职责之内做报效国家协助抗战的事；究竟是否为走私专家？还是一个富有魄力的爱国者？相信各位自能判断！
　　但是，据我所知，戴将军不但不是走私专家，而且还是缉私专家，他兼任财政部的缉私署长，在全国各地组织强有力的机构，专门防止奸商私运口红丝袜等奢侈品进口。数年前轰动全国的枪毙林世良案，即系戴将军检举非法铁面无私的例证。当时，缅甸危急，中国政府为了抢运军火进口，动员所有卡车，运输战略物资；而林世良却和仰光商人勾结私运货物图利。被戴将军的部属查明扣留，呈送政府法办。戴将军尽力禁止奸商非法发国难财，其不受人欢迎乃意中之事。
　　至于外间传说戴将军吸鸦片烟并且贩毒，更属无稽。兹举一例，三年前，当本人兼任战略局远东总代表时，因为战略局在缅甸的工作，需要鸦片与当地的土蕃交往；曾经要求戴将军设法购运鸦片一百两交本人送缅甸应用。戴将军当时答覆：『中国政府已明令禁止毒品以任何方式买卖和运输，违反政府法令的事，虽有助于你我的工作，请恕我不能应命』。戴将军是否贩卖毒品，各位当可自知。我与戴将军朝夕相处达三年之久，从未见他燃过一支香烟；他的同志随时可以去见他，根本没有吸烟的习惯，更谈不上抽鸦片。
　　外面还有人谣传戴将军负建一处集中营，将其政治上的敌人自行禁闭，经常施以苦刑。不错，是有集中营，我想在战时，任何国家为了暂时拘留违害国家安全的敌人和间谍，或者政治上的战俘，都有类似组织。这个集中营设在贵州省的息烽，本人虽未亲往参观，但中美所的美方人员，曾有多人亲见详情，在那边所集中看管的，均系政府交办。而非凭戴将军个人的决定。集中营中生活非常舒适，有合作社。南京伪政权的某要员的母亲也安置在内，戴将军待他很好，偶尔生病，总是派中美所的美方海军医官亲自赶去诊治；后来因为年事过高，久病不愈而去世，那位海军医官还在场为之证明。
　　外面还有人谣传戴将军经常拥有若干女人。据我三年来和他相处，日则同食，夜则同屋而住，自由出入他的处所，不必事先安排和通报，有如家人和兄弟；但从未见他有任何女人。戴将军每日办公到深夜二、三时才就寝，早上六时即起床，并无时间作私人活动。
　　总之，三年来，我与戴将军朝夕相处，极感愉快；仅以美国一句话，以描写我对他的印象：（HE IS A SWELL GUY）『他真是一位好到极点的人』。

　　（注一）魏德迈将军曾经要接管「中美所」，胜利后，对中美继续合作，反对甚力。他曾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合作；他说：「我们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彼此意见不同，但是他们不用武器」。等到后来他明了真相，才知道他错了；而在「魏德迈报告」中表示：「把别的国家看成美国，是许多美国人的错误」，「美国国务院顾问，乃是我们的敌人（中共）的一伙」。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因素是俄国。在战后，我们将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从此一战区取得情报资料，军统局是最能供给我们所需一切情报资料的机构。
　　我们战前利用海军武官在外国搜集情报资料的政策，已经不够，因为武官无法了解下层民众的事态。军统局的中国人，是一向跟我们合作最友善的人；在战后，我希望用我们的顾问性质的建议和通信设备，来交换他们的情报服务，并且已和戴将军取得口头协议」。

　　「戴雨农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员，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事实表现的正当人；但却反而被人基于一种正当法庭所决不接受的伪证，施以广泛的谴责；甚至被一些对事实真相不求甚解的人，要把他从政治上消灭」！

　　「中美所的成就，以及在我们之间的永恒友谊，不仅与我们一小部分人有关，而且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也有重大影响。中国经过了八年血战，从现在起，应该迈开大步致力建设，以恢复国家的元气，进步为现代化国家。但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落后甚多，仍然需要美国友好的援助。而且从世界形势来看，今后中美两大国的命运，自必有相互密切关系。
　　我与阁下，同甘共苦几年，我们对目前情势，都有相同了解，我深深相信，我们不但将继续珍重我们过去所共有的成就，而且也将继续为中美两国未来的福利而努力。
　　任何事业，在开创之初，国难与障碍，势所难免。然而，如果目的并不仅为少数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坚定的不屈的做去；那么所得的结果，不论目前价值如何，别人看法如何，最后总会真相大白，使曾经不相信和不了解的人，自然会相信了解！
　　我认为，现在我们还需要一种令人鼓舞安慰的步骤：以后的情势，需要我们继续保持最开明而最合作的精神」。

　　「查本局奉命主持逮捕汉奸，并调查汉奸之财产，现正待命分别移交各主管机关中，关于各汉奸之动产与不动产，如经查获，由吾人会同各有关机关暂行保管者，必须详细登记，绝不可有丝毫移动与侵占；借以保持吾人清白之家风，亦即明吾人之职责也。故对于现已查获之汉奸动产与不动产，限一星期内，必须逐件清点，详行注记。如有移动短少情事，必须彻底追究，各归原位；不得有丝毫隐匿与遗漏，万希切实照办。如有违背此命令而执行不详实者，一经发觉，必以军法裁判。」（注二）

　　（注一）戴先生殉职后，「军统局」一面将周佛海等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判，一面函致最高法院，说明周于抗战后期秘密反正，自效赎罪；以及胜利后接受军委会命令维持上海治安等事实，提供作为评定功罪的参考。结果，法院以为周系叛逆首要，其反正自效，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出发点为「投机苟免」；而且也未依照政府颁发「汉奸自首条例」，正式办理自首手续，所以仍判死刑。「军统局」为了维持策反信诺，为了不使已经反正的伪军感到惶惑不安，特再呈请国民政府蒋主席，依法赐予特赦。后经法院改为无期徒刑。周身体有病，本以为可以将功折罪；当他听说戴先生已殉职，自己也已被判重刑，难免愧悔交集，不久即病死狱中。
　　（注二）此系戴先生生前所遗留的最后手令。

　　「抗战胜利后，各方必疏于防范：而共匪必乘机而起，作全面叛变。为使我戡乱大军能机动灵活起来，交通的维护，是戡乱最重要的措施。务必尽全力来维护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我军统局所属各部队，对游击战经验较丰富，必要时和共匪展开游击战，必能胜任愉快；官兵对情报训练，也有相当基础，可以制服匪谍活动。希望加强训练，绵密准备，使能充实戡乱力量」。　　

　　（注一）民国卅五年三月，美「海军助华法案」才得向国会提出，参众两院海军委员会对协助我国的军舰，仅限于护航舰、驱逐舰等小型舰艇。箫勃仍在华府继续进行磋商，将派为驻华海军顾问团长的莫雷少将，也有自珍珠港来华访晤戴先生的准备，不幸戴先生殉职，战后继续合作的筹议进行，遂因人事全非而中止。「中美合作所」乃于民国卅五年七月结束。
　　（注二）戴先生殉职以后，军统局于当年八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一部分同志转入新成立的国防部的第二厅工作，一部分同志转入警界服务。其余或者复员还乡，或者转业其他事业。
　　（注三）交通警察的基本任务，为护路护矿，装备只有轻便武器而无重武器，由于任务的关系，分布全国。编训未及一月，即因匪乱加剧而提先开入驻地服勤，而扩大警察行动为绥靖作战，参与会战；直至担任大军撤退的掩护任务。由于大部分成员，都受过戴先生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熏陶，都具有革命主义的坚强信仰，所以组织强固，团结一致。同时，虽然只有轻武器装备，但大多数成员曾受过新的美式技能训练，都配备有美式新武器；所以战力强劲，士气高昂，是一支精锐的朝气蓬勃的部队，而且也是匪军感到最难应付和最痛恨的部队之一。交警与匪军作战大小一千三百余次，每次参加作战的兵力，有小至一班者，最大达到六个总队。作战的时间，最少数小时，最多长达数月。总计伤亡失踪的官兵达十余万人（包括不断补充者在内），使匪军蒙受的损失，也很严重。民国卅九年三月，交警总局结束；最后一任总局长马志超，副总局长为尚望，郭履洲。